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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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1947年4月回到朱拉島並繼續在島上艱苦度日，此前的1946年冬天他在倫敦度過。在那個異常寒冷的冬天，他患了嚴重的支氣管炎，讓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幾星期。前來坎奴伯利廣場的朋友看到他穿著睡衣和粗糙的浴袍，瘦得像骷髏一般，但仍不停打字。在最後一本文學筆記中，他記述了那種近乎瘋狂的強迫性工作衝動，那也促成了他的死：
幾乎沒有一天我沒有感覺我在虛度光陰，在拖延目前的工作，我的總產出少得可憐。即使在我一天工作十個小時寫一本書，或者一星期寫四五篇文章的階段，我仍從來永遠無法擺脫這種憂心忡忡的感覺，即我在浪費時間……剛寫完一本，我就開始——竟會在第二天——擔心起來，因為還沒有開始寫下一本。他說起過第二年冬天要去一個暖和的地方過冬，也計劃去國外旅行。他甚至想過去美國南部生活幾個月，目的是發現在一無所用、缺吃少穿的條件下感受如何——可以說是去喬治亞和阿拉巴馬州過窮困潦倒的日子：1947年11月，《觀察家報》的一位編輯建議他去非洲待3個月，報道肯尼亞花生種植計劃和南非選舉。但跟去勒克瑙的《先驅報》工作和報道西西里戰役的計劃一樣，糟糕的身體讓他再一次打了退堂鼓。
在朱拉島上，9月和10月他病得很厲害。到12月底，他已經瘦了20磅，而且似乎仍日益消瘦，一直感覺病得很厲害。他比以前更擔心會把已確診的肺結核病傳染給理查德，他盡可能讓那個孩子遠離他。1947年12月20日，他住進了東基爾布萊德的海爾麥爾茲醫院，在格拉斯哥南面大約20英里，此後在那裡住了7個月。阿芙利爾照料理查德，而奧威爾擔心孩子在他長期不在的情況下會忘了他，就在療養院附近為他們找了個地方住。
一個在那裡住過的病人描述了那間醫院及其提供的治療方法：「海爾麥爾茲佔地遼闊，海拔580英尺，設想是把療養院治病和培訓病人做室外工作的條件結合起來。那裡有個林木育苗場、一個種花出售的花園、豬、家禽和一群艾爾郡種奶牛，作為娛樂，還有一個高爾夫球練習場、槌球場和一個足球場……所行理論是在一個能呼吸到清潔鄉間空氣的地方（不管是陽光普照還是有著厚厚的積雪）休息，再加上豐盛和均衡的飲食，就是對肺結核病最有效的療法。」奧威爾住進了胸外科第三病房，被診斷為「兩側肺結核，一側有大的空洞性病灶，另一側有陰影」。[1]
他被安排於外科部主任布魯斯·迪克醫生（他身材魁梧，性情開朗外向，與病人關係密切，嗜飲）及其助手詹姆斯·威廉森的照料之下。因為奧威爾非常沉默寡言，威廉森醫生沒覺得他很有意思，不知道他的病人是位著名作家。醫生們直到戰後才瞭解吸煙的影響，甚至有些醫生認為吸煙引起的咳嗽有助於把痰咳出來。所以奧威爾被允許吸他那種濃烈的花束牌黑粗煙絲。威廉森醫生解釋奧威爾的病為纖維性、能引起發熱的消耗性疾病：「非常慢性，局限在他兩側肺的上部，主要在左肺。……痰裡有結核菌，那意味著他會傳染給別人……他之前從未病得很厲害，沒有出現過很嚴重的消瘦或夜裡出汗很厲害。但他大概幾乎已經忘了完全健康是什麼感覺……他的肺部會像皮革那樣很有韌性。人們患上慢性纖維性結核病仍會存活較長時間……他身患肺結核還活了很多年。」奧威爾一直忽視或者不相信自己有病，但到這時，他的健康已不可挽回地毀掉了。
治療方法（在托馬斯1924年出版的《魔山》中描寫過，當時仍採用）主要是一種隔膜擠壓法。它使膈神經癱瘓，然後使染病那側的肺萎陷，半年時間內令其不發揮功能，使空洞可以癒合。威廉森醫生解釋說：「把肌肉往兩邊撥，好露出神經，然後用一對鑷子掐它。病人會突然感到疼痛，隔膜往上跳，那樣它就會癱瘓3到6個月，直到神經恢復過來。隔膜癱瘓後，我們就往腹部泵氣，它因此被往上推，肺就萎陷了。」
奧威爾覺得隔膜擠壓法「疼得要命」，住院一周後他告訴格溫·奧肖內西：「他們先壓迫膈神經，我想膈神經是讓肺膨脹和收縮的，然後他們往隔膜裡注入空氣，我理解那是為了把肺推到一個不正常位置，不讓它自動進行某種活動。每隔幾天都得往我的隔膜裡『補充』空氣。」儘管如果由一個行家操作，泵空氣時的針刺是不疼的，但醫生們還是注意到奧威爾反感泵空氣，最不願意做：「每次補充空氣時，他似乎都害怕，在手術台上很難放鬆。但他從不抱怨、抽氣或喊叫，我們都讚賞他的自制力。」[2]
病情似乎略微好轉時，奧威爾也將治療情況及時通知朋友們。他給伍德考克寫信說自從住進醫院後，他有點感覺沒那麼像是快死了。由於受到醫生的鼓勵，為了讓沃伯格放心，他說自己的病不危險，治療進行得很順利。然而他知道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契訶夫和D.H.勞倫斯全在44歲時辭世，他承認肺結核注定遲早會要他的命。1948年6月25日，他悲哀地告訴鮑威爾：「今天是我的生日——45歲，真可怕啊。我又裝上了幾顆假牙，而且自從到這裡後，頭上多了不少白髮。」在他生日前夕的私人日記中，他放下堅毅的假面，把自己形容成一個垮掉的老頭，那是對《一九八四》中被折磨後的溫斯頓·史密斯預先做了描寫：「腿上一直感覺虛弱，膝蓋疼痛。僵硬感發展成腰背部及下方的疼痛。胸口差不多總發悶。早上幾乎覺得站不起來。一看不到太陽就覺得冷。胃部有受風感……眼裡總流淚。」[3]
2月1日，迪克醫生告訴奧威爾有種名為鏈黴素的昂貴但是效果驚人的新藥，發現於1944年，但在英國還買不到。戴維·阿斯特很快就從美國找來這種藥。2月20日前後，奧威爾就開始第一個療程，每天注射一克，連續50天。不幸的是他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指甲碎裂，掉頭髮，一塊塊變白，臉部皮膚掉屑，背部出疹，喉嚨一直疼得難以吞嚥，喉部潰瘍，嘴裡起水泡，水泡爆裂並且流血，早上起床時嘴唇被干了的血粘在一起。儘管那種藥有助於使其肺部病灶癒合，但他還是不得不停止注射。醫生們由於不熟悉那種療法，不知道減少劑量就可以避免副作用，而他也能被治好。奧威爾把剩下的那種貴重藥物給了另外兩位病人，他們被治癒了。
戴維·阿斯特、理查德·裡斯和比爾·鄧恩去海爾麥爾茲療養院看望過奧威爾，弗雷德裡克·沃伯格在他剛開始鏈黴素治療時也去看望過他。他說：「我走進病房時，看到（奧威爾）直直地坐在床上，穿著件襯衫。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那既表示歡迎，也給人以冷淡的感覺。他告訴我他覺得鏈黴素可能對他起了一點好作用，但注射時極疼，而且他覺得太頻繁了。他給我看了他的胳膊，上面有無數針眼。」當奧威爾病情開始好轉時，他也跟另外一個病人相談甚歡，那個病人為鄧迪市的湯姆遜報業王國工作，並為男孩看的週刊《急性子》撰寫比利·邦特[4]式故事。威廉森醫生安排他們一起住，兩人相處得很好。
出於醫療目的，奧威爾的右手必須打上石膏，由此引起了一個傳言，說那裡的醫生採取極端措施阻止他寫作。據那本關於該間醫院的史志記載，醫院醫護人員堅持病人身心上完全休息，並沒收了他的打字機。奧威爾繼續用圓珠筆寫作時，他們把他的手臂打上了石膏。「醫護人員有決定權。有了看似有理的理由，他寫字的手臂被打上石膏無法活動，長達幾周……奧威爾的打字機在1948年5月被發還。他在海爾麥爾茲療養院餘下的時間裡寫作，在院內散步和打槌球……（別人記憶中的他）是個寡言、客氣的人，對痛楚和不適表現得堅忍。」威廉森醫生肯定地說這一說法不確。在住院頭幾個月中，他過於虛弱而無力工作。他一旦身體好轉，就被允許寫作（「沒理由阻止他」）。他患了肺結核病，體重下降，發高燒，忍受劇痛，右臂打了石膏，臥床不起，無力打字，但受其內心衝動驅使，他繼續寫作。
奧威爾於1948年7月28日出院後，又回到朱拉島過起那種艱苦生活。8月時，他告訴邁克爾·梅耶他只能下床半天，做不了任何需要花氣力的工作，不得不至少再過一年時間病人般的生活。照顧他的阿芙利爾認為他如果進入一間療養院，而不是努力過正常人生活，他大概能康復。他在9月中旬回到東基爾布萊德檢查身體，正好趕上該市舉辦一個貿易會。法弗爾寫道，他「從一間客滿的旅店跋涉到另一間，腳穿沉重的皮靴，手提一個裝滿所購物品的手提箱，直到完全病倒和筋疲力盡時，才找到一個床位」。這次傷身體的旅行導致舊病復發，又令他臥床不起。10月時他告訴阿斯特：「我現在身體好了一點，但兩周左右以來感覺很虛弱。滑稽的是這次是從我回到海爾麥爾茲檢查開始的。」[5]
奧威爾意識到死亡正在逼近，這更強化了他的情感，提高了他的表達力。一回到朱拉島，他就繼續寫作《一九八四》。他對莉迪亞·傑克遜解釋說9月底他舊病復發時（這時的警告性病兆無可置疑），他本該注意自己的身體，但「不得不寫作這本寫得很不順利的書」。他在11月完成了最後一稿，但發現太難辨認而無法寄給一個打字員打出來。他急需通過摩爾、沃伯格和阿斯特的幫助找到一個願意從倫敦、愛丁堡或格拉斯哥來到朱拉島的女士。轉租了他在坎奴伯利廣場的公寓，偶爾也為他工作的米蘭達·伍德和他在《論壇報》的朋友薩莉·麥克尤恩都無法前來。雖然做了很大努力，還是找不到誰願意來朱拉島幫助一位著名作家處理他非凡的手稿——甚至報酬為當時水平的兩三倍也找不到。
疲憊的奧威爾急於繼續工作，並且在和時間競賽，就決定自己打。索妮亞·布勞內爾曾說：「喬治完全明白他可以來倫敦找到一個能幹的秘書，但在他看來，離開朱拉島不合適。那會意味著他對自己的整體觀念將有一個劇變，他不願面對。」他從未承認他是個永遠無望康復的病人，虛弱得不適於在朱拉島住，而且那裡的整套生活方式都是無視危險的。她又說：「另外，他一輩子都忽視他的疾病，以至於發展到了太嚴重的程度，到那時他就像一貫所做的那樣，再去臥床休息等待康復，也許他認為這次也能康復，也許他只是拒絕去想。」法弗爾解釋說儘管奧威爾病得厲害，但還是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後一份15萬字的打字稿，「然後最後一次垮掉，再也沒能康復」。創作《一九八四》實際上要了奧威爾的命，而相應的，這部小說中關於未來的幻象是可怕的。
臨近1948年聖誕節時，他最後一次離開了寒冷刺骨的朱拉島。去碼頭的路上，在早早降下的冬日暮色中，他們乘坐的小汽車陷到了泥濘的、坑坑窪窪的路上。比爾·鄧恩拖著假腿腳步蹣跚地回去找人幫忙，奧威爾則坐在車內唸書給理查德聽。1月份時，他為時已晚地向裡斯承認道：「我想按我在1946年租下時計劃的，只在那裡度夏會更明智。」[6]冬天對他而言，總是個危險的季節。1949年1月9日，在住進海爾麥爾茲療養院後一年，他住進了科茨沃爾德療養院，一年後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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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這部奧威爾最後也是付出最多努力的作品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對其構思多年：在倫敦被轟炸期間，在戰後德國之行中，在隨筆和書評中，還有在跟庫斯勒的交談中——後者曾親歷政治鎮壓。在《上來透口氣》中，他就警告過英國處於威脅之下，他在1944年也提到英國人幾乎想像不到「那種真正極權主義的氛圍，在此氛圍下，國家竭力控制人們的話語及思想」。他最後一部也是反烏托邦的小說著意揭示了極權主義思想的危險。《一九八四》是部有感而作的反對極權主義的作品，總結了他一生對於政治的思考，也很具有個人化特點，富於想像力，具有創造性，寫得淒涼而且悲慘。
故事發生在有可能出現的最糟糕情況下的英國，關於溫斯頓·史密斯這一歐洲最後一個在思考的人。英國遭到了原子彈的破壞，仍處於戰爭之下，此時的名稱為第一空域，是個污穢、衰敗的大洋國前哨基地，而大洋國是個疆土遼闊的極權主義國家，包括北美和原英國殖民地。世界被分成三個權力區——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由獨裁寡頭統治。三國都擁有核武器，在跟別國進行持久的常規戰爭。溫斯頓是個受過教育的官僚，屬於選拔出來的外黨。奧布蘭是審訊他的人，屬於更具精英特點的內黨，他代表蛻化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獨裁，以換取非凡權力及特權。溫斯頓與茱莉婭的戀情顯示了訓練有素的黨員與低人一等、奴隸般的群眾[7]之大多數的區別。在他道德覺悟達到最高點時，卻被逮捕、關押、折磨和洗腦。
《一九八四》打破了虛構作品的常規，熔虛構、諷刺、現實主義及仿作（包括偽造文件）於一爐。在威爾斯的科幻故事中，主人公被以某種幻想的方式帶到一個遙遠的時間或地方，遇到一個強者向他解釋了那個社會的情況，最後他要麼回到原來的世界，要麼與新世界的狀況做鬥爭。奧威爾的小說情節諷刺性地顛覆了威爾斯式套路。溫斯頓和茱莉婭存在於未來，他們努力逃入過去的氛圍中，卻被無情地抓回未來。邪惡的奧布蘭——奧威爾以其名字影射了天主教會的專制權力——既讓溫斯頓開了竅，又讓他終究難免一死。他獲得的知識具有毀滅性，逃無可逃。
奧威爾把納粹德國和極權俄羅斯的政治恐怖與20世紀40年代的倫敦相結合。儘管此城市放眼只剩一片瓦礫，其空中輪廓線卻被四幢巨型大廈所主宰，即真理部、仁愛部、和平部和富足部。奧威爾對生活狀況的描寫接近戰時及戰後新當選的工黨政府治理下的英國。比起他完成小說時的1948年，戰時在英國還有更多吃的。麵包在1946年6月首次實行配給，當時，本來要運往英國的小麥被改運到德國讓戰敗的德國人吃。
跟溫斯頓一樣，奧威爾也難以找到「某些非常稀缺的東西」，如梳子或者一罐鞋油，他在1948年10月總結道：「從物質上說，一般英國人跟三年前比起來大概過得更糟糕了。住房條件極差，食物雖然不是真的不夠，但單調得難以忍受。香煙、啤酒和像蔬菜那樣不實行配給的食物價格高得離譜，衣料配給越來越緊張。」小說中的溫斯頓哀歎道：「房子搖搖欲垮，麵包黑乎乎的，茶葉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嘗起來像是髒東西，香煙供應不足……缺乏舒適感，到處是灰塵，物資不足，冗長的冬季，黏糊糊的襪子，從來不開的電梯，冰涼的水，粗製肥皂，散落開來的香煙，出奇難吃的食物，人們會對此心生厭惡之感。」[8]
奧威爾混合了時事，以創造出一種紀錄片式的現實感，這部小說的力量則來自現實主義地利用一些熟悉的材料，並非來自對未來的臆測。戰時，奧威爾驚駭於「德國潛艇艇長不聽警告用魚雷擊沉客船，而且用機槍掃射倖存者」的做法。在小說開始，溫斯頓觀看了一部關於擊沉一艘難民船的新聞紀錄片。啟發他描寫小說中的新聞紀錄片的具體事件發生於1940年9月27日，當時「貝拿勒斯市」號被德國魚雷擊中並沉沒在離岸600英里的大西洋中，船上載著前往加拿大的90名兒童及90名陪同人員。將近300名乘客和船員喪生，只有7名兒童倖存。小說中，新聞紀錄片播放的是那艘船在地中海被直升機轟炸，而不是在大西洋上被魚雷擊中，但兩次事件中，客船都毫無自衛能力，兒童是主要的受害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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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通通、衣著破舊、年齡為39歲的溫斯頓·史密斯是奧威爾最後也是最令人心酸的自畫像。他被一股陰風和捲著砂土的旋風追著進入勝利大廈後（門廳裡有股煮捲心菜味），我們有了種熟悉之感。像戈登·科姆斯托克那樣，他清點自己僅剩的幾根香煙；他在遍佈彈坑和瓦礫的環境中生活，那也是喬治·保靈對一切被毀後的想像。奧威爾在之前書中的寫作主題——社會不公、性壓抑和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時的懼外——變成了壁壘分明的階級體系、性問題上的清教徒主義和與大洋國的持久戰爭。就像奧威爾誇大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來創造他小說中的背景和氛圍那樣，他也把自己早期筆下主人公的一些極端性格賦予了溫斯頓：孤獨、負罪感、身體上的孱弱、性受挫感、與社會疏離、對精神和道德正直的渴望。科姆斯托克和保靈被迫與平庸生活妥協，而溫斯頓則被灌輸觀念、監視和折磨。
溫斯頓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中期（如奧威爾的養子），在50年代的幾次清洗中失去父母和妹妹，他是新國家的產物。小說一開頭，他對社會本質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開始有了懷疑，而他捕捉過去真實感覺的企圖不僅揭示了他岌岌可危的處境，而且撐起了整部書。他的回憶不是關於預備學校的，而是關於一個兒童營（他在那裡被灌輸黨的意識形態）；他未曾對其家庭產生勢利的羞恥感，而是為自己未被餓死和消滅感到羞恥；他妻子凱瑟琳的性冷淡被黨認為是正常的，而他自己的慾望卻被認為不正常而且非法。
跟戈登·科姆斯托克一樣，溫斯頓也在他寫的東西中表達了憂慮，那在當時是種危險行為，被視為「思想罪」和「自活」加以禁止。工作中，他改動過去的檔案以使其符合黨的現行政策，私下則在一本老日記本的米色直紋紙上用老式鋼筆和墨水書寫。第一種書寫（就像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所做的）是機械性和累人的，第二種（就像奧威爾自己具有創造性的寫作）能使他在心理上得以解脫，但也喚起了令其不安的回憶及夢境。第一種是以「新話」系統地撒謊，第二種是熱誠地以「舊話」尋找真相。奧威爾將溫斯頓工作時所需的不動腦筋和官僚性態度與其面對白紙時的恐慌感、他的拙劣筆跡以及當他開始為自己而寫時思想及感情上的困擾做了對比。溫斯頓的工作迫使他練習「雙重思想」，即同時擁有兩種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意見。他不得不相信他在更正錯誤，但也知道自己在偽造信息，每種任務都迫使他找到一個貌似可信的公式以掩蓋真相。溫斯頓被體制操縱，但作為一個外黨知識分子，他也是操縱他人之體制的一部分。
在日記中，溫斯頓再次體驗了過去，補償了內疚感。在其努力寫作而喚起的夢中，他重新掌握了過去的價值觀。溫斯頓模模糊糊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他母親犧牲自己讓他得以活下去，他接受了內疚感，領悟了正常的人際關係。此時的他意識到她的死「是悲劇性的，令人悲痛，而這在如今已是不可能。他認識到悲劇只屬於遙遠的舊時代，在那個時代仍存在隱私權、愛和友誼，家庭成員相互支持，不需要知道為什麼……今天有恐懼、仇恨和痛苦，然而情感失去了高尚性，沒有深沉或複雜的悲哀」。
溫斯頓首次開始寫日記時，因為想到他沒有現在或未來的讀者而令他思路阻塞，但寫日記本身成了為保持理智並把那種人類傳統繼續下去的勇敢行為。儘管這部小說以第三人稱寫成，人物臉譜化和具有政治背景，但它仍經常奏出一種個人化的呼籲音符。溫斯頓的問候——「致未來或過去，致思想是自由的時代」——聽上去像是奧威爾的最後願望和遺囑。
跟奧威爾自己一樣，溫斯頓也覺得他的性生活結束了，所以遇到茱莉婭（就像奧威爾遇到第二任妻子索妮亞一樣）令他極為興奮。他思考後認識到「帶來歡娛的性行為就是反抗，慾望是思想罪」，而茱莉婭讓他對愛和性行為的嚮往得到滿足。情人進行反抗的根本原因在《如此歡樂童年》中得到過解釋：「在一個強者主宰的世界上，弱者（必須）打破規則，否則就完蛋……弱者有權為自己建立一套不同的規則。」[10]
茱莉婭和溫斯頓在性格及態度上相去甚遠。茱莉婭果斷、自信十足、講究實際、具有豐富的性經驗，不掩飾對智勝當權者的得意。跟溫斯頓人到中年、身體不好和提心吊膽形成對比的是，她年輕而且心理素質好；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既關心自己的未來，也同樣關心人類的未來；而她是個現實主義者，熱心於為自己得到能夠得到的。因為比溫斯頓年輕很多，她不記得以前的情形很不一樣。她足智多謀，願意冒險。她安排他們的約會，能弄到咖啡及糖，敢買口紅，還夢想擁有一套女裝和一雙高跟鞋。茱莉婭接受了不可能有社會變革這種想法，也學會通過規避規則而不是向其挑戰來享受生活：「凡是針對黨的有組織反抗都注定以失敗告終，而且是愚蠢之舉。聰明的做法是違反規定，同時也保住腦袋。」她在公開場合跟人們一起呼喊，私下則偷偷享受短暫的快樂。溫斯頓在預見到他們劫數已定時說「我們是死人」，她沒有反駁他，而是提醒他「我們還沒死呢」，勸他能享受且享受她的美貌和身體。
溫斯頓對體制的仇恨令茱莉婭有同感，但她的輕蔑用語令他震驚。在長期壓抑的溫斯頓眼裡，她公然表現出的淫蕩和俗氣似乎符合人性。但從某方面說，茱莉婭是那種典型的體格健壯的完美女孩，再穿上校服，束上作為青少年反性同盟標誌的飾帶就齊全了。溫斯頓大聲給她念戈斯坦因那本書時，她竟睡著了（這說明奧威爾意識到很多讀者會跳過小說的那部分）。但她宣稱戰爭是完全虛構出來的，顯示她比溫斯頓目光敏銳得多，而且對黨的宣傳更為抵制。茱莉婭通過遵循其享樂主義準則，同樣獲得了溫斯頓的政治洞察力。
首次幽會時，溫斯頓遲疑而且靦腆，但當茱莉婭令他放心地說她濫交和墮落，很喜歡性事本身時，他在性和政治方面的感覺都被喚了起來。那「是他最想聽到的，不僅愛某個人，而且是那種動物本能，那種簡單的、人人皆存的慾望，那是一種能將黨摧毀於無形的力量」。茱莉婭的情事就像溫斯頓寫日記一樣，是種反叛行為，而溫斯頓的戀愛鼓勵他產生思想上的自信。他寫日記和對愛的渴望部分屬於被禁止的個人實現的渴望。
茱莉婭無道德意識、任性、敵視別的女人、自負和縱慾，被灌輸過某種思想但未曾受過教育，她也許表面上是個反面人物。但跟溫斯頓一樣，她也是個象徵性人物。她首次會面帶來巧克力時，那種氣味喚起了溫斯頓的一種不安的記憶。後來與茱莉婭共枕時，他醒後想起他偷了家中巧克力配給的那天，正是母親和妹妹失蹤的同一天。巧克力把茱莉婭跟他已失去的母愛聯繫了起來，有助於減輕他對母親之死的內疚感。茱莉婭代表那種本能感情的力量和愛之連貫性。
儘管茱莉婭在嚴格管教下長大，但使她充滿活力的性衝動將其與群眾聯繫了起來，那些群眾就是數目巨大的底層人民，他們活著就是為了工作、飲酒、賭博和生兒育女。黨員認為他們低人一等，但溫斯頓相信由於他們未曾蛻化，而且在黨之外，因此是未來的唯一希望所在。在牢房裡，他看到群眾罪犯表現得蔑視看守，而那些政治犯因為意識到自己將被懲罰而沉默著，而且懼怕不已。
溫斯頓對茱莉婭的愛讓他把群眾看作完整的人。那個晾曬衣物的群眾婦女代表他母親失蹤後他不再享有的母親養育之情。他意識到兩代以前的人肯定被個人間的忠誠所支配，群眾「不忠誠於一個黨、一個國家或者一種思想，他們互相忠誠……他們一直懷著原始的情感，而他卻需要通過自覺努力才能再次學到」。「群眾是人，」他告訴茱莉婭，「我們不是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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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小說中的群眾是最無知、最正派的，奧布蘭則是知識最淵博、最邪惡的——他是溫斯頓的折磨者、保護者、審訊者和朋友，是他組織對溫斯頓監視了七年，這時又監督他的再教育。他掌握了所有對抗黨的政治及社會性意見，但為了權力無視真理及道德。在小說的最後一部——它所受啟發部分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2]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大法官」一章，部分來自關於清洗運動的報道——溫斯頓和奧布蘭進行了一場不平等的智力較量。
奧威爾創造出了溫斯頓的思想狀態並通過強化《如此歡樂童年》中寫到的那種記憶，也創造出了折磨者與受害者之間反常的親近關係。在預備學校裡，他忍受寒冷、飢餓和困苦，回憶了與父母的痛苦分離、內疚和被排斥的感覺和曾確信自己是個百無一用的失敗者，他也被灌輸了社會等級森嚴的思想。他擔心被校長派出的大批密探監視，他們會報告他去糖果鋪的違紀行為。就像小時候的埃裡克·布萊爾，溫斯頓也得不到隱私權或親切的友誼，他孤獨到奧布蘭隨便瞟他一眼就成了件重要之事的地步。在那篇隨筆中，奧威爾厭惡地想起自己曾虛偽地想巴結專制的「甩動」；在《一九八四》中，奧布蘭被溫斯頓當作英雄來崇拜，後者被比作向一個有希望的學生提問並使其痛苦的教師。甚至被折磨時，溫斯頓也渴望得到奧布蘭的讚許，嬰兒似的貼緊他，疼痛停止後感激地望著他，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那種感情比友誼更為深厚，他們是至交」。就像溫斯頓在大洋國一樣，奧威爾在聖塞浦裡安學校體驗了「一種淒涼的寂寞和無助感……在一個邪惡至極的世界上」，他在其中無法遵守那些規則。兩個地方都被變化無常的大權在握者統治，而不是靠一套合理的法律。在這兩部作品中，中心人物都在反抗的願望和成為團體成員的渴求之間左右為難。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大法官一樣，奧布蘭也相信人們沒有能力管理自己，不配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溫斯頓辯稱所有人潛在都是好的，奧布蘭則持相反意見。他想擊垮受害者的精神，而不僅僅是處死他。溫斯頓意識到既無逃路，也不可能表現得像是個英雄。奧布蘭吹噓他會治癒溫斯頓，令其完美——或者真心同意2加2等於5。他甚至吹噓說黨已經改變了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因為「沒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孩子或者朋友了」。他盼望著未來，到那時性本能將被根除，「除了對黨的忠誠不會有別的忠誠……除了對老大哥的愛沒有別的愛」。[13]科學、文學或藝術將不會再有，除了因為勝利的虐待狂興奮沒有別的快樂。
奧威爾在海爾麥爾茲療養院痛苦不堪的經歷也影響了他筆下的折磨場景。他曾告訴戴維·阿斯特，在治療中，最難受的是當他們把一根棒從喉嚨伸進去看他的肺時：「疼得要命，也很讓人害怕。提到這件事時，他仍然心有餘悸。」虛構的折磨場景是根據對他的治療寫出來的，這似乎是清楚的。人為地使其肺部萎陷，令他胸部瘦而肚子脹，威廉森說那「不怎麼能喚起自尊」。奧威爾注射鏈黴素帶來嚴重後果後對自己的描述接近小說中寫的被折磨後的溫斯頓：「真正可怕的是他身體的消瘦程度。他的上身窄小得像骷髏一樣，腿部瘦縮得以至於膝部比大腿還粗……他脊椎的彎曲程度令人觸目驚心，他瘦削的肩膀向前，好保持有一個胸腔，只剩骨頭的脖子在頭顱的重量之下似乎要對折起來……他意識到自己的醜陋和不堪入目。」[14]
令人痛惜的是，當奧威爾創作其最複雜的作品，想利用自己全部藝術創造力使其達到完美時，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他不得不與時間競賽。如他於1948年10月在將書的最後一稿再次打出來時告訴沃伯格：「我認為這是個不錯的構思，但如果我不是在肺結核影響之下，本來能夠處理得更好一些。」如果有時間重寫，他會改掉一些不一致之處。例如儘管住房極其短缺，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外黨工作人員，他卻一個人居住——那強化了他的孤獨，也讓他得以寫顛覆性質的日記；在小說第一頁上，由於停電，他無法坐電梯，但當他一進入公寓，那張電屏就繼續監視他；溫斯頓的全部工作時間都在修改印刷品，我們卻從未看到任何人購買或閱讀書報。
奧威爾說他想「將世界向某個方向推動，改變人們將努力實現的那種社會的概念」。在關於狄更斯的論文中，他說「從他的每頁作品上，人們都能看出一種認識，即社會根子上某處有了毛病」，然而也能看出「完全缺少任何建設性意見」。[15]《一九八四》也缺少一種積極觀點，因為小說中的每個人到最後都背叛了別人：帕森斯的孩子背叛了父親，查林頓和後來的奧布蘭背叛了溫斯頓，溫斯頓又背叛了茱莉婭。
有幾位奧威爾的仰慕者評論這一缺陷來源於他對未來還有對自己的擔心。斯蒂文·朗西曼說奧威爾「對人類狀況感到憐憫，但對個體的人卻沒存多少憐憫之心」。小說家安格斯·威爾遜（Angus Wilson）說：「快樂感很少，對於什麼是錯的認識太多。他作品中的這點很讓人擔心。」有個問題是在那個極權主義國度中缺少意識形態：「黨追求權力完全是為了權力本身……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權力的目標就是權力。」[16]評論者注意到這部小說中各種風格糅合得不完美，特別批評最後一部中的虐待狂式的殘酷描寫。溫斯頓的受折磨沖淡了這部小說的諷刺才智，強調了其懦弱及背叛，暗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社會主義理想永遠不會成功。
最根本的是，奧威爾打破了使這部小說成型的兩種文學種類——現實主義和烏托邦虛構作品——的一些成規，有意使讀者期望落空。溫斯頓處於最悲慘的境況時，我們期望會出現某種轉折，以使他得到自由。儘管奧威爾式幽默在最後一章中曾微弱一現，那是我們得知溫斯頓每隔一周必須參加一次委員會會議來討論新話詞典第11版時（是另外一種折磨），但小說結尾是完全淒涼的。溫斯頓既未得救，也未得到獎賞，而是被變成一個幼稚者、懦夫和自憐自傷的酒徒。他對自己人生意義的領悟——即他只是從屬於一種對權力的極度渴望——與所有希望不相一致。他最後被擊敗，象徵的是雖然取勝卻被削弱的英國，它被強國超過並受其威脅。
作為一部政治寓言，《一九八四》取得了輝煌成功，並繼續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引起反響。它揭示了奧威爾敏銳的歷史感，也揭示了他以想像力對被以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名義迫害和處死的無數人懷有同情。蘇聯制度的垮台和極權主義政治下的恐怖上百次地證明了奧威爾是正確的。《一九八四》描寫人們被困於一個世界上，在那裡，獨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脫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這將其與弗朗茨·卡夫卡筆下可怕的寓言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17]對蘇聯勞改營的描寫聯繫了起來。
5
《一九八四》出版於冷戰期間的1949年6月8日，它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論。沃伯格是第一個讀者，他目光獨到的出版人報告提到它的施虐受虐狂特點和無以復加的悲觀主義，並提到溫斯頓和茱莉婭之間短暫的戀愛無非加強了後文的恐怖。朱利安·西蒙斯評論說這本書從根本上說，是關於權力和蛻化的，而奧威爾是「一個對觀念感興趣的小說家，對人際關係不感興趣」。奧威爾同意西蒙斯的意見，即此部小說中的過度渲染折磨場景成為其缺點。
1949年10月，O.阿斯·赫胥黎（他在伊頓公學教過奧威爾）給他寫了封語氣悲觀的長信稱讚了此書，提出書中寫的令人恐懼的行為注定將轉變為他自己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中寫到的洗腦，也表達了他對毀滅性核戰爭的擔心：
開始閱讀《一九八四》前，我不得不等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同意所有那些評論家所寫的，我不需要告訴你，但還是要說它寫得多麼好，多麼重要…… 《一九八四》中佔少數的統治者信奉的哲學是一種虐待狂，通過超越性慾並將其否定，這種虐待狂被發揮至合乎邏輯的結果。而實際上，極端暴力的統治能否無限期延續下去似乎尚存疑問。我自己的信念是居統治地位的寡頭將找到沒那麼難以執行和具有破壞性的方式來統治，從而滿足他們對權力的渴望，而這些方式將類似我在《美麗新世界》中描述的那些……到下一代時，我相信世界上的統治者會發現作為統治手段，跟大棒和監獄比起來，從小調教和麻醉催眠法更有效。通過使人們熱愛被奴役狀態，同樣能達到鞭笞和腳踢令其服從所能達到的效果，即對於權力的渴望完全得到滿足……這種轉變將會出現，那是覺得需要提高效率的結果。另外當然可能出現大型生物和原子戰——如果是這樣，我們還會做起另外的和幾乎難以想像的噩夢。許多重要的評論家都提到這部小說不可思議的力量在於總結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體驗。馬克·舒勒（Mark Shorer）在《紐約時報書評》週刊和萊昂內爾·屈瑞林（Lionel Trilling）在《紐約客》上發表了有影響力的書評，這實際上確保了它能在美國取得成功。舒勒稱之為「一部純粹的恐怖作品」，表達了奧威爾「在極權主義觀念面前道德和理性上的憤慨……我們這代人讀到的書中沒有另外哪部作品能讓我們更渴望自由或者說更如此徹底憎惡專制」。屈瑞林提到了奧威爾與過去文化的聯繫以及溫斯頓與其之間的割裂，並形容這部小說是本「深刻、可怕和絕對引人入勝的書」，寫到了「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在這本小說中，「權力本質通過權力能加諸他人身上的痛苦得到詮釋」。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認為《一九八四》「遠遠超過奧威爾的其他作品，而成為其最佳作品」，並把它定位於「世紀中葉出現的關於幻滅和烏托邦被背叛、令人悲傷」的作品之列。一位開明的德國人戈洛·曼在《法蘭克福評論報》上評論了此書。曼強調這本小說不僅抨擊了共產主義，而且對當時不僅出現在俄羅斯，還有在德國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現實危險性提出了警告。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曼特別提到書中的歷史真實主題，也提到獨裁者通過控制資料和毀掉歷史記錄以鞏固其地位的做法。
所有這些評論都稱讚了奧威爾的想像力和通過個人體驗表現複雜政治事件的能力。奧威爾向歐美那些贊同蘇聯制度的知識分子揭示了真相，在這點上，他比任何別的作家做得都多。共產黨書評者猛烈攻擊了此書。在《真理報》上，I.安尼西莫夫強調這本小說顯示了奧威爾「對人們的蔑視和詆毀性目的」。塞繆爾·西侖（Samuel Sillen）在美國的《大眾和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上以《每月一蛆》為題發表書評，貶斥它是「憤世嫉俗的胡扯八道……是對人類的誹謗」。詹姆斯·沃爾什（James Walsh）在《馬克思主義者季刊》（Maxist Quarterly）上也譴責奧威爾是「神經質的……對進步的一切都抱有令人壓抑的仇恨」。上述三人全聲稱因為奧威爾批評共產主義，他必定支持資本主義，而且因為他描述了人的蛻化，就一定鄙視普通人。這些攻擊讓奧威爾覺得他一定擊中了他們的痛處。那些共產黨報刊稱他為蛆、章魚、鬣狗和豬玀，他曾厭惡地告訴戴維·阿斯特：「他們好像很喜歡動物。」[18]
小說家勞倫斯·達雷爾（Larence Durrell）和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稱讚了奧威爾對極權主義壓迫行為的描寫。這部小說面世後不久，當時在駐貝爾格萊德英國使館工作的達雷爾寫信說：「我太喜歡您的新小說了。在思想上，它是您寫的最勇敢、最殘酷的書。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讀它是種難得的體驗，因為可以在周圍看到一切——那些我身邊熟人中的左翼分子不敢正視，然而一直存在的事實。」在他的《被禁錮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這部研究極權主義對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毀滅性影響的重要著作中，米沃什提到因為《一九八四》「既難得到，擁有也是危險的，所以只有『內黨』中的某些人知道這本書。通過洞察他們非常熟悉的細節，奧威爾令他們讀得入迷……連那些只是道聽途說知道奧威爾的人，也對一位從未在俄國生活過的作家竟對那裡的生活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感到驚奇」。[19]
1949年3月，奧威爾拒絕了美國每月讀書會的提議，即要他同意出版時刪去幾章（包括戈斯坦因那本書的節選和關於新話的附錄），那佔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他冒的是損失四萬美元的風險，在當時那是一大筆錢。但在4月份，他告訴理查德·裡斯：「那家讀書會不管怎麼樣還是選擇了我的小說，儘管我拒絕按照他們的要求修改。所以那說明了美德的報答就是美德本身，誠實是最好的做法，我忘了應該是哪條。」
《一九八四》在英國的首印數是2.65萬冊，而在美國的首印數是2萬冊，另加每月讀書會的頭兩次印數54萬冊。那本書當時賣得極好，以後也是。到1984年，英國的企鵝版此書仍一年銷售75萬冊，而美國一天就要銷售1000冊。5年後，《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一起以超過60種文字賣出了4000萬冊，奧威爾也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英國作家。奧威爾從未擁有過一套住宅或者一輛漂亮的小汽車，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每年所掙才大大超過一千英鎊，而一千鎊是他認為能過上寬裕生活所需的年收入。在他最後一部小說取得巨大成功後，這個資本主義的敵人不得不僱用了一位會計師，並把自己變成一個有限公司。
這部小說一直盛行不衰，使其與狄更斯的小說一樣，成為源遠流長的英語文化之一部分。奧威爾形容吉卜林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一位為我們的語言增添了詞彙的作家」。[20]同樣的話也適用於奧威爾身上。僅在《一九八四》中，他就創造出了生動的詞彙，如：「老大哥在看著你」「兩分鐘仇恨會」「思想罪」「表情罪」「雙重思想」「記憶洞」「蒸發」及「非人」等。這些詞高超地表達了生活在極權主義社會中的人們的想法及感覺。
這部小說產生巨大影響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奧威爾驚人準確的預言。從前的殖民地變成蛻化的寡頭政治及專制，而蘇聯經濟在20世紀後半葉遭到失敗，基礎設施衰敗、基本生活用品極為短缺已成為千萬人面對的現實問題。很多壓迫性政權將持不同政見者關進精神病院，並使反對他們的人「失蹤」。奧威爾也對戰後世界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做了準確預言（在小說中及其他地方）：家庭的崩潰，眾多無家可歸者，環境污染，砍伐森林，令人上癮的毒品，國際運動會（民族主義新的集中表現場所）上的狂熱和暴力，核擴散和超級大國之間持久的戰爭狀態，它們挑起不計其數的小衝突，但從不真正互相戰鬥。奧威爾的小說提醒人們警惕他所描述的極權主義世界成為現實的可能性。
[1] 《全集》，20.204（1949年，最後一本文學筆記）；J.B.皮克，《海爾麥爾茲的一張床》，《蘇格蘭人雜誌》，121期（1984年4月），第44頁；艾倫·坎普貝爾，《1904—1993年海爾麥爾茲醫院史》（蘇格蘭漢密爾頓版，拉納克郡健康委員會編，1994），第22頁。——原注
[2] 1998年11月17日在愛丁堡對詹姆斯·威廉森的採訪；威廉森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97—198頁；《全集》，19.247（1948年1月1日信件）；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詹姆斯·威廉森1983年9月12日致伯納德·克裡克的信。——原注
[3] 《全集》，19.394；《全集》，19.340（1948年5月21日日記）。——原注
[4] 當時《急性子》週刊上連載漫畫的主角。
[5] 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99頁；坎普貝爾，《1904—1993年海爾麥爾茲醫院史》，第22—23頁；對詹姆斯·威廉森醫生的採訪；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56頁；《全集》，19.450（1948年10月9日信件）。——原注
[6] 索妮亞·布勞內爾所言，見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60頁；T.R.法弗爾，《懷念弗雷德·沃伯格》，《相遇》雜誌（Encounter），第59卷（1982年8月），第35頁；對理查德·布萊爾的採訪；《全集》，20.23（1949年1月18日信件）。——原注
[7] 此處「群眾」的原文為prole，是proletarian（無產者）一詞的簡稱（俚稱），董樂山先生的《一九八四》譯本中譯為「普羅」，此處從譯者譯本《一九八四·上來透口氣》（譯林出版社，2002年5月版）。
[8] 《全集》，16.208（《英國人》，1944年5月）；《全集》，19.438（《工黨執政三年後》，1948年10月）；《全集》，9.63。——原注
[9] 《全集》，16.138（1944年3月11日「信筆所至」專欄）；關於「貝拿勒斯市」號被擊沉一事，見《泰晤士報》（倫敦），1940年9月28日，第4版。——原注
[10] 《全集》，9.32、30、71、172—173。——原注
[11] 《全集》，9.138、132、172—173。——原注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國小說家，另著有《罪與罰》《白癡》等。
[13] 《全集》，9.264；《全集》，19.359（《如此歡樂童年》）；《全集》，9.280。——原注
[14] 戴維·阿斯特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99頁；對詹姆斯·威廉森的採訪；《全集》，9.264—285。——原注
[15] 《全集》，19.457（1948年10月22日信件）；《全集》，18.318（《我為何寫作》）；《全集》，12.22（《查爾斯·狄更斯》，1940年3月）。——原注
[16] 斯蒂文·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5頁；安格斯·威爾遜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劇場電視台節目《奧威爾在1984》；《全集》，9.275—276。——原注
[17]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1918—2008），俄羅斯作家，著有《牛犢頂橡樹》《古拉格群島》等，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8] 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247—249頁；奧爾德斯·赫胥黎，《書信集》（格羅弗·史密斯編輯，紐約，1969），第604—605頁；馬克·舒勒，《一本憤慨和具有預言性的小說》，《紐約時報書評》，1949年6月12日，頭版；萊昂內爾·屈瑞林，《奧威爾論未來》，《紐約客》，第25卷（1949年6月18日），第78—83頁；對戴維·阿斯特的採訪。——原注
[19]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勞倫斯·達雷爾1949年6至7月寫給奧威爾的信；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錮的思想》（簡·塞倫科翻譯，紐約，1953），第42頁。——原注
[20] 《全集》，20.82（1949年4月8日信件）；約翰·羅登，《政治與文學聲譽：「聖喬治」奧威爾的製造與斷言》（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The Making and Claiming of「St. George」Orwell，紐約，1989），第16頁；《全集》，13.157（《路特雅·吉卜林》，1942年2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