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2
1
1927年9月，22歲的布萊爾回到南沃爾德的家裡。這裡位於薩福克郡北海之濱，在愛德華時代，它曾是個時髦的海水浴勝地，到那時成了漁港，也是有許多英印家庭居住的雅致而老派的幽靜城鎮。與低地國家[1]之間頻繁的貿易活動已經影響了它的建築風格，在老街上，整潔的英式小屋雜處於荷蘭風格的住宅中。布萊爾夫婦發現他家的男孩變成了一個能吃苦和富於經驗的年輕人，成了一個衣著非常破舊的殖民地老爺，登革熱尚未痊癒，已經人高馬大地長到了六英尺兩英吋半。[2]在大概那時所拍的一張不能說明他一貫形象的照片上，他似乎吃豐盛的英國食物長胖了。他的臉蛋變圓了，甚至可以說是胖嘟嘟的，並惹人注目地打了一條圖案時髦的領帶。家人歡迎他回來並炫耀地把他帶到他們的朋友面前時，他也在等待適當機會告訴他們那個壞消息。他那時一年掙696鎊（獎金另算），但在離開緬甸時，他打定主意要辭職。
雖然直到1928年3月12日都算正式休假，布萊爾還是在1月1日辭去了副警察長職務，因此犧牲了140鎊薪水，但是他想讓家人明白他是不會改變主意的。他知道自己需要錢生活，可是一旦做出決定，就覺得良心所在，他不能再領取更多的薪水。他並未說明辭職理由，他的上司感到惱火，因為他浪費了所受的14個月培訓（佔他全部待在緬甸時間的1/4），不過還是勉強同意他辭職。
他的家人及他們的朋友都被其決定嚇壞了，他們搬出各種各樣的按常理如何的反對意見。他父親在他小時候「永遠說著『不准』」，這時又開始說「不准」，力勸兒子考慮事業和前途——還有退休金呢！他的母親為他失去保障而操心，肯定也流過眼淚，數落過他忘恩負義，對家人為他能得到昂貴的教育所做的犧牲視而不見。艾達的朋友魯思·皮特（Ruth Pitter）聲言：「他辭去在緬甸的工作讓我們都無比震驚，就像拒收一張數額為五千或者一萬英鎊的支票。如他媽媽所言，她奉獻了一切，她的全部，把他養大並讓他進入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體系。」布萊爾夫婦在埃裡克身上實現投資回報的精心計劃失敗了，而從金錢角度講，他們的看法一點沒錯。接下來的15年中，當他以作家身份苦苦掙扎時，日子過得僅夠餬口。直到1942年當上英國廣播公司的講座節目製作人後，薪水才與他一開始到緬甸時的薪水持平。對這麼一個為錢操了很多心，甚至為錢煩擾不已的人而言，這個選擇似乎是種莫名其妙的自毀行為。
為了他處世上的不通人情，親友白天黑夜做他的工作。就像他在《保持葉蘭繁茂》中所寫的——這部小說中的戈登·科姆斯托克辭去在倫敦的廣告業工作雖屬虛構，但跟布萊爾不當緬甸警察一事性質等同：「不用說，有過幾場厲害的爭吵，他們不能理解他。在他們看來，有機會做這樣一份『好』工作卻拒絕去做多少是沒道理的。他總是一遍又一遍說他不想幹那種工作……他惱火地告訴他們他想『寫作』，可是他又怎能以『寫作』謀生？」
理查德·布萊爾鼓勵過、迫切希望過、（據傑辛莎所言）甚至強迫過兒子去當警察，如今卻要承擔後果。埃裡克無法說服父母相信那件工作讓他深惡痛絕。他在倫敦的朋友和資助人梅布爾·菲爾茲回憶道：「他不幹在緬甸的工作後，他父親非常失望，把他看作一個失敗者。他對那感受很深……布萊爾老先生的概念是不會掙錢的兒子不是個好兒子。」但埃裡克仍想讓父親開心並得到其尊重，如梅布爾所言：「他有一個想法，就是讓父親認識到他的價值，因為他愛父親並希望父親也愛他。」[3]但他不想跟父親一樣從事同樣平庸的職業，她應該加上這句。
阿芙利爾雖然喜歡兄長，可是連她也表示不贊成。她在家裡住，開了間名為「銅壺」的茶室，她正日益變成一個尖酸刻薄的老處女，「讓人受不了……惡意地拿他人開心」，她批評埃裡克邋遢、自私和懶惰：「我想他是習慣了在印度（即緬甸）有很多僕人侍候，在我們看來，他變得很不整潔，每次吸煙都把煙頭扔到地上——還有火柴——指望別人會掃。」他顯然在依靠他在緬甸攢下的錢無所事事地度日，而她為了微利辛苦工作，兼情感空虛，她變得越來越苛刻待人、指責不斷。
雖然他已告訴過家人說他決心寫作，但在過去五年中，他幾乎什麼也沒有寫過，那時也似乎沒在寫作。當然他以前在文學上也不曾取得過成功，未獲得過學校的寫作獎項，未發表過成年後的作品。後來他曾就他父親和那些好意的規勸者評論道：「開始時，我不得不極力抗爭，如果聽從了別人對我說的話，我就永遠當不成作家。」[4]
布萊爾也從另外一位父輩人物那裡討教過，此人在當初促成他去緬甸一事上起過作用。他曾告訴同學德尼斯·金-法羅：「1927年底我從緬甸回來後，曾去劍橋跟高待了一段時間，但是儘管他很和氣，在我看來似乎我已脫離了他的軌道，他也脫離了我的。」作為一個已有幾年處世經驗的成年人，他覺得跟高比以前更疏遠了，而高在發現其建議產生了令人失望的結果時，大概也感到尷尬。在三一學院宴會的貴賓席上，他把布萊爾安排到他以前的偶像A.E.豪斯曼旁邊，但豪斯曼總是很沉默，所以他們即使聊天，也不見得會聊多少。雖然布萊爾的父親或教師對他很不理解，布萊爾還是想取悅他們。遲至1946年4月，在憑《動物農場》一書首次在文學上取得巨大成功後，他還給高寫了一封語氣謙遜的信：「我很樂意送給您一本，它很短，也許會讓您讀得開心。」[5]
2
布萊爾從緬甸回來後，家人認為他被寵壞了，而且自私自利、自負兼以自我為中心。在《保持葉蘭繁茂》中，布萊爾對辭去工作想當作家的戈登·科姆斯托克做了諷刺性描寫，那也是他本人的自畫像，表明他對家裡人的看法心中有數，書中的戈登表達了布萊爾本人清楚的執著態度：「他想好了存在著兩種活法，你可以去致富，或者可以有意拒絕致富，你可以擁有金錢，或者鄙視金錢……他會拒絕『成功』那一整套玩意兒，他會把『成功』當作他的特殊目標。」雖然他不想實現傳統意義上的功成名就，也從未期望過變得富有，但他極欲成為一個成功作家。說來奇怪，他認為要想踏上作家之路，就需要生活在赤貧之中，這在英國作家中是個異數，好像只有通過讓他本人及自尊去承受貧窮生活的嚴峻考驗，他才能理直氣壯當作家。
1927年冬，急於逃脫家人的數落和開始新生活的布萊爾得到了兩位女性的幫助和支持：他母親的朋友——詩人魯思·皮特——和他姐姐瑪喬裡·戴金。魯思·皮特比他年長六歲，出生在埃克塞斯郡，父母分別是倫敦東區工人階層中的工匠和教師。她的處女詩作發表在A.R.奧萊日（A.R.Orage）所辦的《新時代》（New Age）雜誌上，一戰中，她在戰爭部當文書，1920年出了詩集《首批詩作》（First Poems）。戰後她以畫油畫和在茶碟、茶罐上畫裝飾畫謀生，跟凱特·奧哈拉搭檔在諾丁山道開了個禮品店，就是在那裡，她和艾達·布萊爾初識。
1927年秋，魯思幫助布萊爾在波特貝洛路上找了個房間。他經歷了一種可以說是反向的文化衝擊，被迫重新學會適應英國。沒有僕役為他做飯或打掃，他盡量用積蓄維持生活得久一些，在一間冰冷的屋子裡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在倫敦的冬季，他點燃一支蠟燭來暖手。魯思給了他實際的支持，但對其文學雄心的看法與他父母相同。她嘲笑他缺乏想像力以及他業餘但是熱切的努力，她突出強調了當作家的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一面。雖然她本人是個詩人，卻一上來就否定了布萊爾：「他是個執迷不悟的年輕人，放棄了一份好職業，自負得竟以為他能當作家……我們借給他一個舊油爐，他就寫了個短篇，關於兩個少女借油爐給一個老頭……還有另外一個從未發表過的短篇，開頭是『公園裡，藏紅花開了』。噢，天哪，恐怕我們確實笑了起來。」魯思也批評了他的信仰、性格及行為。她說「他對生活有種根深蒂固的不滿」，而且斷言他的「無情一面」遺傳自艾達：「他會出語刻薄，十分刻薄。他會不留情面地讓人下不來台，也會說些很傷感情的話。一點兒沒錯，你知道，他媽媽說話就不中聽。」
住在十分破落的波特貝洛路上時，布萊爾目睹了一個英國式勢利的典型例子，他和房東太太（曾當過一個有貴族稱號女人的侍女）都未帶鑰匙而進不去屋。當他建議向鄰居借架梯子時，她拒絕了：「我們在這裡已經住了十四年，我們總是注意不去認識兩邊的人。不能那麼做，在這種地方不能。一旦跟他們說話，他們就跟你熟絡起來。」[6]所以布萊爾跟她丈夫不得不去某個親戚那裡借梯子，極為吃力地扛了一英里才扛回來。
布萊爾的姐姐瑪喬裡，那個臉頰粉紅的摩托車手，已跟丈夫漢弗萊搬到了約克郡的利茲。她比阿芙利爾要寬容一些，是個有同情心的聽眾，令人易於信任。布萊爾在英格蘭北部流浪的間隙，或者在倫敦那個房間所過的艱苦生活告一段落時，就去住到戴金夫婦舒適的中產階級家裡去，有時住得幾乎讓他們失去耐心。戴金的父親是個南沃爾德的醫生，他本人畢業於切爾籐納姆公學，在紐約華爾街當過辦公室勤雜工，（像奧威爾的父親）參加過一戰。他在西部前線待過兩年，失去了一隻眼睛，安了一隻玻璃假眼。戰後，他當上了貿易委員會的工廠巡視員。
戴金是個性格非常暴躁的人，跟布萊爾幾乎沒有相似點。他覺得布萊爾從小就討人嫌，那時又開始給人添麻煩。長著雙下巴、面色紅潤、生性快活的戴金在酒館是個健談的人，而性格跟他相反的布萊爾則不擅言談，只會靜靜觀看。戴金在提到最喜歡去的利茲市的那間酒館時，他描述或者說模仿了奧威爾本人後來在幾部作品中描繪的理想化工人階層的場景，那間酒館「晚上會生一大堆火，有很多快樂的人，裡面總亮堂堂的，舒適而且溫暖……（布萊爾）常一個人坐在角落，看上去像是個死人，直到聽他說『我得回去了』，我們才有點兒輕鬆感。」戴金認為布萊爾的寡言是出於冷漠和高傲，而未意識到這位日後的作家一直在傾聽和細心觀察。
戴金後來批評過從小一直身體不算好的布萊爾。因為他穿破舊衣服、圍大圍巾，戴金說他「像個落魄了的貴族」，但是他不穿大衣，甚至在冬天也是。戴金認為他的內弟對貧窮一方面生氣，一方面又感到慚愧，還認為如果他有意變得邋遢，那他算是做到了。戴金不喜歡《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對其辯論目的視而不見）稱其沒能表現出工人階層生活的積極面，即泡酒館和看足球賽。跟魯思·皮特一樣，他對布萊爾當作家的潛能持懷疑態度，認為他應該找份合適的工作，而不是在他家混吃混喝。但由於受到瑪喬裡的鼓勵，埃裡克會在他家一次待幾周進行寫作。
戴金家有次開著家裡那輛帆布篷的路華牌小汽車外出度聖誕節假，當時尚在童年的戴金家長女簡對此記憶猶新，她記得在嘈雜的車上，埃裡克舅舅不為所擾地埋頭看書。「車前排座位上坐著我媽，（妹妹）露西坐在她膝上，後面坐著四歲左右的弟弟和七八歲的我，還有我們的哈巴狗、兩三隻豚鼠和放在禾稈編的魚簍裡的一隻小羊，它的頭伸在外面。還有墊子、食物、籃子以及通常會有的喧鬧。司機後面的後排座位上是埃裡克，沒什麼要他看管的，他非常安靜和親切，膝蓋聳得很高，在讀法文詩。」[7]
3
在此前後，布萊爾開始了多次流浪之旅，而且在後來的四年中斷續進行著，這種自我懲罰性嘗試令其家人迷惑不解。從警察到流浪漢的轉變是徹底的冒險之舉：部分是贖罪，部分是考察社會，部分是為了自省。流浪讓他有時間檢視自我，發現目標，集中志向，為他提供寫作的原始材料，增加對世故人情的瞭解，也沒那麼專注自我。然而跟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樣，是內疚感提供了最初的推動力——這種內疚感不合情理，但又根深蒂固，產生自過去的過錯，形成一種影響身心的煩惱，讓他總不得擺脫。
除了他自己過於舒適的中等階層家庭、所受的勢利性質教養（那讓他鄙視工人階層）以及曾受教於伊頓公學，他對自己家族的殖民淵源也感到內疚——當過在牙買加擁有奴隸的奴隸主、在緬甸的剝削者、在印度的鴉片販運者等。他受到一種社會良心感的折磨，對自己比無論是誰富有都感到不安（甚至在他相對貧窮些時也是）。他在緬甸時的同事讓他為太年輕、未參加過一戰而感到慚愧，二戰期間他被體檢查出不夠服役資格時，這種慚愧感又再度出現。他為自己當一名警察，享有壓迫人的權力而感到內疚。末了，家人也讓他感到內疚，因為他放棄了一份有前途的職業、令他們失望並靠其接濟，而不是去找一份正式工作。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布萊爾也喜歡擁有這種內疚感，需要延長它。這種內心對自己有錯的確信——確信自己未點明地受到了譴責——讓他有了一個目標，並給了他早期作品的寫作靈感。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著名的自傳性一節中，他解釋說在他有了緬甸的經歷後，他開始強烈反感過一種安定、常規、富足和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而把流浪視作一種贖罪行為。他雖然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屬於那個艱苦的世界，但還是很想被流浪漢接納並洗刷自己的罪過：
我意識到我有極重的罪過要贖。……我覺得我一定要逃離的不僅是帝國主義，而且要逃離任何一種一人主宰另一人的行為……當時在我看來，失敗似乎是唯一一種美德。每種有嫌疑促進個人利益之事，甚至在生活中達到「成功」，即一年賺幾百英鎊這種事，在我看來在精神上似乎都是醜陋的，是恃強凌弱……我的心思馬上轉向極端的例子，那些社會棄兒：流浪漢、乞丐、罪犯、娼妓。這些是「底層中的最底層者」，是我想接觸的人。當時，我迫切想做的，就是找到某種途徑，以完全脫離這個體面的世界。過艱苦生活和當作家是脫離這個體面世界同一條道路之兩方面。
布萊爾的流浪無疑是種贖罪行為，他首次嘗試從舒適踏足骯髒和極其困難的處境也需要極大勇氣。（據阿芙利爾所言）他有種「對個人整潔的狂熱」，對臭味大驚小怪，非常敏感。他強迫自己體驗的那種令人反感的經歷對他影響甚大，他也強調指出過聖塞浦裡安學校令人反感的衛生情況——碗沿下的硬粥嘎巴，浴池裡浮著的人糞。在《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中，當多蘿西不得不用老梅費爾小姐流進過口水的公用杯子喝水時，她覺得難以接受。《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中奧威爾挨餓時，倒掉過寶貴的熱牛奶，只因裡面掉進了一個蟲子。他有意扎進污穢和有損尊嚴的無家可歸之人的生活中，考驗他能夠忍受的限度——而且是超出此限度。
他必須擁有據以寫作的材料，但仍未將其緬甸經歷客觀化、吸收和理解。他被那些身處邊緣、赤貧和流離失所的人們所吸引，看到了英國主宰緬甸人和英國人對待窮人做法上的相似之處。具有其人特點的是，他不但生活得像個英國的貧窮工人——儘管他後來確實在巴黎這樣生活過——而且從一個壓迫者變成了被壓迫者一員。他到達了社會等級的最底層，成了成千上萬個失業者、無家可歸者中的一員。《流浪法》迫使他們從一個市鎮漂泊到下一個，從一個村子到下一個，在英格蘭到處流浪，在慈善性質的旅店裡一次只能待一個晚上。他這樣做時，穿的是從一間二手店裡買來的破衣服，也試過掩飾他那優雅的口音，然而不太成功。每當他需要洗個澡、休息、像樣的食物和寫作時間時，他也會——而且也確實那樣做過——放棄奔波的生活回到在南沃爾德、戈德斯格林或利茲那裡親友的家裡過上一段舒適生活。但他窮困潦倒的階段——流浪、摘啤酒花及被捕、身體垮掉、赤貧和洗盤子的生活——持續4年之久。在那期間——對收集需要的寫作素材是大大夠用了——他不顧後果地以健康、聲譽和前途為賭注。他對流浪的醉心說明他性格中有兩個重要方面：漫遊者和局外人。他永遠無法在一個地方待久，只有與社會保持小小的角度，才能讓他適應這個世界。
奧威爾，這位在自己的國家「平民化」的前殖民地老爺曾寫道，「實際上，在那種惡劣條件下和令人厭煩至極的流浪漢的地下世界」，他有過「一種解脫感，一種冒險感」，在緬甸時，他也有過這種感受。他肯定樂於想像如果「甩動」和「高奶奶」看到他們的伊頓公學獎學金學生一頭扎進最低層，他們會何等驚訝。喬裝打扮經過一些熟悉的地方時，他會有點激動。他的一個在南沃爾德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記得布萊爾在布萊斯堡的收容所（地方自治會所辦的寄宿舍）住過一夜，計劃接下來去南沃爾德的貧民院，但是又改變了主意，他半是感傷半是黑色幽默地說：「不，我決不能那樣做，要是我爸看到，那真的會要他的命。」[8]
贖罪和解脫感在心理上是有價值的，但當他開始放眼身外收集第一手資料時，另外一個重要的動機也出現了。在他所有的紀實作品中，他必須當一個他所寫的緬甸、巴黎及倫敦、威岡、西班牙、馬拉喀什[9]和戰後德國狀況的目擊者。唯有通過此種方式，他才能給讀者一種真實經歷感，並能寫活那些他選擇與其共同生活的社會棄兒。窮困潦倒時，他探索著他的寫作主題，也在發現自己的寫作方法。如他曾寫過，他還試圖在左派知識分子和英國社會中受壓迫最深的人們之間架設一座實際的橋樑，以彌補「理論社會主義悲劇性地未能與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工人階層接觸」。
在這方面，他以傑克·倫敦為榜樣，後者在倫敦東區調查過，在《深淵中的人們》（The People of the Abyss，1903）中，他寫下了這番短期親身經歷並試圖改善城市貧民的悲慘生活。傑克·倫敦在該書前言中寫道：
本書記錄的是我在1902年夏天的經歷。我進入了倫敦的底層社會中，所抱態度最好比作探險家們才會有的那種態度。我準備好被眼睛所看到的說服，而不是被那些沒看到的人們的教導或以前看到過但又離開了的人們的話說服。另外，我帶上了某些簡單的標準，以此衡量底層社會的生活，這個標準就是那些能增強生命力、使身體強壯和精神健康的是好的，那些削弱生命力、阻礙和使生命不正常的是壞的。像傑克·倫敦那樣，布萊爾也學會如何與平凡甚至是一無所有的人相處，而且實際上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對他們，他既不屈尊俯就，又不加以嘲笑，而是對其生活顯示出了真正的同情心和興趣——對一個伊頓公學的畢業生和前警察而言，這是非常具有想像力的一步。
1931年，布萊爾在《阿代爾非》雜誌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即《收容所》（The Spike）和《摘啤酒花》（Hop-Picking），這是他後來的早期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和《牧師的女兒》（1935）中一些場景的原材料。第一篇隨筆描述了典型的流浪漢臨時收容所中監獄般的環境，譴責了那個羞辱流浪者的制度，並喚起了對流浪者苦況的同情。第二篇描述了倫敦居民中的工人階層逃離城市，利用夏天假期去肯特郡的田里做這種令人討厭且工資低廉的活。在給丹尼斯·科林斯的一封信中，他以一定程度上誇大其詞的口吻記述了去肯特路上的艱辛，和他對那件讓他腰酸背痛、手指流血的工作輕鬆愉快的態度：「我們路上主要靠乞討才有東西吃，除了煙草什麼都不缺，但是那種露宿的寒冷和不適比你能想像的更糟糕……儘管如此，這樣短期過上一陣子很有意思，反正我能據此寫一篇可以賣給報紙刊登的文章。」[10]
4
1928年春，布萊爾去了巴黎，並在那裡生活了將近兩年。一年半時間裡，他靠積蓄生活，也靠教英語貼補，直到他的最後一筆錢被偷掉。他先是典當行李，然後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在外國時，」他曾說，「除非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待在那裡，否則就生活得不完整，一般來說你不會跟普通人混到一起。你傾向於把時間花在咖啡館或者妓院或者畫廊裡，而不是在普通家庭裡，但如果你沒錢，你經歷的會比在你自己的國家更糟糕。」他對比了自己和20世紀20年代湧至的幾千個美國移居者在巴黎的經歷，當時什麼都便宜，就像他在那篇關於亨利·米勒的評論《鯨內》（Inside the Whale）中所寫的：「在那繁榮的幾年裡，在美元堅挺，法郎貶值的時期，巴黎史無前例地受到一大批藝術家、作家、學生、一知半解者、觀光者、浪蕩子和無所事事者的入侵。」
布萊爾的巴黎跟海明威或者喬伊斯的巴黎全然不同，儘管在1928年，他以為在詹姆斯·喬伊斯最喜歡逗留的雙偶咖啡館見到過喬伊斯。第二年，在為一戰時打了勝仗的法國軍隊最高統帥費迪南·福熙將軍舉行的國葬上，他確實看到了菲利普·貝當這位凡爾登戰役中的保衛者。布萊爾住在拉丁區骯髒的鐵罐街（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是金雞街）。20年代初，海明威與其第一任妻子也在該區住過，但到布萊爾來到巴黎時，他已換了一任妻子（這位妻子較富有），並且搬到了更好的地段。在他懷舊的《不固定的聖節》（A Moveable Feast）中，海明威描寫了夫妻兩人依靠他的微薄收入及妻子的小額托管基金度日時所住的簡陋公寓。他印象中的巴黎是一個美麗的城市，似乎樂於過著他們愜意甚至充滿魅力的窮困生活：「我們回到巴黎後，天氣晴朗、寒冷而且可愛。這個城市已經適應了秋天，我們這條街上的木煤店有好木頭出售，很多好的咖啡館的門口有火盆，讓待在露台上的人們也不致受凍。我們自己的公寓裡暖和而且令人愉快。」
布萊爾並非經常光顧同一間餐館及咖啡館。兩年時間裡，他過著比較孤獨的生活，在下層生活中尋找自己的贖罪形式。他自然盡其所能找到了最不舒服的居處，並得意於自己能夠一天只靠幾個法郎生活。他在書中重點提到了「垃圾車的酸臭味」、該居處的極度墮落和貧窮帶來的安慰：「我相信任何一個經過拮据生活的人都經歷過，在得知自己終於到了窮困潦倒的境地時，那是一種解脫感，幾乎是快樂。你已經說過那麼多今非昔比的話——好了，這就是今非昔比，你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你能夠承受這樣的日子，它消除了很多焦慮感。」[11]跟別的移居者一樣，布萊爾也試圖在巴黎寫作，事實上也的確完成了兩部長篇小說，後來又將其毀掉。但是他真正的目標複雜得多：不只是觀察生活和檢驗其生存能力，而且要找到一種寫作方法，來寫他的人生新路。
艾達的妹妹，即布萊爾的姨媽內莉·利末辛，當時也住在巴黎，雖然他很少向她求助，但還總是能指望她支援一二。她是個真正反俗世陳規的人，在雜耍劇團表演過，嫁給了一個法國人歐仁·亞當姆，此人捲進了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是個狂熱的世界語教師，拒絕說別的語言。「他們的婚姻不幸福，」據他們的朋友所言，「她沒有個性，軟弱，沒有主心骨和意志力。」亞當姆後來拋棄內莉去周遊世界，最後落腳於墨西哥，1947年自殺。在內莉家，布萊爾可能首次見識了這種社會主義者怪客，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裡有名的一節中他諷刺了這種人。
魯思·皮特在諾丁山道時就看出布萊爾身上有很強的甘於自虐的特點。「我很有把握他當時處於所謂早期結核病的狀態，」皮特回憶道，「你看他，在這種天氣下穿著完全不足御寒的衣服，這不只是出於貧窮，還是種不正常的自殺行為。」這種固執的自我檢驗危及他那一貫經不起折騰的身體。在巴黎時，他就得過一次嚴重的流感。1929年3月，他在科欽醫院條件很差的公眾病房住了兩周，在那篇感人的隨筆《窮人的死法》（How The Poor Die，1946）中，他描述了這次經歷。
在填完許多表格和得知自己發著華氏103度高燒後，他被迫洗了個涼水澡，並穿一件薄薄的睡袍走兩百碼穿過一片露天空地來到慈善病房。他強調那裡「氣味難聞，是糞便味，但又有點兒甜」。接下來他經歷了極大的痛苦，無同情心的醫療人員一開始用熱玻璃杯給他拔火罐，然後往他胸口上抹一種能引起劇痛的芥末膏。這段時間內，他只不過是個供醫科學生觀摩的不出聲的標本，那些學生們似乎未意識到實際上他和其他病人也是人。在這篇隨筆中，窮人緩慢、發臭、痛苦地「自然」死去。[12]
出院後，奧威爾的邊緣生活突然陷入絕境，因為他的房間被洗劫，錢被偷走。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那個賊是個意大利排字工人，也是同住那裡的寄宿者，他配了鑰匙，洗劫了12個房間。但是究竟發生何事，布萊爾告訴一個朋友的話更可信。事實上，他是被一個頭髮及瘦小體形讓他想起伊頓男生的女孩所騙。「他有次告訴我在他遇到妻子之前交往的所有女孩中，最喜歡的是在巴黎某間咖啡館認識的一個雛妓。她長得漂亮，體形就像男孩，理伊頓式平頭，各方面都讓人喜歡。顯然在他回到房間時，他發現這位完美的女孩把他所有的東西搜羅一空，包括他的皮箱、錢等等一切。」布萊爾到了赤貧境地，他試過在塞納河釣魚，但是沒收穫（海明威聲稱他在盧森堡公園捉過鴿子吃）。因為付不起房租，他被迫在街上睡覺：「我晚上睡在林蔭大道上的一條長椅上，很不舒服——椅子扶手頂著脊樑——而且比我料想的冷得多。」
最後，他通過鮑裡斯——一個俄羅斯流亡者和前軍人，他們在住院時相識——找到了工作，一天13個小時，他干了10周。一開始在一間豪華酒店當洗碗工，後來在一間俄羅斯餐館。他當洗碗工的經歷佔了《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巴黎一段的大部分。他是酒店等級中低層之中的最低者，他被迫剃去了他非常愛護的短髭，在管理者看來，那是不服從的標誌。由於受到侍者的侮辱，他不得不動拳頭來得到起碼尊重。有些更有雄心的侍者下午去上英語課，但他從未嘗試過教他們英語來躲過刷盤子。他沒有穿得出去的衣服，也過於勞累，無力去多掙一些錢。
在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她經常下榻於布萊爾工作過的那間酒店——的回憶錄中，她講了一個故事，談到某個酒店底層僱員如何被迫滿足她丈夫——一個伊頓公學畢業生——深夜時的渴求：
在某個派對上，我遇到一個樣子虛弱的人，他說：「您不會記得我，但是我清楚記得您和您丈夫。」接著，他告訴我他在洛蒂酒店幹過。有天深夜時，本尼按鈴叫樓層侍者要桃子吃。但發現酒店裡一個桃子也沒有，我的朋友——他當時是個見習侍者——就上街去找，而且被告知如果連一個桃子也找不到就別回來了，有被馬上解雇的危險。當然，所有店舖都已關門，所以他可憐兮兮地遊蕩著（我就是按他的話來講），直到看到一個零售蔬菜水果的小商店櫥窗裡有一籃桃子。他不顧一切地敲門、砸門，但全歸徒勞。他不敢空手回去，因為那條街當時很冷清，他就從修路工地的一個鵝卵石堆上揀起一塊砸爛了櫥窗，抓起一個桃子趕回洛蒂酒店，高興地想著他保住了工作。但此後不久，他就放棄當一個侍者而是當了一名作家。他的名字？喬治·奧威爾。[13]然而，女公爵的故事是源自《巴黎倫敦落魄記》中所記的一則軼事。在奧威爾的版本中，一個英國勳爵走進一間酒店要吃桃子，一個德國洗碗工從相鄰的餐館偷了幾個。因為布萊爾是個洗碗工而不是個得意的侍者，大概也從未在派對上跟那位公爵夫人見過面（他不會摻和進這種圈子），她講述的故事說明自傳性材料經常被反覆採用和遭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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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人向他保證會為他找份工作時——但未能成為現實——布萊爾於1929年底回到英國，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他繼續幾乎病態地執著於過流浪生活。在《丁當》（Clink，1932）中，他描寫了他的最後一次冒險經歷：那次他想進監獄待上較長一段時間，但未能如願。1931年12月中旬，他因為喝啤酒和威士忌醉得很厲害。他走到一個警察面前，這位警察抓住他的瓶子，和氣地把他帶到警察局並關進一個小號，他在那里餘醉未醒，感覺極為難受，而且嘔吐了。後來他被關到治安法庭另外一間較大的單人牢房，最後沒罰款就把他放了，只關了一天。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又試過在警察面前乞討，指望被逮捕，但是他似乎有魔法保護，他們對他視而不見。
人類學家傑弗裡·戈爾勒在30年代給奧威爾寫了封書迷來信，兩人結交為友，他注意到奧威爾舉動和交往上拙於行事的特點。奧威爾是個典型的公學學生，直至1927年，他都在只有男性的學校或機構中度過，除了緬甸的妓女和巴黎的「流鶯」，他在接觸女人方面經驗很少。他自己也提到過「人類在其中生存的星際般的隔絕狀態」。奧威爾性格靦腆、顧慮重重、不自然，他覺得英國女人不易接近，難以得到，而他生活上的窮困潦倒更導致這難上加難。雖然存在這些弱點和起步較晚，沉默寡言、自我克制的奧威爾後來還是有了多段與女性的密切關係。在那奮鬥的幾年裡，有幾個南沃爾德的女人於他是重要的，他在流浪之旅的間隙跟她們保持聯繫。
布萊爾在1928年認識了布倫達·索克爾德，當時他們都是25歲。布倫達的父親是位牧師，她是南沃爾德一間女子學校的體育教師，愛看書，有教養，嫻靜，但喜歡與人交往。她不理解為何他寧願待在房間打字，而不是跟她打橋牌。布倫達拒絕跟他發生性關係，這更是吸引了他，但他們還是做到了保持好友關係。她不同意他的武斷看法，他在1932年9月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能再次見到你以及發現你樂於見到我真是好極了，即使我對你那種性別存在可怕的偏見，還有我對羅馬天主教徒的成見等。」[14]布倫達形容他的臉龐「蒼白而且有點兒小，有一雙很明亮的藍眼睛」，還覺得「如果他不悲觀、不抱怨，跟他在一起不錯」。「他並不能真正理解人，」她說，「特別是女人，他不放棄自己的看法……喜歡做驚人之語。寫作是他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沒有什麼——隨便是哪個人——能夠耽誤他。」[15]
布萊爾差不多同期遇到的埃莉諾·雅克比布倫達小3歲，她們兩人很不相同。她父親出身於胡格諾派教徒[16]家庭，1921年從加拿大搬到了南沃爾德，當時她15歲，與布萊爾家為鄰。漂亮且長著一頭黑髮的埃莉諾比布倫達更活躍、更性感得多，她願意跟布萊爾發生關係，同時她還被布萊爾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追求並嫁給了他。雖然布萊爾身上講究實際的特點多於浪漫，禮貌多於熱情，他更有可能得到了她們的身體甚於得到她們的心，那些女人覺得可以信賴他。布倫達是《牧師的女兒》中古板的多蘿西·黑爾的原型，而愛莉諾是《保持葉蘭繁茂》中情緒易受感染的羅斯瑪麗的原型。
後一部小說中的引誘場景透露了布萊爾在得到女人方面的手法特點：
「你確實喜歡我，不是嗎？」 「非常喜歡，傻瓜。」 「你會對我好，不是嗎？」 「對你好？」 「讓我想對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我想是吧。」 「做任何事？」 「對，沒錯，任何事。」…… 「把衣服脫了，乖了……可以嗎——現在？」 「對，好吧。」 「你害怕嗎？」 「不。」布萊爾的生活中情慾色彩最強的時期出現在1932年6月，那是在幾年追求之下，埃莉諾終於委身於他，地點是在一個有著田園風光的地方，在南沃爾德附近的布萊斯河岸邊。「除了跟你在一起，我不記得有什麼時候我如此喜歡過出遊，」在9月份寫給她的信中，他懷念地寫道，當時他們的關係達到了頂點，「特別是那一天，在過了布萊斯堡山林小屋的樹林裡——你記得的，那裡長著厚厚的苔蘚。我永遠記得，還有你躺在深綠色苔蘚上漂亮的白色軀體。」
發生在大自然中的這一初度場景在其小說中出現過四次，每部小說中，都有一個害羞、順從、處女般、微笑著並且心甘情願的女人在林中深處裸身躺在草地上，委身於一個有力但又躊躇的男人。
她躺著讓他想怎樣對她都行，很順從，但又是高興的，還在微微笑著。（《緬甸歲月》）
她沒穿衣服躺著，兩手放在腦後，閉著眼睛，臉上帶著一絲微笑……「我會對你盡量溫柔些。」「沒關係。」（《保持葉蘭繁茂》）
（我）在她身邊站了一會兒。她躺在草地上，手捂著臉……想對（她）怎麼樣都行。她是我的，我可以得到她，那會兒我想要就能要。（《上來透口氣》）
他拉著她讓她躺倒在地上，她沒有一絲反抗，他想對她怎麼樣都行。（《一九八四》）[17]
那個夏天及秋天時，布萊爾寫給埃莉諾的信自然比寫給布倫達的信語氣更親熱些。在6月（他當時在倫敦附近教書）所寫的信中，他提到了世界上的誘惑、肉體和魔鬼，也開玩笑地隱指他們兩人的情事。他寫道：「你可以決定你屬於哪一種。」然後他又以特有的欲言又止的方式寫道，「要是能來倫敦請告訴我，因為我們也許能見面，也就是說，如果你想的話。」過了三周，當他們的計劃落空後，他一方面是尋求保證，一方面為誤解而道歉：「告訴我你不會因為那個星期天我未能趕去而感到受傷害——你沒有寫信給我，我想你可能那樣想。如果你生我的氣，我會難過的，如果當時能做到，我本來是會很高興趕來的。」
10月中旬，這次戀情顯然結束了，但他至少高興於自己將被深情地記著。雖然他還希望能得到更多「好意」，可是對已得到的仍心懷感激。像那個年代的大多數男人一樣，布萊爾學到的，是把性看作女人對男人的恩賜。「你說回首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時心情愉快，你是多麼好啊。」他給埃莉諾的信中寫道，「我希望你什麼時候會讓我再次向你示愛，但如果你不願意也沒有關係，我將永遠因為你對我的好意而感激你。」11月底，仍想重溫舊夢的他問她願不願意「某個星期天去鄉下，我們可以走很遠的路，然後在某個酒館用午餐？沒有錢時，倫敦是個令人沮喪的地方」。接著他裝出一副聽話的，甚至是小孩般的樣子（以性為樂事），提到她跟柯林斯來往會造成不便，預期她會拒絕：「在一起時，你沒說你會讓我再次當你的愛人。當然，要是柯林斯在南沃爾德時你是不會的，可如果他不在呢？你要是不想就一定不要，但我希望你會想的。」[18]布萊爾的溫順和自始至終的禮貌行事讓他在跟那些女性結束戀情後，仍能跟她們保持良好關係。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他把埃莉諾的姓「派迪」用在那個性格憂鬱的愛爾蘭流浪漢身上，惡作劇地開了個玩笑。
6
梅布爾·羅賓遜·菲爾茲是布萊爾在南沃爾德相熟的三個女人中最重要的一個。梅布爾1890年出生於巴西接近烏拉圭邊界的裡奧格蘭德市，父母是英國人。她懂葡萄牙語，英語說得帶一點口音，在家通過家庭教師接受過一些教育，1908年回到英國，當年她17歲。她雖然未受過正式教育，喜歡游泳而且有當體育教師的資格（如同布倫達·索克爾德）。據她兒子所言，她在知識上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也缺乏很強的辨別力；她會打開一本書，讀幾頁就不耐煩地扔到一邊。但她對知識有種真正的好奇心和渴求，是個熱心的參與者，追逐最近的知識新潮，比如神秘主義和社會信貸學說[19]，參加過社會主義暑期學校。她很喜歡看《新政治家》雜誌，還為《阿代爾非》雜誌寫過評論。她丈夫弗朗西斯在倫敦當工程師，全家——包括未成年的一子一女——夏天會去南沃爾德度假。
作家雷納·赫彭斯托爾（Rayner Heppenstall）30年代初跟奧威爾在一起住過，他也是個目光敏銳的觀察者，他曾寫道：「梅布爾有種天真的參與意識，而沒有持久的熱情。她是個精力極為飽滿的女人，被三分鐘熱度所驅使。她在不同時期涉足過的包括自然療法、阿德勒[20]心理學、瑜伽術、羅馬天主教（她在巴西長大後成了一名天主教徒）……還有英國天主教。」雖然梅布爾性格活潑而且情緒易受感染，但除了積極、愛管閒事、武斷、任性和固執，她也會惹人生氣、做作和矯情（與埃裡克·布萊爾恰恰相反）——甚至在對所說的完全一無所知時也是如此。比如在討論科學問題時，她會直率但又無知地反駁其女婿的意見，而她這位女婿是個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梅布爾的女兒這樣形容她：「情緒化、外向、活躍、愛交際，對所有事都充滿熱情：一個熱情鼓吹社會主義、和平主義、動物權益和自然療法的人。她是個特別一意孤行的人，聽不進否定的答覆。」她的兒子更具批評性地說：「媽媽是個堅定的左派支持者，但是她的所見，未能超越雞毛蒜皮的勢利性，對基本經濟問題瞭解得很少。她對窮人的態度如今會被稱為家長式的。」[21]
1930年夏天時的布萊爾跟家人疏遠，沒工作，對寫作只有模糊的計劃，仍到處漫遊。某天，他在南沃爾德的海灘上畫水彩畫時遇到了梅布爾。她對他的態度既同情，又親切，又支持，又是母親般的，還是調情性質的，她很快就充當了他的保護人，他經常在她位於北倫敦戈德斯格林的家裡住。「他覺得跟我們在一起很輕鬆，」梅布爾說，「什麼事都會告訴我們。他知道我們喜歡他，而且也寬容，他在我們家完全隨意，常跟我丈夫沒完沒了地討論狄更斯。」
布萊爾喜歡她的兒子阿德裡安，阿德裡安也因為能和一個緬甸來的喜歡冒險的警察在一起感到興奮。布萊爾介紹阿德裡安閱讀他喜歡的幾本書：《格列佛遊記》、柯南·道爾的作品和P.G.沃德豪斯的短篇小說。他帶阿德裡安還有莫裡斯·埃文斯去看《哈姆雷特》，還去參觀大英博物館，他在那裡對畫廊的展覽進行解說。他一直喜歡阿德裡安，1941年還參加了他的婚禮。
雖然梅布爾在家裡頤指氣使，但還是習慣性地聽從布萊爾。她比他大十三歲，但他在思想上主宰了她，甚至讓她五體投地。她十分看重他，以至於領會不了他一本正經表達出來的幽默。「有意思的是，」阿德裡安說，「我媽媽經常把埃裡克的話當真理引用，我懷疑甚至在那些話是開玩笑地說出來時她也會這樣，比如『所有童子軍教練全是同性戀』，或者『所有賣煙草的全是法西斯』。在她說出某個她認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時，她的開場白總是『埃裡克說……』」隨著年齡漸長，阿德裡安突然認識到布萊爾的社會主義信仰中自相矛盾的一面：「他在書本、食物和酒之類東西上的趣味以及他的語氣很大程度上都屬於上等階層……他對複雜的經濟理論、銀行利率和投資之類沒多少興趣。我想他對馬克思的著作根本沒什麼興趣，即使在他是個社會主義者時也是如此。」布萊爾的社會主義信仰並非建立在政治和經濟原則基礎上，而是以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信念為基礎的。
菲爾茲夫婦聊起布萊爾進行流浪一事時，弗朗西斯曾問：「埃裡克為什麼讓自己受罪？」梅布爾對他自我懲罰地尋求經驗一事做了辯護，解釋說「他總想證明他比真實的自己更堅強」。當布萊爾因為失敗而感到沮喪，家人和魯思·皮特也讓他洩氣時，是梅布爾看出他有潛質，並鼓勵了他的文學雄心。她早就相信他是個「很有趣的年輕人，一個對生活整體有著極出色看法的人，好奇心極強，求知慾旺盛」。[22]事實上，梅布爾給予奧威爾的，正是他在家裡得不到的：慈愛、讚許和思想上的激勵。她說，他忠誠於自己的家庭，但「那種聯繫絕不是溫情的，他們一點也不瞭解他想幹什麼，或者他有什麼感覺。他經常說，不管他做什麼，他媽媽都會原諒他」。可是他的流浪和寫作「是他們不能理解的」。
一個本地女人令人驚訝地斷言布萊爾有幾起私情：「南沃爾德的已婚婦女（樂於）跟他睡覺。他有很多起風流事，那根本不算什麼，只有一兩樁才不正常呢。但是說了那麼多奧威爾是個禁慾的人又當如何？那可不是埃裡克！」他能跟不同的婦女發生關係，而又在這個體面、愛說閒話的小城避免鬧出醜聞，那似乎不大可能。但梅布爾寫給埃裡克的一封信——寫於1932年夏，當時他在倫敦附近教書和居住——說明她是他的已婚情人之一，他們見面是在倫敦或鄉下。除了性，梅布爾也給了他愛。在安排跟他見面並外出一天時，她寫道：
親愛的，太棒了！那就星期一下午兩點半在海斯車站見面吧，然後帶我走最近的路去河邊。我很想乘平底船在陽光照耀下度過暖和的一天。我會在最美麗的河道上小心划船，不把你的男性氣概翻進泰晤士河去！帶上你的游泳衣，以防我們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我討厭穿一般的游泳衣。我們也會去用茶點，那會不錯的。不是你所說的「好好地散次步」，我喜歡相反的！要是天下雨，那麼著，我們就一間間泡酒館。最重要的是盡量少浪費些時間，所以試著找出路線吧。我經常經由海斯車站去梅登海德——真有趣，嗨！你會更清楚怎麼去那兒的。非常非常感謝你的食譜。 我的朋友明天就要從戴斯碼頭去列寧格勒了。我要回家，他們卻要走，於心何忍哪，我是要這麼說！希臘歷史在發展，可是唉，為什麼沒人對從西摩尼德斯和品達[23]那時起的時代進行有趣而準確的記述呢？我試著寫過很多，全是乏味而且沉重，帶著學究式工作的標誌！我在寫一首詩，可就是寫不好。 最珍貴的和最喜歡的你 再見！梅布爾
這封具有其人特點的情緒化的，甚至熱情洋溢的情書中寫滿了驚歎號，顯示出梅布爾性格中的好幾方面：除了做作、熱衷詩歌及自我提高，她也渴望會面，喜歡游泳和戶外活動，對生活有熱忱，幽默感強，深情。她毫無所顧忌地做出性方面的暗示，而且不像布倫達和埃莉諾，她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他的感情。阿德裡安「問過媽媽爸爸會怎樣看待她和埃裡克之間的關係——我們就是那樣叫他的。她說『爸爸不想知道』」。阿德裡安在她晚年時（她活了一百歲）問她跟埃裡克的關係時，她承認了：「對，你可以這麼說，他曾是我的情人。」[24]
7
在此幾年，布萊爾逐漸具有了我們所知的「喬治·奧威爾」形象。與其同時期的夥伴格裡厄姆·格林相似，布萊爾也又高又瘦，但格林保守地穿著帶條紋的套裝，看上去屬中上階層，布萊爾則穿「新政治家行頭」——破舊的粗花呢外套，深色褲子，粗布藍襯衫及領帶——以此顯示他反感成規和願與工人階層為伍。他無法改變他優雅的品味還有受過教育的口音，但可以以其穿著表明一個政治立場。他留著工人那種平頭髮型，臉是病人的那種，長而且有皺紋，他留著法國式細細一線短髭，濃密的中分頭髮，捲曲得像是打碎的浪頭。在其生命後期，他曾告訴理查德·裡斯：「馬特·卡瓦納……一個老愛爾蘭共和軍無政府主義者理髮師……在艦隊街給我理過發，他到現在告訴我……每逢一個留我這種頭髮的人走進理髮店，理髮師們可以說是紛紛躲避著不給他理。」連他的理髮師都有政治立場。雷納·赫彭斯托爾重複了斯蒂文·朗西曼的看法，那就是他有意使自己帶上了無產者作風和怪癖舉止，那都助長了「奧威爾傳奇」。60年代時，赫彭斯托爾曾抱怨「出現了一系列奧威爾神話，似乎跟我認識的那個人有很少關係」。[25]
在布萊爾30年代所攝的一些照片上，有一張是他經過流浪之旅後在梅布爾家院子裡休養時所攝。他穿著粗革皮鞋和鬆鬆垮垮的褲子及外套，打著領帶，一方手帕插在胸前的口袋裡（咳嗽時經常用），坐在一張折疊椅上，輕輕抱著菲爾茲家的寵物兔哈伯特，臉上勉強擠出笑容。另外一張照片上，在南沃爾德的石質海灘上，他俯身撫摸艾達的獵犬，勁風把領帶吹過肩。幾年後的一張照片上，他的樣子相對時髦了一些，穿著尖翻領羊毛外套、雞心領口毛線衫、襯衫並打著領帶，不過襯衫領尖往上翹，他耳朵上方的頭髮剪得太短。雖然他當時仍僅僅三十出頭，可臉上已有了深深的皺紋，不過眼睛清澈，此時的他對自己更有把握。在幾年窮困潦倒的生活中，他得到了信心和方向感。
從巴黎回到英國後，他試過主動提出翻譯雅克·羅伯蒂（Jacques Roberti）的《夜色最美時》（Ala belle de la nuit），這本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妓女的故事，以發展其文學事業。1930年3月，他時來運轉，當時，在寫作《巴黎倫敦落魄記》初稿的同時，他開始為《阿代爾非》撰寫書評（後來總共寫了50篇）、詩歌和如《收容所》及《絞刑》之類的隨筆，這本雜誌就是他在緬甸時偶爾用槍打得稀爛的那份。
跟大多數職業作家一樣，他也知道寫東西比發表它要容易，所以當他跟某家報紙建立聯繫後，他會盡量長時間跟這家報紙保持聯繫。人人都強調他工作有多麼辛苦，還有他怎樣沒完沒了地打字，但沒人提到他曾安靜地（如果說不是舒適地）坐在一張椅子上認真閱讀要評論的書。他的微薄收入中，大部分總要靠書評所得。如他在語言機智、牢騷滿腹的《一個書評家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Book Reviewer）中所言：「來者不拒式評論書籍是件特別吃力不討好、不愉快和令人疲憊不堪的工作。」其煩人之處主要在於每本書都必須讀上至少50頁，以避免犯下愚蠢的錯誤，但到最後，他還是學會了熟練地跳讀那些毫無價值的書本。
進入此左派評論界向他展開了一個具有刺激性的社交及思想新天地。《阿代爾非》由約翰·米德爾頓·默裡所創，是為發表他已故妻子凱瑟琳·曼斯菲爾德[26]和一度為友的D.H.勞倫斯的作品，發行量一直不大，但鼓勵年輕作者暢欲所言。布萊爾開始投稿時，它的兩位編輯是馬克斯·普洛曼（Max Plowman）和理查德·裡斯爵士，這兩人都成了他終身的朋友。關於普洛曼——他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典作品《索姆河中尉》（A Subaltern on The Somme，1928）的作者——他曾寫道：「從本性上說，他是個很好鬥的人，體格魁梧，趣味簡單，喜歡板球和園藝，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不是個知識分子。」裡斯是奧威爾一生中首次寄予完全信任及尊重的人，後來他委託裡斯當其遺稿保管人。如果說梅布爾給他的是情感上的支持，給了他繼續寫作所需的支持，裡斯和《阿代爾非》雜誌提供的，則是經常性評論書籍的機會和發表他那獨具一格的隨筆作品的地方，這些因素一起幫助他展開了文學事業。
同屬《阿代爾非》圈子的雷納·赫彭斯托爾曾就裡斯的出身和性格出語尖刻地說道：「裡斯因母親一方而出身高貴，她是多那勳爵的妹妹，後來嫁給了南威爾士的一個煤礦主，此人因為對勞合·喬治[27]的政治貢獻而被授予從男爵爵位。他的兒子憎恨他，對母親的熱愛是那種一般會造成同性戀者的熱愛，不過裡斯不是以同性戀者身份行事的那類人，要麼說喬治·奧威爾是這樣告訴我的。」
裡斯的父親（即第一任從男爵）曾在印度文職部門工作過，寫過好幾本關於印度的書，在一戰中做過安置難民的工作。裡斯出生於1900年，受教於伊頓公學和劍橋三一學院，當過外交官，為工人教育協會講過課。西班牙內戰時，他開過救護車，二戰中獲得法國十字軍功章。他也開過畫展，並寫過關於奧威爾和西蒙妮·維爾[28]的書。瘦削、嗓音低沉、禿頂、謙遜和慷慨的裡斯總在幫助他人。約翰·米德爾頓·默裡的女兒對他的描述是「親切，脾氣好，和氣，有教養，有種超越社會等級的天生好教養」。[29]馬克·本尼——他坐過牢，也為《阿代爾非》雜誌寫稿——提到過裡斯那無產者的衣著就像布萊爾的那樣，與他中上階層的舉止格格不入：「他肯定很不容易……才找來各種各樣差勁的二手衣服，他習慣於穿那種衣服；但他的說話和行為不可避免仍帶有在伊頓、三一學院和柏林大使館培養出來的高貴氣質，無意識地流露出來，如假包換，讓他在這兩方面都有與眾不同之處。」
在《保持葉蘭繁茂》中，奧威爾以裡斯為原型塑造了戈登的資助人和編輯拉韋斯頓。他是個「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人，不修邊幅但仍掩蓋不了其貴族氣質，眼神很憂鬱……拉韋斯頓不止舉止有魅力，他骨子裡還有種正派性和對生活的一種優雅態度」。在他的《為了愛或金錢》中，裡斯如此描繪奧威爾：「因為社會內疚感而憔悴……他擁有一種道德力量或者說被其擁有，那讓他走向很極端的贖罪行為。」[30]
他們兩人除了性格上有相似之處，出身上也是如此。他們的父親都在印度任過職，兩人都畢業於伊頓公學，後來又都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兩人都穿破舊衣服，可那也掩飾不了他們真正所屬的社會階層。就像在《收容所》中，「流浪漢少校」問布萊爾：「你是個上等人吧？」「我想是吧……」「咳，老兄，這可真他媽的背時。」如裡斯所言，他們都「因為社會內疚感而憔悴」。裡斯習慣性的慷慨行事使他解脫了因不勞而獲擁有大筆收入而產生的內疚感。
在巴黎出生的詩人、翻譯家埃德瓦·羅地蒂通過《阿代爾非》雜誌結識了布萊爾，他描述過這種令人苦惱的社會良知怎樣讓他們未能開心地吃頓像樣的飯或在市內舒服地走段路。布萊爾選擇了這種先知性的角色後，跟他在一起時，他就成了個悲天憫人到可笑程度的朋友。羅地蒂回憶跟他一起去吃飯時，「像是為了讓我沒胃口吃飯」，奧威爾描述了「他工作過的許多餐館的廚房以及餐具室裡的骯髒情形」。午餐後，他們刻意避過公園，而是「在倫敦一些最讓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遊蕩了幾個小時。[31]
[1] 指荷蘭、盧森堡和比利時三國。
[2] 即約1.90米。
[3] 魯思·皮特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71頁；《全集》，4.50；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95頁及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The Road to the Left，1971年1月10日）。——原注
[4] 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44—145頁；阿芙利爾·鄧恩，《我的兄長奧威爾》（My Brother Orwell），《二十世紀》，169卷（1961年3月），第257頁；《全集》，18.384（《信件的成本》，1940）。——原注
[5] 《全集》，10.485（1936年6月9日信件）；《全集》，18.243（1946年4月2日信件）。伊頓公學圖書館現擁有奧威爾贈送的這本書。——原注
[6] 《全集》，4.47—48；魯思·皮特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06頁及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71、74頁；《全集》，18.384（1944年5月26日「信筆所至」專欄）。——原注
[7] 對亨利·戴金的採訪；漢弗萊·戴金所言，見斯坦斯奇《不為人知的奧威爾》264頁及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劇場電視台節目《奧威爾在1984》；簡·戴金·摩根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86頁。——原注
[8] 《全集》，5.138—140；5.142；丹尼斯·柯林斯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78頁。——原注
[9] 威岡為英格蘭北部煤礦區一地名，請參見第七章；馬拉喀什在摩洛哥西南部，奧威爾1938至1939年曾在此休養和寫作，請參見第九章。
[10] 《全集》，18.388（1937年11月27日書評）；傑克·倫敦，《深淵中的人們》（1903年初版；加利福尼亞奧克蘭，1982年再版），序言第7頁；《全集》，10.227（1931年9月4日信件）。——原注
[11] 《全集》，11.99（1937年11月27日書評）；《全集》，12.86；歐內斯特·海明威，《不固定的聖節》（紐約，1964），第11頁；《全集》，1.16—17。——原注
[12] 路易斯·班尼爾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42頁；魯思·皮特所言，見斯坦斯奇《不為人知的奧威爾》第274頁；《全集》，18.460。——原注
[13] 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95頁；《全集》，1.104（《巴黎倫敦落魄記》）；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洛莉婭，《優雅與好感》（Grace and Favour，倫敦，1961），第225頁。——原注
[14] 傑弗裡·戈爾勒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全集》，12.129（《新詞》，1940年2月）；《全集》，10.268。——原注
[15] 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39頁；布倫達·索克爾德所言，見斯坦斯奇《不為人知的奧威爾》第280頁及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劇場電視台節目《奧威爾在1984》。——原注
[16] 指16至17世紀法國基督教派教徒，多屬加爾文派，曾受到殘酷迫害。
[17] 《全集》，4.155（1932年9月19日信件）；《全集》，2.53、4.155—156、7.108—109、9.126。——原注
[18] 《全集》，10.250（1932年6月14日信件）；《全集》，10.253（1932年7月8日信件）；《全集》，10.271（1932年10月19日信件）；《全集》，10.275—276（1932年11月30日）。——原注
[19] 社會信貸學說（Social Credit），英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1879—1952）提出的經濟學說，主張工業利潤應分配給全社會消費者，以彌補社會購買力的不足。
[20] 艾爾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創立個體心理學體系，設計了支持性心理治療方法。
[21] 1998年11月14日對阿德勒·菲爾茲和斯泰芬妮·菲爾茲的採訪；雷納·赫彭斯托爾，《四位缺席者》（Four Absentees，倫敦，1960），第51頁；費伊·菲爾茲·埃文斯1998年12月28日和1999年1月2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22] 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阿德勒·菲爾茲，《緬懷埃裡克·布萊爾》（Reminiscenes of Eric Blair），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23、21頁；阿德勒·菲爾茲1999年1月26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對阿德勒·菲爾茲和斯泰芬妮·菲爾茲的採訪；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奧威爾在《緬甸歲月》中把童子軍教練和同性戀者等同起來。——原注
[23] 西摩尼德斯（公元前556？—前468？）和品達（公元前518？—前438？）均為古希臘抒情詩人。
[24] 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彼得·斯坦斯奇和威廉·亞伯拉罕斯，《奧威爾：轉變》（Orwell：The Transformation，倫敦，1979），第30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梅布爾1932年夏致埃裡克·布萊爾的信；阿德勒·菲爾茲1999年1月2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對阿德勒·菲爾茲和斯泰芬妮·菲爾茲的採訪。——原注
[25] 《全集》，20.88（1949年4月17日信件）；雷納·赫彭斯托爾，《智力一面》（The Intellctual Part，倫敦，1963），第151頁。——原注
[26]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新西蘭出生的英國作家，以短篇小說創作著名，著有《至福》《鴿巢》等。
[27] 勞合·喬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國政治家，1916—1922年任英國首相。
[28] 西蒙妮·維爾（Simone Weil，1909—1943），法國哲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她認為受苦是一種與上帝結合的方式，著有《等待上帝》等。
[29] 《全集》，18.301；16.492（1944年12月7日書評）；《怪行高手：雷納·赫彭斯托爾日記，1969—1981》（The Master Eccentric：The Journal of Rayner Heppenstall，1969—1981），第51頁註解；凱瑟琳·米德爾頓·默裡，《約翰·米德爾頓·默裡不為人知的生活》（The Unknown Life of John Middleton Murry，倫敦，1986），第177頁。——原注
[30] 馬克·本尼，《幾乎是個上等人》（Almost a Gentleman，倫敦，1966），第106頁；《全集》，4.175，90；理查德·裡斯，《為了愛或金錢》（For Love or Money，倫敦，1960），第152頁。——原注
[31] 《全集》，10.198；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埃德瓦·羅地蒂未發表打印稿《當奧威爾仍是埃裡克·布萊爾時》（When Orwell Was Still Erie Blair），第7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