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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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觀世上，唯有英國的上、中等階層願意掏大價錢給學校，以使其子女在感情上受到傷害。埃裡克肯定從亨裡的國教派修女那裡學得不錯，所以被聖塞浦裡安學校招收入學。這所學校位於蘇塞克斯郡濱海的東伯恩的薩默當街上，它還吸引了其他一些聰明的小男孩。其傑出校友中，有作家西裡爾·康諾利[1]和《清水之環》（Ring of Bright Water）一書作者加文·馬克斯韋爾（Gavin Maxwell）、攝影師塞西爾·比頓、廣告業標新立異者戴維·奧吉維、高爾夫球賽通訊記者亨利·朗赫斯特、志願軍團少將鮑比·福特和加拿大騎警隊長官查爾斯·裡維特-卡那克。
聖塞浦裡安學校1898年建校，其名稱來源於一個並不廣為人知的迦太基殉道者。那個繁榮而時髦的城市中有八十所學校，聖塞浦裡安學校是其中一所。其校舍在一幢巨大而佈局凌亂的維多利亞時代紅磚建築內，另有一個下沉式運動場、一個板球賽看台和一個步槍靶場。九十名學生中包括一位暹羅王子、一位南非百萬富翁之子還有幾個英國貴族之後。因為埃裡克家境並不富裕，學費從一百八十鎊減到九十鎊，但這仍是相當大一筆錢，差不多是一個職員或者熟練工人一年的工資。他在勢利方面所受的教育始自家庭，然後在學校又繼續進行。雖然學習能力讓他得到了很多人無緣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一直不能忘記他只是勉強待在那裡，必須取得好成績並得獎，以此證明他有資格在那裡上學。
聖塞浦裡安學校跟大英帝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吸引了英—印家庭的孩子，並培養他們將來去印度任職。學校的校服是「燈芯絨褲子加綠色和淡藍色緊身套衫，徽章是綠底襯著一個青色馬耳他十字架」。數量眾多的教職工中除了學校的業主、執掌一切神祇的威爾克斯夫婦，還包括「十二個教師，一個舍監和一個副舍監，幾個女傭，一個校警，一個木匠，兩三個園丁」。威爾克斯夫婦有兩個上伊頓公學的兒子和兩個女兒——羅斯瑪麗及瑪麗戈德——穩妥起見，她們被送去一間女子寄宿學校上學。
奧威爾引起爭論的自傳性傑作《如此歡樂童年》是英語最佳散文之一，它回憶了那幾年痛苦的生活。雖然他是在生命晚期，即1948年左右寫的這篇文章，是在有過那些經歷後的很多年，但他寫作時仍心懷憤慨。因為英國關於誹謗的嚴格法律保護當時仍在世的威爾克斯太太，所以直到1952年，這篇隨筆才首次發表，但只是在美國，而且是在奧威爾辭世之後。他這篇成年後所寫的回憶文章攻擊的不只是無情羞辱及剝削學生的威爾克斯夫婦，也攻擊了壓迫他的整個階級及教育制度。這樣做時，奧威爾把威爾克斯夫婦的性格進行了小說化描寫，並將自己與他們的痛苦接觸加以戲劇化。這篇散文表達了他壓抑的怒火和深以為恥的感覺——那是他們對他道德訛詐的結果。
別的同時代人雖然沒那麼憤慨，但也證實了奧威爾的回憶。在它醜陋然而威嚴的門面後，所有囚犯隔離地的那種特點在這所學校應有盡有。塞西爾·比頓記得：「教室裡有墨水和灰塵味，泳池一池死水，廁所又冷又潮。一個平坦的運動場延展到陡峭的邊緣，有一道低矮的磚牆標示道路。那是在戰爭期間，自然全因陋就簡。冬天時，學生們因為寒冷而受罪不輕。」[2]
校長沃恩·威爾克斯被輕蔑地起了個外號叫「桑保」（Sambo），他似乎跟一本流行童書《小黑人桑保》（Little Black Sambo，1900）中的小主人公相似，而且體現了這一名字的拉丁詞源（這對初涉學問的學生有吸引力）「scambus」，或稱弓形腿。加文·馬克斯韋爾還記得「桑保」有名的不學無術特點：「他很少說話，喜歡嘟嘟囔囔，據說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高爾夫。」在奧威爾看來，他長得像怪胎，愚蠢而且幼稚：「『桑保』是個有著圓圓的肩膀，樣子蠢得奇怪的人，他的個頭不大，但是動作笨手笨腳，胖乎乎的臉像個生長過快的嬰兒。」[3]履行正式職責時，他警告學生們提防所有學校中存在的敗壞風氣的邪惡行為。他勸諭他們避免產生戀愛關係，警告他們不要以自瀆玷污自己的身體，並鼓勵他們揭發有哪個學生企圖鑽進他們的被窩或觸碰其下身。
雖然「桑保」一般情況下是膽怯的，而且無攻擊性，但他跟別的教師一樣，有殘酷成性的一面，想出了一些別出心裁的點子來傷害他管教下的學生。奧威爾曾回憶道：「他用銀管鉛筆敲你的腦袋，在我的記憶中，這支鉛筆似乎有香蕉那麼粗，重得可以在你頭上敲起一個包。或者會揪你的短頭髮，有時偶爾還伸腿到桌下去踢你的脛骨。」埃裡克一直在頭髮上抹足油，以躲開被猛揪，但仍逃不掉其他方式的懲罰，那在大部分學校都很常見。例如，在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可怕的牧師向無辜的斯蒂芬吼叫道：「懶惰的小陰謀家，我從你臉上看出你是個陰謀家……懶惰的無所事事的小二流子！」奧威爾的文章中，「桑保」模仿喬伊斯大聲說：「接著念，你這個小懶蟲！接著背，你這個游手好閒沒用的小鬼頭！」[4]
真正在幕後把持大權的，是西塞莉·威爾克斯（Cicely Wilkes），她跟艾達·布萊爾同是出生於1875年。在一張照片上，她穿著法蘭絨襯衫，打領帶，頭戴一頂軍式貝雷帽，往下拉得緊壓著眉毛。她那突出的顴骨、寬平鼻子和大顆牙齒說明其精力似男性般充沛。雖然她喜歡被稱為「夫人」，但在一群孤獨的小男孩眼裡，她仍是個令人恐懼的替代母親。奧威爾把她形容得像是猿猴或者類人動物：「身體壯實，肩膀寬闊，額頭平坦，眉毛粗濃，眼睛深陷，神情多疑。」那些男孩因為不誠實使其家長、學校以及她自己失望，威爾克斯太太會無恥地拿話刺激他們：「你這麼做太不像話了，是不是？你這樣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一個月接著一個月，虛度你的時光，對得起你的母親和父親嗎？你真的要把你的大好機會扔掉嗎？」那些男孩的報復方式也是巧妙地給她起了一個外號，將其打回原形，削弱了她的權勢，諷刺了她的粗俗外表。加文·馬克斯韋爾解釋說：「她是個又矮又胖的中年婦女，胸部很發達。她疾步走過走廊時，胸部上下晃悠，頻率接近脈搏。『「甩動」來了。』有人就會說，『（乳房）晃得好看，一分鐘八十次，全按順時針方向。』」
戴維·奧吉維形容「這個惡魔般的女人把精神閹割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通過）跟學校中的每個男生玩貓和老鼠的情感遊戲，我們每個人都輪流受寵和失寵，就像法國王宮裡的廷臣」。他們都被吸引到這位賣弄風情的女王旁邊，就為了她承諾的賞賜——一種難得的特權或一次出遊，一次少有的款待或一件禮物。西裡爾·康諾利（他的回憶錄《諾言之敵》啟發奧威爾自己也寫了篇關於這所學校的文章）在描寫她的性格時用筆較為寬容一些，但也強調了她渾身上下的勢利性，她那殘酷然而有效果的教學方式以及她虛榮地想讓學生討好她，爭先恐後向她邀寵的心態。「整套體制都圍繞其進行的『甩動』是個能幹、野心勃勃、喜怒無常、精力充沛的人。她想做到生意成功，有更多學生，吸引貴族的兒子並把他們送到伊頓公學。她是個能幹的法語和歷史教師，我們學得就像學會害怕那樣快。『桑保』似乎是個冷冰冰的、公事公辦、盡職盡責的親王。」專橫的妻子和懼內的丈夫很可能使埃裡克聯想到自己略微有些不正常的父母。康諾利打了兩個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比喻，以說明她採用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對所有那些有伊麗莎白和埃塞克斯式關係的學生，她對他們影響極大，把他們激勵得像是布魯克蘭車道上的阿爾法—羅密歐牌跑車一樣。」[5]
「甩動」聲稱其祖先來自蘇格蘭，她偏愛來自蘇格蘭的學生，並鼓勵他們穿傳統服裝。希望「出人頭地」的學生被教導要欣賞蘇格蘭人性格中不屈不撓以及頑強的一面。因為「甩動」對蘇格蘭情有獨鍾，埃裡克就討厭它。如他嘲笑地告訴傑辛莎·巴迪克姆：「要想當個老『夫人』偏愛的人，你得是個穿蘇格蘭短裙的公爵才行。」埃裡克覺得之所以如此推崇，其真正原因無非是只有很富有的人才有錢去蘇格蘭遠遊，並享受生活奢侈的假期，再加上釣鱒魚的私家小溪以及人員配齊的狩獵小屋。聖塞浦裡安學校讓他學會憎惡財富及特權。
奧威爾不加掩飾地承認他對蘇格蘭高地、蘇格蘭人生活的凱爾特及浪漫性一面有偏見，後來因為他討厭在緬甸的那些痛飲威士忌的蘇格蘭商人，這種偏見又得以加深。他的早期小說中，有一些具有其寫作特點的、非常過分的痛斥語句。在《緬甸歲月》（Burmese Days）中他寫道：「大英帝國只是用以給英國人貿易壟斷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給一幫幫猶太人及蘇格蘭人這種權利。」在《保持葉蘭繁茂》中，他筆下的主人公輕蔑地取笑蘇格蘭名字及那裡乏味的遺產：「戈登、科林、馬爾科姆、唐納德——這是蘇格蘭給全世界的饋贈，還有高爾夫、威士忌、燕麥粥和巴裡及斯蒂文森的作品。」[6]但這種終生的敵視並未阻止他去蘇格蘭朱拉島上度過其生命中的最後幾年。
聖塞浦裡安學校的學生一天開始時，是赤身跳進學校裡冰冷的泳池，或者令人噁心的公共浴池，埃裡克看到過浴池水面上浮著一塊人糞便。之後是15分鐘的體育鍛煉，接下來是無趣的，但又必須參加的禮拜儀式，早餐前在教堂進行。雖然食物難吃屬意料之中，但那些挨餓的學生永遠也吃不飽。埃裡克敏銳的眼睛注意到錫碗邊下沿有剩粥結成的嘎巴。可憐的亨利·朗赫斯特，他曾感到噁心而嘔吐到了又稠又粘的疙瘩粥裡，卻又被逼站著把那令人作嘔的混合物稀里呼嚕喝了下去。
戴維·奧吉維瞭解這幅景象與真實情形的差別，也知道怎樣經營一樁成功的生意。他同意奧威爾的看法，就是儘管「甩動」時常宣揚自己對獲獎學金學生善心無量，她還是剝削了這些學生。奧吉維說她「從教育九十個男孩上賺取了如此豐厚的利潤，以至於夏天能在蘇格蘭租塊野地打松雞，她的兩個兒子都去伊頓上學。她通過讓那些男孩挨餓而致富。她和丈夫從來不嘗我們的伙食，但是那些吃飯時被特許坐在威爾克斯先生身邊的男生會從那位心不在焉並且懼內的男人盤子裡偷東西吃。」
奧威爾曾寫道，這所學校的目標是培育出有「品質」的學生，這種學生會憎惡智力，熱愛比賽，「感覺遲鈍，有匹夫之勇，從不懷疑，無內心生活」。這種男生除了奧威爾自己，還有馬克斯韋爾、比頓、康諾利，他們都很不相同，奧威爾也有相當的匹夫之勇，但他也感覺敏銳、長於自省、頭腦聰明。在對聖塞浦裡安學校所做的一項研究中，詳細說明了培育出這種訓練有素、順從，但頭腦空洞之庸人的各種因素：「一種由嚴格紀律推行的斯巴達特色，一種由一支朝氣蓬勃的學員隊營造出來的軍國主義氛圍；重視學校的比賽並把它作為強身健體的手段；以反覆為特點灌輸關於帝國道德觀的不成文規範；基礎人文科學教育；有一個很大程度上傾向於是帝國本身的主顧；傳播英帝國的知識。」[7]無怪乎，後來有155名聖塞浦裡安學校畢業的英勇年輕人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許多人命喪沙場。埃裡克八歲時進入的這所學校助長了勢利、庸俗、同性戀、種族主義及虐待狂，其等級森嚴和幼者受欺兩特點助長了恃強凌弱和鞭子教育。它突出的是運動能力和身體上的英勇無畏，鄙視藝術及對智力長進的追求。它強調忠誠愛國、金錢及特權至上，具有階層意識，因循守舊，輕視外國人及勞動階層。埃裡克在1922年加入緬甸警察時，默默地接受了這些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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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保持葉蘭繁茂》中的主人公一樣，埃裡克在布萊爾一家中作為最聰明孩子的角色，「就是獲得獎學金，取得輝煌的人生成就，重振家業」。但奧威爾又回憶起他精神上的痛苦，並有意言過其實地寫道：「一個人能加於孩子的最殘酷行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當中。」殘酷得多的行為也存在，但雙方都遵從魔鬼的契約[8]。學校追求的是聲望，對埃裡克進行了一流的學業培養，而他也通過獲得眾人夢寐以求的獎學金，從而讓威爾克斯夫婦的投資投得其所。
在《如此歡樂童年》（此諷刺性標題來自布萊克的《天真之歌》）中，奧威爾通過強調學校對一個非常孤獨、很受呵護、基本上沒有父親的八歲小孩所造成的影響，收到了極為強烈的效果。（埃裡克上聖塞浦裡安學校時，理查德·布萊爾仍在印度。）奧威爾的口吻就像出自一個從未離開過家庭，對殘酷現實準備嚴重不足的男孩，一開篇就突兀地宣稱：「我到了聖塞浦裡安學校後不久……就開始尿床。」因為「甩動」（為這種惡行所震驚）告訴一個來訪女士對這種不由自主、丟人現眼的行為，唯一療法就是打。埃裡克以為那個全身騎馬裝束、手持一根獵鞭的女士會抽他，但不是，而是被「桑保」用同樣的武器（獵鞭）籐條抽打，這在一定程度上如夢一般，跟他想像的一致。埃裡克有欠思量地誇口打得不痛時，「桑保」把他抽得直到把鞭子抽斷。他離開時，帶著「淒涼的孤獨無助的感覺，感覺我不僅被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而且給鎖在一個非常邪惡的世界中，而這個世界中的規則實際上是我所無法服從的」。此無辜男生所受的懲罰產生了另外一種羞愧感的根源，並且預示了《一九八四》所描寫的世界。
數學教師埃利斯先生粗暴易怒，長著一顆蛋形禿頭，他臭名昭著，是個愛打人的教師，是他啟發《聖塞浦裡安學校紀事報》登了一則模仿性標題：「打學生者埃利斯！被此惡人踢成終身殘疾的學生的驚人證詞！」[9]在《緬甸歲月》中，奧威爾把埃利斯的名字用在一個狂熱的壞人身上，他毆打一個緬甸男孩令其失明，因此激起了當地人的一場暴亂。
這所學校對埃裡克身體及情感上的影響都很嚴重，而且強化了他性格中最糟糕的方面。支氣管缺陷和一側肺部的病灶使他經常咳嗽，跑步也成為一種痛苦。他雖然極其孤獨並渴望融入集體，卻拒絕這樣做。他對學校的方方面面都看不順眼，又恃才傲物，這讓他不受其他男生的歡迎。他於是退守（就像對自己的家庭）一種謹慎的架勢，不信任所有成年人。「甩動」不瞭解他的痛苦，後來說過：「他不是個感情深厚的小孩兒……內心沒有溫情。」
埃裡克長了張圓臉，獨來獨往，經常哭泣，被那些嫉妒他聰明但看不起他笨拙的蠢學生欺負——埃裡克會讀書，但比賽方面根本不行——他們也對他的特立獨行感到惱火。一個同時期學生記憶中的他是「預備學校裡一個不快樂的小男孩。我哥哥跟他同作為聰明學生，常常被學校裡的庸人幫『圍攻』。他們倆提心吊膽，不得不常常淚水漣漣，而且受到了譏笑」。這一切的結果，是埃裡克很快成了個集內疚、自怨自艾兼自憐感覺於一身的可憐人：「我沒有錢，我體弱，我醜陋，我沒有人緣，我咳嗽不愈，我膽小，我身上有氣味。」[10]成年後獲得的友誼、一次愉快的婚姻以及文學上的成功從來未能完全化解這些感覺。
跟吉卜林上預備學校時一樣，埃裡克對自己勝人一籌的能力，甚至對在那裡上學一事都感到內疚。因為對自己的不快樂感到慚愧，他一個字也未向自己的父母吐露過。如他在《如此歡樂童年》中寫道：「一個表面好像很快活的孩子可能事實上遭到了他不能也不願洩露的可怕之事。」他在校最初幾個月寫給他母親的信件（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雖然被「甩動」檢查過——似乎出自一個快樂的、心態調整得很好的孩子之手。他對母親的煩惱抱以同情，照顧某個生了病的同學，喜歡玩爆炸性玩具，對想像教學法反應積極：
很遺憾地得知家裡又有了發臭的白老鼠那種可惡的東西。 我一點也靜不下心讀書，因為萊斯利·科恩總在擔心，到最後我不得不讀書給他聽。 有個男生有一種槍，得用豌豆當槍子。 西勒先生用一個上面塗有糖的足球向我們解釋月食。埃裡克總盼望夏天放假時離開學校去康沃爾郡的波爾派羅，那些肌肉發達、皮膚曬黑的農場工人會讓他坐蘿蔔播種機，有時候會抓母羊擠奶給他喝。1912年6月，他在學校的一次舞會上亮相，穿得像個18世紀的男僕，紅天鵝絨外套，起花的白背心，紅綢褲，黑襪，蕾絲邊衣領和撲了粉的假髮。1914年夏天，他有了次難得的機會，可以擺脫痛苦以另外的形象示人。《聖塞浦裡安學校紀事報》把他作為板球手和《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戲劇表演中的演員進行了表揚：
E.布萊爾最近進步很大，但他那局總以一個高球開始；小心擊球後會很不錯。他接球不錯，但是一定得學會迅速移動。略微會投球…… 在某些多少有些難於表演的部分，埃裡克·布萊爾的沃德爾先生演得極好。戰時，當隔著海峽就能聽到法國那邊傳來的隆隆炮聲時，埃裡克對學校的軍事活動變得很感興趣。他景仰一位請來的演講人，此人做了幾次關於一些著名戰役的精彩講座，如馬爾伯勒在布倫海姆、拿破侖在奧斯特裡茨取得的勝利[11]。學校的學生在運動場上操練，在教室的地圖上跟蹤戰事的最新進展，並到部隊醫院看望傷兵，去那裡向他們分發薄荷味冰激凌和廉價煙卷。在教堂裡，他們滿懷敬仰地聽到一些參戰身亡的戰士新名單被加上榮譽榜。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西裡爾·康諾利著重寫了滑稽一面，他告訴母親國王喬治五世某次騎馬經過學校附近軍營時發生了一次不幸事件：「看到他時，有為數一千左右的傷兵都趴在一堵圍牆上，結果牆倒了，他們全滾下岸滾到了泥裡。」[12]
在聖塞浦裡安學校上學時，埃裡克在亨裡本村報紙上發表了兩首完全是中規中矩的詩歌，為押韻四行詩。好戰主義的《醒來！英國的年輕人》（Awake! Young Men of England）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月發表，它號召年輕人報名參軍，其靈感來自當時的愛國狂熱，這種狂熱表現在基欽納勳爵出現在徵兵海報上嚴肅而又英俊的臉龐以及上面的題句：「你的國家需要你！」第二首是對基欽納的輓詩，其人1916年去俄羅斯前線時，因乘坐的軍艦觸雷而溺斃。塞繆爾·海因斯（Samuel Hynes）評論道：「裡面全是陳詞濫調——喚醒英國，頌揚犧牲，原始的意象，空想出來的戰鬥，關於勇氣和怯懦的情緒化語言。這首詩與其說由一個男孩寫出，倒不如說由一種傳統寫出，那是一種行將消失的傳統。」當康諾利就同樣主題也寫了一首詩並請布萊爾品評時，後者模仿教師語氣學究般評道：「特好。稍有重複。韻律絕佳。一些地方稍有含糊。絕大部分用詞得當。整首詩寫得簡潔、優美、別緻、完美。」康諾利聽到這番贊語心花怒放，他回應道：「我親愛的布萊爾！我感到既驚訝又震撼。」他們之間的友誼及文學上的競爭將一直持續到奧威爾去世。
埃裡克問過傑辛莎「你怎麼能肯定我就是我」，還流露出對《德拉庫拉》一書及吸血鬼感興趣，傑辛莎對此感到吃驚。他也隨隨便便地問過西裡爾·康諾利「你會不會喝下一品脫鮮血來救你父親」而給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康諾利是個聰明、喜歡讀書、長得肥胖的男生，來自一個愛爾蘭軍人家庭，是埃裡克在校時的唯一好友。雖然奧威爾後來覺得自己並不是個真正的叛逆者，除了不得已時，而康諾利在為他這位古怪朋友所做的一段生動描寫中，堅持認為他是個叛逆者：
我是個裝出來的叛逆者，奧威爾才是個真正的。他個高、膚色蒼白，臉上肌肉鬆弛，手指長而尖，說話語氣輕蔑，是那種似乎生來就老成的男生……在那些男生中，他是唯一一個知識分子，不人云亦云，因為他獨立思考，看蕭伯納和塞繆爾·勃特勒的書，他抵制的不僅有聖塞浦裡安學校，而且還有戰爭、大英帝國、吉卜林、蘇塞克斯郡（吉卜林的家鄉，也是聖塞浦裡安學校所在地）以及好品質。「你當然明白，康諾利，」奧威爾說，「不管誰打贏這場戰爭，我們都會以二流國家出現。」甚至在小時候，奧威爾就能看穿虛偽。雖然寫過那些年輕氣盛的愛國詩歌，他還是預言了英國的衰落。[13]他渴望過成為「甩動」眼裡的理想學生，除了聰明，還要漂亮、擅長運動、有錢，但是他那顛覆性思想削弱了學校中的傳統價值觀。在《如此歡樂童年》中，奧威爾嘲弄了敵視智力、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和為應試而進行的溫室內填鴨式教學。第一學年，他學的科目有拉丁語、法語、英語、歷史和數學。但跟所有聰明學生一樣，其真正教育來源於自己的閱讀。在學校裡，他喜歡閱讀的不止有蕭伯納和勃特勒的作品，還有斯威夫特、薩克雷、吉卜林和P.G.沃德豪斯[14]的作品。他最喜歡看H.G.威爾斯的短篇小說《盲人之國》（The Country of the Blind）。他回憶過一個愉快時刻，那是夏天凌晨四點鐘，全校都在沉睡，晨曦從窗戶斜射進來，他被讀書的渴望所驅使，順走廊溜去康諾利的床頭桌那裡偷拿了那本書。後來他問過康諾利：
你還記得嗎？我們中間不知是誰弄到一本H.G.威爾斯的《盲人之國》，那是在1914年左右，在聖塞浦裡安學校，因為對它太入迷，我們常把它偷來偷去。我記得很清楚……還有你記不記得差不多與此同時，我把康普頓·麥肯齊[15]的《邪惡街》帶到了學校，你開始看，可是被可惡的老母豬威爾克斯太太發現，她把我們大罵一頓。《邪惡街》（Sinister Street，1913—1914）導致他們不可能受到「甩動」的寵愛，書中對牛津大學的私生子、同性戀現象以及倫敦下層生活的描寫在當時被認為有傷風化。但威爾斯的短篇更吸引他們，它寫的是一個登山者如何掉下山，然後進入安第斯山區某地，那裡的人全是瞎子。他想當他們的國王，但那些人認為失明比不失明高等。在他想跟他們的一個女人結婚時，他們非要摳出他的眼睛，到最後他得以逃脫。這兩個聰明的學生被愚笨的教師、粗鄙的學生所包圍並受其壓迫。看得見的人被瞎子統治，墨守成規的群體壓力及暴民統治壓製出色的個人，他們兩人對此觀念心有慼慼焉。雖然威爾斯筆下的主人公從安第斯山區逃脫，但這兩個聰明的男孩仍被困於學校。
布萊爾和康諾利能夠挽回面子，是因為他們給學校帶來了教學上的榮譽，這正是培養他們的目標。聖塞浦裡安學校甚至從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請來一位教師為這兩個男孩閱卷，他對布萊爾和康諾利都留下了較深印象，用詞準確地把他們形容為伊頓升學大賽中的賽馬：「在獎學金班，康諾利和布萊爾在各方面都名列前茅。他們希臘語都考得不錯，不過布萊爾在語法上要好得多；拉丁語這一科，他們在語法上並駕齊驅，但布萊爾在作文上領先；康諾利在數學和神學上快馬超過；在題目是《何謂民族英雄？》的英語隨筆寫作上，康諾利寫得『最好最全面』，滿分50，他得了48分，而布萊爾以43分落在後面。」
1916年春天，布萊爾去伊頓公學參加獎學金資格考試（沃恩·威爾克斯作為一種學業上的僕從隨行），當時尚不滿十三歲。這場磨難是他在聖塞浦裡安學校所待幾年的頂點，為時兩天半。此次考試不僅包括希臘詩及法語口語，還包括由一些要人（包括教務長、副教務長，公學教師和許多伊頓的學生）主持的一場口試。埃裡克通過了考試，從而避免變成用「甩動」鄙夷的話說，「當個一年只掙四十鎊的辦公室小當差的」。但當時伊頓沒有學位，他未被馬上招收入學。他在1916年冬天離開了聖塞浦裡安學校，在威靈頓公學待了一個冬季學期，於1917年5月進入伊頓公學。
極為敏感的加文·馬克斯韋爾承認終於離開聖塞浦裡安學校時，「心裡戰戰兢兢，滿懷痛苦及自憐」。比他堅強得多的埃裡克更像一個年齡大的男孩，據亨利·朗赫斯特引用他的話，他把能做到「當五年戰俘後絕對身心健康」地離開，歸功於之前他曾被囚於聖塞浦裡安學校的生活。[16]這所學校給了埃裡克過艱苦生活所需的基本訓練，後來在瘧疾流行的緬甸邊遠之地當流浪漢、廚房苦工和在西班牙北部冬天的前線時，（儘管他的肺功能不好）他都能抱著很大熱情過艱苦生活。
在對《如此歡樂童年》所作的一篇富於洞察力的評論中，西西爾·比頓在對比了自己和奧威爾的經歷後，說他突出並誇大了那種難以忍受的情形：
不可思議的是一個那樣年齡的男孩能看穿所有層次上的勢利和沃恩·威爾克斯的偽裝。它寫得有趣，引人發笑——但有誇大：老天作證，我憎惡威爾克斯夫婦，憎惡在那所學校待的每一分鐘，跟他一樣，同樣驚駭於廁所裡的臭味和污穢，同樣害怕寒冷和食物的不潔。即便如此，我從來沒看到過浴池裡漂過一塊人糞，也不記得錫碗邊下沿有剩粥所結的嘎巴。我有種感覺是奧威爾迷戀骯髒，喜歡把玩礦工或者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窮困潦倒生活中的令人無比反感之處。從正面意義上說，聖塞浦裡安學校（以殘酷的方法）開發了他的智力，強迫他人盡其才，把他送進伊頓，助長了他對游泳、打板球和拳擊的積極性，在他去海岬那塊起伏平緩的有草的丘陵地帶多次長途散步後，這所學校也助長了他對博物學的興趣。步槍靶場和學員隊喚起了他對槍炮和軍功的熱情。它磨礪了他，讓他學會努力，喚起了他的雄心，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也加重了他終生相隨的內疚感和對失敗的恐懼、根深蒂固的防備之心、沉默寡言及慎於流露感情的性格。他總是討厭這所學校，1939年，他高興地得知它被燒燬了。
奧威爾承認，直到他已年滿三十並且已經出了一本書後，「我總把生活計劃建立在一個假定之上，即不僅任何重要的事業都會失敗，而且我只能再活上幾年而已」。[17]他不大可能真的以為自己會死在伊頓或緬甸，而他能通過有難度的考試去那裡這一點，也不會表明他在未來會失敗。但在他看來，成功被他被迫忍受的填鴨式教學所敗壞。他常常覺得自己的人生被毀，他所做的或者能做的任何事都不會有任何好處。他把自己喪失自信及希望歸咎於他被這所預備學校對他的物質掠奪和情感訛詐。他在那裡培養了內疚、自憐和憤怒的感覺，也非常有意識地決定自暴自棄。而伊頓公學將給他那所預備學校顯然未能提供的：自由，閒暇，相互砥礪的同學，活躍的教師，一個文明的環境和屬於他自己的一個小隔間。
[1] 西裡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國作家、記者，著有《石塘》《承諾之敵》《不安靜的墳墓》等。
[2] W.H.克裡斯蒂（W.H.Christie），《聖塞浦裡安學校歲月》（St. Syprian's Days），載於《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 Magazine），第309期（1971年5月），第387頁；亨利·朗赫斯特（Henry Longhurst），《我的一生與軟弱時刻》（My Life and Soft Times，倫敦，1971），第26頁；域果·威克斯（Hugo Vickers），《塞西爾·比頓傳》（Cecil Beaton：A Biography，紐約，1985），第16頁。——原注
[3] 本章有關《如此歡樂童年》引文部分，參考或引用了董樂山先生的譯文（《奧威爾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4] 加文·馬克斯韋爾（Gavin Maxwell），《埃爾裡格之家》（The House of Elrig，紐約，1965），第81頁；《全集》，19.358；362；詹姆斯·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1916年初版；紐約康帕斯，1956），第50頁及《全集》，19.362。——原注
[5] 《全集》，19.357；364；馬克斯韋爾，《埃爾裡格之家》，第81頁；戴維·奧吉維（David Orgilvy），《血、頭腦和啤酒：自傳》（Blood，Brains & Beer：An Autobiography，紐約，1978），15頁；西裡爾·康諾利《諾言之敵》（1938年初版；紐約，1960），第166、169頁。——原注
埃塞克斯伯爵（1566—1601）曾是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的情人；布魯克蘭車道是英國的一處賽車場地，阿爾法—羅密歐是意大利出產的一種賽車牌子。
[6] 巴迪克姆，《埃裡克與我們》，第46頁；《全集》，2.38（這句話裡的最後8個詞在1958年紐約「大眾圖書館」版本中被悄悄刪掉，在此本小說的第36頁）；《全集》，4.39。——原注
巴裡即詹姆斯·M·巴裡（James Matthew Barrie，1860—1937），蘇格蘭小說家、劇作家，著有《小牧師》《彼得·潘》等；史蒂文森即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作家、詩人，著有《金銀島》《綁架》等。
[7] 奧吉維，《血、頭腦和啤酒》，第15—16頁；《全集》，12.164（1940年5月24日書評）；羅伯特·皮爾斯（Robert Pearce），《預備學校與帝國主義：以奧威爾的聖塞浦裡安學校為例》（The Prep School and Imperialism：The Example of Orwell's St. Cyprian's），《教育管理及歷史雜誌》（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History），第22卷（1991年1月），第44頁。——原注
[8] 「魔鬼的契約」是一個比喻說法，含義可參考歌德的詩劇《浮士德》，其中浮士德為了獲得青春、知識和魔力而向魔鬼出賣自己的靈魂。
[9] 《全集》，4.43—44；《全集》，19.356、359；傑羅姆·劉易斯（Jeremy Lewis），《西裡爾·康諾利傳》（倫敦，1997），第35頁。——原注
[10] 沃恩·威爾克斯所言，見彼得·斯坦斯奇（Peter Stansky）和威廉·亞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所著《不為人知的奧威爾》（The Unknown Orwell，紐約，1972）第38頁；約翰·克羅特裡安爵士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9頁；《全集》，19.379。——原注
[11] 布倫海姆之戰是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英國、奧地利、荷蘭聯軍與法國、巴伐利亞聯軍1704年在巴伐利亞布倫海姆村附近進行的決戰，馬爾伯勒公爵是當時英荷聯軍的統帥；奧斯特裡茨戰役是1804年12月拿破侖·波拿巴指揮法軍與俄奧聯軍在摩爾維亞的奧斯特裡茨村（現在捷克境內）進行的決戰。
[12] 《全集》，19.383；《全集》，10.10—12；克裡斯蒂，《聖塞浦裡安學校歲月》，第396—397頁；劉易斯，《西裡爾·康諾利》，第37頁。——原注
[13] 塞繆爾·海因斯，《奧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倫敦，1976），第18—19頁；格羅斯，《喬治·奧威爾的世界》，第7、8幅插圖（傑羅姆·劉易斯關於康諾利的書如果不出錯會很精彩，在其中他錯誤寫道康諾利評了奧威爾的詩，而實際上是奧威爾評了康諾利的詩）；康諾利所言，見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劇場電視台（Arena Television）節目《奧威爾在1984》；康諾利，《諾言之敵》，第170—171頁。後來康諾利認為奧威爾的預言可能是在伊頓上學時作出的，而不是在聖塞浦裡安學校。——原注
[14] 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英國小說家、劇作家，1955年入美國籍，著有小說《城裡的普斯密斯》、音樂劇《演藝船》等。
[15] 康普頓·麥肯齊（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英國作家，《留聲機》雜誌創辦人，另著有《狂歡節》《論道德的勇氣》等。
[16] 《全集》，11.253—254（1938年12月24日信件）；劉易斯，《康諾利》，第39頁；馬克斯韋爾，《埃爾裡格之家》，第91頁；朗赫斯特，《我的一生與軟弱時刻》，第37頁。——原注
[17] 威克斯，《西西爾·比頓》，第16—17頁；《全集》，19.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