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5日
受驚記
符合所有大災難的特徵，雖然有個別零散的徵兆和暗示，但沒有任何確鑿的消息和大面積的風聲，於無聲處中，於無防備中，我身邊的地裂開了。
地震發生時，我正在成都市少年體育中心打羽毛球。這是我堅持已久的一項鍛煉，每週一、四下午兩點至四點。當時我剛打完一場球，正在休息中，忽聽屋頂發出嘩嘩的響聲，像有一支隊伍在屋頂急行軍。我抬頭看了一下，發現嘩嘩聲轉眼間已經變得更加洶湧，好像急行軍的人數又增加了一倍。我的理智迅速作出了反應：地震了！我邊對館內的人喊：地震了！邊往外跑。沒人相信我，我臉上的笑容似乎也有點不相信自己。跑到門口時，發現屋頂像篩子一樣紛紛篩下了陳年塵埃，與此同時我看到屋頂在搖晃。已經不容置疑！我回頭再喊同夥，急切的聲音令他們深信不疑，立即丟了拍子往外衝。這一切都發生在幾秒鐘的時間內。又過幾秒鐘，我們已衝到室外。似乎有短暫的間隙，我們正在懷疑剛才的異常是不是地震時，新一輪震動開始了。明顯比剛才劇烈，我感到腳下厚實的水泥地變薄了，變活了，在隱隱地動，人像站在船上，船在水中蕩漾。但我不可能有這種錯覺，因為我驚恐的雙眼清晰地看到，兩邊的樓房像失去了重量，在風中晃動，隨之玻璃光當光當地往地下砸。我的三個同夥飛身跳過綠化帶，去了更開闊的空地。我比他們遲了一秒鐘，卻再也不敢尾隨。因為，我擔心就在我飛身跳過綠化帶的一瞬間，旁邊的體操房會傾坍，把我永遠地埋在綠化帶裡。我置身的空地是兩個室外羽毛球場，三邊都有房子，看上去三棟房子晃擺得越發厲害，似乎隨時都可能垮下來，如果它們同時包抄我坍塌下來，我不論選擇站在哪裡都必死無疑。我不想就這麼死，眼睛飛快地在三棟房子間睃視，指望能及時發現誰先垮，好讓我爭取惟一可能的逃生機會。據後來地震局說，這次地震持續的時間只有五十四秒，減掉前面的十幾秒，我捱熬的時間也就是半分鐘多一點，但我感覺漫長得已經把我全部的心力都用盡了。
恐懼把短暫的時間無限拉長了。
這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懼，回憶起來彷彿是假的。
當震感徹底消失，驚魂甫定，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兒子。兒子11歲，在上小學。我給老師打電話，手機成了一塊廢物，無論是打座機還是手機，都是「連接錯誤」。我只好開車去學校，一路上看到街頭站滿了人，嘰嘰喳喳的，不時還可以看到一些瓦礫散落一地，圍觀的人把道路堵了。在繁華的琴台路上，由於堵塞得厲害，我的思緒第一次兜回來約見了我。我問自己：震中在哪裡？有多少級？會不會有人死了？
接孩子時，發現學校的一面牆上有一條裂縫，不大，不到一厘米。兒子很興奮，說還有更大的裂縫，硬要帶我去看。我拉緊他的手，默默地往外走，心裡想的是要馬上回去，看看我家的房子有沒有裂縫。回了小區，卻回不了家，物管不准每一個人進樓道，還在大聲吆喝，叫樓裡的人都下樓來，說還有餘震。喊得人心裡惶惶的，不敢往所有建築物邊站。我加入了嘰嘰喳喳的人群中，遠遠看見一個身穿睡衣的婦人，披頭散髮。我下意識地避開目光，孩子卻衝了上去，大喊媽媽。當時她正在八樓上睡覺，一本飛來的書把她砸醒了，繼而看到所有書都從書架上飛出來，繼而是抽屜、衣櫃上的皮箱、書桌上的檯燈、茶杯、魚缸裡的水，等等，都像中了邪，紛紛往地板上撲……這時候，我想她即使沒有穿睡衣大概也會衝下來的，頂多裹一層床單什麼的吧。
下午五點十九分，我的手機接到了地震後的第一個短信，是在市政府機關工作的友人發來的，內容如下：發生特大地震，市政府要發公告，不要回家，趕緊購物去郊外找地方過夜。
這天晚上，我是在車上過的夜。不是寬大的房車，只是一般的轎車，擠了四個人，根本無法入眠。我一次次從車上下來，在黑暗中走啊走，不敢停下來，停下來就有成群的蚊子嗡嗡的包抄上來，還感到冷——因為我還穿著最短、最薄的球衣球褲，而天已經準備下雨了……雨在半夜裡落下，淅淅瀝瀝的樣子預示著不會立即停止，正如我身邊的災情一樣。
捐款記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心傷未重深。
這次災情無比蠻橫地激活了我的淚腺，我經常像個娘們一樣痛哭流涕，淚流滿面。我後來都不敢聽廣播了，每次聽廣播都是以哭告終。所以，特別能理解那些在電視機面前抱頭痛哭的人。我住在車上，看不到電視，但可以想像電視會怎麼叫人堤決斷腸。
第一次落淚，是第二天清晨，兒子被擊打在車頂的雨聲吵醒，我便打開廣播聽新聞。也不知是哪個台，哪個記者，反正是個女的，她在都江堰災區作現場報道，她告訴我，她的背後曾經是一棟五層樓，樓裡有300多個學生，現在樓房已成廢墟，逃出來的只有16個孩子，其餘的人都急等著我們去營救。家長們在雨中跪在地上，求天求地，哭聲震天。她一邊說一邊往廢墟裡走去，突然她聽到有人在喊她：「阿姨救救我，阿姨救救我們……」她上前看，看見一根倒地的大梁下伸出一隻手，裡面有幾個聲音都在喊，要她救他們。記者的聲音裡早浸透了哭泣，但說到這裡她似乎再也說不下去，只是一味地哭，嚎啕大哭，根本沒有了語言。我下意識地抱住身邊的兒子，淚水嘩嘩地往下流，模糊了視線，同時又彷彿看見了那只從廢墟裡伸出來的手，它沾滿鮮血，五指張開，奮力擺動著，血水隨著擺動滴落在地，發出澎湃的聲音……
車窗外，雨越下越大，大得已經讓救援的飛機無法從鳳凰山機場起飛。真是禍不單行啊，這時候居然來這一場！我要說，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雨，它一方面像個善解人意的好人，替我們哭天抹淚，另一方面它又是個落井下石的惡人，讓無數本來可以生還的人永遠失去了生的機會。地震第一天，雖然救援人員以最快的速度從全國雲集四川，但由於空中和地面的雙重阻攔，救援人員無法正常有效的施救，而第一天施救的成功率高達80%，到了第二天下降為30%，到第三天只剩下7%。這場雨讓我丟掉了太多的鄉親！我恨它！！
八點多，我從廣播裡第一次聽到傷亡報告：只是都江堰一個地方，只是第一天，死亡人數達到147，受傷的人有345名。隨後，廣播裡號召大家去獻血，因為血庫告急。我是O型血，且不久前為補牙才做過血項檢查，一切正常。我決定去獻血。當時我在鄉下，距成都市區有20多公里。醫院在多個地方設了獻血點，我根據所處的位置決定去天府廣場。當我開車到天府廣場一看，愣了！完全想不到，廣場上已經排起望不到盡頭的長龍。收音機說有「長龍」八百多米，我覺得無法統計，因為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旁觀者」。中國人愛旁觀，但此刻我相信他們都不是旁觀者，他們都是準備來獻血的。
成都人的心在這一刻凝聚了！
這個城市素以慵懶、休閒、享樂著稱。有人說，這個城市每天都有三十萬大軍在麻將上馳騁；有個笑話，說飛機經過成都上空即可聽到下面人在搓麻將。我不是成都人，但在此已生活十餘年，也認為這個城市少了些陽剛之氣，多了些自我陶醉。正是這種偏見，讓我在望不到頭的「長龍」面前越發地感動起來。雨嘩嘩地下著，我呆呆地立在嘈雜的廣場上，對這個城市湧生了從未有過的敬愛和自豪，即使在雨中，我依然感到我的淚水是燙的，奪眶而出，灼傷了我的眼。也就是在這一刻，我開始強烈地問自己：我應該做些什麼？我能為災區做些什麼？
回來的路上，我連找三家銀行，終於在草堂附近的交通銀行提到了49999元存款，決定捐給災區。本來想多提一點的，因為沒有預約，是臨時取款，銀行只能取給我49999元（50000元以上要預約）。當天沒有捐出去，不知道往哪裡捐。第二天，因為舉家往鄉下轉移也沒時間去捐。第三天上午接到單位通知，單位組織捐款，我帶著錢去單位，照舊是一邊開著車一邊聽著廣播。廣播告訴我，傷亡人員在急劇增加，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救援人員也空前之多；車窗外，到處是露宿的帳篷，救護車，賑災車，捐贈點……熟悉的城市看不到熟悉的景象，一切像是都變了樣，人們扛著成箱的食物、礦泉水、衣服穿梭在大街小巷。不知怎麼的，我突然覺得身邊的錢太少了。我發奇想，給11歲的兒子打了一個電話。我從兒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給他存一萬元錢，計劃是存二十年，算是給兒子將來的創業基金吧。我決定把這筆錢拿出來捐給災區，跟兒子商量。兒子爽快地同意了，不知是出於覺悟還是無知。於是，我掉轉車頭，去羅家碾農業銀行取款。銀行給我算了一下，連本帶利有15萬零幾百元。我要求取15萬，按銀行規定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當得知我是準備去捐款的，負責人當場拍板，同意我一次性取出。
就這樣，我有了20萬，我決定全部捐給災區。我知道20萬對災區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對我來說卻是個很不小的數字，取了錢以後我也一度猶豫過，我需要給自己找到一個強大的理由。我甚至給好幾個朋友打去電話，徵求意見，一小半支持，一大半反對。反對者認為，我兒子還小，對這筆捐款他未必能懂其中的意義，我在數字上過於高調可能也容易引人非議。但我最後還是一意孤行，似乎沒有太多的理由，只是一種心情。
也許是因為我太看重這筆錢吧，當時我有個想法，希望能知道這筆錢將來的去向和用途。單位負責捐款的人無法告訴我，讓我自己跟紅十字會聯繫。我跟他們聯繫，也許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許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許是我的要求過分了。總之，我得到的答覆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我覺得非常失落。我把錢扔在車上，開車回到了鄉下。這天手機已經基本正常，我跟作協領導和幾個在災區有一定領導職務的朋友聯繫，目的就是想把款子捐出去，捐到一個有名有姓的地方。錦竹一位局長朋友提示我，可以災後援建一所學校，只是我的錢要建一所學校似乎太少了。她建議我不妨私下找些朋友，再湊一些錢，等救災工作告一段落後，她來幫我負責聯繫援建事宜。
我覺得她說得在理，便開始「募捐」了。
募捐記
我最先「募捐」的對象是阿來，電話打過去，說了想法，得到的反應居然是沒反應，令我很詫異。事後我才知道，當時他的三妹在震中映秀鎮失蹤，尚未找到，他心煩意亂，四處奔波尋找，自然難有他心。是祖墳冒了青氣的運氣，阿來三妹絕處逢生，失蹤後第三天，徒步從災區走出來，雖然歷盡驚嚇和艱險，但終歸是平安了。
5月16日，也就是阿來得知三妹無恙後的次日，我和他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邀，去北京搞義賣簽售活動。因成都機場忙於轉運救災物資，客運很不正常，我們自己開車去重慶搭機，一路上我談起「捐款記」和募捐的想法。談著談著，來了勁，我們想，能不能以災區作家的名義發起一個倡議，邀集更多的人來做這件事。從成都到重慶的路上，我們倆輪流開車，分頭給各自的朋友打電話，朋友們非常響應，令我們非常感動和激動。接下來，阿來與阿壩州教育局領導聯繫，我們提出，對我們募來的善款是要專款專用，還要接受我們的監督和管理。對方並無異議，便很順利地達成了相關協議。雖然是口頭的，但至少有了一定基礎和保證。後來，我們還聯繫上四川兒童文學作家楊紅櫻，她捐款20萬，並願意加入我們行列，與我們一起來做這件事的發起人。這樣更增加了我們做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
開始，我們只是在私下募捐，主要在朋友和作家圈內進行，後來在新浪讀書頻道做客聊天時偶然談到這件事，一下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和響應。就這樣，我們的「心」也越來越大，專門寫了倡議書，公佈於眾。從此，我們有幸強烈地感受到了一顆顆來自全國、全世界各地滾燙的心，一份份沉甸甸的血濃於水的真情愛意。災難無情，人有情。作為災區一員，這次災難給我的震撼和感動是破天荒的，一方面是災區噩耗頻傳，令人痛心疾首，一方面是身邊賑災的感人事跡層出不窮，令人豪情萬丈。為什麼我的眼裡總是含著淚水？因為我深深地愛著這片土地。愛有時顯得那麼空洞、稀缺，但在今天，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四川，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倡議行動中，又是顯得那麼的多，那麼的深，那麼的具體實在。連日來，我們幾乎時刻都能看到、體會到人心空前清澈、善良、美麗的美好圖畫。汶川把我們的心緊緊相連了！如果災難注定有這樣的效應，那麼請允許我說：我獲得了承受這種災難的勇氣。
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一夜間，我們擁有了無數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有的致電，有的來信，有的匯款，我們的心一直處於不休的感動中。由於倉促，我們的倡議行動其實有諸多不盡人意處，但沒有人懷疑我們，更沒有人指責或嘲笑我們，有的都是伸手、握手、擁抱，直接、間接地加入到我們的行動中來。北京的腳印，上海的袁傑偉，廣州的謝有順等人，他們不但自己捐款，還直接參與到具體的工作中，牽頭在各自的城市裡為我們呼籲，組織身邊的親朋好友與我們一起高唱「同一首歌」。於是，余秋雨、黃育海、路金波、楊新嵐、馮小虎、侯洪斌……等等，等等，舉不勝舉，都成了我們的朋友、戰友，成了災區無數孩子的知心人，他們親愛的叔叔、阿姨。想像著，有一天，這些人的心意和願望將變成一塊塊磚，一片片瓦，一本本課本，一支支鋼筆，一棵棵小草，讓今天還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們重新綻放出一張張笑顏，在琅琅的讀書中度過每一天，在知識的海洋中歡快暢遊，游過廢墟，游過悲傷，游過冬天，游向春天，游向蔚藍的天空，我們就覺得再累也要把這件事情做下去，切實地做好它。我們相信，也請廣大的你們相信，我們不會糟蹋每一分錢，我們要讓每一分錢都閃光，都落到實處，都去努力抵抗今後可能有的地震、颶風、泥石流，以及各種各樣的災情。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災難教會了我們如何去面對災難，那就是用真心去凝聚真心，用真心去呼喚真愛，用真心去關愛需要我們關愛的人，用真心去創造美好的明天。
親愛的朋友們，衷心地感謝你們！
災區的孩子們，你們別怕，有無數的叔叔阿姨與你們在一起！
拷問記
從地震第三日起，約我寫稿的報刊，像私下溝通好的，電話、短信、郵件、留言、紛至沓來，一發不可止。到18日下午，舉國默哀的公告發佈後，形成高潮，幾小時內至少有幾十家報刊，誠懇向我索稿，理由充足：你是災區作家。我一概拒之。其實，正因我身在災區，我失去了發言的慾望。一方面，大量實時新聞、直播報道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我旁觀看到的、想到的多數已經被人充分乃至重複地說了，我說無非是再重複，意思不大；另一方面，我確鑿想說的一點真切感受，悲痛中夾雜著巨大的憤恨，說來也不見得有幫助。大「敵」當前，我們需要團結，鼓勁，把憤怒藏起來，把恨轉化成愛，把語言變成行動。我不顧「作秀」之嫌，像個「富豪作家」一樣的高調地捐款，後來又與阿來、楊紅櫻以災區作家的名義發起「5·12災後鄉村學校重建行動」，四處募捐，正是因於我有些獨特的所見和感受。我本不打算說出這種感受的，這中間既有個人的隱私之故，又有公理公心之因。但連日來這種相似的感受被一再放大、強調，如鯁在喉，有點不說不快的意味。那就一吐為快吧，我對自己說。
事實上，地震後第二天，我在銀行取了款後（第一筆款），想捐又不知往哪裡捐，開著車，漫無目的地在城裡亂轉一氣，不知不覺中，車子已經開出城，上了三環路。要沒有突然聽到廣播上報都江堰嚴重的災情，我應該是在成溫路口（成都到溫江）出來，去溫江鄉下，那裡有我臨時設的避難所。其實之前我並不知道這次地震都江堰是重災區，我以為都江堰離成都僅30公里，成都無大礙，想必那邊也不會有大災。但廣播上告訴我，都江堰的災情十分嚴重，死亡人數已達324人（是當時眾災區已知的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我大為驚詫，連忙給我在都江堰的三位老友打電話。電話都不通，發短信，只有一人回信告知他平安，另外兩人：黎民泰和W，連發多條短信，均無回音。適時，廣播上具體說到都江堰XJ小學的一棟教學樓垮了，有200多人被埋在廢墟中。這個消息讓我震驚無比，因為我知道W就供職在那學校。沒有思考，沒有決定，我的車像認識路似的，一路往都江堰馳去。
這是災後第二天，救災工作尚未完全展開，去災區的路還沒有徹底被管制起來，高速路排起了長龍（也許是受了管制），但老成灌路、成青路都未見大的異常。我走的是老成灌路，雖然下著雨，路況不好，但還是能走，沒有遇到交警阻攔（第二天私家車就不行了）。追究W是什麼人，和我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沒意思，她如今長眠地下，我說什麼都聽不到了，但並不意味我可以亂說。她很年輕很漂亮，如果可能做她的男友，我會很榮幸的。但事實上，她只是我一個稍稍特殊的讀者，我們在2003年相識，見過兩次面，當時她還在成都某高校讀書。畢業到那邊工作後再沒有見過面，只是偶爾會給我來個郵件和短信，連電話都沒有通過。直到去年11月，她突然給我來了一個電話，我知道她結婚了，但生活似乎遇到了一些問題，所以想見見我。電話中，我聽到她的抽泣聲。當時我正在做新書《風聲》的宣傳，不在成都，只是簡單地安慰了她，答應回成都再見面。後來她沒有再來電話，我雖然偶爾也想去見見她，但終歸沒有成行。我惦記著她的生死，這可能就是原因：我沒有踐諾，而這本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現在她去了地下的遠方，我永遠失去了踐諾的機會。與她的死相比，我因為失信而難過的心情似乎不值一提。但問題就在這裡，她死了，我的愧疚將永遠活著。
我今天要說的不是W的問題，這是個私人問題，我個人可以解決；即使解決不了，受拷問的只是我——我樂於接受拷問可以把它留著，不樂於接受拷問，也可以把它丟掉。我要說的是一個可能跟我們大家都有關的問題，當我趕到WJ小學時，開始居然有一種錯覺，以為這裡不是發生了地震，而是在拍電影。因為我看到只有一棟樓塌了，周圍的建築都驕傲地屹立著，彷彿塌的這棟樓不是地震塌的，而是被定向炸藥爆破的。現在已經確認，這棟樓埋葬了240名師生，它就是WJ小學教學樓。提前一天，我們也許無從知道這棟樓的內部細節，現在坍塌成一堆廢墟，牆體、預制板、橫樑裸露在外，亂七八糟，卻無法掩蓋鐵的事實。兩名瘋狂的家長對在場的記者高舉著斷裂的預制板，要記者看裡面有什麼，有沒有鋼筋？沒有。我看到，裡面什麼也沒有，連鐵絲和竹條都沒有。我馬上想到，周圍的樓房為什麼不倒，秘密就是它們的水泥裡面也許夾著鋼筋，或者鐵絲，或者竹條。
因為W，我不幸看到一個現場，一個真實，它讓我已有的悲痛變得不再那麼單純，而是裹挾著一股無名的憤怒。我離開現場時，甚至暗暗地希望那些已經在雨中哭干了淚的家長舉著斷裂的預制板去上告，查個水落石出，把偷吃了預制板裡的鋼筋的惡鬼揪出來，判入地獄，生不如死。荒唐的是，我這麼想著不久，綿竹的一位局長朋友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一件事：他們領導、也是我的朋友蔣書記今天當眾跟群眾下跪了，現場有記者，可能要報道，想我在媒體工作，又是名人，能不能找有關領導說一說，別報了，即使要報也找個好角度報。我納悶書記為什麼要跟群眾下跪，局長說他們那兒死了好多學生，家長要去上級部門告，他去勸阻，阻止不成，情急之下，跪地而求。我說這是地震哪，是天災，又有什麼好告的。局長說，你不知道那些校舍建得質量太差，全是豆腐渣建築，家長們氣不過，要去討說法。我馬上想起剛才看到的那些「空心」預制板，心裡想，看來這不是WJ小學一個學校的問題。
何止是一個學校！
我掌握的資料非常有限，據我所知，在這次地震中四川省坍塌的學校有北川中學、聚源中學、向峨壩中學、漢旺中學、漩口中學、東汽中學、木漁中學、紅白中學、紅白小學、映秀小學、富新二小等不下30所，倒塌的校舍逾萬間。迫使我朋友下跪的就是富新二小的家長，這所學校倒塌的教學樓的建築圖紙居然是偷來的，是某中學的複印件。複印件如果按圖施工，可能也不會頃刻倒塌，關鍵是偷來了圖紙，施工中又偷工減料，一偷再偷，結果把孩子們的命都偷走了，把我朋友——一個堂堂書記的尊嚴也偷走了。所謂朋友，其實也是一面之交，並無多的往來和交情。印象中，他是個大塊頭，大嗓門，年輕時當過多年兵，後來又幹過公安，應該不是那種軟弱無能的人。我難以想像，他因於何故要下跪，是出於對死者的同情，哀而無膝？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但願他是「哀而無膝」吧，這樣丟失的也僅僅是尊嚴而已。面對那麼多年輕的生命，尊嚴又算得了什麼呢？
地震雖然才過去十多天，但有個問題已經是老得成繭了：為什麼倒塌的建築中有那麼多是校舍？為什麼那些校舍總是在頃刻間坍塌，以致連我們年輕活潑的生命都無機會逃生？坍塌的校舍啊，你多搖晃幾下再塌吧，他們會跑得很快的，因為年輕。可你是空心的，不長骨頭的，又是年久失修，只會在風中搖晃，哪會在八級大地震中搖晃？如此大的地震，你沒有第二選擇，只能在剎那間崩潰，裂成一堆爛磚爛泥。可你為什麼不長骨頭？難道你的骨頭全是黑心老闆吃的？我剛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南方週末》記者傅劍峰和姚憶江采寫的《聚源中學倒塌悲劇調查》。聚源中學和WJ小學同在一城，這次地震中有兩棟教學樓在瞬間化為亂堆堆，損失比WJ小學還慘重，有278名師生遇難，11人下落不明。傅、姚的《調查》在列舉了眾多悲劇後明白地告訴我們：四川省從1992年到1996年完成「普九」，到2005年尚欠「普九」81個億，到去年底還欠近40個億，其中都江堰在去年底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還在強調「普九」的債務問題。1996年應該完成的「國家任務」，十二年後還欠著幾十個億的巨債，與此同時，我們每年在餐桌要吃掉多少個億？公車要跑掉多少個億？出國觀光要出掉多少個億？等等，等等，不能問下去，問下去頭皮就要發麻，心就要痛，大腦就要傻掉。
都說，孩子是祖國的花朵；都說，教育是國家的根本；都說，老師是辛勤的園丁；都說，龍門山脈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地震帶；都說，現在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都說……都說……我們什麼都會說，說得天花亂墜，說得口沫橫飛，說得津津有味，說得比唱得好聽，可就是說完拉倒，過過嘴癮，不見落實，為什麼？為什麼？！這個問題太深奧，我也許不配知道。
2008年5月21—30日散記
附倡議書：
劫後重生——關於發起「5·12災後鄉村學校重建行動」的倡議書親愛的朋友：
毀滅性的災難就這樣突然降臨了……
身在災區四川，不僅災難情景歷歷在目，每一天，我們都看到人心空前凝聚，團結無私共赴國難所煥發出來的巨大力量！每一刻，都讓憐憫與同情的洪流所淹沒，所蕩滌！震驚與悲痛之中，聽到靈魂的鐘聲在心靈深處敲響，喚醒了人類偉大的良知。
作為一個公民，我們都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情，卻總覺得遠遠不夠！特別是面對劫難中那些鄉村學校的廢墟，心靈上的痛苦更是無以言表。中國，那麼多青少年失去了將來，也讓他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失去了將來！作為一介書生，面對此種現實，每時每刻都有拿起筆來寫點什麼的衝動，同時又深深感受到書寫的蒼白與無力，經過反覆商議，我們三個身在四川災區的作家，決心為災後重建貢獻一份綿薄之力，個人共捐資四十五萬元，希望將此用於災後鄉村學校的劫後重建。為了災後鄉村的孩子們能早日重新走進課堂，走進比過去條件更好更安全的學校，我們深知區區這麼一筆資金，杯水車薪，其實只是表達了一種心意，而不能做得更多，我們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伸出慷慨的援手，讓我們共同來使這筆資金更豐厚一些，能在即將展開的災區重建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沒有力量面面俱到，但我們相信，參與鄉村學校的重建是一份特殊的榮耀，更是為了民族與國家的將來！
為此，經與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局協商，請有意玉成此事的朋友，將所捐善款匯入教育局屬下阿壩州教育基金會賬戶。善款匯出同時，更要煩請朋友們將匯款憑證複製一式三份，同時分傳給三位發起人，既作為我們監管這筆資金的根據，也用於發起人間的相互監督。
阿壩州教育局承諾，此筆捐款將根據捐助者意願定向投放，並對資金的使用及工程質量進行有效的監督。我們的計劃是：朋友們的捐款在此賬戶中匯總，待政府重建方案出台後，我們有權根據所彙集的資金數量，在方案中選點，出資承建一所或多所學校。
三個發起人也同時承諾，我們的姓名除了用於此次募集行動，將不會在未來所建學校的命名等事項中出現。
而且，在發起人對一己良知充分自信的前提下，更要請求所有捐助者協助對我們的行為及捐助資金的使用情況隨時進行監督，也願意隨時吸納朋友們對於資金監管與使用的各種意見。
另，因為我們人力有限，又無專業人員打理，為方便統計與賬目明晰，只接受單筆人民幣五千元以上的捐助，請予體諒。
我們虔敬地期待你的幫助！
並請預先接受我們最最深切的謝意！
發起人：四川作家阿來：
麥家：
楊紅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