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三米高兩米寬），龍飛鳳舞的飛簷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裡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
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整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十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久經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日，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叫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裡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裡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裡開學的。我覺得正月裡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裡藏著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唧，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二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
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佔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污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一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就真相大白了。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別老師寵愛的甜頭。
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2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努力並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
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儘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短暫停留後，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作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鎗，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兩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裡，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裡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
我的小說之門似乎就是這樣洞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誌。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裡，杳無回音。儘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癡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作治療，創口還在那，而且在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的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的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個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的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裡，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說，我在軍藝沒有打開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說之門自打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地打開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說的秘密。
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麼說頭。如果一定要說，就是說：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說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說，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說，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學潮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捨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人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麼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說這裡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作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之氣。
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結果也不需要我們喊，樓裡出來了兩個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聲地上去，攔住了她們。原來他倆心有靈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靈犀，跟我好像也有一點靈氣，無意中帶了一個人來，這樣就形成了兩男兩女的良好格局，否則我不是成電燈泡了？為了暗合緣分之說，後來黃尹說，那天晚上她們本來已經出了宿舍樓，但她覺得天氣有點涼，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錯過了。
這個夜晚，我們把時間交給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樹的咖啡吧。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黃尹。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夜晚是有魔力的，會神秘地衍生出無數個相似的夜晚。這樣的夜晚多了，我們就開始談婚論嫁了，先是在心裡說，然後是嘴上說，繼而是身體說，最後是法律說。說真的，起初我們倆對法律之說都有點小看，甚至排斥它，我們覺得心裡說是最重要的。那時候，我們都希望做一對沒有法律意義的夫妻，但事實證明法律說是很重要的。法律說了，我就從南京調到了成都，名正言順地，朋友和組織都為此提供了應有的幫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這就是法律的意義和好處。
作為丈夫，我是另外一個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個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較溫和，處事也比較冷靜，遇事有情講道，樂于謙讓，很多事情放在心裡解決，不愛張揚，不喜熱鬧，總的說是一個謙虛謹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經常說，她喜歡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說：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對這個人，他老婆很長一段時間都拿他沒辦法，只好忍著，忍不住就流淚。現在好像找到辦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聲音回過來：你是SB！有時在SB之前還加個「大」字：大SB！兩個SB對上就麻煩了。這時候，我兒子就朝我們豎起兩個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這是孩子在學校裡學來的。我覺得這是他至今在學校裡學到的最好的知識，有著無窮的力量——知識就是力量啊。
感謝上帝！
順便說一個我的反動思想——先申明是反動的，不要較真，當笑話聽。我覺得夫妻之間要學會吵架，不會吵架的夫妻是危險的，相敬如賓的夫妻是不真實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恥的，心裡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憐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話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實也是相似的。
1997年5月16日
這是我做父親的一天。
有人說，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麼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說，孩子是父母的作品？應該是的。不過，這部作品寫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累，比如……說兩件具體的事吧。兒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種說不出的恐懼籠罩著：小東西出來若有什麼短缺咋辦？越是臨產，這恐懼越是凶險，常弄得老婆噩夢不止。第二天就是預產日，半夜裡我被「明天的母親」尖利的啼哭嚇醒。問怎麼回事，准母親只哭不語，眼淚流得人傷心。我說說出來吧，說出來就好了。她說她夢見生了一隻猴子。我看看時辰已三點多鐘，就說子時過後的夢都是相反的，說明你要生個金童玉女了。她對我這說法顯然不滿，連找出幾個老夢反擊我。我只好另闢蹊徑，問其腹內是否有瘙癢感？她感覺一下說沒有。我說既是猴子，毛乎乎的東西，怎會無瘙癢感？她這才破涕。第二天，小東西沒有準時出來，他母親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說他一定是怕我們嫌棄(不好才嫌棄)不肯出來。我說哪個孩子出生都不是哭的，呆在子宮裡好好的誰願意出來，兒子出來後我都願意進去頂兒子這個空。反正整天就這麼半真半假地哄。其實我嘴頭說的好聽，心頭也是發毛的。對生兒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齡都偏大了，我真擔心當初為圖好耍，拖沓了幾年要我們付出沉重代價。若如真如此，無疑是把我們一輩子都耍脫了。就這樣，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決，分分秒秒都被過度的期望和恐懼拉長了又拉長。
9號的預產日，15號仍無動靜，兩人的耐心到了極限，強烈要求醫生採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辭。於是吃催產飯。小東西倒經不起催，催產飯一吃就發作了，而且來勢尤為兇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個小時就出來了。斗膽視去，身上沒毛，鼻子眼睛什麼的也都是長對了地方了的，心頭頓時釋然。想再細看，已被醫生包裹起來，只露張臉，看不了其他的。回病房後，老婆問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沒有，我說看屁股幹嗎？她不說。但我看出她的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擔心。看不看？倆人都有點猶豫，因為孩子包裹得嚴嚴實實，我們甚至都不知如何打開。但猶豫再三，我們還是堅決又困難地打開了包裹。先看屁股——沒多長尾巴，也沒少長肛門。然後掰開一個個手指頭看，掰了手指又掰腳趾。都無異樣，自然放心高興。不料小東西適時嘹亮一嚏，頓時把我們的高興嚇得無影，擔心是不是讓他受涼了。那日子就是這樣驚驚嚇嚇，謹小慎微的。但總的說，小東西還算體恤我們，對我們份份擔心都退而避之，偶爾涉足，也只是點到為止，玩個有驚無險而已。我們想這樣就好。這樣我們就什麼都滿足了。
一天，陽光燦爛，我抱著兒子憑窗而立，兒子引頸眺望，似有所見，令我大為開心。照眾人話說，百日之內嬰兒有目無光，而兒子此時遠無百日。我久久望著兒子睜圓的雙目，喜從中來。忽然，我覺得兒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異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還疊有一個黑點！形狀和瞳孔一般圓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與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與黑眼珠的上弧相內切，色澤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淺淡。左看右看，確鑿無疑，頓時喜消憂起！說真的，我沒敢告訴老婆，因為那實在有點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膚上的痣是無關緊要的，但又有誰能告訴我，眼珠上的痣也是無關緊要的？何況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從此，一份十足的擔心盤踞在我心間。從此，我也開始了漫長而複雜的求證和驗證工作，四處求醫問人，用各種方法手段測試其左眼視力。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等過百日，甚至更長時間。由於過度希望，我自然而然產生了極度害怕。我不知這等待何日才能完結，只覺得在無限的等待中，我已變得越來越可憐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兒子半夜裡暴吵不已，我抱著他從臥室哄到客廳。客廳黑著燈，兒子的吵勁立馬變成了沉默的東張西望，頭使勁地甩來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兒子的頭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動不動，而且身體在使勁往我身後撲。我順勢退去，直到門前，而兒子的頭依然掙扎著從我肩上越過去，往冰涼的鐵門上湊。我以為他是額頭發癢，就換過手來，想給他撓癢。這時，我一扭頭發現，黑暗中小圓的門鏡像一顆寶石一樣亮得耀眼。原來，走廊上亮著燈，而我家裡是黑的，門鏡是惟一的一孔亮點。我終於明白過來，趕緊試著幫兒子的左眼往那亮點上湊，結果兒子十分配合地將左眼貼在了門鏡上，雙腳歡天喜地地踢打起來。我久久地沉醉在兒子的沉醉中，眼淚一滴滴流下來。就這樣，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過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無關緊要的黑痣。就這樣，我對兒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覺像是兒子背著我拿性命去破了個什麼了不得的世界紀錄，性命沒丟，那紀錄自然便變成了我的、也是兒子的大榮大幸了。
我要說的是，這僅僅是開始。
我要問的是，這什麼時候能結束？
1997年8月28日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雖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這一天，我流出了已經容納我17年之久的軍營，流到了地方，領取了今生第一本居民身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