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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富貴安可求

實情正如李白所揣想,段七娘所守候的,正是崔五;而他不能及時履約,的確有不得不爾的苦衷。崔五,名成甫,字宗之,以字行。這一趟風塵僕僕,事關官爵,這在士族少年而言,是天大事。

崔五的父親崔日用,是滑州靈昌人,科考中進士,初官任芮城尉。大足元年——也就是李白出生的那一年——武氏當國,鑾駕於十月間西行入關,至京師,路過陝州的時候,陝州刺史宗楚客以供應膳食事發付崔日用籌辦,不但供應豐厚,且遍饋從官,大賂人心,極受宗楚客賞識,由此而得薦舉,升新豐尉,隨即入居清要,成為監察御史。

也就是在這個號為「侍御」的官職上,崔日用深獲安樂公主的卵翼,而與武三思、武延秀及宗楚客結為黨羽,升任兵部侍郎。據傳,在一次宮廷宴會之中,君臣同醉,崔日用起身跳了一支「回波舞」助興,舞後向中宗皇帝求學士職,當下御賜詔命,讓崔日用「兼修文館學士」。

中宗的死相當突然,宮中頗有異聞,紛紜眾說之中有用毒一端,也不免指向韋後。崔日用偶然間聽到了這個揣測,固不敢信,然而他慎謀知機,非但不肯出面為韋氏一黨雪謠,反而召見了與臨淄王李隆基過從極密的僧人普潤,以及上清派的道術之士王曄,私下求見臨淄王,開門見山一句話:「為政難!」

李隆基早就明白崔日用一向所倚附的,是他當前的大敵,此時看崔日用辭色若有掩隱,聽出話裡別藏機栝,猜想或有他計,遂問:「卿身在機要,何出此言?」

崔日用道:「猶記昔年臣與科考試文,曾引孟子『為政不難』語,於今思之,世事恐也有孟子亦不能料者。」

再聽到這幾句上,李隆基更覺出蹊蹺來,趕緊追問:「願聆雅教。」

孟子的原話李隆基顯然不熟,那是出於《離婁》上篇,崔日用繞了個彎子,為的是勾引李隆基於猝不及防之間,道出自己的盤算——孟子是這麼說的:「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把這番話轉用於政局時勢之所趨,指喻相當明白:巨室,就是韋氏、武氏以及安樂公主等人。若說「為政難」,就表示當今巨室之所慕,恰不與一國同,更不能與天下同,這就表示崔日用之居心,是站到了李隆基這一邊來。

當崔日用狀似憂心忡忡地表示,他已經看出了巨室之不安於室,李隆基忽然離席而前,趨近崔日用身邊,低聲道:「何若除之?」

話說得很不清楚,可是語氣、神態,充盈著一片殺機,崔日用不能逼視,低頭俯頷,囁嚅以答:「諾!」

李隆基接著又刻意操雅言說道:「今謀此舉,直為親,不為身。」

這就更明朗了:他之所以要除去巨室,不是為一己爭珪組、邀名爵甚至承襲天下。他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父親。這幾句話也正是崔日用想藉以攀緣過渡的索帶,登時應之以雅言:「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這是李隆基提領北門軍、發動「唐隆之變」前最得力也最親密的一份鼓舞。

就在討平韋氏的當天夜裡,臨淄王傳皇帝詔令,令崔日用「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崔五日後所襲之爵,也就是齊國公。

睿宗即位之惴惴不安,世所共知,他在景雲二年十二月,召見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時公然請教的是陰陽數術,儘管司馬承禎對以:「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睿宗截搭其言,一口咬定「無為」二字也暗合於他退位的心思,接著問:「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這是已然心有定見,要套取司馬承禎的話,老道士也只能就自己願意伸張的治國之道立言,遂說:「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當時這番議論如果持續下去,不免會言及「心之所私」究竟為何——畢竟,出手奪取天下可能出於私慾,而拱手讓出天下又何嘗不然?但是睿宗一意已決,歎口氣,說了一句話、八個字:「廣成之言,無以過也。」這是拿上古時黃帝求道於崆峒山神人廣成子的典故自況,既然神人如彼,何不從善如流?次年八月,睿宗一舉禪位,把天下讓給李隆基去理了。日後開元天子也援例召見司馬承禎,事以師尊,賜以名山,築以宮觀,可謂崇禮之極,到那時,司馬承禎卻對崔日用的兒子崔宗之歎息著說:「某愈以無為,而愈有為如此。」

崔日用非但與謀李隆基之定鼎,其靜思世變,善觀辭色,制謀機先,當代無可及者。他參知機務不過一個多月,便與少保薛稷因細故在中書省爭執咆哮,鬧得個公然失儀,李隆基不敢明白回護,下敕書將他轉貶為雍州長史,停知政事。之後不多久,便遷揚州;又過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暗暗升為婺州、汴州刺史,繼而出任兗州都督、荊州長史。

當局這樣一步一步為他經營外官地位,若非正印,即是美地——這一切自然是有心栽培,可是連皇帝在內,竟沒有一個人看出來,先前他與薛稷衝突,全盤出於精心謀劃。

當時宰臣七人,就中四五皆出於太平公主之門,以竇懷貞、蕭至忠、崔湜為首,而在情勢上倚附庸懦的太上皇為後盾。崔日用既不能明火執仗地與竇、蕭、崔氏為敵,卻能夠曲折借力,把一向同竇懷貞私誼甚篤的薛稷當作箭垛,刻意「忿競失度」,把自己貶出長安,正好遠離了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對立的風暴。

然而他不只是隨波逐流,很快便找著機會入奏言事,他是這麼說的:「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應已明哲先見。往昔在東宮時,倘若欲為討捕,猶礙於子道臣道,不免用謀用力。今既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書,誰敢不從?不然,倏忽之間,變生肘腋,奸宄得志,則禍亂不小。」

皇帝思忖良久,道:「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

崔日用早有準備,侃侃而言:「臣聞,天子之孝與庶人之孝全然有別。庶人之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之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棄,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如前誅除韋、武故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

清除太平公主一黨的行動有如風捲殘雲,薛稷便是受到這一番牽連,而於開元元年瘐死於萬年縣大獄之中。而崔日用隨即真如「誅除韋、武故事」之時一般,立刻獲得「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

崔日用對於開元天子的影響,還顯現在另一件事上。有一年皇帝誕辰,百官進賀,崔日用采《毛詩》之《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壽,藉以勸頌。這是李隆基第一次對封禪之事有了獨特的興趣,皇帝立刻下詔,賞衣裳一副,緞物五十疋,以為恩謝。

日後,崔日用雖然受到兄長犯贓的牽累而削官,可是在開元七年的時候,仍有詔令嘉勉:「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調任并州長史,在任三年之久,因病故世,終年五十歲。崔日用在當地政績極好,并州人懷德追思,吏員黎庶皆著素服送葬,朝廷追贈為吏部尚書、荊州大都督——這大都督,已經意味著相當於皇子的地位了。

崔日用還在世的時候,崔宗之只一翩翩公子,經常一帆江上,往來於江陵、金陵、廣陵之間,結交各地文士。由於個性豪宕,行事疏簡,又多出入妓家歌館,行酒勸觴,名聲遠播,而不免迭有物議,說他是「本朝岑郎」——這是拿太宗朝的一個校書郎岑文昭的事例來指斥他輕薄無行。

岑文昭在日,多與時人游款,不擇雅俗,太宗以為有辱士族,卻由於校書郎官卑職小,不便親自斥責,繞了個彎,召見岑文昭的兄長——也是貞觀年間的著名宰相——岑文本;從容勸勉:「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不料岑文本聞言涕泣上奏,道:「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於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岑文本這一哭,皇帝亦為之動容,只好破例把岑文昭喚來,當面訓斥一番作罷。

崔宗之聽說人謔稱他是「本朝岑郎」,不但不以為忤,更自覺無可收斂,逢人還笑謂:「則崔五也算得是大孝不離於親!」

三陵所過之處,崔五足下少不了風流痕跡。開元十年,他漫遊無方,來到金陵孫楚樓,結識了段七娘,兩情繾綣,定下嚙臂之盟,說的是:既然不得暮暮朝朝、卿卿我我,每歲三寒食日若能暢遊終朝,也強過那只能在七夕一晤的牛郎織女了。崔宗之當時曾有一首七律留情;其調笑之意,自負之態,堪說是溢於言表:

仔細消磨話一般,片言三復未經刪。明明識破無情處,落落猜疑有意間。忽覺寒暄真解語,應慚說笑但開顏。楊花去遠桃花逐,恐怕春風不肯閒。

可是他與段七娘卻都沒有料到,過不幾日,并州就傳來了噩耗,齊國公病逝於任所。崔五自此廬墓三載,不能葷食服錦,更不得游衍尋歡。段七娘癡心等著,三年後的春寒食匆匆已過,情人形影未繆,而杳無崔郎音信。春去秋復來,秋下即冬,這一寒食又過了。

然而,三年又半,崔五此來不只是踐約,還是告別。

由於是門蔭入仕,崔五不必經由科考、守選等程序,蔭任得門下省的起居郎,是個從六品的閒官,即將上任。先前那揚空十丈的黃塵,便是履新車馬。雖說是襲封而得官,崔五並無經世濟民的大志,他內心很清楚:而今吏門官署,無非進士之天下;而天下郎官,多如牛毛,也有高低等級的區別。

一般說來,郎官以吏部、兵部為「前行」,堪稱劇要。戶部、刑部為「中行」,在大僚面前,已遜容色。至於禮部、工部則為「後行」,地位最次。

就在睿宗、玄宗行禪讓的先天元年,有侍御史王主敬其人,自認才望兼具,求入尚書省任吏部考工員外郎,沒想到所獲之缺,竟是「膳部員外郎」,「膳部」是歸屬於「後行」的禮部,時人乃以詩戲嘲之:「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踜蹬,幾落省牆東。」省牆東,就是尚書省的東北角,膳部庖廚爐灶之所在侘傺尷尬之地——而這些,都還是建置於尚書省的郎官,至於崔宗之所得的門下省起居郎,斯又不及尚書郎之遠甚。

這是開元十四年,崔五早已服喪期滿,理當應命就蔭,赴省任官。他身在故鄉滑縣,距離當時朝廷所在的洛陽可以說是咫尺之遙,原本輕裝應卯,十分便捷。然而偏逢多事之秋,詔敕一直耽延下來,且都跟朝廷行在有關。

開元中葉以前,大唐帝國由於東南租賦運輸供應之便,行在經常遷往洛陽。李隆基又生於洛陽,極喜東都膏腴繁盛之區。近兩年藉著封禪大典起鑾回駕之便,就在東都待了下來。可是,當各方雜沓人事紛擾不定之際,不論有無主張、有何計議,總有人像是急著歸林的倦鳥,只道:是不是該先回西京了?

先是中書令張說以宰輔之尊,遭崔隱甫、宇文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彈劾,罷職下獄鞫審。接著,又傳出了天子有意立武惠妃為後的風聞,朝議紛紜。有的說這是張說欲取立後之功,更圖再度入相;也有的人認為惠妃自有子嗣,一旦登上宸極,必將危及太子。偏偏在這喧囂四起的時刻,恰因河南、河北發大水,魏州接著也傳來溢河之災,溺死者數以千計。又過了不到一個月,詔令於龜茲設置安西都護府,發三萬大軍遣戍。於是內廷不時有返還西京長安之議。皇帝還猶豫著,又不便表示身眼仍為洛陽花色所迷,只好權宜同意,新任備任諸官,著令直赴西京待命。

崔五是從東都出發的,原本以日行二驛計,輕韁緩轡,約莫十六天可以抵達長安。繼而轉念,倘或今秋再誤了寒食之約,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赴金陵。既然詔命之下,是個乏人問津的冷官,一月赴任,無早無晚。略計其程途,設若先從驛路南下金陵,盤桓數日,再過江取渠道西溯漢水,經丹水至商州,復北接灞水、渭水,也是揚長赴京——這一段水路,不多年前才由於輸運江南米谷財用,而興大役疏浚過,至今暢通無阻;想來最多不過八九日,也就到了。繞這麼一個彎,雖然行色匆匆,還是了了心願,爭如生生世世不能相見?就這一念所轉,忽然得句:「春秋倏忽逝,富貴安可求?」

雖然晚了大半日,他畢竟還是來到了孫楚樓,不意間卻先從范十三口中得知:蜀中綿州來了個「頗有意趣」的人物。這人則在多年之後,還記得他們初相見的那一天,崔五口佔之句——李白非但記得,還套用了那句子,植入酬答之作,還給了崔五:「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