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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人尚古衣冠

擬《文選》之題作文、作賦,以及擬古樂府之體作詩,是例行日課,有時午前作賦,有時午前作詩;午後則辦另一體。夜課,則視次日是否隨趙蕤入山採藥而定。入山之行,通常三更天就得起身,寅末卯初方回;那麼夜課就會短些,通常只就一本閒書,師徒二人雜說漫議—這是李白最能樂在其中的課程。

趙蕤所交代的這一部閒書,是一本沒有題籤、沒有皮裹、甚至沒有縫綴成冊的書紙,尺半高、九寸寬,兩寸多厚的一疊麻草紙,不過百餘頁。每紙大字四句,間雜雙行小注,端楷手抄而成,滿寫一紙,復以細棉繩捆匝。

頭一次趙蕤持書出示,放在難得一片敞亮晴朗的秋陽下曝曬,順手便擱在讀書檯的邊緣,若非李白眼明手快,幾幾乎就教一陣繞山風給吹落澗底。

這書是個殘本,所殘留的正文一共只有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李白用了三四個時辰的工夫,便把它從頭到尾背得通透,朗聲誦過幾遍,齒牙鏗鏘,聲調爽健。然而那也只是默記而已,許多音字即使能讀能識,卻未必解意。須待趙蕤為他說解、分辨,有時趙蕤還會刻意與古人爭理,將原先字裡行間所寓含的教訓,用他那一套「是曰非曰」徹底翻轉,這正是李白最覺受益之處。

初讀之日,李白曾經將全文重新抄錄一過,移寫在較小的、長寬不過數寸的紙幅上。於是他便擁有了自己的一本書。終其一生,無論遊歷、漂泊、歷經離亂爭逐,無論到任一所在,都隨身攜行,無時或置,從未扔棄。近四十年後,當塗縣令李陽冰—一個較李白年幼的族叔—還看到這書,彼時書紙已經破碎如枯落之葉,李白猶時時捧之讀之,以為病苦惆悵之中勉強得之的笑樂。

抄成之際,李白另制一錦絛,將小書捆縛停當,望著它出神—這書,還有個奇怪的名字,趙蕤叫它「兔園冊子」,不消說,它也同相如台內室之中的近萬卷藏書一樣,是那貴家婦人給趙蕤留下的身家。趙蕤總這麼說:「身家、身家,身外無家;而曰家不離身者,唯有積學而已矣。」

在李白看來,《兔園冊子》似乎可以顯示什麼是積學,然而趙蕤卻不同意,他認為這只是瑣碎、零星、無著落的「知料」—趙蕤獨創的一個語詞;對趙蕤而言:「知料」猶如木竹金石、絲麻草谷之屬,尚未經治理,甚至不能稱之為「學」。

據聞此書為太宗皇帝與一王氏妃嬪所生之蔣王李惲的事功。國初,李惲於封邑興建園林,號曰「兔園」,中有秘藏書卷之所,號為「冊府」。李惲本人喜好談今說古,遂召集了一批文士,由杜嗣先編纂,虞世南寫訂,原文三十卷、四十八門,皆是一則一則的四字對句,兩句作排比,並同一韻,便於記誦。

比方說,敘述東漢時代的王充家貧無書而好學,便前往京師洛陽的書店翻閱,過目而成誦,乃以「王充閱市」標之;其對句則為事類相近的董仲舒。西漢經術大家董仲舒勤謹於學,曾經將窗簾門簾垂放下來,以免分心他鶩,前後三年「不觀於園捨」,便以「董生下帷」約括之,諸如此類。這還只是題目。連綴起這些題目之外,每題之下另注以這些四字簡語的本事。

蔣王李惲養士,頗有乃父昔年在秦王邸時羅致十八學士而充宏文館的氣魄。李惲以「冊府」為名,即是以皇家藏書府庫自居。另一方面,這部書原名就叫《兔園策》,似亦有意取法漢代劉向編著《戰國策》命名的意味,有運用短篇史事為證,撮其旨歸,連類叢集,也不無提供官僚們在議政時作為耳目之資的用途。至於「策」字之所以又寫成「冊」,似仍出於同音訛變的緣故。

然而,通曉學問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書,頗可以用之於廣教化,啟童蒙,而實在談不上「道問學」。所以編成不久,即雕版印行,供天下士人教養少兒熟誦嫻記,對於腹笥稍窘而又渴望在作品中呈現古雅格調的人來說,也算作詩作賦的利器了。

趙蕤用此書的方法與時人大不相同。他讓李白將《兔園冊子》背過一通之後,每於燈前月下,以質疑論難的方式,考核其思辨解悟。總是由趙蕤出題,其情往往如此:

「《冊子》所載,禽鳥聚散有常無常,李郎可解乎?」

李白必須在片刻之內先辨識出此題在《兔園冊子》之中的位置,這就得靠著平日再三再四、反覆記憶之力。此時,他略一沉吟,想起全書中涉言禽鳥的句子只有四處。其一為「楊生黃雀」,小字注寫的本事也出於漢代。

說的是弘農人楊寶,九歲時游華陰山,見一黃雀為貓頭鷹所傷,跌落在樹底下,不能飛翔,而為一群螻蟻包圍,勢甚危殆。楊寶便將此雀攜回,飼以清水黃花,百餘日而痊可,毛羽豐成煥發,居然為寵物,晨出夜歸,狀如家人。忽一日,這黃雀竟然銜回了四枚白玉環,自言:本是西王母駕前蓬萊使者,不慎為惡禽所傷,蒙君相救,無以為報云云。最後,還說了幾句祝福的話:「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後人乃以「啣環」作為報恩的代詞。

還有一則南齊時代與沈約齊名的詩人、也是聲律家周顒的故事,稱「彥倫鶴怨」。史載:周顒,字彥倫,早年有一段時間曾經隱居於鍾山。

這一番遁隱,多少也就是個以退為進的姿態;多年後果然讓他接到朝廷敕書,征赴海鹽出任縣令。行前,他準備再遊歷一次鍾山。這時山陰高士孔稚珪便寫了一篇極盡雕琢瑰瑋之能事的諷刺駢文,題曰《北山移文》,像是那山靈貼了告示,不許假隱者登臨。

鶴怨,應出於原文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這兩則故事都有禽鳥,卻與禽鳥的聚散沒有什麼關係。能夠與趙蕤之問義理相通的,只有一聯對句:「朱博烏集,蕭芝雉隨。」分別攝用《漢書·朱博傳》與《孝子傳》的記載。

杜陵人朱博,幼時家貧,年少的時候擔任地方小吏的亭長之官,以資歷公勤而累遷,到了漢哀帝時,當上了光祿大夫、京兆尹,轉大司空。方此之前,漢成帝時有一御史大夫何武忽發奇論,意欲返古,建立「三公」的制度,但是這樣改制只便宜了何武本人,讓他得以直接出任大司空,加官晉爵,一步而登天。

此舉非但於其他的朝臣無補,橫空冒出來的「三公」也與當時制度之內的原有官職不能融洽。從此,竟發生了怪事—御史府官房中一百多處井水盡皆枯涸,而御史府院中原本植栽柏樹成行,其上有數以千計、朝飛夕至的烏鴉。說也奇怪,官常一改之後,烏鴉都不再來了。直到朱博受命為大司空,恢復舊制,井水復充盈滿溢,連烏鴉也都回來了。

至於蕭芝,故事比較簡略,據說也曾經出仕,官拜尚書郎。蕭芝得官的緣由就是孝順父母。每當他乘輿出入,都有好幾十隻野雞,在車前飛來飛去,聲聲鳴叫,有如喝道的儀仗一般。人傳此事,謂為祥瑞,但是卻沒有人能解釋:何以野雞相隨便是瑞征,而孝子得此瑞征又如何?

禽鳥聚散,與人事之離合是一樣的,有理可循,也常不循理而動。李白更想起幾個月之前在溪邊路上的即目所見—那猛可從暮空之中打下的幾聲悶雷,引得狗吠雞飛而山猿噪動,這本來是無常的機緣所生成。可是再一尋思,又覺得因雷鳴而發猿啼之間,物物相牽,環環相銜,無一不是因緣所致;而這因緣,又絕不能自外於天地之常道。李白推測趙蕤提「有常無常」之問的用意,還是要他根據「烏集」「雉隨」的表象,說說他對「常道」的見解。

「禽鳥聚散有常理,而聚散不可測之以常理。」李白一面說著,一面觀察著趙蕤眉開眼亮的神情,知道這一回破題破得不差,隨即一發不可收拾地說下去,簡直把答問當成一篇文章來作了:「朱博以三公之尊,並慈儉之德,復不敢為天下先;自賤至貴,食不兼味,案無三杯,然喜接士大夫,賓客滿門,其趨事待人如是。固然以此而立,終亦因之而敗……」一口氣說到這裡,他故意停頓了,不說了,凝視著趙蕤拈鬚沉思的模樣。

「怎麼不說下去?」趙蕤眼裡泛著光,流露出罕見的期許和好奇。

「承神仙教誨,近日稍覽史書,略知朱博事首尾。」李白慢條斯理地說道,「但不知日後朱博被誣,入以『結信貴戚,背君向臣』之罪,竟至於含恨自裁之際,群烏安在?群烏若在,乃知物性有常,毋須附會德操;群烏若不在,則知物性無常,偶趨勢利而已。」

這一席反駁的背後也有慘烈的故事。

西漢末季,哀帝有祖母定陶太后傅氏昭儀,原本是漢元帝妃嬪,位同侍妾。到漢哀帝即位,祖以孫貴,傅昭儀才得到正宮(太皇太后)的尊號。在爭取稱尊號的過程之中,太后曾經勾串她的堂弟孔鄉侯傅晏,以「為皇帝立孝道」為口實,發起輿論。

當時的新任的京兆尹就是朱博,也成為傅晏網羅結交的對象。當時,朝堂上另有一批大臣則不主張為傅昭儀稱尊號,這批人之中,有列爵高武侯官拜大司馬的傅喜、丞相孔光,以及大司空師丹。一番爭辯之後,大司空先免職,由朱博兼代。朱博連續上奏,以丞相孔光為「志在自守,不能憂國」;以傅喜為「至親至尊,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一舉又扳倒傅喜,他免了大司馬的官,回到封爵之地—此之謂「就國」—也就是拔除了親貴大臣的實權;而丞相孔光,也遭免為庶人。

此時的朱博可以說是勢焰薰天,不可一世了。他身兼京兆尹、丞相、大司空,升賞為陽鄉侯,食邑二千戶—這已經超過體制一倍,為了表示恪守分際,朱博還刻意上書,堅辭歸還多餘的一千戶食邑。據實事成理而言,朱博一無可以訾議之處。但是由於傅昭儀痛恨高武侯傅喜忒甚,並不以其罷去了朝中官職為滿足,因為罷官之後,還可以「就國」,也就是親赴封國之地,照樣領有原本的爵祿。於是,傅昭儀透過傅晏的媒介,說服朱博進一步上奏,非削除傅喜的爵位不可。

朱博在這一宮廷鬥爭之中,為自己找到了說詞:因為前任大司空—也就是首倡三公、變制入古的何武—也是在罷官之後免其封國的。前例其猶未遠,朱博就援引了來,作為傅昭儀、傅晏一黨迫害傅喜的工具。此事激起了劇烈的反挫,左將軍彭宣等上奏控劾朱博:「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即向)臣,傾亂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朱博也終於因為這樣的指控而被戮伏誅。李白之論,所本由此。

「噫—」趙蕤不禁感歎地點著頭,卻仍不肯善罷,道:「『烏集』之說,反覆陳詞,堪知汝的確於史籍用功不少。不過,『烏集』之無常尚不止於此。汝日日擬《文選》,居然當面錯過耶?」

無論如何,在《兔園策》上的「朱博烏集,蕭芝雉隨」所言,似乎只是一種寄托在德行之下而能感通異類的能力。縱令典記所載之事屬實,自茲而後數百年來,「雉隨」已經成為稱道人孝行的雅語;可是「烏集」的語意卻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那是在朱博死後兩百年的三國時代,曹操的從子曹冏有感於當局者不重用宗室,深憂國柄將落入外姓之手,就寫了一篇《六代論》,縱論夏、商、周、秦、漢、魏六代興亡盛衰,提出分封曹氏之議,以謀鞏固本家,裁抑外姓。孰料當時攝政的大將軍曹爽並沒有接受這篇文章的建言,文章卻因南朝梁代昭明太子《文選》的著錄而流傳於後世。

《六代論》對於秦朝的殄滅有一個判斷,即是在制度上,將天下分轄於郡縣,不能「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如此一來,皇室權柄就不能廣泛為同姓子弟所維繫,也正因為無法借由分封貴族「枝葉相扶,首尾為用」,導致日後終於為劉邦所乘。這篇《六代論》中形容劉邦開國的幾句話十分動人:「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也就是從這樣一篇知名的文章所締造的一個知名的語句開始,「烏集」不再是呼應正人君子的祥瑞之兆,反而轉成「烏合之眾」的意思,這就與先前的「烏集」瑞兆之說極端衝突了。

「烏集雉隨,無理可取。故蕭芝之孝,無端無的;朱博之冤,非因非故。而汝得以復按史事源流因果,似乎已然能自在出入《兔園》矣!」趙蕤嘉勉了幾句之後,仍然在李白的議論之上翻出一層,為這一次夜課作了結語:「不過,語中用意,最是無常,有甚於禽鳥聚散者,汝宜慎思。」

是在這一夜、這一刻,李白開始理解趙蕤讓他背誦《兔園策》的居心,並不是按圖索驥、因文就道,卻是從那些極為簡約的、有如詩偈的四字對偶聯句之中,往復剔搜,藉以翻轉出與童蒙兒少之時所念之不忘、信之不疑的種種道理全然歧異、甚而對反的見解。換言之,趙蕤在這樣的夜課裡,培養了李白「學而不學」的根骨和器性。

李白之詩,常於首尾處互見衝突,後人常以「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按之,其實大謬不然—許多看似自相扞格的意念與情懷,正是這種縱橫家揮矛弄盾的知見故習使然。用之於詩,豈能驟以「臨時率然」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