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究竟是不是隱者？或許，我們還可以換個方式問：趙蕤是一個什麼樣的隱者？
自古仕、隱兩途，本來有著全然不同的價值觀、生命情調，或是國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時代，隱之為事，卻一步、一步，不著痕跡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仕的進程，甚至手段。
直到決意將《長短書》抄校完成之前，趙蕤從來沒有疏忽過整個大帝國的動態。他到城市裡行醫，總是會留意京畿傳來的消息。朝廷所作所為，不只是空穴來風，還有邸報。
自漢以來，諸侯郡國皆有「邸」，「邸報」即是通奏狀報，傳達君臣之間的音問消息；又稱「邸鈔」、「朝報」、「宮門鈔」。到了隋代，開發出雕版印刷的技術，邸報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換著帝國中央與各地方的訊息。一般常通過馬遞、步遞，銜接江河行舟，將詔令、要政、公文書信傳遞到各個州縣。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動、帝王的詔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較為重大的軍政新聞。
傳遞書狀新聞，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無饑饉荒災、兵戎禍亂，吏卒行止亦有定制：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則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遞之人，依階秩分為「健步」、「送鋪卒」以及「步奏官」等，視程途難易，一日行一至兩驛，約在五六十里。馬遞必須日行六驛，一百八十里，緊要的消息則日行三百里。
除此之外，據一個約較趙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憲宗、僖宗朝中書舍人、職方郎中孫樵的發現和記錄，開元年間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具備名目的官方文件，幾乎等同於邸報，每件一紙，每紙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間墨絲間隔，總文欄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孫樵在他的著作《經緯集·卷三》中寫道：「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孫樵還給這樣的新聞紙起了一個名目，呼為「開元雜報」。
這一類「雜報」上的消息顯然是第一手的載錄，卻未必為後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
這一件事，根據「雜報」所錄，明明發生於開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三》卻系之於六月丙子日。
趙蕤常會從當時尚未命名的這種「雜報」上得知朝廷的動態，像是「壬午，上幸鳳泉湯，癸未還京師」、「三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辰還」以及就在李白前來投師之前整整兩年，朝廷所發起的一項變革。
那是開元四年間的事，至今趙蕤已經不太記得確切的時日，大旨是皇帝下詔：員外郎、御史、起居舍人、拾遺、補闕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換言之，這些清要官只要有了一個「出身」—無論是通過科舉、門蔭、雜色入流或者是軍功晉陞；總之是具備任官資格之後，不必再像先前那樣，還得通過身、言、書、判或是武藝比試之類的考選煎熬，便可以「進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說「銓選」。禮部所主持的進士、明經諸科考拔出人才以後，還得轉由吏部銓選；也就是進一步接受官僚體系內部所舉行的考核，在這個階段，有所謂「身言書判」之目。
其內容，要求先撰寫判文，必須「楷法遒美，文理優長」。筆試通過之後，還有口試；察其身言，「身必體貌豐偉，言須言辭辯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於尚書僕射，由僕射轉門下省反覆審核，過程相當繁複。以此，取得進士、明經資格的「出身」之後，竟然歷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職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趙蕤之所以對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與他自己的抱負有關。
試想：「進名敕授」是一個什麼樣的程序？「敕授」之權在天子，而向皇帝「進名」，則按例是由宰臣訪擇、舉薦。一旦通過權臣之「知名保舉」，直達天聽而平步青雲，省卻了多少低聲下氣、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繞過了多少煩苛冗長、摧折志氣的壓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初唐時期，「薦舉」還是一種尚未制度化的選官方式，所選者多可以擔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這樣的活動名為薦舉，實為征辟。不能受知於大吏者，大約也就只能終老於巖穴之間，難有隴頭之望。
大唐立國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員，因舉薦而得官的很多。武則天執政後，為了驅逐開國功臣集團而大量擴充官額，也透過刻意寬弛的銓選考核，每年任官數萬，數量是此前此後的好幾十倍，致有「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的怪狀。影響，不只是擴大官僚行列，更要緊的是所提供的官職，多屬專門負責銓選官吏的職位。
《新唐書·選舉志》上有十分關鍵性的描述：「長安二年，舉人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第二年，長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歲那年）甚至到了凡是舉人，都給予「試官」職的地步。再過一年，更大舉任命考官：「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嶠為（吏部）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
薦舉為寒門小姓之家的子弟帶來取官的機會，滿朝蟻聚蠅鑽的官僚，卻都要領取俸祿，造成國家用度極大的耗損。終玄宗一朝，表面上的確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歷經休養生息多年，天下財力逐漸恢復，仍須面對和收拾武氏當年「欲收人心，進用不次」所締結的惡果。
玄宗皇帝一方面要盡量清除官僚體系之中原先「武韋集團」餘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擴充勢力；另一方面，釜底抽薪之計，則是調整銓選制度，限縮其權柄；另外擴大舉薦範圍，使新皇帝所能信賴、倚仗的大臣能夠訪查更多具有賢能之才的親信，才能滌汰武氏盤根錯節所佈置的官僚集團。
於是，將台省清要之官從原先的銓選制度中移出，並一再下詔不拘資格地拔擢士人，都是為了此一滌汰的目的。從試圖減輕朝廷財務負擔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額來鞏固集權，猶如飲鴆止渴。
不過，擴大薦舉的方向，給了趙蕤一個想法，或許他還能有機會介入帝國的弈局。
他仍舊是東巖子—一個冷眼深心、洞察熟慮的隱士；這個隱士也是一個能夠掌握天下動靜的縱橫家。他的戰場應該在長安，原本只能迢遞懸望、帷幄運籌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現了一個可以替他遠征千里、萬里之外的少年。
趙蕤明白：自己或許注定將要老死於蓬草巖穴之間，身名兩埋沒，功業一荒蕪。而經由當今皇帝特別重視的薦舉，卻得以讓這個天資秀異而不耐煩冗的李白在功名場上出一頭地。李白會帶著趙蕤的魂魄，揚長直入大唐帝國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