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奧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喬最終答應了他的求婚。就在18個月前，她拒絕了他的請求，而現在她奇跡般地重新走進他的生命之中，並在兩周內閃電般地改變了他的生活。提奧在12月21日向母親宣佈了這個「重大消息」，無異於給了她最美妙的聖誕禮物。「最近幾天我們經常見面，」他寫道，「她告訴我她也愛我，接受真正的我……哦媽媽，我的興奮簡直無以言表。」
提奧的家人們紛紛慶祝了這個好消息。「多好的消息，我們實在太開心了！」妹妹惠爾回應道，「謝天謝地，你終於不再孑然一身，你本就不適合孤身一人。」「我們企盼這一天很久了。」妹妹利茲接著說道。提奧的母親感謝「上帝垂聽了禱告」。到了聖誕夜，提奧訂下和喬去荷蘭旅行的計劃，並向雙方家人正式宣佈了訂婚的消息。「這將是我人生的轉折點，」他預言道，「我已經興奮得飄飄然了。」
這天晚些時候，一名信使帶著從阿爾發來的電報來到畫廊。文森特「重病纏身」。提奧必須即刻趕過去。高更沒提供太多的細節。提奧想到了最糟的情況。「噢，但願令人害怕的苦難不要降臨在我頭上，」他草草寫了張給喬的字條，急匆匆地出門，「一想到你，我就會打起精神來。」傍晚的七點一刻，當聖誕夜的蠟燭、路燈和電燈照亮整個巴黎時，提奧登上了開往阿爾的火車，這段長達450英里的旅程是他一直以來都竭力迴避的。喬在車站向提奧告別。
阿爾的醫院在聖誕節清晨異常空曠。醫護人員、訪客和尚能行走的病人都擁入普羅旺斯的天主教堂裡，或是和家人團聚——這家醫院就有一間附屬的教堂。這家建於16世紀和17世紀的醫院入口很少，狹小的窗戶鑲嵌在高高的石牆上。當人被致命的病魔折磨時，醫院看起來宛若一所監獄。醫院的創建者給它取了個既充滿希望又無助的名字，並將其刻在正門上：H?tel Dieu（主宮醫院）。在尋找哥哥的時候，提奧的目光捕捉到了那些遍佈於空洞大廳中的十字架、牌匾和銘文——這些都讓人們注意到醫院的宗教背景。提奧本可以先去車站附近的黃屋子找高更，讓他做嚮導。不過即便他去了，高更也會拒絕。（文森特甦醒後幾次大聲呼喚他的室友，試圖阻止他去叫提奧過來，可室友還是這麼做了。）
醫護人員稀少，病床卻很多，因此要找到文森特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由於文森特是24小時之前到達醫院的，此刻很有可能已經被從「發熱病房」——這種病房十分寬敞，有著挑高的天花板，幾十張床被薄棉布簾隔開——轉移了。前一天早上，警察把血流如注、昏迷不醒的文森特送到這個病房。他剛恢復意識就大喊大叫，其中夾雜著令人費解的荷蘭語和法語，病人和醫護人員都不堪其擾。最後，他被轉移至一間獨立病房——這個小房間配備了填充牆、帶柵欄的窗戶，以及裝有腳鏈的病床。
當提奧找到文森特時，他已經平靜下來，並被送回最初的病房裡——這樣來回折騰了很多次。「他開始看起來還不錯。」提奧向喬匯報道。有時，文森特會躺在提奧身邊，兩人回憶著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閣樓房間裡一起度過的童年。「多淒涼啊，」當提奧把這一幕講給他們的母親聽時，母親說道，「兩個孩子躺在一個枕頭上。」提奧還問文森特是否讚許他與喬結婚的計劃。文森特的回答卻令人難以捉摸：「婚姻不該被看作是人生的主要目標。」但很快惡魔再次降臨。「他陷入了對哲學和神學的思考，」提奧說道，「他的感傷情緒會時不時地突然迸發，他試著哭泣卻無法出聲，這太令人悲傷了。」
如果文森特身邊有個像喬那樣的人陪伴左右就好了，提奧暗自思忖。「可憐的鬥士，可憐的受害者，」探病之後提奧在給喬的信中這樣寫道，「哪怕他能找到一個傾訴衷腸的人，也不至於落到如今的地步。」
之後提奧離開了。
在醫院停留僅數小時之後，提奧到黃屋子作了短暫的拜訪，接著便返回車站，登上了當晚七點半的火車，離開了阿爾——這距離他抵達阿爾僅僅過去了九個小時。在提奧回巴黎的漫長旅途中，可能還有高更隨行，後者帶了許多文森特的畫作，作為在阿爾兩個多月以來的戰利品。在給喬的信中他竭力解釋著自己匆忙離開文森特病榻的原因：「他無法承受那麼深重的痛苦」，但是「現在無論怎樣都無法緩解他的苦楚」。
在醫院短暫的停留期間，提奧與一位23歲的實習醫生菲利克斯·雷進行了交談。作為醫院裡級別最低的醫護人員，雷抽中了節日值班的下下籤。雷是個和善的土生土長的法國南方人，他雖然還沒獲取醫學學位，但是也完全有能力向提奧描述文森特遭遇「意外事件」時的奇怪場景，以及他在醫院度過的漫長而又痛苦的第一天。主宮醫院的所有醫生都對文森特的狀況感到驚訝和困惑：暴虐的自殘傾向、強烈的焦慮感，還有怪異的行為舉止。沒人敢嘗試著作出診斷。他的思緒顯然已變得十分混亂。任何人都能看出來。文森特的傷口和高燒可以醫治，但有些醫生已經直接宣佈他精神失常，並強烈要求他轉院到精神病院，在那裡他能接受更專業的治療。
雷剛剛完成了關於尿路感染研究的博士論文，他對精神疾病所知甚少，但也嘗試著提出了自己對病情的推測，以便給煩躁不安的提奧些許安慰。他說，文森特只是受了「過度刺激」——這是「極端高度敏感」人格的自然產物。這些症狀很快就會減輕的，他自信地預測道：「不出幾天他就能恢復常態。」
如果提奧在阿爾多待上一天，就會遇到醫院的醫療顧問或主管，並聽到更多令人沮喪的意見。但是正式的會診要求對家庭成員身體和精神健康的秘密展開令人痛苦的調查：這一求醫的常規過程是兄弟倆都十分懼怕的。（文森特的住院記錄上沒有任何背景信息，而這些信息本該是由提奧提供的。）雷的意見也許比較草率，缺乏經驗，或不夠專業，但這給了提奧最想要的許可：返回巴黎。正當他過去的生活行將走向盡頭時，一種新的生活在召喚著他。「失去哥哥的可能性，」他在給喬的信中寫道，「讓我意識到，如果他不在了的話，我將會體驗到多麼可怕的空虛感。然後我就想像著你在我面前。」
這是一個在接下來的五年裡不斷重複的模式，文森特在醫院、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之間穿梭，時而清醒，時而神志不清：兄弟倆一個沉默寡言，飽受自責之苦，另一個優柔寡斷，遇事就退避到樂觀主義中去；一個沉溺於過去，另一個放眼未來；兩人每次對恐懼都不屑一顧，哪怕有一線希望也決不放棄，他們對彼此的否定和拒斥像兩個方向截然相反的漩渦，將二人推向更遠的距離。「我們不要再去竭力向對方表示慷慨和包容了，這完全是徒勞無益的，讓人精疲力竭，」提奧離開後，文森特清醒而又無奈地寫道，「你盡你的本分，我也盡我的本分……也許我們會在路的盡頭再次相遇。」
提奧離開的消息讓文森特恢復了意識，之後他又陷入黑暗之中。文森特對他的攻擊事件幾乎毫無印象（「我對自己的所說、所想和所做一無所知。」他寫道），但是他卻對黑暗記憶猶新。黑暗毫無預兆地降臨。頃刻間，「時間的面紗似乎被撕開，環境的災禍似乎在降臨」——他彷彿突然從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一個曾在醫院目睹攻擊事件經過的人用「迷失」來描述文森特的狀態。黑暗之中，無名的恐懼淹沒了他。他感到「痛苦和恐懼」以及「可怕的焦慮」如潮水般向他洶湧襲來。他向目所能及的任何威脅發起狂暴的攻擊，沖醫生大發脾氣，趕走任何靠近病床的人。暴怒停歇之後，他退到角落裡，或蜷縮於床罩下面，在「難以名狀的精神痛苦」中瑟瑟發抖。他不相信也認不出任何人，懷疑一切所見所聞，不吃不睡，既不寫信也不言語。
黑暗中，無形的陰影跟隨著他。幽靈——「難以承受的幻覺」——如煙霧般時隱時現，卻又如同他自己的血肉一樣鮮活可見。「在危險期，」他後來寫道，「我以為自己想像中的一切都是真實的。」這些幽靈同他對話，指責他犯下的可怕罪行。它們叫他「可悲的、猶豫的失敗者」，「意志薄弱的人」，「悲慘的可憐蟲」。他則絕望地對著空氣大喊大叫，竭力為自己辯護。然而沒人能聽見他在說什麼。在經歷了一生的爭辯與勸說之後，他被困在自己最糟糕的夢魘裡難以脫身：彷彿一個受到制裁的囚徒，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利而噤聲不語。「攻擊時我大聲疾呼，」他回憶道，「我想為自己辯護卻無能為力。」這些他未能辯白的指責讓他滑入自我憎惡和「極度懊悔」的深淵。
文森特從未確定那些幻覺中的指責者是誰。但是在「極端痛苦時……當我神志不清時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眩暈」，他喊出了幾個名字：德加（他的畫中簡潔、優雅的線條讓文森特覺得難以捉摸）、高更（他拒絕留在阿爾，這讓文森特更加確定自己宏大的中央高原之夢破碎了）、提奧（他的到來不合時宜，且為時太晚）。當然，還有該受到詛咒的牧師，他無情地記錄著每次失敗，從十字架背後監視著一切。「在我患病期間，」文森特寫道，
我又看到了津德爾特房子裡的每個房間、每條小徑、花園中的每株植物、田地周圍的景致、鄰居、墓地、教堂、後屋的果菜園——一直到墓地中高大的刺槐上的喜鵲巢。
在這種產生幻覺的「迸發的記憶」（福樓拜語）中，文森特再次審視了過去經歷過的所有傷痛。「在狂亂中，」他回憶道，「我的思緒穿越海洋。」對他而言，記憶一直都是想像的第六感，懷舊則是靈感構成的水流湍急的內海。精神的錯亂打破了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界限。同樣經歷過精神失常的福樓拜曾描述道，各種意象洶湧而來，「彷彿如注的血流……腦中萬物在一瞬間爆炸」。
其他人眼中的胡思亂想，卻被文森特當作記憶。他和病友一起爬上病床，就像當初和提奧在津德爾特時那樣。他身穿睡衣追趕護士，正像他和西恩在海牙時那樣。他甚至像在博裡納日時那樣，用煤塊把臉塗黑。在雷看來這是精神失常的行為——「他竟然跑到煤倉裡去洗澡。」醫生難以置信地記錄著。文森特看到的是一段被嘲笑和被拒斥的過去，還有他如何謙卑地和礦工們打成一片，彷彿在參加一個熟悉的儀式，這些人同他一樣，「行走於黑暗中」，而這些都是雷無法看到的。
有時黑暗稍縱即逝——如一陣突如其來的風暴瞬間或一小時內遮住了太陽。有時黑暗則徘徊數日，一陣陣的暴風雨摧毀了他的理智，似乎將太陽永遠驅逐出天空。
到了12月30日，黑暗消散了。或者說看起來消散了。「他的情況已有所好轉，」雷寫這封信給提奧時，距離文森特拿起剃刀的時間恰好已經一周了，「我認為他沒什麼生命危險，至少目前是這樣。」當文森特清醒時，他發現自己被單獨隔離起來。「他們為何把我像罪犯一樣囚禁在這兒？」他氣憤地質問道。他不再能回憶，只感到內疚。「他陷入絕對的沉默中，」一位來訪者記錄道，「他將自己藏在被褥下面，時而哭泣，不發一語。」他的憤怒和羞愧會激起又一次的瘋狂行為。另一位來訪者則形容文森特「鎮定沉靜，思路清晰」，他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如此「震驚和氣憤」（「把他囚禁起來，而且完全剝奪了他的自由」），以至於下一次襲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憤怒促使他連續數日對持續的禁閉提出抗議。他一度拒絕與醫護人員合作。「當他看見我走進他的房間時，」雷寫道，「他說他不想和我扯上任何關係。」
醫生越來越傾向於一種解決辦法：將病人移交至精神病院。在病人極具攻擊性的階段，醫生們曾發出一份「精神隔離許可證」，宣佈文森特患了「嚴重的精神錯亂」，並證實他需要到艾克斯或馬賽的公立精神病院接受「特殊護理」。連雷都似乎對此深信不疑。他寫信給提奧，表達了自己更傾向於選擇馬賽精神病院的想法，最近他剛在那裡實習過。到了12月底文森特突然從黑暗中清醒過來，在此之前，未來的計劃似乎已安排妥當。他不想將來再給提奧添麻煩，因此竭力想要恢復自由，並差遣郵差魯林就他的病情向醫院官方提出申訴。然而無論是文森特表現出的冷靜和清醒、魯林答應會照顧他的承諾，還是他頭部傷痕的迅速癒合，都沒能使醫生解除對他的禁閉。即便是醫生中最樂觀的雷也擔心舊病復發之後的暴力行為。另外，將病人交送精神病院的程序已經開始啟動了。
為了竭力避免衝突和矛盾，雷寫信給提奧，提出另一種解決方案。「你願意把你哥哥送到巴黎附近的精神病院嗎？」他詢問道，「你有這方面的資源嗎？有的話可以送他過去。」
但是提奧心裡卻惦記著其他事情。「現在告訴我該如何按照荷蘭習俗籌辦婚禮，」在接到雷的信的當天，他在寫給喬·邦格的信中問道，「我們可以開始發出訂婚通告了，不是嗎？」
提奧在聖誕節的第二天已經返回巴黎，決心重新抓住被阿爾事件打斷的完美幸福。「我總是想著你，多麼渴望與你在一起。」他在給喬的信中寫道，而喬則在提奧返回之前的幾個小時內剛剛離開，即將前往阿姆斯特丹。想到二人未來能一起生活，提奧熬過了畫廊漫長的旺季，以及勒皮克路空蕩蕩的公寓裡的漫漫長夜。「我時常注視著房間的那個角落，在那兒我們一起享受著寧靜的生活，」他在信中寫道，「我何時能喚你我的小愛妻？」
朋友和親人鋪天蓋地的祝福立刻又重新湧向提奧，讓他距離在阿爾的短暫停留越發遙遠。「上帝保佑你們未來的生活，」利茲在提奧回來的當天寫道，「知道你的生活不再孤單，這對媽媽來說猶如一縷陽光。」只是文森特命運的不確定（彷彿一片「陰霾」籠罩在節日的上空，提奧說）讓提奧無法火速趕往荷蘭，按照聖誕節前的計劃和自己的愛人在一起。「除非實在不得已，否則我一天都不願耽擱，」他向她保證道，「我太渴望與你在一起了。」與此同時，他忙著為新生活的開始作準備：刊登訂婚通告，計劃拜訪親友，找一間新的公寓——「我們倆共築愛巢的地方」。
對喬的渴望讓提奧無法集中精力關注哥哥的命運，同樣，來自阿爾的消息又使他心煩意亂。「我一直在希望和恐懼之間搖擺。」他寫道。雷在最初的報告中對文森特病情的總結頗為詳細，但這份報告透著專業的冷靜、客觀和謹慎，沒能捕捉到提奧所瞭解的他哥哥的情緒波動。作為一個有志向的紳士，雷有時繞開與病情相關的話題，巧妙地暗示提奧能否在他取得醫學學位後將他引薦給巴黎的社交圈。雷的彬彬有禮以及他不確定的態度（「很難直接回答你問我的所有問題。」雷反對道），也許沒能讓提奧注意到，這位年輕的實習生開始逐漸贏得了文森特的信任，而文森特也已經掌握了雷與提奧共享的一些信息。
在阿爾的時候，提奧已經接受了約瑟夫·魯林要去探視文森特並匯報其病情的請求。文森特在書信和作品中，曾這樣描繪魯林：他不僅是一位模特，還是一個朋友兼頗有聲望的社區領袖。提奧顯然是聖誕節那天在醫院見到了這位儀表堂堂的郵差，並且聽說了（可能是從魯林那兒）魯林前一天是如何從鮮血浸透的床上把文森特救下的。魯林出現在醫院也說明了他對文森特健康狀況的關心。當魯林自告奮勇要為這位來自巴黎的著名經紀人充當記錄員時（魯林對提奧昔日寄來的高檔信箋和頻繁匯款十分熟悉），提奧欣然接受，並許諾對於魯林的付出一定會給予某種形式的補償。
然而當提奧返回巴黎時，魯林的匯報加劇了因距離而產生的對事實的歪曲。魯林喜歡誇大其詞，自我標榜，他那誇張的、頗富戲劇性的敘述和浮誇華麗的語言將提奧引上了一條歧路。「我本希望能榮幸地宣佈你哥哥的健康狀況有所好轉，」他的第一封信開頭這樣寫道，「不幸的是我無法這麼做。」魯林時而說文森特生命垂危，然後在第二天宣佈他「大有好轉」；時而又說他遭受「重病的突然襲擊」，第二天就「完全康復」。在一周的時間裡，他先是贊同將文森特移交精神病院的提議，說這麼做令人傷感，但十分必要，而後卻又譴責這是令人無法容忍的暴行。
到了12月底，魯林匯報過文森特的病情之後僅僅過了幾天，提奧在無奈中又向一位陌生人打聽關於哥哥的消息。作為當地的神職人員，弗雷德裡克·薩勒斯為醫院的一些信奉新教的病人充當非正式的牧師。也許是通過雷的舉薦，提奧安排47歲的薩勒斯定期探望文森特並匯報他的最新情況。既老於世故又精力充沛——這些都是在主要信奉天主教的普羅旺斯地區擔任地方牧師所必備的條件，薩勒斯將自己扮演成一個勤勤懇懇、盡職盡責的通信員和守護者。「我會盡我所能讓你哥哥過得更舒服些。」他向提奧保證。
然而，和魯林的虛張聲勢一樣，薩勒斯的同情心和樂觀並沒有給提奧帶來太多幫助。他的匯報同樣也在關於「精神錯亂」的悲觀暗示和關於恢復健康的樂觀預測中來回跳躍。當提奧需要別人的意見時，薩勒斯為他祈禱；當提奧需要指引時，薩勒斯予以勸責；當文森特的命運微妙地懸於科學和直覺之間時，薩勒斯又給予提奧以信心。在談及是否將文森特移交至精神病院時，薩勒斯忠實地記錄著醫生們的猶豫不決，並如實傳達了文森特的強烈反對，但並未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這種麻木的緘默與提奧的態度並無二致。
缺乏準確的信息和權威的建議讓提奧心生絕望。「希望渺茫，」他寫信給喬，「如果他注定要告別塵世，就讓一切順其自然吧。」雷已經向提奧保證過文森特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可是幾天過去了，提奧仍害怕隨時會接到來自阿爾的電報，通知他趕往哥哥的臨終之榻，因此他說話的樣子讓人感覺彷彿文森特已經過世了。「無論遠近，我都希望他仍然是我們倆的哥哥，為我們出謀劃策，」他告訴喬，「這個希望現在破滅了，我們都很可憐……我們要珍藏關於他的記憶。」
對於提奧一直以來的這種灰心喪氣的宿命論調，喬給予了嚴厲的責備：「別總是往最壞了想。」但是她也加入了悼念和讚頌的行列。「如果文森特也願意做我的哥哥，」她寫道，「我將會非常高興和自豪。」其他親朋好友表現出明顯的冷淡，或是公開的寬慰。大多數人都同意他母親的看法，文森特的死是早就可以預見到的，對他來說也是最好的結局。「我相信他的精神一直就不正常，」安娜冷冷地總結道，「這是他自己和我們的痛苦的根源。」儘管提奧十分傷感，但也不得不贊同母親的想法。「我幾乎對他的完全康復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向喬吐露說，「因為這場病是很多事情長期在他身上產生作用的結果。我們只能期待他的痛苦盡可能少一些。」
但是，當來自阿爾的消息有了好轉時，當魯林那令人憂心的敘述讓位給了薩勒斯充滿希望的訊息時，提奧的態度又從絕望轉向了積極。「還有一線希望，一切都會重新好起來。」他在1月3日給喬的信中寫道。文森特的「情緒爆發」如果能阻止他對自己「提出非同尋常的要求」，這也許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提奧的態度由無奈變為樂觀，他接受了雷針對文森特作出的「情緒過分激動」的良性診斷。提奧認為哥哥「本性寬厚，充滿善意」，他以為這次發病只不過僅僅是為了「釋放壓抑已久的情緒」。也許哥哥需要的是在鄉下待一段時間，提奧提議道。「一旦春天來臨，他就能重新在戶外工作，我希望這能給他帶來內心的安寧。大自然是多麼生機勃勃。」
在這次大轉變中唯一恆定不變的就是阿姆斯特丹。無論是經歷悲傷還是變得樂觀，提奧總能在喬那裡找到安慰。「讓我們懷著最美好的希望吧，」他寫道，滿心歡喜地準備翻開生命新的篇章，「沒有任何理由再推遲我的行程了，能和你重逢我會欣喜若狂的。」
任何事都無法打斷這種對新生活的敘述。在12月底漫長而漆黑的夜晚裡，提奧給喬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卻不曾給哥哥寫過隻言片語。除夕那天，薩勒斯向提奧描述了文森特的「震驚」，因為自聖誕節那次短暫而夢境般的相聚之後，提奧再沒有給文森特寫過一封信。「他甚至想要我發封電報提醒你寫信。」薩勒斯責備道。當提奧最後終於被迫發來了新年祝福時，他卻只談到了喬，絕口不提回到過去的事情。即便是雷發出的關於將文森特移送至精神病院的緊急信件也沒能打斷提奧對未來的展望。提奧告訴過喬，掌握最後決定權的是醫生，而不是他。他從未和她提過，雷在信中建議提奧接回文森特並小心地將他安置在巴黎的精神病院裡。在收到雷的信的第二天，提奧寫信給喬：「我一直在想著你以及我們未來的生活。」接下來的那天，他還未來得及給雷回信，就登上了駛往阿姆斯特丹的夜車。
1月7日，也就是提奧抵達荷蘭的第二天，文森特回到了黃屋子。在不到一周內，關於是否移送精神病院這件事發生了逆轉。無論是熱心的薩勒斯，還是和善但喜歡吹牛的魯林，都努力讓文森特從醫院裡「解脫」出來，前者相信他已經奇跡般地痊癒了。魯林當然聲稱醫生態度的轉變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我去見了醫院的一位主管，他是我的朋友，」他告訴提奧，「他說他會按我說的辦。」但實際上真正能為文森特的自由負起責任的人只有他自己，文森特也在1月2日參與了關於他出院問題的討論。「我親愛的提奧，」他在信的開頭寫道，
對我而言，給你寫下這寥寥數行只是為了讓你安心……我會在醫院裡多待上幾天，然後我希望能平靜地回到黃屋子。現在我只求你一件事，別為我擔心，因為那也會讓我憂心忡忡。
文森特從持續一周的夢魘中醒來只有一個目的：讓弟弟放心。為達此目的，他極力展現出理智的一面。在醫生們簽署了證實他精神失常的文件之後的幾天內，他開始奮起反擊，力圖證明醫生們是錯誤的——「否認」過去一周發生的事件，並竭力說服提奧一切都已恢復正常。
這場反擊從菲利克斯·雷開始，提奧已對雷建立了絕對的信任。文森特這次並沒有像他在精神錯亂時那樣大聲抱怨所遭受的被單獨監禁的不公正待遇，而是竭力討好這位年輕而敏感的醫科實習生——就像他曾討好拉帕德、貝爾納和提奧那樣，用他淵博的學識、動聽的恭維話、深刻的探討、不留痕跡的示好，甚至靈光一現的幽默。雷邀請文森特去他的辦公室進行「愉快的閒聊」。他們在醫院的庭院裡漫步，文森特的話語頗具信服力，他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的藝術抱負、互補色的神奇魔力、倫勃朗的天賦和才華，以及藝術家和醫生之間相互慰藉的共同使命。「我告訴他我自己常常為沒能成為一名醫生而後悔，」文森特寫道，「現代醫生是多麼了不起的人啊！」
雷說自己也「喜歡畫畫」。文森特勸雷做一個藝術收藏者，並主動提出將《解剖課》這幅畫作為禮物送給雷，以此開啟他的藝術收藏之旅，這件作品是倫勃朗獻給醫生的著名讚歌。當雷談起在一個新的行業裡起步所面臨的挑戰時，文森特許諾提奧會幫助他在巴黎牽線搭橋。
文森特對其他級別較高的醫生亦十分友好。他發現醫生中有一位巴黎人，這位醫生知道德拉克洛瓦，看起來對「印象派十分好奇」。「我想我會希望和他更熟悉些。」文森特興沖沖地寫道。1月5日，他帶領包括雷在內的一隊醫生到黃屋子參觀了他的畫作。正是在那兒，文森特許諾，在他被解除監禁之後，他要為這位衣冠楚楚的年輕實習生畫一幅肖像——以此證明他心智的「平衡」。他還鄭重地發誓，「一旦有嚴重病症的跡象」，他會重新住院治療，並自願把自己交給雷來照看。
把一個胡言亂語的精神病患者——不過是一個信奉新教的荷蘭人——送到偏遠的精神病院倒不是什麼難事。在雷看來這再合適不過了。但是僅僅因為一次情緒的發作就將一個思想深邃、天性敏感的藝術家扔到一群瘋人中間嗎？一旦文森特操著過得去的法語為自己辯護，平靜而條理清晰地對自己被監禁的境況提出質疑時，雷除了將他放出來還能做什麼？「我很高興地告訴你，」他在文森特一封信的背面上寫信給提奧，「這種情緒的過分激動只是暫時的。我有種強烈的感覺，他數日內即會恢復常態。」
為了保險起見。雷在1月4日安排文森特回到黃屋子待了一天，由魯林陪同，在此之前還雇了女清潔工將聖誕節留下的一片狼藉打掃乾淨。雷隨後對黃屋子的幾次拜訪讓他不但得以欣賞到文森特的作品，還對他的生存境況有了個人的判斷——在沒有家人在身邊照顧的情況下，這種瞭解也是必要的防範措施。雷的態度也許還有所保留，但一邊是文森特的真切懇求，另一邊是提奧明顯的緘默不語，在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的前提下，雷簽署了出院文件。
文森特重寫過去的努力接下來轉向了他的弟弟。「我親愛的夥計，」他在獲得自由後的第一天寫信給提奧，「對你這次的阿爾之行我感到十分苦惱。我希望它沒給你帶來困擾，因為畢竟我沒受什麼傷害，你也沒理由給自己找麻煩。」在蕭瑟而寒冷的1月接下來的幾周裡，文森特隱身於否定和幻覺中，將內心的負罪感全部傾吐出來。他對自己受的傷不屑一顧，稱其為「小事一樁」——一個不值得提奧注意的意外事件，他又說自己的精神崩潰僅僅是偶感微恙，並宣稱這場病的痊癒也是預料之中的事。他開玩笑說，這類事在「這一地區」十分常見。「在這個美麗的塔拉斯孔地區每個人都有點瘋瘋癲癲。」其他時候，他把自己的病解釋為一種職業危險——可能會發生在任何畫家身上的「藝術家反覆無常的衝動情緒」。文森特堅持說，高更在巴拿馬時也「受到過同樣問題的困擾」，「就是這種過於敏感的情緒」。
文森特在幻覺中馳騁時稱是自己主動住進醫院的，其間他恢復了清醒，精神也「煥然一新」。他向提奧匯報時，吹噓自己食慾旺盛，消化正常，血液系統也很健康——緊接著總是強調「請務必忘記你這次不愉快的行程和我的傷病」。他一再向提奧保證他已完全康復，「大腦日益恢復寧靜的狀態」。他收回了聖誕節前在信中寫下的、關於自己的藝術的、目中無人的、充滿挑釁意味的豪言壯語。「如果你需要畫作，我當然可以送幾幅給你，」他恭順地寫道，「至於獨立藝術家沙龍的展覽，你覺得怎樣合適就怎樣做，也可以參考其他人的意見。」
只要能將過去一筆勾銷，無論多麼宏大的誓言、多麼不可信的借口和多麼大的謊言，在文森特那裡似乎都不過分。他自稱和高更仍是朋友，興沖沖地告訴提奧（他當然更清楚實情）高更「基本上一直守在醫院」。既然他和高更已經掃除了共同料理家務的矛盾，他設想其他的畫家也會過來和他共處。
由於擔心提奧可能會強迫自己重返巴黎——也許是雷洩露了這個消息，文森特又滿懷熱情地談起自己的中央高原之夢，聲稱他重新和阿爾的當地人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而實際上這些人對他仍是抱著嘲笑和鄙夷的態度。「這兒的每個人都對我很好，」他堅持說，「就像家人那樣對我和善又體貼。」他將自己比作伏爾泰筆下的老實人，在美好的理想世界裡愉快地安身立命。他給荷蘭的朋友寫了熱情洋溢的信，僅以玩笑的口吻提及自己是在重新贏回泰斯提格的青睞之前「腦子出了點小問題」。文森特並未意識到提奧（和魯林）已經將事情的真實情況告訴了母親和妹妹們，在給她們的信中，他將住院經歷描述成溫泉療養式的短期休假（「沒什麼值得告訴你們的」），既讓他的精神重新煥發，又「給了他結識不少人的機會」。
高更也感受到了文森特高度的妄想傾向。文森特自出院之後，對自己的畫家朋友表現出了諒解和悔意。「現在讓我們談談我的朋友高更吧，」文森特於1月2日向提奧詢問道，「我是不是嚇到他了？為什麼他還沒給我任何消息？」然而高更幾天之內也被迫加入了安慰者的行列。「聽我說，」兩天之後文森特在雷的辦公室裡寫信給高更，語氣嚴肅，「老兄，我弟弟提奧的這趟旅程真的有必要嗎？」在同一封信裡，他吩咐高更要「盡可能地安慰到每個人」——尤其是提奧——並警告他「避免詆毀我們可憐的小黃屋子」。
自打出院以來，文森特就埋首於如何盡職盡責地做一位好主人，他把高更匆忙之間留下的一些習作和其他物品（包括築柵欄用的工具）寄送了出去。他以閒聊式的輕鬆口吻給高更寫信，稱其為「我親愛的朋友高更」，向其詢問有關巴黎、工作以及未來計劃的信息。文森特還向提奧表達了自己善意地崇拜高更的作品（甚至高更為文森特所作的充滿嘲笑意味的肖像畫），以及「發自內心地贊成」高更回到馬提尼克。「我對他的離開自然是深感遺憾的，」他溫和地補充道，「但是你知道只要他一切順利，我就如願了。」
當高更用對於向日葵畫作的讚美來回應文森特那些主動提供幫助的古怪行為時——有兩幅向日葵是高更離開阿爾時就帶走的，文森特抓住那句含糊其詞的讚美（「這基本上是你獨有的風格」），極力證明他的南方計劃仍在實行中——即便不是在黃屋子裡，至少它仍存在於曾經參與其中的人的心中。「我非常希望能真正地幫到高更，」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畢竟我很願意繼續和他交流自己的想法。」
到了1月底，關於和解的幻覺已經完全佔據了文森特的想像。「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寫道，漫不經心地思慮著不可能的事情，「我和高更彼此具有天生的好感，只要需要，完全可以重新聚在一起。」他向高更承認：「也許是我太過堅持讓你繼續留在這兒，也許我才是你離開的原因。」最後，他邀請這位曾經的室友和他一起重寫過去。「不管怎樣，」他試探地說道，「我希望我們仍彼此喜歡並能在需要時重新開始。」
為了讓這些關於康復和重新開始的說法更真實可信，文森特極盡所能發揮了他用畫筆編織故事的功力。實際上文森特一回到黃屋子就開始創作雷醫生的肖像，他再次著手繪製偉大的漂亮朋友的授權作品（被高更所放棄），要「在肖像畫中取得克勞德·莫奈的風景畫所取得的成就」。在他的畫中，這位蓄著山羊鬍子、塗著發油的實習醫生身穿橙色鑲邊的藍色大衣，背景是紅綠相間的普羅旺斯風格的裝飾性牆紙——這既是互補色的典型例子，也是為了證明他穩健的手法和鎮定的頭腦。
為了記錄精神和身體的康復，他作了一幅靜物畫，畫中展示了幾件幫助他痊癒的物品。在被陽光曬得褪色的畫板上（它本身也象徵著創作的多產），文森特畫了一本F.V.拉斯佩爾的《健康年鑒便覽》，這是一本關於急救、衛生和家庭治療方法的大眾指南。在厚厚的手冊旁邊，他放了一盤發芽的洋蔥頭，這也是拉斯佩爾推薦的眾多健康食品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大蒜、丁香、肉桂和肉豆蔻）。為了展示拉斯佩爾那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樟腦（被他用來治療從肺結核到手淫等各種雜症），文森特還畫了一支可能是樟腦味的蠟燭，以及一罐樟腦油。（連文森特耳朵上每天需要在醫院更換的繃帶也被浸上了樟腦油，出於拉斯佩爾對樟腦油殺菌功效的宣傳。）為了讓他健康的新生活看起來更完整，他還在桌子上放上了他的煙斗和煙絲袋——這是內心已風平浪靜的象徵，此外還有一封提奧寫給他的信——這是他與過去的紐帶。畫布邊緣那個喝乾了的酒瓶也是對未來節制飲酒的承諾。
文森特的畫筆也伸向了高更。從醫院返回的那一天，他就開始了一系列靜物畫的創作，通過描繪一對對的魚和螃蟹，他再次沉迷於對友誼和夥伴關係的表現，這種癡迷曾持續了數月，直到高更到來。執拗地幻想著高更在信中對他的讚許，文森特又開始了描畫向日葵的龐大創作計劃，他先是臨摹了掛在「高更的房間」裡的兩幅畫。「你知道，高更特別喜歡我的畫，」他誇耀說，「他被我畫的向日葵完全迷住了。」高更曾給正為向日葵作畫的文森特畫了一幅諷刺性的肖像，文森特對此卻欣然接受，並宣稱向日葵就是代表他的形象的簽名。「從某種程度上說向日葵是我自己獨有的，」他贊同說，「長時間凝視它，會發現它具有更豐富的內涵。」與此同時他還畫了一些橘子和檸檬的靜物畫，他在畫中雖然改變了主題，配色卻保持不變。他向提奧吹噓這種亮黃色的圖像「別有一番雅致」——他知道高更對這種畫頗為讚許。
毫無疑問，強烈渴望得到高更垂青的文森特重新坐在畫布前，繼續描畫在聖誕節就開始創作的圖像：未完成的《搖籃曲》。這位前室友一句含混的讚美給了文森特莫大的鼓勵，他設想著要完成受洛蒂啟發的母性的聖像畫，這幅畫見證了他與高更共度的時光，他把畫置於兩幅向日葵中間，將自己對南方的杜米埃爾式的想像與高更那獨具特色的時髦色彩融合在一起，創作出了一幅無比虔誠的三聯畫。在漂亮的言辭（像以往熱烈的布道詞一樣：「我們腳下有光，路上有燈」）下，他設想這種意象的融合最終不但能挽救他與高更的合作，而且還將補償他在中央高原經歷的所有痛苦和作出的犧牲。「為了印象派我們已經全力以赴，」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他還提到自己為一系列《搖籃曲》和向日葵裝飾畫制訂了計劃，「如今一切盡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正在盡力完成這些油畫的創作，毋庸置疑，這些作品會讓我在藝術史上永遠享有一席之地。」
《菲利克斯·雷醫生的肖像》，1889年1月，布上油彩，
英吋×
英吋。
文森特還畫了兩幅自畫像送給他的醫生，畫中他左耳綁著繃帶，身著整潔的病服，裹著深綠色大衣，頭戴嶄新的絨帽，這是為了抵禦1月的嚴寒：顯然是在向雷或其他人保證自己遵照醫囑（他們以及拉斯佩爾的囑咐）常常出去散步和呼吸新鮮空氣。兩幅畫中他都向畫外凝視著，目光專注，神態平和。在其中一幅自畫像裡，他平靜地抽著煙斗。而在另一幅裡，他站在畫架前——暗示自己在辛勤創作，牆上還掛著一幅日本版畫，這是在向熱愛藝術的地方醫生們宣佈自己的藝術合法性，表明自己對前衛藝術的誠意。
然而在給提奧的畫中，文森特卻在鏡中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形象（絕口不提那個受了傷的、纏著繃帶的形象）。這幅送給弟弟的自畫像，與文森特和提奧在巴黎同住時創作的那些作品一樣，畫幅較小，配色鮮艷，它表現了文森特的另一面——健康、朝氣蓬勃的一面（在醫院裡把鬍子剃得乾乾淨淨），將那些展示給醫生們的繃帶和傷口完全隱藏起來。面對提奧，他將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輕鬆地說成引人發笑的趣事。「對我來說，如今身處在這個自己的小王國裡，我沒必要到熱帶去，」他寫道，「就我個人而言，我年事已高（尤其是還要戴上假耳），身體狀況很糟糕，不適合去那兒。」
《耳朵纏繃帶的自畫像》，1889年1月，布上油彩，
英吋×
英吋。
在給喬·邦格的信中，提奧開玩笑地將自己比喻成「殼中的牡蠣」，並邀請他的未婚妻來把殼撬開。他剛剛從荷蘭回來，充滿對幸福的期待。和喬共度的這一周令人心醉神迷，對喬狂熱的迷戀與聖誕節之前那了無生氣的幾周形成了鮮明對比。「你不知道你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多大的改變。」他回來後立即寫信給她。他們度過了「美好的一周」（用喬的話來說），會親訪友，但更多的是發現彼此。他們聊起莎士比亞和歌德，還有海涅、左拉和德加。她為他彈奏貝多芬的曲子。他則帶她去參觀畫廊。他們彼此敞開心扉，坦露自己的諸多缺點，並反對兩人不相配的說法。「你給我的生活帶來了陽光。」他對她說。「我真是你的陽光嗎？」她羞澀地回應道。
從荷蘭回來後，輕鬆愉悅的心情使提奧在巴黎日日夜夜的「沉鬱情緒」一掃而光。他在社交活動中找到新的樂趣：時而和喬的兄弟安德裡斯親密地共進晚餐，時而出席滿是衣著光鮮的陌生人的「盛大晚會」。喬開玩笑地責備他，說他「不知羞恥地到處閒蕩」。在家裡，他很樂於享受荷蘭畫家梅耶·德·哈恩的陪伴，每晚提奧傾吐愛意的時候，梅耶都在旁聆聽，他幾乎取代了文森特住在勒皮克路公寓時的位置。即使獨自一人也不再讓提奧害怕。「我有時發現自己不自覺地吹著口哨或哼著小曲，」他告訴喬，「這都是你害的。」
無論是在深夜，還是在工作日的休息間歇，提奧都會抽出時間寫信——像文森特那樣將讚美和愛意一股腦地傾瀉而出（「我多想把頭深埋於你的雙腿間，盡情徜徉在你愛的海洋裡」）。儘管工作日程繁忙，而且還要為2月的另一場莫奈展作準備，提奧仍堅持每天寫一封信，有時是兩封。他還會寄幾本書（作者是米什萊，戀人們的守護神）或自己的照片，甚至還有德·哈恩為他作的肖像畫。他說自己要是個畫家就好了，因為「這樣我就可以給你拍張清晰的照片，然後為你畫像」。他渴望向喬展示「最美好和內心最深處」的自己，並且贊同她的想法，「把我和過去的生活捆在一起的繩索正在緩慢而不易察覺地鬆脫，我現在更多地是活在未來」。
梅耶·德·哈恩，《提奧·梵高素描》，1888年，紙上粉筆，
英吋×
英吋。
在這個一片光明的未來裡，沒有飽受困擾的哥哥的一席之地。提奧從荷蘭回來之後的三周裡共給喬寫了15封信——厚厚的信紙寫滿了日常生活細節、親密的詢問和對愛情的渴求。這段時間他給文森特寫了三封信，每封都和生活費一起寄出。信中沒附過照片。文森特回信很迅速（有時一天回兩封），並且總是長篇大論（有一封寫了12頁），而提奧回信總是很拖沓，在信中反覆談的都是有關錢的問題。對於文森特抱怨出院之後生活困窘的問題（因為提奧漏寄了1月的費用），他要求哥哥做一份年度開支預算。婚姻生活為他的財政開支增加了新的負擔，他提醒說。
在提奧離開荷蘭後從巴黎寄往阿姆斯特丹的洋洋萬言中，文森特的名字很少被提及。喬不禁詢問道：「關於他……你對我隻字不提，沒出什麼事吧？」一周多後，提奧用含混而隱晦的比喻回應了喬的詢問，他將「對某事有著狂熱渴望的人」比成向日葵。他想了想說，「要阻止他們向陽而生是不可能的」，儘管「這樣他們會枯萎得更快！」他含糊地寫道，文森特「肯定就是這類人之一」。面對精通文學的喬，他援引了高貴又充滿幻想的唐吉訶德，後者擁有「異乎尋常的善良品格」，這一點很像他哥哥。之後話題很快轉移到了婚禮計劃和「想念中的親吻」。
阿爾出現了新的麻煩。出於以上那些原因，提奧對新問題的蛛絲馬跡視而不見。對文森特信中流露出的越來越多的「焦慮」和「悲傷」，提奧予以乾脆的回應，建議他選擇認命。提奧吸收了父親恬淡寡慾的虔誠態度，以及母親謹小慎微的宿命觀點，他教誨文森特「不要讓自己對生活抱有幻想」，「要學會接受不可避免的悲慘現實」。文森特告訴提奧自己不停地出現幻覺，噩夢不斷，十分害怕舊病復發，後者卻將這一切看成是「好轉的跡象，而不是病發的症狀」。提奧全力投身於婚禮籌備計劃，關心的是家族的好名聲和自己獲得幸福的最後機會，因此反覆強調他哥哥不過是「身體欠佳」，是過度工作和自我疏忽影響了健康。
提奧自我保護式的宿命論調是他對自己的雙重否認態度的掩飾。文森特的病不但給即將如期舉行的婚禮（還有提奧和喬未來的孩子）蒙上了一層陰影，還讓提奧意識到了自己身體狀況的秘密，其時人們普遍認為精神病是家族遺傳的。他還沒告訴喬和梅毒病魔鬥爭的事——這是對未來幸福婚姻的威脅。（當時人們普遍相信，梅毒不但通過性交傳染，還能傳染給子宮裡的胎兒。）由於錯誤地以為文森特把真相透露給了雷醫生，提奧憤憤地痛斥他哥哥，嚇得文森特趕緊道歉：「我覺得自己沒做任何傷害到你的事情。」
但是很快提奧的關注點就轉移到了令人興奮的話題上去：找房子。「我把所有閒暇時間都花在找房子上，看遍了各式各樣外形醜陋的公寓和有著無數階樓梯的糟糕房子，」他在1月末給妹妹的信中寫道，卻對雷醫生的信和文森特的痛苦置之不理。看了一百多套房子之後，提奧於2月初告訴喬，自己終於找到了他們「舒適的小窩」。他在信中興奮地寫道，這套房子「離畫廊很近，可以回家吃晚飯」，透過窗子還能看到花園，因為窗下「種了梓樹，開花的時候景色會非常美」。
三天後，警察於兩點來到拉馬丁廣場，將文森特從他心愛的黃屋子裡拖走。他們把他帶到主宮醫院，將他銬在隔離病房的床上。文森特的女雜工趕到薩勒斯牧師那兒，把這個可怕的消息告訴了他。薩勒斯立即前往醫院，發現文森特蜷縮在被子裡，強忍淚水，拒絕任何人提供的幫助。「我剛見過你哥哥，」當日薩勒斯就向提奧匯報道，「看到他現在的境況我非常難過。」
一個月前，自打文森特出院後，事態開始迅速失控。提奧在1月中旬提出的預算問題，激起了文森特的陣陣罪惡感。醫院的治療費用已讓他心煩意亂（每條繃帶和染上血跡的床單都被單獨記賬），而回到家之後他又看到了來自房東的租約終止通知單，因為他沒交1月的房租。提奧的本意可能只是將財務支出好好整理一下，因為要為購買新房和組建家庭作打算，而文森特卻把弟弟整理賬務的要求看成對自己一生所為的懲罰。「該怎麼辦呢？」他無助地喊道，「我的畫一文不值，它們還花了我不少錢，而且血液病和腦病的治療甚至會花費更高。我不想嘮叨這些事，有什麼好跟你說的呢？」
出於條件反射式的自我辯護，文森特不但沒有給出提奧要求的支出預算，還在往事中搜羅各種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花銷是合理的，抗議提奧的精打細算，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津貼，並為自己作品的滯銷作出了解釋——不過很快就會賣出去的。他寫道，「我要以鋼鐵般的意志再次投入到創作中去」，心裡思忖著他的向日葵有朝一日會和蒙提切利的作品一樣價值不菲，「讓我用盡全力地開始工作吧……如果我沒瘋掉，總有一天我會向你證明當初對你承諾的一切」。文森特向弟弟提出挑戰，如果他失敗了，「那麼立刻將我關進瘋人院——我不會作任何抵抗」。
1月，對於還幻想著與高更重歸於好的文森特來說，是殘酷的。在可能不瞭解高更所付出的努力的情況下，文森特在逃離阿爾幾天後就開始自吹自擂，把12月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演繹成引以為豪的神話（高更的努力適得其反）。他從未完全相信高更，到1月中旬為止，他非常清楚關於「避免詆毀我們可憐的小黃屋子」的指令也被完全忽視了。他對高更和提奧的交流異常擔心，提奧一直給高更寄錢，並在阿爾的決裂之後仍滿懷熱忱地支持他的創作。
起初，文森特對這種援助表示支持，希望這樣可以安撫高更，讓他保持沉默。但是當提奧暗示說高更曾控訴他們兄弟倆剝削了他，並要提奧把他愛惹麻煩的哥哥排除於任何交易之外時，文森特鬱積已久的委屈和不滿馬上爆發。「我見過他做出我們兄弟倆永遠也不會允許自己做的事情，」他刻薄地寫道，「因為我們有良心。」他把聖誕節的那場「災難」歸咎於高更，指責他蓄意破壞黃屋子，既辜負了提奧對他的慷慨大度，又背叛了印象派事業。他用尖刻的語言將高更描述成小丑和傻瓜，並嘲笑他因莽勇而聞名，看似強悍實則膽小如鼠。他還將高更的擊劍裝備嘲弄一番，稱其為不值錢的「玩具」，並竭力貶低對方的好戰鬥勇，稱高更為「印象派中波拿巴式的小老虎」——「總是讓自己的軍隊陷入絕境」的「小個子中士」。他憤憤地要求高更歸還從畫室偷走的向日葵畫作中的至少一幅，並敦促他弟弟與這個忘恩負義、不忠不義的「背棄者」一刀兩斷。到了月底，他對高更的嘲諷愈加扭曲，稱其為一個自命不凡的水手，控訴他棄船而逃的惡行，並含沙射影地暗諷說，一位邪惡的畫家在12月從黃屋子進入了瘋人院的病房。
對於文森特完全康復的幻想，最早拒絕相信的人就是高更，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1月末，郵差約瑟夫·魯林搬到了馬賽（「只為了微乎其微的加薪」，文森特同情地提到），暫時將家人拋在一邊。他在月底回家作了短暫的停留，身著光鮮的新制服，拜訪了黃屋子，並對大城市的政治事件大加評論。但不久之後，曾為《搖籃曲》做過模特的奧古斯汀·魯林，就帶著孩子回到她母親在鄉下的房子，後來她承認，有文森特在周圍讓她很害怕。身邊沒有家人和朋友的文森特又去了阿爾大街的妓院，聖誕夜他曾在那兒留下自己的一片肉作為禮物。「昨天我去見了那個我曾經在精神錯亂時找過的女孩。」他在2月初提到。但顯然即便是妓女瑞吉爾也拒絕見他。
幾乎同時，他收到了提奧的信。然而為了把財務理順，提奧又一次笨拙地回應了文森特索要更多生活津貼的大膽要求，固執地將目光投向未來的生活。提奧用可怕的語言描述了自己的病情，並提到病情顯然又一次加重了（每年冬天都如此）。他證實了文森特的擔心，後者害怕提奧會因健康原因而不再來阿爾。考慮到未來自己病情惡化的可能性，以及它會給即將組建的家庭帶來的後果，再加上文森特接二連三的不幸，提奧不得不作出冷靜而殘酷的估測。他沉靜理性，頭腦清醒，讓沉浸於幻想世界中的文森特感受到了震動，被刺激回現實中。提奧設想了自己去世後的一切可能，並為這些後果作了安排。他讓文森特放心，自己的遺囑不同於森特伯伯的遺囑，會為繼續「慷慨地」資助文森特而作好打算，他甚至許下諾言，文森特可以分享他生意的利潤——就像文森特在繪畫事業上給他幫助一樣。
毫無疑問，提奧的本意是用冷靜、直白的語言讓他哥哥安心——這是要在他的婚禮前夕表明手足之間的休戚與共。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高更的背叛之後，接踵而來的是魯林的工作調動、他妻子的退避三舍、瑞吉爾的斷然拒絕，以及提奧關於債務和生死的討論，這些都給了文森特毀滅性的打擊。「眼下你為何要思考婚姻契約和死亡的可能性這類問題呢？」他寫道，內心十分恐懼。在一封長信中，他用時而充滿慰藉，時而充滿絕望的語言對提奧進行了狂熱的反駁。他拒絕接受弟弟悲觀的推測（「一切最終都會好起來的，相信我」），收回了之前提出的要求，並將所有關於生老病死的討論斥為精神錯亂者的胡言亂語——和他自己的情況沒什麼兩樣，因此不足以當真。「每當我神志不清的時候，我深愛的一切都處於混亂中，」他寫道，「因而我不會把這些和現實混淆，我也不會去扮演冒牌的預言家。」
任何遺棄的威脅——無論是被死亡還是被婚姻——讓死亡的幽靈以及作為它的伴侶的宗教復活了。「對我來說疾病和死亡構不成恐懼，」文森特宣佈說，並否認聖誕節時的那場風暴會再次襲來，「雄心抱負與神對我們的召喚並不相配。」在2月的第一周裡，夢魘——從未停止過折磨他的睡眠——重現於現實世界。他眼前出現幻覺，在街上大喊大叫，胡言亂語，跟蹤陌生人到他們家裡。「我時而滿腹熱情，時而歇斯底里，時而又覺得自己能預知未來，這些時刻交替上演，讓我十分痛苦扭曲。」他向提奧承認說。他很少吃東西，經常酗酒。昔日的許多時光都從他的記憶中消失殆盡。
面對提奧，文森特仍堅稱阿爾人待他「很好」。「這兒的每個人都患有熱病、癔病和瘋病，」他寫道，用幽默來掩飾自己的懺悔，「我們相互理解，親如一家人。」而在現實中，關於12月事件的謠言四起，這讓他的鄰居變成了指指點點的圍觀者，或是心存恐懼的監視者。他在阿爾的人際關係逐漸惡化，並且他還懷疑高更在四處散播詆毀他的謠言，尤其是在提奧面前造他的謠，這一切讓他產生了近乎偏執的臆想：有人試圖毒死他。「他堅信他被人下了毒，所見之處無不是投毒者和被毒害的人。」文森特那受了驚嚇的女雜工將這些如實匯報給薩勒斯牧師。
在遭受了失敗、孤獨和妄想症的接連打擊之後，文森特像洛蒂筆下的水手那樣，在船隻遭受暴風雨襲擊而嚴重損壞時，緊緊抓住救生索，而對於文森特來說，這條救生索就是那個母性意象：被他稱作《搖籃曲》的畫中的彩陶聖母。他反覆地畫著她，小心翼翼地複製著她光亮的頭髮和僵冷的眼神。他「拚命地工作……從早到晚」，反覆勾勒她身後牆紙上的花飾圖案——這既是對中央高原（因帶花飾的牆紙而聞名）的致敬，也是對他和已棄他而去的好友所共同信仰的分離主義信條的紀念。無論是在想像中，還是在現實裡，每次的風浪或挫敗總會讓文森特到聖像那兒去尋找慰藉。
當提奧談起婚姻和組建新家庭的時候，文森特的思緒便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時光。他回想起來，在津德爾特與弟弟同住的閣樓裡面，自己給還是嬰兒的提奧「唱著關於色彩的搖籃曲」。當提奧要求他考慮中央高原的創作計劃時，他在他反覆描繪的、蒙提切利曾經畫過的普羅旺斯牆紙中發現了新的證據，證明「我們的的確確一直追隨著蒙提切利的足跡」，並且又創作了一幅《搖籃曲》。當文森特重返阿爾舞廳以追憶他和高更的點點滴滴時，他看了一出田園式歌劇，劇中「神秘的嬰兒床」的舞台場面和造型頗有倫勃朗的風格，一位年邁的農婦「用天使般的聲音」為孩童吟唱，這一切都讓他潸然淚下，他立即回家開始另一幅《搖籃曲》的創作。當魯林一家於1月末最後一次到畫室作短暫拜訪時，文森特讓他們在他創作的所有《搖籃曲》中任意選擇一幅，繼而又立刻畫出一幅與他們所選的畫完全相同的作品，彷彿他與這些幾乎一模一樣的畫作中的任何一幅都難捨難分。
2月7日那天，當警察來到黃屋子將文森特拖到醫院時，他所有的彩陶聖母像都已繪製完畢，她們身處繁花盛開的另一個世界，目光沉靜。經那些擔心自己安全的鄰居們的提醒，憲兵還密切監視了這所房子幾天。一周多的時間裡，聖像在文森特腦海中揮之不去，而雷和其他醫生則試圖解開讓他疾病纏身的謎團，結果卻一籌莫展。起初文森特沒認出他們來，數天內不發一語。他最後終於開口說話時，也是前言不搭後語，口齒不清。在醫院的病房裡他收到母親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向他描繪說，荷蘭剛下過的一場暴風雪很快就融化了，她希望「自然之主」也會將同樣的奇跡降臨在文森特的生活裡。當文森特的身體恢復到可以在白天外出時，他又回到了黃屋子，開始著手創作另一幅母性守護神，也是該系列的第四幅作品，以帕拉杜牆紙為背景的中央高原的美麗女士。
幾乎同時，遠在北部400英里之外的提奧也在盤算著牆紙的事。「我隨信附上幾個他們提供給我的牆紙樣本，」他向喬匯報說，他們新公寓的裝修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你的確應該把所有樣本都看看，好判斷一下是否合適。」就在幾天前，他剛剛寄去了他準備貼在餐廳的、「聖光閃耀的窗簾」式的牆紙樣本。「喜歡絨毛或緞子的人可能會覺得它有點俗氣，」他提醒說，「但是任何有色彩感的人都會注意到它的華美。」
由於對文森特妄想式的寬慰深信不疑，提奧完全忽視了他哥哥病情惡化的諸多從未被提及的徵兆，因此當聽到從阿爾傳來的最新消息時，他驚呆了。聽說文森特被警察抓走並被強制性禁閉時，他尤為害怕。在當天寫給喬的信中，他有意忽略了薩勒斯對整個事件的敘述。「好可憐的傢伙，他的日子太艱難了，」他寫道，「親愛的，整個事態令人十分遺憾，你說是不是？我知道你對此事也十分關心，這對我來說真是個安慰。」在該將文森特送到普羅旺斯還是巴黎的精神病院這個問題（是由薩勒斯提出來的）上，提奧與喬意見一致，不過他將其作為替哥哥全力辯護的前奏，稱文森特是一個遭人誤解的拜倫式英雄：
長久以來，他專注於思考我們當今社會難以解決的問題，全身心地與之鬥爭……他關於何為人性以及我們該如何看待世界的觀點十分激進，要想真正把握他的意思，必須首先放下一個人所有的傳統觀念。
信的內容很快游離到其他話題上，如藝術之美，尤其是莫奈的藝術（他的展覽剛剛在夾層畫廊舉辦過），以及對死亡的奇怪思考，這種思考是由展覽上一件羅丹的雕塑作品引起的，作品刻畫了放在盤子上的施洗者約翰的頭顱。提奧說，聖人的頭顱「與文森特的頭驚人地相似……扭曲而緊鎖的眉頭象徵著他勤於思考和奉行苦行主義的一生」。正如文森特考慮給長相酷似自己的布呂亞畫肖像畫一樣，提奧在羅丹的死亡意象中看到了自己和哥哥的影子。「死亡在那張臉上既沒有留下痛苦，也沒有留下永恆的平靜的光暈，」他寫道，「它保留了一種安詳的氣氛和對未來的深切關注。」
在接下來的一周裡，當神志不清的文森特在隔離之中忍受黑暗的侵蝕時，提奧的心思仍放在裝修公寓的「麻煩事」上。他一度給雷醫生發過電報，要雷告知最新的消息，但對薩勒斯急切要求將文森特轉移到巴黎的意見卻置之不理。「你哥哥需要被長時間監視和密切關注，而這一切只有在精神病院或家裡才能實現，」牧師在一周前的信中寫道，「我想知道你是否想讓他留在你身邊。」薩勒斯甚至已經安排了文森特忠實的女雜工陪伴他長途旅行。「不管怎樣，我們必須果斷作出決定，」他催促道，「在收到你的回信之前，我們會按兵不動。」
但是在提奧作出決定之前，雷發電報宣佈了一個暫時令人寬慰的好消息：「文森特大有好轉，未來的康復過程我們會在這兒照顧，你暫時不用擔心。」幾天以後，文森特親自提筆寫信，說自己臨時（僅在白天）回到了黃屋子，並又一次將他的病痛輕描淡寫地說成僅僅是「地方性的熱病」。「不要總惦記著我，也不要過分擔心，」他寫道，「對命運我們無能為力。」提奧把文森特這封安撫人心的信以及餐廳牆紙的樣本一同轉給了喬看（並提到「文森特已經步入正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