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提奧絕望而沮喪地目睹著哥哥最近造成的種種傷害。父母的每一封來信，都暗含了全新的憤怒和恐懼：「文森特變得非常易怒……行為越來越不可理喻……他非常傷心，內心完全無法平靜下來……希望上帝能夠保佑我們。」一年前，提奧就已經預見到危機的到來，因此誠懇地邀請文森特從德倫特去巴黎，而不是繼續他那會給所有人帶去折磨的回家之旅。即使在文森特到達紐南後，提奧在言語和金錢上都盡其所能地讓文森特避免接觸到一切他厭惡的事物。那一年，雖然畫廊的工作非常忙，8月提奧甚至還出差去了一趟倫敦，但他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在夏天去了兩趟紐南：提奧加倍地照顧家人和為家人操心。現在，雖然他竭盡全力，事情仍然到了這一地步：眾所周知的醜聞和家庭暴力。
以前，文森特經常寫信；不過自春天兄弟倆爆發那場激烈的爭吵之後，文森特的來信就開始少起來，就像山間快要斷流的小溪。每月提奧僅能收到一兩封簡短的信件，信中都沒有太多的個人消息，這不由得讓人滿心疑惑。曾經飽含深情的習慣性結束語「握手」，現在也蹤跡全無。即使在這段暫時平靜的夏日間隙，圍繞文森特自3月開始創作的作品，兄弟倆也一直戰火不斷，為繪畫技巧爭論不休。當提奧指責文森特的作品過於粗糙時，文森特會不斷為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辯護，他援引了種種說法，包括黃金時代的大師雷斯達爾的「莊重的簡單」以及新近的最愛約瑟夫·伊斯雷爾和查爾斯·德·格魯士的觀點。當提奧指出，文森特還沒有給海牙繪圖員協會寄過一幅水彩畫時（文森特曾答應在結束德倫特的旅行後將會著手進行這件事），文森特有些愧疚，但還是激烈地反駁說：「我真的忘了……對此我興趣不大……手頭一件水彩畫作品也沒有……今年已經太晚……現在沒有心情做這件事。」相反，他完全無視提奧的反對，宣稱自己要畫更多關於紡織工的油畫和素描。
但是最主要的，是他們關於色彩的爭論。
在很長的時間裡，文森特都不太擅長色彩的運用。與莫夫的鬧翻、顏料的花銷、水彩畫的難以駕馭以及對黑白畫面的巨大投入，使得文森特在幾乎兩年的時間中，在水彩畫上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有時候，我常常納悶，為什麼自己不是一個更善於畫水彩畫的人呢？」1883年8月，文森特沉思道：「我的性格明明適合這一領域——但是直到現在，我都還沒取得顯著的進展，原因何在？」除了在1882年的夏末有過幾次不錯的嘗試之外，他幾乎沒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成果，而且還長期拖欠著顏料的賬單。
文森特即使不斷努力，就像在德倫特時一樣，卻仍無法放棄施恩韋格畫室那純灰色的世界。就像他用木炭和鉛筆「繪畫」一樣——不停地設計、塗上陰影、為製造水彩效果而抹花，他讓畫板成為一道「灰色的」彩虹，偶爾使用色彩，也不過是為了將一個物體同另一個物體區分開來。對這種在色彩上的沉默，他精心辯解說，必須讓自己的顏色保持在「一個低聲部」——低於自然的濃度，為的是呈現整體的「精妙和諧的灰色」。在熟諳於心的眾多藝術家之中，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眾多英雄（從全民追捧的喬治·邁克爾到難以捉摸的馬克思·李卜曼）。他一直用萬花筒般色彩斑斕的語言來描繪自己無聲的圖像。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理由，3月提奧對德倫特時期的水彩畫的批評（「一無是處」），讓文森特很受傷害。當弟弟在5月到訪紐南，並且在克基拉島畫室裡舊事重提時，文森特立即激烈地予以反駁。「說到單調的色彩，」提奧一離開，他就立即在一封畫滿重號的信中宣稱，「你不能就事論事，單獨地評論一幅畫的顏色……當分開考慮時，一幅作品之中的顏色可能被認為是非常明亮的，但事實上這幅畫是一種相當黑暗的灰色調。」這是又一場辯論的開始，這將使他的藝術創作在之後長達一年的時間裡，以一種挑釁的方式跌回到黑暗之中。
整個夏天，文森特在一系列異乎尋常的圍繞同一主題的信件中，將自己對過去所有蔑視的怒火以及對即將暴露的恐慌全都發洩在這次爭吵中。最近，在閱讀查爾斯·布蘭克所著的《當代藝術家》時，文森特抄錄了其中的很多頁，援引這位不亞於巨匠德拉克洛瓦的權威來為自己「灰色的、髒兮兮的色調」辯護。當提奧將法國藝術家皮埃爾·德·夏凡納推薦給他時（夏凡納的《聖林》用明亮的柔和色彩描繪了世外桃源的景色，在1884年讓整個藝術沙龍為之傾倒），文森特用約瑟夫·伊斯雷爾的話語（「以很深的調色開始，可以使一些相當暗的顏色看上去比較淡」）和大量與提奧觀點相左的例子進行還擊：從委拉斯開茲的明暗對照法（他的陰影和中間色大多由無色的冷灰色構成）到巴比松畫派的陰天。
與文森特對於荒原生活誇張而黑暗的描繪相去最遠的，莫過於皮埃爾通過經典的人物形象和白堊的顏色對「愉悅的大地」的理想化表達。文森特無疑意識到了這一點，嚴厲地批評提奧對皮埃爾·德·夏凡納的「銀色色調」的推崇，並且不遺餘力地捍衛自己所喜歡的油畫色彩，「深褐色和瀝青色」——正如他為了自己經常做的那樣，他抱怨它們遭受的忽略，懇求對它們多一些耐心：
它們擁有如此非凡和獨特的品質……在學習駕馭它們時，需要付出努力，因為它們的運用不同於其他普通的色彩……在最開始的實驗階段，很多人就會氣餒，但這些不可避免，要想駕馭這些顏色，不可能一開始就會成功……起先，我對它們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不會忘記自己所看到的由它們創造出的美麗事物。
當提奧試圖重新討論印象派時，文森特的反應更加激烈。他宣稱自己對其一無所知（「在我看來，它們完全沒有可取之處」），也漠不關心（「我對其他或是更新的事物並不好奇，也無意去瞭解更多」），他認為印象主義不過是讓魅力凌駕於實體之上。「我並不是鄙視它，」他輕蔑地說道，「但是它的確沒有讓真正的美麗增加太多的魅力。」
當提奧繼續指出印象派畫家避免了黑色並努力抓住光線效果時，文森特的反對變得更為強硬。他對印象派畫家的男子氣概提出了挑戰，並且援引色彩「無法言說的美麗」和貝多芬無限深沉的音樂，來捍衛自己的「黑暗藝術」。他不僅沒有避免運用黑色，而且同時宣佈要開始另一輪探索，這一次是用顏料來尋找一種比黑色更深的黑色——「比純黑更強烈的、更深的色調」。與此同時，他輕率地拒絕用顏料嘗試捕捉陽光，並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和醜陋的」。四年之後，他還將畫架擺放在普羅旺斯的明媚陽光下。而現在他譴責所有類似的「夏季陽光的效果」，並且重申自己對陰影、黑色的輪廓以及黃昏情有獨鍾。
文森特的生活也緊隨自己的藝術陷入黑暗。9月的戲劇性事件將夏季關於色彩的爭論擠到了一邊（但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它將捲土重來），這時文森特再次激怒了整個世界，招致了幾乎所有人的一致譴責。文森特使瑪戈特·貝格曼誤入歧途，卻像穆雷那樣狡辯（「我寧願馬上在激情中毀滅，也不願在無聊中苟活」），對此沒有一個人能夠接受，甚至是關係最為親密的弟弟。有人開始傳言這個善良的老姑娘的命運掌握在牧師這位墮落的兒子手中，文森特漸漸退回到陰鬱的孤寂之中。
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已完全陷入沮喪（「我十分清楚，對我而言，自己的未來將永遠都會非常艱辛」）。他寫下一連串尖刻的話，有時還寫長長的附言發洩，此時，罪惡感已經變成了憤怒。「我無法一聲不響地接受所有這一切，」他寫道，「這真的讓人極為憤怒……本不應該這樣繼續的。」他認為最該遭到嚴厲斥責的人——革命的敵人——是提奧，幻想兄弟倆互相廝打，或許是互相殘殺——儼然是世界上最英勇的舉動。這激動人心的想像短暫地激活了他在德倫特時的夢想（「努力去瞭解自己到底屬於哪裡」），但思緒又總是回到當下——「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勇氣、沒有希望」的當下。對於未來，他也搖擺不定，不是挑釁地威脅說要回海牙，就是絕望地懷念黑鄉。
在接下來的那個月裡，拉帕德的到訪讓文森特跌入另一個地獄。他一直覺得他與這位貴族朋友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不斷堅持說「我們是在同一個水平」，並發誓要「與他同步」。然而，在一起工作兩周之後，他才發現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癡人說夢。事實上，二人之間已經存在巨大的鴻溝。拉帕德的獲獎、個人展出、社交圈、溫文爾雅的朋友，以及家庭的支持，都令文森特望塵莫及。前一年春天他們在信中就技藝問題不斷爭吵，這些信中滿是被排斥的文森特的痛苦。10月，當文森特看到朋友能夠創作出「美麗的」油畫習作，一幅接一幅，並且都「非常不錯」時，他又充滿了競爭意識，一半出於失望，一半出於決心。他宣稱：「一個人已經進入死胡同，必須要重塑自我。」寫給提奧的信中不僅充滿了對過去的激烈辯護，同時還有上氣不接下氣的、幾近於喋喋不休的、對未來的迫不及待：「我必須趁熱打鐵……不能再耽擱一分一秒……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創作……必須在短時間內向大家展示自己取得的成就。」
他以近乎瘋狂的決心，再次致力於那些一直沒能實現的目標。拉帕德離開後，文森特馬上寫信給他：「我向你保證，不會太久了——要麼我會有自己的展覽，要麼我的畫作會暢銷。」有了拉帕德作為激勵，他在11月帶著畫架和顏料盒走到冬天寒冷的鄉下，畫了一系列令人愉悅的、傳統的風景畫：秋季獨有的金色的白楊道、鄉村小路，以及鄉村磨坊。
為了顯示自己全新的決心，文森特買了新衣服（「相比以前，我現在對衣服更挑剔。」他向提奧保證），並且開始提供「事實和數據」，證明自己很快就能用提奧的錢賺得20%的收益（文森特此時對商業的興致頗高）。毫無疑問，他意識到如果失去提奧的幫助，自己將永遠無法趕上拉帕德，於是他開始尋求和解，至少是希望與提奧之間不斷增強的敵意能暫時被擱置。他寫道：「我們必須取得進步。」他再一次使用「我們」，這是兩人兄弟關係和睦時才會用到的，「我們必須前進……和我肩並肩努力吧——不是採取中立的態度，而是以一種熱情、積極的方式……親愛的弟弟，我的朋友，讓心中的激情燃燒吧！」
就像在德倫特時一樣，文森特用幻想填滿了渴望和恐懼之間的鴻溝。在沒有告知提奧的情況下，他寫信給莫夫與泰斯提格，請求他們在自己全新的計劃之中同自己合作。他請求莫夫：「再給我一個機會，在你的畫室中畫畫。」他幻想，如果他完全坦白過去的錯誤，泰斯提格應該會「重新恢復兩人之間的關係」，莫夫也將會給他一些「糾正及提高我的作品的指點」。文森特又想像著自己是一位年輕的成功藝術家，像安東·范·拉帕德一樣，就教於一位基礎紮實的、要求嚴格的畫家，並且與令人望而生畏的經紀人的藝術世界再次建立聯繫。他向提奧解釋說：「我僅僅是在採取一些措施，以促使我的作品取得直接的進步。」哥哥的主動一定讓提奧震驚得目瞪口呆，「我將會一直絮絮叨叨，直到莫夫屈服」。
即使是來自海牙的迅速的斷然拒絕（「他們不願意和我有任何瓜葛。」他匯報說），也沒有動搖文森特為自己辯護並繼續前進的決心。他寫道：「莫夫與泰斯提格拒絕了我，對此我幾乎有一種高興的感覺。覺得身上有最終贏過他們的力量。」事實上，那時他剛剛開始創作一系列的作品，他堅信，這些作品將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他告訴提奧：「我發現了一個機會，要證明給他們看。」
12月初，文森特的畫室早已掛滿了新作。在每一面牆上，一幅幅人物肖像在昏暗中向外凝視。無論是在畫架上，還是在一沓沓的素描中，來訪者看到的只有紐南那些無名的社會底層人士——農民、拓荒者、織工及女性勞動者，他們表情凝重，隱藏在無盡變化的深褐色與瀝青色之中。這是文森特為獲取商業成功，為贏得莫夫與泰斯提格，為不再依賴提奧，也為與拉帕德較量而採取的全新計劃。事實上，文森特的這一系列舉措受到了這位貴族朋友的啟發。10月前來拜訪時，拉帕德用大量時間畫人物頭像——大部分是女性，這些畫作曾讓文森特艷慕不已。拉帕德離開後，文森特立即寫信給提奧：「他的訪問給了我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的靈感，我幾乎想要立刻開始創作類似的畫作。」
甚至文森特為這些新作品選取的名字——「人民的頭像」——都暴露了他全新的商業和競爭熱情。正如《繪畫》雜誌中著名的系列插圖呈現的是工人階級之中不可見的「真實的人民」，他的系列農民形象將向世界介紹「布拉班特的人民」。同時，他認為，和肖像畫一樣，這些全新的作品在商業上會有極高的威望。（他熱情高漲，不再擔心自己是否能畫得「像」，這一懷疑長期以來使他不敢嘗試肖像畫。）毫無疑問，甚至莫夫和泰斯提格也看到了「有性格的頭像」在銷售上的潛在價值，他堅持說：「肖像畫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而擅長畫肖像畫的人寥寥無幾。」
成功的幻想緊緊地攫住了他，文森特開始了另一輪瘋狂的工作。他原先計劃到1885年1月底，創作30幅肖像畫——每月完成十幅，然後帶著這些作品去安特衛普，開始一場延誤已久的銷售旅行。但幾周後，目標被提高到50幅頭像畫——幾乎是一天一幅，「盡快，一幅接一幅」。為什麼？「因為我正處於創作的高峰期，」他向提奧解釋道，「一天都不能浪費。」像通常一樣，他相信赫拉克勒斯式的努力工作能有所幫助，這樣作品的數量就會增加，為了避免另一次失敗，他瘋狂地工作。每天早上，都會有模特到克基拉島的畫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文森特能夠支付得起費用，或是經他說服可以經受住他繪畫時的折磨的任何人。似乎是因為「醜陋」，他才選擇了他們，他的一個學生評論道：扁平的臉、低低的額頭、厚厚的嘴唇、瘦弱的下巴、凹陷的朝天鼻、突出的顴骨、碩大的耳朵。在畫室昏暗的冬日光線下，文森特讓他們擺出各種姿勢：男人們戴著工作時用的鴨舌帽或是流行的澤蘭省圓頂禮帽；女人們戴著精緻的布拉班特軟帽、早上用的帽子、白天用的帽子或晚上用的帽子，有時候甚至不戴帽子。當模特坐下時，文森特都會把自己的椅子移得很近，透過透視框久久地注視。
然後，他開始作畫。他搶在早早就會到來的黃昏之前拚命地畫，直接用畫筆在1.5英尺×1英尺的空白畫布上作畫。他沒有時間進行素描或者是對形狀進行設計。斜睨著的眼睛，以及可能在前一晚的煤氣燈下繪製好的一些草圖，是他全部的依靠。就像他與提奧在爭論時所說的一樣，首先他會畫上最深的顏色——夾克衫和工作服上近乎全黑的摺痕、瀝青色的背景、深褐色的臉。他常迫不及待地沒等到顏料幹掉，就會刷上濕漉漉的亮色，使得白色和赭色變為灰色和棕色。他的每一筆都是即興的創作，他冒險地不斷將顏色像泥一樣層層地疊加，因為塗上的顏色很快就會消失在之前的黑色之中。
這一冒險要求的是速度。文森特一幅接一幅地創作作品，學會了一種超凡的簡潔筆法——完美地配合著他畫畫時的飛快速度。用幾個比較粗的條紋傳達出披肩和領子的意味，用短而細的線條來勾畫嘴唇、下巴、酒窩及眉毛。畫布上任何的拖延都會毀掉這幅畫，所以他不可避免地依賴鋼筆素描和草圖之中的平行影線，這些舉動就像寫作一樣自然。尤其是他在畫女性別緻的圓形軟帽時，彷彿帆布非常燙手一樣，為了保持那種柔和的色調，光與影之間的互動成為越來越少的顏料的碎片，這是他為成功所下的最新的賭注。他向提奧保證說：「顏色最後變得越來越明朗，越來越合適，我對顏色有自己的看法和情感。」
為了逼自己更快地作畫（「我必須畫大量的畫」），文森特學會在僅僅一上午就完成一幅完整的肖像畫。1885年2月底，文森特實現了完成50幅人物頭像的目標，但他仍在繼續畫——自海牙時期那位孤苦的老人桑德蘭出現在他不知疲倦的鉛筆筆下以來，這是史無前例的瘋狂工作。
自海牙時期以來，如此配合的模特家庭至此才再次出現。他們不僅僅在有著寶貴日光的上午過來，下午和晚上也會過來，坐在油燈下，讓文森特描畫人物頭像。為了滿足自己無法滿足的要求，文森特四處尋找模特。一些可敬的人，如租給他畫室的教堂司事的妻子阿德裡亞娜·沙弗拉斯，都在被邀請之列，但他們認為去做模特似乎「不成體統」。沒有人願意無償為這個怪人做模特。文森特抱怨道：「人們都不願意擺姿勢，要不是為了報酬，沒人願意光顧。」然而，在紐南漫長的寒冬，因為文森特為模特一天支付一個荷蘭盾，還是有不少人會欣然前往：農場上游手好閒的工人、失業的商人及無業的紡織工人。
然而，就像在海牙時一樣，文森特更傾向於不斷去解決同一個問題，而不是找出新問題。他不斷把自己瘋狂的注意力和錢財投入到一小群畫室的固定拜訪者身上，尤其是模特戈爾狄娜·德·格魯特——被他稱作西恩的女子。
信中開始充斥著似曾相識的哭訴，「我必須要一位模特」，「我總是缺乏模特。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模特」。文森特在信中對一些「穿著髒兮兮的藍色緊身上衣的農村女孩」別有用心地進行過描述，此外，他還提到一些超越透視框範圍的糾葛。他談道「要與模特建立親密的關係」，「為輕佻女子對我的拋棄尋求補償」，及「一些像妓女一樣美麗純潔的鄉村姑娘」。他興致勃勃地對「女性頭像的題材」進行了仔細地論述，從惠斯勒、米萊、鮑頓畫筆下的正派女孩（「我們妹妹一樣的女孩」），到夏爾丹筆下健壯的、「骯髒的、粗俗的、邋遢的以及發著惡臭的」農村婦女。他充滿渴望地談到希望能畫一些裸體畫。在畫室裡，他不斷重複地畫戈爾狄娜，無休止地畫了整整一個冬天，他不惜用大量濃厚的、黑暗的和迅疾的筆觸來刻畫她的大致輪廓。
戈爾狄娜的眼睛直視著他，在熟悉了之後，她的朝天鼻和厚厚的嘴唇開始變得自然起來，用光芒四射的灰色進行描畫的軟帽有著性感無比的光暈。在文森特黑暗的新藝術之中，她可是集大成的瑰寶，宛若一位身穿深褐色及瀝青色衣服的聖母瑪利亞。就像為之前那幅幻想之中的傑作《悲傷》辯護一樣，文森特以同樣熱情的、不顧一切的語言保護著她，他稱：「一個人在畫農民時，自己就必須像是其中的一員，與他們一樣去感受和思考，太自我是無濟於事的。」
反抗、癡迷及幻想讓文森特又回到了施恩韋格時的狀態。
再一次，情感需求和藝術理想的無形結合讓兄弟關係充滿了敵意。為了維持全新的模特群體，文森特需要錢。提奧8月回家時，將他每月的津貼由150法郎削減為100法郎，因此當文森特啟動「頭像」系列作品的創作時，由於他對模特和顏料的過分要求，二人又將陷入對抗。假裝自己的藝術需要更多的金錢及更多的支持，他再次為自己的新生活提出了眾多的要求。在拉帕德來訪之後的慌亂中，他懇求弟弟「能再寄點錢過來」，完全不顧提奧關於經濟拮据的抱怨，反倒是極力地敦促他「繼續堅持」——「必須要有的東西，總是能找到的。」文森特不斷施壓要求更多的錢，就像曾經掩蓋對西恩的付出時一樣，使用了相同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語氣：「我必須另外再拿到100法郎……是不是現在肯定不能給我這些錢？……但是我必須堅持，一定得堅持。」
當提奧有些猶豫時——當他不願幫助文森特與莫夫和泰斯提格重修舊好時，當他催促文森特放棄畫室去埃因霍溫租一間房子時，或者當他僅僅是不願意及時作出答覆時，文森特破口大罵。「就個人層面而言，你對我來說根本就是毫無用處。」他如此寫道，無情地將個人傷害與職業傷害交織在一起。再一次，他指責提奧，說他破壞了自己的藝術（冷漠地支付金錢，就只是一種「保護」，他嘲諷道），還指責他和父親沆瀣一氣，串通好一起對付他。他把提奧比作一個藐視其成就的「輕佻女子」，並且發誓絕不會強迫提奧溫柔地對待自己。相反，他寄希望於這個世界能夠同情自己，但實際上，這個世界卻從來沒有施捨給他一絲一毫的同情。「你已經說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他在12月怨恨地寫道，「你從來都不打算關注我個人或我的作品，除非以保護的方式。好吧，我堅決拒絕忍受這一點。」
無法避免地，文森特的父母再次被捲入到憤怒和辱罵中。當文森特在海牙時，距離將父母和兒子的暴怒隔離了開來。但是現在在紐南，自然也就無處可逃。在週日早晨做禮拜的多洛斯教會的所有會眾，不管男女老少，多多少少都知道牧師這位離經叛道的兒子：他在天主教教堂司事房子裡的畫室、他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模特、他那無法解釋的藝術。他們知道因為這個紅頭髮的怪人，瑪戈特·貝格曼不得不離開這個村莊。
當然，文森特矢口否認自己的行為讓父母丟臉了。更難以置信的是，他甚至辯解說9月的那件事完全沒有影響自己家同貝格曼家之間的關係。在安娜和多洛斯寫給提奧的信中，卻有不同的說法。「因為文森特和瑪戈特的事情，我們和別人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多洛斯寫道，「因為不想見到他，大家再也不會到家裡來拜訪。至少鄰居是這樣的。但不得不說，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在瑪戈特被帶到烏特勒支後的幾天，多洛斯就非常沮喪地開始考慮被迫離開紐南的可能性。「太難了，」他說道，「但如果我們和別人的關係變得非常糟糕的話，這只能是唯一的選擇。這幾天，我感覺這一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牧師和妻子一邊向上帝祈求最終的保護，一邊竭盡所能地保護家人免受這一醜聞的影響。在文森特和瑪戈特的緋聞鬧得沸沸揚揚之後，年僅22歲的惠爾馬上就被送到遠在米德爾哈尼斯的親戚家中，因為「換一個環境生活，對她更好」。他們讓17歲的科爾安全地住在海爾蒙德，他在貝格曼工廠的學徒身份，以及他和貝格曼家族一位表親的友誼沒有因為哥哥的異教信仰而受到影響。但他們卻為文森特給遠在異鄉的提奧帶來的麻煩而著急，為維護家族的聲譽，提奧已經「付出太多」。反過來，提奧和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很擔心父母的健康，尤其是身體非常虛弱的父親，現在他已經62歲了。
甚至在1月妻子受傷之前，多洛斯的健康狀況就已經開始每況愈下。到了5月，因為身體原因，他已經從繁榮社退休。梵高家族自這個組織成立之初就與其建立了聯繫。安娜的身體恢復得很慢，這給他造成了很多看得見或看不見的負擔，3月他教她站立，7月教她行走，9月帶著她四處走動。現在，除了33年來對妻子的擔心以及年老之後的不便，多洛斯還得努力嘗試控制文森特越來越難以控制的脾氣和無法預知的行為——這一切都發生在家中。「我們盡最大的努力想讓他冷靜下來，」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幾乎無法掩飾自己的絕望，「但是他的人生觀和生活方式與我們的格格不入，是否能長時間地住在一起無疑是個問題。」
然而，多洛斯仍舊盡力避免採取那個無可避免的解決方法：讓文森特離開。對於兒子那顆受傷的、難以駕馭的心，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瞭解。「只能是聽之任之，但我們不想指明該如何去做，」他非常無助地寫道，「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只能是聽之任之。」因此，他等著文森特實行那個再三討論的計劃：移居到安特衛普。在此期間，他忍辱負重地保證會「忍讓，並盡一切努力」。多洛斯因身體太虛弱而無法和文森特爭吵，如果文森特不肯離開的話，他只能非常嚴肅地考慮自己搬離紐南。11月赫爾瓦特的教會（他之前在那裡工作過）給他打來電話時，他開始和他們進行協商——為了不激怒反覆無常的兒子，這一切只能是悄悄地進行。「要是文森特稍微正常點的話，」他悲痛地說道，「可以減少多少麻煩啊。但現實並不是這樣。」
正如多洛斯所料，當文森特聽到自己將要被驅逐或拋棄的風聲時，他在牧師公館裡開始低調起來，隻字不提要離開。提奧非常謹慎地讓他移居到埃因霍溫，但他斥責提奧在「胡說八道」。在歷時大概一年的期待後，他突然放棄移居安特衛普（哪怕只是一年之中去待一段時間）的計劃。他說拉帕德建議他不要去（如果是真的，那將是一個徹底的逆轉），並絕望地為自己開脫和欺瞞弟弟（即使在多洛斯拒絕去赫爾瓦特之後，這仍在繼續）。他堅持認為，克基拉島的畫室是他成功的關鍵。沒有那間畫室，他的事業「將會毀於一旦」。「住在家裡，絕對不是因為我貪圖安逸，」他抗議道，「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繪畫事業。」他警告提奧說，要是他們將自己驅逐出這個田園般的工作地點的話，那麼他們就犯了天大的錯誤。「為了畫畫，」他堅持道，「我必須在這裡多待上一段時間。」當被問到待多久時，他的回答模稜兩可：「等到我取得更多實實在在的進步吧。」
提奧越是為父母辯護，就越是會遭到文森特更為激烈的抵制：「要我放棄自己的畫室，絕無可能……無論如何，他們都絕不可以要求我離開村莊。」他將弟弟那些謹慎、委婉的勸告全部頂了回去，還將它們全部轉換為對更多金錢，當然還有更多模特的要求。「在離開之前我必須畫大量的頭像，」他寫道，「如果能付更多的錢給模特們的話，進展也就會更順利。」他們之間的糾紛最終被放大，演變為另一場城市（提奧）和鄉村（文森特）之間的衝突，文森特將提奧描述為一個毫無個性的鑒賞家——脫離了所有真正的靈感和自然。最後，他威脅將二人之間的衝突發展到父親那裡，從而觸到了弟弟最敏感的神經。「我在這裡的境遇可能有點緊張，」他模糊地暗示道，「我發現讓自己有足夠的耐心並非易事。」
你要是將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那就太好了。如果在經濟方面，
你願意盡最大努力的話，那麼事情對我來說就會變得簡單得多，我相信在未來我會有機會保持平靜，雖然這離真正的和諧還很遠。
被激怒後，提奧終於透露出自己長久以來對哥哥的事業的懷疑。「我很懷疑。」他寫道。不管這到底意味著什麼——他懷疑文森特的開銷、他堅持待在紐南的理由、他待在家裡的意圖以及最終獲得成功的可能性，文森特認為提奧的懷疑包含了這裡的一切，甚至更多：對他的全然否定。在貝格曼事件和拉帕德的來訪後，這個詞——「懷疑」——像一束易燃油上的火苗燒到了文森特敏感的內心。
「對於你是否懷疑，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徹底地爆發了。他認為提奧的含沙射影是「惡毒的」，他指責提奧「故意這麼做來擺脫我」。在數月的信件之中，他的憤怒旺盛地燃燒，因為這個詞激起了他的內疚和憤懣：
僅僅因為你的地位比我高，你無權懷疑那些地位低的人——包括我……如果你懷疑我，你自己就是導致這一切的根源……你必須收回你因為自己的懷疑所說的一切……最醜陋的誤解是由猜疑引發的……你對我的懷疑毫無疑問是不恰當的……收回這些話或者作出解釋，因為我不會忍受別人對我這麼說。
隨著聖誕節的來臨，文森特陷入了更深的絕望，而聖誕節本該是家人和諧共處、普天同慶的日子。傳統的聖尼古拉斯節慶祝活動，以及遠在他鄉的提奧寄過來的聖誕祝福和精心挑選的禮物，只不過諷刺了他的一切家庭關係的破裂。現在，他甚至會和妹妹們吵架，幾乎完全從牧師公館之中脫離出來。「對我們而言，他變得越來越像一個陌生人。」節日之後，多洛斯寫道。
1884年的聖誕節，不僅僅是梵高家，全世界都愁雲密佈。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對商業的破壞極大，經濟難民充斥著城市的角角落落，包括阿姆斯特丹。霍亂橫掃法國的消息，讓大家在信中總是為提奧的安危提心吊膽。甚至是身體一直不好的、正住在裡維埃拉一家旅館之中療養的森特伯伯，也都在擔驚受怕。離家更近的伯伯，海軍上將簡也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那沒出息的兒子，在揮霍掉家族的好運和名望之後，因「癲癇發作」而住院，這個一向驕傲的老父親更早地走向了墳墓。牧師公館裡，安娜可以四處走動，但是現在無法安穩地躺在床上，她和細心服侍她的丈夫只能遭受無數漫長和無眠夜晚的折磨。節日期間，多洛斯又患上了感冒，這在牧師最忙的時節可不是一件好事。「處處的情形都非常令人沮喪。」他總結道。
在慘淡的情形下，文森特還為大家增添了一些額外的痛苦。和提奧疏遠，和牧師公館疏遠，在任何地方都遭受排斥，他看到自己面前只有孤獨。科斯麥克斯那樣的較為疏遠的朋友從來不來拜訪。聖誕節時，他和赫爾曼的聯絡也在一場爭吵中畫上句號，和拉帕德的友誼再一次滑入冰點。聖誕前夕，文森特把自己關在冷冰冰的畫室裡工作，而不是和弟弟科爾一起去滑冰。「文森特沒有向任何人徵求意見，也不試圖和別人套近乎。」多洛斯悲歎道。和提奧打交道時，文森特感覺到的只是羞辱。一年來的懇求、要求、哄騙和恐嚇都沒能讓他向獨立邁進一步。整個12月，他都在乞求弟弟額外給他20法郎——他感到「非常糟糕」和「無能為力」。最糟糕的是，未來看上去也不會柳暗花明。「我幾乎從來沒有在如此憂鬱的狀態和情緒下開始新的一年，」假日結束後，他寫道，「我也不再期待會有成功的未來。」隨著接二連三的失敗，他說自己感到勇氣在「逐漸消失」，這一年的家庭混亂傷害了他。「生活之中沒有平靜和熱忱，我再也無法忍受。」在聖尼古拉斯節那天，他寫道。
在克基拉島的畫室裡，白天的短暫和徹骨的寒冷交織在一起，剝奪了文森特唯一的逃避方法和慰藉：工作。「為了文森特，真希望冬天能早日結束，」多洛斯焦慮不安地寫道，「在戶外畫畫當然是不可能的。漫漫長夜對他的工作也毫無益處。」無論在黑暗之中文森特是否正如多洛斯猜想的那樣，通過酗酒來取暖，他的作品依舊被冰封在過去之中。在寫給提奧的信中，他重新找回了施恩韋格時期的英雄——杜米埃和伽爾伐尼、德·格魯士和馬蒂斯·瑪麗斯，並且重新開始了他對雜誌插圖、類型畫和人物素描的狂熱。「也許只專注於人物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他寫道，並明確地認為海牙時期的作品是自己最好的作品，「通過不斷地研究模特，我將一直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在很短的工作時間中，他仍在繼續創作黑暗的、誇張的頭像，不顧一切地試圖在2月創作完成50個頭像。「它在總體上對我的人物繪畫有益。」他堅持這樣認為，毫不理會弟弟讓他畫風景畫和讓畫面更為明亮的懇求。只要天氣允許，他會畫模特；當天氣不好時，他就會對著之前的習作畫素描（他曾在聖誕節時寄了一些給提奧）。在冬日幽暗的光線中，他的調色盤也越來越暗；他用形象和言語，為一個缺乏顏色的世界激烈地辯解。「毫無疑問地，」他宣稱，暗示著自己最終會被接受，「在顏色方面，我確實收穫了一些東西。」
文森特感到被家庭、親人、聖誕節所背棄，開始懷疑那個最初將他引到紐南的幻想。「我一直有這樣一種印象，在津德爾特的房子裡有更好的氛圍，」他寫道，「我所不知道的是，津德爾特的一切都更好是不是只是我的想像。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
對於一個用未來的成功和過去的幸福來應對失敗的人來說，鏡子之中出現的真實形象會帶來嚴重的危險。文森特曾經提到過精神病，但通常是非常謹慎而不情願的。在海牙時，他曾說：「不管是生理上還是道德上，我都非常地敏感。」他只承認自己有點「緊張」，並且將這歸罪於在黑鄉度過的「淒慘歲月」。那個時候，人們叫他瘋子，或者像對待瘋子一樣對待他，在德倫特時人們也是這麼做的，他宣稱最終控制住了「緊張的神經的小把戲」——內在的「平靜」控制住了惡魔。「我感覺到自己的疾病已經侵入到身體的最深處，」他在泥煤沼澤地寫道，
並試圖補救。無望的努力已經讓我筋疲力盡，確實如此，但是由於我堅定地想要重回正常的視角，我從不將我竭力去做的那些事情、煩惱和辛苦誤認為我內心深處真實的自己。至少我經常感覺到：只要讓我做一些事，去一些地方，情況定會有好轉。我會克服，讓我耐心地恢復吧。
但這個秋天接二連三的失敗，動搖了他「重回正常的視角」的信心。相反，它們展現了充滿無限失敗的慘淡遠景，一個充斥著「空洞的愚蠢和無意義的折磨」的永恆冬天，正如文森特抄寫的左拉的一段文字所描述的那樣。只有工作能夠使他不致墮入深淵。「在我看來，繪畫可以阻止糟糕的事情發生，」他寫道，「否則事情將會變得更糟。」沉溺於左拉那個充滿墮落和厄運的世界，文森特想像著梵高家族是一個「正在沒落的家族」，給他的靈魂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污點。「我是害群之馬，是一個品性惡劣的逃避責任者。」他在12月時大聲地吶喊。
現在，他的想像仍徘徊在過去的悲慘之中，集中在萬劫不復而非重生的形象之上。他不似基督般的但丁那樣，穿過冥河去目睹地獄中的折磨和苦難——「一個冷靜、嚴肅和充滿憤慨的人……悲傷且憂鬱」。他將自己想像成痛苦地獄裡的一位常住居民——女水妖。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民間傳說中，這個惡魔潛藏在湖泊和河流中，誘惑不加防備的遊人，讓他們溺水而亡。文森特稱它為「一個將人們引入深淵的惡魔」。文森特指出，女水妖不僅永遠都在遭受折磨，它還將其他人拉下來同它一起承受可怕的命運。不像「進入地獄又回到人間」的但丁，女水妖則是永遠停留在地獄之中。
在越來越憤怒的辱罵中，文森特開始絕望，提奧看著這一切，越來越驚恐。毫無疑問，提奧開始時不太重視這一週期性的爆發——一次是在1月，另一次是在2月，那時文森特要求立刻的、絕對的分開，並經常在同一封信中請求要更多的錢。但是提奧一定已經注意到1885年新年以後，文森特信中語氣的變化。「如果你知道你所謂的『我對未來的計劃』事實上已經落空，你大概會很滿意，」在回復提奧的新年問候時，他尖刻地寫道，「就讓這種想法茁壯成長吧。」他談到死亡——「如果我倒在地上死去……那你將會站在一具骨架上」，其中有未經思考的宿命論的色彩，對提奧這位永遠認真且好戰的哥哥而言，這不太尋常。考慮到文森特的反應，提奧1月隱瞞了古庇爾畫廊1884年銷售紀錄不錯，以及他的年終獎也有出乎意料的大幅提升。他也沒有告訴文森特有一個客戶為他提供了一份新的工作，而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天文數字，每月1000法郎——幾乎是父親工資的十倍（當多洛斯經反覆權衡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之後，他拒絕了這份工作）。
意料之中的是，文森特最終得知消息後，強烈地指責了提奧，並展示了自己的貧困。8月，提奧回到紐南牧師公館時，身著最新潮的、大城市的「時尚紳士」必備的行頭。當回憶起這一幕時，文森特用非常尖刻的方式描繪了弟弟當時的形象。「我情不自禁地把你想像成戴著夾鼻墨鏡的樣子，」他寫道，痛心地又開始指控，「這絕對不僅僅是在字面意思上。在你的行為和思想中，你都是通過有色眼鏡來看待事情的——比如說疑心。」對提奧沒有盡全力銷售自己的作品，他越來越失望，尖刻的指責開始演化為苦澀的諷刺。他建議他們「暫且不再去談相互理解的問題」，僅僅「做到不要相互冒犯就行」。
特別是在作品的題材上，文森特的基調改變了。他接受了弟弟多年來溫和的鼓勵——「繼續畫畫」，並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他曾經總是避免回答的問題：提奧認為他成為藝術家的概率有幾成？「如果我以後有更好的作品，那我的做法和現在的做法也不會不一樣，」文森特不再讓提奧逃避這個問題，他要澄清自己的懷疑，並且冒著一切風險寫道，「我的意思是，這將還是同一個蘋果，儘管更成熟一點……如果我現在不好，那將來也不可能很好。如果將來會不錯，那麼現在應該也是不錯的。是金子總會發光，爛泥怎麼也都扶不上牆的。」
在不同的境況之中，提奧本可以勇敢地面對哥哥的憤怒，並且力勸他接受這一必然的結果——將藝術作為一種高貴的消遣，而不是維持生計的手段。但是作出了四年不被領情的犧牲和接受了四年無休止的辱罵，提奧終於對文森特以及他叛逆的藝術創作失去了耐心。就在前幾個月裡，哥哥那封「尤為令人不快」的信件、浮誇的語言、巧妙的威脅以及對過時藝術的留戀，終於令提奧開始抱怨。多年來催促文森特向更現代的畫家靠攏無果後，1885年初，提奧寫道：「你讓我想起了那些整天留戀自己年少時光的老人，認為那時的一切都比現在好，與此同時，卻全然忘記了自己已改變。」
但是現在，提奧不敢拋棄反覆無常的哥哥。每次收到父母的來信，他總能聽到牧師公館在混亂中無聲的哀歎。在2月的信中，多洛斯寫道：「他的暴躁脾氣使得任何對話都無法進行，當然要我不聞不問並非易事。」父子倆為了瑪戈特·貝格曼爭吵，為了搬去赫爾瓦特的打算爭吵。多洛斯抱怨文森特「令人不快的語氣」（「你真的無法與他討論事情」），文森特則抱怨父親的自大（「一個總正兒八經地認為自己正確的人」）。多洛斯將兒子的冷漠與妻子的受傷作比較，稱文森特是他的「另一種痛」。而文森特則指責父親是「我最糟糕的敵人」，並憤怒地表示很後悔沒有更早地開始反抗。
在海爾德羅普，多洛斯的一些教眾開始公開指責牧師管教不嚴——即使不是針對他那製造混亂的兒子，文森特也是難辭其咎的，這導致父子二人在情感上愈發冷漠。在嚴寒的冬天，對於一個永遠把團結看得比一切都更為重要的人而言，家庭的叛逆和教區的分裂，使他的健康和精神都在遭受極大的打擊。文森特脾性古怪，動不動威脅家人，常常談論死亡，懷疑別人要謀害他，有酗酒的惡習，如果真的與他分開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或者如果哪怕只是作些勸阻？
提奧極度想讓哥哥平靜下來，以免年邁的父親更痛苦，為了化解正在逼近牧師公館的危險，提奧做了一個大膽的調解舉措。他答應將文森特的一幅油畫呈遞給全歐洲最重要的年度展會：巴黎沙龍。
僅僅幾周之後，1885年3月27日，他收到了一封來自紐南的電報。他的父親去世了。
多洛斯花了一整天時間在海爾德羅普修補柵欄。在與朋友共進晚餐並欣賞完一場鋼琴獨奏會之後，他在寒冷的夜晚步行五英里，穿過寒風呼嘯的荒原，回到紐南。在大約7點30分時，一位碰巧路過的女僕聽到牧師公館的前門嘎嘎作響。當她打開門時，他身體的重量已經將門推開，他裹著厚重外套的身體跌倒在她的身上。文森特是唯一一個可能在家裡的家庭成員，除了跛腳的母親。有人將身體已經僵硬的牧師抬到起居室，放到沙發上。惠爾從鄰居的家裡跑回來，她這樣形容看到的情形：「真的太可怕了。」根據一位親友的描述，她撲倒在父親的身上，徒勞地想「挽回已經逝去的生命」，「但是生命已然停止」。多洛斯被宣佈死於嚴重的中風。
四天後，多洛斯·梵高出殯。黑色的送葬隊伍從牧師公館一直延伸到小小的紐南教堂，整個教會的成員、朋友、教堂的顯要人物和來自北布拉班特其他地方的牧師都在教堂裡等候著。送葬者跟隨覆蓋著黑色帷幕的棺材前往一座名為伍德托倫的古塔，那是一座古老的教堂塔，文森特曾畫過這一遠景。這一段旅程並不長——沿著一條通過綠色冬小麥地的佈滿車轍的路，僅僅只有三分之一英里。安娜跛著腿，捧著骨灰盒。無論是走路還是騎馬，提奧總是陪在她身邊。在這則不可思議的消息經由電報發到巴黎的同一天，提奧就坐火車趕回了家。一位送提奧去火車站的朋友回憶說：「在他父親去世的前一天，他還收到過父親寫的信。信上父親說自己非常健康。提奧並不是十分堅強的人，所以你能夠想像當他離開的時候，他處於什麼樣的狀態。」這位瘦削的站在母親身邊的27歲的年輕人，完全一副父親的模樣，現在已成為家裡的唯一支柱。
塔樓腳下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之中，挖掘了一個墳墓。這塊易被忽視的小墓地覆蓋在積雪之中，它曾是文森特在紐南最早描繪的題材之一。上方矗立著一座毀損的教堂，充滿不祥的象徵意味——距離計劃之中的拆除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墓地旁邊的悼念者包括來自阿姆斯特丹的叔叔科爾、海軍上將伯伯簡。安娜的姐姐威廉米娜·斯特裡克，凱·沃斯的母親，也從海牙趕了過來。森特伯伯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悲痛欲絕，但由於病得太厲害而無法離開旅館，他將自己鎖在房間裡，拒絕出門甚至進食。
在場的很多人都見證過文森特過去的失敗，這讓他在自己家庭的哀悼日始終處於陰影之中。葬禮，即使陌生人的葬禮，通常都能讓他感動得做出一些撫慰人心的英勇壯舉。但這次卻沒有。簡伯伯是一個感情不外露的人，甚至連他都覺得文森特在如此悲傷的時刻，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理性思考的傾向」。「他有點孤僻。」簡說。在瞻仰遺容的時候，文森特勸誡一位哀悼者說：「死很難，但活著更難。」甚至之後，文森特從沒在信中提及3月26日發生的那些重大的事件，他從未用他那恣肆的描寫能力提及那天通過麥地的父親的送葬隊伍。
3月30日那天也是文森特32歲的生日。這尷尬的巧合無疑強化了兩件事情之間的聯繫——兒子的出生與父親的過世，眾多悼念者心頭都十分沉重。這位過世的牧師與他的大兒子之間沒完沒了的、令人心痛的糾葛，大部分人都早有耳聞。很多人都聽到過，或是聽說過在多洛斯書房之中的爭吵：父親極為憤怒地叫喊——「我無法忍受了！」「這讓我痛苦不堪！」「你讓我活得生不如死！」而在兒子這一邊，則是頑固不化的反叛。「我不在乎在臨終時能否和解。」文森特曾經說道，對提奧讓自己低頭認錯的苦苦哀求完全不理會。他與父親之間有記錄的最後一次談話結束於另一場苦澀的僵局。「他似乎根本無法忍受任何的暗示，」這位牧師事後，也就是臨死之前的一周寫道，「這再次證明他不正常。」這就是多洛斯帶到墳墓中的判斷，他仍然沒有向兒子妥協。
當文森特看到這位永遠的播種者終於安息時，相同的回憶是否會縈繞在他的腦海之中，他從來都沒有說明。但無疑，在每個虔誠的稱讚、每個震驚的表情、每次尷尬的寂靜之中，他都能聽到對自己的譴責。別人都在背後竊竊私語，而只有妹妹安娜敢直言不諱地當著他的面說：是文森特害死了自己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