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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雅各和以掃

提奧在巴黎收到哥哥的來信後,心頭再次湧起驚愕和恐慌。將施恩韋格公寓改造為私人施粥場的怪異計劃集中體現了文森特風雨飄搖、錯漏百出的藝術家生涯之中的極端舉動和錯誤方向——如同文森特的其他事業一樣,他的藝術事業越來越走向失敗。

提奧曾盡心盡職地想要把文森特引入正軌——卻一直都是枉費心機。確實,回顧過去的兩年,他似乎將全部的時間都花在了與哥哥爭辯他的藝術究竟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上。自1880年秋天起,圍繞藝術事業上大大小小的事項,兄弟倆一次又一次爭得面紅耳赤。在提奧看來,文森特早期的作品已經落後於時代,新教徒式的簡潔與矯飾的情感已經不再流行——對哥哥誇張的懷舊熱忱而言,這一抨擊非常直接。他抱怨這些作品不僅太大,無法吸引買家,而且「太干」(對文森特偏愛用鉛筆作畫的抱怨),太暗,太貧乏——文森特所鍾愛的黑白畫的各個方面幾乎全都被指責了。提奧督促哥哥尋找更歡快的題材,而不是他所喜好的乏味的工人和可憐的老人。提奧告訴文森特說,顧客喜歡「令人愉快的和令人著迷的」意象,而非「帶著陰鬱情緒的東西」。

一次又一次地,提奧勸文森特多畫些風景畫——對此,文森特似乎有一些天賦。他還不斷遊說文森特要注意色彩的豐富性,使用更細膩的筆觸。他苦口婆心地告訴哥哥,空白背景下形單影隻的人物形象永遠都不可能有銷路。以自己十年來在藝術領域做生意的經驗,他確定無疑的是:人們買畫,是出於對畫的喜愛,他們認為那些畫很迷人,讓人心情愉悅。文森特熱誠的原則或令人厭煩的論調,人們根本不屑一顧;他們想要的是「細節」和「完整」。

無論什麼建議,文森特的回應都是無休止的爭辯。在那個冬天,為了說明自己節節攀升的開銷和依然故我的藝術風格的合理性,文森特的爭辯開始全面升級。每週,提奧在古庇爾畫廊的信箱之中,至少會收到兩封厚厚的信,信中都是文森特的辯護之辭以及對提奧的承諾,文森特聲稱未來情況定會有好轉。時間一久,提奧肯定意識到,直白的批評可能會導致持續數周,甚至數月的反抗。於是,就像父親之前所做的那樣,他開始避免正面衝突,只是通過泛泛地談論「鮮艷的」色調與自然之中的美景,來表明自己的觀點。在信中,他會花很多筆墨去描繪一些絢麗多彩的場景,指出這些場景畫出來會是非常好的作品,還極力讚揚善於使用色彩和畫風景的成功畫家。

然而,對提奧在信中的良苦用心,文森特完全不予理會;對於提奧在信中描述的場景、提到的藝術家和作出的暗示,文森特則寫下了自己傾心的場景、藝術家的名單和作出的暗示進行回應,這種間接戰鬥的激烈程度完全不亞於公開爭論。他不斷徵求意見,通常言辭極為肯切,但幾乎總是拒絕遵照執行。他重申對水彩畫和風景畫的喜愛,卻從來不會付諸行動。對於弟弟的催促,他有一種特別聰明的迴避方式。他大力讚美提奧在信中生動的文字描繪,指出這說明提奧還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的職業,並再次呼籲提奧努力成為一位畫家——從而將實現潛能的重任推回到弟弟的肩上。

他抱怨說自己的畫作之所以「太干」是因為提奧提供的資金太少(「我的生活太受限制,太窮困」),並且他抗議說類似的問題,所有的起步者都會遇到。為了回應提奧提出的多畫些歡快愉悅的形象的要求,他畫了一幅模特推著「一輛裝滿糞便的手推車」的畫。當提奧要求他畫得更細膩一些時,他則轉而讚美起自己未修飾的畫作,說它「真誠、質樸和真實」。儘管莫夫、泰斯提格和提奧都要求他創作一些更小型的作品,但他仍舊激烈地辯護,並堅持使用巴爾格課程上用到的那種大尺寸的紙張。在文森特看來,一切反對的觀點都是「荒唐可笑的」,他發誓決不會改弦更張。最後,他拒絕提奧在看到自己的全部作品同時放在畫室中之前,評論自己的作品。

提奧的大多數建議都煞費苦心,希望自己桀驁不馴的哥哥能夠朝印象派這一新的藝術流派發展。在巴黎的五年裡,提奧親眼目睹了許多像馬奈、德加和莫奈這樣的藝術家從1876年德魯奧酒店那次羞辱性的拍賣中重新站起來。他們的作品色彩豐富,富有挑戰性,雖然還沒能取代布格羅和熱羅姆等市場寵兒(古庇爾畫廊的奢華展廳之中依然陳列著這些人的作品),但他們顯然代表了未來的趨勢,並且已經成為資本追捧的對象。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882年,法國撤銷了對藝術家沙龍的官方支持,因此,所有的藝術家都只能在市場中自生自滅。這些印象派畫家舉辦年度群體展已經連續七年,對一套新的成功法則已經是駕輕就熟。作為古老的藝術體制之中的一位年輕的經紀人,提奧雖然在近些年不會銷售莫奈和德加等藝術家的作品,但他可以預見,這些人在未來必定會成功。「在我看來,再自然不過的是,」在給哥哥的信中,他在談到這一尚在醞釀中的藝術變革時說,「人們期盼的改變必將發生。」在提奧看來,米勒與布萊頓的精巧的繪畫與機敏的構圖,文森特永遠都無法掌握,儘管這兩人都是文森特的偶像;但提奧發現,印象派突兀的、缺乏完整性的意象,對哥哥缺乏耐心的眼睛和不服管束的手而言,是絕佳的選擇。

但對於任何勸誘他放棄迷戀過去的努力,文森特都加以抵制。在他看來,印象派畫家帶來的變革既不自然,亦無可取之處。他尤其不能接受提奧的看法,因為提奧竟認為這些印象派畫家將會讓自己永遠鍾愛的米勒和布萊頓黯然失色。在他看來,印象派畫家代表的是一股頹廢的力量,賀寇梅兒也曾為此「敲過警鐘」。「在藝術領域,現代派的變革並不總是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他警示弟弟說,「無論就藝術作品而言,還是就藝術家本身而言。」他指責印象派畫家「無視藝術的本源和目的」。這些藝術家使用的糖果一般鮮艷的色彩及沒有重點強調的中心的形式,被文森特與現代生活的「匆忙和喧囂」、席凡寧根醜陋的避暑別墅、布拉班特瀕臨消失的沼澤地以及其他一切了無生趣的事物關聯在一起。他抵制這些畫家描繪現實的「粗略」方式,並不屑地認為他們關於色彩的科學說法不過是一種「投機取巧」。在他看來,投機取巧永遠都無法拯救藝術,只有真誠才可以。

文森特對印象派的敵意如此強烈,就連左拉也無法讓他心平氣和。事實上,在攻擊新藝術時,他援引了左拉筆下的頹廢前衛畫家克勞德·朗捷。1882年11月,與提奧爭吵得最為激烈的時候,文森特寫道:「人們希望看到另一種風格的畫家,像左拉那樣的,而不是像朗捷那樣的。」文森特曾聽說,印象派的先鋒馬奈,就是左拉的朗捷的原型——「在被稱作印象主義還是什麼的那一流派中,馬奈還不是最糟糕的。」文森特評論說,這是他第一次使用這個詞。儘管他承認馬奈挺聰明,但他依然指責左拉關於藝術的現代觀念是「膚淺的」、「錯誤的」、「不準確的和不正當的」,並且不屑地認為,馬奈那一幫人「處於藝術圈的邊緣」。不僅沒有追尋既往大師們的腳步,這一新的風格「完全是背道而馳」。「你注意到了嗎?」文森特以驚恐和難以置信的語氣指出,「左拉竟完全沒提到米勒。」

印象主義的一個關鍵性理念尤其讓兄弟倆吵得面紅耳赤:在大自然當中,真正的黑色根本就不存在。對於一個將不確定的事業寄托在黑白畫作上的畫家而言,這種說法無疑是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挑戰。雖然文森特在原則上漫不經心地承認這種說法,但他堅持認為是提奧和印象派畫家完全弄反了。在他們看來,黑色是由各種色彩融合而形成的,但文森特卻認為,所有的色彩事實上都由黑白兩色構成。他解釋道:「幾乎所有顏色都帶有灰色,在大自然中,人們只能看到那些陰影和色調。」在他看來,「在調色盤中找出大自然中的各種灰色」,是色彩大師們最大的責任。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他給弟弟寄去了一些充滿各種陰影與色調並且畫得非常細緻的畫作:如有著「棕灰色」土壤的田野、略帶「灰色條痕」的地平線,以及「帶著些許淡黃色但卻是灰色的」遠景。

在畫室中,文森特一整個冬天都在著迷地尋找最黑的黑色,似乎是在抗議弟弟謹慎地鼓勵他採用印象派的光與色。

早在1882年4月,提奧就已聽聞了文森特這些背道而馳的做法——恰好是在文森特和莫夫斷絕關係並且發誓他對水彩畫的熱情降溫之時。文森特決心證明自己選擇黑白畫是正確的,並且證明它可以與被他否棄的水彩畫並駕齊驅,為此,他不斷尋找各種方式,將心愛的鋼筆素描浸染出來的黑色同鉛筆草圖的有力構圖和各種色調結合起來。他喜愛木炭的那種煤灰般的黑色,但在完稿之前,他幾乎總會瘋狂地將畫面塗抹得一團糟,或是畫得有些過了頭。之後,他又嘗試以濕透的定色劑去掉鉛筆素描的光澤,從而讓鉛筆素描看起來更黑,更接近木炭的顏色。他這樣描述這一非正統的流程:「只要將一大杯牛奶或水和奶的混合物倒在素描上,就會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浸染出來的黑色,效果比一般的鉛筆素描要有效得多。」1882年,一位施恩韋格畫室的來訪者吃驚地發現文森特「不斷地在一桶又一桶的髒水之中擦拭自己的畫」。

當提奧開始施加壓力,讓文森特使用更豐富的色彩時,平版印刷術的強大魅力使他重新燃起了對黑色的狂熱。他讓自己相信,之前嘗試製作可複製的素描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自己所使用的黑色——不論是鉛筆、木炭還是粉筆——都還不夠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文森特都覺得石印蠟筆能讓他得到一直在尋找的黑色。與普通蠟筆不同,石印蠟筆會黏附在鉛筆的印跡上,這樣一來他就能先用鉛筆完成素描,倒上牛奶使其固定下來,然後用蠟筆重新加工,獲得他所渴望的「最純粹的黑色」。他還發現如果將素描浸在水中,蠟筆的印跡就會充分軟化,他就可以像畫畫一樣使用畫筆在上面描畫,獲得深色的天鵝絨般的黑色,這種黑色會讓他想起英國的那些插畫。他把這個奇怪的冒險過程稱為「用黑色畫油畫」。

即使在平版印刷計劃進展不順時,他依然使用石印蠟筆,聲稱:「使用它能獲得像油畫一樣深沉的效果以及像油畫一樣豐富的色調。」但沒過多久,文森特又找到了一種更黑的黑色。他在凌亂的畫室裡到處翻找,發現了提奧去年夏天從巴黎帶回的幾支「天然的」黑色粉筆。「這種美麗的黑色以及美麗而溫暖的色澤深深地打動了我。」他向拉帕德匯報說。也許是因為喜歡它那質樸的真實(那時候大部分的粉筆都是人工製造的),文森特給它起名叫作「山粉筆」。「這東西有靈魂、有生命,」他聲明,「沒有什麼比用它畫畫更能讓我開心的了。」

拿著這支五英吋長的削尖了的黑粉筆,文森特將提奧對歡快的畫風、色彩、亮度,以及讓他向印象主義靠攏的要求擱在一旁。1883年3月文森特為施粥場作出精心準備後,提奧收到的畫幾乎明確反映了文森特長期以來一直潛心練習的黑色畫風:結合了「山粉筆」、石印蠟筆、黑色的水彩和墨水。在提奧看來,這些無從改變的形象無疑看起來和他去年夏天在文森特畫室裡(甚至更前一年夏天在埃滕)看到的畫作沒有任何的區別:黑暗的、陰鬱的、沒有任何魅力的形象——充滿著反抗與否定的習作。

由藝術而引發的口角只加深了二人之間的敵意,這敵意因文森特對弟弟的完全依賴而引發。文森特要錢要得越來越急切。他在信中說:「我迫切地需要錢,就像久旱的草地渴望著雨露一樣。」不管提奧寄過來多少錢,他總會要求再多寄一些。文森特隨心所欲、大手大腳的花錢方式確實使弟弟驚駭不已,他常常賒賬買東西,沒完沒了地裝修自己的畫室。一如既往,高消費被文森特歸結於自己繁重的工作和藝術的需求,但是當他隱晦地提到「家庭生計」和「沉重負擔」時,提奧肯定懷疑過他慷慨贈與的錢財會被文森特用在其他不可告人的地方。

5月,當提奧指出古庇爾畫廊生意清淡,自己的財政狀況「相當拮据」時,文森特仍然毫無收斂之意。相反,他開始對提奧進行說教:「讓我們都加倍努力,我會加倍地致力於我的繪畫事業,而你則必須加倍努力給我匯錢。」錢是絕對不可或缺的,他警告提奧說:「經濟來源被切斷,就像是要讓我窒息或淹死一樣。我是說,如果沒有錢,我就會像離開了空氣一樣什麼都做不了。」提奧讓他有點耐心並少找些模特,他卻置之不理,並且駁回了讓他找份工作賺錢的要求。

為追求自我舒適而肆意揮霍和鬆懈懶散,這也受到了來自巴黎的強烈斥責。但面對提奧的反對,他並沒有退縮,反而備受鼓舞。他公然拒絕去找一份工作,並將其視為自己的「噩夢」,他還暴躁地提醒提奧說,作為弟弟,責任應該是「安慰」哥哥,而不是要使他「痛苦、氣餒」。

文森特似乎越來越被暗藏的敵意所操控: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他把對弟弟的依賴說成是一種束縛——「就像被線綁住的甲蟲一樣,只能飛一小段距離,總無法避免地受到阻撓。」他偶爾會表露出緩和的態度和宣稱兄弟情義,但是他的反擊也變得更為激烈。他多次拒絕了提奧讓他進行一些職業性的拜訪並且穿著更體面一些的要求(反駁說如果改善自己的外表,藝術水準將大打折扣)。當提奧壯著膽子暗示文森特作為一個藝術家並未在過去兩年裡有較大成就時,文森特會反過來責備提奧心不在焉,沒有注意到自己慢慢地取得的一些成績,並責備提奧在經濟上沒有給予充足保障。他對交易商的評價越來越惡毒,這不僅表現在他同拉帕德之間陰險的責罵之中,甚至出現在與提奧的直接通信中。

提奧越是敦促文森特創作一些在市場上有銷路的作品,他就越是苦苦地抵制,直到1883年夏天,他試圖用一種惡意的威脅來一次性解決爭端,他在信中寫道:「如果你非要堅持讓我說服人們來買我的畫,我會一一照做,但長此以往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得抑鬱症……親愛的弟弟,人的大腦無法忍受一切;一切事物都總會有一個限度……強迫我走出畫室並和人們談論我的畫作,這只會讓我更為惴惴不安,將有損於我的身體健康。」

儘管二人關係緊張,提奧計劃在1883年8月利用年假去一趟海牙。自前一年的夏天起,兄弟倆就一直沒再見過面,當時,提奧想把西恩從施恩韋格公寓趕出去而未果。一年後,二人所有的爭吵仍繞不開這個話題。對於即將到來的另一場對峙,文森特的信中充滿了對未來的焦慮以及對過去背叛經歷的回憶,一連串沒有間斷的記憶可以一直追溯到津德爾特的牧師公館。「過去,父親常常提到雅各和以掃的故事,並把它聯繫到你我二人的身上,」幾個月後,文森特回憶起聖經故事之中另一個篡位的弟弟,於是在信中寫道,「父親這樣說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對長期不和的兄弟,只在一個問題上達成了絕對的共識:提奧的情人。

女人一直是提奧的軟肋。心的遠足給了提奧唯一的逃逸機會,否則生活就只能被責任和苦行僧般的無私忘我所束縛。提奧處在社交活動最頻繁的城市裡,作為一個有魅力又好交際的25歲單身漢,他身邊就有機會。在巴黎,有的是不斷伺機尋找浪漫情緣的女性。整個歐洲,特別是法國農村地區出現的經濟混亂,使得成千上萬的未婚女性擁向這座不夜城。其中,許多是地方上一些商人或店主的女兒,她們受過教育,甚至有良好的修養。並非所有女性都是去賣淫的——至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通常,帶著家人的祝福,這些女性熱切地、自願地參與到社會流動大潮之中,所有的一切,甚至愛情都被帶入到這一全新的資產階級程式之中。她們來到巴黎尋找婚姻和金錢——雖然不一定要兩者兼顧,也不一定是按照先婚姻後金錢的順序。

其中,有一個來自布列塔尼的名叫瑪麗的姑娘。

瑪麗的姓氏,就像她的其他一部分經歷一樣,已經無據可考。很明顯,提奧遇到她是在1882年下半年,當時的情景,按照文森特繪聲繪色的描述,極具「戲劇性」。提奧有著大都市人特有的生活規律,白天穿梭於各大畫廊和豪華的商店,晚上則出入於時尚的餐廳和咖啡館。在巴黎,金錢的魅力與閃耀的燈光可謂無處不在,因此,每一次邂逅都好像是「戲劇性的情景」。文森特可能指的是瑪麗當時出現在提奧面前時所處的窘境:被某位不負責任的情人拋棄,為了幫助他還債而變得一貧如洗,並且還因為一件殘酷卻沒有言明的傷心事而倍受打擊。

對她的外貌沒有任何描述留存下來,但提奧顯然覺得她有魅力,並且很迷人。據文森特所述,她沒有孩子,來自一個體面的信奉天主教的中產階級家庭,應該還很年輕。她能識字,並不是「沒有文化」。甚至在談到她用帶有地方口音的法語說「我什麼都不懂」時,提奧都會充滿愛意,儘管她的天真爛漫有時也會讓他有一些甜蜜的煩惱。在文森特面前,提奧將她描述成一位清純的鄉下姑娘,頭髮中還散發著布列塔尼海岸邊鹹濕空氣的味道,彷彿朱爾斯·布萊頓畫作之中的一個嬉戲的少女(布萊頓是兄弟倆都非常喜歡的畫家),陷入如左拉的小說中所描述的發生在骯髒城市中的不幸事件。如提奧一貫的盡職做法,他承諾自己和瑪麗之間不會僅僅只是性關係,他要讓她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為了她,他去向形形色色的官員遊說,把她安頓在旅館的房間中,還努力幫她找工作。提奧在愛情上的衝動完全可以媲美他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謹慎,他恨不得立刻和瑪麗結婚。

幾乎是帶著極度亢奮的熱情,文森特回應著弟弟愛情告白中的每一個細節。之前關於藝術和金錢的爭議,現在被真摯的關心和願意作出犧牲的種種承諾取而代之。他在信中寫道:「拯救一個生命是偉大而美好的事情,不要因為我而剝奪了她的生存權利。」當提奧的喜悅因為擔憂未來而減退時,文森特發起了一場和前些年的詩歌簿運動一樣的慰問運動,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滿是他為正飽受相思之苦的弟弟提出的建議和安慰。文森特聲稱在愛情方面很有見解,給弟弟提供各種各樣的信息,從如何照顧好戀人的實用技巧(「不要把她安頓在一個陰沉的旅館房間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好」),到求愛的細節性指點(「準確無誤地告訴她沒有她你活不下去」)。他給提奧寄了一系列愛情作品的書單(尤其是米什萊的作品),以及大量戀人們通常會收藏的畫作,其中當然包括必不可少的《聖母瑪利亞》。

由於提奧的愛情窘境,文森特得以不必沉默,他大力渲染瑪麗和西恩之間的類似(「我們都因為自己內心的人性衝動而停留,並追隨這種衝動」)。2月,當瑪麗因為手術而住院時,文森特認為這是西恩的醫療危機再次上演,並以此來為自己過去的錯誤辯護,要求恢復過去的特權。他一一列舉了此事同西恩事件的相似性,並且長篇大論地向提奧說明了「愛情與忠誠」的治療性力量。「是的,我真的認為她的性命就靠它了。」他說道。

5月,提奧終於鼓足勇氣請求父母同意他和瑪麗的婚事。當父母拒絕同意時(「同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女人扯上關係,這是不道德的。」多洛斯解釋說),文森特想為弟弟婚事辯護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他暴風驟雨般地譴責牧師和他的妻子,說他們「難以名狀地虛偽,且根本不虔誠」。以最為極端的語言,他力勸弟弟和父母決裂,和自己一起公開反抗他們。在反覆了幾個月之後,文森特開始吵鬧著遊說弟弟結婚,堅持認為這才是正確的事情,「即使無法預知這個女人將來會變成什麼樣」。他甚至催促提奧作出最終的承諾——和父母作最確定無疑的、最無法挽回的決裂:「在我看來,生一個孩子將會是不錯的選擇。」

為加深弟弟和父親之間的裂痕,文森特可謂不遺餘力。他責罵多洛斯,指責他的行為是不人道的、邪惡的。「阻撓一個弱女子獲得自己的幸福,阻止她獲得拯救,簡直是罪大惡極。」他寫道,「有時,你和我也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儘管如此,我們並非蛇蠍心腸,我們有憐憫之心。」對自己挑撥離間的意圖,文森特幾乎毫不掩飾,稱關於瑪麗的爭端為「一場危機,這能讓一些人的感情更為親密,而讓一些人的感情更為疏遠」。

儘管文森特對父親大發脾氣,但另一股反向的力量使得他更為親近父親,而遠離提奧。5月,多洛斯到海牙旅遊,根據文森特的說法,自1877年多洛斯和他在多德雷赫特一起度過「非常愉快的一天」以來,這是兩人最友好的一次見面。儘管文森特的信中有無法壓制的怨恨,但他們只是非常簡要地談了談西恩,對瑪麗則隻字未提。後來,文森特計劃畫一幅父親的肖像,並且以溫暖、寬容的口吻談論他,在他們漫長的敵對過程之中,這樣的事情還前所未有。在這一徹底的角色逆轉中,文森特把自己定義為家庭調停人。他寫信給提奧,字字句句只會讓後者難以置信地睜大眼睛:「如果一點點善意能讓大家和平相處,我將會感到十分高興。」

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最後,提奧延續了自己的一貫做法,責任優於愛情,家庭優於手足。文森特對父母的抨擊毫無疑問使提奧大為不快,同時他還因為文森特戰鬥性的指導而感到心神不安(也許對他的意圖也有一定的警惕),提奧決定與瑪麗保持距離,在經濟上支援她,把她的父母安頓得妥當周全,並且繼續去看望她——這和文森特的建議恰好相反。

7月底,在計劃去海牙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提奧重新獲得了父母的支持,文森特企圖修正他和弟弟之間的「錯位」的幻想最終破滅。由於自己剛剛作出了犧牲,在參觀文森特在施恩韋格的畫室時,提奧將更為理直氣壯地要求文森特作出同樣的犧牲。

隨著清算的日子一步步地逼近,文森特開始手忙腳亂。自提奧上次訪問以來的這一年之中,充滿著紛爭和失望,文森特現在開始忙於補救。友愛、內疚和怨恨等情感在他內心之中糾結,在這些情感的驅動下,文森特開始採取行動,試圖用畫作和文字來安撫弟弟。5月和6月,他創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以表明自己一直都在致力於提奧敦促自己從事的細緻工作。畫面之中擠滿了人物的宏大場景,刻畫的是人群在從事日常勞作:挖土豆、托運煤炭、粉碎泥煤和運沙。他向提奧吹噓這些作品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並讓他放心:「比起單個人物,這些會更讓你滿意。」

6月,文森特答應提奧,不久以後,他會重新開始畫水彩畫——「也許就在你抵達之前」。然而,直到一個月後,他才將很少使用的顏料盒帶到郊外,敷衍了事地畫了「幾幅水彩畫,隨便換個花樣」。他沒有再作出任何進一步的嘗試,直到弟弟來訪:「等你來了之後,我們應當共同決定是否應當為你創作幾幅小型的水彩畫——僅僅是實驗一下而已。」同樣,在提奧到訪之前的幾個月,文森特也心血來潮地畫過一次油畫。文森特發現一些「非常美麗的可以用於作畫的東西」,並宣稱「正處於畫畫的狀態之中」。他匯報說,在去鄉間和席凡寧根海灘寫生的途中,他畫了些弟弟摯愛的風景畫。

7月,他用黑色墨水畫了一塊依偎在沙丘之間的種植土豆的田地,一排一排的農作物同由田野、灌木叢和群山構成的層疊的地平線匯聚在一起——這幅作品畫的是大自然,寧靜而又遼闊,和之前任何一件作品比起來都毫不遜色。另一幅作品現在只能通過給提奧的信中一幅匆匆而就的草圖而有所瞭解,他畫了一排生長在海邊路上的灌木,「由於狂暴的海風而纏繞撕扯在一起」。六棵慘遭海風蹂躪的灌木幾乎佔據了整個畫面,被風吹彎了腰,宛若風中跳動的火焰。擺脫了「亂塗亂畫」,文森特用漩渦式的鋼筆線條來描繪這一場景,唯一的不足就是缺乏畫筆筆觸的色彩。

在提奧到來前夕,文森特開始實施自己精心構想的計劃,儲備了一些繪畫材料,並且匆忙地重新佈置畫室,一些在去年夏天心血來潮時畫的油畫寫生取代了無處不在的人物習作。「真讓我吃驚,其中畢竟還是有一些不錯的作品。」他安慰弟弟說。

沒有提奧想要的令人心曠神怡的畫作,文森特使用了大量的甜言蜜語。4月,在這次災難性的訪問快要到來之前的幾周中,他寫信的頻率從一週一封增加到一天一封,文森特忙於用一些美輪美奐的言辭來吹捧那些稀鬆平常的作品。「在我的身上,已經發生了一場革命,」他聲稱,「時機已經成熟……我已經鬆開了韁繩。」他一再向提奧保證,再有幾天時間,再多幾位模特,再多幾幅草稿,他就可以創作出一些「既廣闊而又大膽」、「能給人帶來慰藉,並促使人思考的東西」。

《通往海灘的路》,1883年7月,信中速寫,紙上墨水,3英吋×英吋。

他挑出最近的群體畫像作為證據,證明自己能夠創作出有銷路的作品的「時刻」並不遙遠,他自信地預言道:「對我所做的或所計劃的那些荒誕不經的事情,人們將會改變看法。」一方面,他承諾說如果提奧有足夠的耐心,前途一定會一片光明;但另一方面,他則警告說,如果提奧沒有足夠的耐心,後果將會很嚴重。「除了工作,我什麼都不在乎,」他說,再次暗示自己的精神不穩定,「當無法繼續工作時,我會變得憂鬱。」隨著提奧到訪的臨近,想到自己可能會被迫放棄時,文森特心情沉重地暗示提奧說:「我很懊惱,在博裡納日,我就應該臥床不起並一命嗚呼,不該活到現在並開始繪畫。」

提奧的即將來訪也促使文森特開始進行另一項他最為討厭的活動:社交。在施恩韋格,他度過了一年多魯濱遜·克魯索式的生活,現在,他開始匯報自己同交易商及其他藝術家之間的友好接觸。此時,布賴特納已回到海牙避暑,他們交換了書籍,並且前往彼此的畫室參觀。在去席凡寧根的旅途中,他曾拜訪了伯納德·布隆默斯,一位成功的海牙畫派畫家,大約也是在這段時間,此人和安東·莫夫從文森特的生活中消失了。7月,文森特開始勇敢地面對過去的這些記憶,向布隆默斯展示了自己最近的作品,之後他高興地匯報說:「他讓我堅持下去。」

他還拜訪了特奧菲爾·德·波克,雖然他已數次與梅斯達赫的這位門徒鬧翻。德·波克已經租了一套房子,距離從海牙通往席凡寧根的路不遠。向提奧匯報時,文森特並沒有嘲諷德·波克資產階級式的做作(就像他經常做的那樣),也沒有批評他沒有更多地使用模特,相反,文森特非常直接地讚美了這位藝術家「美麗的」、「金黃色的」景觀,並且也不再猛烈地攻擊印象主義。「我不介意它有沒有完成,」在談到德·波克的作品時,他說道,「它一半是浪漫主義的,一半是現實主義的——這樣的一種風格組合,我並不討厭。」他甚至使用德·波克的房間作為落腳處,在這裡儲存繪畫材料,這樣去海灘也就更容易了——在對提奧提到這一安排時,他說這樣可以切實地保證自己可以畫更多風景畫。

為了踐行出售作品的承諾,文森特不再巧言辯解,而是再次開始聯繫已經和自己關係有些疏遠的家人。他挑選了兩幅群體像作品,寄給了在阿姆斯特丹的科爾叔叔,同時還表達了自己蒼白的願望:「借此可能找到新的關係,也許還能重新建立一些關係。」他向提奧保證說,他「非常急切要再次與莫夫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他甚至一度頭腦發熱,讓提奧說服莫夫再次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要想再次獲得森特伯伯的好感,普拉茨、古庇爾畫廊以及泰斯提格後面的那間辦公室是必經之路。要想扭轉局面,難度要大得多。僅僅在一個月之前,文森特還將自己一年以來的全部磨難都歸咎於泰斯提格,並發誓:「我永遠都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文森特最初希望提奧能夠「寫上幾句話」,並且「作一些安排」,以便讓他和這位充滿敵意的經理和解。他提議讓弟弟來幫助他們重歸於好。

整整一個月過去了,沒有絲毫回應。由於新的畫作帶給他的勇氣,以及希望泰斯特格能與自己「冰釋前嫌」的急切心理,一年多之後,文森特又一次回到古庇爾畫廊,直面無法逃避的懲罰。泰斯提格正式接待了他。文森特敏感地從他的態度當中,讀到了一種冷淡的問候:「你又來啦,再次打擾我——不要再煩我。」他帶來了自己的一幅關於勞動者的群體畫,畫的是一排挖地的人,並把它作為禮物送給泰斯提格。「我非常理解,這幅素描對你來說什麼都不是,」他一邊將這幅很大的畫作鋪在泰斯提格的辦公桌上,一邊說,「但我來向你展示這幅作品,是因為自從你上次看到我的作品,已經有一些時日;同時還因為我想要說明,關於去年發生的事情,我並沒有什麼惡意。」

「我也並沒有什麼惡意,」泰斯提格不耐煩地說,面前的作品看都懶得看一眼,「至於畫畫,我去年就已經告訴你,得畫水彩畫才行……這種作品沒有市場,銷路最重要。」再一次,在這位經理的態度中,文森特讀到了一個更為嚴峻的信息:「你不僅只是一個平庸之輩,而且傲慢,對他人的意見置若罔聞,儘管你創作的不過是一些平庸的、沒有價值的東西:你所謂的『追求』,在別人眼裡,十分荒唐可笑。」

為免於陷入消沉,文森特跑回家,餘下的一整天都在不斷地重新畫這幅畫,「為得就是將人物畫得更好」。在給弟弟的信中,他詳細地描述了自己的失敗:憤怒、痛苦與絕望的情感寫滿了幾封長長的、充滿哀怨的信件。「有時候,人會為此感覺非常壓抑,萬分痛苦,甚至震驚,」他寫道,「生活有時變得陰鬱,未來一片黑暗。」他詛咒泰斯提格和所有像他這樣的人——「頭腦昏庸、無能、憤世嫉俗、白癡一般和愚蠢的嘲諷者。」「他堅持認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如果他覺得我的作品糟糕透頂,我一點都不會覺得驚奇。」

以堅韌的意志,他發誓不去理會周圍的疑惑,並堅持不懈地繼續工作——「大踏步地前進,走自己的路。」但是在一切勇敢的言辭之中,我們聽到的是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恐懼:泰斯提格惡毒的言辭可能只是先兆,預示著提奧在8月將會開出苦澀的藥方。

儘管文森特抗議泰斯提格的「永遠的否定」,但他要在海牙過獨立生活的想法——他想要將這一想法告訴提奧——不被周圍的人所認同。

債務在不斷增加。7月底,債主們堵在了家門口。文森特提到了一位討債人特別卑劣的「伏擊戰」——現在這在施恩韋格已經是司空見慣:

我告訴他,只要一收到錢,我會付錢給他,但其時我確實是身無分文……我懇求他離開家,最後我把他推出了門;但他也許正在等待這一刻,他抓住了我的脖子,先是將我推到了牆邊,然後把我直挺挺地扔在地上。

幾個月的稅收賬單,文森特一概置之不理。當徵稅人員來收稅時,他挑釁地告訴他們:「賬單被我用來點了煙斗。」但當他們再來,威脅沒收並拍賣他所有的財產時,他大聲抗議並義憤填膺地號叫(「在賬單送達時,米勒和其他的大師們仍然沒有停止工作,在他們之中,有些人還蹲過監獄」),不斷地訴說自己的貧困。但與此同時,他迅速地確認了提奧對所有作品的所有權(這樣債主們就無法拿走這些作品),並考慮以溜之大吉的方式宣告破產:首先可以躲在自己在席凡寧根的落腳處,然後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搬去鄉下。

一直以來,提奧都拒絕哥哥寄更多錢的要求,幾個月後才又匯出50法郎,以便讓文森特可以在他們8月重聚之前,先渡過眼下的難關。但沒過幾天,文森特就宣佈說買了一個新畫架。

債務不斷攀升,文森特同時還越來越深地陷入孤寂之中。6月,他被拒絕在救濟院畫畫,這切斷了他和桑德蘭以及救濟院其他人之間的聯繫。不久後,另外一個模特,也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位木匠,也與他斷絕了往來。7月中旬,朋友范·德·威爾去了鄉下,在夏日沉悶的空氣中,拜訪德·波克和布隆默斯的雄心也化為烏有,最後只剩下他獨自一人穿越沙丘,長途跋涉。

同一時間,文森特在施恩韋格的「家庭」開始走向不可避免的破裂。在孤獨和貧窮的壓力下,西恩開始變得越來越反叛。「有時候,她的脾氣令我幾乎無法忍受,」文森特承認說,「我有時會感到絕望。」絕望地維持著自己救贖的幻想,他到處尋找反面人物以便解釋西恩的懶惰、邋遢和越來越暴躁的脾氣。其中主要有她的母親瑪利亞·威廉米娜·霍尼克,她在冬天的時候搬進了施恩韋格的公寓,幾乎在同一時間就開始帶來麻煩。

在文森特的狂想中,周圍到處都充斥著背叛。他堅信瑪利亞並不是獨自在行動,而是扮演著一個「愛管閒事的、愛詆毀的、令人惱怒的家庭」的工具的角色,他將他們稱為「狼」。他控訴他們到處散播不滿和不信任,「試圖將西恩帶走」,並將她帶回原來的生活。他想像他們在西恩耳邊竊竊私語:「他掙的錢太少」,「對你不合適」,「終有一天,他會棄你而去」。甚至在瑪利亞5月離開之後,文森特仍然將西恩的「故態復萌」歸咎於她的家庭。他懇求西恩和家人斷絕聯繫,但西恩沒有聽從。他痛苦地說道:「她寧願聽信那些告訴她我會拋棄她的人。」但是文森特仍然依戀著她——尤其是她那還在襁褓之中的兒子威廉。「他經常和我一起坐在畫室裡,看著那些畫歡呼,」他在另一個關於家庭的幻想之中寫道,「當他手腳並用地爬向我,因快樂而歡呼時,對這一切的正確性,我絲毫都不懷疑。」

當經濟和家庭生活都在崩潰的時候,文森特的健康狀況也在持續惡化。

文森特的病痛似乎從未好轉,相反卻在不斷地加劇。整個春天和夏天,文森特接連不斷地報告說緊張不安、狂躁、昏厥和頭暈,在弟弟到來之前,出於為自己開脫的目的,所有的狀況都變得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之前也經常發生。他一會兒抱怨部分身體器官不適(肚子痛、「肩膀之間疼痛」),一會兒抱怨全身性的毛病(「虛弱的感覺」或者僅僅是「我感到痛苦」)。大部分毛病最終都會被他歸結到金錢上,他把自己的苦楚化成對弟弟的吝嗇的控訴。「我的胃有不舒服的感覺,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他寫道——可事實上,在置辦模特的服裝並裝飾畫室時,他那時可沒說差錢。當然,這些病痛的確是言之有據。即使正常飲食,他的胃還是會難受,引發頭痛和眩暈並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和父親一樣,文森特相信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間有所關聯,這些頑固的疾病激起了最黑暗的恐懼。威脅和恐懼參半,他開始推測「過度緊張」的影響、憂鬱的危險以及瘋狂的致命性。7月,當文森特去參觀喬治·布賴特納的畫室時,這些預感讓他的生活充滿恐懼。在踏入布賴特納的閣樓的那一刻起(閣樓裡面只有「一把剃鬚刀、一個盒子和一張床」),文森特感覺到了一顆備受折磨的靈魂。在四周牆壁上,他看到一些各個創作階段的畫作——以粗獷草率的筆觸描繪出來的陰暗晦澀的畫,他邊看邊說:「就像在褪色、腐壞和發霉的牆紙上的碎片。」

在一通少有的批評中,他不屑地認為布賴特納的畫是「荒誕不經的」、「可笑的」、「笨拙的」和「奇怪的」——「即使是在絕大多數最荒誕的夢裡,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毫無意義的。」他斷言,創作一些這樣的作品,這位藝術家肯定是「頭腦發熱」,如果不是完全瘋了的話。他推測布賴特納已經「完全無法冷靜地、理性地思考問題」,並且神經衰弱已經使他「無法心平氣和地畫出任何有意義的線條和筆畫」。藝術和精神上的崩潰讓他想到了愛彌爾·沃特斯的《雨果·范·德·高斯的瘋狂》這幅畫,畫作的內容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描繪的是15世紀一位著名的瘋子畫家蜷曲著身體坐在那裡,雙眼圓睜,被看不見的魔鬼們捉住的景象。

從布賴特納的畫室回來時,文森特「被難以名狀的沮喪所籠罩」,他立刻給提奧寫信,細緻地描述了一番,不僅是為了引以為戒,也是為了在弟弟到來前夕充滿恐懼地吶喊出聲。他抗議說,為擊退「如潮水般湧來的困難」以及「令人崩潰的懷疑」,這是他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輸了這場戰爭——或者因它而喪失勇氣,後果將是毀滅性的。「一個人千萬不要相信事情像他們所認為的那般令人沮喪,」他警告說,「誰要是這麼做了,這會讓他發瘋。」

隨著提奧來訪日子的臨近,一想到這事,文森特就滿心焦慮,甚至在夜裡連覺都不敢睡。他通宵達旦地工作,不斷地抽煙,心煩意亂地反覆畫自己熟悉的畫面,直到「精疲力竭地癱倒在地」。他反覆地強調自己作品之中的「平靜」,但信中卻充滿了戒備。當朋友范·德·威爾的一幅畫獲得銀獎時,他向提奧保證說:「我,將來也會創作出同樣優秀的作品。」當提奧建議文森特先到鄉下去療養幾個月,以恢復身體健康時,文森特立刻懷疑提奧不想再繼續支持自己,因此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休息絕無可能。」

當然,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對完美的兄弟情義的幻想。同提奧一起在通往賴斯韋克之路上散步的景象,與他們每天的爭執所引發的敵意和憤恨形成了永久的對立。他只能獨自漫步於席凡寧根的沙丘上(過去二人常常在那裡散步),再次去感受那種令人神往的力量,以及由此而來的不斷增加的希望。「如果你也記得這個地方我並不驚訝,」他在一次散步後寫道,「我想如果我們再回到那個地方,它一定會把我們帶入理想的狀態,對自己的工作,我們將不再有猶豫,而是更加堅定不移地做自己要做的事。」

但提奧對哥哥的態度也受到情緒大幅波動的影響(文森特稱之為「情緒振蕩」)。數年來爭執不斷,付出也沒有獲得絲毫的感激,兄弟間的情義已經變為乾澀的責任。7月末,在這次他無疑有些畏懼的使命的前夕,提奧向哥哥預告了自己將帶去的殘酷消息:「對於未來,我無法給你太多希望。」不管是粗心大意、不耐煩還是無法抑制的憤怒,對文森特來說,這些話是毀滅性的打擊。「它們出乎意料地正好擊中了我的心,」他立即回信道,「我感到自己的熱情正在消失……在我聽來,你似乎對我信心不足。是這樣嗎?」在同一天的第二封信裡,他將數月反叛之中的自我懷疑和譴責都發洩了出來:

所有的困難都一起奔湧而來,將我壓垮,這已經超越了我承受的極限,因為我已經再也無法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的未來。我無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對待它,在事業上無法成功,我自己也不明白緣由。在工作之中,我已經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但是至少在目前來看那是一個錯誤……有時候會非常地艱難,人會無可奈何地感覺到非常痛苦……對你而言,我僅僅是個負擔而已。

在提奧到來前的幾天,他獨自一人在沙丘之中漫步。靜寂之中,死亡的念頭不斷盤旋在他的腦海之中。孤獨的海灘和「沮喪的心情」讓他想起雜誌封面上一位藝術家的圖片,在年僅38歲時,這位藝術家英年早逝,他告訴提奧,這無情地引發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想法。「我作畫不僅起步晚,而且我想我的有生之年可能也不多了。」對死亡的恐懼被文森特轉化為對同情和耐心的請求,為了得到弟弟的理解,他小心翼翼地總結出一個教訓:

我將以素描和油畫的形式留下一些紀念品……在幾年時間內,我必須創作出一些充滿情感和愛意的作品,並且以堅定的意志力去完成這件事。如果我能活得更久一些,那就更好了,但這現在不用去想。在這幾年之內,必須得取得一些成就。

數月不知疲倦的爭辯歸結為一個簡單的請求:「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創作出一些好的作品。」

8月17日傍晚,提奧乘火車抵達,那天是週五。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之中,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在意料之外,沒一件事情按照文森特幾個月之間的構想進行。提奧沒有在這邊過週末,只待了換乘火車那麼長的時間。提奧並沒有給文森特的作品提任何詳細的建議,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有去過施恩韋格的畫室(可能是為了避開西恩)。他對哥哥藝術作品的評論只有「富有陽剛之氣」這一模糊的稱讚。兄弟倆沒有去席凡寧根的沙丘進行「一次愉快的長途漫步」,只是把整個城市的街道兜了一圈,直到夜幕降臨,燈夫們開始出來點街燈。並沒有出現文森特所想像的兄弟一心,相反,兩人發生了激烈地爭吵。

拋開信件之中的小心謹慎,自上次見面一年以來所有傷口現在又都被撕開,雙方暴怒不已,並保持一種憤怒的沉默。這一次提奧堅持讓文森特找個工作並且更加努力地出售作品。古庇爾畫廊生意不好(在1882年-1883年的經濟衰退期,所有地方都在遭受打擊),提奧的經濟狀況十分緊張,幾乎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他的薪水要分成六份——父母、兄弟姐妹和情人,他無法保證繼續每個月向文森特提供150法郎。

被提奧悲傷之中所隱含的控訴所刺激,文森特抨擊弟弟在巴黎的膚淺生活。對於找個工作作為兼職的要求,他斷然拒絕,傲慢地拒絕出售自己的作品(在他看來,這和「乞討」並無二致)。「要我去和別人交談,這件事情將讓我痛苦不堪,」他反駁道,「最好的事情就是繼續自己的創作,直到藝術愛好者自願地受到吸引而青睞我的作品。」他轉而控訴弟弟的懶惰,責怪提奧沒有全力以赴去賣自己的畫,對於自己與泰斯提格、莫夫以及有權有勢的伯伯和叔叔們之間的嫌隙,也沒有盡力去彌補。

提奧說實際上自己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已經和科爾叔叔談過這件事情,科爾叔叔答應委託文森特另外創作一系列的作品。甚至準備要給他一大筆預付款。但是有一個條件:文森特必須離開西恩。

這個最為敏感的話題將他們之間的仇怨推向了一個新的頂峰。文森特譴責弟弟和父親殘忍地破壞了自己與凱·沃斯之間唯一的真愛——「這是一個在我身上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使得他現在不得不接受「一位花殘葉敗的妓女」以及她的「那些雜種」。提奧爭辯說正是由於西恩,文森特最需要的那些人現在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比如泰斯提格。最後,提奧也說出了自己最具攻擊性的指責:文森特是西恩孩子的父親。

隨之而來的憤怒(「我徹底地憤怒了。」文森特承認說)讓他們之間僅存的兄弟之情支離破碎。在弟弟的控訴中(不管真實與否),文森特無疑又一次聽到了父親責備自己的聲音。那天晚上,當提奧的火車駛離站台時,文森特在離別時的想法是弟弟已經變成了父親。

當提奧離開時,顯而易見的是,文森特將會離開西恩。他會選擇之前的那個家,而不是現在的這個新家。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離開顯得合情合理,這是餘下的唯一問題。「在這麼多無法馬上解決的事情上,請不要催促我,」從火車站回來之後,文森特以一種愧疚之情給弟弟寫信說,「作出決定,我需要一些時間。」

接下來的三周裡,在十幾封冗長的、充滿痛苦情感的信中,他不斷與這一無法避免的結局作鬥爭。當文森特陷入愛情和憎恨、默許和反抗的糾葛之中時,他會一邊訴說著自己永遠的忠誠,不斷地請求理解,一邊自以為是地嚴厲譴責提奧的疏忽。他捶胸頓足地懺悔,但在連篇累牘的、充滿挑釁的附言之中,又會收回全部的懺悔。一會兒發誓要合作(「我隨時聽你吩咐」),一會兒又強烈地要求「讓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兩種情感此起彼伏,相互抗爭——有時候甚至會出現在同一段文字之中。前一天他還在說寧願去做投遞員這樣低賤的工作,「也不願意讓提奧的肩上有太多的重負」;然而,第二天,他就毫無忌憚地宣稱「除了自己的工作外,絕無可能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文森特不是去解決矛盾,而是想要逃避「在我思想深處的鬥爭」。僅在提奧來訪之後的第二天,他就打算離開海牙。他宣佈:「我想要獨自在大自然之中待一段時間,遠離城市。」

在他的心頭,鄉村之旅的想法盤旋了一年多,因為文森特一直想要模仿那些富有藝術家的做法,比如莫夫每年都會回到自己的鄉村別墅小住,又如安東·范·拉帕德經常會去遙遠的地方來一次愜意的寫生之旅。不久之前的8月初,提奧就建議文森特離開炎熱又閉塞的城市,去荷蘭的低地地區度假,待上幾周。現在,來自債主和收稅人員的壓力,使得實現這一資產階級式的享受有了現實的緊迫性。現在,文森特打算在「有著荒野和沼澤的鄉村」長住,他想在那樣的鄉村,「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向提奧鼓吹說這是一種經濟實惠的方式——是一種與城市生活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更便宜、更健康;在那裡,不僅有更好的(更有銷路的)繪畫題材,還有更多的模特,這樣他不僅能創作出提奧喜歡的風景畫,還能保證提奧在經濟上可以承受。

文森特的首選目的地自然是家。一個月前,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思鄉之情之中,家鄉布拉班特省的石楠和松樹都讓他魂牽夢繞。在腦海中,他又一次描繪出回家的完美場景,父母不僅熱烈地歡迎自己的歸來,還會為他當畫畫時的模特,就像在施恩韋格的那個家裡一樣。「父親在石楠叢中的小徑上漫步,這是我最想要畫的一個場景……對了,父親和母親最好是手牽手。」但是擺姿勢,他們得有足夠的耐心,文森特堅定地補充說,「必須明白,這件事十分嚴肅……對於選擇的姿勢,我要委婉地提醒他們必須接受,擺好姿勢之後,還必須得保持不動。」

然而,在現實中,提奧已經將紐南——事實上是整個布拉班特省——都列為禁區——只要文森特不放棄他自己那個丟人的「家」。兄弟倆見面時,他肯定已經反覆地重申過這一點,所以當文森特不久後宣佈要搬去鄉村的計劃時,他已選擇了另一個目的地:德倫特省。

德倫特幾乎是荷蘭最北邊的一個遙遠的省,但在文森特所熟悉的藝術和家族地形圖之中,這裡早就佔據著重要的位置。1881年秋,莫夫就曾想前往那裡並邀請文森特同往,但由於他身體不適,行程被取消。拉帕德也先後於1882年和1883年去過那裡,滿心喜悅地帶回了關於「在路上」的各種匯報和許多作品,在拉帕德位於烏特勒支的畫室之中,文森特曾久久地凝視這些作品。僅僅憑這些,文森特就已經在腦海中無數次勾勒出遙遠的德倫特省,認為這裡「與小時候的家鄉布拉班特一樣,有著同樣的美景」。事實上,正是拉帕德在海牙的再次出現——在他再次前往德倫特的路上——讓文森特打定了主意。他緊緊地抓住這個家人心儀的朋友,想像著拉帕德能夠更頻繁地到德倫特來拜訪他,還一一列舉了他們「從相互陪伴之中能夠獲得的好處」。他預想,他們二人可以在那裡建立一塊專門屬於他們的樂土,當然其他的藝術家們也可以前來,「將自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寧靜之中」。

他還想像著帶上西恩。「我想要和她一起住在一個類似小村莊的地方,這樣她就可以遠離城鎮,從而過上更自然的生活」,他將原先那個拯救的想法與逃離到鄉村的新期待結合在一起。在激烈的爭論中,他努力挽救自己關於家庭的美好幻想,而不願順從提奧的那個殘酷建議。「如果我拋棄那個女人,她一定會發瘋」,此外,「那個小男孩真的太黏著我了」。在激烈的自我辯白之中,他甚至再次提出要和她結婚。

但文森特已將自己命運的決定權交給了提奧,而提奧的態度是毫不妥協的。自然而然地,文森特將他們之間關係破裂的責任全部推給西恩,指責她背信棄義,怪她拖後腿以及拒絕和她險惡的家庭斷絕關係。9月2日,這天是週日,在施恩韋格的公寓裡,他讓她坐下,然後把提奧帶來的殘忍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她。「我們不可能在一起,」他說,「我們讓雙方都不開心。」他催促她「改過自新」,但懷疑她是否能做到。至於將來,他給了她一個嚴肅的建議,這個建議也是提奧經常向他提出的:「找一份工作。」

直到9月11日,當文森特的火車離開海牙時,懷疑和後悔都仍然一直在折磨著他。甚至在他用從科爾叔叔那裡得來的錢將債務還清,並且將行李寄存在房東的閣樓之中時,他仍幻想著西恩能夠和他一起去,或自己可以留下來。他加快了臨行之前的準備工作,因為他確信只要多停留一天,自己就會在西恩的「不幸的迷宮之中越陷越深」。他非常急切地想要離開,甚至當提奧建議他該多瞭解一下目的地時,他都沒有理會。在他看來,拉帕德從德倫特寄來的信中已經有了他要瞭解的一切:「鄉村有一種非常莊重的氛圍,這些人物經常讓我想起你的習作。」他懇求提奧額外再寄一些錢給他,這樣他就可以「盡快出發……越快越好」。如果提奧無法寄足夠的錢讓他去德倫特,他說自己可以去任何其他的地方,只要那個地方「非常、非常地遙遠」,並且馬上就能一走了之。

錢最終匯到的第二天他就離開了。直到最後一刻,他才告訴西恩自己要離開,但她還是出現在車站同他道別,懷裡抱著只有一歲大的威廉,這正是他所擔心的會讓自己心碎的一幕。「小傢伙很喜歡我,」他在給提奧的信中提到離別的那一幕,「甚至在我已經上車之後,他還一直坐在我的膝蓋上。我想,離別讓我們雙方的心中都充滿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悲傷。」

文森特舉起了「責任」的大旗,以便掩蓋自己顏面盡失地離開海牙。在那裡的最後一晚他寫道:「工作是我的責任,它甚至比女人更重要,並且前者一定不能因為後者而受到影響。」但是促使他行動的力量並沒有任何的改變。然而,這一領養家庭的破碎,讓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真實的家。最後從海牙寄出的信中,充滿了對提奧的想念。他保證下一次提奧回家時,自己會從德倫特回去看他,之後他會加入水彩畫家協會(莫夫和泰斯提格都是其會員),然後再去倫敦找一份有報酬的工作。他想像著能再次得到伯伯和叔叔們的歡心。「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多畫一些畫,」他聲稱,「大自然的寧靜會帶給我們最後的勝利——不要懷疑這一點。」

文森特離開海牙為的是去尋找提奧。在德倫特的荒野中,他似乎在想像,兄弟倆可能最後找到通往賴斯韋克之路上向對方保證的神秘聯合。這次救贖僅次於從更遙遠的荒野一直召喚著他的那一次。文森特犧牲了所有的一切——妻子、家人、家和藝術,為了這縹緲而完美的兄弟情義。不久之後,就輪到提奧這麼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