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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插畫師的拳頭

文森特徑直回到了海牙,內心充滿痛苦和憤怒。前些年令人心碎的磨難——自己和父親之間接連不斷的衝突,以及圍繞凱·沃斯而引發的歷時數月的紛爭,都在聖誕節的事件中達到了高潮——已使得他的熱情演變為滿腔的怒火,並使他的自我防衛心理升級為怨恨。「過去,我常常有許多的後悔和悲傷,並常常譴責自己,因為父親、母親和我之間的關係變得如此糟糕,」他寫道,「但這已經結束,一次性地得到了徹底解決。」

雖然他曾答應莫夫至少三個月不回到他那裡,但他又直接來到表妹夫的家裡,請求莫夫讓自己馬上重新做回學徒。他向莫夫借了一筆錢,在附近租了間房子,這一舉動明顯就是為了讓家人驚恐和擔憂。完全不管父親對自己肆意揮霍的控訴,在裝修上,他大手大腳地花錢。他還厚顏無恥地表示,自己打算在這裡長住,因此新傢俱都是購買的,而不是為了省錢而租用的。為了裝飾牆壁,他購買了大量全新的版畫,桌子上點綴著鮮花。到達後一周,所有的錢就已花得一乾二淨。他坐下來,給父母寫信,驕傲地宣告自己所做的這些事,並宣稱同他們斷絕關係,還挖苦地祝他們新年快樂。

他還寫信給提奧,事無鉅細地講述自己的全新生活,毫無悔意(「有一間屬於自己的真正的畫室,我高興極了」),並且不無威脅地暗示,如果提奧不能及時滿足自己在金錢上的需要,他就只能向莫夫——甚至泰斯提格借錢。為了避免家人陷入另一尷尬的境地,提奧寄了些錢給他,但並沒有忘記痛斥哥哥對父母做出的如此惡行。「是什麼惡魔讓你如此不懂事和恬不知恥?」他責罵道,「終有一天,你會為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冷酷無情後悔莫及。」面對指責,文森特終於爆發,他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滿是憤怒的言辭,反駁弟弟的譴責。「我是不會道歉的。」他說道。當提奧斥責說這樣的爭吵會威脅到他們年邁的父親的健康時,文森特尖酸地回應:「殺人犯已經離開屋子了。」不僅沒有降低要求,文森特反而抱怨提奧寄的錢不夠用,還堅持要求提奧作出保證,以後會繼續給自己寄錢,因為「到底能給多少,我得心裡有數才行」。

在這樣的憤怒和反叛的情緒中,文森特開始了自己的藝術事業。藝術不僅是一種呼喚,同時還是戰鬥的號角。他把自己的事業比作「一場軍事戰役、鬥爭或戰爭」,並且宣誓「為之戰鬥,就算死也要死得其所,爭取勝利」。他喊著:「堅持總比放棄好。」對於那些批評者,他異常憤怒——「有些人懷疑我是業餘的、懶散的,只能依靠他人的供給過活」,一定要「更激烈地、更野蠻地」同他們戰鬥,直到用自己的「插畫師的拳頭」,把這些人全都打翻在地。

文森特動輒挑釁,似乎只有一人能與他和平共處,那就是安東·莫夫。他是一位敏感的、溫文爾雅的藝術家,總是極力地維持家族的體面,不讓自己捲入家族鬧劇。他敞開了自己的家和畫室的大門,接納了這位無家可歸的表兄。「以各種可行的、友好的方式,莫夫不斷地幫助我,鼓勵我。」文森特寫道。雖然兩人在年齡和性情上相去甚遠,但在這個年輕人身上,莫夫隱隱約約地看到了自己的過去。這位牧師的兒子和父親的關係也鬧得很僵,在14歲時就離開家,成為了一位畫家,從而粉碎了家人讓他子承父業的計劃。

像文森特一樣,莫夫早期也是一位窮困潦倒的藝術家,一心希望通過創作一些有才華的、中規中矩的傳統畫作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像文森特一樣,莫夫工作極為勤奮,幾乎達到狂熱的程度。有時候他為完成一幅畫,可以連續幾天將自己關在畫室裡。對此,文森特讚賞有加:「他把生命的一部分傾注在畫作中。」工作之餘,莫夫也會在自然中尋求慰藉。他和文森特一樣熱愛長時間的散步,尤其在晚上,他們還同樣對壯麗的景像有著敏銳的感知。儘管相對於文學,莫夫更喜歡音樂(在工作時,他經常哼著巴赫的曲子),但他同樣喜歡安徒生童話,經常會在親密的家庭氛圍中為自己的孩子們背誦裡面的故事,這無疑牽動了文森特的心弦。

莫夫對文森特的慷慨,對一方而言是了不起的犧牲,但對另一方而言則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機會。作為一位對獨處有著強烈偏好的人,莫夫極少在家中招待客人,更不會允許別人參觀自己的畫室。莫夫沒有收過學生。儘管在海牙藝術界非常活躍,並且備受推崇,總體上,莫夫仍然和各種社交活動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一次只接待一位訪客,選擇朋友也十分苛刻,他的朋友必須有很好的品味,而且「在鑒賞力和幽默感方面有極好的天賦」。喧鬧的人群和「空洞的絮絮叨叨」會讓他覺得緊張。他雖然很喜歡音樂,但拒絕參加音樂會,因為熙熙攘攘的觀眾讓他心煩意亂。對於一切打擾,或品味和氣質方面的「粗暴」,他都深感憎惡,因為這會損害他所謂的自己的敏感性之中的「抒情」品質。

安東·莫夫,1878年

莫夫將珍視的寧靜生活向文森特開放,不僅給他提供了一個替代性的家,而且給他提供了在事業上提升自己的機會,這種機會是其他的荷蘭年輕藝術家夢寐以求的。因為莫夫不僅是一位造詣深厚的老師,同時還是海牙畫派的領軍人物之一;在古庇爾畫廊做學徒時,文森特接觸過海牙畫派,近十年來,作為荷蘭藝術界的一場重要運動,這一畫派可謂如日中天,好評如潮,在商業上也非常成功。海牙畫派的藝術家們不僅被這一黃金時代的霞光所籠罩,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收藏家,特別是英美的收藏家,他們願意在這一來自荷蘭的全新藝術形式上花大價錢,購買這些有著傷感的色彩、靈巧的筆法和美麗的主題的藝術品。到了1880年,海牙畫派畫家的作品是普拉茨大街上的古庇爾畫廊裡賣得最好的,一些最受歡迎的海牙畫派畫家——特別是安東·莫夫——創作的作品在海內外一直供不應求。

當文森特在1881年底抵達海牙時,正如莫夫自己所倡導的這一運動,莫夫已接近成功的巔峰。評論家們對他的作品讚不絕口,他畫的沙丘和草地上的動人的生活圖景,無論是油畫還是水彩畫,都受到收藏家的熱捧。同行們都開始圍繞在他的周圍,他後來回憶說,自己那時被籠罩在「由虔誠的崇拜而形成的光暈」之中,被譽為「詩人畫家」、「天才」和「魔術師」。1878年,為了表彰他所取得的成就,同行們推選他做了最權威的普赫利工作室董事會的成員。

在文森特到達後只有一周,莫夫就提名他做普赫利工作室的準會員,這預示著光明的前程,要知道,對起步比較晚的新手而言,這可是一項空前的榮耀。在寫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顯得雄心勃勃:「我會以最快的速度成為正式會員。」

在尤里卜蒙舒適的畫室裡,莫夫為這位門徒提供的機會無疑更為重要。在全新事業的起點,文森特就可以遙遙領先。文森特幾乎每天都會前來觀摩學習——在一位功成名就的畫家的畫架旁向他學習,這樣的機會是第一次。莫夫以閃電般的速度畫畫,對畫筆有著絕對的掌控力,以精確的、果斷的筆法表現出哪怕是最為微小的細節和那些倏忽即逝的效果。經驗和不間斷的外出寫生已使他的技法爐火純青,眼和手可以完美地協調一致。

在文森特到達時,莫夫正在創作一幅巨幅油畫。畫中,幾匹馬正在將一艘漁船拖到席凡寧根的海灘上;就這一題材的不同形式,他已經畫過很多次。畫面中漂浮著泡沫的水面和潮濕的沙子,讓文森特有機會看清老師如何呈現那種珍珠般的感覺,而莫夫正是以此而聞名的。人們讚美(或批評)海牙畫派畫家,因為他們都喜歡使用獨特的溫和的色調。他們放棄了明亮的、對比強烈的顏色,選取為數不多的柔和色彩,用瀰散的光線創作出一首首憂鬱的由色彩組合成的詩。最初他們被嘲諷為「灰色畫派」,他們堅信,「有色調的」油畫可以更好地表現自己到處是水的家鄉那種「芳香的、溫暖的灰色」。

對於銀色的、海水般的光線,沒有任何人比莫夫處理得更好。在文森特所看到的這幅正脫胎而出的畫作中,莫夫將整個景色都浸染在這種光線之中:從漂浮在海面上的被迷霧籠罩著的雲,到退潮後留下的水坑,到濕滑的沙子,再到墨黑的船隻。「提奧,色調和顏色簡直是太神奇了,」文森特寫道,顯然他完全被吸引住了,「在莫夫的指導下,我學會了去看許多之前無法注意到的東西。」

雖然需要工作和照顧家庭,莫夫還是抽出時間指導這位「新手」表兄。他指出文森特的錯誤,提出一些建議,修正在比例和視角方面的一些細節,有時還直接在文森特的畫紙上修改。莫夫提出的建議不乏權威性,但又充滿尊重,因此十分適合易受傷害的文森特。「如果他對我說這一點或那一點不好,」文森特向提奧匯報說,「他馬上會補充說,可以嘗試一下使用這種或那種方法。」作為一位一絲不苟的藝術家,莫夫對好的材料和精湛的技巧(「用手腕,而不是手指」)讚不絕口,並且在一些常規問題上給出「指導」,如怎樣畫手和臉——這些正是文森特最渴望的建議,並且馬上就可以派上用場:由於起步晚,文森特本以為自己已無法獲得這些繪畫技法了。

作為對文森特眼下最為急迫的問題——如何創作有銷路的作品——的回應,莫夫繼續敦促他學習水彩畫。文森特過去經常不耐煩地與這種非常精細的繪畫技法作鬥爭(他稱之為「惡魔般的」),大多數時候只是使用它來對作品進行強調和填補。但是水彩畫大師莫夫向他展示了如何僅用少量的發光顏料來實現薄塗層的效果。「莫夫向我展示了全新的水彩畫技巧,我越來越為之而著迷……這很不一樣,更有力量和鮮活感。」文森特欣喜若狂地說。

多年來一直遭受各種責備,文森特渴望獲得認可,現在終於獲得了功成名就的表妹夫的注意。「對我而言,有了莫夫的支持,就像是甘霖終於降臨到乾枯的植物上一樣。」他說道。文森特對莫夫感激涕零,對這位新的良師益友滿是溢美之詞。「我愛莫夫,」他寫道,「我愛他的作品——能夠跟著他學習,可謂三生有幸。」他為莫夫購買禮物,模仿他說話的方式,將他的稱讚珍藏於心,對他的批評則屈服退讓,並將他的睿智都一五一十地傳達給提奧。「莫夫說我在學會如何很好地使用畫筆之前,至少會畫壞十張畫,」他寫道,「因此即使犯錯,我也不會垂頭喪氣。」

文森特如此仰慕這位新老師,以至於他放棄了所有其他的朋友。他說道:「我不想和其他畫家有太多交往,因為每一天我都更能感受到莫夫的睿智,覺得他更值得信賴,我還有什麼別的需要呢?」他祈求提奧多寄點錢來,那樣他就不會因貧困而在有教養的表妹夫面前感到尷尬。他說必須得「穿體面一點」,因為他現在常去莫夫在尤里卜蒙的畫室。「現在,對自己必須前進的方向,我已經十分清楚,」他煞有介事地寫道,「也無須隱藏我自己。」因為莫夫,他說:「曙光初現,太陽正在升起。」

但這種情感並不長久。沒有人可以長久地擁有文森特的讚美,尤其是容易發脾氣的、內向的莫夫。文森特狂野的熱情注定會消退。1月26日,當莫夫去文森特位於郊外二樓的公寓看他時,二人的關係已經開始變得緊張。當時在莫夫在場的情況下,文森特的一位「模特」出現了:在大街上花錢僱請的一位老婦人——鑒於文森特所能支付的微薄酬金,要想找到模特,也就只能是到大街上去找。

為了掩飾尷尬,文森特讓這位不幸的女人擺好姿勢,向莫夫展示了自己的素描技藝。但這一努力最終還是以尷尬收場,師生二人爭論起來。文森特試圖將這種不和視為兩種不同藝術氣質之間無可避免的摩擦——「我們同樣緊張。」他向提奧解釋道。但是這件事還是使他大為不快,以至於他在上床睡覺時一直「不安和緊張」。

接下來的幾周中,在一系列言辭激憤的信件中,文森特把這次爭執放大成宣戰的借口。顯然,文森特畫室中的情景讓莫夫深感失望,並視其為最糟糕的業餘人體素描。莫夫堅持認為,如果文森特真的想要學習畫人物,應該從臨摹石膏模型開始——傳統的方法,而不是對著街上的行人瞎亂塗畫,浪費時間(和弟弟的金錢)。「他對我說的話……連學校裡最糟糕的教師,都不會這麼說。」文森特憤怒地寫道。

戰爭已無法避免。不甘默默地等待著無可避免地被拋棄,文森特奮起攻擊。他譴責說莫夫「心胸狹隘」、「不友好」、「喜怒無常並且不夠和善」。他將這次爭執歪曲為一場隱蔽的對自己全部藝術創作的攻擊,聲稱莫夫暗地裡厭惡他的作品,並且一心希望他「索性放棄」。這次爭論不僅被他升級為真人模特和石膏模型之爭,更是素描和水彩畫之爭,進而還演變為現實主義和學院派之爭。他宣稱水彩畫「令人憤怒至極」、「沒救了」,完全放棄了掌握這一繪畫手法——從而與自己的老師徹底分道揚鑣。

另一方面,他挑釁般地繼續和模特合作,解釋說自己「越來越習慣她,並且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必須繼續僱用她」。他似乎鐵了心要將爭執升級成對抗,並堅持讓表妹夫莫夫注意到自己的這些「胡作非為」。當莫夫對他更冷淡時,文森特似乎非常吃驚(「最近莫夫不太理我。」他抱怨道)。而當年長於他的莫夫毫不留情地斥責說「我可不會總是有心情指導你,並且你得識相點,在我方便的時間再來找我」時,文森特真的是受到了傷害。

當文森特仍然力陳自己的立場時,莫夫非常憤怒。在一次充滿怨恨的爭執中,莫夫「惡意地」模仿自己學生「緊張的、驚慌失措的」語言,嘲笑他那較真的、扭曲的表情。「他做起這些事情來可謂唯妙唯肖,」事後文森特痛苦地回憶道,「那簡直是我的一張驚人的諷刺漫畫,但卻是用仇恨描畫而成的。」文森特試圖為自己辯護:「如果你曾雨夜在倫敦的街頭無處可歸,或者經歷過博裡納日寒冷的夜晚,你的臉上也會有醜陋的皺紋,聲音也會變得沙啞。」

回到房間,他才完全把真實的情緒發洩出來。他將石膏模型猛擲到煤箱之中,砸了個粉碎。「我永遠不會再照著模型畫畫,除非這一破碎的模型能復原,並和原來一樣潔白,」帶著一種受到傷害的暴怒,他發誓說,「除非世上不再有活著的有手有腳的生物供我臨摹。」接著,作為最後的挑釁,他回去找到莫夫,將自己的反叛行為向他炫耀了一番。「不要再跟我提石膏,」他大怒說,「我無法忍受這玩意兒。」莫夫立即將文森特驅逐出自己的畫室,並發誓在剩下的這個冬天裡「再也不要和他有任何瓜葛」。

從開始到破裂,這一段師生關係還未維持一個月。

與泰斯提格決裂的速度更快。古庇爾畫廊的這位藝術品經紀人少年老成,現年36歲,處在海牙藝術界的中心。他一直都在支持海牙畫派的畫家,隨著這些畫家的成功,他的事業也如日中天。同泰斯提格相比,再沒有人,即使是莫夫,可以為文森特的事業提供更多的幫助。

最初,泰斯提格歡迎之前的這位學徒來到海牙,明顯不再計較二人之前的交惡。而在之前那一年的春天,他曾控訴文森特依賴自己的伯伯和叔叔們生活,並建議他去做一位教師,而不是藝術家。文森特也表現出了和解的態度,他說「一切都得到了原諒,並被忘卻」,並且還建議「讓過去的事情都隨風而逝」。但是,一切都未曾有所改變。正如文森特不會輕易放過對自己的任何輕蔑,他也總是充滿了挑釁。到海牙還不到兩周,文森特就去找泰斯提格,還向他借了25荷蘭盾,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為了報復,在足足等了三周之後,泰斯提格才第一次造訪文森特的住處。

當他最終來訪時,兩人的爭執終於公開爆發。泰斯提格精明狡猾,飛揚跋扈,沒有了對於梵高家族的顧忌,講話也毫不客氣,直來直去。他斥責文森特的鋼筆素描——這可是文森特的驕傲之所在——「毫無魅力」、「沒人會買」,還責備他不思悔改地堅持創作那些堆了滿屋的、笨拙的、業餘的素描。他詆毀文森特所珍視的模特,傲慢地說:「海牙沒有人僱用模特。」泰斯提格還說,如果真的想要以藝術謀生,文森特必須放棄人物素描,一心一意地畫水彩畫——並且最好是風景畫。文森特還應當放棄自己所鍾愛的巴爾格式的巨幅畫作,轉而創作較小的作品。當文森特自辯說自己的素描有「個性」時,泰斯提格卻嗤之以鼻;當文森特拿出厚厚一本畫集試圖證明自己的勤奮時,這位經紀人卻不留情面,說這些內容的畫作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告訴文森特,人物素描「是一種毒品,在沒有能力創作水彩畫時,可以嘗試一下以麻痺由此而引發的痛苦」。

雖然二人素有嫌隙,但這一控訴無疑也是重重的一擊。對文森特的弱點,泰斯提格總有一種故意找茬似的直覺,而文森特又對自己前僱主的責備特別敏感。由於深深受到傷害,文森特有如風暴一般進行抗爭。他言辭激烈,僅僅兩周前還大肆宣揚的信念此時已被他忘得一乾二淨,並使他走上了一條全新的危險道路。他怒斥泰斯提格「沒有思想」、「膚淺」,並且激烈地為自己的素描辯護,他堅持說:「它們有很多優點。」他爭辯說,比起水彩畫,使用模特來創作人物素描,不僅難度更大,也更為「嚴肅」——更能表達深層次的真理。

這些爭論迅速升級,從博裡納日離開時就始終在指引他的目標——依靠出售自己的畫作自給自足——現在已經遭到了自己全然的否定。「我不會去追隨藝術愛好者和經紀人,」他發誓,「讓他們來追隨我好了。」與其「迎合大眾」,他更想「忠實於自我」——即使那意味著「用粗暴的方式表達粗暴的內容」。僅僅一個月之前,他還承認自己是個如饑似渴的新手,渴望得到別人的指導,現在他搖身一變,將自己打扮為一位遭受迫害的藝術家,拚命地捍衛自己的原則。「試圖強迫一位藝術家改變自己的技法或觀點,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義憤填膺地叫囂,「在我看來,這樣做簡直無禮至極。」「我絕不會屈服於這種威逼,強迫自己去創作無法表現個人獨特性的東西。」

到了2月,爭論爆發為惡毒的人身攻擊。文森特點燃了導火索。他給泰斯提格寫信,控訴他與莫夫沆瀣一氣,挑起了整個事端。當提奧有一個月沒有給他寄錢時,他又開始懷疑狡猾的泰斯提格肯定在弟弟面前說了自己的壞話,因為這位經紀人那時剛從巴黎返回。「泰斯提格是不是對你說了什麼壞話,你就聽信了流言蜚語?」文森特事後在信中詢問。那個月的錢仍然遲遲沒有寄過來,文森特甚至闖入古庇爾畫廊,與「這位尊貴的先生」當面對質。他認為是泰斯提格從中作梗,才導致了弟弟不再履行義務,因此要求泰斯提格給他十個荷蘭盾作為補償。文森特氣急敗壞地說,泰斯提格的回應則是「一連串的斥責——可以說簡直就是近乎侮辱,以至於我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泰斯提格又開始了前一年春天對文森特的指控,說他的藝術「使命」無非是偽裝和懶惰,他應該盡快放棄。他說,「你必須自食其力」,找個工作,不要再找提奧「要錢」。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文森特:「你起步太晚。」至於文森特最終成功的機會,他激烈地重申了自己前一年春天的觀點:「有一件事我確定無疑,那就是,你不是當藝術家的料。」那時他會以一句漫不經心的「過去一無所成,將來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來否定文森特的所有努力。但這一次,他做得更過分,作為梵高家族的朋友,自津德爾特時期就認識文森特的人,他令人備受打擊地斷言說:「你以前總是失敗,現在你還是會失敗……你的畫,就和你之前所做的其他事一樣,一無是處。」

文森特被徹底擊垮。他向提奧痛苦地寫道,泰斯提格「說的話,真可謂鑽心蝕骨,令人痛徹心扉」。文森特強烈地控訴泰斯提格,說他對自己心懷不可名狀的憎惡,並且從一開始就是如此。「這許多年來,在他的眼裡,我一直就是一位無能的空想家,」他寫道,「他永遠抱有這一成見,無從改變,認為我什麼事都做不好,一無是處。」儘管激烈地抗拒泰斯提格對自己藝術前途的斷言(「在我骨髓的最深處,我的的確確對藝術有著很好的感覺。」他堅持道),但他仍然會哀傷地思考這位經紀人緣何不能「要我做到我能做到的事情,而一定要我做我無法做到的事情」。但是接著怒氣又回來了,在內心之中,他開始隱隱地懷念過去的美好年代,那時像泰斯提格這樣的人,會和其他舊制度之中的惡棍們一道,被押送上斷頭台。

提奧試圖平息這場風波,敦促文森特「和泰斯提格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對我們而言,他就像是一位兄長」。在這一事情上,兄弟倆意見的不統一,使得文森特再次狂怒不已。弟弟竟然和這個輕浮的暴發戶站在一條戰線上,一想到這一點,他對泰斯提格的憎惡更是有增無減。事無鉅細地,他把這些年來泰斯提格背叛自己的種種事跡羅列出來。當提奧要求他收回自己的刻薄話時,文森特斷然拒絕。攻擊被升級為對所有藝術交易人的控訴,他不遺餘力地挑撥弟弟和「撒旦」泰斯提格間的關係。又有幾周,他甚至再次試圖說服提奧辭職改做藝術家,要求他與那個背信棄義的經紀人一刀兩斷,然後宣佈他和胞兄手足同心。「別墮落成泰斯提格那樣的人!」他勸道,「當畫家吧!」

有一回,文森特同意遠離泰斯提格六個月。還有一段時間,他宣稱對泰斯提格毫不在意(「泰斯提格是泰斯提格,我是我」),並且發誓要「把他忘得一乾二淨」。文森特向提奧保證說自己和泰斯提格已經「徹底地永遠決裂」,可是僅僅幾天之後,泰斯提格突然造訪文森特的畫室,激起了又一輪怒火和對抗。「必須得讓他明白,他對我的評判太過草率。」文森特憤怒地寫道。

一生中,文森特和泰斯提格之間的關係一直就是這樣吵吵鬧鬧:週期性地暴怒,之後心不甘情不願地重歸於好,然後又毫無意義地發誓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情形一直在延續。結怨多年,發生在冬天和春天的這些事情使得這位優雅的藝術品經紀人成為了文森特無法和解的仇敵——文森特在藝術上無法取悅他,就像在生活中永遠無法取悅父親一樣。文森特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這一無法彌合的傷口,因為他渴望創作有銷路的作品,而泰斯提格好像偏偏掌握著金鑰匙,因為泰斯提格和提奧之間結成了無法避免卻又令他無法忍受的同盟(這兩位古庇爾畫廊的同僚情同手足,而文森特卻早已被從這一群體之中逐出),或者因為在泰斯提格的批評之中,他聽到了自己內心隱秘的自我懷疑的迴響。

莫夫和泰斯提格並非特例。文森特同每個人都會發生爭執。這些爭執,他極少向提奧匯報,但這些事件還是可以在信件中找到蛛絲馬跡,一些同行畫家的名字短暫出現後卻再也沒有被提起,而這往往就代表了爭吵已經發生。在介紹朱爾斯·巴庫曾、伯納德·布隆默斯、范·德·法登伯爵和馬裡努斯·伯克斯時,文森特經常是充滿著希望和熱情,但這些名字卻見證著文森特注定失敗的友誼。

文森特宣稱自己無須朋友,貶斥藝術家同行們,說他們沉悶、懶惰、愚蠢,是「無可救藥的謊言家」。即使他艷羨不已的那些人,也無法長久地得到他的關注。2月,他去參觀了簡·亨德裡克·魏斯勃魯赫的畫室,魏斯勃魯赫是海牙畫派年齡稍長的一位成員,文森特差不多十年前在古庇爾畫廊做學徒時就和他相識了。這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年齡比較大的怪人(被人稱為「快樂的魏斯」),魏斯勃魯赫給予了他一些鼓勵,讓他十分受用,這稍微減輕了莫夫不再和他來往的痛苦。在他看來,文森特的畫作「出奇地好」(根據文森特的說法),並且主動提出代替莫夫來做文森特的老師,提供指導。「能夠有機會拜訪這麼聰明的人,無疑是我的榮幸,」他在這次拜訪後寫信給提奧說,「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在此之後,他再也沒有提到拜訪「快樂的魏斯」的事情;到了夏天,只是在對過去的美好回憶中,他才提到過他。

在之前的那個夏天,提奧曾極力撮合文森特和特奧菲爾·德·波克,希望他們能成為朋友,但兩人同樣很快就不歡而散。在兩人之間,有很多相同點:在藝術事業上,兩人都起步比較晚(30歲的德·波克曾經是鐵路職員),兩人都崇拜米勒。但是從一開始,文森特就懷疑另一方的真誠。當德·波克表示說對巴比松風景畫家卡米爾·柯羅仰慕有加時,文森特馬上開始攻擊,說他背叛了米勒,譴責他「沒有立場」。他還抱怨說德·波克拒絕接受建議。「別人提到一些常識性的東西,他都會生氣,」文森特寫道,「每次我去拜訪他,感覺都是一樣的:這傢伙太懦弱。」在一次拜訪後,文森特尖刻地總結說:「他永遠都畫不好——除非做出改變。」此後,兩人的見面僅限於在街上的偶遇。

1882年上半年,文森特甚至宣稱同遠方的安東·范·拉帕德的關係陷入冰點,因為在書信往來中,他們圍繞學院派繪畫進行過一次論戰,拉帕德拒絕妥協。在新年時,當拉帕德在信中立場堅定地反駁他時,文森特立即中止了二人之間的書信往來。「在你的信裡,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任何說法是成立的,」文森特生氣地寫道,「相對於寫信,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只是因為距離的阻隔和不相往來,在文森特不斷增長的絕交名單之中,才沒有出現范·拉帕德的名字。

此外,文森特找到了一位新夥伴。24歲的喬治·亨德裡克·布賴特納和提奧同齡,1882年初,他和文森特開始一起深夜到海牙的紅燈區蓋斯特閒逛。兩年前,布賴特納被藝術學校開除,他現在成為了海牙畫派的叛逆者,儘管他同威廉·瑪麗斯和有權有勢的梅斯達赫有著深厚的友誼,他曾經協助梅斯達赫創作了《海事全貌》。同這位被大家拋棄的梵高交往,他不用擔心會有什麼損失(同拉帕德一樣,布賴特納也是先認識提奧的)。

就像和拉帕德的交往一樣,文森特立即大肆向布賴特納示好。在開始的一兩周裡,他們倆多次一起出去寫生,互相到對方的畫室拜訪,當然晚上還不忘一起出去找樂子。像和拉帕德交往那時一樣,文森特認為,兄弟情義比藝術使命更重要,並且處處樂於接受這位比自己小的年輕人的領導。在很大程度上,布賴特納已經背棄了之前受到過的經典訓練,轉而推崇法國作家(如左拉和龔古爾兄弟等人)的那種更真實的自然主義。他們一起去蓋斯特閒逛,文森特去那裡是想要招聘一些模特,為自己米勒風格的鄉村風景畫擺姿勢,布賴特納去那裡,則是因為城市本身就是他繪畫的主要題材。他爭辯道,現代藝術家應該找到自己的靈感之所在,但並不能寄希望於過去的神秘的農村,而是應該直接在當代城市生活的夜晚之中尋找。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人民畫家」的模樣。

文森特積極跟隨這位年輕的朋友去施粥場、火車站候車室、泥煤市場、彩票中心和當鋪。一開始,他利用這些探險為自己的人物素描找一些新題材,以便日後可以在畫室之中,請一位模特來作畫。但是不久後,他就加入了布賴特納,直接對街頭生活的一些小場景進行創作——像麵包店店面、道路上混亂的發掘現場或者寂寥的人行道,這些題材之前根本就不是他的興趣之所在。但是結果卻並不令人鼓舞。文森特想要捕捉布賴特納為之著迷的城市生活的喧囂,但又無法放棄對那些孤獨的人物的關注,他的作品經常是古里古怪的。其中有這麼一幅怪異的街景,畫面上有一位蹣跚學步的孩子,在一條沒有封閉的溝渠旁邊爬行,還有一位拄著枴杖的老婦人撞到了一位挖溝工人。

文森特維持友誼的所有努力都注定會失敗。4月初,當布賴特納住進醫院(因為患上了性病)時,文森特已經開始譴責他,說他「沒有膽量使用模特」。文森特去病房探望他,但是當文森特在兩個月後也住院時,布賴特納卻並沒有覺得有義務禮尚往來。事實上,他們彼此間已經有一年沒有說話。受到傷害的文森特宣告布賴特納「已完全破壞約定」,開始不斷指責他的作品「乏味」、「沒有靈氣」,不過是些「雜亂無章瞎塗抹」的東西,並且暗示說他不能接受模特說明他缺乏男子漢氣概。

和文森特·梵高發生爭吵是什麼樣的一番景象?3月初,叔叔科爾前來探望時,終於對此有了親身體會。自從文森特決定放棄在阿姆斯特丹的學習後,他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從事藝術品交易的叔叔。整整一年的時間裡,文森特不斷地抨擊科爾叔叔,譴責他沒有支持自己剛剛起步的事業。但這次文森特暫且放下傲氣,邀請這位財大氣粗的叔叔來參觀新畫室。對這次拜訪,他心中充滿恐懼,他讓自己堅強起來,準備再次面對莫夫和泰斯提格那樣的批判,提前就發誓不會再「逢迎」任何經紀人,無論他是誰。

到了約定的日子,積蓄已久的憤怒隨時都會爆發。當科爾指出文森特應當「自己賺錢養活自己」時,一下子捅了馬蜂窩。「自己賺錢養活自己?」文森特反問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賺錢,還是有資格得到資助?不配得到資助——也就是說,沒有獲得資助的價值——無疑是一種罪惡,每位誠實的人都應當有口飯吃;但不幸的是,儘管應當有口飯吃,卻沒有能力去掙得,這是一種悲哀,很大的悲哀。所以如果你跟我說「你不配得到大家在經濟上的幫助」時,你是在污辱我。但是如果你作出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說我經常賺不到錢——因為有時我的確是一無所有,這可能是真的,但說這些話有什麼用?這麼說,根本不會讓我有所進步。

朋友和家人抱怨說文森特脾氣暴躁時,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爭吵經常會無緣無故地發生。根據文森特自己的敘述,他走進另一位藝術家的畫室之後,「馬上,有時甚至不到五分鐘」,兩人就會發生十分激烈的爭吵,以至於最後「沒有任何一方願意作出絲毫的讓步」。一句話、一個手勢,甚至是一個眼神,都會引起激烈的語言上的爭吵,像科爾叔叔這樣的聽眾經常會一時目瞪口呆,感覺就好像自己剛打擾了一場激烈的內部爭吵。意見不合很快就會升級,因為文森特的激情和戒備使他投入了一場狂熱的爭論,沒有任何理性,更不懂得克制。「我說的話並不總是公正的,」他後來也承認,「但是讓我的想像無視現實地任意漫遊吧,並且用奇特的方法來看待事物。」文森特完全被沖昏了頭腦,用荒謬而極端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立場,將一切相對的東西都絕對化,不作任何讓步,並且以激烈的語言對批評者大加斥責,而事後又總會追悔莫及。

《挖掘工與裂開的街道》,1882年4月,紙上鉛筆和墨水,英吋×英吋。

這種傷人傷己的激烈情感釋放,沒有人比文森特自己更懂。有時他將其歸咎於「不安的興奮」或「由秉性所導致的激烈情感」。「我是一個狂熱的人,」他解釋說,「我在朝一個確定的方向前進,並且期待別人也和我同道!」他抗議說:「那些內心嚴肅的人……總是會有些難以相處的地方。」偶爾在坦白的時候——這種情況在這段時間很少出現,他會承認這一事實:「我經常會極度地憂鬱、易怒,彷彿是對同情充滿著飢渴;當我得不到的時候,我盡量裝作毫不在乎,講話尖刻,甚至經常會火上澆油。」

然而這一次,雖然文森特大發脾氣,但並沒有阻止科爾叔叔為他提供一些幫助。在瀏覽完侄子厚厚的一本畫集時,他被其中的一幅街景吸引住了,這是文森特和布賴特納一起畫的一幅素描。「你能多畫一些此類的作品嗎?」他問道。第一次有人找他畫畫,這無疑讓他振奮不已——「一縷希望的陽光。」他說道。此前他曾和泰斯提格毫不妥協地爭論,說藝術家無論如何都不能為金錢而折腰,但現在這早就被他拋之腦後,迫不及待地答應創作12幅以這座城市為主題的風景畫,每幅作品售價2.5個荷蘭盾。雖然科爾在翻閱那幾百幅人物素描時,竟然沒有作出任何評論,這讓文森特的心如針刺一般,但文森特並沒有像他對待莫夫和泰斯提格時那樣,為了捍衛僱用模特進行臨摹的做法,憤怒地反擊科爾叔叔。

但在他離開後,事情就開始發生變化。當文森特把畫作寄過去,而應付的款項卻未到的時候,他馬上懷疑這是在污辱他。即使是到了4月,在收到第二份訂單,讓他再創作六幅畫的時候,他仍在繼續懷疑這位贊助人的動機。到了5月,懷疑讓他身心俱疲,他威脅說要完全停止這一委託工作。「必須時時刻刻將這件事情視為一種施捨,我不願意這樣。」他抗議說。最後,提奧好言相勸,才讓他完成了這些作品,但是當科爾付給他的錢少於預期,並且「沒有隻言片語」時,文森特終於在憤怒中爆發了。

在叔叔的沉默中,他彷彿聽到一個輕蔑的質問:「你不會真的認為這樣的一些畫有任何的商業價值吧?」對這一想像之中的責備,他想出了一個大膽的反駁:

我不會假裝自己熟悉作品的商業價值……我個人更看重藝術價值,我更樂於探索事物的本質,而不是一心地為價格而斤斤計較……如果我無法毫無回報地將自己的作品拱手贈人,只是因為和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必須要填飽肚子和有一個能夠遮風避雨的地方,這些都是人最為基本的需求。

預料到這樣的說法會被認為是「忘恩負義的、粗魯和蠻橫的」,文森特想像著叔叔的回答:「作為你在阿姆斯特丹的叔叔,一心地希望你好,並且還待你不薄,為你提供諸多的幫助,批評你也是因為你的自命不凡和固執……但你卻如此忘恩負義,這是你的錯。」針對想像中的這些責備,文森特想好了一個驕傲且具有挑釁性的回答:「我甘願失去你的庇護。」

類似的爭執場面,將在文森特剩下的人生中反反覆覆地上演——並且只會變得更為鮮活,因為它們完全是發生在文森特自己的腦海之中。

不僅與自己的老師、贊助人和藝術家同行們發生爭執,文森特還同自己的藝術進行著一場持續的戰鬥。他抱怨說,自己插畫師的拳頭「並不怎麼遵循我的意志」。自從他宣稱是藝術家以來,他遭遇到的問題就不斷地讓他受挫。在人物素描之中,身體往往以不可能的方式伸展、彎曲,面孔消失在不確定的模糊之中。在水彩畫之中,該上色的地方沒有上色,顏色也凌亂不堪。在透視圖中,線條歪斜失真,陰影的角度出現矛盾,人物脫離背景,或者比例不協調。

面對接二連三的挫敗,文森特用一種勇敢的樂觀主義(這是為了讓提奧感覺好一些)和一種靜默的痛苦(這一點他後來才披露)來回應。「它們最終讓我感到非常絕望,」第二年,他在評論這些早期的作品時說,「我完全弄得一團糟。」他加倍努力,好像要與自己親眼見到的事實抗爭,正如當初在阿姆斯特丹,當學習成績不佳時作出艱辛努力一樣。他用戰爭的語言來激勵自己,發誓要徹底征服這些圖像,並且在與自然造化的「短兵相接」之中獲得勝利。

他並沒有讓自己的速度慢下來,對每一件作品精雕細琢,恰恰相反,他挑釁似的讓速度更快,因為他認為同精確和技巧一樣,速度和數量同樣可以帶來成功的作品。「很難,不能立刻實現,」他解釋,「有時一連串的失敗之後才能獲得成功。」他這樣計算,如果20幅作品中僅有一幅成功,那一周至少可以畫出一幅好的作品——「一幅更具特色、更能引起共鳴的」作品,一幅他可以自豪地宣稱將「流芳百世」的作品。

當大量的失敗中,出現這麼一幅作品時,他會一遍又一遍地臨摹,有時是連續十幅,就好像不知到什麼時候,另一幅才會再次出現。(「後來,他幾乎不知道他是如何一口氣畫完這些的。」)文森特說自己之所以這樣做,部分是因為他別無他法:「就生性而言,我就不是做事非常細緻的人。」但很明顯,這一方法完美地契合他那狂熱的、傳教士般的想像——不斷地與腦海中的畫面論辯。在面對失敗時,文森特就用自己所知道的最為鼓舞人心的範例來激勵自己:「播種越多,也就有越多的收穫希望。」

在與整個世界的戰爭中,文森特始終不忘在自己的藝術中尋找支持。他與莫夫和泰斯提格愈演愈烈的對抗,促使他愈發地沉迷於人物素描,儘管他始終無法將人體逼真地表現出來。「人物素描耗費的時間更長,也更為複雜,」他聲稱,「但從長遠來看,我覺得會更有價值。」偶爾,他會夾雜著畫一些其他題材——和布賴特納一起畫街景畫或為科爾畫一些都市風景,但最終都會回到人物上去,不僅是為了挑戰莫夫和泰斯提格的論斷,同時也是為了證明自己那雙難以駕馭的手。一切藝術嘗試都始於人物素描,並以此為終點,他爭論道——甚至風景畫也是如此。「必須把去掉樹梢的柳樹畫得栩栩如生,」他寫道,「那樣,四周的景物自然就會隨之躍然紙上。」通過閱讀阿爾弗雷德·宋思爾關於米勒(「多麼偉大的一位巨人」)的傳記,他激勵自己以一股戰鬥般的熱情投身於人物素描,他用文字與形象進行了一場圍繞人物素描的護衛戰,並高喊米勒的戰鬥口號:「藝術,就是一場戰爭。」

為了反擊莫夫和泰斯提格對水彩畫的辯護——以及他們對他所珍愛的鋼筆畫的嗤之以鼻,讓大家不再逼迫自己創作水彩畫,文森特試圖證實自己的黑白圖像可以像水彩畫的塗抹一樣傳達出那種陰鬱的色調。他反反覆覆地畫,不斷地畫陰影、打磨,又擦去。他使用木匠的大鉛筆、蘆葦筆的墨水、毛筆的墨水、木炭、粉筆和蠟筆,試圖表現不同程度的灰色,以便和莫夫水彩畫中的「沉寂的黃昏」在色彩的效果上一較高下。「這小小的素描比許多水彩畫更費時費力。」他在一次嘗試後總結說。另一次,他則指出說:「我是用鉛筆畫的……就像我在畫油畫時會做的那樣。」

但這個過程使他在圖像和材料方面遭遇到了全新的困難。鉛筆的印記可以被擦掉甚至是被刮掉(只要他沒有將那張紙撕掉,而這恰好是他經常做的),有些木炭的印記可以用手帕或羽毛刷去。但當他不斷地修改,想要追求「更溫暖和更為深邃的」氛圍時,圖像總會越來越暗,因此他必須不斷努力以免它們變得「厚重、黑暗和遲滯」。他為叔叔所創作的很多作品都展現了這一鬥爭所引發的張力:低沉的天空令人感到壓抑,黑暗的河流流過更為黑暗的田野;即使日光普照,建築物也都為陰影所遮蔽。當莫夫看到這些素描時,他看出了其中挑釁性的野心:試圖不借助常用工具來渲染出顏色的意味。「當你畫素描時,」他告訴文森特,「你才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畫家。」

4月,文森特寄給提奧一幅人物素描,在與一個不認同他的世界用圖像進行的鬥爭中,這幅畫宣告了新一輪的攻勢。畫上是一個裸女,採取的是側面的視角,她的腿貼近自己的乳房,頭則埋在交叉的雙臂之間。

文森特開始畫裸體畫。

到1882年4月,在抵達僅僅三個月之後,文森特無休止的好鬥使他在這個城市幾乎沒有一位朋友,儘管在三個世紀的時間裡,他的家族一直以這裡為家。作為普赫利工作室的準會員,每週兩個晚上,他可以去該工作室在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上的那幢雄偉建築裡畫模特,但他從沒寫下隻言片語,或留下一幅畫證明自己曾去享受過這一特權。在僅有的有據可查的兩次嘗試後,他再也不去參加那裡的社會活動了。「我無法忍受擠滿人的大廳,」他解釋說,「我不喜歡和別人在一起。」

儘管如此,3月下旬普赫利工作室有一系列的展出頗受歡迎,文森特也試圖將最喜愛的黑白畫作放在這裡展出。這一想法雖然得到了伯納德·布隆默斯這位非常成功的海牙畫派畫家的支持,但卻遭到了大多數普赫利工作室會員的反對,甚至是嘲弄。他們否定文森特熱愛的畫作,認為這些不過只是一些「插畫」:從嚴謹藝術的角度來看,它們太淺薄、太感性、太商業化。即使是一些很小的異議,都會被文森特視為人身攻擊,這些反對意見因此被文森特視為戰爭宣言。在他看來,這些意見都是「騙人的鬼話」。他尖刻地回應,叫他們「住嘴,除非他們自己能夠學會畫得好一點」。

此後,他開始完全退出,滿腦子都是對藝術家同行們「迂腐的自負」的激烈譴責,以及最終能夠得到自我證明的幻想。「一年後——或者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多久——我就可以畫得很好,」他發誓道,「那時他們會聽到我雷鳴般的怒吼『去死吧』……『滾遠點,你擋著我的光線了』……任何想要阻止我的人都見鬼去吧。」

避開的攻擊越多,他懷疑遭受的攻擊也越多。他深深地陷入到一種偏執的心理之中,譴責別人在背後嘲笑他,密謀「妨礙」他,並「試圖毀滅」他。儘管開始時,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接近如莫夫和泰斯提格這樣的傑出人物,但他對臆想出來的針對自己的「嫉妒」和「陰謀」表示了震驚。他試圖將這些反對的聲音理解為是和藝術相關的及無法避免的:「作品越好,將面臨的困難和反對也會越多。」但是他的耳朵裡卻聽到了莫夫前一年冬天的無情嘲諷。「如果這些評論是關於我的習慣的——例如衣著、長相和說話的態度,我該怎樣去回應?」他問提奧,「我真的那麼粗野、傲慢和不文雅嗎?我真是一個如此張狂和不懂禮貌的怪物嗎?我是不是應該被這個社會隔絕?」

5月,莫夫重新出現在文森特的生命中,這一次的出現剛好證實了他腦海之中的所有偏執想法。即使在4月放逐期滿之後,莫夫也成功地避免了與這位之前的學生有更多的來往。「他不是病了,就是需要休息,要不就是太忙。」文森特抱怨道。他曾給莫夫寫過一封信,說明自己的悲慘狀況,但沒有被理睬。他們只在街上說過一次話,而且還沒有說上幾句。持續的冷漠終於激怒了文森特,他給莫夫又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十分尖刻,從而引發了他們最後的一次爭執(關於臨摹石膏模型),這一次他拚命地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斷絕二人的關係,而不是按照莫夫的方式。「對你來說,指導我太難了,」他寫道,「而接受你的指導,對我來說,也太難了,如果你要我對你所有的話都『絕對服從』的話——這一點我做不到。因此,讓我們結束這場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吧。」當莫夫沒有任何回應時,文森特對他的漠不關心感到「骨鯁在喉」。他抱怨說,莫夫的拋棄讓他極為震驚,導致他已經無法工作。「我不能再看見畫筆,」他說,「它讓我感到緊張。」

但幾周後,當他在席凡寧根意外遇見莫夫時,他發現自己又找回了插畫師的拳頭。他要求莫夫再來看看自己的作品,並且「把事情再好好地談一談」。莫夫拒絕了。「怎麼我都不會再去拜訪你,」他斷然地拒絕,「一切都結束了。」當文森特提醒說叔叔科爾已經看過這些作品,甚至正式委託他作畫時,莫夫嘲諷道:「那代表不了什麼。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之後再也不會有人對你有興趣。」當文森特堅持表明「我是一位藝術家」時,莫夫再一次譴責說他完全只是業餘的,並惡毒地補充說:「你的性格很惡毒。」

這次相遇後來被文森特視為折磨。

就如同在那個春天的每一次災難中一樣,文森特在莫夫的背叛中彷彿看到了泰斯提格那雙戴著手套的手。2月,他們發生過爭吵,自此之後,他就懷疑這位經紀人在背後陰謀暗算自己。文森特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害怕泰斯提格難以平息的質疑態度會影響到一些在外地的親友,尤其是森特伯伯,普赫利工作室的會員對自己的敵意全部被他歸咎於泰斯提格,因為他在他們中間有廣泛的影響力。當莫夫對自己的態度「突然轉變」時,文森特立即指責泰斯提格,說他在導師面前說自己的壞話。在偏執的幻想中,他想像著泰斯提格和莫夫在竊竊私語:「你得當心,在錢的問題上,不要相信他。讓他走吧,別再幫他。作為經紀人,我實在看不出他將來會有什麼成就。」受這些想法的驅使,文森特將泰斯提格想像成一位無情的陰謀醞釀者——「有毒的風」,意圖將自己驅逐出海牙。他譴責他誹謗和背叛,咒罵他,說他是「一位嫉妒我的獨到眼光的敵人」。

到了4月,文森特又幻想著這位陰謀策劃者已經盯上了提奧。「泰斯提格告訴我他會要求你停止給我寄錢,」由於焦慮,他發瘋般地寫道,「他曾說過:『莫夫和我一定會親自結束這一切。』」

到目前為止,插畫師拳頭的力量還沒有傷害到提奧。相對於針對莫夫和泰斯提格的誇張語言和激烈指責,文森特在寫給弟弟的信中,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敵意,雖然有時他顯然會很緊張,對旁人動怒。1月,提奧曾寫過一封斥責的信,而文森特的回信也充滿著反叛情緒,但在此之後,他們之間的交流演變為一種審慎的親密——文森特往往反覆無常,懇求和威脅混合在一起;提奧則在鼓勵的同時也不忘警告。然而,在平靜的表面之下,暗潮卻在湧動。

他們為了錢而爭吵。對文森特而言,沒有任何話題比這個更敏感、更具有刺激性了。自從聖誕節被從埃滕趕出來,文森特與所有人都鬧翻了,因此,在兄弟倆之間,錢也就成為了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在文森特跑到海牙後,父母(令人吃驚地)提出借錢給他,被他輕蔑地拒絕了(「每一分錢的去向,都得一五一十地向父親交代,我很討厭這一點。」他粗暴地說),而對這位不爭氣的侄子,森特伯伯也早就不願再接濟。現在提奧已經是唯一的依靠。但是這一支持並不總是靠得住。12月,文森特逃離斯特裡克家之後,打算繼續留在海牙,提奧就曾拒絕給他寄錢。

他無疑已經意識到會被拒絕,但還是寄出了一封充滿挑釁語言的信,這是他第一次從自己的新家寫信要錢。莫夫曾借給他100荷蘭盾用於為公寓添置傢俱和「裝修」,在這筆錢花完之後,他就將自己的窘境擺到弟弟面前。「骰子已經擲下,我現在只能這麼做了,」他毫無歉意地寫道,「提奧,我當然只有向你求助,你是否能在不會給你帶去不便的情況下,偶爾盡可能地在經濟上資助我。」不到一周,文森特就撕掉了溫順的面具,說話生硬起來:「提奧,你到底是怎麼搞的?……我一分錢都沒有收到……你回信的時候至少得給我順便寄上一些錢吧。」

2月,當提奧延遲寄第二筆錢過來時,文森特再次感到十分焦慮,他們的關係陷入一種永無休止的怪圈之中,一會兒是充滿怨恨的懇求,一會兒是充滿負罪感的算計。他自己也很討厭他對弟弟的依賴,但又無法否認自己對他的虧欠。受到這種情感的打擊,他只能在肆意的請求和不情不願的感激之間搖擺。他不斷地用各種誓言來安撫弟弟,保證自己會穿得體面一些,參加更多的社交活動。最為重要的是,他保證會創作出一些有銷路的作品——在他的信誓旦旦中,這一願望的實現永遠都近在眼前。他不斷地表明自己多麼努力地工作,在花錢方面如何節儉,裝出精打細算的樣子(精心地計算出自己下一次身無分文的具體日子),以此來撫慰提奧。他不斷地講述卡米爾昏厥的故事,「資金匱乏」是引發昏厥的原因。他抱怨說,每當提奧的錢不能及時寄到時,自己就會遭受很大困擾,同時還會憂心忡忡。他抗議說,哪怕只是少寄一個法郎,都會損害到他的藝術,並且反反覆覆地以各種方式提醒提奧:「畫家的情緒和狀態,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幅畫作的成敗。」

他還採用威脅的手段。他以越來越直接的方式不斷警告提奧,指出要是不多寄一些錢的話,各種災難都會降臨到自己身上:尷尬、沮喪、病痛(頭痛和發燒)、抑鬱——尤其是精神上的問題。「不要忘記,如果顧慮和焦慮太多,我會崩潰。」他寫道,不斷地提及在博裡納日發生的事情,以及全家人圍繞吉爾事件的爭論。「我自己的創作所引發的焦慮和麻煩,已經夠我受的了,」他強烈地暗示說,「如果我有更多其他方面的顧慮……我肯定會發瘋。」

與此同時,文森特挑釁般地繼續亂花錢,完全不考慮提奧在經濟方面的拮据。文森特總是揮霍無度,從來不會做預算,也不知道節儉。貴族出身的范·拉帕德被他援引為榜樣。「從拉帕德那裡,我再次明白了一個道理,好東西是多麼實用,」他解釋道,「拉帕德的畫室非常好,看上去非常舒適。」即便如此,每個月提奧會寄給他100法郎,這原本完全是夠他生活的。要知道,在那時,一個普通工人每週才掙大約20法郎,這筆錢通常足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雖然文森特有些工人們沒有的開銷,但提奧一直在給他寄他所喜愛(當然價格不菲)的畫紙,文森特還通過「出售」一些作品給科爾叔叔和泰斯提格來賺取一些外快。但文森特還是常常陷入貧困,或者無法支付房租,因為他將最後的一筆錢都花在了書籍、「別緻的」筆架、新的畫架、更多的模特、公寓條件的改善、更多的版畫和插畫上,在這方面,文森特的收藏一直在持續增加(在到達海牙後五個月,已超過1000件)。他還一直僱用一位小姑娘打掃畫室。

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揮霍。文森特堅持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得到資助。不管是一種氣憤的挑戰,還是一種絕望的自圓其說,抑或兩者皆有,文森特辯解說,自己的努力工作和高尚目標使得他有權利獲得弟弟經濟上的支持。因此,當提奧敦促他創作一些有銷路的作品來謀生時,他生氣地回擊說:「對我而言,這不是掙不掙錢的問題,而是值不值得去做的問題。」文森特自以為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作為藝術家的特權,逃避正式訓練,不屑於找份工作來支付自己的開銷。他要求擁有一間寬敞的、設施齊全的畫室,數量充足的各種繪畫材料,以及源源不斷的供自己臨摹的私人模特——這一切他都想擁有,儘管在此時,他不過是一位前途未卜的新手。債務在不斷攀升,但最終都被他轉嫁給提奧,並且內心沒有絲毫愧疚(「我別無他法」);同時,他給提奧寫了大量的信件,以掩飾這種丟人的依賴,還辯解說,自己有權利獲得更多資助。他嘲笑那些窮苦的「可憐蟲」,他們「用光了自己最後的幾塊錢購買彩票,而這些錢本該是用來購買食物的」;而他自己一向大肆揮霍,瘋狂地購買奢侈品,直到口袋裡一文不名,然後眼巴巴地等著提奧下一次再寄錢過來。

泰斯提格的威脅——「我一定會親自結束這一切」——使得文森特陷入了慌亂之中,「這怎麼可能,他著了什麼魔?」他寫道,心裡極度恐懼,害怕莫夫和泰斯提格可能會同與他們有著類似想法的弟弟合謀,切斷自己的經濟來源——「從我這裡奪走我的麵包。」他懇求弟弟的同情(「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掙扎著度過這個冬天」),並且痛苦地大哭:「有時候,我覺得心都要碎了。」

但這麼做的時候,他仍然帶著挑戰的態度。他不但沒有減少,相反還大幅提高了在金錢上的要求。現在要求的不再是每月100法郎,而是變本加厲地要求每月150法郎——幾乎是提奧收入的一半。他還想要一間全新的畫室——更寬敞的,因為「這樣,模特們擺姿勢才會更方便」。更重要的是,他期望得到提奧的保證。「我堅持這樣做,讓你作出保證,是因為我不想再提心吊膽,成天擔心生活必需的經濟來源會被剝奪,」他以命令的語氣說,「我也不會再總是覺得這是施捨的麵包。」不管文森特做了什麼——或者拒絕做什麼,錢都應當持續不斷地寄到他的手中,因為他聲稱「工人應該總是能夠拿到應得的報酬」。這實際上就是在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情況下要求獲得經濟上的獨立,這種做法前所未有,文森特一直說得弟弟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和莫夫及泰斯提格一樣,提奧面前現在出現了這一令人痛苦的僵局:文森特癡迷於人物素描,他不僅拒絕放棄,甚至讓他有所收斂,他都不願意。他頑固地宣稱自己是人物素描的虔誠門徒,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因為在他看來,這是投降,他會憤怒地反抗,以此回應全部的挑戰。甚至缺乏他那樣的激情也會被他認為是一種無法容忍的道德上的怯懦行為,就像布賴特納、德·波克和普赫利工作室的畫家們那樣。

人物素描為什麼對文森特如此重要,以至於他為此不惜得罪荷蘭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兩位畫家,甚至挑戰對自己關愛有加的弟弟?為什麼他願意犧牲自己獲得成功和被同行們接納的最好機會,憑借一種已被證明毫無天分的藝術形式謀生,並且抵制一切試圖在這方面對他進行指導的企圖?這僅僅是因為叛逆的天性嗎?要知道,經歷了在阿姆斯特丹和埃滕的雙重打擊之後,他那插畫師的拳頭仍然在憤怒地向世界揮舞。或者是因為什麼別的原因?

對於任何去過他在施恩韋格的狹小公寓的人而言,答案都顯而易見。

屋子不大:一個房間、一個嵌在裝飾性壁爐內的大肚火爐、一間剛好放一張床的臥室、一扇可以俯瞰木匠那堆得亂七八糟的院子以及鄰居的晾衣繩的窗戶。整幢廉價的房子毫無特色可言,位於海牙郊區的地塊,距離雷金斯普車站不遠,到處都稀稀落落的,還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這裡有菜地、煤渣鋪就的道路、不絕於耳的火車的噴氣聲和尖厲的轟鳴,路過的火車距離前門才幾步之遙。這裡既不是真正的城市,也不是真正的鄉村,三教九流之輩才會居住在這一地塊,「體面」人士很少光顧這裡,更不要說居住了。

在施恩韋格138號第二層後面的公寓之中,總是有一些奇怪的訪客,這無疑讓鄰居們充滿好奇。有時候是文森特帶他們過來的,有時候是他們獨自前來。從早到晚,都有人來來往往:有男孩和女孩,有時候由他們的母親陪伴著,有時候沒有;年輕人和老人都有——但從沒有任何尊貴的女士。從打扮來看,都不像是來拜訪的,因為他們都只穿著「平平常常的衣服」,並且很明顯,其中很多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別的衣服可穿。

這些都是文森特的模特。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尋找模特:施粥場、火車站、孤兒院、養老院,甚至是在大街上。一開始,他也想要聘請有經驗的模特,就像莫夫那樣,但是高昂的花費是他無法負擔的。此外,他經常喜歡和陌生人搭訕,請求他們為自己擺姿勢,並且樂此不疲。以一種勸說與威脅相結合的方式「獵取」(他自己的用詞)模特,非常契合他那傳教士般的思維模式。但是比起鄉下的埃滕,在海牙要想這樣做,困難要大得多,因為在埃滕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宣稱這是藝術家的權利。「在尋找模特上,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在到達後不久他就抱怨道。

一些人拒絕長途跋涉去他位於市郊的畫室;一些人答應去,但從未出現;一些人來了一次,之後就再也不會露面;一些人拒絕是因為不想「赤身裸體」;一些人可以來,但僅僅只限於週日;一些人不屑地拒絕他,因為他穿著破舊、沾滿顏料的衣服,還有一些人拒絕他,恰恰是因為他穿了一件體面的外套。當然,在任何時候,報酬都是關鍵因素。一些孩子為他擺姿勢,父母們往往要價不菲,文森特因此不得不去僱請孤兒。因為距離遠,模特們再次來這兒時,還會要求他支付額外的交通費用。他為了省錢,有時候碰到一個人,會要求對方待在原地不動,供他作畫。但當他真正開始創作時,他很快就發現這樣的狀況並不能讓人滿意。「結果往往是,我心中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希望他們擺這個姿勢的時間能夠更長,」他說,「僅僅要求一個人或一匹馬短時間站立不動,並不能滿足我的要求。」

一旦許諾的報酬、懇求或者甜言蜜語奏效,文森特成功地將某人帶到畫室之後,他就要開始成為他們絕對的主宰。「他一點也不和善。」其中一位模特回憶道。在他只有一間房的公寓的某處,他讓他們重新著裝,換上自己提供的衣服,然後固定他們的動作。參照自己的巴爾格練習、收藏的畫作以及之前的習作,他讓他們擺出其中的各種姿勢。他經常會讓同一個模特穿上不同的衣服,或者讓不同的模特擺出自己喜歡的姿勢,然後重複不斷地畫。他還重新設置了一些曾在街道上畫過的場景:沿著運河拖著繩子的男孩或在精神病院旁遊蕩的女人。他總是盡力讓每位模特擺出更多的姿勢,彷彿害怕這將會是他最後的一位模特。從前到後,從左到右,他會認真地畫每一個姿勢。

雖然工作速度非常快,但畫一幅畫通常至少也要半個小時——這還不包括尋找到適合的光線,調整好自己確實想要的姿勢;要知道,這個過程漫長而又乏味。當找不到合適的姿勢時,他開始仔細研究腦袋、脖子、胸部、肩膀、手、腳——用自己不知疲倦的鉛筆和炭筆窮盡每位模特的每一個方面,直到陽光從朝南的窗口消失。當冬天天氣稍微暖和一點,他會帶模特到室外,或者指示他們在特定時間和地點與他見面,這樣他就可以固定一幅作品之中人物的姿勢,或看到光線照射到他們身體上的哪個部位。他承認,無論對於模特還是他本人而言,這都是一份「艱難的工作」。當光線、姿勢或鉛筆讓他不滿意時,他會「暴跳如雷」,並從椅子上一躍而起,尖叫道:「真該死,這全部都是錯誤的!」模特們經常怨聲載道,有時甚至會直接摔門而出——正如在他人生的其他時刻,朋友們所做的那樣。

除了這些問題,文森特的模特總是不夠。在埃滕,他可以每天都有模特,因為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涉世不深的鄉下人,一周就只需要四法郎。但即便在那時,他也在抱怨模特不夠。在海牙,專業模特一天的要價就是四法郎,但他仍然會僱用他們,直到身無分文。很快他開始探訪海牙的風月場所,在這裡,只要支付少量的錢,窮人和無家可歸者就什麼事情都願意做。(要知道,接受救濟的母親們一周才只有三法郎。)業餘模特費用比較低,但這往往會促使他僱請數量更多的模特,並且頻率也更高。一個月之內,從早到晚,每天他都有模特。當找到喜歡的模特時,他會緊張地開出各種更誘人的條件,希望他們再來,包括固定工資(無論是否會用他們)、加薪和預付款。到了3月,通過這一方式,他至少同三位模特「簽訂了合同」,承諾每天支付兩個法郎:每月60法郎——幾乎是提奧給他的錢的三分之二。他已經開始計劃在夏天精心安排一次活動,畫裸體畫。

為了說明這筆不菲開支的正當性,文森特向弟弟灌輸每個可能的理由。他堅持認為,花在模特身上的錢越多,創作的作品也就會越好。他警告說,工作時如果沒有模特,結果只能是自己的「毀滅」,嘗試憑借記憶來畫人物太「冒險」。在他看來,模特們給了他成功所需的勇氣。他後來說,因為那些模特,他「無所畏懼」。他發誓,為了把更多錢花在模特身上,自己可以犧牲一切,從食物到繪畫用品。他說得斬釘截鐵,不久前他在泰斯提格和莫夫面前堅定擁護的原則卻被他完全忘卻。一方面,他宣稱人物素描具有道德優越感,因為它是「深入事物本質最不容置疑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則主張僱用模特作畫是保障商業成功的最可靠方法,還舉例說流行雜誌插畫家「幾乎每天都有模特」。

在邏輯不清的理由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刻的原因:在畫室裡,文森特主宰了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主宰著模特,或試圖這麼做。每一次面對模特,都被他視為一次為了爭奪控制權的戰鬥,並且只有兩種可能的結果:屈服,或者強迫對方屈服。在模特們身上,文森特說自己最欣賞的品質是「逆來順受」,他充滿渴望地談道「以自己的方式與模特們相處」,「讓那些為我擺姿勢的模特們無論在哪裡,無論多麼長時間,都能夠按照我的意願去做」。他總是喜歡把模特比作妓女,因為在他看來,這二者最大的美德就是言聽計從。他常常讓模特擺出屈服的姿勢——膝蓋彎曲、低著頭、掩著臉。說起模特時,他總是使用充滿強制和控制的語言。「管好模特,」他建議道,「不要成為自己模特的奴隸。」

醫生施加在病人身上的那種力量,被他奉為心目中的理想。「該如何消除病人的顧慮,並且讓病人完全按自己的意願去做,醫生總是非常清楚。」他不無嫉妒地寫道。他表示特別欽佩外科醫生,他們處理病人時非常「突兀」,也「不會擔心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傷害」。在觀察一位外科醫生的工作後,他發誓:「將來,我將嘗試以醫生對待病人的方式對待模特,也就是說嚴格控制他們,讓他們嚴格地按要求擺出所需的姿勢。」當時他最喜歡的畫作中,有一幅是這樣的:一群警察把一名罪犯摔到椅子上,以便拍照,竭盡全力地讓這位不停掙扎的嫌疑犯保持固定的姿勢。這幅畫作的名稱為《靦腆的模特》。

文森特與模特之間的鬥爭和他與材料之間的鬥爭類似(他說,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有靈性地傾聽並且服從」,而其他人則「無動於衷並且不情不願」),當然也反映了他同藝術之間更為宏大的戰鬥。「起初,藝術家總會遭到來自事物本質的抵制,」他解釋說,

《埋首坐在籃子上的女人》,1883年3月,紙上粉筆,英吋×英吋。

但如果你真的認真對待它,你將不會被它的阻力所阻礙……你必須和它短兵相接,並且以鋼鐵般的手腕……在和自然肉搏和戰鬥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它更加屈服和順從……這有時有點像莎士比亞所說的「馴服這位悍婦」。

只有在畫室之中,和模特們在一起,文森特才能在這一殊死鬥爭中佔據上風。在其他任何地方,對他而言,勝利都是那麼遙不可及:在家裡、在朋友圈中、在和導師的關係上,甚至是在對提奧永無止境地妥協的愛中。只有在畫室裡,他才彷彿可以獲得控制。只有在這裡,指揮著那些貧窮的、順從的模特,他才能使世界順從自己大腦之中的畫面。「要是能只與畫室裡的那些人打交道該多好啊!」他感歎道,「我個人無法和畫室之外的那些人相處,也無法讓他們做任何事。」

在這個由插畫師的拳頭粗暴地控制著的狹小世界中,文森特找到了一個新家。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他都會覺得自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極其弱小(一想到要去埃滕,「我就不寒而慄」,他說道)。在施恩韋格的畫室裡,從每天在這裡上演的統治與屈服的儀式中,文森特找到了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樣式,他曾試圖把這一樣式強加給父母及弟弟妹妹,但頻頻失敗。他選擇模特們穿的衣服,並設定他們扮演的角色。以父親般的堅定意志力,他讓他們擺出合適的姿勢:一位在窗口縫衣服的母親、一位做家務的姐姐、一位緘默地坐在火爐旁的父親。在吃飯時間,大家圍繞著一張笨重的餐桌一起用餐。他為孩子們舉辦晚會,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有時他還提供住所讓他們過夜。

他不僅小心翼翼地呵護自己掌管的領地,還一直操心模特們的情感健康,渴望用真誠的感情紐帶加強與他們之間的這種偽裝出來的關係。「我對模特們十分瞭解時,也就能把他們畫得更好。」他爭辯說。為實現這一幻想,對於可以僱用同一個家庭的不同成員來為他擺姿勢的機會,他是絕對不會放過的。在開始的幾個月裡,他僱用過一位婦女,以及她年幼的女兒和年邁的母親。「她們都是窮人,」他欣喜地說道,「並且非常配合。」

不久之後,文森特不出意料地渴望使這個殘缺的家庭變得完整。5月初,他寫信給提奧,說喜歡上了一個懷孕的妓女。他透露說,他私下資助她和她的家庭已經數月了。

他說他打算和她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