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週日，梵高一家都會身著肅穆的黑色服裝，從津德爾特牧師公館來到附近的教堂。然後，他們會挑又高又窄的講道壇前方一排特殊的位置就坐。文森特坐在講道壇腳下的位置，從那兒可以看到整個儀式。腳踏式風琴奏出尖聲的和弦，將四五十個禮拜者召喚到跟前。音樂還召來了身著黑色長袍、面容冷酷、踱著步子進場的執事，最終，牧師出現在了眼前。
這是個小個子男人，在人群中幾乎不顯眼。但在這兒，儀式令他出類拔萃。燈光反射在他的銀髮上，臉龐在黑袍的映襯下熠熠發光。硬領上顛倒的V字將他的身體襯托得像是一支箭。
接著，他登上講道壇。
頂上罩著銹跡斑斑的擴音板的講道壇懸在半空，四周圍有護欄，勉強能夠容下一個人。整個講道壇看起來就像一個眾目期待的貴重盒子，剛剛被打開，展示著其中的寶物。每個週日，多洛斯·梵高都會隆重地登上陡峭的階梯步入講道壇。文森特離得那麼近，以至於必須仰著脖子才能看著他的父親登上講道壇。
高高在上的多洛斯掌控著整個儀式：頌讚美詩，指揮奏樂，引導聖會進行禱告。在布道時——這是整個儀式的核心，他用的是高地荷蘭語，在布拉班特這類小地方鮮有人使用這種語言。如果他沿用本地風俗進行布道，那麼小小的教堂裡就會迴盪著維多利亞式華麗的辭藻和戲劇性的誇張手勢：慷慨激昂的演說、抑揚頓挫的音調、急緩不一的語速、強迫性的反覆、雷鳴般的高潮。他的手勢比平日裡的幅度更大，更誇張：每一次擺臂或每一個手勢都因巨浪般翻滾的袖口而得到了戲劇性的無限放大。
在津德爾特的新教徒眼裡，多洛斯·梵高不僅是上帝派來的使者，還是他們的領袖。不像其他教區的牧師，在這個邊區村落，多洛斯擔負起了小小新教群體的精神嚮導和領路人的雙重角色。新教聖會已經與周圍的天主教全體信眾割裂了所有必要的聯繫，牧師公館就成了會眾社交的場所和精神的寄托。梵高家的前屋每天都擠滿了閱讀、學習或到訪的教徒。
提奧多洛斯（多洛斯）·梵高
多洛斯還扮演著使節的角色，負責與大型天主教團體斡旋商談。當然，他的任務並非勸說津德爾特的天主教徒，而是避免在這個是非之地形成一教壟斷的局面。每當有什麼公眾慶典，文森特總會看到他的父親與鎮上顯赫的大人物們站在台上，身邊是剛當選的官員以及天主教的牧師。尤其是像公眾籌款、洪水賑災之類的活動，多洛斯責無旁貸地主持大局，地位舉足輕重，比鎮長捐贈的荷蘭盾還更受歡迎。這些公眾活動，和他戴著禮帽、拖著家小在鎮上漫步的情形，統統是在向津德爾特的天主教徒們宣示：新教徒們在這裡佔據了一席之地。
對於居住在廣袤又偏遠的鎮外的鄉村教徒來說，多洛斯還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些被禁止與信奉天主教的鄰里來往的宗教先鋒們，不但仰仗著牧師每週為他們帶來上帝的眷顧，更期盼另一樣更為重要的東西的到來：救濟金。連年的歉收給這個地區的農戶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食不果腹的農民只能依靠領取教堂的救濟金過活。作為匱乏的救濟金的配發者，多洛斯·梵高手中執掌著這些偏遠子民的生死大權。當文森特跟著父親來到鄉下時，農民們不只報以崇敬的目光，他們往往感激涕零，幾乎要叩頭言謝。
當生存本身都成問題的時候，多洛斯基本上拋棄了不必要的繁文縟節。尤其是在津德爾特這個邊陲之地，重要的是男人的鬥志、女人的多產，而不是教義的純潔與否。「我們都知道，現在討論宗教與道德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安娜·梵高表示。教區成員的名單，從路德會、門諾會到抗辯派，說明了一個真理：牧師和教會的存在需要具備實際的功用。多洛斯雖然不看重教條，卻對紀律要求甚嚴。只要沒有正當理由缺席一次禮拜，那麼生氣的牧師會立馬找上門來。人們戲稱他為「名副其實的新教小教皇」。對於懶散的教徒，他堅決嚴肅處理，痛斥那些敢於挑戰權威的「渣滓」。職位給他帶來的權力卻也讓他常常聲淚俱下地向教會控訴與自己的身份不相匹配的微薄薪水。
多洛斯也不知不覺地把領袖作風帶回了牧師公館。在梵高家，禮拜似乎永遠不會結束，它只不過轉移到了前廳。那兒的碗櫃裡堆滿了聖餐餅盤、聖盃、《聖經》及各類讚美詩。衣櫃頂端放有一尊耶穌像。門廳上懸著用成雙的玫瑰裝飾的十字架。整整一周內，梵高家的孩子們都要聽父親用怪異的教堂腔調講道。前廳聖壇的聲音可以抵達小小牧師公館的每個角落。每晚在餐桌前，他們都能聽到同樣的禱告：「主，讓我們團結一心。讓我們因對你的愛而更親密無間。」
不講道和不禱告的時候，多洛斯總遠遠地離開他日益擁擠的家庭。情緒化且不喜熱鬧的多洛斯總愛把自己關在書房裡閱讀和準備布道，只與他的貓做伴。愛好填補了他的孤獨：他愛抽煙斗、雪茄，還愛小酌幾口。幾小時的獨處之後，他會「輕鬆地散會兒步」。這些漫步在他看來是「大腦的滋養品，最能啟發人心」。多洛斯時常生病。一旦病倒，他會變得更情緒化，拒人於千里之外，因為他篤信「少露面，病就去得快」。自我監禁的日子讓多洛斯變得「煩躁、古怪」，他甚至拒絕食物，一心認為禁食可以加速他的康復。
就像那個年代多數的父親一樣，多洛斯自視為「上帝的化身」，在家「可以行使等同於上帝的權力」。不論是管轄的教區還是家庭，他的眼裡容不下「分歧」的存在。一旦他的權威——上帝的權威——被挑戰，多洛斯二話不說，便「勃然大怒」。文森特很早就知道，讓父親失望就意味著讓上帝失望。多洛斯認為：「賦予天下父親以榮耀，與上帝恩寵萬物如出一轍，天經地義。」冒犯了前者就等於衝撞了後者，拒絕了其一就好比拒絕了全部。後來的日子裡，當文森特試圖為自己的罪孽找尋救贖時，他無可救藥地將「父親（father）」與「主（Father）」混為一談，並發現無法得到任何一方的救贖。
然而，除了「教皇般」威嚴的一面，多洛斯·梵高也會循循善誘，讓孩子們規規矩矩。這個多洛斯不會「懷疑」，或者「評頭論足」，他只會提供「支持和鼓勵」。倘若不小心傷害了孩子們的感情，這個多洛斯會主動賠不是。倘若孩子們病了，他會陪伴在他們床頭。這個多洛斯宣稱他「人生的目標便是與我的孩子們相伴，為我的孩子們而活」。
文森特有「兩個」父親。因為在那個時代，父性本身就面臨著危機。19世紀中葉，法國大革命挑戰了世俗世界與教會世界等各個領域的權威，深入到了以社會契約為本質的家庭的核心。當時最流行的父親手冊上說，「像奧林匹斯山的眾神一般的」主宰家庭的傳統父權形象，已成為了舊體制的化石和遺骸。現代家庭應該像現代城邦一樣「擁抱民主」，應基於「對他人的尊重」，而非等級觀念或恐懼。書中建議，父親應該走下他們的「寶座」——和聖壇，「多參與孩子們的生活」，「聆聽他們，做他們的朋友」。
多洛斯·梵高牢牢記住了這些。在信中，他告訴九歲的兒子提奧：「爸爸希望成為你的兄弟。」
邊陲小鎮津德爾特要求他做一個嚴父，而他所屬的社會階層卻期望他成為一個現代的父親，多洛斯在兩個角色間搖擺不定。面對文森特危機四伏的童年，多洛斯的為父之路格外曲折。熱切的示愛中總隱藏著猛烈的批判（「倘若你們陰雲籠罩，還叫我們如何安心」），苦口婆心、好意奉勸之後總有一番疾風驟雨的譴責（「我只想讓你知道有些事情必須由你自己去解決……如果我們不坦白我們的想法或者隱瞞事實，那就毫無忠誠可言」）。他聲稱尊重兒子的「自由」，但卻不遺餘力地對其加以聲討，以「胡鬧」責備兒子讓父母「傷心難過」。
對於一個孤獨和需要撫慰的孩子來說，這是一個無以抗拒的陷阱。文森特開始情不自禁地效仿這個每逢週日便登上講道壇的遙不可及的人物。他用同樣婉轉迂迴的方式說話，用雙重標準看待問題。在公眾場合，他同樣會感到羞怯，而私下裡，他同樣會被理性主義誤導，試圖一一剖析自己的情感。一如父親多洛斯，他小小翼翼地接近外面的世界，笨拙地應對挑戰，一旦覺察到藐視，便同樣偏執地憤恨相對。兒子的孤僻內向源自父親的深居簡出，父親的多愁善感導致了兒子的喜好沉思。和父親一樣，文森特急於彌補自己的挫敗。後來的收藏和繪畫都說明文森特下意識地模仿多洛斯長年在閣樓書房的獨處。父親雪中送炭，替人解憂——因而被敬重愛戴，這成了成年後的文森特夢寐以求的形象。這樣的形象也成了他的生活和藝術抱負的驅動力。他曾由衷地表示：「像爸爸那樣生活該有多麼榮耀。」
千方百計試圖贏得父親眷顧的文森特面對的卻是一個苛刻頑固的多洛斯。多洛斯堅稱快樂來源於「純真信仰」，一個像文森特那樣悶悶不樂的兒子注定無法得到上帝的厚愛。多洛斯篤信「與人結交，才能成人」，文森特的自閉讓他永遠只能做一個游離的流浪者。多洛斯竭力敦促他的孩子們「為團結與相聚而獨立」，但文森特的倒行逆施只能不斷成為家庭和諧的絆腳石。多洛斯勸誡孩子們「總對生活保持熱情」，但文森特在學校，甚至牧師公館裡表現出的孤僻像是擺出了一副否定生活的姿態。
發自內心想要為兒子提供幫助的多洛斯還是沒能在心底接受文森特。他總忘記他的承諾，忍不住不苛責他那個隨心所欲、古怪執拗的兒子。父親一次次違反諾言讓父子倆不斷被激怒，不斷否定與自責。文森特不論如何掙扎，都難以逃脫這樣的狀況。
在被家庭佔據了一切的童年中，只有另一個人物有份量匹敵多洛斯在文森特心中的地位，那便是他的伯伯，畫商文森特·梵高。其他的親戚要不是經常來訪，就是在外過著精彩的生活（比如伯伯簡就曾環球航行，還曾在東印度群島服役）。但「森特伯伯」有雙重理由來佔據文森特內心的位置。首先，他娶了安娜·卡本特斯的妹妹科妮莉亞，讓梵高家與卡本特斯家親上加親；其次，由於某些至今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與妻子並未生育子女。這些因素讓森特把兄弟的孩子們視為己出，也讓他和小文森特，這個同名的侄兒，如父子般親密。
文森特小的時候，住在海牙的森特伯伯時常來訪。分別兩載，森特和多洛斯的相貌還是這麼相似（一樣矮小的身板，一樣沙褐色的頭髮）。但兩人的相似也僅止於此。與不苟言笑的父親多洛斯比起來，森特伯伯整天一副俏皮快活的樣子。多洛斯喜歡引經據典，而森特伯伯有一肚子故事。他們選擇的妻子也性格迥異。母親安娜實施嚴格的棍棒政策，而姨媽科妮莉亞卻把本該留給自己孩子的溺愛統統傾注到了姐姐的孩子們身上。
伯伯森特·梵高
兩個家庭最大的區別——這個區別在每次碰面時總格外醒目——就是錢。森特伯伯很富有。夫婦倆總打扮得一絲不苟。他們的故事中充斥著國王、王后、貿易大亨，絕不會有農民、商販的影子。他們住在海牙一座豪華的宅邸裡，而不是鄉下擁擠的牧師公館。文森特九歲時，森特搬往巴黎，連續購置了多處能讓他們不停吹噓的漂亮公寓和別墅，與幾乎從未走出津德爾特這個貧瘠島嶼的父親相比，森特伯伯似乎踏足過全世界。在父母驕傲地給孩子們讀的一封又一封來信中，文森特跟隨伯伯的足跡一一走過了意大利的古城、瑞士的山川（少年文森特一直嚮往山川），以及南法的沙灘。森特在裡維埃拉過夏天，每個聖誕節，他會從一個個「迷人」的地方給冰冷的牧師公館捎來問候。在那兒，「隨處可見」各種只能在荷蘭大棚裡生長的奇珍異果。
文森特一定很想知道，為什麼形貌相似的父親和伯伯會過上如此不同的生活，為什麼同一個家庭會哺育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男人。
這樣的矛盾深深扎根於梵高家族的歷史。15世紀，定居於威斯特法利亞一個名叫「高」的小村莊的先民們走出了萊茵河谷，開始了他們的神職生涯。梵高家族的後人們呈扇形散佈在了各個低地國家的修道院裡。據家史記載，一個世紀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傳教過於狂熱，以至於「挑起了爭端」——在一個飽受宗教戰爭蹂躪的世紀裡，這算得上是一項相當嚴厲的指控。
這些早期的傳教士身處在一個對上帝和金錢抱有複雜矛盾情緒的社會裡。初來乍到的加爾文教徒們對「骯髒的不義之財」的譴責顯然與這片需要依靠資金來維持產業與貿易的貧瘠土地格格不入。但是，獨出心裁的荷蘭人總能將追逐利益的本能與精神抱負奇妙地相結合：富人們會為他們的「財富」而略感慚愧，同時又宣稱這是上帝的恩賜；生意失敗或者破產則被視為不可饒恕的大罪。
17世紀定居海牙的梵高家族同樣嗅到了荷蘭獨有的商機。他們率先做起了裁縫生意，利用自己的技術來滿足對奢侈品的新興需求。既要保持新教徒式的質樸，又要競相賣弄精緻的財富，黃金時代的荷蘭市民們紛紛指望他們的裁縫想到好辦法。肅穆得體的黑色荷蘭禮服上開始跳躍著金線和銀線。17世紀中葉，梵高家族已經不再致力於塑造人的心靈，而是開始擺弄貴金屬。備受褒獎的裁縫大師格裡特·梵高將無數沉甸甸的金線繡進背心、披肩和夾克。自大衛·梵高出世的1697年起（同年出世的還有格裡特·卡本特斯），梵高家族已經完全開始專注於他們的貴金屬買賣：從制服到尿布，他們製造的金線已經遍及荷蘭上流資產階級文化圈的每個角落。
梵高家族的另一些成員則將精神與世俗追求結合起來：有的成為了修道院律師，有的同時擔任醫生和牧師二職，在治療身體的同時療愈心靈。更常見的情況是，一個家庭的兒子們扮演不同的角色。大衛·梵高的小兒子簡繼承了家族的貴金屬買賣，哥哥文森特則成為了一名藝術家。這位文森特於18世紀40年代的某個時候來到了法國首都。也許就在那時，巴黎人記住了「梵高」這個名字。與其他同名的祖先一樣（每一代都有那麼幾個文森特），這位畫家文森特一生坎坷，走過了一段非比尋常的人生道路。闖蕩歐洲大陸之後，畫家文森特又自詡為雕塑家。他有過四次婚姻卻無子無女。弟弟簡的兒子約翰內斯繼承了家族利潤豐厚的金線生意，最終卻全身而退，專注於福音布道——至此，繞了一個大圈子後的梵高家族又回到了起點。
約翰內斯用他無後的藝術家伯伯的名字文森特來命名自己的獨子。64年後，這位文森特又將同樣的名字傳給了自己的孫子，也就是畫家文森特·梵高。
約翰內斯的兒子文森特選擇跟隨父親的腳步成為一名牧師。但他依然陷入了選擇金錢還是選擇宗教的矛盾之中。這種矛盾情緒縈繞了他的家族足足兩個世紀。同父親一樣，文森特娶了個家境殷實的妻子，並且只在富裕的聖會物色職位。佈雷達是拿騷王室的舊址，在天主教管轄的布拉班特的北部。在那兒，文森特為一位前程似錦，又對物質生活極有品味的牧師謀得了一個理想的職位。他把自己的大家庭（最終有13位成員）安置在了城市主幹道凱瑟琳大街上的一幢大房子裡。
這個體面的差事讓文森特很快進入了教會在天主教管轄的南部的傳教組織「繁榮社」的領導階層。繁榮社將其職責定位為投資，而非傳統的慈善。它在天主教區域內秘密地——為了避免與天主教勢力衝突——購置農場和宅地，然後安排有需要的新教徒來經營。像所有投資者一樣，繁榮社期望投資帶來回報——租金以及人口的回報，為布拉班特岌岌可危的新教教會輸送新鮮血液。42年以來，文森特一直扮演著教會「出納員」的角色，以經濟回報和精神救贖的雙重許諾成功招募了成百上千名農民。
梵高牧師鼓勵他的孩子們努力工作，勤於禱告，認真生活，但也在不經意間向他們灌輸了自己的資產階級理想。打開家史，可以看到滿是對瓷器、銀器、傢俱和地毯的熱切描述，薪水增加和支付開銷的種種細節，對錯失的晉陞機會和揮霍的遺產的惋惜，以及對擁有勝過租借的讚頌。
然而，不足為奇的是牧師的六個兒子沒有一個對神職抱有興趣。接二連三地，他們一個一個雄心壯志地開始了他們的社會或者金融事業。大兒子亨德裡克（暱稱海因）在圖書市場發現了商機，並在21歲時在鹿特丹開了一家自己的書店。他也娶了一位有錢人的女兒為妻。二兒子約翰內斯（暱稱簡）在荷蘭海軍服役。三兒子威廉成為了一名軍官，小兒子康納利斯（暱稱科爾）則成為了一名公務員。
繼承衣缽的願望至此落在了與牧師同名的文森特（暱稱森特）身上。但森特的身體很快被猩紅熱擊垮。他虛弱的身體已經無法應對成為牧師需要付出的學習努力。我們已經無法得知到底是如他所述的他那「劇烈的頭痛」，還是他對父親宗教事業的冷漠，讓他立即終止了學業。在鹿特丹給兄長海因當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學徒後，他前往海牙，在那兒的一間顏料店裡工作，過著擊劍、社交和玩弄女人的單身漢生活。
這樣看來，提奧多洛斯成為了唯一的人選。
在40年的布道生涯中，多洛斯·梵高讚頌過上千個意象、詩篇和寓言。但只有一個意象對他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播種者。「因為人種什麼，」保羅曾在《加拉太書》中寫道，「就會收什麼。」對多洛斯而言，保羅的收穫不僅指世俗的歡樂，更意味著精神上的回報。每當他給在津德爾特的鹽鹼地裡勞作的農民講述這個故事時，播種者便成了面對困難堅持不懈的楷模。他那徒勞的努力，和他們的一樣，彰顯了克服任何阻撓、戰勝任何挫折的堅持的力量。「只管想一想被那些目光短淺的人們拒絕的土地，」多洛斯講演道，「終究因為播種者辛勤的勞動結出了美好的果實。」
如果說堅韌的播種者的故事確實對多洛斯·梵高有某種特殊意義的話，那只能說他本人便是這樣一個播種者。
多洛斯的整個童年可以說是一場掙扎。根據妹妹米特耶在家史中的記載，他自1822年出生，便「身體羸弱」，之後似乎再沒有恢復過健康或精力。他直到兩歲多才學會走路。一輩子都頂著一副矮小的身材。作為11個孩子中的老七，六個兒子中的第五個兒子，他幾乎不瞭解他的父母。他遺傳了父親「英俊姣好的容貌」，卻沒有繼承他機敏的頭腦。學業上的體面和成功來自他的勤奮練習而非卓著的能力。多洛斯向來以「有條不紊」和勤奮著稱——他是個每天清晨5點便開始學習的「好學生」。
疾病是多洛斯童年時代的常客，他甚至曾想過當一名醫生。1840年，對於一個內心萌動著完美主義的上進男孩，一個家教甚嚴、父親的職業仍處於上升變動期、無法獲取安定感的牧師之子來說，醫生是個理想的職業。他甚至考慮去東印度群島應徵入伍，因為在那兒他可以享受免費的醫學訓練。但當父親將希望最後寄予在了多洛斯身上時，他無法違抗父命。
神職決不是多洛斯的第一選擇。像哥哥森特一樣，多洛斯很享受加拉太人曾沉溺於其中的世俗快樂。多洛斯曾引用他最喜愛的一首詩歌來形容他的青春年代，其中的措辭洋溢著荷爾蒙的味道。青春被他比作了「一塊賞心悅目的麥田，在清晨的風中咆哮、扭動和膨脹」。他承認，學生時代充斥著種種「親密關係」和「瘋狂之舉」。多年後，面對被荷爾蒙打敗的兒子們，多洛斯也不禁承認：「我在年輕的時候何嘗不也是這樣。」
他在烏特勒支的大學生活過得十分孤僻。但在冥冥之中，他被賦予了這項責任，不論這片理想的土地多麼貧瘠，多麼毫無希望，他也立志要幹出一番事業。「選擇成為一名牧師我很高興，」抵達烏特勒支後他這樣寫道，「我發現這是一份美麗的職業。」他在學業上嘔心瀝血，以至於屢次病倒，有一年甚至還生命垂危。
在19世紀中葉的荷蘭，只有少數懷有盲目理想的人會將神職視為一份「美麗的職業」。事實上，1840年，荷蘭歸正會正經歷劇變。在革命和科技的雙重浪潮下，神學已經漸漸不被視作真理。僅僅五年前，德國神學家出版了《耶穌的一生》一書，書中不僅將《聖經》視為歷史書籍，更宣稱耶穌不過是肉體凡胎，這給西方基督教帶來了致命的一擊。
津德爾特教堂
多洛斯開始牧師學習之際，神學對荷蘭的思想壟斷漸趨瓦解。強大的新興資產階級要求一個少懲罰、多寬容的宗教——一個能夠允許他們一面沐浴上帝的恩澤，一面享受新積累的財富的現代宗教。由此，新型的荷蘭新教應運而生。自稱為格羅寧根運動（名稱來源於多數支持者在荷蘭北部接受教育的大學的名稱）的荷蘭新教以《聖經》中伊拉斯謨式的人文主義為典範，拒絕舊教條。它信奉的是新型的基督，將歷史上的基督（譬如他曾在1800年前生活在地球上）與作為精神象徵的基督合二為一，後者使得「人類更接近上帝的形象」。作為對《耶穌的一生》毀滅基督神話的反擊，格羅寧根人重新推出了托馬斯·厄·坎佩斯的《效仿基督》，這是一本創作於15世紀、指導世俗世界的人們如何像基督一樣生活的袖珍指南。「在世俗世界渴望永恆。」《效仿基督》這樣建議。這就意味著，只要在心中「與基督合為一體」，那麼即便是富人也能受到神祐。
即便是多洛斯的家人也曾認為他沒有公眾演講的「天賦」。他的布道長篇大論，令人費解，充滿了格羅寧根人的枯燥沉悶——一如他的字跡，像兒子提奧形容的那樣，「精美卻難以辨認」。更糟的是，他的聲音也不平穩，還常常忘詞甚至混淆詞義。在早年的一次布道中，多洛斯為了清嗓，含了一粒糖，搞得大伙十分費解，聖會甚至「以為他的發聲器官出了問題」。
但多洛斯堅持了下來。最終，在1849年1月，在經歷了三年的拒絕後，他獲得了靠近比利時邊境一個叫作津德爾特的偏遠鎮區的職位。這位即將就職的牧師把他的教區稱為「充滿希望的土地」，但事實上，堅韌的農民已經找不出比這更為貧瘠的土壤了。家史的字裡行間都透露著樂觀，將這份新工作稱為多洛斯的「理想職位」，並附上了一首名篇讚頌古樸的鄉村教區。但津德爾特的現實與詩人浪漫的遐想相去甚遠。這個新教區被虎視眈眈的天主教重重包圍，勢單力薄。家人的歡欣雀躍也掩蓋不了津德爾特教區處於荷蘭歸正會最底層且前途未卜的殘酷事實。「這個群體一開始就勢單力薄，」多洛斯不無憂慮地寫道，「近兩個半世紀以來都沒有起色。」
未來似乎更加灰暗。連年的土豆疫病和莊稼歉收讓農戶們窮困潦倒，甚至食不果腹。如果能找到喂牲口的糧食充飢已是幸事。去教堂的路上，總能遇上成群絕望的破產農民遊蕩在鄉野，他們乞討或偷盜。小小的教區還多次被傷寒侵襲，無論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沒有逃過疾病的肆虐。面對死亡和貧困，津德爾特少量的新教人口在十年內就萎縮了一半。
1849年4月，多洛斯開始在這片毫無希望的荒野之上耕耘。他帶來了從海牙迎娶的妻子安娜·卡本特斯，表現出了對未來的信心。他從津德爾特一小撥富有的新教徒那兒籌措資金，買進一架風琴。在繁榮社自助精神的指引下，他安排佈雷達的地毯製造商為教區寡婦提供紡車，後者按生產出的紗線數量獲得酬勞。儘管百般艱難，他還是削減了教堂的福利救濟金——要把農民從教堂所有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必要時還須使用武力，結局通常很悲慘。
對多洛斯·梵高來說，播種與收穫並不僅僅只是隱喻。像父親一樣，除了沒有親自去耕地，多洛斯一直在為布拉班特奔波忙碌。作為教會的行政首領，他確定要購置的土地和田產，評估土壤、排水系統和牧場，協商租約，指導農民如何排水、播種和施肥（對津德爾特的鹽鹼地而言，這些都至關重要）。他還是個嚴格的經理人，根據租戶的技能、舉止、清潔度和勤奮程度將他們劃定等級。他的老婆是否愚蠢、輕浮或者邋裡邋遢？他是有太多的孩子要養育，還是沒有足夠的牲口堆肥？對於那些表現良好的農戶，他會幫助他們免於貧困和債務。作為代表，多洛斯還向致富委員會——「佈雷達的大人物們」，他這樣稱呼他們——申辯教會有特殊的職責來庇佑「這一小群在生死關頭的同胞」。
但即使是生死關頭的士兵們也需要先接受審判。荷蘭上帝善解人意，但他的耐心和錢袋都是有限的。倘若一位農民去世，他的妻子無法過活，那麼多洛斯就會驅逐他的妻子，公開拍賣他的財產。感染傷寒的家庭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在教會的指示下，多洛斯驅逐了死者的遺孀和十個子女。有個寡婦懇求說，她無力養育五個孩子，除非走上賣淫之路。「大人物們」也依然無動於衷。在多洛斯以工代賑的計劃中，當地毯商埋怨寡婦們生產的紗線質量低劣時，教會二話不說便將合同終止。士兵和寡婦統統屬於無利可圖的群體，所以他們只能自尋活路。況且正如津德爾特的鎮長所說的：「教會的仁慈只會養出一群懶人。」
不論事關上帝還是金錢，在荷蘭人眼中，成功的核心在於自給自足。荷蘭人的精神追求與世俗抱負在這個基本層面上取得了一致。不論是這一世還是下一世，單有虔誠或者虔誠的勞作——用「眉間的汗水」掙得「一日三餐」——還遠遠不夠。沒有起碼的世俗成功，又談何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成功呢？
這就是多洛斯對他的佃戶和兒子文森特的教誨：「頂天立地便能光耀門楣。」不能自立就不能獲得自尊。「一定要學習獨立，」提奧·梵高在給弟弟科爾的信中寫道，「否則會給你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多年後，在聖雷米精神病院，文森特從病房裝有鐵條的窗口望著荒野中的播種者——那個在他的畫作中永恆不朽的播種者，他也不禁要悲悼呈現在他眼中的懶惰與荒蕪。在一封家信中，他曾責備農夫們的懶散。他寫道：「要是他們耕種得更勤快一點兒，這些農田完全可以產出三倍的收成。」
文森特和多洛斯一樣，認為世俗世界空無一物：沒有自然，沒有宗教，沒有藝術。一切人和事，都只有在這一世取得成功，才能在下一世獲得希望。
多洛斯·梵高繼承了祖先的神職工作，他的哥哥森特則投身於這個家庭的另一項傳統追求：發財致富。海牙兩年奢華的單身漢生活已經引起了父母的極度不滿。家史曾隱晦地記載：「他們有眾多不滿。」顯然在父母的堅持下，森特離開了家，也不再繼續給他荒淫的堂兄工作。他在1841年在離史佩街幾個街區的地方開了一家賣顏料及美術用品的商店。
光顧商店的客人大多像他一樣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他們屬於錦衣玉食的資產階級，有時間和閒暇來享受藝術。魅力十足、擅長交際、機智爽朗的森特自如地出入於海牙藝術圈裡的頂級畫室和一個個煙霧繚繞的藝術家酒館。他白天練劍，晚上參加派對。他打扮帥氣，在業餘戲劇演出中嶄露頭角，還愛好歌唱。他的某個夥伴這樣回憶：「我們這一夥是多麼歡快，多麼神采飛揚。」
也許正是在資產階級社交圈裡的如魚得水讓森特發現了致富的商機。19世紀中葉，荷蘭乃至歐洲的中產階級正爭相買進藝術品。歐洲人廣泛持有巨額資金，喜好攀比的人口不斷擁入，不論是廉價的木版畫還是昂貴的蝕刻銅版畫，奢侈藝術品的銷量劇增。資產階級新貴的家中堆滿了古典歷史人物畫、自然風光畫、靜物畫和宗教畫。
在尼德蘭，同一波懷舊的浪潮不但導致了成百上千本荷蘭歷史書籍的出版，同時也催生了一大批奇詭、瑰麗、自我陶醉的荷蘭歷史風俗畫。以黃金時代的勝利與輝煌為題材的作品（尤其是倫勃朗的作品）炙手可熱，被掛在客廳的牆上。荷蘭人，像歐洲其他地區的人們一樣，也感受到了從南方輻射而來的這股狂熱潮流。這些流行畫作不是營造了一個個神話般的場景，就是塑造了一個個盛裝的騎士。報紙和雜誌不遺餘力地吹捧年度巴黎沙龍評選出的畫家和畫作，推波助瀾地刺激了對藝術品的需求。而資產階級新貴們紛紛爭先恐後，不遺餘力地在這波新興的潮流中大肆購買。
19世紀中期，森特·梵高的小顏料店成了海牙為數不多的幾個出售藝術品的場所。1846年，店舖生意蒸蒸日上。當年3月，森特前往巴黎拜訪畫作的供應商——準確說來，幾乎全歐洲出售的畫作都由他供應——阿道夫·古庇爾。這個高個、刻板的法國男人很快喜歡上了這個身材矮小、伶牙俐齒的荷蘭年輕人，後者身上散發出來的逼人的青春氣息尤其令人折服。古庇爾本人也是年紀輕輕白手起家。從1827年蒙馬特大道上的一家小店面開始，他已經創建了一個藝術品的帝國：在他的壟斷體系中，除了巴黎的幾家店舖、倫敦的一個分行和紐約的一個代理，還有一個龐大的藝術品生產機構。在那兒，各個等級的雕刻師和畫家給他的店舖——以及全歐洲像森特·梵高這樣的經紀人——提供任何尺寸、主題和價位的畫作。
從巴黎回來的森特有了新想法。同年，多洛斯成為了一名准牧師。1846年，森特·梵高立志發財致富。結束了浪蕩生活的森特終於在30歲時，選擇了與另一位生意蒸蒸日上的荷蘭商人，書籍裝訂師格裡特·卡本特斯的小女兒科妮莉亞·卡本特斯結為連理。當發現妻子無法生育時，他便讓妻子也加入自己的生意，以便節省開支（對精明的森特來說，開源節流向來是件要事）。
憑借足以打敗虛弱身體的活力，以及有如他那位法國導師般敏銳的經紀人頭腦，森特很快在荷蘭複製了阿道夫·古庇爾的成功（一位朋友形容他是個「細心……聰明……深謀遠慮的商人」）。他的座右銘是：「沒有什麼是賣不出去的。」
森特很快領會了古庇爾精神的精髓：畫作是商品，而非獨一無二的藝術品。一個成功的畫廊經紀人只有摸準了大眾的品味，才能尋找到與之匹配的畫作。古庇爾對流行畫作的眼光是驚人的。森特很快練就了同樣的本事。不久以後，巴黎對海牙的單向供貨變成了巴黎與海牙間雙向的互補：古庇爾送來模仿法國油畫的最新潮作品，森特向古庇爾的複製工廠輸送他認為「有銷路的」荷蘭藝術家的作品。在馬不停蹄的傳輸中，他向歐洲大陸輸送了畫作、畫家，甚至整個流派，滿足了對撫慰、感傷、時髦、裝飾等各類藝術源源不斷的需求。像古庇爾一樣，他出售各種形式、尺寸和價位的油畫。19世紀50年代中期，照相複製技術的發展使兩人得以利用廉價又不限量的凹版印刷擴大存貨，他們開發了面向中產階級群體的龐大市場。50年代末期，古庇爾已經建立了一整個工廠來滿足大眾的新需求。
當森特不遺餘力地購入和在櫥窗中展示熱門藝術家的暢銷作品時——譬如阿里·謝弗的宗教喜劇和羅莎·博納爾的動物畫作，他也在不斷提攜那些尚不知名，但他認為潛力無限的荷蘭、法國與德國藝術家。他在店內陳列（有時甚至買入）他們的作品。他時常向年輕的、有前途的藝術家提供物資（甚至金錢）並以此而出名。但這算不上施捨。像「佈雷達的大人物們」一樣，森特將這些視為額外投資。他一定會收入他們的作品作為交換。他從不買入、售出或支持那些風格不入眼的藝術家。最終，這些藝術家還得像那些寡婦一樣，依靠自己過活。
森特的努力得到了荷蘭商業之神的眷顧。1848年，另一場法國革命爆發，鐵路設施大肆興建，殖民帝國危機四伏，歐洲大陸的經濟風雨飄搖。面對世事無常，人人似乎都開始嚮往藝術。海因·梵高受到弟弟成功的鼓舞，開始在自己的書店裡出售油畫。1849年，他最小的弟弟科爾也在阿姆斯特丹開起了售賣書籍和油畫的店舖，並因此發財致富。40年代末，森特位於史佩街的小店被冠上了新名號：梵高國際藝術館。從此，在荷蘭內外，梵高這個姓氏成了畫商的代名詞。
隨著生意的興隆與擴張，森特遲早會與阿道夫·古庇爾抗衡較量或通力合作。1861年2月，在會面以後第15個年頭，兩人坐在古庇爾位於夏普塔爾大街氣勢恢弘的酒店中的新巴黎總部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多年來，與森特相比，古庇爾變化更大。幾十年來紅紅火火的生意帶來了巨額的利潤。但沒有什麼比夏普塔爾大街9號更能彰顯他的成功。這座五層的石灰岩建築，沿襲了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時的宏偉氣勢與帝國式的精緻風格。裡面有堪比皇家博物館的畫廊，有為聲名顯赫的藝術家準備的畫室及繪畫設施，還有供參觀的顯貴小憩片刻的富麗堂皇的休息室。
不能不說這樁買賣是布拉班特40歲的牧師之子的人生轉折點。雖然嚴格說來，森特將扮演合夥人的角色（古庇爾持有40%的絕對股權，森特持有30%，剩餘的30%在古庇爾的合夥人利昂·波索手上），但事實上，這項協定免除了森特所有的經紀人職責，為他創造了一生享受特權的機遇，並迅速將他推上了新貴的寶座。
當年年底，海牙的店舖從窄小的史佩街搬往繁忙的普拉茨大街奢華的新店面，並且有了新的名字——「古庇爾和西」。新店舖名義上由梵高家的一位親信打理（海因已於1858年賣掉了鹿特丹的書店，現在為他成功的弟弟工作），並引進了大量法國油畫——熱羅姆的東方幻想和布格羅眼神悲傷的女孩，與價格低廉的荷蘭風景畫和風俗畫一道成為了主打產品。當然，畫廊會提供「畫作的完整目錄庫存清單」，森特在感謝信中對客戶這樣保證。新店開張的幾個月後，森特就與夫人離開海牙，前往古庇爾在巴黎的高級寓所。
他周遊各地，似乎肩負起了古庇爾帝國國際大使的職責。在1867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古庇爾的印刷品獲得金獎，並由森特作為禮物贈送給荷蘭國王威廉三世。維多利亞女王也對油畫頗有興致，森特來到巴爾莫勒爾堡，代表古庇爾公國面聖。只是虛弱的身體使他不能前往公司位於紐約最繁忙的分行。但不論公事還是家事讓他回到荷蘭，他都會坐鎮普拉茨的新店。人們也繼續稱那兒為「梵高大本營」。1863年，他說服新合夥人在布魯塞爾開設了另一家分店，並任命海因為經理。
坐享財富的森特生活得越來越閒適。像那些讓他發跡的上流階層那樣，他也開始了自己的藝術收藏。一開始，他購置油畫只是為了支持藝術家朋友，穩固版權，或僅僅為了增加庫存。而現在，收藏對他而言，純粹象徵著佔有的樂趣，成為了炫耀的資本。他忙著懸掛日益增多的藏品，樂此不疲地在一間間富麗堂皇的藏室裡變換著藏品的擺放方式。1865年，他在堪稱巴黎最為時髦的漫步道（女王大街旁的馬拉科夫大街）覓得一處宮殿般的城市住宅。森特的新宅坐落在高聳的凱旋門與布洛涅森林之間，可以近距離俯瞰來往遊人的環湖之旅。在巴黎生活得最為「精緻」的人們，每天也在此川流不息。
但巴黎也不是每個季節都如此完美。因此，1867年到1868年的冬季，森特動身前往南部過冬——侄子文森特在20年後也是如此，同時也躲開了妨礙他享受閒暇的呼吸道疾病。他在尼斯外的海濱小鎮芒通安頓下來。從那兒，可以俯瞰蔚藍海岸的藍色海水。20年來，他和科妮莉亞幾乎每個冬季都會來到這裡。鎮上大飯店的服務讓人如此著迷，他們也就不再需要花費心思購置宅邸了。
夏天，森特會回家鄉避暑。在普凌桑那格，他建造了一棟甚至比津德爾特鎮公所更為堅固宏偉的別墅。裡面有一個英式大花園，除了溫室、馬廄和馬車伕的居室，眼下最時髦的貴族裝飾品一應俱全。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畫廊」，令那些舊式大宅黯然失色。
1867年11月，未老先衰、氣喘吁吁的森特在47歲那年摘取了國家最高榮譽。奧蘭治王儲之子，威廉三世國王授予了金線商之後文森特·梵高橡樹桂冠騎士的爵位。
森特受封四個月之後，他那桀驁不馴的同名侄子就從蒂爾堡學校出走，毫不光彩地回到了津德爾特牧師公館。對他的父母來說，榮與辱之間的落差尤為難以接受。文森特如果不能延續家族的良好名聲，不能肩負效忠上帝的使命——事實越來越說明他不能或者不願去做，那麼唯有在商業上大展宏圖才能顧全體面，光耀門楣。
文森特本人十分猶豫不決。「我必須要選擇一份職業，」他這樣回顧這段歲月，「但毫無頭緒。」接下來的大半年（1868年）裡，他都在無所事事中度過（「離開太可怕了。」他表示）：他對牧師公館，對家百般留戀。父母則一次又一次試圖將他推往外面的世界。他卻流連在曠野，搜集甲蟲，在閣樓上把玩「藏品」，充耳不聞街坊教徒對這個古怪、懶惰的男孩的議論與閒話。
森特伯伯愈是事業有成，安娜夫婦對文森特就愈加期待。膝下無子的伯伯一生攬得無數榮譽，他的財產也雪球一般越滾越大——長久以來，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為繼承權會落在文森特身上，文森特卻拒絕抓住這個機會，這不得不讓人匪夷所思。無疑，大家都認為森特一定對自家人格外慷慨。這一點早在文森特開始田園遊蕩之前就已明確了。那時，海牙總店的經理意外去世，森特將這個炙手可熱的職位給了一個23歲的外姓職員。顯然，對這個年輕、活力四射的外姓人的任命給大家傳遞了一個再清晰不過的信息——唯有文森特似乎還茫然未覺：森特伯伯早就決定，他要提拔的第一個梵高家的後輩必須實至名歸。
最終，在1869年7月，在離開學校16個月後，文森特妥協了。是因為羞辱的壓力、大家的哄勸，還是因為善於遊說的森特的干預（在這16個月期間，森特頻繁造訪津德爾特），或許連文森特本人也弄不清楚。為了確保他那倔強、反覆無常的兒子不會出爾反爾，多洛斯陪伴他搭上了去往海牙的火車。在那裡，剛過16歲的文森特成為了「古庇爾和西」公司的一名「職員」。父親留下幾句祝願後便匆忙離開。當然，這祝願中除了鼓勵和告誡，分明還夾雜著些許的疲憊和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