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源氏物語》時偶然放筆，抬起頭來，看見座右掛著一個條幅，上面寫著一首俳句：
古稀賀近鶴空晴。（中譯為：吉稀之賀行看近，萬里晴空任鶴飛。）
這是長於俳句的老朋友葛祖蘭先生送我，預祝我七十之壽的。
我吟唱了一遍，想起自己已經年近古稀，覺得又驚又喜。驚的是流光如水，年華迅速；喜的是生逢盛世，老而益壯，年近古稀，還能抖擻精神地擔任世界古典巨著《源氏物語》的翻譯工作。我自己也覺得可貴。
我從三十歲起就辭去教師職務，從事繪畫和譯著，至今已歷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的長時期中，我究竟寫了些什麼呢？今天回想：前面二十多年中所寫的只是些零星瑣屑的小文和漫畫；後面十幾年中卻作了四種巨大的譯著，即《獵人筆記》、《西洋美術辭典》(2)、《我的同時代人的一生》(3)，以及正在工作中的《源氏物語》。又畫了許多大幅的繪畫。
屠格涅夫著《獵人筆記》，我是在初解放的時候譯的。所根據的原本是俄文本。中譯本三十多萬字，記得是在一年內譯成的。
《西洋美術辭典》是我和女兒豐一吟合編的，字數共約百餘萬。所根據的書籍是日本版的西洋美術辭典、蘇聯的百科全書，以及其他美術參考書。
柯羅連科著《我的同時代人的一生》，也是和女兒豐一吟合譯的，全四卷，字數共約百餘萬。這部蘇聯古典巨著，不聽見有英譯本及日譯本，中國過去也不曾譯過。我們這回是最初的中譯。
《源氏物語》這部世界最早（一六年完成）的長篇小說，英國和德國都有譯本，中國卻沒有，我這回是初譯。估計字數約有一百多萬，預計約三年完成。
我自己覺得奇怪：二十多年的壯年期中寫不出什麼東西，十幾年的老年期中反而寫出了四部巨大的譯著，這是什麼緣故呢？仔細回想，原來這是生活安定與不安定的關係。首先：在解放前，出版事業大都是私營的。書店老闆剝削作者的勞動力，剋扣稿費；他們大都不顧文化，惟利是圖。譯著者雖然有心從事富有文化價值的巨著的譯作，卻不容易獲得出版的機會。因此我壯年期的工作，只是些零星的短文和漫畫，談不上什麼成果。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前作家生活沒有保障，全靠稿費餬口，因此不得不遷就書店老闆的需要，不能如意稱心地從事富有文化價值的工作。我回想解放前，對每種譯著工作，都不得不先計算一下稿費收入；有時還不得不和書店老闆討價還價，以防遭受剝削。但在解放後的今日，「稿費」兩字我幾乎已經忘記；我對每種譯著工作，只是考慮它的文化價值，全不想起它的物質報酬。因為我的生活早有終身的保障（我是受國家月俸的），絕不貪圖稿費；即使沒有稿費也不妨，何況付稿費的不是剝削圖利的書店老闆，而是公正賢明的國營出版社呢！因此最近十幾年來，我能夠專心一志地從事譯著和繪畫，能夠隨心所欲地表現我的思想感情。因此在短短的十幾年的老年期中，我的工作反而獲得了成果。
還有一個附帶的原因：我的女兒一吟能夠經常替我當助手，也是促成這成果的一股力量。我在譯著工作中，有時要查考書籍，有時要校勘原稿和校樣，或者編製索引，抄寫文稿，我不耐煩這些細緻工作，這都是由她代勞的。倘在舊時代，她為了自己的生活問題，不得不進書店當編輯或者當教師，沒有時間來替我當助手，我也沒有力量另雇助手。但是現在她是上海編譯所的所員，這編譯所的制度是各人自由在家工作的，不必每天上辦公室。她既有按月的生活津貼，又有稿費，生活不成問題；在她個人的工作之外，尚有時間可以幫助我的工作；而且天天在我身邊，接洽十分便利。我最近十幾年來的工作比過去廿幾年的工作成果較大，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附帶的原因。
關於繪畫，前後兩時期的對比更是顯著：在舊時代，我畫小幅的漫畫。這些漫畫的題材，大都是人生社會的黑暗相和悲慘相。我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畫集《人間相》的序文中說：「吾畫既非裝飾，又非讚美，更不可為娛樂；而皆人間之不調和相、不歡喜相與不可愛相，獨何歟？東坡云：『惡歲詩人無好語。』若詩畫通似，則竊比吾畫於詩可也。」我當時有一個圖章，上面刻的是「速朽之作」四個字。因為我希望這種黑暗相和悲慘相早日消滅，讓我另畫一種歡喜相和可愛相。我這希望，果然在解放之後實現了！我早已把這顆圖章毀棄。
解放之後，我眼前的黑暗都變成了光明，因此我的畫筆活躍了，我的畫面擴大了，我的畫材豐富多彩了。我每次旅行，畫材滿載而歸。全國許多報紙上都登載我的畫，許多地方掛著我的畫。我已刊行了一冊兒童畫集，不久又將刊一冊更大的畫集。十幾年來，我在繪畫方面的成果並不亞於譯著方面呢！
「古稀賀近鶴空晴。」我的老朋友送我這首賀詩，足證他是深知我近來的生活情況的，我自己也要對自己作「古稀之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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