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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我的思想(1)

上海文藝整風時,我擔任了美術界的主任委員。我雖不勝任,卻很願意擔任,因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應該自我檢討的一個文藝工作者。現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檢討如下:過去三十多年間,尤其是在這期間的上半,即抗戰之前,我寫了許多藝術理論,畫了許多畫,由開明等書店出版,流通於中國。我寫這些藝術論和繪畫,完全不是出於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而是出於資本主義藝術思想的;我的立場,完全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小資產階級的。因此我過去的文藝工作,錯誤甚多,流毒甚廣。現在檢查我過去思想錯誤的根源,發見下列四點:

(一)趣味觀點:我過去寫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興之所至,任情而動,不問為何人服務。當時自以為是天才流露、性靈表現;今日回顧,完全是個人主義的思想!拿事實來講:我十七歲入浙江第一師範,最初三年為好高的自尊心所驅使,勤於一切課業,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後兩年,李叔同先生教我們藝術課,我的趣味忽然集中於繪畫和音樂,把其他一切師範功課都拋棄,因此後兩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這兩年中,常常背了畫箱在西湖上寫生,或者躲在音樂室裡彈琴,後來勉強地師範畢業。現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於個人英雄主義的好高心的;後兩年的不顧一切而熱衷於藝術,是出於趣味觀點的。我家家境不好:父親中了舉人,科舉即廢,閒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時我只九歲。母親靠一爿祖遺的小染坊店的收入,來撫養我們姊弟五人,家庭經濟很困難。照理我師範畢業後,應該當教師,幫母親贍家。但我不顧這一切,我又為趣味所驅使,一定要專修藝術。我向富有的親戚借了一千多塊錢,東遊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畫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晚上又讀外國語學校。因為我的趣味普及於繪畫、音樂和文學,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結果一年之後,金盡歸國,落得個一事無成。歸國之後,不得不當教師,拿薪水來維持生活又還債(那時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負擔壓迫了我的趣味觀點。然而在生活壓迫略略放鬆的時候,我的趣味觀點又抬頭。直到現在,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在我心中還沒有出清,我正在用馬列主義思想來根除它。

(二)利名觀點:不說名利觀點而說利名觀點,因為我回國後生活擔負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現存七人),我譯著的動機主要是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專科師範等學校任課。後來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當圖畫音樂教師,與夏丏尊先生等共事。那時我年二十五歲,開始翻譯屠格涅夫的《初戀》,接著又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翻譯的動機,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為稿費和版稅。因為那時我月薪只七十元,還債和家用是不夠的。然而前者《初戀》因為當時認為誨淫,沒有人肯出版,一直擱了十年才由開明書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譯稿問世,還是《苦悶的象徵》。那時我有許多朋友在書局任編輯,我譯的《苦悶的象徵》,由朋友介紹,居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後我便繼續譯述歐美、日本的各種藝術論,向雜誌投稿,或者出單行本。胡愈之編的《東方雜誌》,沈雁冰、葉聖陶編的《小說月報》,周予同編的《教育雜誌》,楊賢江編的《學生雜誌》等,都是我當時的稿費的來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歐美、日本的書,我都翻譯或節譯。繪畫、音樂、雕刻、建築、文學,甚至教育、兒童,我都染指,我的譯著形似一爿雜貨店。所以變成雜貨店的原因,就是為了我作這些工作的動機完全是為利。凡是有銷場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無所不為。我的畫,即所謂《子愷漫畫》(鄭振鐸先生給我取的名詞),起初是由於趣味觀點而作的(因為回國後生活困難,無力作油畫,偶用毛筆作簡筆畫,聊以滿足趣味),後來發見有稿費可得,就為利而作。尤其是逃難到四川以後,賣畫為生,遷就買主的趣味,在人物畫中加些我所不擅長的山水為背景,以冊頁、立軸的姿態賣給老闆們及富裕的知識分子作為房間裝飾。這時候,我的利名觀點已經完全制勝了趣味觀點,我已經變成一個商人,跟在資產階級的後面,想分他們剝削來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結果所得又極微細。因為我不會交際,開畫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時少,失敗時多。當時我也發覺這工作的無聊,幾次想投筆。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擔負(其時子女七人均未成長,從浙江流亡到四川,連親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人擔負),不許我如此,我就以此為理由,一直賣畫。現在回想,這全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觀點的思想所使然。

(三)純藝術觀點:我過去的藝術觀,完全是從資產階級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出發的。我探究這思想的來源,發見有兩個: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響。李先生是寫實派而略帶印象派的油畫家,而我獨崇拜印象派畫風。所謂印象派,是不講畫的內容意義,而專重光線和色彩的畫派。稻草堆、水面、朝陽、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線好、色彩好,都是傑作的題材。我當時曾經醉心於這種純技術。其實李先生並不注重這畫風,我這學生卻「青出於藍」,變本加厲地愛好它。我少有作油畫的機會,但在我的藝術譯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評地介紹歐美各種畫派之外,特別強調地介紹印象派畫風。我眼中完全看不見世界、社會、國家和人民大眾,而只看見光線、色彩和形狀,這是養成我的純藝術觀點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的影響。前面說過,這是我平生第一冊譯作,我從它受得的影響更大。《苦悶的象徵》中有這樣的話:藝術是脫離實際、脫離實用的;文藝創作是無條件的創造生活;人只有在遊戲(無條件的活動)時是完全的人;為藝術的藝術,即個人自由創造,才是真正的為人生的藝術。我對這話發生共鳴,更鞏固了我的純藝術的立場。其實,現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斷章取義,全是對於廚川白村的誤解。廚川白村所以作這種論調,因為處在日本反動統治之下的緣故。倘若那時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藝術稱為苦悶的象徵,也許要稱為團結、鬥爭、和平、幸福的象徵,而決不作這種論調。不然,魯迅先生為什麼也翻譯這冊書,而至今還載在《魯迅全集》中呢(我與魯迅先生不約而同地同時翻譯此書,同時出版。後來我由陶元慶介紹去訪魯迅先生,說明我的無心的衝突。這是我與魯迅先生的初面)?可見我心靈的深處原有資產階級的純藝術思想,裡應外合地結合了《苦悶的象徵》中的斷片句語,造成我過去的思想錯誤。

(四)舊人道主義觀點:這種思想的來源,也有兩個:第一是家傳的舊道德思想。我父親是舉人,我祖母是女知識分子,我幼時讀過四書五經。「溫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時曾以「忠恕」、「溫良恭儉讓」為座右銘。因此一向缺乏鬥爭心,而確信感化主義。我的參加創辦立達學園,就是這思想的事實表現。立達的創辦人以匡互生先生為首,有夏丏尊、劉薰宇、陶載良先生等許多人,我也參加在內,而且以七百元賣脫了一間房子來作為創辦費。我所以如此熱心,是為了立達的感化主義的教育:不記過,不開除,教師與學生同兄弟姊妹一樣共同生活;每個教師都擔任導師,教課而外又指導學生的生活;學生犯了過失,教師苦口地說服他,匡先生甚至對他們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兒不送公安局,也用勸導和說服來幫助他改過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熱心地參加。我讀夏丏尊先生譯的《愛的教育》,常常流淚。現在回想,立達的精神,有幾點是有意義的(例如導師制、說服主義),然而我的參加,完全為了我個人缺乏鬥爭性,有著溫情的舊道德觀念的緣故,也不外乎對於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強調。第二,是佛教的影響。我生來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後來李叔同先生出家為僧,我從他學習大乘,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雖然我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唸經,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樣,現在不談;現在要談的,是我局部強調了佛教中的「護生戒殺」與「人世無常」的意義,造成了慈悲與悲觀的錯誤思想。我的《護生畫集》(此書三冊,由佛教書局出版,大半非賣品,賣品亦只收印本,歡迎翻印,是一種善書),便是前者的表現,我的隨筆中時時透露人世無常的悲觀色彩,便是後者的表現。在封建資本主義惡勢力統治的時代,我不關心被壓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於動物生命的保護,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對於擴展於全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火熱的鬥爭,我視若無睹,而獨自感傷於人世的無常,正是個人主義的典型表現。這種思想使我遠離了集體主義生活,而變成孤獨。我的畫中,描寫兒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於家庭的小圈子而從來不知道集體生活的緣故。我的畫集《人間相》等,也描寫窮人的苦痛,對社會的不平等表示諷刺,又多寫勞動者的姿態。表面看來好像是前進的,其實,正如毛主席所說,我是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而描寫這些工農生活的。我有一幅畫,描繪女人為一軍閥拔去頭上的白髮,題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表面看來是諷刺貴人的,其實正是人世無常的思想的表現。可知我過去舊人道主義思想很濃重。這舊人道主義有時表面上會用進步的形式出現,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現。

上述四點,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亂與錯誤。此外,我的二十六年來的(我三十歲起不任職務,閒居家中,直至現在。惟其中逃難到大後方時因生計關係,在浙江大學等任課三年)離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脫離群眾的習慣;解放(2)以來雖然常常出席各種會議,然而舊習的影響還是存在。總之,我的思想錯誤,由於過去脫離群眾,不問政治,不能認清階級立場,對於階級鬥爭袖手旁觀,因而長年地從事於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純藝術工作,而使我的錯誤思想廣泛地流毒在人間。今天,我要向廣大群眾表示由衷地懺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動機,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讀了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不能全般接受;續讀馬克思《資本論》,再讀《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學習,但舊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滿於閱讀國內的譯作,想向社會主義的先進國家蘇聯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開始,我摒除一切,從事俄文學習。埋頭兩年,總算能夠看俄文的文藝書了。然而蘇聯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國先進得多;我在俄文的書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燦爛,而其中可以幫助我的思想改造的,並不很多。

因此我確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還靠學習本國的政治,即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條具體計劃:一、加強政治學習,普遍地閱讀各種文件和書籍;二、加強業務學習,多多地把今日中國人民所需要的蘇聯文藝介紹過來;三、加強集體生活思想,參加各種應該參加的集會。

我過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風的X光檢查出了我的病狀。今後只要好好地療養,定能恢復健康。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思想,好比是空氣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營養品。我確信,在黨的領導之下,在群眾的督促之下,我認真學習,必能改正過去一切錯誤思想,而成為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檢討。我在美術界同志的小組中最初發表這篇檢討的時候,同志們給我的幫助極少。除了某同志勸我把《護生畫集》加以批判,勸我舉舊日的畫作為實例之外,並沒有給我別的具體的批評。所以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評。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我雖不才,心竊慕之。此文公佈後,倘蒙讀者惠賜批評,則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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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載《大公報》1952年7月16日。

(2) 即新中國成立。為尊重原作起見,書中類似情況均未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