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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逃難」(1)

那年日本軍在廣西南寧登陸,向北攻陷賓陽。浙江大學正在賓陽附近的宜山,學生、教師扶老攜幼,倉皇向貴州逃命。道路崎嶇,交通阻塞,大家吃盡千辛萬苦,才到得安全地帶。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帶了從一歲到七十二歲的眷屬十人,和行李十餘件,好容易來到遵義。看見比我早到的張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說:「聽說你這次逃難很是『藝術的』?」我不禁失笑,因為我這次逃難,的確是受藝術的幫忙。

其實與其稱為「藝術的逃難」,不如稱為「宗教的逃難」。因為如果沒有「緣」,藝術是根本無用的。且讓我告訴你這逃難的經過:那時我還在浙江大學任教。因為宜山每天兩次警報,不勝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餘里外的思恩縣的學生家裡。自己和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為了教課,兒女是為了讀書。敵兵在南寧登陸之後,宜山的人,大家憂心悄悄,計劃逃難。然因學校當局未有決議,大家無所適從。我每天逃兩個警報,吃一頓酒,遷延度日。現在回想,真是糊里糊塗!

不久賓陽淪陷了!宜山空氣極度緊張。汽車大敲竹槓。「大難臨頭各自飛」,不管學校如何,大家各自設法向貴州逃。我家分兩處,呼應不靈,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2),代我及其他兩家合雇一輛汽車,竹槓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勻。言定經過離此九十里的德勝站時,添載我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時打長途電話到思恩,叫他們連夜收拾,明晨一早雇滑竿到四十里外的德勝站,等候我們的汽車來載。豈知到了開車的那一天,大家一早來到約定地點,而汽車杳無影蹤。等到上午,車還是不來,卻掛了一個預報球!行李盡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兩把汗。幸而警報不來;但汽車也不來!直到下午,始知被騙。丟了定洋一百塊錢,站了一天公路。這一天真是狼狽之極!

找旅館住了一夜。第二日我決定辦法:叫兒女四人分別攜帶輕便行李,各自去找車子,以都勻為目的地。誰先到目的地,就在車站及郵局門口貼個字條,說明住處,以便相會。這樣,化整為零,較為輕便了。我惦記著在德勝站路旁候我汽車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車先到德勝。找了一個朝晨,找不到。卻來了一個警報,我便向德勝的公路上走。息下腳來,已經走了數里。我向來車招手,他們都不睬,管自開過。一看表還只八點鐘,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決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懷遠站,然後再找車子到德勝。拔腳邁進,果然走到了懷遠。

懷遠我曾到過,是很熱鬧的一個鎮。但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長街,店門都關,不見人影。正在納罕,猛憶「豈非在警報中?」連忙逃出長街,一口氣走了三四里路,看見公路旁村下有人賣糰子,方才息足。一問,才知道是緊急警報!看表,是下午一點鐘。問問吃糰子的兩個兵,知道此去德勝,還有四十里,他們是要步行赴德勝的。我打聽得汽車滑竿都無希望,便再下一個決心,繼續步行。我吃了一碗糰子,用毛巾填在一隻鞋子底裡,又脫下頭上的毛線帽子來,填在另一隻鞋子底裡。一個兵送我一根繩,我用繩將鞋和腳紮住,使不脫落。然後跟了這兩個兵,再上長途。我準擬在這一天走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紀錄。

路上和兩個兵閒談,知道前面某處常有盜匪路劫。我身上有鈔票八百餘元,擔起心來。我把八百元整數票子從袋裡摸出,用破紙裹好,握在手裡。倘遇盜匪,可把鈔票拋在草裡,過後再回來找。幸而不曾遇見盜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勝。到區公所一問,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伙鋪裡。我找到伙鋪,相見互相驚訝,談話不盡。此時我兩足酸痛,動彈不得。伙鋪老闆原是熟識的,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窩裡,一邊飲酒,一邊談話,感到特殊的愉快。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有其溫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電話,知道我的兒女四人中,三人已於當日找到車子出發。啊!原來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他們三人就在我身旁駛過的車子裡,早已疾行先長者而去了!我這裡有七十二歲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歲的男孩、十歲的女孩,以及一歲多的嬰孩,外加十餘件行李。這些人物,如何運往貴州呢?到車站問問,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車站,見一車中有浙大學生。蒙他們幫忙,將我老姐及一男孩帶走,但不能帶行李。於是留在德勝的,還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餘件,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車愈加困難。而戰事日益逼近,警報每天兩次。我的頭髮便是在這種時光不知不覺地變白的!

在德勝空住了數天,決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覓汽車。這早上來了十二名廣西苦力,四乘滑竿,四個腳夫,把人連物,一齊扛走。迤邐而西,曉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風。舊小說中所寫的關山行旅之狀,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館也很漂亮。我賃居某旅館,樓上一室,鏡台、痰盂、茶具、蚊帳,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館。老闆是讀書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氣;但問起向貴州的汽車,他只有搖頭。我起個大早,破曉就到車站去找車子,但見倉皇、擁擠、混亂之狀,不可向邇,廢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曉到車站,我手裡拿了一大束鈔票而找司機。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鈔票,抱歉地說,人滿了,搭不上了!有的問我有幾個人,我說人三個,行李八件(其實是五個,十二件),他好像嚇了一跳,掉頭就走。如是者凡數次。我頹唐地回旅館。站在窗前悵望,南國的冬日,驕陽艷艷,青天漫漫;而予懷渺渺,後事茫茫,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傳聞敵將先攻河池,包圍宜山、柳州。又傳聞河池日內將有大空襲。這晴明的日子,正是標準的空襲天氣。一有警報,我們這位七十二歲的老太太怎樣逃呢?萬一突然打到河池來,那更不堪設想了!

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好幾天,前途似乎已經絕望。旅館老闆安慰我說:「先生還是暫時不走,在這裡休息一下,等時局稍定再說。」我說:「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萬一打到這裡來,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說:「我有家在山中,可請先生同去避亂。」我說:「你真是義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為報呢?」他說:「若得先生到鄉,趁避亂之暇,寫些書畫,給我子孫世代寶藏,我便受賜不淺了!」在這樣交談之下,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闆入山;二三分還想覓車向都勻走。

次日,老闆拿出一副大紅閃金紙對聯來,要我寫字。說:「老父今年七十,蟄居山中。做兒子的餬口四方,不能奉觴上壽,欲乞名家寫聯一副,托人帶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蓽生輝!」我滿口答允。就到樓下客廳中寫對。墨早磨好,濃淡恰到好處,我提筆就寫。普通慶壽的八言聯,文句也不值得記述了。那閃金紙是不吸水的,墨瀋堆積,歷久不幹。門外馬路邊太陽光作金黃色。他的管賬提議:抬出門外去曬,老闆反對,說怕被人踏損了。管賬說:「我坐著看管!」就由茶房幫同,把墨跡淋漓的一副大紅對聯抬了出去。我寫字時,暫時忘懷了逃難。這時候又帶了一顆沉重的心,上樓去休息,豈知一線生機,就在這裡發現。

老闆親自上樓來,說有一位趙先生要見我。我想下樓,一位穿皮上衣的壯年男子已經走上樓來了。他握住我的手,連稱「久仰」,「難得」。我聽他的口音,是無錫、常州之類,鄉音入耳,分外可親。就請他在樓上客間裡座談。他是此地汽車加油站的站長,來得不久。適才路過旅館,看見門口曬著紅對子,是我寫的,而墨跡未乾,料想我一定在旅館內,便來訪問。我向他訴說了來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說:「我有辦法。也是先生運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輛運汽油的車子開都勻。所有空位,原是運送我的家眷,如今我讓先生先走。途中只說我的眷屬是了。」我說:「那麼你自己呢?」他說:「我另有辦法。況且戰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後才好走的。」講定了,他起身就走,說晚上再同司機來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驚喜之下,幾乎雀躍起來。但一剎那間,我又消沉,頹唐,以至於絕望。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我對人事都懷疑。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他的話豈可盡信?況在找車難於上青天的今日,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倖!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免得她們空歡喜。

豈知這天晚上,趙君果然帶了司機來了。問明人數,點明行李,叮囑司機。之後,他拿出一卷紙來,要我作畫。我就在燈光之下,替他畫了一幅墨畫。這件事我很樂願,同時又很苦痛。趙君慷慨樂助,救我一家出險,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是很樂願的。但在作畫這件事說,我一向歡喜自動,興到落筆,毫無外力強迫,為作畫而作畫,這才是藝術品,如果為了敷衍應酬,為了交換條件,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我的手就不自然,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故凡筆債——平時友好請求的,和開畫展時重訂的——我認為一件苦痛的事。為避免這苦痛,我把紙整理清楚,疊在手邊。待興到時,拉一張來就畫。過後補題上款,送給請求者。總之,我歡喜畫的時候不知道為誰而畫,或為若干潤筆而畫,而只知道為畫而畫。這才有藝術的意味。這掩耳盜鈴之計,在平日可行,在那時候卻行不通。為了一個情不可卻的請求,為了交換一輛汽車,我不得不在疲勞憂傷之餘,在昏昏燈火之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這在藝術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當晚勉力執行了。

次日一早,趙君親來送行,汽車順利地開走。下午,我們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都勻。汽車站壁上貼著我的老姐及兒女們的住址,他們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離散了十六天之後,在安全地帶重行團聚,老幼俱各無恙。我們找到了他們的時候,大家笑得合不攏嘴來。正是「人世難逢開口笑,茅台須飲兩千杯!」這晚上十一人在中華飯店聚餐,我飲茅台酒大醉。

一個普通平民,要在戰事緊張的區域內舒泰地運出老幼五人和十餘件行李,確是難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對聯的因緣,居然得到了這權利。當時朋友們誇飾為美談。這就是張其昀先生所謂「藝術的逃難」。但當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微細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詩云:「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趙君名正民,最近還和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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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6年4月29日作於重慶。原載於《導報》1946年8月1日第1卷第1期。

(2) 即浙江大學教育系心理學教授黃翼(黃羽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