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秋岳誤上賊船始末。
但須磨有個真正的傑作，是用威脅利誘的手法，在行政院最機密的部門，部署了一名間諜。此人名叫黃秋岳，是福建詩壇繼陳石遺而起的名家，與梁鴻志氣名。但在北洋政府時代，並不如梁鴻志那樣飛黃騰達。北伐以後，一直在中樞供職；官拜行政院機要秘書，頗為汪精衛所賞識；有個兒子在外交部當科長。
說起來際遇並不算得志，亦決不能說是失意；壞是壞在有個善於揮霍的姨太太，所以簡任秘書的待遇，加上中樞機要人員的津貼，收入雖不算少，卻常常鬧窮。
因此，須磨得以乘虛而入。他出身於東京帝大英文科；在華多年，對於中國的文化藝術，亦頗有研究，據說譬如山就是他捧紅的。黃秋岳詩文皆妙，腹笥甚寬；須磨居然有資格常跟他談文論藝，且又常有饋贈，食物玩好之類，歲時不絕，因而結成深交。
私交之外，更有公誼；由於黃秋岳掌管院會紀錄，所以須磨常常寫信跟他打聽消息。不過決非探聽機密；凡是提出的問題，都是第二天就會見報的消息，了無足奇。須磨不過早一天知道而已。
有一天，須磨折簡相邀，入席以前，先有一番敘說；須磨率直問道：「黃先生，聽說你的經濟情況很不好？」
黃秋岳扭怩地答說：「既然是老朋友，我亦不瞞您說，我有兩個家；小妾花錢又漫無節制，以致捉襟見肘。」
「我很想幫黃先生一個忙。」須磨取出一張支票，擺在茶几上；面額是5萬元，」請收下。」
「這，這不敢當。」黃秋岳說：「我們中國有句俗話，無功不受祿。朋友縱有通財之義，亦決不能受此厚賜。」
「黃先生，打開天窗說亮話，我亦沒有資格拿幾萬元送朋友；你說無功不受祿，只要肯幫我們一點忙，不就可以安心收下了嗎？」
黃秋岳不知道這筆錢來自日本的大藏省；還是日本喜歡做中國關係的財閥？涸轍之魚看到這一汪清水，自不能無動於中；沉吟了好一回問道：「不知道要我幫一些什麼忙？」
「很簡單。請你把每一次閣議的內容告訴我。」
須磨口中的」閣議」，即是行政院院會；黃秋岳當即答說：「能公開的，自然可以公開——。」
須磨搶著說道：「不能公開的，也要公開。」
「那，那萬萬不行。」
「有什麼不行？一定行！」須磨開始暴露猙獰面目，鬥雞眼、鷹爪鼻，加上鼻下那一小撮黃鬍子，望而令人生畏，他的語氣忽又一變：「黃先生，你別怕！我們收集情報，亦不過備而不用；而且閣議亦不會有多大的機密。與會人員甚多，洩漏了亦不見得是你。」
「話是不錯。但我的良心及職務，都不容許我這麼做。」
「事實上你已經在做了；而且早就在做了。」
黃秋岳愕然，」這是怎麼說？」他問：「如果我做了，我自己怎麼不知道？」
須磨且不作聲，從寫字檯抽斗中，拿出一大疊黃秋岳的親筆信，」這不就是你的成績。」他說，」既然已經幫忙了，就不妨幫到底。」
黃秋岳大驚失聲，急忙分辯，」這都是可以見報的東西，毫無機密可言！」
「黃先生，你外行！」須磨答說：「是否機密，要由我們來判斷；而且機密與否，要看時效。早一刻知道是機密，遲一刻知道，就不是機密。事實上，你寫給我的信，對於三宅阪已作了很大的貢獻。」
「什麼三宅阪？」
「喔，對不起。」須磨笑著道歉：
「陸軍省在東京三宅阪；所以我們慣以這個地名，作為陸軍省的代名詞。」
聽到這裡黃秋岳如當胸著了一拳、雙眼發黑，倒在沙發上好久都作不得聲。
「黃先生」須磨倒了一杯白蘭地，遞到他手裡，」定定心！慢慢想。我保證跟你充分合作；希望你也採取同樣的態度。」
「如果，」黃秋岳很吃力的說：「如果我拒絕呢？」
「拒絕的後果是：身敗名裂。不要做這種傻事！」
由此開始，須磨展開了威脅利誘，交替為用的手法；一步緊、一步松；而下一步更緊，他不但要求黃秋岳在接到他所提出的問題以後，必須予以滿意的解答，而且間接要獲得外交部的情報，也就是將黃秋岳的兒子也要拖下水去。
黃秋岳百脈賁張，不斷有種衝動；拍案痛罵須磨一頓，然後自首，承認過去的錯誤，靜候政府裁處。但這種衝動始終未能化為決心；剛一發生便為其他種種顧慮所打消失，首先想到的是面子；其次想到的是」解職聽勘」以後的生活；公私交迫，困處愁城的日子，令人不寒而慄。每一次的衝動，都像一個迅速膨脹的氣球，很快地到達極限；但每一次都有一個針尖，輕輕一戳，立即洩氣。
話雖如此，黃秋岳還是沒有同意；只表示需要考慮，他說他的能力有限，可能無法達成須磨的期待。當時約定在一星期後作復。當然，他也不會收下那張支票。
這以後幾天，黃秋岳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如何能夠擺脫須磨的威脅？在辦公廳中，沉默寡言；回到家更是把自己關在書齋中，獨自沉思，交遊酬酢都摒絕了。
與黃秋岳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他的姨太太興致特別好；雖然他在書房中時，她從不去打攪他，但飯桌上，枕頭邊，笑語慇勤，風情萬種。黃秋岳也就因為有這一朵活色生香的解語花，才沒有愁出病來。
這天下午，黃秋岳正在客廳裡看晚報，是一篇成都通訊，詳記兩名日本記者被殺的經過——日本為了國軍追擊」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共產黨，成都的地位突出重要，要求設置總領事館，以便搜集情報。成都並非通商口岸，外交部便根據條約，加以拒絕；而日本政府悍然不顧，派定巖井英一為代理總領事，由上海乘長江輪船，溯江西上。預備到成都開館。
平時四川民眾對日本政府已發動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巖井到了重慶，不敢再往前走；日本外交當局便改用迂迴試探的方式派與巖井同行的4個人，到成都打前站。這4個人，兩個是記者，一姓渡邊、一姓深井；一個是」滿鐵」的職員田中；再一個是漢口瀨戶洋行的老闆。他們由重慶乘汽車到達成都的那天——民國25年8月23日，正好舉行反對日本設置領事館的群眾大會，會後遊行，浩浩蕩蕩，隊伍長達數里；哪知恰好有4個陌生的日本人抵達，更刺激了群眾的情緒。治安當局怕發生不測事件，勸告渡邊等4人，最好留在他們所投宿的大川飯店，以便於保護；這4個人不聽忠告，以致第二天在大川旅館，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衝突的過程是：包圍、衝入、搗毀、毆鬥。治安當局出動一連的兵力，及若干憲兵支援警察；但群情激憤，群眾已變成了狂潮。結果，4個日本人，一半負傷，一半下落不明。到下一天，兩名日本記者的屍體在大川旅館的正府街發現。再下一天，8月25日，在大川旅館再度出現包圍的情況；這一次，治安當局知道是左派分子有組織的行動，以強硬手段鎮壓，頻有死傷；同時捕獲了兩名首謀分子，立即處決，以期收拾事態。
這就是引起嚴重外交問題的」成都事件」的真相；左派分子激平民眾的愛國情緒，卻為政府製造了問題。
正當黃秋岳歎惜痛恨！黯然不歡之際；他的那位徐娘風韻的姨太太，笑盈盈地捧來一個大盒子，一面打開盒蓋，一面說道：「你看看這件大衣怎麼樣？」
說著，拎起大衣領子往上一提，是一件毛汽油光閃亮的」灰背」；等她往身上一比，黃秋岳覺得這模樣很面熟，倒像在何處見過似地。
「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樣。」
這一說，黃秋岳想起來了。報上登過一張照片，中蘇復交後，首任駐蘇大使顏惠慶赴任；在同一條郵船上有梅蘭芳與胡蝶，新聞記者邀一貌堂堂的顏大使與梅胡合影，真能盡華夏人物之美，是一張極有名的新聞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這樣一件灰背大衣。
「不錯！」黃秋岳說：「可惜，價錢太貴了。」
「買得起就不貴；才4000塊錢。」
「4000塊錢還不貴。我一個月的收入才多少？麗人一襲衣，下官半年糧。」
「你又要哭窮了！銀行裡幾萬塊錢擺在那裡。哼！」
聽得這話，黃秋岳始而一楞；繼而一驚，顧不得姨太太的嘮叨，趕到銀行裡查帳；果然有一筆5萬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經過交換，收起入帳，算日子正是與須磨會見第二天的事。
這跟」栽贓」沒有什麼兩樣。黃秋岳首先想到的是，應該報告長官；但茲事體大，必須謀定後動。於是找了個清靜的咖啡館，一個人坐下來細想。
結果是，越想問題越多；對他最不利的是時間問題，可想而知的，須磨出此一著，當然另有佈置，早已佔了防禦上的優勢。如果須磨約會之後，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當天，便將實情和盤托出，都可以邀得諒解，甚至還會獲得獎勵。如今時機已經錯過，據實上陳，所換得的必是一句詰問：你為什麼不早說？從而就會產生誅心之論：是內心在動搖，考慮接受須磨的條件。那時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這樣說：我早已決定拒絕須磨的要求，所以當時不即據實報告者，是覺得不必多事；哪知須磨居然」栽贓」，這就絕不能保持沉默了。
這樣說法，似乎沒有毛病；問題何以遲至這時候才來報告？是因為一直不知道須磨有一張支票存入他的帳戶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說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著他問：「你怎麼一聲不響，往外就跑；到哪裡去了。」
「我到銀行裡去看帳。」黃秋岳答說：「那筆錢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誰的？」
「你不知道。」
「唯豈不知道才問你，人家的錢為什麼存入你的戶頭？」
黃秋岳不願多說；」以攻擊作為防禦」，故意反問一句：「你怎麼知道我戶頭裡有5萬塊錢？」
「那天銀行打電話來的。」
「什麼？」黃秋岳大驚：「銀行打電話來的。怎麼說？」
原來須磨派人去存錢時，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帳號；銀行職員看面額很大，而存錢的人不是黃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發生錯誤，所以曾打電話到黃家去求證。
「銀行的人問我，是不是派人來存5萬元？我怎麼好說不是？當然說不錯。」
「那！」黃秋岳氣急敗壞地問道：「你當時為什麼不跟我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應該你自己跟我說才是。」
她的解釋是，黃秋岳曾經說過，只要他有錢，一定盡量給她用。現在有這麼一筆說大不大，說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銀行裡；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說的話是出於真心，還是隨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會主動告訴她，此刻我有錢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錯，我說過這話。問題是這筆錢不是我的。」
又回到原來的疑問上來了：「不是你的錢，怎麼會存到你的戶頭裡？」
「是別人寄存的。」
「誰？」
「你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她臉色鐵青，」誰也不知道，你安著什麼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牛頭不對馬嘴。」
想想自己的話，漏洞確實很大；既是別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銀行時，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況寄存之說，根本不通；那人為什麼自己不開個存款戶頭，直接」寄存」在銀行裡？
要解釋這個誤會，只有將前後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她；但婦人不可共機密，就算她諒解了，同意不動這筆款子，也會惹出許多麻煩來，而況她絕不會同意！
「你怎麼樣？如果你心疼錢，以後就別說那種慷慨的話。我是實心眼兒，信以為真，結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瀕臨崩潰邊緣的黃秋岳，一顆心突然一鬆；自覺」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來！」
替愛姬買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約定給須磨答覆的日子；他躊躇了一天，不知怎麼辦？到得下一天，接到須磨的信，問其他的兒子所主管的一個外交上的問題——無關機密；但如作了答覆，便是接受須磨要求表示。黃秋岳考慮了一夜，終於跟他兒子通了電話，給了須磨滿意的答覆。
以後的一段日子，倒也並沒有多大的麻煩；黃秋岳方在慶幸，並未出賣了國家的機密，不料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西安事變」，須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報。因此，政府對因應此一巨變的全部過程，日本瞭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須磨以此功勞，連升三級，內調為外務省情報部長；這是個大使級的職位，而須磨不過是比公使猶低一等的總領事。
須磨離職，黃秋岳並不能脫離日本的掌握；由須磨的繼任者，接收了黃秋岳的關係。半年之後，爆發了七七事變。
正在廬山的蔣委員長，接到來自宋哲元、秦德純的詳細報告後，判斷這是日本軍的挑戰，不應視之為偶發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氣最重大的一個決定：應戰。
蔣委員長看得很清楚，日本從1934年初齋籐內閣的陸相荒木貞夫不安於位；到1935年秋天，崗田內閣的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勢，侵華的步驟即逐漸加緊。及至1936年發生」二二六事變」，軍部所支持的官僚廣田弘毅組閣，竟接受了統制派的要求，恢復陸相現役制；陸軍想併吞華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為明顯。最彰明較著的一個事實是，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長武籐章，建議擴大華北駐屯軍的編制，司令由旅團長少將級，改為師團長中將級；駐華武官磯谷廉介則越過他們的大使，直接向陸軍省要求增兵華北，於是這年——1936，亦即民國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華北駐屯軍司令改為」親補職」，由昭和親自任命第一師團長田代皖一廊中將為擴大編製後的第一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半個月以後，陸軍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個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凡此都是對中國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跡象；所以武裝衝突的性質，即令是局部的亦會很快地發展為全面的。蔣委員長看得最透徹的一點是，日本軍閥的野心永無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應全部要求，甚至承認」滿洲國」；但遇到國際矛盾衝突，時機有利日本時，他們仍舊會越黃河而南，繼續侵略。
因此，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應戰；特別可珍視的是，民氣可用，把握這多年以來所培養的寶貴的時機，一定能為國家民族，死中求生，打開一條出路。就算敗了，國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戰，國民精神日趨消沉；民族生機，毀滅無餘，那就真的要淪為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了。
這個決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隨即下令在四川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趕回南京，著手動員；3天之內就擬定了具體的全面抗戰的軍事計劃綱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組成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準備以180個師——第一線100個；預備軍80個，與日本軍閥周旋到底。
但是，在華北苦心撐持的宋哲元，尚未瞭解在廬山的蔣委員長，已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動員的決心，所以仍舊忍辱負重地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到得事變發生的一周以後，蔣委員長接到各方面的報告，證實日本政府已受軍部牽制；而陸軍首腦部中，」擴大派」壓倒了」不擴大派」，決定由日本本土派遺3個師團——包括駐廣島的板垣的第五師團在內；朝鮮派一個師團；關東軍派兩個旅團，投入華北戰場時，認為讓全國民眾瞭解國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後關頭」；唯有」憑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的時機已經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廬山談話會」中，發表了以《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場》的演說；第三天，演說全文見報，全國民眾熱烈響應，人人都瞭解：這回，中國跟日本要拚個你死我活了。
下一天，蔣委員長下山回南京；隨即派遺二十九軍出身的參謀次長熊斌，秘密北上，向宋哲元說明中央的決策及全面抗戰的步驟。這位」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專閫所寄的大將，立即改變了態度，下令正在撤退中的三十七師，停止後撤。
這時的政治重心，已由廬山回歸南京；行政院院會的重要性亦就恢復了。於是黃秋岳受到日本總領事館的壓力，亦就愈重。到了7月29日，二十九軍奮勇抗敵，在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成仁；官兵傷亡5000人，但也予敵重創以後，平津相繼棄守，戰局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平時日本海軍亦已有了行動。以上海及長江方面作為」警備區域」的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決定在上海製造藉口，發動戰爭，但第三艦隊的主力在長江流域，漢口駐有陸戰隊2000人，需要集中到上海；同時長江上游的日僑撤退，亦須一段時間，因此，雖有行動，並不積極。
這些情況在蔣委員長的參謀部門，看得很清楚，秘密擬定了一個甕中捉鱉的作戰計劃；調集輪船，在江陰要塞附近的江面鑿沉，一方面阻止敵艦由海入江；一方面隔斷在江陰以西水域中的20多條日本軍艦及2000海軍陸戰隊，可以一鼓成擒。
這個計劃的擬訂不難，付諸實施的技術問題卻很複雜；尤其是為了保守秘密，只能在暗中調遺部署，更費時日。但正當海軍部會同交通部著著進行，將次成功時，日本在漢口的2000海軍陸戰隊，突然撤退；在長江的20多條日本兵艦，亦鼓棹東下，由8月7日至9日，前後3天之中，都通過了江陰要塞，集中在上海；陸戰隊而且強行登陸，並要求中國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隊。浙滬的情勢，立刻就很緊張了。
隔了兩天，中國交通部下令各輪船公司，盡速將航行中的海輪，駛入長江；接著海軍破壞了江陰下游的各種航行標誌，並開始阻塞江陰要塞江南的水道。日本海軍固然無法再施故技，在下關江面炮轟南京；但參謀本部的擬訂的甕中捉鱉的計劃，卻也完全落空。
這件事很奇怪！日本長江艦隊的行動，發生得非常突兀。情報部門疑心消息已經走漏；但卻無從設想，走漏的過程如何？及至」八一三」戰爭終於爆發；當天軍方徵用招商局輪船7艘；民營輪船16艘；海運艦艇及躉船28艘，在江陰下游的長山港江面，一律鑿沉，成為長江的第一道封鎖線。下行輪船隻到鎮江為止。屬於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的兩條長江輪被封鎖在南京江面，自然被接收了交給招商局運用。
下一天發生了有名的」八一四」空戰。這天上午中國空軍從杭州筧橋機場起飛，以日本海軍旗艦」出雲號」為中心目標，展開空中攻擊；下午，日本木更津聯隊轟炸機18架，從台灣新竹起飛，空襲筧橋機場。平時中國空軍全部9個大隊及4個直屬中隊，正全部轉移至東南地區，決定部署於杭州、南京、南昌、廣德各機場，擔負支援上海作戰及保衛首都的任務；當日機到達筧橋上空時，恰好擔負驅逐任務的第四大隊剛由周家口調防降落，得到警報，緊急升空，迎頭痛擊，打下6架之多，而四大隊一無損失。中國空軍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敵作戰，即創零比六的輝煌紀錄；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一戰成名，成為中外交譽的英雄。
就在這天，外交部接到駐日武官的急電，日本已決定調派第三、第十一兩個師團，編成」上海派遣軍」，起用預備役的松井石根為司令官。淞滬戰事，必將擴大，恰正符合蔣委員長的算計。
原來關於對日的戰略，軍事首腦部作過多次的秘密研討。蔣委員長曾經說道：「日本要亡中國，不出蠶食鯨吞兩個辦法。中國不怕它鯨吞；卻須留心它蠶食。」從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蠶食的態勢，先割東北、次及華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軍在華北周旋，倘或不勝，日軍能夠站住腳，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蠶食東南膏腴之地。這是始終處於被動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爭取主動，牽著日軍的鼻子，讓他們在我們要打的地方打。
因此，當蘆溝橋事變爆發，蔣委員長決定應戰，而日本海軍為了爭功，想對中國東南沿海有所行動時，陳誠就極力主張，在淞滬堅決抵抗，將日軍吸引到東南來，鑒於日本外交官反覆要求外交部長王寵惠，承認廿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與日軍代表所簽訂的三次停火協定，越見得日本想將蘆溝橋事變，作為地方事件，以便於蠶食；就越足以證明全面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之正確。但不明軍事原理，不知其中的奧妙；東南為中國的精華地帶，戰火蔓延，可能有許多人認為可惜。
蔣委員長為了說明這些道理，並促使大家在心理上有所準備；決定第二天——8月15日上午8時，在靈谷寺附近的一個特定地點，召集中央各部門首長會議。
在事先，日本長江艦隊先期逃出江陰封鎖線這一點，疑雲越來越重。有人談到一段史實，南宋建炎年間，韓世忠屯京口，誘金兵深入，相持於黃天蕩；他泊戰艦於金山之下，又打造了許多巨型鐵鏈，上系大鉤；金兀朮的船來一條、鉤一條，硬生生把它拉沉，金兵大為所困。此見於正史；但據野史上說：有個姓王的福建人，夜謁金兀朮獻計，說黃天蕩有條通海口的河道，名為老鸛河；湮淤已久。如果能打通這條河道，不愁不能脫困。金兀朮大喜厚酬此人，照計而行，竟得北歸。
以古方今，可能也有樣一個漢奸，出賣了國家的利益，先普通知日本，江陰水道即將封鎖。既然如此，就要防備這個漢奸洩漏重要會議的時間、地點，勾引敵機來轟炸。因此，建議蔣委員長更改會議的時間、地點。於是蔣委員長決定會議時間提前到7點鐘，並在1小時以內開完。
第二天7點鐘開會；散會未到8點，空襲警報大作，日本飛機准8點鐘飛臨南京上空，轟炸目標之一，就是那個特定的開會地點。
這會是偶然的巧合嗎？即使一個腦筋遲鈍的人也都不會相信。於是戴雨農下令全面徹查，凡是知道這天上午8點鐘在特定地點，有一個軍政委員畢集，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持的重要會議的人，不管他是任何身份，都被監視或跟蹤，毫無例外。
當然，這不是說部長級以上的大員，對國家的忠貞有問題；而是中國的要人，只有忌諱的觀念，並無保防的警覺。」這句話不能說，說了會得罪人」，於是守口如瓶；」啊！啊！抱歉，我不能來。明天上午8點鐘有個會，是委員長親自主持，非到不可。這樣，9點鐘左右，等我從靈谷寺進城，順路來看你好了。」這平淡無奇的幾句話，說是會闖下天大的巨禍，是誰也會嗤之以鼻的事；因此，要人左右若有間諜埋伏，隨時都能獲得敵人所意想不到的珍貴情報。戴雨農所防的，就是這些人。
由於黃秋岳兼管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的議事工作，當然亦為被監視的對象；每天有兩個人分班看住，尤其是他的活動範圍，更為注意的焦點。但經過一星期的跟蹤，毫無可疑，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國際聯誼社吃飯，亦是獨來獨往，從未見他與任何形跡可疑的人接觸。
國際聯誼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鋪營，是跟中央黨部、外交部、勵志社有關的一個特種勤務單位；顧名思義，可知是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個便利休閒活動，促進中外友誼的公共場所；在朝野一致勵行」新生活運動」之際，這裡是唯一可開舞會的地方。不過，黃秋岳從沒有來跳過舞；他只是中午來吃飯，因為國聯誼社餐廳的價格公道，菜也還不壞。
跟蹤的人當然不能進餐廳，而須守候在外進門的大廳，一面設有舒適的沙發，等人或等座位，都在這裡休息；另一面餐廳入口之處的壁上，設有一排掛鉤，以便懸掛雨衣、帽子之類。跟蹤黃秋岳的老張、小侯2人，每次都坐在掛鉤對面的沙發上。
這天負責跟蹤的是小候，坐在掛鉤對面的沙發上枯守，實在是很乏味的工作；閒得無聊，任何一個不尋常的現象，都能引其他的極大的興趣。偶然一瞥之間，發現掛鉤上兩頂呢帽，式樣、顏色、質料完全相同；而且有一種感覺；彷彿呢帽在跟他招呼：「喂！你認識我吧？」
於是他走近了去看，走到一半便想起來了，」這不是黃秘書的帽子嗎？」他這樣在心中自語，接著便搜索記憶，十幾天以來，他想不起黃秋岳戴過另一頂帽子；也沒有不戴帽子的時候。
這就顯得有些不尋常了！他又想，夏天常見的帽子，分為兩類，一類是草帽，又分軟邊、硬邊兩種，軟邊草帽叫」巴拿馬草帽」，由於宋子文常戴的緣故，正在風行；一種是由軍盔演變而來的」拿破侖帽」，有白、黃、灰各色，蔣委員長夏天如果著中山裝，就常視服裝的色調，戴不同顏色的」拿破侖帽」。至於呢帽，雖然跟法蘭絨西服一樣，夏天亦可穿戴，而畢竟不常見，何以黃秋岳每天必戴？只怕其中另有道理。
轉念到此，心頭狂跳；立即作了一個決定，要看這同樣的一頂呢帽的主人是誰？因此，等黃秋岳出了餐廳，拿了他的帽子往外走時；小侯一反亦步亦趨的慣例，坐在那裡安然不動，視線不離那頂呢帽。也不知等了多少時候，終於看到有個人伸手去取那頂呢帽。此人個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等他轉身過來時，小侯判明了他的國籍，是日本人——日本西服的式樣，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尤其是束腰的皮帶，繫在肚起以下，更是日本西服的怪模樣。
這個收穫太大了。但是，小侯很冷靜，世上無巧不成書的事很多；還需要繼續求證，因此，他聲色不動，只用冷眼觀察。
第二天中午，黃秋岳仍舊戴著那頂呢帽到國際聯誼社，進門脫帽，隨手往鉤上一掛。小侯自左而右看過來，並無相同的帽子，於是只注意門口了。
過不多久，昨天所見的那個日本人也來了，一看他頭上，果然不錯，不過，這一回他的帽子掛在別處，並不似昨天那樣，並排相懸。
「到底是不是？」他在心裡琢磨，」帽子不在一處，也許人在一處呢？」
這樣轉著念頭，便慢慢起身；去到餐廳入口之處，有意無意地往裡面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黃秋岳一個人坐一桌，日本人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談笑正歡。
「這是怎麼回事？」他茫然地在想，偶而抬頭一望，大吃一驚，黃秋岳的帽子不見了！
這當然是人已經走了；他直覺地追出門去，左右張望，哪裡有黃秋岳的影子？內心懊喪無比，」釘梢」會把人釘丟了，這說出去豈不是笑話？
一步懶似一步地走著，滿心煩躁，汗出如漿；小侯整天不快，心裡只思念著這件事。
哪知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得夜深如水的半夜裡，方寸之間，突然靈光閃現；恨不得馬上天亮，太陽一升，隨即高掛中天，好讓他跟蹤黃秋岳，證實自己的想法。
想法證實了！黃秋岳帽子不在，人在；那個日本人先離餐廳，戴去了黃秋岳的帽子，然後黃秋岳離去時，戴去了日本人的帽子。前一天就是如此；在不知不覺中，交換了帽子，也就是交換了情報。
在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先取得證據；這個證據且須堅強有力。最須顧慮的是，有沒有證據還成疑問，倘或根本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而黃秋岳卻已經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那一來不但打草驚蛇，前功盡棄；而且必然引起一場風波。因此，搜集證據的行動，亦必須隱密妥當，以不使授受雙方——黃秋岳與那個日本人，都毫無知覺為最理想。
基於這些要求，小侯的工作同志設計了一個很巧妙的過程；實現此一過程的主要關鍵，在一樣」道具」：照式照樣的一頂呢帽。
這頂呢帽不僅質料，式樣、顏色須絕對相同；而且要同樣的牌子，同樣的尺碼。這還不算，還要同樣新舊。
通過國際聯誼社管理員的關係，取得了這樣」道具」的全部資料；南京還沒有這個牌子的呢帽，須到上海採辦。買到以後，再要加工」做舊」；經過仔細檢點，毫無破綻，可以開始行動了。
行動非常簡單容易，只要將呢帽」掉包」，真可說是舉手之勞；但下手之前，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要確定日本人會來；因為跟蹤期間，曾發現有一次只有黃秋岳一個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黃秋岳戴回去的，應該是他原來的帽子；帽中無物，倒也罷了；如果夾著什麼東西，一看已不翼而飛，自然知道出了問題，可能立即開溜。
其次是必須在黃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為日本人先來，黃秋岳後到，再加上行動人員，掛鉤上就會出現三頂同樣的呢帽，目標過於顯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個日本人，也早在監視之下，知道了他的住處；並掌握了其他必要的資料，總在中午11點半至12點之間出發，坐一輛黑色別克汽車。所以行動之前，沿路派出」觀察員」，用電話傳通消息，確實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動。
第一次沒有成功，因為黃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沒有時間來掉包。第二次差點出問題，帽子已經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變行程，不到國際聯誼社；幸虧行動人員還在，趕緊將黃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這天中午黃秋岳先到；行動人員在那日本人的汽車駛近國際聯誼社減速將停時，才根據守在門外的同僚的暗號，以極敏捷的手法，換走了黃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樣在，帽簷內側作襯底的一道皮圈中，夾著一張紙，蠅頭細字寫著好幾條中央最新的決定，一條是國民黨中常會雖決議授權蔣委員長組織大本營，行使海陸空軍的最高統帥權，並統一指揮黨政；但蔣委員長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再一條是政府決定向國際聯盟提出報告，陳述日軍在」七七」、」八一三」開釁的經過，指出日本政府負全責；並要求國際聯盟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加以干涉。此外還有軍政人員預備調動的情況之類。
黃秋岳的筆跡是早就搜集了樣本，細加核對；完全相符。黃秋岳的罪行，是確鑿無疑的了，但應該如何採取行動，卻大有研究的餘地。
當然，若說要依法逮捕，手到擒來，毫不費事；但如果他們授受雙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來一次，進一層瞭解黃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機密；出賣了多少機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調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對方對黃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什麼情報？
但討論到最後，還是認為以及早逮捕黃秋岳為妥。因為日本人拿回那頂帽子，一看裡面空空如也；很可能會立即跟黃秋岳聯絡，然後再進一步仔細檢查那頂帽子——雖說已經」做舊」，畢竟有許多特徵是瞞不過所有人的耳目的。等發覺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麼回事？於是，黃秋岳畏罪自殺；那一來，有多少情報已落入敵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什麼方法能夠打入中央政府最機密的部門，便都成謎了。
於是呈准最高當局，然後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黃秋岳；由他的供詞中，知道他的兒子亦脫不得干係，一併逮捕。對於封鎖江陰水道的消息，他承認洩漏給敵人，自道寧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長江兩岸生靈。意思是20幾條日本兵艦及兩千海軍陸戰隊，被封鎖在長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獸之鬥，那時長江兩岸的百姓，就會大遭其殃。
這話當然不會有人相信，事實上在當時知道他說這話的人，也沒有幾個。因為整個過程都是極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響民心士氣，同時會引起外交上的麻煩——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本已提出辭呈；七七事變爆發，為了共赴國難，已打消辭意，趕回任所。中日兩國外交關係未斷，黃秋岳事件如果一公開，等於替日本製造找麻煩的口實，自屬不智。
由於罪證確鑿，軍法審判的程序，很快地結束；父子雙雙伏法。熟悉黃秋岳的人，無不歎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他的詩、他的筆記，文彩義理，都是第一流的。
話雖如此，卻沒有一個人說政府不該判處黃秋岳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鴻志——他做過段祺瑞」執政」時期的秘書長；」九一八」以後，蔣委員長派吳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陳調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後來的極斯非而路76號為公館。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費3萬元；段祺瑞用來分享舊部；梁鴻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鴻志每月的津貼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黃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詩寄托牢騷；這首五言詩：「青山我獨往，白首君同歸；樂天哀天涯，相提並論？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從」甘露之變」中去參詳，」甘露之變」是宰相王涯、我亦銜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禍亦隨；秘書非達官，何事而誅夷？」
何以將黃秋岳與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並論？大多莫名片妙。有人指出，要從」甘露之變」中去參詳，」甘露之變」是宰相王涯、李訓謀誅宦官；詐言在金吾廳後面的石榴樹上發現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冊記載：天下升起則甘露降。因此，當權的宦官仇士良，引領皇帝，親臨觀賞。王涯、李訓本埋伏了甲士在那裡，打算盡殺宦官；不料事機不密；為仇士良所發覺，半途引駕回宮；說王涯、李訓謀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宮，王涯、李訓皆被殺，並夷家族。梁鴻志的意思是，日本飛機在8月15轟炸南京，目標在蔣委員長，決非黃秋岳的本意；猶如王涯本無弒帝之意一樣。至於」誅夷」的」夷」字，是指黃秋岳的兒子而言；梁鴻志可能不知道，黃秋岳的兒子的一條命，是送在他父親手裡。
但須磨知道，黃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門關的，自不免內疚於心；所以這一次在中國縱貫南北的旅行，到處打聽黃家還有什麼人？最後是在北平找到了黃秋岳的弟弟。
他對胞兄胞侄的不名譽之死，痛心異常，因此也恨極了日本人；對於須磨的登門造訪，拒而不納。須磨無奈，托人以資助印行黃秋岳的遺作為名，致贈了一筆巨款；亦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須磨想了卻耿耿於懷的這樁心願，是徹底失敗了。
但在公務方面，須磨倒頗有收穫，找到了一些舊關係，為外務省建立了幾條情報路線，其中之一就是繆斌。
當1945年2月初，日皇召見重臣，聽取了近衛的率直陳奏，認為戰事必敗，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則陸軍內部的左傾思想抬頭，將形成可怕的威脅。近衛並且提出了一張」預備役」將官的名單，認為是收拾殘局的理想人選。
這張名單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當近衛第一次內閣，在1938年夏天，為了想結束在中國的戰事而改組，接受多田駿與石原莞爾的意見，自台兒莊前線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陸相時，宇垣一成亦代廣田弘毅而為外相。宇垣的復起，是出於三井財閥」大番頭」，近衛內閣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薦。統制派之得與財政界的結合，即肇因於池田成彬對垣宇一成的看重；這一次池田推薦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著用宇垣的軍部關係與他在財經方面的影響力，由外交途徑來解決中國的戰事。如果能夠成功，則近衛內閣之後，將是宇垣、池田的聯合內閣。
因此，宇垣謀和的交涉對象是，中國的財政巨頭孔祥熙；實際上是由池田來的關係，結果為軍部所破壞，宇垣一氣之下，也不跟池田商量，自己親筆寫了辭呈，還有一道彈劾近衛的條文，卷在一起，面遞近衛；而且就在近衛面前，先將彈劾文讀了一遍，問一句：「有無起事！」接著斬釘截鐵地說：「從此刻起，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
這是公子哥兒出身的近衛，從未有過的難堪。但他公而忘私，不記這段嫌怨，推薦宇垣出來收拾殘局，亦仍是想到了宇垣與池田的合作，能夠打通孔祥熙的關係，對蔣委員長作出有力的影響。
皇道派的人物，近衛推薦了4個人，在」七七事變」初起，擔任」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的香月，以及反對擴大在華戰事，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爾。近衛又建議：如有必要，也就是一定需要現役將官；那麼阿南惟幾，山下奉文亦可起用。
這是日本陸軍中聲望最高的兩大將。兩人都有在華作戰的經驗；亦都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立過戰功，山下奉文自馬來半島北部登陸，南下直攻新加坡，於1942年2月初，依照預定作戰計劃，很精確地以4天時間佔領新加坡。
但是，山下奉文是皇道派，他的聲名太盛，正招統制派之忌；所以連同一向以陸軍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幾，都被調為關東軍司令梅津美治節制，在」滿洲國」備邊。雖非」飛鳥盡，良弓藏」，但多少總是投閒置散。
及至1943年夏秋之間，日本的海軍及航空兵力，已處於明顯的劣勢；大本營設定了守勢的」絕對國防圈」，中西太平洋新幾內亞至澳洲北部的戰備，有強化的必要，於是新組第二方面軍，起用阿南惟幾為司令；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為十四方面軍的司令，擔當防守菲律賓的征途。
近衛認為阿南與山下所以能擔負起收拾殘局艱巨，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聲望，可以讓在中國的日軍接受指揮。尤其是山下，他的那個」馬來亞之虎」的外號，予人一個異常殘暴的印象，其實，他比屠殺中國人的谷壽夫、酒井隆，甚至有」統制派別動隊」之稱的松井石根，好得太多。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所有的日本將領中，只有他相信中國是不易被征服的——這一種基於現實而來的瞭解，比梅津美治郎、東條英機、杉山元、岡村寧次等人，由於誤解中國歷史而來的荒謬想法，有天淵之別。
梅津一派所瞭解的中國歷史，只看到一種出於多種逆流所彙集的不幸結果；中國曾數次為北方異族入侵，而不得不暫時割起；如遼、金、元、清皆是。」統制派」從這些中國歷史中，自我領受了鼓勵；他們所策動的華北五省獨立，包括的地區，正是遼金的領域；也是五胡十六國及北魏的領域。同時，從北洋政府時代以來，他們認為中國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與軍閥，只要讓他們感受到有堅強的靠山，出現第二個」滿洲國」是不成問題的一件事。
日皇昭和對於近衛的陳奏，當然很重視；但是軍部的勢力，積重難返；而西園寺公爵在輔弼昭和的年代，一直強調英國式的政體。所以昭和心以為是，卻不能拿出斷然的決心，作明快的處置。
昭和告訴近衛，軍部並非不想求和，但要在打一個大勝仗以後，可以因為取得較好的談判地位。近衛卻為昭和指出：軍部有此想法，由來已久；但在打了一個大勝仗以後，想法馬上改變了。那時如果有人提議謀和，一定為同僚所譏斥。也許軍部是覺悟了，但已經沒有機會了；永不可能再有大勝一仗的機會。
因此，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個別召見重臣，垂詢國事，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作用。陸軍中屬於統制派中的死硬派，仍然接受東條的觀點，認為勝敗之數是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尤其是對本土決戰，充滿了信心，以一億鬥志昂揚的日本國民，足以消滅任何登陸的敵軍。對於美國的宣傳，一旦登陸，可以在4周以內擊敗日本說法，東條嗤之以鼻，他說：區區硫磺島之戰，即已花費了美軍4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