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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密碼

《秦腔》誕生,評論家李敬澤說:我吃驚於賈平凹這個作家永遠能和我們這個時代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個非常秘密而直接的通道。

為什麼能?

評論家李星說:從《廢都》以來,賈平凹的小說語言已進入到一個極高的藝術境界,並且形成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語言符號系統。

怎麼來的?

懷揣若干個問號,我從咸陽機場往城市中心去。沿途除了尋常的戶外廣告,還望見四五位書畫家的巨型廣告牌,雖是皮相,也很商業,但仍是別處少見。想起賈平凹說:陝西這地方,土厚。

19歲前,賈平凹沒有走出過棣花村方圓三十里。他留蓋蓋頭,穿草鞋,會做各種農活兒。自小多病,卻從沒去過醫院,只喝薑湯捂汗、拔火罐兒或是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若久病不愈,家裡人則請神作法以驅鬼。他在祠堂改成的教室裡學會了認字;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秦腔、寫對聯和銘錦。

這塊土地統稱商洛。商洛六縣一市,自古是通往中原和湘楚的必經之路。棣花村人很為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來過這裡並留下詩句而自豪,儘管土匪們也常來。如今,他們會領外來賓客去看山牆上的一行石墨字「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是村裡自產的大作家平娃當年刻下的;然而,他們又很有些不以為然:像他那樣的,這裡能拉一車!

很多年裡,這村鎮上沒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就在這群人中,藏著能人:善制木的,能泥塑的,通文墨的,精胡琴的,理鼓譜的,唱秦腔的;有人盤腿搭手說著《封神演義》,據說和書上一字不差;有人偷偷讀《易經》,成了陰陽先生;有人拿鍋黑當墨,在牆上畫出二十四孝圖;還有人率領弟子修建了全縣幾乎所有的重要建築。以至於幹部派下來,來前必有人囑:到棣花村不敢隨便說文寫字。

賈平凹長在一個22口人的大家族裡。父親行四,硬是由三位兄長供養成賈家第一個有文化的人,一輩子教書鄉間。17個孫男孫女繞在祖母膝下,四房共一口大環鍋,直到60年代分家。賈平凹如今回鄉,看著村口年輕人的面孔說出他們各自爺爺的名字和當年的淵源,年輕人就「哦」一聲:八爺回來了。他在十個孫男中排行第八。

童年,他的個子總矮人一頭,體育競賽斷無優勢,看女孩子玩石子跳房子久也無趣,於是早早學會了枯坐呆想,長時間盯著地縫中的螞蟻、柳葉上的蟬蛻、喇叭花上的白斑、向日葵上的彩蝶,以及生死搏鬥的昆蟲——他的作品中常有大段這類對動植物世界的觀察。

關於個子這件事,活到六十,他的話裡臉上還有深深的遺憾:兄弟姐妹四個,兩頭矮小中間的高大,也不知咋回事。他在文章裡說,恨故鄉的貧困,令他的身體始終沒長開;又疑心是大學時代在尚無供暖蓋被又薄的冬夜踡成一團不敢伸直了睡的緣故,還是一個窮字。可一有機會,他就托著下巴跟人逗個樂,自己是不笑的:

(寄居朋友家寫《廢都》)渭北的天氣比戶縣還要冷,房子裡雖然有煤火爐,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買了一條棉褲,穿得臃臃腫腫。我個子原本不高,幾乎成了一個圓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樓梯就想到如果一腳不慎滾下去,一定會骨碌碌直滾到院門口去的。

(政協開會期間)馮驥才要跟我照相,我說,我不跟你照。北京有朋友跟我說,馮驥才1米9,你1米6,你見了他,遠遠打個招呼就可以了。

在他的世界裡,美人都是高個、長腿。

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

賈平凹的性格來自父親,靈氣很可能來自母親。他心軟,不會拒絕人,狠不起來。60年代初鬧饑荒,想吃肉,他跟弟弟合夥勒死隻貓,弟弟把貓掛在門閂上剝皮,他躲到屋後抹眼淚。

大學時代,班上一對男女同學在花園裡說悄悄話,據說臉皮擦到了一起。有人要他作證,他一口咬定:沒看見。他因此沒當上團小組長。畢業後,那對公開了關係的同學送他一本大大的筆記本。旁人又說他有心計。

那時每次回鄉,臨走前一天晚上,父親會跟他講到後半夜。事實上,那些如何自處、如何與人相處的道理,早已由大家族和教書先生傳給了他。

女兒賈淺淺告訴我,這麼多年,從沒聽父親背後臧否過什麼人。即使我在他的文字中讀出一些,也是談藝時的平和之語,點到為止。當我問他:在很多人不要看余秋雨先生的這些年裡,您為啥同他交往並保持私誼?他回:「誰寫得好我就佩服誰。出個人才不容易。他對文學是有貢獻的。」當我終於又問他對莫言得獎後的爭議的看法,他回:「那有什麼爭議的?這麼好的一個作家獲得那麼大一個獎,我們應該祝賀和致敬。」

父親並不總教他溫良恭儉忍——商州人有吃「忍柿」的習俗,「忍事」之意。1982年賈平凹第一次因作品遭批判,老賈先生憂心忡忡,卻對兒子說:娃啊,人沒事不要找事,有了事不要怕事。

李星說,賈平凹一向避談政治,十分謹慎。那些對扭曲時代「政治行為」的不原諒和對「政治正確」的攻擊,很可能是因為評論者生未逢時,或不在其中,或對人性缺乏足夠開闊的視域——理想主義者的易於失望和憤怒,是沒有看透在各種困境之下,人世本就是它已經呈現的那樣,並將長久地那樣。在人類道德的漫長進退史中,良善者所能作為,即如賈平凹借帶燈之口說出的:我只想讓我接觸到的人不變得那麼壞。即如他多年喜歡的螢火蟲,自帶了小燈;家鄉的棠棣花,自染了顏色。

賈平凹說起一件事:有個副縣長,假期裡借了小學校的操場給父親擺酒過壽,收了些禮;有個二十出頭的記者娃娃把這事寫成了批評報道;副縣長當不成了,改做文人,寫得還不錯。他歎了口氣:也許只有這記者娃娃有一天也給他老爹擺壽宴了,才能明白自己當年做了什麼。

有一年,他在書房裡貼出了字畫的潤格,很被朋友們議論了一陣;西安城裡到處可見他的墨跡,人們說他掉進了錢眼裡。全方位打量這個歲末我的考察對象,我只能留點餘地說:這是一個對俗世有著深刻理解並身在其中的人。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煙。我城裡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裡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裡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老家人要進城看病、孩子唸書或者辦事,常來找他。他說,有時也煩,但不忍心,尤其是來看病的。父母在哪兒,故鄉就在哪兒。咱斬不斷,斬斷你咋回去?

採訪中,老家又來人,臨走又要照相。賈平凹往鄉親身邊靠一靠,然後,用女兒淺淺的話說,挺著肚子,臉上是他獻給這世界最多的表情:平淡,木訥,寵辱不驚。

李星是個黑臉漢子,也是評論界的一條漢子。他今年68歲,跟賈平凹一樣,越老越愛吃家鄉飯。採訪,是在他的一碗蕎麥面落肚後開始的。

70年代初,陝西恢復了一個綜合性的文學雜誌,叫《陝西文藝》。經常見賈平凹投稿,字寫得很好看。當時他在西大中文繫上學,經常一投兩三篇,投稿信裡還總有這句: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採用,感激不盡。

他一開始就跟陝西的文學,跟那個時代的潮流不搭調。時代調子是階級鬥爭、反走資派,陝西當時是柳青為首的現實主義文學路子,至少你也得寫寫農村的先進人物吧。賈平凹的作品老是唯美的一些東西,愛情呀,情感呀,是主觀情緒型的,散文化的。分管小說的一個女編輯就很生氣,說:賈平凹這個人小資產階級思想很嚴重,以後他的稿子就不看!

賈平凹的稿子積了五六篇,沒人看。我當時年輕,人說小李,你把這些看看,看完就處理了。我現在就後悔,當時要把這五六萬字留下來就好了。

我看了,也覺得確實是胡編亂造呢!唯美主義在當時就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就是無病呻吟、玩弄文字,很吃不開。但我也感覺到賈平凹這個人愛寫。後來聽他的同學說,大家遊行——那時候遊行多——走累了坐在馬路上,賈平凹坐在隊伍裡,靈感來了,就把香煙盒裡襯的紙反過來寫,很勤奮。

但賈平凹在北方根本發不出作品,上海絕對是他的福地。《滿月兒》發在《上海文學》頭條,陝西才開始看到這個人。當時對他評價最高的,是上海那批評論家:周介人、李子雲,後來是陳思和。《山地筆記》一出來,上海評論家已經當他是大作家看了。而陝西從老一代批評家胡採到中年那一代骨幹,一直到我這一代人,對他評價都不高。

1982年那次批判他,是因為他在1980、1981年寫了一批反映人性黑暗的中短篇小說,像《二月杏》《廈屋婆記事》《沙地》《年關夜景》等等。他還涉及官場,《下棋》,就是讓棋給領導;《山鎮夜店》,就是來領導了,讓大家騰房子走人。當時一些老同志很有看法。當時我在《延河》評論組,就找了個帽子來批他,叫:賈平凹走向了歷史唯心主義道路。

在賈平凹自己,這一段是他對之前寫作的反動。80年代以前,他基本是以童稚清純的眼光來看世界的,唯美、抒情,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進了城,他看到了世界的、人性的陰暗面。他感受到了,自然要寫。

陝西有個十幾人的評論家小組,全國有名,叫筆耕小組,1982年3月,筆耕小組出面,在西北大學圖書館會議室開了一次賈平凹作品研討會,明說研討會就是幫助他糾正方向的!會議紀要連《人民日報》都發了,給人感覺就是賈平凹犯錯誤了在大批判。當時給他家人很大壓力,我知道他父親還專門趕到西安來。

但這次批評的一個效果,就是賈平凹寫出了《商州初錄》《商州又錄》《商州再錄》。接著又寫了《雞窩窪人家》《臘月·正月》那一批作品,拍成電影叫《野山》,得了金雞獎。

我自己的文學觀念,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反省的。三四年後,我還為那事跟他道過歉。他說:有啥麼。

李星說,賈平凹對文字、對文學的不肯隨流、獨自摸索貫穿了他的整個寫作生涯。雖然那種脫胎於古漢語,又源於心靈感受的語句曾被譏為不通,但他始終沒有放棄。那種情緒性、心靈性的內傾氣質瀰漫了他所有的作品。

孫見喜卻認為商州系列是苦惱中的賈平凹的反抗之作,就像一個皮球被按下去會彈得更高,「他的這批清新散文,比之前的『黑暗小說』更引人注目。」

他的大學同學馮友源說:我覺得他寫得最好的還是散文。

馮友源大病初癒,在家中接待了我。

1973年,賈平凹、馮友源在《陝西文藝》上發表了他們合寫的第一篇作品《一雙襪子》。馮友源收藏著這篇少作,紙已泛黃,標題下有個括弧:革命故事。這是賈平凹這個署名的第一次。

馮友源提供了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圖像:無數次投稿,無數次被退回,無數次接著再投。有同學拿著那些退稿信向賈平凹揚:你的小說發表啦。賈平凹私下裡發狠:老子總有一天發表給你們看!

那時候中文系的營養來自蘇聯文學和歐美文學,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歐·亨利。他們學習怎樣排布情境,設計意外。比方《聖誕節的禮物》中,男主角賣掉了懷表,女主角賣掉了長髮,結尾,讀者在惋惜中感受愛是個啥。

當馮友源轉而唱起一支商洛民間的《五更調》,隱約又剝開了一層——

一更裡呀響叮噹,

小親哥來到奴門上。

娘問女兒什麼子響,

風吹門栓嘩啦啦響。

二更裡呀響叮噹,

小親哥進了奴繡房。

娘問女兒什麼子響,

老鼠跳在面櫃上。

三更裡呀響叮噹,

小親哥坐在奴呀床。

娘問女兒什麼子響,

身寒冷的我拉衣裳。

四更裡呀響叮噹,

小親哥和奴敘衷腸。

娘問女兒什麼子響,

睡夢之中瞎嚷嚷。

五更裡呀響叮噹,

奴送親哥出繡房。

娘問女兒什麼子響,

隔壁和尚燒早香。

賈平凹曾在他擔任務虛院長的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文學院裡,正經給同學們講過課,講過語言,講過閒筆,講過張愛玲。他講比喻:三月的春風拂面,感覺像什麼?像嬰兒的屁股,嫩嫩的,滑滑的。

在他農村題材的小說中,雲,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在《帶燈》中——

眼睛紅著,不停地眨,像雞屁眼。

唇膏把嘴唇塗得又厚又大,像是被扇腫了。

車燈前是白花花路,像布帶子在拉著我們和車。

(一個70歲的老婆子)枯瘦如柴,帶燈扶著她,像扶著一把掃帚。鳥轟然而起,一群群斜著飛去,像白的灰的黑的床單在空中飄動。

窗外有鳥側身飛過去,像一個刀片,在天空破壞。

……

作家語言有兩類,一類是外化的,慷慨激昂;一類是內化的,用閒筆,沈從文、周作人,都是把語言還原到本意,還原到不是成語上。「把石頭凍成糟糕」,「巢上團結著一群黃蜂」,「樹樁上糾纏著泥草枯根」,「爹娘牌位前沒有貢獻」,「糟糕」「團結」「糾纏」「貢獻」全是原初的意思。

杯子的水高出杯沿一圈還站著,是張力,語言也是一樣。寫字,功力沒到字在面上,功夫到了力透紙背。

保持語言的色彩。莫言的語言,能看出他對色彩很敏感,他的嗅覺、聽覺都很敏感。我注意撿拾散落民間的古語,像商洛民間,說攜娃不說抱娃,開始是偶然發現,後來自覺尋找。吃宴席、言傳、騷情、口寡、避遠,如今年輕人嫌土已經不用,改說城裡話:請客、告訴、調情、味淡、走開。在河南洛陽,有人送我一個碑帖,上頭有段文字講女道士漂亮,說「有獨立之姿」,讓人過目不忘。

有人說我的語言,讀著木木的,嚼著筋筋的。我不喜歡張牙舞爪的語言,主張憨一些,樸一些,可能跟性情有關。

我一直把標點符號當語氣助詞和虛詞對待,過去我寫了作品給人讀,標點也要讀的。

有一次他和孫見喜路過某地,說:我死後埋這兒吧。孫見喜說:賈平凹之墓。賈:不要那個之字。

賈平凹說,從《商州初錄》開始,他感覺找到了自己的語彙:文白駁雜、始於陰柔宣淨靈秀,漸歸拙樸苦澀放野。

畢飛宇曾說,我相信賈平凹是能夠寫尋常的白話文的。當然。

讀這封他19歲在家鄉修水庫時給同學的信——

1971年滿載著我的憂愁過去了,又一個明媚美妙的春天到來了。滿山開放爛漫的山茶提醒我:憂愁是無用的,它的結果就是絕望……恩格斯說:「不想走崎嶇道路的人,是攀登不了高峰的。」二十多年的虛度,使我們得出教訓:時間苛刻,來不得半點胡混。

現在,我過得很好吧,因為從來沒有生過病,也沒有和別人吵架而吃過誰的拳頭。更值得高興的是今冬降雨量很大,農人曰:麥收八十三場雨,這預兆今年是豐收年吧。……我現在是滿身土氣,滿口土話的人,和一般穿毛翻領的人不敢攀談。……

讀他半年後成為工農兵大學生、一進校便發在校刊上的長詩《相片》,讀《一雙襪子》、第一次發表在《西安日報》上的《深深的腳印》、第一部作品集《兵娃》,很容易看清他最初也是從常規寫作開始的,有人物,有情節,語言標準,還有階級鬥爭的時代氣息。同時,他的文字底下有情、有一股真氣。

後來覺得一有情節就消滅真實,而連綴生活碎片能增強象徵性和意念性,我想把形上和形下結合起來。咱聊天,從石頭煙絲麒麟說到帶燈,從這個話題轉到那個,中間的轉化是不知不覺的。我看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悟到意識流不僅僅是聯想,它是潛意識的活動。中國畫裡,常把春蘭秋菊畫在一起,這在外國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

70年代,唯美、詩意,現在看著輕淺,有時代痕跡。開始想繼承中國古典美學,但理解不深,留白、減份量,不會,於是用加法,寫實,把畫面塞滿;後來學著用減,沉繁削盡留清瘦。1984、1985年,我跟尋根文學碰上了,不是刻意為之。不碰上其他人,我也要一個人走去的。人多了當然勢壯,歸納是後來的事。

散文上,早期吸收朱自清多,雅、學者化,但氣象不大;後來看廢名、林斤瀾,覺得氣息不壯;郁達夫率真,有名士風度;又看沈從文,覺得氣大——我以讀者的名義給編輯部寫信就一次,建議多出這個人的作品。我第一次買齊一個人的文集也是他的。孫犁給我抄過古人所謂「氣」的一段話。文章最重要的是氣,氣是熱的,勃勃的。

我是哪一路?盡量掙脫婉約派,也不會是豪放派。我算是曠達一路吧。

破格是大相。男生女相,武帶文相,逆反著過去,要麼大善,要麼大惡。

還有就是要滅火氣。劉再復不是說嘛,中國作家普遍好個用強使氣,這會影響藝術成就。中國文壇向來崇尚史詩,我更喜歡心跡。

莊子老子系統讀過;蘇東坡、張岱、歸有光、袁中郎,我都比較著研究過;筆記小說我看得多,讀野史、縣志多。《聊齋誌異》有味兒,很對我胃口,它對女人的感覺我能理解。

沈從文對山水氣象的感覺我有,蘇東坡的大隨意我也有感覺。藝術上的學不是硬說要學誰,投合是天造的,一聞味兒人氣文氣就貫通了。歷史驚人地相似,人也驚人地相似。再大的大師,電流接不通只能遠遠敬仰,拜服,但心裡隔著,沒辦法。這幾年在讀王國維,買全一個人的文集的,這是第五位。最近請了兩個送書麒麟(木雕)回來,在翻《山海經》。

1978年,賈平凹有兩件大事,一是《滿月兒》獲得全國第一屆優秀短篇小說獎,意味著他在文壇站住了;一是他娶了妻,1979年元旦登的記。棣花街西頭賈家的兒子,娶了街東頭韓家的女兒,兩人打小認得,彼此印象是「鼻涕拖在下巴上」和「褲帶絮子吊在膝蓋上」。

賈平凹的初中同學、畫家王家民告訴我:女子是村裡的人梢子,縣劇團的尖角兒,會唱秦腔。在賈淺淺記述父親的一篇文章中,有母親「好看的柳葉眉」一閃。

兩人的小窩安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家屬大院一間6平米的廚房裡。助理編輯賈平凹月工資39塊5角。

朋友們來,見了他們的床,就笑了。賈平凹也不好意思地笑:屋子太小,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李星說,朋友笑裡意思是:你倆怎麼睡啊,除非抱著或挨得很近,沒法睡。

屋子正東的牆上釘了一張16開的300格稿紙。新婚之夜,兩人拜過這張稿紙,再拜天地列宗。賈平凹曾說:從她的身上,我獲得了寫女人的神和韻;她永遠是我文學中的模特兒。

喜悅圖

女兒很快來了。這個油鍋溢了仍能安坐、電視裡唱著戲仍能寫作、常在文章中提及「要有靜氣」的男人有了煩惱。他曾向李星訴過苦:寫得很累了,一睡下孩子就哭。

1979年,賈平凹寫給自己:

這一年,文壇上新人輩出,佳作不斷湧現,驚歎別人,對照自己,我又否定起前一段的作品,那是太淺薄的玩意兒了。我大量地讀書,盡一切機會到大自然中去,培養著作為一個作家的修養,訓練著適於我思想表達的藝術形式。我不停地試探角度,不斷地變換方式……我警告自己:筆不能停下來。當痔瘡發作的時候,我跪在椅子上寫,趴在床上寫;當妻子坐月子的時候,我坐在烘尿布的爐子邊寫。……

賈淺淺告訴我,80年代的盛夏,父親要麼拿一把蒲扇,要麼在一台卡啦卡啦的老舊電扇旁邊寫到深夜,鄰居們很有意見。週末說好全家去商場或公園,他常常走到報攤就提議休息一下,抽支煙,一旦看上什麼新聞或者文章,就停下來再不往前了。他提議讓女人們自去,他會在報攤等候。

那時候正播日本電視連續劇《排球女將》,他在鏡子上用紅筆畫了只眼睛,又在書房裡貼了字,「目標:奧林匹克」。他曾一個上午寫成一萬兩千字。他的許多個大年初一在書房裡過。筆快,是磨出來的。

日常瑣事和口角是蠶,一口一口沙沙地食,蝕出日子的毛邊。1992年底,這對夫妻去辦離婚。扯了離婚證出來,賈平凹回戶縣繼續寫小說,陪伴了17年的女人已成前妻。賈平凹推著自行車過橋,回看岸上有人僵立,便喊:回去,給娃做飯!

這一年的農曆臘月二十九,賈平凹寫成了小說《廢都》。

最終獲得首發權的十月文藝出版社副編審田珍穎在長達七頁的審讀報告中這樣寫道:這是一部奇書,不能用好或不好的簡單標準來衡量。它更真實更貼近地寫出了生活,摒棄了為創作而雕飾出的虛偽。真的背景、真的人、真的事、真的社會、真的美醜、真的愛憎、真的情感、真的語言動作……正由於有了這真,你讀後才覺得忘不了,才覺得被擾亂、被吸引。

作家馬原曾對我說:中國當代文學若能傳世三部小說,《廢都》必居其一,它是寫無聊寫到極致的傑作。

70年代末天津某月刊的一封退稿信中說:平凹同志,大作《無聊》收到,讀後實在無聊,現將《無聊》奉還,請無聊先生去無聊……賈平凹之前寫過一部中篇叫《廢都》。蛛絲馬跡提示著,這些素材至少在他的腦子裡盤桓了十多年,是他一腳踏進西安城,一腳踏進文學圈的整個生活本身。當賈淺淺告訴我,她讀《廢都》的反應是淚流滿面,我忽然想到:只有最近的人,才能真正讀懂這本「在生命苦難中唯一能安妥我破碎靈魂的書」。

韓魯華說,賈平凹有兩個精神支柱,一個愛,一個美。任何一個支柱出現問題的時候,他的生活就會發生一些變化。有人理解這愛只是愛情,其實不是。

關於《廢都》、莊之蝶的評價,北大陳曉明有個觀點,就是寫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我覺得寫出了一種世紀末情結,一種中國社會走到轉型期文化沒落、精神衰頹的狀態。

老賈比較早地預感出來這種東西,非常厲害。但是好多人都誤讀了,一天光看性描寫和框框了,一邊看著,一邊罵著。實際上,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經過了那麼大規模的一次集體墮落。當年批《廢都》的人,現在比莊之蝶還莊之蝶。墮落還在繼續,各方面的,不只錢和色,還有向權力、政治彎腰,還有,向世俗的東西低頭。

《廢都》的寫法在當代作家裡,不是賈平凹一個人能寫,為啥他們不去寫?這是個雷區。在藝術上,賈平凹經常搞一些別人想不到的東西,他的勇氣不亞於別人,只不過表達方式不同。莫言是用俗世說佛,老賈是用佛在說俗世。

李星也談到莫言——

賈平凹的很多的作品都抓住了時代的問題,只是他藏很深,不像莫言那樣。莫言是敢死隊,是用一種魔幻的、諷刺的、變形的、誇張的東西來宣洩,寫得很邪乎,比較直;賈平凹是委婉的,從心理情緒上否定、批判時代的一些東西,應該說是更藝術化的一種方式。

當時否定《廢都》最厲害的,不是中老年評論家,而是北京一批年輕的評論家。後來發現,他們在生活中都是挺開放的人,在文學上反倒保守,那種道德優越感可能是評論者的位置決定的。而我這個年齡的人,包括年紀更大一些的老作家,對性描寫都不敏感不在乎,看到裡面一些實質性的東西。

我也不認為《廢都》的政治意味當事人沒看出來。陝北有一個縣委書記,罵他手下的幹部:你們還不好好幹,賈平凹的《廢都》已經敲響了咱們的喪鐘!

但當時的高層是從性的角度批評《廢都》的,反倒說《白鹿原》是政治問題,是反動。賈平凹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我覺得他心裡對批判這些是冷淡的。

最近這個《帶燈》,讓我看是空前的尖銳,連後記都寫得很直率: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廢都》發表後,賈平凹曾在20天裡收到248封讀者來信。稱呼從先生、同志、兄、老師,到賈主席、賈委員,一直到爺爺、伯伯、哥哥、阿姨。

我問賈平凹:可有感覺這些年他的作品不如八九十年代熱?

他答:我倒覺得比90年代初要熱火。那時只因《廢都》,現在理解作品的人多。《廢都》以後的長篇,每部都發行50萬冊以上(包括多個中文版本)。

賈平凹在書房的二樓寫字作畫。桌上有一瓶西鳳酒。畫到興起,他會抿一口。幾十年來,他在書畫中尋找文學的通感。他收藏的那些石頭們、陶罐們、佛像們,偶爾彈奏或吹奏一曲的古琴或塤,有相同的功能。

韓魯華跟賈平凹屬於一年見不了幾面但貌離神合的朋友。

我認為賈平凹是最體現中國傳統藝術思維方式和藝術精神的作家。徐復觀認為最能體現中國藝術精神的是莊子。莊子言意象,魏晉南北朝的王弼也言意象。費秉勳是西北大學的教授,我的老師,他最早提出賈平凹作品中的意象特徵。

「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發展呈現出一個斷裂。「五四」文學從整個思想到語言,都是參照西方的文學建造起來的,能夠繼承中國傳統的藝術精神,寫出韻致的人不多。真正按照中國藝術方式寫作的,恰恰是當時的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儘管它可能很蹩腳。

我們現在談論魯迅作品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說得最多的是白描,但中國的藝術表現就只是個白描嗎?40年代包括穆旦那批人,還是以西方文學或日本文學為參照。當代文學先是以蘇聯文學為參照,後來就是歐美的、拉美的。所以,「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我是誰?有一次我開玩笑:中國近代文學,是一個母體和多個父體雜交的變種。

80年代,賈平凹談他閱讀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在藝術和審美的根本精神上是承續日本傳統的。順著這,我就想賈平凹為什麼這樣去寫。

他在80年代寫過一個很重要的短文《臥虎說》,實際上闡述他的文學觀念——在漢代的茂陵前面有一個石雕,是一個臥著的老虎。他就寫這種傳統的、混沌的、整體的、粗獷的、幾筆勾勒出來的等等這些東西,是中國的,特別是整體性。

80年代初,他在作品中就有意識地塑造意象,開始是零碎的。80年代中期,他寫了一批中短篇小說,像《水意》《古堡》,就有了整體的意象。1987年《浮躁》出版,他寫了兩個序言,明確提出:作家的最高目標,是在存在之上,創造他的意象世界。賈平凹是精神表現型的作家。

90年代初,賈平凹提出過新漢語寫作。他是不滿意「五四」以來西方式的表述,他一直在摸索,實際上是要把中國古代文化打通。最初還有些痕跡,比如《滿月兒》,好是好,就是寫得比較工,後來越寫越好。

《秦腔》之後,再沒有評論家說他沒有生活了。他寫的那些生活細節,都是帶有經典性的。作家都能夠寫細節,但真正能寫出經典細節的不多。在這一點上,魯迅不得了。細節不光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它還是歷史文化的一種濃縮。

文革的故事

酸棗好個秋

精神之花

相馬圖

我曾經把《古爐》和格拉斯的《鐵皮鼓》認真做過比較。二者在人物、敘事角度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寫的都是人類歷史上的災難。我感覺《鐵皮鼓》是戳透了在寫,《古爐》是把燈光給你打過去,那張紙始終不戳破,它其實是把人性放在特殊年代去寫的。

我在看《帶燈》的時候,感覺意象的東西有所弱化,評述式的直抒胸臆在強化,這使得它內在的風骨很強。我覺得就是漢大賦和《史記》的那種筆法,它內在的、精神上的一些東西,已經有變化了:表面上認同,骨子裡對抗非常強,比《秦腔》走得更遠,跟《古爐》比較接近。

2011年,李星對賈平凹說:你現在地位變了,茅獎得了,也當上作協主席了;有錢了,房子多了,不像過去看見我5平米的破廚房都羨慕了,我們就怕你的寫作跟現實之間的對抗性沒有了。賈平凹乾脆地說:不會的,我有好多東西要寫。

兩個月前,李星讀到了《帶燈》。「想不到他還能拿出夠張力的東西,用比過去更大膽的方式來思考、呈現現實。」

賈平凹現在是廳級幹部,會多,事務纏身。我問:如果把那些職務抹掉,還您佔去了2/3的時間,願意麼?他像孩子一樣笑了:俺願意得很。那當初何必進入?他說:人都有個爭勝心麼。

掐指一算,賈平凹已經做了40年出頭的西安人。他說起這座被農村包圍的城:80年代,西安也有好賓館,賓館也鋪地毯,但很快就成泥片子了——人的腳和車的輪在周邊跑,還沒把泥土蹭掉一點在路上就進到城裡了。這也決定了這座城裡有許多他的同類,許多有意思的人。他喜歡有意思的人。

有個農民叫劉書楨,是賈平凹的初中同學,長期在西安拾破爛兒。賈平凹跟他一起去工棚,跟更多的拾荒人聊天。飯點到了,人家遞給他一個缸子,邊緣都是黑的,他端起就吃。他在劉書楨身上看到一種奇異的東西,跟帶燈類似——「你是泥塘里長出的一支蓮,在骯髒的地方乾淨地活著。」一轉身,寫成小說《高興》。現在,劉書楨改叫了主人公的名字:劉高興。

他有各路朋友,寫作的、收藏石頭的、寫書法的、作畫的、抽煙斗的、打麻將的、唱秦腔的……他正經拜師唱過秦腔,還有點喜歡卡拉OK,保留曲目從《後院有棵苦李子樹》擴展到七八首。

許多年前他沖家裡人發脾氣,因為書房裡一片紙不見了。一位鄰居出來倒垃圾,見他蹲小區垃圾台那兒清撿,便幫著一起翻找。找到一看,是一張大雁塔煙盒的襯裡紙,上面記著人、貓狗、企鵝、蛇等舌頭的功能。

他跟養蠍子的、養貂的、養蛇的都長談過,他對自然有興趣。這些知識多從生活中而非書本上來,成為他龐大儲備的一部分。

我曾經在西安城南的山裡拜訪過眾多的隱在洞穴和茅棚裡修行的人,曾經見過一位並沒有上過大學卻鑽研了十多年高等數學的農民,曾經讀過一本自稱是創立了新的宇宙哲學的手寫書,還有一本針對時下世界格局的新的兵書草稿,甚至與那些堪輿大師、預測高手以及一場大病後突然有了功力能消災滅禍的人交談過。最有興趣的是去結識那些民間藝人,比如刻皮影的,捏花饃的,搞木雕泥塑的,做血社火芯子的,無師而繪畫的,鉸花花的。鉸花花就是剪紙。我見到過這些人,這些人並不是傳說中的不得了,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要麼天人合一,要麼意志堅強,定力超常。

碰上了,他也讀一些高頭文章,有關中西哲學的、有關解構主義的,但都沒有讀到不認得了自己。他取了他有感覺的那部分,便抽身離去。這也是不少人舉證他「根本不懂」的原因。

他對世界有一種態:好奇著,歡喜著,張望著,羞怯著。

他對人也有一種態:伏低伏小。

賈平凹常站在小攤上吃胡辣湯,朋友見了:哎,你咋在這兒吃哩。他說:俺不在這兒吃在哪兒吃?他告訴我:街邊小攤的飯好吃,有味道;貴族吃營養,平民吃味道。而近些的人都知道,他挑剔得很:麵條須是母親做的那種,筷方粗,一指長,要切成旗花;不吃肉,只吃粗糧;粗糧只吃苞谷面,尤愛攪團,一天三頓都行。

受訪者都向我提及賈平凹的悟性。他常把他的悟,借小說人物的語言或心理活動傳達:清風明月能獨有嗎?世上最有故事的是錢。

他笑著告訴我一根皮帶改變人生的故事:買了根好皮帶,得配條好褲子;有了好褲子,得配好上衣;然後得配鞋子、帽子、手錶;你穿得好得很,出門不能推自行車,得配豪華車;你開著豪華車,不能到麵攤上吃碗麵吧,還得去賓館吃好的,這一整套就來了。

有一次和朋友走在一條老街上,兩邊全是棺材鋪。賈平凹說,這是許多旅店,人到世上,其實是出一趟差,終了到壽棺裡休息一下,等閻王重新安排。

賈平凹是西安的驕傲,也創造了一種價值。最近有人用他的姓名搶注商標說明了這一點,他去對面鋪子吃個饃喝碗湯掌櫃放料之誠懇也說明了這一點。在他身邊,有人長年記錄與他的往來短信,作為資料收存;有人長年跟拍,對外出售照片。他讓帶燈說:這不是在犧牲,在利用,利用別人和讓別人利用著,這才能辦事也各自才有價值麼。

孫見喜曾概括賈平凹:老人的意識,娃娃的脾氣,道家的風骨,農民的形象。

賈淺淺有次去父親書房,見他手上有道抓痕。父親憤憤說,昨天跟某某玩牌,那人連著輸,就是賴著不給錢,他實在看不過,奮不顧身撲過去掏人口袋,那人說,你以前也賴賬,你爭我奪,把手給摳爛了。女兒忍著笑問他,錢有沒有拿到?他一臉得意,點點頭。

我問賈淺淺:為什麼西安城裡好些人都說你父親「嗇皮」(吝嗇)?她莞爾一笑:大概每次跟朋友們吃飯,他埋單的動作要慢一拍。

賈平凹早年的嗇皮事跡大抵是這一類:朋友叫他請客吃西瓜,他給5塊錢,關照一句,兩塊就夠買只瓜了;他讓朋友給買點吃食,給5塊錢,關照一句,買兩塊錢的;他節約用水,到了令朋友們發指的地步……賈平凹說,在他眼睛裡,錢就是鹽,他總要換算成能買幾斤鹽。

賈淺淺說,父親對稿紙格外珍惜,他的字佔地面積極小,密密麻麻,看起來很吃力。90年代初,他得到某刊物贈送的幾本稿紙,壓在枕下捨不得用,最後畫上冥錢,燒給去世的父親。

至於平日裡的小惡作劇,他也擅長。有一回,他借了某縣計生委的房間寫作。那本是婦女被手術的地方,後來閒置著,清靜。他實在感激嶄新的被褥、取暖的電爐和計生委領導的熱情,忍不住表白:如果是個女人,情願讓他們在肚上劃一刀,幫著完成一個計生指標。

又一回,他請一位上海女作家去嘗西安小吃葫蘆頭。女作家問,什麼是葫蘆頭。他解釋道:就是豬痔瘡。

……

湖南作家陽桂生說:當今文壇,獨領風騷的時間實在短,賈平凹能長久不衰,除卻他的才情,他的勤奮和心無旁騖世人難及。他專為文學而活。他把中國文學悟得很透,不立流派而自成一家,以海的博大接納外來的手法和技巧,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鮮明的中國氣派和中國味道。

讀通賈平凹,會發現這個人幾乎透明,他的生、老、病,愛、欲、求,都被他明明暗暗寫出來了。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在寫。所謂密碼,不過是受活罷了。

采於西安 寫於2012年12月

本文參考孫見喜著《賈平凹前傳》,感謝李星、韓魯華不厭其煩的解讀以及魯風提供的資料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