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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那年,龍應台就想過:將來要做一個不需要向別人敬禮的工作。在進入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之後,她一度仍不按規則出牌,多有「突圍」之舉。譬如,她曾拒絕為配合馬市長剪綵辦美展、搞演出,此舉雖也得到市長支持,但長此以往別具一格,市長也要承受來自整部機器的壓力。

文化圈中人說,因為文人氣質和率真性格,龍應台常有隨興之舉,有些人卻「不愛看她那個調調」。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簡單粗糙,她確實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先生就曾將與龍應台的「衝突」寫在一本書裡。市長時期的馬英九對龍應台的「禮讓三分」,也讓一些人不那麼舒服。

那時候的龍局長雀躍著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個小時,自述「整天頂著頭盔上戰場」。王小棣曾見她伏在市政府大門邊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什麼,一問,正要出門,有些事還沒想好,想到就寫下來。王小棣對我說,當年文建會的工作是相當粗糙的,而龍應台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翻開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編寫的《東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龍局長的事跡:台北的文化地景開創了許多「第一」,包括第一個國際藝術村、第一個駐市藝術家高行健、第一個華人世界的國際詩歌節、第一個古跡專業演藝廳(中山堂)、第一個專業藝術電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復並開放許多名人故居(包括錢穆、林語堂等人的故居)、第一個公私合營模式的美術館(台北當代藝術館)、制定第一個「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她還推動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鑄九教授與我見面的紫籐廬,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偉的故居。

王小棣對龍做事的韌性印象深刻:在拍攝與《大江大海》有關的一部紀錄片時,龍跟著敘述者踩著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碼頭,穿著平底鞋,跑了將近半小時,當時她57歲。

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歷練」之後,龍應台終於發現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樣「理直氣壯」,而理直氣壯,是1986年《野火集》橫空出世時的動人之處。

夏鑄九說,有過「不那麼愉快」的局長經驗,如今的龍應台已「不那麼簡單」,她知道什麼時候該斬釘截鐵強硬,什麼時候該動用柔軟示弱。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主任阮慶岳說,龍應台此番重新上陣,信仰的底蘊大約未變,對權力的誘惑也應傲骨猶在,真正的挑戰還是落在她溝通的技巧與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龍應台走了16個「立委」辦公室,跟「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談兩個人童年都待過的鄉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訪各部各會。「這些方面我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政府機構裡,每一個部會都是本位主義的,對於其他部會在做什麼是沒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樣。如果想讓社會進步,一定要合作。」龍對我說。

9月22日,我看到她與「交通部長」毛治國、藝大校長朱宗慶站在一起,站在火車站起舞的學生中間。我聽到她說感謝。

龍就任之後提出的第一個設想是「讓文化從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東縣達仁鄉、南投縣中寮鄉等收入最低鄉鎮的孩子,跟台北市信義區的同齡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權?這個命題來自她的早年經歷,當年她到台北唸書,發現同學聽的音樂、談的話題、見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縮小貧富差距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獨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經濟部」合作,才能讓以下這些行動不浮於表面:雲門舞集到鄉下廟前的廣場上演出,畫家、作家下到偏鄉中小學去交流,裝滿書的文化列車開到苗栗鄉下人家的門前去播種,鄉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館來開眼界……

眼下的台灣媒體非常樂意向公眾報告一個「放柔身段,有所妥協」的龍應台。但她說,我沒有變。「一個人所抵抗和所堅持的,匯成一個總體,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聲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裡,流露在舉手投足間最尋常最微小的決定裡。」

「部長」龍應台,充滿細節。9月19日,圓山飯店,台北電視節。龍應台在致辭中照顧到遠道而來的歐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講話。她特別建議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國人去孔廟看看,去西門町轉轉,「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對同性戀最寬容的城市之一」;她反覆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這些細節,提示了她的視野和角度,可能是未來作為的立足點。

媒體人邱立本曾經發問:內戰心態還在兩岸華人中存在,怎樣超越?台灣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內戰心態也在台灣黨人中存在,怎樣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龍應台笑著說:「閩南諺語講,『歡喜做,甘願受』,只要我在,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