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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紅頂商人 第十章

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撫的職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員,嗚炮恭送之下,啟程入閩督師。

在此以前,援閩之師分三路出發。西路以幫辦福建軍務浙江按察使劉典所部新軍八千人為主力;會同記名按察使王德榜的兩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記名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燈兩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經福建浦城、建寧入延平;東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連升會同候補知府魏光邴,領兵四千五百人,過錢塘江由寧波乘輪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陸。

這三路軍隊的目標都是閩南——李世賢踞廈門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則在閩南的東西之間流竄。左宗棠的打算是,決不能讓他們出海;由北、西、東三面收緊,壓迫敵人南竄。福建之南就是廣東。兩廣總督毛鴻賓與廣東巡撫郭嵩燾,見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驅賊入粵,則援閩之師,隨賊而至,會形成長毛與「友軍」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著急。

可是由兩員副將方耀、卓興所率領的粵軍,不過八千之眾;福建延建邵道康國器,雖是廣東人,新統一軍,亦多粵籍,卻不能算粵軍,因為是左宗棠的部下,並不聽命於廣東大吏。毛鴻賓與郭嵩燾迫不得已,一而派方耀、卓興入閩會剿,明阻長毛,暗擋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請起用守鎮江的名將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自求振作。

當援閩之師未到以前,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已與李世賢接過仗。林文察是台灣彰化人,咸豐八年以助餉剿淡水的土匪,授職游擊,做了武官;他所統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戰,助林文察當到總兵,獲得「巴圖魯」的名號。王有齡被困杭州時,曾奉命援浙,而阻於衡州;以後歸左宗棠節制,很立了些戰功,補實為福建福寧鎮總兵,不久擢升為福建陸路提督,隨即提兵回台,在他家鄉平亂。亂黨的首領,是原籍漳州龍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國歷史上陰魂不散的老牌亂黨白蓮教的餘孽。在彰化名義上辦團練,實際上與長毛是勾通的。

鹹同之交,浙江淪陷,在福建的官軍,多調閩北浙南;戴潮春認為是起事的好機會,三月間由其黨羽林戇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後,佔領彰化,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被殺。戴潮春自稱「東王」;「南王」是林戇晟;此外還有「西王」與「北王」。下面的官職有「大國師」、「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等。

這個略仿太平天國建制,沐猴而冠,彷彿戲台出將入相的場面,由於東南戰局正在緊要關頭,朝廷只應糧道丁日健的力請,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維持一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復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號召舊部;福建巡撫徐宗干,亦派久官台灣的丁日健領兵赴援,並授為台灣兵備道,督辦全台軍務。

於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復,繼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於張厝莊、林戇晟敗死於四塊厝,局面可以算是穩定下來了。

不過肅清殘餘亂黨,亦很費力;尤其是當李世賢佔據漳州以後,戴潮春的餘黨準備接應會合,圖謀再舉。左宗棠深恐李世賢、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為此。

林文察見此光景,深感為難,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復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陸路提督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對於收復漳州、汀州等地,責無旁貸。仔細考慮下來,還是應該回福建;因為能夠消滅李世賢,彰化的亂黨便失去憑借與指望,不戰而自潰。

打定主意,倉卒內渡,同船隻帶了兩百親兵。他與李世賢交過手不止一次,不敢輕敵;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後出擊,那知李世賢早有準備,在萬松關設下埋伏,專等他入網。

而林文察則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自感兵力孤單,一路收容了許多散兵游勇,雜湊成軍;如果糧餉充裕,時間從容,而又有得力的幫手,當然可以將此輩漸漸練成勁旅,否則就只有利用他們急於追求出路,或者懷仇報仇的心理,淬礪士氣,作背城借一之計。林文察老於兵事,默察情勢,認為不得不速戰速決;拖下去徒耗糧餉,且難部勒,將不戰自潰。本來左宗棠的檄令,是責成他「力保泉廈」,這是很難的任務,因為漳州以東,直到廈門、泉州,地勢平衍,易攻難守,而況彼此兵力眾寡懸殊。就方略講,應該以攻為守;就利害關係來看,以少攻多,雖然吃力,但與其守而敗,不如攻而敗。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廈而進,在萬松關上紮營。萬松關又名萬松嶺,在漳州以東二十五里的鳳凰山上,為由泉廈渡江入漳的孔道。紮營剛定,李世賢派一隊人馬來攻,用意在試探虛實;哪知副將惠壽不中用,竟讓長毛踩了營盤。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駐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兩天出隊攻擊,小勝而回。就在這時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溝高壘,勿浪戰求勝;俟浙軍到後,協力規復漳州。」林文察這時不能不聽命,駐營在萬松嶺上,靜候援軍;另由水師總兵曾玉明,在九龍江近海澄縣地方的海口鎮,結紮水營,以為犄角之勢。

這樣守到十月底,左宗棠還未進入福建境內,而先行出發的浙軍,三路合圍之勢,將次形成。李世賢原來是在萬松關以西設下埋伏,專候林文察入網;見他按兵不動,而浙軍又已入閩,不能不急著打開一條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發動突襲。

突襲是分水陸兩路進行。襲擊水營的長毛,皆以煙煤擦臉,有意扮成猙獰可怖的鬼相;同時亦用作為「自己人」的識別。曾玉明的水師,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轟擊以處,其餘各營,都垮了下來。

在西面萬松關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壞的散兵游勇;聽說後路被襲,未戰先亂。副將惠壽,游擊許忠標,壓不住陣,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都不肯逃,結果中槍陣亡。潰散下來的亂兵,勉強集結在九龍江東岸,算是保障泉州門戶。

三月以後,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進入福建境界;預定就以此為行轅。行轅所收到的第一件戰報,便是林文察兵敗殉職。

這不是馬到成功的徵兆,左宗棠大為不悅。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軍的銳氣,也傷了他的威名;雖非死有餘辜,卻是決不可原諒的。因而出奏時,便不肯專敘此事,只用一個「督師行抵浦城,現籌剿辦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責林文察不聽調度,致有此失;幸虧高連升軍一已由福州趕到閩南,泉廈可保無虞。至於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請;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會優厚。

不過局勢很快地穩住了。左宗棠最擔心的,就是李世賢向東南橫竄入海,所以只要高連升一軍,能自福州南下,及時攔堵,先擋得一陣;等蘇軍郭松林、楊鼎勳領兵航海而來,肅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為此,左宗棠定下東守北攻西壓的策略,最先收復閩南偏北的龍巖;接著會同粵軍方耀所部,收復閩粵交界的永定。

這兩場勝仗才下來,士氣大振,指揮更加靈活;左宗棠開始「驅賊入粵」,首先是由毗連江西的汀洲、連城一帶、將汪海洋部下的長毛,往南攆向與廣東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帶。其時援閩蘇軍已陸續到達,與浙軍高連升、黃少春所部,劃分防區,而以進取漳州為目標,蘇軍守漳州之南浙軍守漳州之北。這一來,李世賢出海之路是徹底被遮斷了。到了四月中旬,浙蘇各軍由南北同時出擊,會功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復,可是李世賢卻開西門而走,與汪海洋會合在一起,成為「困獸」了。

當時的形勢是東南方面泉、廈、漳沿海一帶,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餘人防守;東北的漏洞,亦已及時防補,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幾乎毫無佈置。

西面就是廣東的大埔、饒平一帶,雖有粵軍方耀防守,可是決非李世賢、汪海洋的對手,是誰都看得出來的。然則,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

這個明眼人是遠在京城裡的軍機章京領班許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發下來的一個奏折,大為詫異;這個奏折是李鴻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閩蘇軍,會合浙軍分路進逼,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漳州府城」;奏報進攻情形中,有一句話說:「侍逆李世賢潛開西門而遁。」這與同時收到的左宗棠的戰報,情況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進逼漳西大捷,現籌辦理情形」。並未提到漳州克復,再未變到李世賢由漳州西門而遁;只說「李逆世賢經官軍疊次擊敗,勢日窮蹙;圖由漳北小路繞犯安溪,以抄官軍後路。其計未成,又圖勾結同安土匪,內訌滋事;經離松林凰帶所部兩營馳赴同安,會同道員曾憲德將西塘、上宅、滸井各鄉匪巢洗蕩。」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點是福建省城。福州離漳州不過兩三日路程;廿一克復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應該到廿五還不知道。如果已經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報捷?

這是莫大的一個疑竇,但稍作參詳,不難明白,左宗棠只為李世賢「漏網」,不肯報捷;先說他想「繞犯安溪」,又想「勾結同安土匪」,最後說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將李世賢「漏網」的責任,輕輕推到郭松林頭上。

至於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緣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來從林文察陣亡以後,福建陸路提督一缺便補了福山鎮總兵的郭松林,雖為署任,總是陞官;而如沒有左宗棠的奏請蘇軍援閩,這個武將中最高職銜的提督,請未見得輪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陞官,既由援閩而來;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則不論感恩圖報,還是循名責實,都該照建制歸隸他的部下。無如郭松林雖經福建巡撫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終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卻自居於客將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頗難容忍的;只是當郭楊兩軍航海南來之前,李鴻章特為聲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勸駕」。左宗棠曾經同意,此時不便出爾反爾!但又有所憾於郭松林,因而此時先作一個伏筆,一方面隱約其詞地表示,追擊李世賢是郭松林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將來的情況,果真同安土匪一時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請將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經地義,名正言順,朝廷不能不准,李鴻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瞭然於左宗棠暗中的勾心鬥角,再來看李鴻章的「援閩獲勝,會克漳州府」一折,才會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賞以外,還有預先為蘇軍留下卸責餘地的作用。因為折中鋪敘戰況,對於郭楊兩軍的防區及部署,說得特別詳細,一則謂:「東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營扼之;又十里為鎮門,系東山、海澄、石碼適中之地,楊鼎勳以五營扼之。海澄縣為兩軍後路,有山徑可通漳浦,復派三營分佈縣城內外,防賊抄襲。」

再則謂:「總兵劉連捷、阜司王開榜在西北;提督高連升、黃少春等軍在東路。自蘇軍扼扎東山,南路已斷。」三則謂:「敗逆向南靖一路紛逃,各營追剿數里,當會同高、黃等軍,折回東南,將東關外放子橋、東嶽廟及附近南門新橋各賊壘一律蕩平。」處處可以看出,郭揚兩軍無論防守還是攻剿,都以擔當漳州南面為主,東面其次;然則李世賢開西門而遁,責任誰屬?不問可知。

這樣反覆研判下來,許庚身認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權術。從軍興以來,各省帶兵大員,以驅賊出境為慣技;而左宗棠則似乎有意以鄰為壑,包藏著什麼禍心。此非早作糾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與文祥等人,指陳利害,奏明兩宮太后,擬發「廷寄」,首先指出李鴻章已有奏報,漳州克復,「侍逆潛開西門而遁」;接下來便說,「漳州別經克復,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將與汪逆合謀,計圖復逞。現在東南兩路局勢既尚穩固;東北一路亦有劉明燈等聯絡扼守,而西面之漳浦、雲霄、詔安、平和等城,均為賊踞,該逆必思由此路竄走,已無疑義。粵省饒平、大埔一帶,雖有方耀等軍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佈,左宗棠等仍當分撥勁旅,繞赴西路,會同粵軍,迎頭攔截,杜其竄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攆走郭嵩燾的時機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為蔣益澧下過一次伏筆;並用李鴻章作為陪襯,來提高蔣益澧的地位。這一伏筆,下在九月初,瑞麟與郭嵩燾交惡之時,而於「懇請收回節制三省各軍成命」的奏折中,附帶一提:「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將李鴻章調為粵督,而以蔣益澧升任粵撫;這是隱約其詞的試探,朝廷即令沒有明確的反應,但蔣益澧可當方面之任的印象,卻已在西宮太后與軍機大臣的腦中留下了。

此時當然還不能明保蔣益澧升調廣東;是用夾片的方式,在「陳明廣東兵事餉事」中,攻郭保蔣。首先就說:「廣東一省兵事實足觀,而餉事亦不可問。軍興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轉強,粵則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餉事或由匱而漸裕,粵則昔饒而今竭矣!」光是這兩句話,便將近兩年的督撫一起攻擊在內;當然,郭嵩燾的責任應更重於瑞麟,因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著便專責餉事,而此正是巡撫的職責;其中並無一語提及郭嵩燾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擊卻集中在郭嵩燾身上,特別提到廣東富饒之區的潮州厘稅。

左宗棠是這樣指責:「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紳士民,詢及潮郡厘稅,合計雜貨之厘、洋藥之厘、汕頭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萬餘兩,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餉也。潮州為粵東腴郡,而厘稅之少如此,外此已可類推。」這是有意歪曲事實。從錢江創設就貨徵稅的釐金以來,最難辦的就是廣東;當郭嵩燾蒞任之初,就曾會同總督毛鴻賓奏明。廣東辦厘的情形,有異於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牽掣。廣東的形勢,「澳門據其西,香港繞其東,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屬之洋人,而香港尤為行戶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設香港,以圖倚附夷人,便其私計,一切勸捐抽釐,從不敢一過問。其有意規避捐輸者,亦多寄頓香港,希圖倖免。統計出入各貨,凡大宗經紀,皆由香港轉輸。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粵東兼有逋逃之藪。」

其次是廣東的風氣與他省不同。廣東的士紳,往往包攬稅捐;釐金開辦之初,亦由劣紳承包,任令侵漁中飽。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後收為官辦,則原來包厘的劣紳,因為失去特權,心有不甘,從中煽動搗亂,聚眾搗毀厘局之事,不足為奇;官府膽怯怕事,不敢懲辦禍首,反而撤去委員,或調動府縣地方官,以裘發協。而結果是越遷就,越棘手。

從郭嵩燾到任後,以易除中飲,講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頓厘捐,頗有成效,從未設局的瓊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開辦。至於潮州,就廣東而言,偏處東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廣東邊境時,方由潮嘉惠道張銑,設法開辦;數目雖少,但總是一個開端。潮州的民風,因勢利導,好話說在前面,無事不可商量;強制硬壓,則偏不服從。

張銑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認厘捐,以後可以陸續增加;而況賊勢方急,官府與紳民之間,為此先起爭執,是件極危險的事。這個看法,郭嵩燾深以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實,只強調每年只收得三萬銀子,卻不說這三萬銀子來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萬,以後三十萬亦有希望。最惡毒的是,左宗棠又誇大廣東海關的收入:「聞海關各口所收,每歲不下二百萬兩,其解京之數,無從稽考。此項若能由督撫設法籌辦,於正供固期無誤;而於該省籌餉大局,實裨益非淺。特此為二百年舊制,非外臣所敢輕議。」接下來便是保蔣益澧了。他說:「臣率客軍入粵,偶有聞見,自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兵餉兼籌,任大責重,非明於開濟之才,不能勝任。浙江市政使蔣益澧,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若蒙天恩,調令赴粵督辦軍務,兼籌軍餉,於粵東目前時局,必有所濟。」

這就是所謂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話上:「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以節制三省軍務的總督,如此推崇,份量實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這樣降心推崇,也實在不類他的為人。因此有人傳了來一個內幕,說是閩浙總督衙門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蔣益澧一萬銀子的紅包,力主加這「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十個字;如果流言屬實,算起來是一字千金。

不過,行賄之說,雖不可知;而就事論事,卻非有此十字不可。蔣益澧的才具如何,軍機大臣大都瞭解;無不以為他難當方面之任。是故雖經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為粵撫,並利用李鴻章作陪襯,來抬高他的身價;而朝廷始終裝聾作啞。現在左宗棠的這十個字,份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裝不得聾,作不得啞了。

不過,裝聾不許,卻可裝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請,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著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馳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糧餉。」

當保薦蔣益澧的奏折拜發之時,左宗棠對克復汪海洋所盤踞的嘉應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發動總攻,一仗大捷,汪海洋為亂槍所殺;十天以後,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復嘉應州城,賊首殲滅淨盡,餘孽蕩平。」

這一下等於肅清了長毛餘孽,左宗棠本人班師回任,各軍遣歸本省;然則蔣益澧「馳赴廣東」,辦何「軍務」,籌何「糧餉」?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蔣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當然早就計議及此,於是借題發揮,對郭嵩燾逼得更緊了。

所借的題目是「高連升帶所部赴任」。高連升的本職是「廣東陸路提督」;如今左宗棠節制三省軍務的任務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則高連升亦應有廣東履任。提督到職,除本標親兵以外,無須另帶人馬;而左宗棠卻囑咐高連升盡攜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亂初平,民心不定,「以資鎮壓」;實際上是有意給廣東出難題,因為高連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萬金銀子的餉銀,當然歸廣東負擔。

可是,廣東歡迎高連升,卻不歡迎高連長的部隊。於是左宗棠上奏指責廣東,大發牢騷,說是「臣捫心自問,所以為廣東謀者,不為不至,而廣東顧難之。欲臣一概檄飭高連升所部為旋閩,茲則臣所不解也。如謂高連升軍餉仍應由閩支領,則試為廣東籌之,應解協閩之餉,約尚有三十餘萬兩,此次資遣各省難民及嘉應州、鎮平縣賑恤平糶米糧及臣均撥鮑超一軍軍米價銀,應由廣東解還歸款者亦約五萬餘兩。即以此款悉數移充高連升軍餉,以閩餉濟閩軍,約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後,諸患漸平,陸續裁撤此軍,亦未為晚。」各省協餉,哪一省虧欠哪一省,是筆永遠算不清的帳,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勝仗更有理。左宗棠對這一層瞭解得最透徹,所以能夠侃侃而言,氣壯更顯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報,常在最後發議論,此折亦不例外,因為打擊郭嵩燾的緣故,殃及廣東,亦被惡聲:「伏思海疆之患,起於廣東;中原盜賊之患,亦起於廣東,當此軍務甫竣之時,有籌兵籌餉之者,應如何懲前毖後,以圖自強?若仍以庸暗為寬厚;以諉卸為能事,明於小計,暗於大謀,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也。合無請旨敕下廣東督撫熟思審處,仍檄高連升帶所部赴任之處,出自聖裁。」

這個奏折,像以前所保蔣益澧的奏折一樣。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紅包的人,密抄折底,寄達浙江,蔣益澧雖是粗材,但畢竟也還有高人,告訴他說:高昇之期已不在遠。蔣益澧喜不可言,隨即刻印了廣東巡撫的封條,準備打點上任了。

這個奏折最厲害之處,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燾。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筆鋒,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這是暗示,如果攻郭無效,便要轉而攻端了。瑞鹿在廣東的政績如何?朝中大臣,盡人皆知;而恭王與文祥,較之道光、咸豐兩朝若干用事的滿州權貴,雖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認為瑞麟必須保全,因為第一,軍興以來,督撫十分之九為漢人,此是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之事。眼前亦僅只湖廣、兩廣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對瑞麟參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調不可,一時卻沒有適當的旗下大員,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奧援,動他不得。第三,瑞麟雖是庸材,但很聽話;尤其內務府的經費,跟粵海關有很大的關連,能有個聽話的粵督在廣州,諸事方便。因此,朝廷就必須安撫左宗棠,不但為了保全瑞麟,亦因為由「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這句話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諭中責備瑞麟,措詞相當嚴厲:「左宗棠凱旋後,粵省安插降卒,搜誅土匪,善後之事方多;正當留扎勁兵,以資鎮壓。瑞麟既咨催高連升赴廣東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將其部典檄飭回閩?倘閩軍凱撤,而降卒土匪又復滋生事端,重煩兵力,該署督其能當此重咎耶?」

接下來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請:「高連升所部五千餘人,計每月餉需不過三萬餘兩。即著左宗棠檄飭該提督帶所部赴任,月餉由瑞麟、郭嵩燾按月籌給,不准絲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的受這頓申斥,當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燾。

朝廷的意思是決意保全瑞麟,犧牲郭嵩燾來換取左宗棠的「忠誠」。不過上諭於「用人行政」,動輒申明,「一秉大公」,而廣東軍務的貽誤,督撫同罪,不該一個被黜、一個無事。所以運用「打而不罰」,「罰而不打」這個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對瑞麟嚴加申飭是已打不罰;而對郭嵩燾之不「打」,正是將「罰」的先聲。

不過七八天的功夫,有關廣東的政局,一日連發兩諭,一道是由內閣「明發」,「著郭嵩燾來京,以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另一道是僅次於「六百里加緊」的緊急軍報的「廷寄」,分飭浙江、廣東及福建,寫的是:馬新貽奏:巡視海口情形,酌議改造戰船;粵省軍事已定,藩司蔣益澧應否前往各一折。官軍搜捕洋盜,全賴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馬新貽見擬改造紅單廣艇三十號,合之張其光原帶廣艇十隻,共計四十號,分派溫州等處各要口;並購買外國輪船一兩隻,以為游擊搜剿之用,所籌尚屬周妥,均著照所請行。仍著馬新貽督飭沿海各將弁,就見有師船,認真巡緝,搜捕餘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諭旨;授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即著蔣益澧趕緊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蔣益澧經朝廷擢膺疆寄,責任非輕,到任後將軍務吏治及籌餉各事宜,力加整頓,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積習,致負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左宗棠驅逐郭嵩燾是為了想佔得廣東這個地盤。這個目的在表面看,算是達到了;其實不然。

朝廷接納左宗棠對蔣益澧的力保,雖說是要挾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眾之力對付獨斷獨行的左宗棠,畢竟有其深謀遠慮的過人之處。沒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到頭來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著。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還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蔣益澧這件事上,特加詞色,以為籠絡;第二,廣東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內務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來,洪楊荼毒遍東南,但廣東受災極輕。不過早年為了籌餉,廣東督撫不得不遷就膺專閫之寄的曾國藩的保薦。事平以後,情況不同,收權之時已到;但一則礙著曾國藩,再則以郭嵩燾的出身與居官的績效,如無重大過失,不能隨便調動,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對比,如說要整飭廣東吏治,首先該調的應該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燾。即令退一步來看,至少亦該瑞郭同調;否則諭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話,就變成欺人之談了。難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燾,卻好可用來作為收權的途徑。黜郭不易;要黜蔣益澧容易得很。因為論他的出身資望與才具,都不適方面之任;將來一紙上諭,輕易調動,決不會有人說閒話。

再有層好處,便是有蔣益澧的比照;瑞麟當兩廣總督,便顯得很夠格了。所以八月間降旨,瑞麟的兩廣總督真除;由署理變為實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兩道上諭:一道是陝甘總督楊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勢日增,懇請開缺」;調左宗棠為陝甘總督。

另一道說:「楊岳斌於人地不甚相宜,辦理未能有效;眷顧西陲,實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諳韌略,於軍務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為陝甘總督,以期迅掃回氛,綏靖邊陲。」

是特為表明,賦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歷來的規制,封疆大臣的調動,首先將預定的人選召赴到京,陛見稱旨,方始明發上諭;然後「請訓」出京。如果不經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調補,那末新任就該自請陛見請訓;意思是此一調動,必含有除舊布新的整頓之意在內。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詢明白,所以應該請訓。

當然,亦有例外,例如軍情緊急,不容耽誤,便可在上諭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對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過,這是表面的看法,實際上另有文章。因為左宗棠由東南舊任赴西北新任,繞道京師,由山西入秦隴,並不算太費事;而況回亂勢緩,已經歷相當時日,與防患將然,深恐一發不可收拾,愈早撲滅愈好的情況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請訓,只為左宗棠的手段,軍機處及各部院都領教過了,要餉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滿足他的要求不到任,豈不麻煩?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調任的上諭到達福州時,已在二十天之後。其時左宗棠正在大辦「保案」,肅清福建廣東殘匪,出了力的人,固然個個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計,夤緣請托,希翼在保案上加個名字。一時福州城內「冠蓋雲集」,熱鬧非凡;及至傳出左宗棠調督陝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補,已搭上了線,可以借軍功陞官補缺的人,無不大為失望,因為靠山雖然未倒,卻已移了地方,無可倚恃了。

胡雪巖這時也在福州。左宗棠為了酬謝他在上海接濟軍火糧餉的功勞,特地備好一個「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隨折拜發。這個「附片」是專保胡雪巖加官;不列入名單而單獨保薦,稱為「密保」,效用與開單「明保」,不大相同,措詞當然極有份量,說是:「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復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其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迨臣自浙而閩而粵,疊次委辦軍火軍糈,絡繹轉運,無不應期而至,克濟軍需。」是故懇請「破格優獎,以昭激勵,可否賞加布政使銜」。

加官自是胡雪巖所希望的;不過,使他特別興奮的,還不在布政使這個銜頭,而加了布政使銜,便可改換頂戴。原銜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藍頂子;布政使——藩司是從二品,便可以戴紅頂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兒,戴到紅頂子,極不容易;買賣人戴紅頂子,更是絕無僅有的事;除非像乾隆年間的鹽商那樣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兩個人。是故飲水思源,想起將有得戴的紅頂子,雖出自左宗棠的保薦;但沒有王有齡,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齡的老家去了一趟——贍恤王氏遺屬,是胡雪巖逢年過節的第一件大事;這次登門,完全是感念舊情,哭奠一番。

本來還想親謁墓門,無奈有件大事在辦,忙得不可開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說。

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輪船。左宗棠的意志強毅,蓄志之事,非見諸實行,不能甘心。當時奉命入閩督師,不能躬親料理,卻並未擱下,委託了一個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巖。

有關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巖必求救於古應春;他的路子很廣,認為造輪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國,講到輪船、鐵路、火器的糧良,美國有後來居上之勢。同時美國人不似英國人的狡猾、法國人的蠻橫、德國人的頑固、日本人的陰險,比較易於相處。

可是胡雪巖另有看法,外國在華勢力,英國最大,法國其次。要制抑英國的勢力,只有利用法國;美國與英國同種,所以與美國合作,等於幫助英國擴張勢力。同時,日意格與德克碑是原始創議之人,無故背棄,道義有虧。

其實胡雪巖還有一層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古應春與他多年相處,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與李鴻章爭權奪利,幾已成不兩立之勢,李鴻章辦洋務,倚總稅務局英國人赫德為重;然則左宗棠如果再請教英國人,將會逃不了仍由赫德經手。而赫德與李鴻章互為表裡,說不定會向總洋務的恭王與文建建議,製造輪船事務以由兩江經辦為宜。那一來豈不是給李鴻章開了路?

因此,古應春不再有何主張,只實心實力地作胡雪巖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實際上只跟日意格一個人接頭;因為德克碑已經退伍回國了。一切建船廠的計劃、圖樣及瞀,都由德克碑在法國托人辦理,寄給日意格,再找胡雪巖、古應春洽談;一年多下來,已經策劃得很周祥了。

到得左宗棠由廣東班師,胡雪巖立即陪著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圖說詳明,非常高興,親自去視察日意格所建議的設廠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馬尾羅星塔一帶,水清土實,宜於開槽建塢。兼以密邇省城,稽察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來的事,就是籌劃經費。造廠買機器、雇募師匠,瞀開辦費要三十多萬銀子,廠成開工,材料薪水,每月須銀五六萬兩,一年就是六、七十萬,預計兩年以後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萬銀子。不過以後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計,不過三百多萬。

這三百多萬銀子,從何籌集?當然煞費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辦起來再說,只要有一百萬銀子,能應付得了頭一年,此後欲罷不能,不愁朝廷拿不出辦法,好在有胡雪巖,一定可以想出一條維持得下的路子來。

因而粗粗計算,福建海關及本省厘稅,提用之權在自己手裡;浙江分屬自己管轄,不會袖手;廣東蔣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當效勞。有此三處財源,盡可放手辦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陳「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大概情形」。同時應詔陳言,以為剿捻宜用車戰;平回則千里饋糧,轉運艱難,應該採用屯田之策。

復旨對車戰、屯田之議,不見得欣賞;試造輪船則以為「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准予在閩海關關稅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夠,准再提用福建釐金。同時指示:「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鑼緊鼓地幹了起來,一面關照胡雪巖通過已調漢口江漢關稅務司的日意格,與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細節。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達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廠地址,擇定馬尾山下,潮平之時水深亦達十二丈的地方設廠;然後議土木、議工匠、議經費,大致妥協,訂立草約,擔保人照胡雪巖的建議,由法國駐上海的總領事白來尼擔保。當然,這個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巖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達福州,與左宗棠晤見之下,對於所訂草約,並無異詞,但對所選定的建廠地點,卻有意見,認為馬尾山下是淤沙積成的一塊陸地,基址不夠堅固。因而左宗棠決定邀請白來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個最後的,也是全面的商議,作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寫信找胡雪巖到福州來談。正在起勁的時候,忽然奉到調督陝甘的上諭;在左宗棠雖覺突兀,但稍一細想,便知事所必然,勢所必至,並非全出意外。同時想起歷史上許多平定西域的史實,雄心陡起,躍躍欲試,相當興奮。

在胡雪巖卻是件非常掃興的事,而且憂心忡忡,頗有手足無措之感。因此,到總督衙門向左宗棠道賀時,雖然表面從容,一切如常;但逃不過相知較深的人的眼光。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小同鄉吳觀禮。此人字子儒號圭庵,本來是一名舉人;才氣縱橫,做得極好的詩。由於胡雪巖的推薦,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擔任總理營務處的職司,是閩浙總督衙門唯一參贊軍務,可說是運籌帷幄的一位幕友。

吳觀禮對左宗棠所瞭解的,是胡雪巖所不能瞭解的,這就因為是讀書多少的緣故。看到胡雪巖的眉宇之間有落寞之色,當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內心的想法。

「雪巖,」吳觀禮問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話問得很率直,胡雪巖也就老實答道:「是的!以後無論公私,我都難了!」

「不然!不然!」吳觀禮大為搖頭。

照吳觀禮的看法,出關西征,總得三年五載,才能見功;這當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勢與剿捻不同。捻匪竄擾中原,威脅京畿,在朝廷看,縱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剋日收功。事勢急迫,不容延誤。

西征則在邊陲用兵,天高皇帝遠,不致於朝夕關懷,其勢較緩,公事自然比較好辦。至於私事,無非胡雪巖個人的事業,有近在東南的左宗棠,可資蔭庇,處處圓通。一旦靠山領兵出關,遠在西陲,鞭長莫及;緩急之際呼應為難。吳觀禮認為亦是過慮。

「你要曉得,從來經營西北,全靠東南支持;此後你在上海的差使,會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為。」吳觀禮拍拍胡雪巖的肩說,「你沒有讀過『聖武記』,不知道乾隆年間的『十大武功』。經營邊疆,從前都是派親貴或者滿洲重臣掛帥;如今派了我們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楊以來的元戎勳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兩位兩次;從此以後,只怕曾左要並稱了。」

最後一句話,點醒了胡雪巖;滿腔憂煩,頓時一掃而空。靠山雖遠,卻更高大穩固;瞭解到這一層,就不必發什麼愁了。

「多承指點。」胡雪巖很高興地說,「索性還要費你的心,西北是怎麼個情形,請你細細談一談。」

「我們先談談造輪船。」左宗棠極堅決地說:「不管朝廷催得怎麼緊,要我趕出關;這件事非在我手裡先定了局,我不會離開福建。」

「是的。」胡雪巖問道:「定局以後,交給哪位?」「著!你問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數月,才能有此結果,倘或付託非人,半途而廢,我是不甘心的。這一層,我還在考慮;眼前還要請你多偏勞。」

「那何消說得。不過,我亦只能管到大人離福建為止。」「不然。我離開福建,你還是要管。」左宗棠說,「管的是船廠。這件事我決不能半途而廢,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道盤算過多少次,這件事辦成,比李少荃所辦的洋務,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

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於爭勝之心。他的好勝心是決不因任何的規勸而稍減的;胡雪巖知道自己難卸仔肩,非「頂石臼做戲」不可了。不過,剛才那句「問在要害」上的話,並無答覆,還得追問。

「大人這麼說,我當然只有遵命。」胡雪巖說,「就不知道將來在福建還要伺候哪位?」

「不要說什麼伺候的話。雪巖,你最聰明不過;沒有什麼你不能相處的。惟其我付託了這個人,更得借重你——。」

左宗棠沒有再說下去:胡雪巖卻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託的,是個很難『伺候』的人。

這就更急著要問:「是哪位?」

「沈幼丹。」

原來是丁憂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撫沈葆楨。這在胡雪巖卻真有意外之感。細想一想,付託倒也得人;不過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為法例所不許。兼以丁憂,更成窒礙。不知左宗棠是怎麼想來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給你看個奏稿。」

奏向洋洋千言,暢論造船之利;最後談到主題:臣維輪船一事,勢在必行,豈可以去閩在邇,忽為擱置?且設局製造,一切繁難事宜,均臣與洋員議定,若不趁臣在閩定局,不但頭緒紛繁,接辦之人無從咨防;且恐要約不明,後多民議,臣尤無可諉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須擇接辦之人;尤必接辦之人能久於其事,然後一氣貫注,眾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維,惟丁憂在籍前江西撫臣沈荷楨,在官在籍,久負清望,為中外所仰。其慮事詳審精密,早在聖有洞鑒之中。現在裡居侍養,愛日方長,非若宦轍靡常,時有量移更替之事;又鄉評素重,更可堅樂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緒。商之英桂、徐宗余亦以為然。臣曾三次造廬商情,沈荷楨始終遜謝不遑。可否仰懇皇上天恩,俯念事關至要,局在垂成,溫諭沈葆楨,勉輕大義,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