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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的模樣

1 世界的模樣

在15到16世紀,藝術史上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過著這樣的日子:他們有委託人,有任務,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蒙娜麗莎》是達·芬奇為富商約稿所繪,米開朗琪羅獨挑西斯廷教堂天頂畫,系教皇逼迫而成。到17世紀,北方畫家如魯本斯、凡代克、倫勃朗們,也多是依委託作畫;18世紀名家如布歇、弗拉戈納爾這些人,多是為宮廷貴族畫畫而成名。雖然17世紀西班牙大名家委拉斯凱茲常說,他願意為西班牙平民畫像,但那時節,能支撐他們生活的,依然是高官貴族。美術史家會舉出荷蘭名手老勃魯蓋爾的例子:他不是個扎根土地的農民畫家嗎?事實上,勃魯蓋爾們所做的農村風俗畫,最後兌現為金幣,還是賣給荷蘭的市民階層。

歐洲藝術家需要委託人和貴族階層的供養,這是19世紀之前的通例,又非止畫家如此。偉大的巴赫1750年死去時,音樂家依然不過是顯貴家的僕人;莫扎特名氣最盛時,也得投托著維也納的宮廷和貴人。18世紀法國大靜物畫家夏爾丹曾經自嘲:要不是太太家有錢,供得起他畫自家廚房玩兒,他可能也得去到處拍富人馬屁呢。

然而19世紀的到來,令藝術家們的生活天翻地覆。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王室權威漸落,藝術家們也願意為自己尋一條驕傲的道路。貝多芬在年滿三十時,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稱:「只要我隨意寫幾首曲子,就能夠解救我朋友的危急!」這是新一代藝術家們的理想,他們可以擺脫僕人的地位,不必依附教皇、領主、爵爺們。世界廣闊無邊,他們盡可以橫刀縱馬,創造自己的藝術——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想獨立,因為想有更多的自己,於是在19世紀,「風格」變得至關緊要。在提香和拉斐爾的時代,固然大師們風格卓異、一目瞭然,但他們的目的,依然是「完成委託的作品」。風格如天性,只在畫裡自然而然地流露。但在19世紀藝術家那裡,「風格」是倜儻的個性,是激烈的宣言。這是第一次,圍繞著「藝術風格」,戰爭開始了。

你可以這麼說:在19世紀,歐洲藝術家真正開始叩問自己,到底為什麼來到人間?企圖留下什麼樣的姿態?他們不再像17世紀,有堆積如山的祭壇畫、肖像畫等他們完成,會忙著為貴族們完成肖像,描繪客廳,裝飾別墅。19世紀的畫家相信自己可以畫一切的事物,範圍無邊無際。米開朗琪羅時代對風景畫的鄙夷——米開朗琪羅的原話是:「風景畫是給那些無力畫人物的人準備的。」——已經隨尼古拉斯·普桑、康斯特布爾、透納們的作品,逐漸消散了。古典題材、宗教題材、現實題材,題材越是寬泛自由,藝術家們的趣味就越無法去投合公眾了。實際上,19世紀的心態可以如是歸結:

買畫者:「好啦好啦,我只想要一幅很像拉斐爾的,嗯,或者很像魯本斯的作品,你給我畫吧!」

藝術家:「拜託,都19世紀了,為什麼我們還要亦步亦趨呢?為什麼我還要做米開朗琪羅的奴隸呢?為什麼我不能畫點自己的東西呢……」

傳統的中斷、無限的自由、風格的張揚、獨立的重要,藝術家和贊助人之間開始出現了無可彌補的鴻溝。贊助人總是眼望過去,希望獲得經典的複製品;而藝術家在眺望將來,想開闢一些未經發現的天地。當19世紀的藝術家被迫篡改自己的風格來完成作品,他會覺得自己在讓步,因而丟失了自尊。但如果藝術家決意只聽從內心的呼聲,拒絕約稿的要求,他就沒麵包吃。這種現狀,令藝術家們之間也產生了分化。一部分藝術家繼續循規蹈矩,滿足公眾需要;一部分藝術家大刀闊斧去開拓歷史,遺世而獨立。

於是,在公眾眼裡,藝術家們變得古怪了。他們不再恭順,奉獻傳統、典雅、美麗的存在。他們喜歡玩各類驚世駭俗的手法,去嚇唬有錢的買家,讓他們覺得自己品位低下,窮得只剩下錢。久而久之,工業革命塑造的有產階級反過來覺得,藝術家們簡直就是群騙子,只知道玩弄辭藻、漫天要價。這種不信任的衝突,就形成了藝術家把有錢人當俗物,有錢人認藝術家做流氓的對立。在此風潮下,藝術家,尤其是年輕的藝術家,帶著逆反情緒,開始留大鬍子,梳長頭髮,戴寬邊帽,穿天鵝絨衣服,招搖過市,同時鄙視那些世俗的、體面的,實則是小市民階層的趣味。藝術家們都被培養成了鬥士,對外界的批評和意見格外敏感。

於是,新風格成了畫家們最大的武器。他們要在一切事情上表現得與眾不同。獨立藝術家不願屈尊降貴去討好買家,那麼唯一的法子,就是震懾他們。這種多少帶些少年激憤的情緒,蔓延整個19世紀。我們可以這麼說:19世紀的藝術史,可以看作少數孤獨畫家的歷史。他們雄心勃勃、獨立思考、無所畏懼地批判一切、顛覆一切。而巴黎,1789、1830兩個年頭連續發生革命,最終推翻王室的巴黎,正是這一切的核心。

19世紀的巴黎,一如15世紀的佛羅倫薩和17世紀的羅馬。全世界的藝術家百川歸海般來到這裡。他們作畫、談論、學習,在蒙馬特高地的咖啡館裡大聲嚷嚷:風格!藝術!構圖!創作!靈魂!然後一杯杯碰茴香酒。這就是布丹來過又離開的所在,是他鼓勵莫奈必須到來的地方。

1860年,19世紀的藝術史已經經過兩波革命,而革命的對象,乃是19世紀前半段保守派第一人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他曾師從大衛,學習新古典主義。他對米開朗琪羅那個描繪英雄與神的時代心嚮往之;他描繪人物時又鍾愛拉斐爾完美圓潤的「理想之美」;他把17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大師尼古拉斯·普桑奉為祖師。在安格爾最著名的畫作《大宮女》中,你可以發現拉斐爾、安格爾自己的師父大衛和西班牙大宗師委拉斯凱茲的痕跡。實際上,評論家會指摘說,《大宮女》腰部比例大大不對,簡直多了三節脊椎骨。但安格爾的學生們則回應:「這一切是為了美!」

在他自己的美術學院裡,安格爾自上而下貫徹他的權威。他的寫生課堅持百分之百的精確訓練,形狀描繪要清晰、冷靜而圓潤,畫要收拾得乾淨,細處絕不能有瑕疵。他老人家也的確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比如,他28歲時畫過的一個裸女背像,到82歲上還會重新拿出來,當作《土耳其浴室》的靈魂圖景,而他的畫作,也的確歷久常新。唯一的問題是:

大宮女(安格爾作) 油畫 1814年

土耳其浴室(安格爾作) 油畫 1863年

他人在19世紀,卻對17世紀和18世紀的往昔如此鍾愛。你可以想像,性格粗莽些的年輕畫家,對他老人家那套精確、圓潤、完美、嚴格的畫法,會有多厭倦。

對他的第一波攻擊,來自「浪漫主義獅子」歐仁·德拉克洛瓦。只需要一個例子,就能證明德拉克洛瓦的品性:1830年,維克多·雨果的名劇《艾那尼》上演時,他所代表的浪漫主義者,與當時的保守派正面對決。保守派們訂了戲院包廂卻不去,到了場也背朝舞台坐著,表示「我不稀罕看!」;浪漫主義者們——包括大仲馬、拉馬丁、梅裡美、巴爾扎克、喬治·桑、肖邦、李斯特這些當時年輕,普遍不到而立之年,後來名動天下的大神們,衛護在舞台周圍,聲嘶力竭為雨果——他們的浪漫主義領袖——拚死叫好。雨果夫人說他們:「狂放不羈,不同凡響……穿著各種樣式的服裝……羊毛緊身上衣啦,西班牙斗篷啦,羅伯斯庇爾的背心啦,亨利三世的帽子啦……就是不穿當代的衣服,光天化日下晃蕩。」

由引導人民(德拉克洛瓦作) 油畫 1830年

——而德拉克洛瓦是這批人裡,最激情的一個。

他是個性格熱情的人,對偉大畫作不吝喝彩。他把17世紀另一位大家魯本斯捧為「繪畫界的荷馬」,大為讚許其輝煌雄渾的色彩。他會在英國風景名家康斯特布爾的畫前大聲鼓掌,揚聲叫好,讓人側目。他在1830年投身七月革命,並以雄渾的筆觸,製作了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導人民》。但他骨子裡煞是溫柔。他的日記文筆優美,而且一再暗示:他不願意被當作叛逆者。他僅僅是,嗯,不能接受學院派的標準而已。他小安格爾18歲,成長於大革命之後,所以他厭惡安格爾一派對希臘和羅馬的崇敬,鄙視「正確的素描」「要模仿古代雕像」「最純粹的美麗」這類教條。

如果說,安格爾企圖在19世紀重現拉斐爾的明麗線條和完美構圖,那麼德拉克洛瓦就打算重現威尼斯派畫家——如提香和喬爾喬內——的色彩,外加魯本斯那璀璨華美、豐潤濃郁的想像力。他的素描,出了名的筆觸揮灑,大量使用疊筆,線條如獅子鬣毛飛舞。其他的畫家都深藏鋒芒,不願意讓人看出作畫的痕跡,願意把筆觸收斂了;可是德拉克洛瓦卻認為,素描的筆觸代表力量,何必遮擋隱藏?讓所謂「高貴風格」見鬼去吧!

1832年,德拉克洛瓦34歲,跑去阿拉伯,研究阿拉伯世界那些「東方化」的造型。他看見了荒野、馬匹和彎刀,從畫家眼裡看來,「我確信我目擊的場面非凡而奇異,魯本斯的想像也不過如此」。他不願意畫固態的、穩定的圖景,而願意畫色彩斑斕、運動與浪漫的景象。

第二波革命,來自古斯塔夫·庫爾貝。他生在1819年,比德拉克洛瓦又小19歲,簡直可以叫安格爾做爺爺了。他生活的時代,王族已經凋零,滿目是工人和農民,於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安格爾啊,你們還畫那些子虛烏有的「高雅人物」「古代貴族」,究竟圖個什麼?諂媚雅士?討好貴族?工農底層人民有什麼不好,荷蘭的畫家們不也畫了兩三百年了嗎?1854年,庫爾貝寫了一封信,吐露了他的心聲:

「我希望永遠用我的藝術維持我的生計,一絲一毫也不偏離我的原則,一時一刻也不違背我的良心,一分一寸也不畫僅僅為了取悅於人、易於出售的東西。」

然後,1855年,他在巴黎的一座棚屋裡開了個「現實主義——G.庫爾貝畫展」。他最有名的——雖然可能不是最好的——作品,是那幅《庫爾貝先生,您好》。此圖裡,庫爾貝把自己畫成個流浪漢,面對兩位紳士,倨傲不遜。安格爾派的批評家,會嫌這圖色彩不動人,線條不流暢,姿態不優美,簡直談不到佈局,可這就是庫爾貝的姿態:這幅畫的風格本身,就是大宣言。他要和傳統俗套對立,他絕不放棄藝術的真誠。他的一切,都要和安格爾派對立。

庫爾貝先生,您好(庫爾貝作) 油畫 1854年

當時與他志同道合的人,是弗朗索瓦·米勒。他和庫爾貝,都屬於巴比松畫派——這個畫派得名,是因為泰奧多爾·盧梭在巴比松的楓丹白露森林定居,其他如康斯坦·特羅容、於勒·杜普雷、夏爾·弗朗索瓦等,均參與其中。這一派的作風,與庫爾貝有類似處:他們在荷蘭和英國風景畫影響下,拒絕像安格爾那樣,「將風景美化」,而尋求對自然的真實描摹。他們細微而誠懇地觀察風景,對光線的變化效果至為關心。米勒身處這些人裡,日夜不停行走於農莊,上山下鄉,涉水觀田,於是,在其名作《拾穗者》裡,米勒,雖說還不免有構圖來製造韻律,但確實選擇了樸實無華的農村生活題材。其畫堅實穩定、輪廓清晰。和庫爾貝一樣,米勒也決意畫出當下的、眼前所見的一切,而不計較其題材是否高貴典雅,會不會讓沙龍裡的貴人們皺眉。實際上,米勒在各種場合宣稱過:

「我就是個農民!」

所以,他和歐仁·布丹這個喜歡戶外寫生的外省子弟,關係甚好。

拾穗者(米勒作) 油畫 1857年

在德拉克洛瓦和庫爾貝之間,夾著一個人物。他沒有前兩位那麼旗幟鮮明氣勢澎湃,但他優雅又安靜的做著革新:在安格爾和德拉克洛瓦之間,他達成了一種迷人的平衡,而且在筆觸和用色的細節上別有發明。他很欣賞康斯特布爾,認為繪畫應當描述自己的所見——如你所知,德拉克洛瓦對康斯特布爾甚為欣賞——可他又不滿足於自己捕捉到的現實,希望能與眾人所見的真實不同,這又和安格爾一脈「美化現實」的意念類似。他尋找著風與樹的平衡,對光線閃耀甚為敏感,而且試圖自己調製一套顏色的方案。

楓丹白露平原上的風暴(柯羅作) 油畫 1822年

他就是後來被稱為「天空之王」的讓·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羅。

當莫奈1859年來到巴黎時,這就是世界的形勢:安格爾已近八十歲,遭遇過了兩次革命浪潮;德拉克洛瓦風雷鼓動過了,但畢竟已過花甲;庫爾貝剛在1855年興風作浪,而且新潮流方興未艾。巴比松畫派新的革命正如雲中雷電,隱約轟鳴。而舞台的中心,依然是「沙龍」——由官方一年一度選出的全國美術展覽,類似於美術界的科舉考試。這裡是戰鬥的舞台、爭議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