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9日，老伴袁荃猷辭世後，王世襄整日「神形呆若木」，除了深深陷入舊日美好時光的回憶中外，幾乎無所適從，好在有愛子王敦煌搬入芳草地新居照顧他的飲食起居，遂使老人發出了「衰年幸有子」之慰歎：
衰年幸有子，盡職勤扶持。
晨興奉衣履，夜寢掩窗帷。
鬧市覓蔬果，長街選甘肥。
挽袖入廚下，烹調皆得宜。
慮我齒零落，雞豚爛若糜。
多方求藥餌，調元更養頤。
濯足與湯沐，間隔各有期。
晴和策杖行，輪椅推相隨。
老境得如此，當屬世所希。
為慰常懸念，絮絮告君知。
這是《告荃猷》組詩中的第十二首，王世襄之所以有此告慰老伴之語，他在詩題中說得很明白：
去秋君住醫院，家中只我一人，敦煌乃入住。君屢言不知是否克盡子職，唯對此最為懸念，今已將一載，此詩可以告慰矣。
病重住院治療的老伴袁荃猷，之所以牽掛王世襄的生活起居，是因為愛子王敦煌多年不曾與他們同住，對於其入住芳草地新居能否照顧好王世襄表示擔心，更由於王世襄自1995年左眼突然失明後已經對往日熱衷的美食烹飪失去了興趣，於是享受王世襄烹調美食數十年而不曾下廚房的老伴袁荃猷，開始從頭學習烹飪並為王世襄製作一日三餐。如今她病重住院，擔心老伴王世襄的飲食起居，自然屬於情理中事。不過，老伴袁荃猷的這種擔心似乎有些多餘，這從王世襄所作的上面這首詩中可知，還可以由2005年12月出版的王敦煌所著《吃主兒》一書為證。因為僅從王敦煌在書中對當年自家上百種菜餚的製作及味道細述中，便可知他也應該是一位「吃主兒」，如此又何慮他不能為父親王世襄烹製出合口的美味佳餚呢？
如果說愛子王敦煌為父親王世襄所做是生活上無微不至的照顧的話，那麼愛孫王正雖然沒能使王世襄享受到含飴弄孫和把卷授讀的樂趣，但是王世襄自認為他從愛孫那裡所獲的欣喜和快樂，遠比含飴授讀那種傳統的人生樂事要多得多。原來，愛孫王正早在1994年9月即他年僅十四歲時就出版了一部長篇武俠小說——《雙飛錄》，這也就是王世襄在《告荃猷》組詩第十三首中所謂「詩文有人續」的欣慰。對此，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王世襄在詩中告慰老伴的幸福記述：
孫兒年十四，撰就雙飛錄。
武俠有新篇，自言不適俗。
藝高寫何難，誇張隨所欲。
心理最微妙，貴在細剖琢。
聆聽我愕然，看孫須刮目。
再問始陳辭，得益在自學。
回憶同齡時，放鴿登堂屋。
嬉戲違師規，對比深慚恧。
孫慧君豈知，我亦方省覺。
深慶吾門楣，詩文有人續。
家中萬卷書，都付孫兒讀。
中外與古今，貫通當可卜。
關於王世襄在這首詩中所述，我們從他為愛孫王正的《雙飛錄》所寫序言中可以得到白話註釋。比如，王世襄針對愛孫王正在書中對一些文言文和成語運用自如出乎所想，遂聯想到自己十三四歲時之所為：
回憶我的童年，十三四歲正是上房搖晃大竹竿轟鴿子飛盤兒，鑽玉米地翻豆秧逮蛐蛐的時候。幸虧請了國學耆宿，常年有家教。總算多少學到了一點，能寫一般文言文，作一兩首絕句和小令。但大好光陰都被我浪費掉了，所得遠非我所應得。這有力地說明自己願不願學，肯不肯學是能否有長進的關鍵。起主要作用的還在個人對學習感興趣，有追求。
如此，也就難怪王世襄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慨歎「爺不如孫」了。而初次聞聽王世襄的這一慨歎，我們首先聯想到的卻是他內心深處的那種舐犢之情。然而，王世襄面對愛孫王正在《雙飛錄》中所表露出的過人才華，雖有「如果我親自教他可能三五年都未必能學會，而他默默埋頭看書，竟都能為他所用了」的自慰，但他依然為自己當年忙於編寫明式傢俱等諸多著作而無暇教授愛孫表示了愧疚。
其實，我們完全理解也相信王正能夠理解當年王世襄之所以沒能親自教授他而是奮筆疾書忙於著述的緣由，因為他被那個時代耽誤得太多太多了，他不能不珍惜撥亂反正後社會所給予他可能極為有限的大好良機，畢竟愛孫王正出生時他已經是七十六歲高齡了，誰也不知道生命還將有多少時間屬於他。王世襄之所以不用揚鞭自奮蹄，除了想竭力彌補過去痛失的韶華時光外，還清醒地認識到諸多已經或即將湮滅的中華傳統文化亟待發掘和拯救的一種緊迫性，因為許多屬於老北京特有的民間遊藝之民俗學，恐怕非他親自而為則無人能夠擔當這一開掘性重任，何況這些玩好遊藝還曾經或依然是他的最愛呢？比如前面章節中已經基本涵蓋了的那諸多領域，王世襄不僅從內心裡充滿了摯愛，還將摯愛之情轉化為一部部絕學著述，從而使原本有限的這種摯愛傳播得更加遠久，乃至成為世界人民之愛（比如明式傢俱）。
擁有如此廣博之愛的王世襄，其核心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之愛。然而，由於時代社會等外在條件和環境之約束，王世襄對中華傳統文化之愛並不能坦坦蕩蕩、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有時候還需要偷偷摸摸、隱掖躲藏著，否則被好事者告密戴上可怕的高帽還是小事，如果再被關押進看守所徹底不能表達自己對中華傳統文化之摯愛那才是事關重大呢。因此，在那種高壓得已經嚴重不正常的社會狀態下，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經過一番痛苦掙扎之後，最終選擇並確定了走一條自珍的愛國之路。
王世襄在咸寧「五七」干校手編的小笤帚
當然，文人學者愛國報國自有文人學者的方式，他們雖然不能像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戰士那樣以流血犧牲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但是王世襄當年偵查追繳戰時損失文物時又何嘗不是歷經坎坷、費盡心血呢？至於王世襄遭受不白之冤仍孜孜訖訖勤奮著述，其所付出的勇氣、毅力、精神、心血和智慧恐怕遠非拋灑一腔熱血那樣簡單直接吧，這豈不正應了前文中所說「有時候選擇生要比選擇死艱難得多」之深意嗎？如果說有人認為筆者此說有恭維拔高之嫌的話，那麼我們且聽王世襄是如何解說他與老伴袁荃猷走自珍之路的，其中是否飽含著他們濃烈的愛國情懷。王世襄說：「只有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後才有可能。而此時正是新作舊稿有可能出版的時候，久旱逢甘雨，豈能失此時機。書一本一本地出，不是這本需要畫線圖，就是那本有待加註解、謄清、校對，全都離不開荃猷。走自珍的人生道路是兩人共同商定的，她完全明白只有奮筆耕耘，多完成幾本有益於國家、人民，為傳統文化添磚加瓦的著作才能逐漸獲得世人的承認和理解，揭去硬扣在我頭上的奇恥大辱。」
不過，王世襄也承認，要想走好這條自珍的人生道路並不容易，它需要有超強的毅力和耐力，否則「真吾」並不能為世人所認識。好在王世襄自1973年從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後，截至筆者首次訪問時，已經爭取到了三十五個春秋，並在「廢寢忘食，刻苦工作」中出版或再版了四十餘種著作，這對於一位飽經風雨、命運坎坷的老人來說實在是一個奇跡。而奇跡的發生，不能不說是源於王世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無比熱愛，不能不說是他對國家滿懷有一腔真摯的熱愛，雖然「愛國」這個詞加上「主義」之後在今天某些人的心目中已然蛻變得有些程式化意味，但是筆者堅信愛國主義依然是王世襄品質中的主色調和主旋律，否則他的人生道路可以有多種選擇，他完全不必忍辱負重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
關於王世襄人生道路的選擇，我們不妨作以下幾種有根據或有可能也有他人先例之設想：
一、民國三十八年（1949）5月王世襄在美國等地參觀考察博物館即將結束時，不僅有當時任教於匹茲堡大學的燕京大學同學劉子健舉薦其擔任該校中國美術史教授助理一事，還有美國弗利爾博物館館長文萊希望王世襄出任該館研究員之邀請。試想，當時中國國內國共兩黨戰爭正如火如荼，國運走向到底如何還不得而知，這時候如果王世襄選擇留在美國難道不是人情常理之事嗎？如果王世襄那時真的留在了美國，至少他不會遭受那長達半個世紀的屈辱和不白之冤。而他毅然決然地回到了中國，並且堅定地留在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這難道不是王世襄愛國主義最真實的一種表現嗎？
二、王世襄在新中國多次政治運動中，既然遭受了刑訊逼供和無端關押之折磨，也見識了弄虛作假和欺瞞隱騙者不僅泰然無事反而大受信用之實例，他為何就不能及時「改過」效仿呢？以王世襄在遊藝、收藏和著述中所顯露出來的高超智慧，如果他能夠放棄自己的做人原則積極效仿的話，也許在仕途上還能攀爬得更高呢。然而，王世襄沒有效仿那些已經被識破真相跳梁者的愚蠢短視行為，而是自始至終不改真我本色，從而才創造和保持了今日被世人廣泛認可的學術成就及崇高品格。這難道不是一種自珍自律的愛國主義精神嗎？
三、捐贈七十九件明式傢俱時，我們可以不揣世俗地設想一下，如果王世襄當年不以市值十分之一轉讓給莊貴倫先生的話，即便不留存至今日，那也是數千萬元人民幣的價值，這難道還不足以滿足王世襄舉家移居海外盡情享受富貴生活嗎？之所以這麼說，一是王世襄當年捐贈時，已不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那幾年極不正常捐贈文物之高潮期；二是在王世襄捐贈明式傢俱之前，有多少文物收藏家攜帶藏品移居海外後，不僅過上了錦衣玉食般的富貴生活，而且在學術研究領域同樣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輝煌成就；三是當年至如今又有多少不惜鋌而走險或喪失人格、國格之國家蠹蟲，大肆貪污受賄或直接侵吞國家財富據為己有後潛逃海外，在一些與中國政府不合作國家的庇護下，同樣進入到該國富人階層或上流社會呢？當然，這類披著人皮者實不能與王世襄相比論，但他至少可以不效仿新中國成立之初那些藏家那種無償捐獻之舉，而採取第二種生活或人生方式吧？可王世襄呢，對待藏品採取了這種「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做法，難道不也正是他一種具有個性化的愛國之舉嗎？
其實，相較於以上三種假設，王世襄以諸多傳世絕學著述展現其深沉自珍的愛國情懷，才是最具有文人學者愛國之風範的。姑且不說為他贏得巨大國際聲譽的明式傢俱收藏和研究，因為王世襄的收藏和研究不僅使原本無人問津的明式傢俱成為世界收藏之翹楚，而且在明式傢俱被世界各家搜集殆盡後，仿製明式傢俱竟然成為中國傢俱市場中的一項重要產業，為中國賺取的外匯就多達數十億美元之巨，單是關於向為中國傳統學者文人所不屑的鴿子、蛐蛐、大鷹、獾狗及附著其上的鴿哨、盆罐和葫蘆器等等，王世襄不僅沒有輕視不為，反而投入極大精力進行了披荊斬棘般的發掘和著述，使其成為介於文物與民俗之間一門門新的學問，為中華傳統文化添加了有趣的新內容，這豈是一般空腔高調愛國者所能為也？還有處在湮滅或半湮滅狀態之髹漆、竹刻、匠作和范匏火繪等民間工藝，同樣是因為有了王世襄的發掘、著述和弘揚宣傳，才拯救它們於被長年埋沒之絕境，從而進入今日已經昌盛的工藝美術領域，不再有湮滅消失之虞。
至於備受中國傳統文人青睞的金石書畫之類，王世襄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也非一般收藏家或研究者所能替代，因為他的研究角度常常與眾不同，總有一種先入旁門終歸正途之韻味，這從王世襄數十年的治學研究中可得佐證。而為了以上所治之學，沉冤半個多世紀的王世襄因為不能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竟然節衣縮食常年搜集實物用於研究，當研究成果已經完成而藏品在自己手中不能發揮出更大更廣泛作用時，他又採取適當方式將其散出，以便更多的有興趣者加以觀摩、參驗和研究，這種胸懷遠大、心地高遠的治學精神和境界，難道不是一種廣博的愛國行為嗎？
王世襄對待伴隨了自己長達數十年之藏品，之所以能做到「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上升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之境界，不僅在於他胸懷遠大、志存高遠，更因為他向來鄙夷蠅營狗苟之徒，且對別人視若重器鴻寶之藏品始終擁有一顆樸素平常之心，甚至視之為身外長物，這恐怕不是一般藏家所能做到的吧？對此，王世襄在《自珍集——儷松居長物誌》自序中解析得很是明白：
自年前整理去而復還之身外長物，編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說明傳統工藝之製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稱，有曾對坐琴案，隨手撫弄以賞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借得片刻之清娛。蓋皆多年來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輦載而去，當時坦然處之，未嘗有動於中。
試想，今日藏家中能有幾人領悟到如此之收藏境界？因此，回顧王世襄九十多年的人生歷程，筆者堅信他確實是一位極為自律自珍的堅強的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