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樹圖歌》中，關於馴狗逛獾這一老北京遊藝王世襄這樣吟唱道：
狗者無懸蹄，其說肇自古。
相狗經未刊，口傳卻有譜。
上選可搏獾，壯碩猛如虎。
客出孟嘗門，善相復善捕。
為覓譜中獒，日巡千萬戶。
一旦搏之來，剪耳入行伍，
完此摘帽儀，易名事新主。
晝扃蓄其銳，夜遛弭其怒，
蹲坐久愈佳，偵守神乃注。
結伴赴郊坰，跡獾來古墓，
塚上洞穴多，深邃不勝數。
獵獾如用兵，狗力慎部署。
中宵返巢穴，狗噬人亦助。
微熹已奏功，輿獾在歸路。
在此，首先想對「狗者無懸蹄，其說肇自古」一句加以解釋，因為由此王世襄糾正了在世人中沿襲多年的一個明確舛誤，那就是狗者非犬也。對此，王世襄參閱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犬，狗之有縣（懸）蹄者也」的記載，指出有十八個腳趾的為狗，如加上後腿兩個懸蹄即共有二十個腳趾的才是犬。在這個讓世人聞所未聞、瞠目結舌的問題上，足見王世襄治學之深邃謹嚴。細節如此，王世襄在《獾狗篇》的整體行文中，更是無一言無根據、無一語不來自經歷見聞，故使全文環環相扣、密不插針，段落之間的起承轉合自然順遂，沒有絲毫斧鑿痕跡。因此，筆者不能不按照王世襄在《獾狗篇》中分為甲、乙兩章的順序進行解析，否則肢解美文唐突先賢實在是一種罪過。
在《獾狗篇》的甲章「獾狗譜」中，王世襄將前人積累多年的相狗經驗加以搜集整理，並與當年老北京養家口中相傳之口訣相互印證，從而形成了朗朗上口的《獾狗譜》（又名《相狗經》）：
獾狗有譜自古傳，如何挑選聽我言。
後腿有撩名叫犬，撩兒不去惹人嫌。
先相狗神後相形，行動坐臥看分明。
毛裡毛糙缺心眼，穩中有巧智多星。
春秋爭槽時機好，一招一式看得清。
掐架不能佔魁首，日後咬獾也無能。
頭號狗長三尺六，二號狗長三尺三，
三號狗小別小看，長得筋豆也咬獾。
選狗選頭最要緊，好比相面看五官。
筒子頭長似柳獾，牛頭舒展腦門寬。
又長又寬除非畫，百里挑一難上難！
細腰吊肚大前胸，尾巴搖擺一條鞭。
趕上砸腰螺絲轉，抖開骨節也沖（chong）天。
要命就怕壓根壓，沒轍難倒活神仙。
兩眼掉坑筷子戳，眼角瘀肉似血鮮。
泡子眼珠耽誤事，嘴滑不咬又奸。
耳根要硬不要軟，硬根摘帽不礙難。
毛糙抹拭（ma sē）能擋手，皮鬆骨頭一身圓。
饅頭爪兒高樁樣，腿似硬弓繃上弦。
黑花舌子性猛烈，拉出一遛顯不凡。
虎牙第一要完整，缺了咬獾合不嚴。
頦下長鬚有說辭，要一去二要留三。
還有一點不用講，要是四眼全玩完。
黑狗准，青狗狠，狸狗機靈黃狗穩。
黑有幾種黑，
閃紅彤毛黑，閃灰是曹黑，
白爪送炭黑，白胸瞎子黑，
白腿黑點豹花黑。
青有幾種青，
閃黑叫鐵青，閃白叫狼青，
閃紅叫火青，上青下黃馬糞青。
白青本名希里哈，燕蝙蝠（yan bo hǔ）在腦門掛。
鐵背蒼狼真不賴，自古人稱烏雲蓋。
青狗難得白臉狼，獾子見了准遭殃。
青狗最怕黑烏（wu）嘴，擺忙只會瞎汪汪。
狸狗又叫虎皮豆，道兒要真色（shǎi）要透。
狸有幾種狸，
閃黃叫火狸，閃青叫青狸，
道兒不真叫渾狸，十年不遇是白狸。
黃有幾種黃，
淺黃為草黃，深黃為釅黃，不深不淺是正黃，
黃狗白臉金不換，初八晾狗人爭看。
三塊黃，四塊黑，豹花碎點滿身飛。
青花狸花真少有，遇見誰都不撒手。
眼睛、偏兒、抓髻花。譜上有名人爭誇。
詫（cha）色還有一身紫，老爺赤兔想如此。
難得緊毛一堂（tǎng）灰，灰鼠皮襖反轉披。
要說蓋蓋數白狗，各色皮毛它居首。
鼻子頂個屎殼郎，白狗黑鼻真叫棒。
紫鼻、紅鼻太可惜，不算白狗不為奇。
只要古譜背得熟（shou），好狗牽來不用愁。
春秋兩季把獾咬，掛在茶館齊叫好。
裡外三層人圍觀，人更精神狗也歡！
註：括號內拼音為王世襄原文標注的老北京民間讀音
在這篇《獾狗譜》中，王世襄不僅條分縷析地為狗正名、相神、相形、論色、分解不同毛色和逛獾總結六個方面，而且逐句加以解釋分析。由於王世襄曾屬於養家業內之人，所以他的解說堪稱經驗之談、精彩之論，且不乏參閱典籍以為古證，因此筆者建議對此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查閱原文為宜。當然，接下來王世襄在乙章「馴狗與逛獾」中之所述，不僅語言鮮活生動、內容趣味橫生，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對《獾狗譜》的一種解說。不過，在解析乙章內容之前，有必要對「獾狗」和「逛獾」這兩個老北京特有的名詞加以解釋，否則難免令人費解。
王世襄養的黑花獾狗
所謂獾狗，是指經過訓練後專門用以獵獾的一種狗。這種狗完全是來自北京本地的中國狗，又因為它混雜進蒙古狗種的血統，所以要比南方中國狗的毛長而壯碩勇猛，非常適合於逛獾。對於北京中國狗混雜有蒙古狗血統之論，王世襄參閱徐珂《清稗類鈔》中有「漢商多養之（蒙古狗）」的記載，認為蒙古狗自然會被漢商引進漢族聚居區來，從而使其得以與漢族聚居區的狗種相混雜，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異議的。而逛獾，因為是始於清朝，在北京中下層社會特別是沒落八旗子弟中流行的一種遠出郊外進行夜間獵獾的娛樂行為，所以來自鄰近蒙古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他們，更有便利的地理優勢接觸和引進蒙古狗進入北京，從而有了北京本地專以獵獾的「笨狗」（當年北京養洋狗者對產自本地大型狗的貶稱）之產生。
在此之所以強調獵獾的狗是產自北京本地的「笨狗」，而不是其他地區的狗，更不是什麼洋狗，王世襄認為除了經過特殊訓練的警犬洋狗之外，那些用於觀賞的洋狗簡直沒有一點兒骨氣，渾身上下除了專為迎奉討好主人的媚骨外簡直一無是處，即便是經過訓練的警犬洋狗也因沒有北京「笨狗」長得高大壯碩，而不適宜用於逛獾。因此，對於熱衷於逛獾這種娛樂享受或體育運動的王世襄來說，北京「笨狗」才是他深入骨髓的最愛。
因為熱衷於逛獾，所以為了獲得一條出色的獾狗，養家們往往會不擇手段，比如偷狗，這就是王世襄在《獾狗譜》中「如何挑選聽我言」這句替換語「願上賊船聽我言」的潛藏含意。原來，熱衷於逛獾者不僅要耗費時間、精力和金錢，而且所得獾狗大多數是偷盜而來，極少數因偷盜不成但又非常想獲得所看重的某條狗時，才會想方設法找到與狗主人關係密切者從中說項，以厚重禮品請求將狗贈送自己，即老北京逛獾者術語中的「尋」。
王世襄逛獾所用的棒子
不過，當年北京偷狗者有情感對立的兩種人，一是「坐狗的」，即專門在天寒地凍時節偷狗用以剝皮賣肉貪圖錢財者，這種人往往手段高明且不論狗種之好壞；另一種人就是養狗逛獾者，因為熱衷逛獾而對獾狗特別鍾愛，所以他們對於那些偷盜獵殺好獾狗者即「坐狗的」恨之入骨，有時因為一條好獾狗被獵殺而糾集幾人將獵殺者狠狠教訓一番，使其輕易不敢再對好獾狗下手獵殺。
至於養家如何偷或尋到獾狗，自有業內的規矩和手段，比如乘著被關了一夜之狗出來排泄糞便的清晨時分尋覓觀察，然後再選擇適當時機進行偷取；比如養家們之間相互通報信息，除非本人還想馴養一條，否則彼此並不保守秘密，並以交換信息而增進感情、交流經驗。另外，養家偷狗往往以「偷貓偷狗不算賊」來為自己尋找歉疚心理上的開脫，雖然遠不如「竊書者不為竊」廣為古時家境貧寒讀書者所認可，但是偷狗的養家們還是願意以此寬慰自己的，何況他們對於被偷之狗愛護有加，並不似另一種偷狗者那樣殘害狗的生命，所以偷狗便成為養家狗源的主要渠道。
獲得誰家有好狗的信息後，養家便開始對看中之狗採取一系列措施，直至最終為己所有。一般情況下，先是查明狗主人家居何處，行話稱之為「脖眼兒」，然後開始跟蹤狗的行蹤，以便弄清其每天活動規律，同時觀察狗的形態神情。當確信這將會成為一條出色的獾狗時，養家便以美食對狗進行誘惑，行話叫著「本」。如果這條狗吃了養家故意拋擲的美食時，即養家行話稱為「今天我本上它了」。如此反覆幾次後，狗就會跟著養家離開脖眼兒，而待到被引誘至鮮有人跡的牆角旮旯時，便會遭到養家和至少兩人預先埋伏者的合圍「綁架」，只是這種綁架不為錢財專為一狗。如果一時難以選擇到合適綁架之地，偷狗者只好在脖眼兒附近找一個「坑兒」，也就是借用人家的一個院子，把狗引誘其中進行綁架。其實，「借」是美其名曰，往往來不及徵求該院子主人的同意已經把狗引了進去，並以迅疾之勢完成偷狗之行動。如果這條狗不為美食所動的話，養家還會採取「美狗記」，即待到這條狗二八月發情時，特地以所養之母狗進行引誘，然後伺機捕捉。與此一般常用方式所不同的，王世襄還列舉了一位綽號叫「獾狗恩子」的老養家盜狗之絕招，那就是他僅憑一人之力便可輕而易舉將狗盜去，且不使被盜之狗遭受強硬捕捉之苦。
非常有趣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中還記述了自己的一次偷狗經歷：民國三十一年（1942）的一天，已經由京郊「王家花園」搬回家中居住的王世襄，在前往參加一位同學婚禮的半途中，於東華門附近遇見一條渾身上下無不具備獾狗條件的黑狗，雖然這時王世襄已經開始發憤向學不再養狗，但是他依然被這條只有胸口處長著一撮白毛的黑狗所吸引，隨即決定不去參加同學婚禮，而是轉身進入寶華春買了一些醬豬肝，以此美食最終將那條黑狗引到了家，遂成為其所養的最後一條觀賞狗。為了紀念這一特別有意義的日子，王世襄取那對新人名字中各一個字為黑狗命名曰「小寶」，當然王世襄發誓說這並沒有要褻瀆新婚同學之意，並表示誰要是以他的名字為狗命名的話，他絕不介意。想來，王世襄愛狗之情，猶如愛人也。
偷到狗之後，養家首先要為其舉行一個加入獾狗行列的標誌性儀式——摘帽兒。所謂「摘帽兒」，就是為了不使獾狗在抖毛時兩耳發出拍打之聲，必須將狗耳朵的上半截剪去一部分。就此，既表明這條狗區別於一般之狗，成為獾狗行列中的一員，也不再成為養家偷盜的對象。因為摘帽兒是重要的一種儀式，且關乎到獾狗的儀表之美，故養家對此十分重視，不僅要將兩耳剪得與頭相匹配，而且剪去多少合適也很有講究，有時為了達到這種效果，養家不惜請客送禮邀請老養家代為掌剪，由此可見摘帽兒儀式之隆重，似乎還有一種洗禮般的意味呢。
獾狗被摘帽兒之後，接下來就是如何訓練了，主要方法有兩種：遛和蹲。這兩種方法都是在晚上連貫或穿插進行的，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界限，比如被狗拉著出門後（狗被關了一天後，一出門便急不可耐地往前衝，所以是狗拉人，而不是人拉著狗），先是感知狗的力度和勇猛性，比如力大且急於向前衝的狗往往將繩索繃得恰似一根直棍般，與此同時，還要觀察狗對所經路面及環境的敏感度，以判斷其對新鮮環境是否感興趣。到達一處人煙稀少的僻靜場所後，養家便拉著狗蹲坐在一個固定地點，即便周圍發生異樣的聲響，也要強迫獾狗蹲坐不動，其目的就是要磨掉獾狗的急躁脾性，訓練培養獾狗的耐性，以便將來在咬獾時能夠長時間潛伏下來而不驚動回巢之獾，從而達到一咬而成。
不過，初蹲之獾狗猶如孩童一般，總是耐不住性子，不願老老實實地蹲坐原地，它不是面向著養家似乎在詢問主人為何蹲坐不動，就是急躁地發出吭吭哧哧之聲，而養家這時更是要堅定地蹲坐不動，以告知獾狗如何急躁亂動都是沒用的。如此二三十天後，獾狗在蹲坐時已不再面向養家急著要走，而是頭轉向外開始留心外界的動靜，並對不同小動物所發出的不同聲響逐漸有了自己的判斷。當然，不同的獾狗對不同小動物的聲響會有不同的反應，「或兩耳向後一背（bēi），挑起鼻尖，辨別氣味；或脊毛立起，前爪不停地踏地；或全身緊張地顫抖起來」，這時獾狗可能向後稍退，再突然向前出擊而去，而養家為了助其聲勢也總是喝喝有聲，舉手揚繩使其脫韁而去，沒準一口咬死一隻野貓，也有可能追擊得無影無蹤，所有這些表現都是判斷獾狗日後是否咬獾的徵兆。
經過這樣幾個月的訓練後，獾狗再出門時已不像原先那樣急切地向前盲目衝擊，而是對周圍的環境及動靜開始留心觀察注意，這時養家大可以解開繩索任其馳騁，它也不會到處盲目奔跑乃至一去不回了。由此，人狗之間已經有了一定的瞭解、感情和默契，當然出圍逛獾的時機也已基本成熟。
關於出圍逛獾，前面章節中已有兩次實況轉錄，在此只想重複王世襄等養家強調在具體實施逛獾時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經驗——勤瞧懶逛。所謂勤瞧，是指要對獾的出沒行蹤及規律有一個比較透徹的瞭解和掌握；所謂懶逛，自然是指在觀察瞭解階段中不要急於牽狗上陣，以免弄得人困狗乏，待到真正逛獾時無功而返。對此，我們從前面章節中記述王世襄等人兩次逛獾都獲得成功的事例中，可以猜想他們正是因為採取了勤瞧懶逛的策略。
逛獾大獲成功之後，最使養家感到風光和神氣的要數掛獾這一定例了。關於在養獾狗家中所形成的這一定例，《獾狗譜》最後已有情景描述，而王世襄在《獾狗篇》中則聯繫老北京世態風情加以解析，實在是有味有趣得很，故此摘錄如下：
不妨一提的是同為掛獾，頗有差異，它顯示不同養家的氣質稟性，火候修養，社會的世態人情。有人回到城郊，過一個茶館掛一次，不渴不餓也要沏壺水，被人譏為「掛臭了街」。有的人回家故意繞了遠兒，例如該進東直門，他卻進了德勝門，把獾掛到別位養家的眼皮底下。這叫惹是生非，別家咬了獾回敬，心裡的勁兒越摽越大。接著是你咬一個我得咬兩個，你咬兩個我得咬三個。因此有人把獾狗和鴿子、蛐蛐一樣，都叫「氣蟲兒」。這氣都是由人招出來的。
榮三說過，真正讓人伸大拇哥的不是上述養家。早年北京有一兩位只養一條狗，逛獨圍，早春搶咬第一隻獾，咬完後只在茶館掛一下就收圍了。早春因獾出洞的時間短，最難咬。到晚秋，再咬難度很大的末一隻獾，也只在茶館掛一下。此後如無人再咬到，也就收圍了。這叫咬兩頭，才顯出老玩家的范兒呢。
很顯然，老玩家這種不張狂、不鬥氣、只爭第一、只作唯一的做法是王世襄讚賞的，當然也可以成為治學者學習的一種品質和氣度。
與掛獾這種「人更精神狗也歡」相似的，還有晾獾狗這一習俗或定例。當年，北京晾獾狗有兩個地方，一是正月初八的白雲觀，一是二月初二的太陽宮，而待到王世襄晾獾狗時，已經只剩下了白雲觀一處。作為道家寺院的白雲觀，因其西牆外高坡處有一片松林，且松樹枝幹遒勁多欹偃如盤，故有「磨盤松」之地名，這也就成了養家晾獾狗的好去處。
所謂晾獾狗，其實是京城一年一次獾狗集會的節日，當然養家也藉機進行相互切磋和交流，切磋的是彼此獾狗在逛獾中取得了怎樣顯赫成績，以贏得別的養家之讚羨，而交流的內容更有在養狗或逛獾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這時候，不論是戰果輝煌屢建奇功的獾狗，還是僅有一年逛獾經歷之獾狗，抑或沒有上過陣的新生之狗，只要是養家器重或鍾愛之狗都可以牽來一晾，真可謂是獾狗雲集、盛況喜人。在獾狗難得聚會的這種盛大節日裡，養家們紛紛為獾狗換上平日裡難得一用的名貴用具，比如青色或寶藍色絲繩，綠皮套子耐磨（遛狗繩中間一段正當轉環處以皮革包裹的地方），針腳密如魚子的實納緞子拌繩，拌繩上安有天圓地方造辦處鐵轉環，轉環上裝飾有各式皮革花紋，這可謂材料精良、製作名貴。
當然，當年京城所有養家中所使最名貴獾狗用具者，當屬王世襄所用之五毒轉環，因為這曾為清朝末年著名京劇武旦路玉珊所藏，在京城不僅廣為人知，而且堪稱獨一無二。所謂五毒，即轉環磨盤上雕有一隻惟妙惟肖的蟾蜍，上圓環梁外鏨有蜈蚣及蛇的造型，其下偏方肩上鏨有蠍子和壁虎造型。有此五種帶有劇毒的動物造型，所以取名為「五毒轉環」。不過，讓王世襄感到痛心遺憾的是，這副五毒轉環與幾副龍頭轉環繩拌及十幾枚未穿拌繩之轉環，一併在十年「文革」期間被抄走，自此不幸散失再也未能歸還。
至於晾獾狗的養家們，雖然彼此也要穿戴整齊，但是幾乎穿著打扮都差不多，因為前來晾獾狗時都有一套固定的行頭，比如頭戴氈帽，上身穿大襟短棉襖或皮襖，腰繫駱駝毛繩，下身紮著褲腿，外面則穿有犴達罕（或寫作「堪達漢」，是滿語，即駝鹿，俗稱「四不像」）皮套褲，彼此顯不出有什麼區別。不過，相互之間只要開口談論獾狗或逛獾之事，便不難分辨出誰是高手老養家，誰是新出道或剛入行的生手新養家，但是這並不妨礙誰向誰炫耀戰績，或誰向誰討教經驗，反正炫耀者自有炫耀的資本，討教者也自有討教者的虛心，各得其所，何樂而不為呢。只是讓王世襄感到無奈的是，這種養家群賢畢至、獾狗濟濟一坡的盛況，自民國二十二年（1933）他第一次參加時便開始每況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了，以致王世襄不得不發出「一種民間習俗癖好的衰亡消逝，有種種原因，是不可抗拒，也無法挽回的」傷感。
伴著這種傷感，王世襄還有一種遺憾瀰漫在心頭，那就是自認為沒能預知到類似養獾狗這種老北京遊藝娛樂消亡得如此快速，所以也就沒能及時將其中趣聞軼事和知識技法全面而細緻地用文字記錄下來，也沒能及時用照片等形式記錄其盛況和影像，否則類似於《獾狗篇》這樣的民俗文章可以寫得更加豐富而精彩。
其實，王世襄不必遺憾，似乎還應該感到幸運和慶幸，一是他有幸參與並見證了當年老北京諸多遊藝娛樂之活動和盛況；二是他在六十年前所寫的零星文字竟然沒在「文革」中散失毀爛。今天的人們似乎別有一番幸運，因為王世襄參照舊日文稿為我們提供了如此美妙的閱讀，就連細節也一併描述得纖介不遺，使舊日北京諸多風俗民情及遊藝娛樂盡現眼前。如此，我們豈止是幸運，似乎更應該有一種感謝乃至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