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世襄所熱衷的諸多玩樂遊藝中，恐怕沒有比中國傳統觀賞鴿更讓他癡情和揪心的了。如果從民國十三年（1924）他年僅十歲時開始養鴿算起，到2005年上書國務院總理呼籲保護中國傳統觀賞鴿，竟然超過八十年之久，這實在是應驗了其在《北京鴿哨》一書自序中那句「信是終身痼疾，無可救藥矣」的斷言了。那麼，養鴿放飛這種不受節令限制的玩樂遊藝，何以能成為王世襄的一種「常年癖好」？而這種「常年癖好」對其身心健康有何裨益？他又是如何將京華風物中這種看似不入流的玩意兒提煉昇華為一種文化？他所撰述的有關著作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到底佔有何種地位……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興趣和疑問。
筆者完全相信王世襄對於觀賞鴿的偏愛源自一種癖好，這從他那語言生動、趣味盎然的《鴿話二十則》中不難發現，特別是看前十七則記述他少壯時馴養觀賞鴿的經歷和往事，不僅有一種久違了的親切和新奇，更讓人感到心曠神怡、心嚮往之。比如，在鴿話第十則「觀浴」中所描繪的那種閒適、祥和、自然和情趣，在今天普遍浮躁功利的人們心裡是無論如何也感受不到的。如若不信，筆者甘願擔當偷懶之嫌，請讀者欣賞王世襄這段精妙文字：
鴿子喜歡洗澡，只要天氣晴和，雖嚴冬不廢。倘得偷閒，抄一把小椅子，找地方一靠，靜靜地看鴿子的動作和表情，可以覺察到每一隻的習慣和性情，有時還能領會到人禽之間的相通處。這不僅是很好的享受，也可引起我們的聯想和思考。
王世襄編著的《北京鴿哨》
浴盆徑二尺有餘，高約一尺，用木塊拼成，取其邊厚，便鴿站立。外加鐵箍，浸以桐油，不用時也貯水，以防滲漏。日將午，置盆院中磚面地上，傾入清水，深約半尺，打開鴿柵子，全部放出，不一會兒，鴿子便聚到盆邊。
有兩三隻先跳上盆沿，似乎只想清漪照影，並無入浴之意。它先探身用嘴夠水，夠了幾下才夠著，搖頭又把水甩掉。這時盆邊上的鴿子已多起來，有的偏往擠的地方跳，跳不上去，才換個地方，不由得感到頗像街上看熱鬧往圈裡擠的人。
有一隻好像很勇敢先跳下去，愣了一下，才伏身以胸觸水，一觸即起，幾次後才伸展兩翅，拍打水面。隨後有兩三隻開始倣傚。這時盆沿上因太擠而打起架來，互以喙啄。有的被擠下水，這倒好了，落得下來，不再打架，也開始洗澡。霎時間盆中已滿，早下去的不顧周圍索性散開尾翎，搖頸簸身，恣意撲騰起來，水花四濺，如雨跳珠，直到羽毛盡濕，沾並成縷，才跳到盆外。這時水面浮起一層白霜，盆外地面也都已濺濕了。
跳出盆外的鴿子總是先抖摟幾下，把羽毛上的水抖掉。好多只都跑到磚地外的土地上曬太陽。我喜愛的一隻母點子，看中了花池子土埂外長著淺草的斜坡，用爪子撓了幾下，側身而臥，偎了一偎，感到已經靠穩，拉開一翅，在和煦的日光中，回頭半咬半嗑地把背上的小毛蓬鬆開，並一根一根地梳理著翅翎和尾翎。接著又轉身臥下，拉開另一翅膀，重複前面的動作。這時一隻不相識的花脖子跑來，邊打咕嘟邊圍著她轉。她不予理睬，花脖子反來勁了，鼓起頸毛，兜著尾巴往前一躍，幾乎踩上了她。守在一旁的大公點子，看到這不懷好意的動作，憤怒萬分，急忙趕上來，連啄帶鹐（qiān）把花脖子攆跑了。
每一隻鴿子晾乾羽毛後，都自由自在地活動起來。有的沿著牆根兒啄食剝落的石灰，它是在補鈣。有的回到窩中嗚嗚鳴叫，呼喚伴侶歸巢。有的雙雙飛到房上，公的迴旋歡叫，炫耀它雄壯軒昂的姿態，母的則頻頻點頭，報以溫柔，兩吻相銜，雙頸縮而又伸。交尾後，公的飛起，翅拍有聲，即北京所謂的「叫膀兒」。母的隨之騰空，繞屋幾匝後，又落到房上。這也算是「夫唱婦隨」吧。
這樣的情景，難怪王世襄自身乃至他所感知的花草樹木都顯得如此悠然恬淡、安閒適意呢。這對於今天繁華都市裡的人們而言，無疑是一種無法想像的神仙日子。
不過，要想享受到這種恬淡的適意生活，養鴿者還必須從「吃剩飯，踩狗屎」開始。對此，王世襄可謂是深得其中三昧：
一昧貪圖他人之鴿。自家鴿群在天空盤旋即「飛盤兒」時，不經意間裹挾他人之鴿而歸，許多人便希望據為己有，於是便誘之以食以水，想方設法捕獲之而後快。為此，不僅自己要悄聲躡足，有時連家人也必須低語噤聲以配合，至於吃飯哪還能顧得上呢。
二昧自家之鴿遭遇不測。自家鴿群在空中「飛盤兒」時，不幸與他人訓練有素之鴿群遭遇，也就是馴鴿者術語中的「撞盤兒」，眼看著自家鴿群有被扯散裹挾之虞，於是急忙拋出幾隻予以接應，不料竟連拋出的那幾隻也隨之而去。這時候，真恨不得爬上一架高聳藍天的雲梯，以便到空中看個清楚明白。因此，為了追蹤目尋鴿群，總是習慣性抬頭望天，而那時北京城裡幾乎家家養狗，無意間踩上狗屎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昧不受鴿子患得患失之累。對此，王世襄列舉了一位居住在朝陽門內東黃城根兒的蘇姓老者，他所馴養的三四十隻鴿子，由於比別人家的鴿群飛得高遠，一般情況下不易發生「撞盤兒」現象，即便出現了「撞盤兒」也不易被他人鴿群扯散或裹挾，而一旦他的鴿群裹挾了別人之鴿，他則又會將其轟走而絕不自留。因此，蘇姓老者不僅不會「吃剩飯，踩狗屎」，而且還成為「我玩的是鴿子，不讓鴿子玩我」這一玩樂真理的發明者和踐行者。對於這一玩樂真理，王世襄晚年時自謙地認為即便自己今天還玩鴿子的話，恐怕依然難以做到。
既然對鴿子如此癡迷，買鴿、養鴿和馴鴿便成了王世襄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關於買鴿，王世襄在上當受騙中很快掌握其中玄機，並迅速成長為京城鴿販和養鴿者不可小覷的行家裡手。對此，僅舉「憋鴿子」一例便可說明。所謂「憋鴿子」，是老北京養家和鴿販共有的一種行為，即指養家為了能買到稱心如意的上佳好鴿，而鴿販為了所販之鴿能賣上一個好的價錢，往往不到鴿市上進行交易，而專門等待或守候在鴿市途中進行交易的一種「守株待兔」式行為。
當年，北京鴿市隨廟會而設，但並不與其他貨攤相雜處，又因廟會定期易地舉辦，故鴿市也隨之分設各處，比如「逢九、十隆福寺，市在東四西大街，今民航大樓門前槐樹下。逢七、八護國寺，市在新街口南前車胡同口內外。逢三土地廟，市在宣武門外下斜街。逢四花兒市，市在花市大街東段南側。逢五、六白塔寺，市在寺後門元寶胡同」。在這些鴿市中，尤以有「東西廟」之稱的隆福寺和護國寺最為繁盛，而當年畜養上品佳鴿者多出自通州和東壩，由於當年城牆未拆時他們必須經過朝陽門進城，故此一般養家總是在東四牌樓和大佛寺附近選點守候。關於「憋鴿子」的選點，王世襄自有一套經驗之談，那就是必須將點選在鴿販上市的必經之路，且要求視野開闊便於觀察，當然憋者自己最好也能有一個容身之地。
王世襄欣賞中華觀賞名鴿「紫點子」
基於這些條件，王世襄將自己的選點定在「大溝巷把口的王元昌茶葉店和稍稍迤東的萬聚興古玩店」，這裡不僅有面臨大街的玻璃門窗，而且還有可供坐臥休息的板凳，當然更是當年京城東郊鴿販的必經之路。因此，王世襄僅僅因為有一次憋到「一對當時十分罕見的雙五根、五六根鐵膀點子（鴿種名稱）」，而使京城著名的鴿子養家「瑞四、對兒寶等為之側目」不已。
憋到了上品佳鴿，接下來就該是如何馴養了。按照北京的老譜兒，養鴿子必須具備一定條件，那就是：平房三間，獨門獨院，院子寬敞，院內地面應有部分土地，院內柵欄處搭有瓜棚或豆架之類的遮蔭物，院子四周則不能有大樹高樓。這些條件都是為了順遂鴿子的天性，當年北京城裡的養家們大多具備，而今除了鄉村之外任何城市恐都不易尋到了。至於當年王世襄養鴿，僅芳嘉園一處房產就有三進院子，自然具備優厚的養鴿條件，而指導和幫助王世襄養鴿的是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人，他曾在清慶王府擔任專職養鴿達二十多年，是經驗豐富老到的養鴿行家高手。因此，王世襄養鴿時間不長便掌握了一整套馴養本領，無論是餵養雛鴿、辨認鴿數、驅鴿起飛，還是續盤兒、走趟子、飛盤兒或撞盤兒，都能夠運用自如、如臻妙境。
比如，將新來之鴿恰到好處地增續到已經飛起如盤的鴿群中，即術語所謂「續盤兒」，王世襄自謂「十五六歲時已能優為之」了。那麼，「續盤兒」到底有何講究呢？對此，王世襄在鴿話第五則中詳細記述道：
當鴿群尚未起飛時，戴上白手套，將待續之鴿裝入竹挎，放在院中。待飛盤兒已三起三落，降到低空，只繞房盤旋時，從挎中掏出一隻，握在手中，頭朝內，尾向外，等候鴿群將到，下腰、墊步、擰身、轉臉，彷彿摔跤使用「別子」一招的架勢，將手握之鴿垂直地拋入盤兒中。
對於這一連串的動作，王世襄認為：「說起來簡單，完成得好壞，卻大有差異。」也就是說，續得好能夠把鴿子不高不低、不前不後、穩穩當當、舒舒服服地增續到鴿群中，使其一展翅便能隨著盤兒飛翔；如果續得不好，即把鴿子拋到盤兒之前之後，或者拋到盤兒之上之下，使其不能準確地增續到盤兒之中，那就只好重新續盤兒了。
與續盤兒講究技術性所不同的是，訓練鴿子飛盤兒則頗費眼力。顧名思義，飛盤兒，即鴿群飛起在空中盤旋如盤子一般。為了訓練出不易被他人鴿群扯散裹挾的一盤兒，就必須對自己馴養鴿子的習性瞭如指掌，從中挑選戰鬥力強的組成一盤兒，並以適當的方法加強組合訓練，從而達到撞不散裹不走。而要想挑選出戰鬥力強的鴿子，就需要趁鴿群飛翔盤旋不遠時，目不轉睛地盯著鴿群仔細分辨，以便瞭解每隻鴿子的飛翔習性，比如它是習慣于飛在前面還是總落在後頭，是喜歡冒高飛翔還是沉底滑翔，是常居盤中還是被甩出盤外，轉換方向時是起領頭作用還是隨大流，等等，都是當選或淘汰的依據。
因此，待鴿群三起三落飛盤落下時，觀望者常常是眼睛酸澀脖頸酸疼，而每次又因能挑選出精幹者心懷欣喜。入選者各有「絕招」，有的「透」，也就是牢記自家巢穴絕不會被他群裹走；有的「追盤」，即起飛後主動衝向他群，但一衝而過絕不戀戰；有的整體協同觀念強，即便與他群合成一盤後也始終保持原有隊形，在掰盤時涇渭分明，絕不含含糊糊、拖泥帶水。一盤兒訓練有素的鴿群，雖然每一個個體是否精幹很重要，但最關鍵的則是領翔者，這就好比是軍隊俗語中「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的道理。有此心得，王世襄在讀高中時便訓練出了敢於和任何鴿群周旋的一盤兒，這讓他在京城養家中成為不可輕視的一位高手。
當然，訓練一盤兒戰鬥力強悍的鴿群，並非專為逞強鬥狠，而在於觀賞其飛翔姿態，享受老北京所特有的那種生活情趣。對此，我們不妨先閱讀王世襄的一段文字，然後再閉目細細體味一下他的這種享受：
觀賞鴿鴿群，白色多於他色，故值夏日暴雨初過，嚴冬彤雲四垂，天際黝黑如墨，那時鴿群在頭頂盤旋，已感到與平時景色大有差異。倘盤兒飛到遠空，引領斜眺，星星點點，栩栩浮動，被深色的雲天襯托得如銀似雪，閃爍晶瑩，顯得格外幽曠冷峭，清麗動人。此情此景，深入我心，歲月雖邈，常憶常新，閉目即來，消受不盡。
遺憾的是，這種「消受不盡」的眼目和心靈享受，隨著利益驅使及美食誘惑，中國傳統觀賞鴿幾乎被海外輸入的大量信鴿及食用鴿所取代，老北京那種特有的風情已經成為一種過去時。
至於與中國傳統觀賞鴿須臾不可分割的鴿哨，以及由鴿哨所發出的鈞天妙樂，同樣是王世襄「消受不盡」的美妙感覺，當然也同樣被歲月鐫刻成為老北京民俗歷史上的一種象徵。
關於鴿哨，王世襄從來沒有忘記一位人稱「鴿奴」、自號「哨癡」的人——王熙鹹。出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的王熙鹹，祖上是浙江紹興人，清乾隆年間遷居北京。十五歲開始養鴿的王熙鹹，由鴿及哨，愛之深入骨髓，平生唯一的愛好就是搜集和收藏鴿哨，有時為了購買一隻中意名哨，總是不惜傾囊相易，而由於家境清貧甚至典當衣物也絕不吝嗇，否則夜不能寐飯食不香，如果如願以償則又欣喜若狂，乃至言語行動都有些失常。對此，王熙鹹在自撰《鴿哨話舊》一文中記述一事可為佐證：
二寶、小六合買紹英家淡黃漆全竹小型鳴字十一眼一對。斯哨有四絕：一曰鳴字，二曰全竹，三曰型小，四曰無疵，即詠西家亦無此尤物。售者居奇，買者恐後。爾時余於舊哨，尚無真知灼見，故質諸佐文。佐文曰：「如哨果佳，則君不妨說『尚可留用』，以免彼居奇。如為贗鼎，則君不妨說『此哨絕佳，慎莫輕易出手！』如此雖交易不成，彼無怨尤。」予往視，哨固真而且精，屢經磋商均不諧。最後許以十五對小永哨易此一對，二販沉思移時，始允交易。狂喜之下，徒步歸家，恐躓而傷哨，一步落實，方邁下步，返寓入室，心始釋然。此後蓄哨名家，接踵而來，每求割愛，余愛之切未能許也。倘有識者祈一觀，則共欣賞而不吝焉。兩哨伴我二十餘年，竟為小奸賺去，每一念及，五內如焚。
王世襄（左2）與制哨名家吳子通（左1）、陶佐文（左3）、王熙鹹（左4）
在這裡，王熙鹹不僅告知人們他獲此至寶之經過、欣喜之情及失卻之痛，而且還透露了藏哨和制哨兩位名家之信息，即「詠西」和「佐文」。「詠西」，即被王世襄稱之為「（北京）自有鴿哨以來，兩次最重要彙集」收藏者之一（另一位就是王熙鹹），即中華傳統醫藥最負盛名的老字號——同仁堂的主人樂詠西。據說，這位家資豐厚的樂氏行十五詠西，同樣是一位因為愛鴿而及哨者，早在民國初年便開始廣事搜羅名家之哨，對於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中刻「鳴」字和「興」字之哨一律高價收購，因此不僅使這兩家聲名大噪，其所制之哨的售價可與京城最早制哨名家「惠」字相匹敵，而且使自家的鴿哨收藏也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界。對此，王世襄在《北京鴿哨》中記載說：
詠西家中，北房五楹，條桌整齊排列，上置長方匣，重疊高與梁齊，盡庋鴿哨，多不勝數。
當然，樂詠西收藏鴿哨不僅在於廣事搜購，還曾聘請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之一——「永」字（小永），居住在其家中專門為其制哨，時間長達一二十年之久。試想，如此每日制哨不輟將有怎樣一個驚人之數呢。
至於王熙鹹文中提及的「佐文」，也是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之一，即在鴿哨上刻有「文」字的陶佐文。這位出生於清光緒二年（1876）的制哨者，制哨講求工細，每哨必精，且精於鑒別，對京城各名家所制之哨的優劣得失瞭然於胸，他的評說無不讓人口服心折。由於都有癖愛鴿哨這一同好，且兩人住地相距並不太遠，故王熙鹹得以經常前往陶佐文處討教，這也就是他「自謂箇中奧窔，得自佐文為多」的緣故。
按說王熙鹹並不屬於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之列，而王世襄之所以至今不能忘記他，不僅在於他對鴿哨富於收藏，還在於他因王世襄常年多次敦請而寫有《鴿哨話舊》一文。1976年，王熙鹹以文言文寫就的這一文稿，因為是專門寫給業內人參考而顯得過於簡略，但是經過王世襄詳加增訂整理後，即便也只有短短七千餘言，仍不失為關於鴿哨的一份極為重要之文獻。
1989年9月，王世襄鑒於《鴿哨話舊》過於簡略之故，遂將自己多年心得及對相關文史考證之成果，以《北京鴿哨》為書名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公開出版發行，書中不僅收錄了王熙鹹的《鴿哨話舊》一文，而且還鄭重聲明說出版此書是希望對《鴿哨話舊》起到一種解說和註釋的作用，並對1986年辭世的老友王熙咸表示緬懷和紀念。
《北京鴿哨》一書，全文包括《鴿哨話舊》一文、五篇附錄、三十六幅圖版和幾幀插圖在內，薄薄不足百頁，放在王世襄皇皇等身著作中，實在不足以專門列出來加以介紹和解析；而如果將其與王國維回歸國學的開篇之作《簡牘檢署考》（全文只有短短一萬三千字）相類比的話，恐怕以晚清國學大師沈曾植對《簡牘檢署考》的評價來觀照《北京鴿哨》亦無不妥，即「此戔戔小冊，亦豈今世學者所能為」？如此，今天任何對全書僅有四萬五千字的《北京鴿哨》表示漠視和不屑，恐怕都將成為學界之笑柄。那麼，《北京鴿哨》到底是怎樣一部奇書呢？
確實，類似於玩具的鴿哨，在王世襄的《北京鴿哨》出版之前，並不屬於文物範疇，充其量只能算是民間工藝品而已。舊時，鴿哨這種難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兒，不僅不可能被載入神聖高雅之書冊，其製作工藝更是文人士大夫所瞧不上的彫蟲小技，因此制哨工藝也就不可能行之於文字流傳下來。而王世襄作為飽學之士、一代文物學大家，竟然不嫌鄙陋，梳史考證其源流與品種，詳述製作工藝、材料與配系方法，為不入流的制哨者揚名立傳，這在傳統治學陋習依然貽害今天的學術界，無論如何也稱得上是勇敢者之所為了。
王世襄所藏「祥」字紫漆鴿哨成堂兩匣
在正文不足四十頁僅有兩萬字的《北京鴿哨》中，王世襄給人們呈現的知識和見聞，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比如，寥寥千餘字的「簡史」，王世襄就參閱了古今中外史料和著述文章多達十二種，將最早記載鴿哨之文字材料，上溯到了北宋年間著名文學家梅堯臣的一首題為《野鴿》的五言古詩。至於鴿哨出現的最早時間，王世襄考證了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鴿」字的記載，以及製作鴿哨之主要材料匏和竹均屬古代「八音」之列的歷史，極為自信地說：「如果有朝一日在漢代或更早的遺址中發現鴿哨，我們將不會感到詫異。」鴿哨以往從未有人加以歸納分類，王世襄根據其不同造型進行了明確的分類，即葫蘆類、聯筒類、星排類和星眼類，並將四大類中不同品種加以統計，最終認定為三十五個品種。對於這四大類三十五個品種，王世襄詳盡地逐一介紹和評述，再加上三十六幅圖版和由其夫人袁荃猷女士精心繪製的精美線圖，即便是從未接觸過鴿哨的外行人，也能夠比較容易地辨識出一隻鴿哨屬於哪類哪種。比如，關於鴿哨如何配系與配音，王世襄這樣介紹道：
鴿哨的配系方法極為巧妙，也十分簡單。鴿子的尾翎一般是十二根（十三根者是少數）。在正中四根距臀尖約一厘米半處，用針引線，平穿而過，然後打結繫牢。線宜用優質棉紗，或鮮艷的五色絲線。唯用絲線必須多打結扣，防止滑脫。以上是為配系鴿哨所做的準備工作，北京稱之曰「縫哨尾（音）子」。配系時，哨口朝前，將哨鼻插入四根尾翎正中縫隙中。這時哨鼻上的小孔恰好在尾翎之下露出，用長約五厘米的鉛絲穿過小孔，彎成圓圈，兩端交搭，以防張開。至此鴿哨便已配系完成。
至於鴿哨配音，曾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過的王世襄自然深諳配音之原理，即根據鴿哨不同的發音、音色、音量和音準等，以及鴿子自身負載能力和放飛形式等情況，巧妙地為其配系合理的鴿哨，從而達到所想欣賞的飛鴿妙音。當然，鴿哨不同，哨音各異；制哨者不一，哨音也不一樣；即便同一制哨者所制同類鴿哨，其哨音也是迥然有別的。因此，要想聆聽鴿哨之韶音妙樂，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世襄、袁荃猷夫婦檢查鴿哨
在《北京鴿哨》一書中，王世襄將當年京城制哨名家單獨撰文列出，這不由得使筆者想起王國維先後三次校注的《錄鬼簿》。由元朝劇作家鍾嗣成（字繼先， 號丑齋）所著的《錄鬼簿》，是一部記述元代劇作家及其劇作的傳記類著作。這部完成於元至順元年（1330）的奇書異典，之所以取此奇異書名，我們從作者自序中不僅可以得到清楚的解答，而且還能夠從中感受到作者本人對社會和人生的一些態度：
余因暇日，緬懷古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俱有可錄；歲月彌久，湮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吊以樂章；復以前乎此者，敘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學之士，刻意辭章，使冰寒於水，青勝於藍，則亦幸矣。名之曰《錄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傳遠，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學，以為得罪於聖們者，吾黨且噉蛤蜊，別與知味者道。
在這部兩卷本的著作中，鍾嗣成共收錄劇作家一百五十二人，劇作四百餘種，其中不僅有如今人們都熟悉的關漢卿及其劇作《竇娥冤》和《漢宮秋》等，更多的則是一些不知名的劇作者及其作品。對於這些劇作家，鍾嗣成既為他們一一作傳、留存其作品，還對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華的底層劇作家的作品給予了充滿感情的點評。而這樣一部著作，自元代以來竟屢屢被世人傳抄，待傳到王國維手中時已經是舛誤比比，使其覺得實在有必要對這部奇書進行重新校注。
與《錄鬼簿》相類但也有別的是，王世襄在《北京鴿哨》中所錄的京城八位制哨者，當時除了在業內知名外，並不為廣大世人所瞭解和尊敬，甚至多有如元朝那些底層劇作家生活朝不保夕之虞，而王世襄之所以在正文之後撰有餘論，從字裡行間對制哨者充滿深切同情和對欺瞞壓制制哨者的憤慨鄙夷中，不難明瞭這與鍾嗣成是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王世襄沒有把這些制哨「工匠」看作是「鬼」，而是直接將他們貫之以「名家」，直觀體現了王世襄對他們的真誠認可和深切尊重。那麼，這些制哨名家們有何絕藝和品超呢？
作為元明清三朝帝都，北京養鴿之盛在明清兩朝，而北京最早制哨名家的出現則遲至清嘉慶年間，即卒於清同治年間的「惠」字。非常有趣的是，那時制哨者，人們多直呼其哨上所刻之字（即相當於作者署名），時間長久竟不知其真名了。比如「惠」字，相傳人們只知道他是滿族正白旗人，具體姓名無人知曉，就連出生年月也是王熙鹹根據曾見此翁者的講述，而推知其大約生於清嘉慶初年的。在「惠」字以下，王世襄認為堪稱名家者，還有「永」字（老永）、「鳴」字、「興」字、「永」字（小永）、「祥」字、「文」字和「鴻」字這七家，共得京城制哨八大家。關於這制哨八大家各自製哨之特點，王世襄在《北京鴿哨》「制哨名家」一節中分別予以詳述，其總結之精確到位，非行家不能道其奧窔。
比如「惠」字，王世襄將其中年作為分界線，認為其所制之哨雖然哨口一律微微傾斜，但是「早年口寬而平，中年以後狹長而隆起」，這是「惠」字所制之哨的一大特點。另外，「惠」字制哨不求外形，最講究哨音，故他所制之哨哨音非達到佳妙者是絕不出售的。比如老「永」字，同樣據王熙鹹推知應為滿族人，大約出生在清道光年間，晚於「惠」字二十餘年，至於姓名亦無人知曉。老「永」字所制之哨，王世襄認為其吸取了「惠」字早年哨款的特點，但又矯正了「惠」字哨的斜口，故而顯得哨口寬闊而平整。
另外，老「永」字所制之哨不僅「髹其表，亦復漆其裡」，且種類要比其他幾家為齊全。又如「鳴」字，人們除了知道其大約與老「永」字為同時名家外，其他生平同樣一無所知。至於「鳴」字所制之哨的特點，王世襄認為哨口接近「惠」字後期，但也糾正其斜口，且「刻字工整疏朗，大有筆力，不像是出於一般工匠之手」。至於與老「永」字和「鳴」字同期的名家「興」字，王世襄總結其制哨特點也以「惠」字哨作為參照，認為其哨比「惠」字哨後期的縱向更深，隆起得更高，且哨底所刻之字雖然著刀不深，但是頗有歐陽詢書法之秀勁筆意。特別在哨形和哨音上，「興」字不墨守成規，敢於獨闢蹊徑，最終自成一家。
為了與後起的「永」字（小永）、「祥」字、「文」字和「鴻」字相區別，人們一般稱「惠」字、「永」字（老永）、「鳴」字和「興」字為「四大家」，後起者則為「小四家」。不過，後起「小四家」所制之哨也是各有千秋，互爭短長。比如，出生於清咸豐年間的小「永」字，其所制之哨在外形上與「惠」字和老「永」字之哨較多向外傾斜的特點有所不同，其講求向內收攏以收斂開張之勢，而且一改以上兩家以竹材為哨鼻的做法，改用堅脆耐磨、色澤乳白但容易折斷的牛骨，一度成為後來制哨者競相效仿的一種做法。
王世襄試聽「祥」字鴿哨
活躍在20世紀上半葉的「祥」字和「文」字，要比「鴻」字早出生二十年，但這三家都與王世襄交往深厚，所以所知者也較前五家詳細些。比如，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祥」字，本名周春泉，多年間一直租住在白塔寺東廊下，其制哨中的備料、挖口、定音、黏合和髹漆等一系列程序對外人向來秘而不宣，但對於王世襄卻從不隱諱，所以王世襄得以多次觀察其操作，對其制哨的刀法和特點瞭如指掌。對此，王世襄就其哨口製作程序曾舉例說：
為一對乃至數對葫蘆挖哨口，必先劈竹板，使大小相等之口，在同一竹板上為之。因長條竹板，便於持握剜挖，大小規格，也能取得一致。哨口背面挖好後，正面及上下左右，用力數挫，形已粗具，再分段鋸斷，稍事打磨，便可蒙在葫蘆上開口。程序如此，哨口與葫蘆上的開口必然吻合。
由此可見，「祥」字制哨之法方便而快捷，效率高自然收入也就多些。與「祥」字這種快捷高效制哨方法截然不同的，就是前面提及的陶佐文「文」字了，而當王世襄告知其「祥」字制哨之法，以矯正其挖哨口容易失敗時，他卻笑而不納，故我依舊。對此，王世襄心裡很明白：「蓋藝人各有自家手法，終身不易。倘捨己就人，便是下人一等，不屑為也。」正因如此，精雕細琢的「文」字哨售價總高於「祥」字哨，但「祥」字的總收入則要多於「文」字，這大約是操作方法難易之別的緣故了。
制哨手法不同，所制之哨自然也各有特點。「祥」字慣於在哨底透雕各種圖案，並襯以彩色繒絹，使其顯得極為鮮麗；而「文」字則認為這種做法「無關音響」，即便其本人所制之哨習慣於講求外形的渾圓和流暢也「無關音響」，但卻能夠減少空氣阻力，為飛鴿有效地減輕負擔，這實在不失為一種珍愛良禽之良方也。關於出生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鴻」字，王世襄記述亦較詳細：「姓吳名子通……體格魁梧，右額有疣隆起，一瞳微斜，哨口亦微斜如『惠』字。」因此，有人戲說因為「鴻」字眼斜，所以他所制之哨口亦斜，這種戲言讓王世襄很是不忿：「其手法使然，何關眸子？！」
遺憾的是，這些制哨名家雖然都是誠懇樸實之人，基本上依賴雙手的辛勤勞作而謀生，所制之哨從來也不苟且糊弄，定制之哨童叟無欺，交易公平，然而最終結局卻都較為悲慘淒涼。因此，有人說他們所制之哨「殃及鵓鴿，有傷陰騭」，是一種因果報應。對於這種無稽的說法，王世襄與有識之士只能是「一何可笑」了。
其實，王世襄沒有心情去「可笑」那些無聊之人和無聊之事，因為他也是愛鴿及哨之人，且藏哨之富雖不及樂詠西與陶佐文，但其所藏之全當是這兩位藏家所不能比的。對此，我們只要打開《自珍集——儷松居長物誌》便不難發現，王世襄所藏鴿哨可謂是琳琅美富，不可勝收。其中，姑且不論由北京鴿哨第一人「惠」字所制的深紫漆中葫蘆，也不必說老「永」字所制黑漆小九星成對、淡黃全竹十一眼成對，更不必論「文」字所制斑竹梅花七星成對及「鴻」字黑漆柱圓殼三排十八子成對，單是「祥」字紫漆橘皮胎葫蘆成對，以及由「祥」字原制、其一後由「桐」字（得陶佐文真傳的工程師張寶桐）配製的黑漆豬頭葫蘆成對，無論是製作工藝還是配置都堪稱精工良美。特別是成對黑漆豬頭葫蘆那別緻有趣的造型，相信任何人看了都會會心一笑。
系「文」字鴿哨的鐵翅烏（雄）
之所以說王世襄所藏鴿哨之全是另兩位藏家所不能比擬，是因為京城八大制哨名家所制鴿哨他都有收藏，就連此八大家之後成名者如「桐」字的製品，他也沒有輕視和捨棄，這單從時間跨度上來說也是早逝的樂詠西和陶佐文所不能具備的。
系「鴻」字鴿哨的鐵翅烏（雌）
由鴿及哨，由哨及鴿，王世襄還是沒有時間去「可笑」那些無聊之人和無聊之事，他隨後一直在為中華傳統觀賞鴿瀕臨滅絕的命運而揪心和操勞，他在只爭朝夕地撰文著述向世人呼籲搶救這些珍禽，甚至不顧羸體病目向有關部門乃至中央領導遞交倡議書和信件，這種搶救中華傳統觀賞鴿、搶救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和行為，不能不讓那些名義上致力繼承、挖掘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者感到汗顏，也讓真正致力繼承、挖掘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者感到振奮。如此，下面就讓我們來記述王世襄為了搶救中華傳統觀賞鴿、中華鴿文化所做出諸多令人振奮的往事吧。
專門為鴿子寫一部著述，是王世襄早在就讀燕京大學研究院時就有的念頭，念頭的產生源於兩部相關的書——民國著名工筆重彩花鳥畫家於照的《都門豢鴿記》和明朝末年山東鄒平人張萬鐘的《鴿經》。
民國十七年（1928）5月，年僅十四歲的王世襄已經有了四年的養鴿歷史和經驗，一日獲見由北京《晨報》出版部平裝鉛印的《都門豢鴿記》，不由得喜出望外、愛不釋手，整天捧讀不輟。這是一部專門闡述當年北京豢養鴿子的專著，著者於照，筆名非廠、非闇，是當代著名的工筆花鳥畫家，曾著有《都門釣魚記》《都門藝蘭記》和《非廠漫墨》等著述，王世襄認為其最出色的當數《都門豢鴿記》了。
在這部書中，於非廠先生對清中期至民國初年北京豢養鴿子的情況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述，比如鴿子的習性、品種、豢養、孵育和訓練等，堪稱是一部北京養鴿大全。唯一讓王世襄感到遺憾的是，他雖然目睹過於非廠先生繪有多幅形神畢肖的鴿畫，但是《都門豢鴿記》一書中只有極為簡略的示意圖，並沒有一幅彩繪的寫實鴿畫。王世襄認為，如果於非廠先生將《都門豢鴿記》中所記載五十多種鴿子都繪成鴿譜的話，一定要比他後來發現的《清宮鴿譜》更有價值，因為《清宮鴿譜》中還收錄有不合格或未定型者，而於非廠先生在《都門豢鴿記》中所記載的五十多種鴿子都是他親眼所見親自所豢養的品種。即便如此，王世襄還是將《都門豢鴿記》與明末張萬鐘的《鴿經》相提並論，認為中國三百年來關於觀賞鴿的專著只此兩部，且前後輝映，相得益彰，為中華典籍子部大為增色。
王世襄最初獲見張萬鐘的《鴿經》，是就讀燕京大學研究院時從《檀幾叢書》（清康熙年間王卓、張潮輯錄的一種叢書）中發現的。對於這一驚喜之發現，自少及暮曾多次撰寫有關鴿子或鴿哨文章的王世襄，「以為古可證今，今可溯古，得筆之於書也」。不料，由於接踵而至的變故和世道變遷等原因，使他編撰有關中華觀賞鴿專著一事竟拖延了半個多世紀，直到1997年9月才與山東省農業科學院研究所趙傳集先生合作完成了《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一書，就此才算是實現了他深藏心中多年的夙願。這是後話。
王世襄、趙傳集編著的《明代鴿經-清宮鴿譜》
那麼，張萬鍾是何許人也，《鴿經》又是怎樣一部的著作呢？
明仕宦世家出身的張萬鐘，字扣之，少年時家境富貴，遂有條件豢養飛鴿，又因愛鴿深入骨髓而廣事搜求良種佳品，不僅懂得如何欣賞觀賞鴿的各種風姿，而且對其神韻也有細緻入微的理解和品評。比如，張萬鍾在《鴿經》中以擬人筆法描寫觀賞鴿之風韻時說：
態有美女搖肩，王孫舞袖，春風擺柳，魚游上水等類。昔水仙凌波於洛浦，潘妃移步於金蓮。千載之下，猶想其風神，如閒庭芳砌，鉤簾獨坐，玩其嫵媚，不減麗人。
至於觀賞鴿身上所體現的伉儷情深終生不渝之品德，張萬鍾也有讚美：「鴿雌雄不離，飛鳴相依，有唱隨之樂焉，觀是興人鐘鼓琴瑟之想，凡家有不肥之歎者，當養斯禽。」由此可見，張萬鍾並非耽於玩樂喪志的紈褲子弟，否則何有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一部有關鴿子專著《鴿經》的問世呢？確實，關於張萬鍾非紈褲真英才的生平事跡，我們可以從清康熙年間修撰、道光年間重修的山東《鄒平縣志》記載明崇禎十五年（1642）鄒平縣城被清軍圍攻的一段慘烈文字中得到部分解答：
甲騎兵三千，步兵五六百人，擁雲梯而至。梯附城，肉搏便登，捷如風雨。人預縛長衫歧其首，叉梯併力推之，使翻跌濠中。攻者怒，戴楯穴城、或張牛革幕帳、人伏其中，擁近城，便施椎鑿，矢石不能制。城人卷柴席，雜硝硫燃火推下燒之。血戰方亟，守備張君睹南門有坐交床執旗指揮者，曰：余識其人亦裨帥，可驚而走也。亟發炮碎其交床，其人愕，遽上馬馳去，攻者亦去。是役也，城守全局，實萬鍾操持之。
更為可敬的是，張萬鍾在明朝滅亡之後舉家遷往南京，誓死追隨福王建立的南明王朝，最終於清順治元年（1644），在盛夏一次保衛戰中因身著皮革軍衣不幸中暑而亡。這樣一位堅守民族氣節的錚錚鐵漢，竟然撰述了一部辭藻華美的《鴿經》奇書，實在讓人浮想翩躚。
2000年王世襄在天津欣賞中華觀賞名鴿「短嘴拃灰」
已經被當代學術界和出版界編印的《續修四庫全書》這一皇皇典籍所收錄的《鴿經》，是古人撰述的第一部記述中國鴿文化的專著。對於這樣一部奇書專著，王世襄在應邀為2002年線裝書局出版《檀幾叢書》「選萃」本《鴿經》所寫的說明中，曾有過極為精到的詳細評述：
《鴿經》一書由論鴿、典故、賦詩三部分組成。論鴿首述鴿之性情、品德，生活習性及羽毛、眼、嘴、腳各部，並及築巢、治療方法。此後詳列鴿之品種，又區分為花色、飛放、翻跳三大類。花色類皆形美色妍，最宜觀賞。飛放類修翎健翮，擅長遠翔，可千里傳書。翻跳類或能空中觔斗若轉輪，或階前跳躍，轉滾不離原地，近似雜技表演。每種皆在品名之下描述其花色形態及對頭、眼、嘴、風之要求，十分嚴格。由於同種又有羽色之異，故其總數當在百種之上，可見著錄之詳備。典故匯輯前人關於鴿之記述傳聞，有偏僻罕為人知者。賦詩錄歷代辭賦吟詠，專題言鴿或有句及鴿者，並蓄兼收。全書篇幅雖不浩繁，而科學人文並重，已為明代以前鴿文化作一翔實之總結。類此之作不僅我國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亦屬最早之論鴿專著，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誠如王世襄所說，《鴿經》一書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故此下面還是進入王世襄編撰《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的舊日往事好了。
既然先獲於非廠之《都門豢鴿記》，後有張萬鍾之《鴿經》，半個世紀後王世襄又發現了故宮博物院珍藏清人的四種繪製鴿譜。這四種共八冊原清室皇宮所藏的鴿譜，是清皇家如意館多位畫家奉旨精心繪製的，先後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八朝兩百多年，鴿譜中所收錄的兩百二十四幅鴿圖，全部是名家工筆彩繪寫真之作，其中標注鴿名者有一百八十四幅，真可謂冠絕古今、無與倫比。於是，編撰一部圖文並茂的中華觀賞鴿大型文字圖典，在王世襄心中已經是一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
對於這一激動人心的構想，王世襄簡直是夜不成寐，一種「不可終日」的感覺始終瀰漫在心頭。不過，王世襄的這一構想雖然早在1994年就為河北教育出版社所認可，但是因身體原因及撰述其他著作等事務纏身，他始終沒能付諸實行。
實在是事有機緣，一日當王世襄從好友處得知山東省農業科學院研究所趙傳集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就曾考證了張萬鐘的生平事略，並註釋和今譯了《鴿經》一書，還分別刊載於《中華信鴿》及《鴿友》雜誌上，這不由得讓他欣喜萬分。隨即，王世襄親自馳書趙傳集先生請求寄示所著，待獲見趙傳集先生所著內容詳盡、考釋精審之後，遂提議將《鴿經》與《鴿譜》分置前後，由兩人分別撰述合成一函以待出版。
王世襄的這一提議，立即得到趙傳集先生的積極響應。於是，王世襄不顧高齡羸體，竟費時數月撰述了《鴿譜敘錄》和《鴿譜圖說》兩篇文章，並從故宮博物院借出《鴿譜》自費拍照影印，最後又將舊作《鴿話》置於其後。如此，一部裝幀和印刷都極為精美的《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便順利出版了。當王世襄手捧新著時，他不由得「為之手舞足蹈」，其「歡喜無狀」之情實在讓人百感交集。
王世襄編撰《鴿話二十則》《北京鴿哨》及《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等文章著述，其目的不僅在於傳承和發掘悠久的中華鴿文化，搶救和恢復中華傳統觀賞鴿才是他最迫切的願望，這從他一次次在報刊媒體上發表關於中華傳統鴿的文章，或者為有關著作撰寫熱情洋溢的推介序言，乃至向全國各省市園林管理部門發出公開信，以及直接上書北京市及奧組委領導等行為中，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王世襄對於中華傳統觀賞鴿瀕臨滅絕的痛心疾首，以及搶救和恢復中華傳統觀賞鴿的熱切期望。
王世襄、袁荃猷夫婦在新居賞玩鴿哨
如果說王世襄的這種熱切期望，自2005年3月31日開始在《北京晚報》上開闢專欄連續發表數十篇文章時得到了一次集中體現的話，那麼同年6月在中央文史館的一次便餐聚會上，王世襄將《北京鴿哨》和《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兩部著作，以及應大力搶救中華傳統觀賞鴿的上書呈送給了總理，並於三天後得到總理的親筆回函答覆與勉勵，遂使王世襄的這一熱望達到了最高潮。隨後，王世襄再次上書回復總理表達自己的叩謝之情，並附有四首七絕：
中華自古重斯禽，寫入丹青載史文；
花色繽紛姿綽約，鈞天更喜哨揚音。
今人爭買舶來灰，只為生財盼奪魁；
致使名禽瀕絕滅，斯文掃地不勝哀。
物種消亡悔昨非，倖存珍重等珠璣；
天安門上晴空碧，願見鴿群帶哨飛。
詮圖為定鴿高下，觀哨能知韻濁清；
兩稿竟蒙公許可，終身不忘此殊榮。
果然，在2007年元旦《北京晚報》頭版頭條的報道中，王世襄欣喜萬分地看到了天安門廣場首次放飛中華和平鴿的消息，這不由得讓他再次提筆撰文加以讚賞。四天後即1月5日，王世襄這篇直接題為「歡呼天安門元旦放飛和平鴿」的文章，同樣刊登在《北京晚報》上。在這篇文章中，王世襄除了對此行為表示激賞外，還提出了應在天安門附近豢養中華傳統觀賞鴿以便節慶日放飛等五點建議。從這五點建議中，我們依然不難體味到這位耄耋老人對於中華傳統觀賞鴿的珍重，以及由此折射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珍重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