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奇士王世襄 > 自序 >

自序

我不懂收藏,因為不諳藏品鑒別;我不懂收藏家,因為他們的胸懷和行為往往讓我感佩不已。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能為我心目中真正的收藏家立傳,比如本書的主人公——王世襄老。當然,對於為「奇士」王世襄老作傳,我的心中還是有諸多「禁忌」的,因為他的收藏、收藏境界和學識修養,特別是一些在今天看來仍屬奇異的「絕學」,幾乎都不是我等晚輩後生所瞭解和熟悉的領域。但是,這同樣不能成為我不能為其作傳的理由和障礙,因為在我的骨髓裡首先對於收藏,特別是一些諸如金石書畫等傳統文化藝術品的收藏,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喜好和莫名的偏愛,至於王世襄老所發掘和開拓的那些趣味「絕學」,更是人見人愛、人見人迷的性情之學或者說是興趣之學。而隨著我自2007年5月25日首次拜訪王世襄老之後,以及在隨後八個月間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一遍遍地拜閱王世襄老那等身之巨著及相關書刊史料時,特別是在這期間得以多次訪問王世襄老及與其相交少則十數年多則數十年的老友故舊中,使我感覺越來越接近於王世襄老的「真我」——奇士。

在諸多關於王世襄老的文字中,「玩家」與「奇人」是人們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詞語,而我則以為這兩個詞都不甚確切,甚至有俚俗不恭、以偏概全之嫌,而「奇士」則較為公允、中肯、沉穩、雅當。「奇」,自然是指王世襄老的成長歷程與眾不同、治學方法令人驚異、所收藏品奇特美富、舉止行為出人意料、學術研究獨樹一幟、收藏境界開闊高遠;而「士」,除了是舊時對讀書人的一種稱謂之外,在這裡更應該解釋為對人的一種美稱。

作為中國當代最著名的文物學家和最重要的文物收藏家之一,王世襄老學識宏博精深、著述厚重等身、學養高貴深湛、品操清遠純真、德行大氣堅韌,豈是一個「人」字或「家」字所能詮釋。當然,如果有誰要在「人」或「家」前面加上一個「大」字,我倒不會刻意表示異議,但是就如今市面上「大家」或「大師」氾濫這一現象而言,我還是想鄭重地聲明一下,我心目中的「大家」絕不是那種在某一領域取得點滴成就便自封頭銜或利用媒體沽名釣譽的平平「專家」,更不是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的囊腹空空如也者,竊以為這些都是浮躁功利社會豢養出來的浮躁功利之庸庸徒輩。而只有那些用高貴純美品德滋養博大精深學問的人,才堪稱一代「大家」。而作為王世襄老,他不僅是我心目中名副其實的一代大家,更是世間極為少有但又絕對不可沒有的一位真正「奇士」。

結識「奇士」王世襄老,實在是一種天緣巧合。2007年1月,拙作《梁思成傳》出版後,不問收穫只顧耕耘的我又集中利用時間完成了《王國維傳》的創作。之後正待休整再戰時,一日接到出版界友人電話告知說《梁思成傳》出版後「備受好評」,遂希望我能寫作《葉恭綽傳》這一選題。作為一代收藏大家,歷經世變的葉恭綽確實是中國收藏界可圈可點的一位重量級人物,當然也應該成為傳記文學百花園中能夠引起讀者廣泛興趣而又不可或缺的一位傳主。其時,這位友人正對收藏特別是傢俱收藏興趣濃厚,所以當我隨即將自己希望創作收藏家傳記系列的初步構想提出來,並靈光火石地點出了近現代幾位收藏大家的姓名時,沒想到友人當即表示贊同,同時補充提出了當代收藏大家王世襄老的大名,這不由使我心懷忐忑地激動起來,因為王世襄老不僅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代品操高貴的文物收藏大家,更是恩師羅哲文老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他在中國營造學社時就已結識並將深厚情誼延伸至今的一位摯友。作為中國營造學社僅此兩位健在者,羅老和王世襄老在歷經歲月磨難中都以堅韌和執著在文物研究領域各自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同時相互之間也建立起了極為深厚的個人感情。鑒於王世襄老是我們初步構思收藏家系列傳記中唯一健在的傳主,隨即決定將《王世襄傳》作為首選之作。於是,當我於第二天即2007年5月24日向羅老匯報這一選題時,羅老以一以貫之的支持態度表示了讚賞,隨即還打電話向王世襄老鼎力美薦了我,並特意向其提起我就是《梁思成傳》的作者。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這前一天即5月23日,王世襄老在翻閱當天《中華讀書報》上刊登關於《奇人王世襄——名家筆下的儷松居主人》一書的評論介紹時,在同一張報紙上他還看到了評介拙作《梁思成傳》的文章,這不由引起了他的關注。因為當年王世襄老從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南下求職時,正是由於有了正在四川李莊主持中國營造學社事務的梁思成先生的「收留」,才使他從求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遭拒的尷尬中得以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從而邁向了此後使他蜚聲國際的學術研究新天地。所以,當羅老如此向王世襄老引薦之後,我便於第二天即5月25日順利地敲開了神往已久的儷松居大門,虔誠地拜訪了令世人崇敬的一代「奇士」王世襄老。

在首次訪問中,我不僅聆聽了王世襄老滿懷深情地回述其長達九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更享受了一次令人時而扼腕歎息、時而舉手加額、時而啼笑皆非、時而欣慰滿懷、時而震顫靈魂、時而錐心疼痛的精神沐浴。當時,我雖然顧慮到王世襄老的年高體弱而多次想站起身來辭行,但是滿口珠璣的老人卻接連幾次說「下面還有故事呢」,使我幾欲站起的雙腿又矛盾地保持著原樣。就這樣,近兩個小時的傾心暢談,讓我對心目中的王世襄老有了一些感性認識:強記、博識、專注、執著、堅韌、勤奮、紮實、睿智、謙和、大愛、無畏、無私。而後來,隨著多次訪問王世襄老及其新朋老友,使我以上的這些感性認識變得更加具體而深邃。

那麼,王世襄老到底是怎樣一位「奇士」呢?

作為文物學家,王世襄老一生從事文物研究事業,其研究範圍之廣博可以說是無有出其右者。比如,屬於文物研究領域中「顯學」的金石、書畫、雕塑和建築,王世襄老都有著極為精深的研究和著述;比如,在當時還屬於鮮為世人所關注的傢俱、漆藝、竹刻、范匏、火繪、竹木牙角雕刻和匠作則例等一些具有工藝性質的領域,王世襄老也都進行了披荊斬棘般的研究和著述;至於豢養飛鴿、獵鷹、獾狗、蟋蟀等介於文物與民俗遊藝之間的種種好玩器物,王世襄老不僅有著琳琅美富的收藏,而且進行了系統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並都潛心撰寫了足以填補這些方面空白的皇皇巨著或絕妙文章。

在這諸多研究領域中,王世襄老並非淺嘗輒止,而是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有些至今也無人能望其項背。比如,在明式傢俱研究上,王世襄老以其深厚的歷史學、文獻學、藝術史學、美學和民俗學等綜合學養,歷時數十年編撰了《明式傢俱珍賞》和《明式傢俱研究》兩部巨著,而當這兩部巨著在海內外先後出版後,遂成為明式傢俱研究者之「聖經」;比如,在髹漆工藝和漆器藝術品研究上,王世襄老在註釋迄今為止唯一留存的總結中國漆器工藝專書《髹飾錄解說》的基礎上,又先後撰寫了《中國古代漆器》和《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兩部重要專著,由此使其成為這一方面最權威的專家;比如,在豢養飛鴿、獵鷹、獾狗、蟋蟀和范匏、火繪葫蘆等民俗遊藝研究上,王世襄老在參閱存世稀少的歷史文獻同時,結合自己青少年時親力親為的實際經驗,撰述出了一系列奇特絕妙的專著和文章,從而開拓了諸多介於文物與民俗之間新的研究領域。

而在這諸多研究領域中,王世襄老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斐然成就,與其獨闢蹊徑的治學方法緊密相關。確實,解剖王世襄老多年來的治學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極為科學有效的治學方法——堅持文獻、實物與工藝三者緊密結合的研究路數。而正是這種獨到的治學研究方法,使王世襄老在一生的文物研究中即便是不甚熟悉的領域(比如樂舞),也能夠很快並準確地找到研究的著眼點,從而取得了獨樹一幟的研究成果,甚至開拓出一個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作為收藏家,王世襄老所收藏品可謂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其收藏方式堪稱奇特絕妙、啟人心智,至於其收藏境界則更是令人欽敬仰慕、歎為觀止。確實,當人們打開裝印精美的《自珍集——儷松居長物誌》時,不難發現王世襄老將自己的藏品分為十大類:古琴、銅爐、雕刻、漆器、竹刻、書畫、圖書、傢俱、諸藝和玩具。對於這些藏品,王世襄老曾自謙地說:「微不足道,自難有重器劇跡。在收藏家心目中,不過敝帚耳。」其實,在王世襄老的這些藏品中,不必說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宋「梅梢月」宣和式琴、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和明黃花梨月洞門架子床等這類舉世無雙的「重器劇跡」,也不必說宋(元)四龍海水紋三足爐、明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明進獅圖剔紅盒與明朱小松歸去來辭圖筆筒等世所罕見的珍品,單是王世襄老所謂「玩具」類中的明萬禮張五福捧壽過籠、清趙子玉五福捧壽拉花過籠和紫紅松脖大蟈蟈葫蘆等等,都堪稱是藏家看重的珍品妙器。至於王世襄老當年求學燕京時親自手植「又筠制」款月季紋蟈蟈葫蘆,也被《國際亞洲文物展覽圖冊》所收錄,並經香港文物專家斷代為清嘉道年間之物,由此可見王世襄老不僅所收藏品之琳琅精粹,就連自己所制之物也成為藏家追捧的珍品。而關於搜求購置這些藏品之經歷,王世襄老曾如是說:「除舅父、先慈所作書畫及師友賜贈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於攤肆,訪尋於舊家,人捨我取。」在這裡,我們姑且不說家傳、師友所贈及訪尋於舊家之物之來歷,單是從攤肆上搜購藏品的過程中,王世襄老也可稱是窮搜廣集,不遺餘力。

對此,我在2007年11月3日專訪著名旅遊專家、紅學家和古建築學家楊乃濟先生時,就曾聞知王世襄老當年為了訪求到一件明式傢俱而不辭勞苦翻檢魯班館內所有殘破傢俱的諸多經歷,以及因此而贏得「窮王」稱謂的讚譽。這裡的「窮」字,不單單是指王世襄老當年慣以極少資財購得珍稀藏品,更表示對其不憚艱辛搜求藏品精神之讚歎。確實,關於王世襄老那時不顧已逾古稀之年還騎著笨重單車穿行在京城市區郊外搜購傢俱的歷歷往事,我們不僅在其自撰文章裡能夠得知一二,而且在我訪問其多位多年老友的過程中更是屢聞不鮮,而每每談起這些往事,老人們至今還都欷歔慨歎不已。我完全能夠理解這些老人們的慨歎,因為像王世襄老這樣出生仕宦之家且年逾古稀、學兼中西的飽學之士,竟然能夠在市井之中歷經千辛萬苦搜求藏品,並與販夫走卒之流相忘江湖地交往裕如,即便是在今天又能有幾人如此呢?關於王世襄老起早貪黑出入曉市、鬼街、掛貨鋪、魯班館及荒村僻店搜求藏品的奇特經歷,我將在正文中詳細記述,在此不再聒噪絮語。

既然王世襄老在搜求藏品過程中有如此非凡之經歷,從中所獲經驗自然也就成為收藏愛好者探求的秘籍,對此王世襄老僅僅用了四個字便予以概括——人捨我取。細細琢磨,不難發現這四個字實在是收藏之妙途正徑。如果用世俗目光看待王世襄老的這些藏品,其經濟價值無法估量,至於學術研究價值,則更是沒有衡量的標尺,而王世襄老在整理這些「身外長物」時,就曾有這樣一句經典概述:「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正是因為有如此治學和人生之感悟,王世襄老在對待這些藏品上能夠做出如下驚人之舉,也就實在不算是什麼驚人的出人意料之事了。

據美籍華裔學者蘇煒在一篇題為《金陵訪琴》的文章中寫道:一位曾經跟隨袁荃猷女士學琴的年輕琴人造訪儷松居主人時,見王世襄老一時事忙便上前搭手相助,而王世襄老竟將一張傳世稀珍的宋琴(一說是明琴),不假辭色地輕輕一抬手說:「你懂琴,這張琴,你拿去。」關注王世襄老的人們都知道,在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的那場名為「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的拍賣會上,上述那張「重器劇跡」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竟然拍出了八百九十一萬元人民幣的天價,創造了中國古琴當時世界上最高價的拍賣紀錄。試想,王世襄老能夠將傾世之價的心愛寶物托付給一位年少知音,這種清純朗澈的高古品格,又豈是一般藏家所能揣度?!

當然,王世襄老之所以能夠做到萬金過手不假辭色,除了滿足自己為妙音自古和者少的古琴能夠尋覓到一個知音寄托的華貴心願之外,還在於此前他早就有過一次世所罕見之舉——將價值數億元人民幣的八十件明式傢俱以如今區區芳草地這套居所為值轉捐給了上海博物館。這就是王世襄老作為收藏家的收藏境界,這就是王世襄老這位「奇士」的奇異之舉。

作為民俗學家,王世襄老一生對曾經流行於老北京的諸多民俗文化進行了不輟的實踐與研究,特別是晚年以後更是以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對一些已經失傳或瀕臨失傳的民間遊藝進行搶救性挖掘、整理和研究,並在一隻眼睛失明的情況下撰寫出了一部部獨門絕學專著,從而為世人開拓了一門門介於文物與民俗之間的新的研究領域。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因為王世襄老「自幼及壯」曾經「秋鬥蟋蟀,冬懷鳴蟲,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至於「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以至「京城第一玩家」乃至「中國第一玩家」的名號毫無商量地戴在了他的頭上。對此,王世襄老曾頗不以為然地予以反詰說:「一個人如連玩都玩不好,還可能把工作幹好嗎?!」

確實,王世襄老實在是一個會玩且玩得極好的「玩物大家」。不過,在這裡筆者願意將自己潛心對王世襄老的研讀心得,特別強調出來與世人商榷分享:那就是應該將王世襄老人生歷程中的自然天性之「玩」與研物治學之「玩」嚴格地區別開來,而不應該以一個「玩」字或「玩家」來籠統地概述其多姿多彩的豐富人生。毫無疑問,玩是一個人的天性,特別是一個人在年少時生活中的主色調或次主色調,而對於生長在京城仕宦之家的王世襄老來說,其年幼時因為家庭條件優裕及母親過於寵愛等緣故,更是將玩耍一詞體驗得淋漓盡致。至於王世襄老在《北京鴿哨》一書自序中自評「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之說,我們從中不僅能夠感受到其自謙的君子之風,也能明瞭「玩」確實是其當年的一大嗜好。即便如此,竊以為王世襄老當年之「玩」,並非「喪志」之玩,否則何以有「就讀北京美僑小學,一連數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鴿」之舉,至於當年「教師怒而擲還作業」,並有「汝今後如再不改換題目,不論寫得好壞,一律給『P』!(PPoor)」的叱責,也不妨礙我們今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事。試想,如果當年王世襄老是那種不動腦筋的「喪志」之玩,何以能在「一連數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鴿」而不雷同呢?再思,如果王世襄老當年「篇篇言鴿」的「英文作文」中沒有寫得好的篇章,那「怒而擲還作業」的教師恐怕不會容忍其在「一連數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鴿」吧。

當然,在這裡我不是要刻意為王世襄老進行辯解,更不是因為他是我筆下的傳主而予以無理的偏愛和袒護,而如果讀者朋友誰能回想起自己在年少時就能將所玩之事物寫成文章的話,那麼我相信他不僅會贊成我以上所說之觀點,而且還一定會對王世襄老在年少時竟能將所玩之事物寫成作文之舉表示讚佩。再如,民國二十一年(1932)前後一位美國鳥類專家應王世襄老當年就讀的美僑學校的校長之邀,前來做題為《華北的鳥》的專題演講中講到大鷹之後,王世襄老隨即提出了「鷹吃了它不能消化的羽毛怎麼辦」及「養鷹為什麼要餵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東西來代替羽毛」這兩個問題時,頓時使那位美國鳥類專家瞠目結舌,因為這實在是他聞所未聞的奇妙問題。

由此可見,王世襄老當年之玩是帶有強烈求知慾之玩,絕對不是什麼「喪志」之玩。至於王世襄老在青壯年之後的「玩物」,用啟功(字元白)先生的話來說,那不是「玩物」而是「研物」。確實,在民俗學方面王世襄老正是憑著年少時「玩物」的實踐經驗,並參閱歷史文獻及不恥求教於那些民間藝人,才在晚年裡研磨編撰出了諸如《說葫蘆》《北京鴿哨》《蟋蟀譜集成》《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秋蟲六憶》《大鷹篇》和《獾狗篇》等這樣絕學專著及奇妙文章來。

記得多年前有一家雜誌在訪問王世襄老時,曾冠以其放鴿家、斗蟲家、馴鷹家、養狗家、摔跤家、火繪家、烹飪家、美食家、書法家、詩詞家、美術史家、文物鑒定家、民俗學家、漆器家、明式傢俱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和中國第一玩家等眾多頭銜,而如果照此撰寫我這一自序的話,即便是以五萬到十萬字的篇幅,恐怕也不足以涵蓋王世襄老豐富人生之一斑,何況以上所列諸「家」中,竟然還沒有人們最為關注的收藏家、文物學家和建築學家之稱呢。

確實,使用這眾多「家」的頭銜來概述王世襄老這位「奇士」的多彩人生,實在是一個極為囉唆而又極不明智的做法。為此,我曾有過無數次的苦思冥想,也曾有過無數次的搜腸刮肚,不意在一次半夢半醒之間,竟然噴出了使我跌床狂喜的六個大字——自珍的愛國者!是的,自珍的愛國者。為了這六個字,我再次閱讀王世襄老那等身著述,在這些字裡行間我越來越清晰地辨析出了這六個字的含義;在再次梳理王世襄老那豐富坎坷的人生歷程中,我越來越堅信要想精準地概述王世襄老的一生途跡非這六個字莫屬!

那麼,這是怎樣的六個字呢?對此,王世襄老在《自珍集——儷松居長物誌》的自序中說:「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如此擲地有琅琅之聲之言語,竟然出自「已屆白香山新樂府新豐折臂翁之年」的王世襄老之口,且數十年來雖經多次冤獄、坎坷乃至如敝屣般被拋棄時也未曾有過絲毫之撼動,這怎能不讓人雙手加額五體折服呢?!

行文至此,心中頓有五味蒸騰之感。聯想自身所歷,雖無王世襄老「『三反』冤獄、故宮除名、五七扣帽」之悲慘,但其間遭遇與王世襄老所言「直棄如敝屣」極為相像。不過,相較於王世襄老一生之境況,我所經歷不公之遭遇實在是微不足道,而王世襄老「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堅守自珍地「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頑強堅韌之精神,才是我等晚輩後生學習之典範。特別是王世襄老於2003年10月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最高榮譽獎,並將十萬歐元獎金捐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學之舉,以及同年又獲得由中國國家文化部、《光明日報》與中國網聯合主辦的評選2003年度傑出文化人物獎,乃至2005年被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授予「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等等,都是我等絕對難以相望的成就與人生境界之巔峰。至於王世襄老那種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真理徹底戰勝荒謬,明智永遠消滅愚蠢。人人奮發圖強,充分發揮所長。中華文明,發揚光大,卓立於世界之林」的衷心祝願,更應該成為我們今天所有炎黃子孫特別是年輕一代效仿的楷模。

正因如此,我特別渴望王世襄老這種自珍的愛國精神與情懷,以及其嚴謹、獨特、細緻、深入、科學的治學方法與作風,能夠通過我用心智和靈魂來完成的這部《王世襄傳》傳遞給所有關注、熱愛、崇拜和敬仰這位偉大而奇異老人的讀者們。即便由於我個人在知識和學養上的愚陋與淺薄等因素,而不能詮釋王世襄老那博大深邃精神慧光於萬一,也不妨礙我現在及今後將繼續向世人傳揚這位老人高貴而奇妙的學養之願。

當然,如果有專家、學者和讀者朋友能夠將各自從拙作中所得之意見或建議,特別是解讀王世襄老一生所獲之心得學養不吝教授與我的話,那我自當清心靜候、洗耳恭聽了。至於我們共同敬愛的傳主王世襄老及其親友們,我只想說我是懷著一顆崇敬之心和滿腔深愛之情來記述這位老者人生歷程的,如果有什麼差池或不當之處,還懇望能夠得到諒解和寬宥。

這,就足夠了。

竇忠如于謙潤齋 

2008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