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我從未遇到過如此封閉內心感受的人。
埃米特：我的感受都在我的音樂裡。
女孩：如果你在現實生活中流露自己的感情，也許
就能做出更好的音樂。
——《甜蜜與卑微》
史提格：在本書第一版快要結束的時候，你曾提到過一些打算在未來實現的拍攝計劃，其中之一是你認為預算過高的《爵士寶貝》。《甜蜜與卑微》和那個計劃有關係嗎？
伍迪：有，《甜蜜與卑微》是修改後的《爵士寶貝》，原本打算由我飾演主角。
史提格：你打算表演吹單簧管嗎？
伍迪：不，我原本準備去上吉他課的，但修改了劇本之後我把角色設定得更適合西恩·潘和薩曼莎·莫頓了。
史提格：你在修改劇本的時候是為西恩·潘量身打造這個角色的嗎？
伍迪：不是。在我修改劇本之後，茱莉葉·泰勒和我探討了合適的人選，當時想到的是約翰尼·德普，但他沒檔期，然後她就提到了西恩。西恩當然是一個極佳的人選，但我一直聽說他很難相處，因此有些顧慮。他的演技當然毋庸置疑，於是我打電話問了一些導演：「和西恩合作怎麼樣？」他們告訴我：「他非常友好，在片場也非常專業。」於是我就和他見了面，我非常喜歡他，與他合作也很愉快。他非常友好，演技又棒，全身心地投入，為這部電影作出了貢獻。最近他還問我是否願意在他執導的作品中出演一個配角，只需要一周的時間，我非常願意，因為我喜歡他這個人，我相信他會是一個好導演，因為他對待作品的態度是嚴肅的。
史提格：你看過他執導的電影嗎？
伍迪：看過幾部，他最新的作品《誓死追緝令》非常棒。
史提格：他會彈吉他嗎？
伍迪：他之前沒碰過吉他。我們雇了一個人在他旅行時教他彈吉他，電影中的吉他部分就是那個人彈的。
史提格：《甜蜜與卑微》是你第一次與攝影師趙非合作，怎麼會想到請他擔任攝影師？你看過他與張藝謀合作的作品嗎？
伍迪：我看過《大紅燈籠高高掛》和張藝謀的其他幾部作品，都拍得很美。趙非是個很有潛力的攝影師，雖然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講，必須要有個翻譯陪同，但這一點對我沒什麼影響。至今我們已經合作了三部電影。
史提格：在《甜蜜與卑微》的片頭字幕出現之前，有一段關於埃米特·雷的文字陳述（「埃米特·雷：一位曾經活躍於30年代的鮮為人知的爵士吉他手……」）。這段話似乎是為了讓我們相信他是一個真實人物。然後你以一位爵士行家的身份出現，為我們講述他的事業和人生。這種偽紀錄片式的風格在結構上賦予了這個故事一種高度的自由空間。
伍迪：的確，我喜歡這種看似鬆散、實則緊湊的故事，它能夠讓我把焦點放在那些感興趣的點上，而不用顧及傳統的情節線索。
史提格：這種結構在最初的《爵士寶貝》中就已經確定了嗎？還是在修改的過程中想到的？
伍迪：不，在最初的劇本中就已經確定了。
史提格：埃米特·雷是一個有偷盜癖的強迫症患者，因此並不是一個非常值得同情的角色。對於大眾難以認可的角色，他的故事講述起來是不是難度更大？
伍迪：的確，因為觀眾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人物建立關係，如果他們認為這個角色不夠可信的話，就很難真正關心在他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因此我更多地是依靠西恩的天才演技來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因為他的表演力有某種獨特的個性，他的說話方式和他的眼神讓角色變得更複雜、也讓人更有共鳴。
史提格：電影中有一個女人告訴埃米特，她從未見過如此封閉內心感受的人，而他的回答是「我的感受都在我的音樂裡。」你覺得這是藝術家的一種典形狀態嗎？
伍迪：我並不這麼認為。我只是寫了一句順口的台詞而已，也許是整部電影中最糟的一句（笑）。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有的藝術家感情豐富，有的藝術家散漫無序，有的藝術家每天從九點工作到五點，有的藝術家是家庭主夫，比如勃拉姆斯，還有些藝術家風流不羈，比如高更和查理·帕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規律可循。
史提格：薩曼莎·莫頓飾演的年輕女孩哈蒂是你電影中極少見的啞角。你怎麼會想到在電影中安排一個不說話的角色？
伍迪：我最初打算讓她失去聽覺，聽不到埃米特彈奏的美妙音樂。但那樣的話就太複雜了。我希望這個角色像哈勃·馬克斯那樣討人喜歡，她身上有著埃米特所沒有的一切特質。所以我決定讓她有一點點殘缺，你從頭到尾都聽不到她的聲音。她是埃米特最需要的那種人，他可以不停地談自己，而她就在一邊傾聽著，認為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史提格：你怎麼會找到薩曼莎·莫頓的？
伍迪：茱莉葉·泰勒給我看了很多女演員的錄像帶，我在一部黑白的英國電影中看到薩曼莎，一下就認定「就是她了，我要見她」。於是她來了，見面的時候我對她說，我希望她來出演這個類似哈勃·馬克斯的角色，她問我：「哈勃·馬克斯是誰？」我這才意識到她有多麼年輕，於是給她介紹了哈勃是誰，她非常認真，回去看了我說的那些電影。
史提格：薩曼莎與哈勃有著相同的純真氣質，她還讓我想到艾德娜·珀薇安絲165。
伍迪：沒錯，她是那種卓別林式的女主角。薩曼莎天生具有那種氣質，她在這部電影中飾演的哈蒂也的確像默片中的女主角。
史提格：西恩·潘和薩曼莎·莫頓都被提名了奧斯卡獎，就像你之前電影中的許多演員一樣實至名歸，比如黛安·基頓、黛安·韋斯特、米拉·索維諾、邁克爾·凱恩等等。作為導演，你的執導秘訣是什麼？
伍迪：沒有秘訣，只是因為我請來的這些演員都很優秀。西恩·潘獲得奧斯卡獎提名並不是我的功勞，他每年都能被提名。我合作的其他演員也是如此，比如邁克爾·凱恩、黛安·韋斯特、傑拉丹·佩姬還有梅麗爾·斯特裡普。我請到朱迪·戴維斯這樣優秀的女演員來出演電影，她當然完全有資格被提名。如果你與優秀的演員合作，只要你不破壞他們的發揮，他們就會表現得非常出色。你隨便挑一部我的作品，就拿《罪與錯》來說吧。有哪些演員？馬丁·蘭道和安傑麗卡·休斯頓，要不就是米亞或是阿倫·阿爾達，他們之所以能夠有完美的表現，那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很優秀。
史提格：埃米特在電影中總是提到強哥·萊恩哈特，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無法在聽他的音樂時忍住不流淚。」有沒有哪些導演的作品也讓你忍不住落淚？
伍迪：有很多電影讓我落淚，在某些點和某些結尾的部分。《偷自行車的人》《公民凱恩》還有《第七封印》的結局都令我忍不住落淚，看那些電影是一次情感的歷煉。
史提格：你如何評價強哥·萊恩哈特和他的音樂？
伍迪：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我有他的全部唱片，他的音樂伴隨了我的一生。他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西德尼·貝切特那些偉大而浪漫的早期爵士大師級獨奏家在相同的高度上。
史提格：《甜蜜與卑微》的故事發生在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亞附近，拍攝也是在那些地方取景嗎？
伍迪：不，全部都是在紐約拍的，就在離我家四十五分鐘車程範圍內，那場好萊塢片場的戲也是在這兒拍的。
史提格：影片的最後，烏瑪·瑟曼飾演的布蘭奇走進了埃米特的生活，這個被寵壞的富家女最終成了他的妻子。她渴望成為一名作家，像一個生活觀察家一樣永遠在做筆記，研究埃米特，記錄他的外表和習慣。你覺得導演是否也是一位生活觀察者，或者說必須成為觀察者？
伍迪：我認為對生活的感受是自然流露的。有些導演非常敏銳地捕捉著生活的細節，還有一些導演不依靠細節也能拍出偉大的電影，他們對生命也有著自己的見解，也許不是視覺上的觀察，而是智性上的、對整個人生過程的洞察。我的確認同所有藝術家和導演都在表達自己的感受。當我談論電影導演的時候，我僅僅只是特指那些嚴肅的導演，而不是美國每週上映的那些生拼硬湊的流水線作品。好萊塢電影唯利是圖，我對這種電影嗤之以鼻，我不會去看，也不會認真對待這些作品。
史提格：你有沒有通過觀察他人或是偷聽他人談話來獲得靈感？比如說，你會不會對餐廳裡遇到的陌生人產生幻想？
伍迪：當然會。
史提格：能否舉出某個具體的例子，有哪些靈感最後發展為電影中的場景？
伍迪：我一直都在觀察，並非下意識的，但我喜歡觀察大街上和飯店裡的人，幻想他們的生活。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早晨出去吃早餐的時候都會看見一個女人，大約七點左右。整個城市安靜極了，我總是看到這個女人，從她一副盛裝打扮的樣子推測她一定是在回家路上。
史提格：她穿著晚裝？
伍迪：沒錯。我曾經想過這會是一個絕佳的電影開頭。她顯然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許剛從男友家回來，然後接下來的幾天我開始跟蹤她。我曾在超市見過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人，當時我心想：「這真是一種有趣的相遇方式啊！」類似的觀察發生過很多次，我就像今天這樣在家裡度過夏日的週末，每個人都出城了，整個紐約成了一座空城。我獨自在家工作，想喝啤酒或是吃三明治的時候出門去商店，走過一個街區後我遇到一個人，一個女人，她也在買東西，彷彿我們是整個紐約城最後的兩個人。我們的朋友全都不在。我注意到她，她很漂亮，我跟著她走了幾個街區，看著她走進一棟房子。我快速地掃了一眼門鈴，看到有五個不同的名字，於是我一個一個按門鈴，直到找到她為止。我對她說：「我是剛才商店裡在你後面買了烤牛肉的那個人，你願意和我一起吃午餐嗎？」她回答道：「我剛吃了三明治。」然後我說：「你吃得真快，那是剛剛才買的。你想不想看場電影什麼的？」這段經歷最後變成了《非強力春藥》中的一場戲，我和海倫娜·伯翰·卡特在電影中就是這麼相識的，我在這個場景中把所有的細節都拍了出來，包括門鈴的響聲，我喊她，整個場景都是基於經歷——當然是幻想的經歷。但是這個場景太長了，我後來不得不把它剪掉，因為不需要呈現海倫娜與我的過去。這只是一個例子，我還能想到一些別的。
史提格：你經常會剪掉很多素材嗎？
伍迪：沒錯。粗剪的版本通常在兩小時左右，而最終的版本接近一個半小時、一小時三十五分鐘，最多一小時四十五分鐘。我的確會剪掉很多東西，而不是僅僅修飾，因為你剪著剪著就會剪掉一分半鍾左右的素材。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大段的內容被剪掉，當然最明智的舉動應該是在拍之前就料到這一點，這樣就不用在那些場景上浪費錢了，但很難提前料到這種情況。
史提格：這正是我接下去要問的，你的製片人有沒有對你說過：「既然你總要剪掉幾場戲，難道不能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刪掉嗎？」
伍迪：沒有，從來沒有人這樣要求過我。他們的確給過我類似的建議，因為那樣也能為我自己省點麻煩。但說起來比做起來容易，因為那些場景在劇本上看起來很不錯，或者在拍攝的時候、甚至拍完之後都覺得很不錯，然而一旦當你把電影視為一個整體來看的時候，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很難把握整體的感覺，因為很多時候那些看起來離題的場景本身並沒有問題，於是保留了下來。製片人需要瞭解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真相，那就是電影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不管你拍過一部還是三十部，它仍然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我在剪輯方面絲毫不會遲疑，我不是那種與素材難捨難分的導演，我可以非常輕鬆地去掉細枝末節。
史提格：《甜蜜與卑微》中最後一場加油站的戲非常有意思，你呈現了三種可能的事故起因，並與其他兩位爵士行家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部偽紀錄片風格的電影在結構上賦予你一定的敘述自由，我想你肯定也喜歡這種虛實結合的敘事方式吧。
伍迪：這種敘事方式對於這個故事而言是行得通的，因為爵士音樂家的傳奇故事太多了，你能聽到各種傳言，有的是這個版本，有的是另一個版本。我想在電影中呈現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因為這種現象在爵士音樂史上屢見不鮮，爵士史就是一部口述的歷史。
史提格：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埃米特最後一次與哈蒂相見，這一幕非常美好。他吹噓著自己的事業，談到他們應該重新在一起，在他滔滔不絕地說這些話的時候，你的鏡頭始終都在他一個人身上，但我們仍然能強烈地感覺到哈蒂的存在。你有沒有拍下她傾聽的樣子以備用於交叉剪輯？
伍迪：原本打算先拍一條埃米特的鏡頭，再拍一條哈蒂的，之後再決定取捨。但是西恩太棒了，整個場景只拍了一次，拍完我就說：「沒有必要再重來一次了，不可能比這一條更好了。」於是我開始猶豫要不要拍哈蒂的鏡頭，我想最好還是拍吧，因為光線太棒了，但我還不確定之後會不會用上她的鏡頭，因為西恩太令人歎服了。於是我還是拍了，在剪輯的時候也嘗試過插入她的鏡頭，但我發現影片的結尾並不需要她的鏡頭，因為西恩的表演完全還原了當時的整個情景。
史提格：當你對某個場景非常有把握的時候會冒險一次通過嗎？還是會出於保險起見拍一些備用鏡頭？
伍迪：不會補拍。極少數非常複雜的情況下，如果我沒有十足的把握，我會說：「以防萬一讓我們再拍一次那個電話機或是別的道具。」但如果非常順利的話我不會有任何疑慮，我從來不會做保守的選擇。
史提格：《甜蜜與卑微》是你第一次與剪輯師艾麗莎·勒普瑟爾特合作，之前蘇珊·A·莫爾斯已經和你合作超過二十年，為什麼突然換人？
伍迪：桑迪·莫爾斯是個非常優秀的剪輯師，人也很好，但斯威特蘭電影公司作為製作公司接手後定下很多經濟限制，桑迪感到不太適應，合作了幾部電影後她心有不甘，於是決定不再留在團隊裡了，但我們的關係依然密切。
165 艾德娜·珀薇安絲（Edna Purviance，1895—1958），在查理·卓別林早期默片時期出演多部影片，包括《從軍記》《流浪漢》《有閒階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