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你怎麼能寫那本書？你怎麼這麼自私？你怎
麼能只考慮你自己，而不顧被你毀掉的人？你把我
們的事全寫出來了，所有的細節！你向我姐姐出賣
了我，馬文也離開了我，他走了。
哈利：那只是大致上基於我們之間的事。
露西：別給我胡扯，你這個卑鄙小人！你以為你在跟
誰講話？我可不是那些弱智的脫口秀主持人！我和你
一起經歷了這些事情，我很清楚這有多「大致上」。
——《解構愛情狂》
史提格：你之前提到了維克多·斯約斯特洛姆和英格瑪·伯格曼，看《解構愛情狂》的時候我想到了《野草莓》，雖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但似乎存在著某種親緣關係。
伍迪：雖然我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一點，但我可以理解你這麼說是情有可原的。我之所以拍《解構愛情狂》，是想用視覺化的形式表現一個作家的創作內容，通過他的寫作可以瞭解他的性格。這並不是一部自傳性質的電影，我只是想通過幾個小故事來反映人物的性格。
史提格：你飾演的角色名叫哈利·布洛克，而他又恰好是一個正處於「瓶頸期」156的作家，所以說名字本身也反映了人物的狀態。
伍迪：沒錯，正是如此。
史提格：《野草莓》中維克多·斯約斯特洛姆飾演的主角叫伊薩克·博格，「伊薩克」（Isak）代表「冰塊」，而「博格」（Borg）在瑞典語中的意思是「城堡」，於是這個人物可以被解讀為一個冷漠的封閉內心真實感受的人，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孤堡中。兩部電影的主角都有一個符合其性格的名字。
伍迪：沒錯，哈利·布洛克就是一個處於瓶頸期的作家。
史提格：《解構愛情狂》是你最為複雜的電影之一，這種複雜性不僅體現在內容的豐富性上，還包括內容的表現手法。整部電影的快節奏充滿了活力，但同時又是對活力的消解，不僅在現實與虛構、真實與幻想之間快速跳切，剪輯方面也不按常理出牌。你是怎麼想到電影開頭的那些分切鏡頭的？
伍迪：就像我說過的，通過一系列故事來深入瞭解一個作家在我看來很有意思。我要賦予這個人物生命，使他符合那些故事呈現出來的形象。我從那些故事倒推，建構起人物的性格，因為他是通往那些故事的線索。
史提格：你怎麼想到要在電影開頭運用快速的跳切鏡頭？就是朱迪·戴維斯離開出租車的那場戲。
伍迪：我在《丈夫、太太與情人》中也用過這一招。在處理那些神經質的人物時，我偶爾也會用同樣神經質的剪輯方法。我喜歡那種不協調的剪輯風格，所以在這部電影中我隨心所欲地剪輯，保持這種快節奏的感覺，想什麼時候跳切就什麼時候跳切，因為這種節奏完全適用於神經質的角色。在拍攝那場戲之前我就知道會用到這種跳切的方式，所以拍攝的時候非常自由，因為我知道不需要做無縫剪輯。我想通過這種毫無邏輯的跳切營造出焦慮的感覺。
史提格：我在開頭的演職人員名單裡注意到你更換了一些工作人員，比如服裝設計師傑弗裡·科蘭德不在名單上了。
伍迪：他搬去加利福尼亞了。他有了兩個孩子，因此他們夫妻倆覺得應該去加利福尼亞生活和工作。我們還是會聯繫，我上週末去加利福尼亞時還和他見了面。
史提格：電影開始於一個虛構的人物，理查德·本傑明飾演的肯是哈利的另一個自我。這讓我想到菲利普·羅斯創作的劇本《波特諾伊的抱怨》，理查德·本傑明同樣也是那部電影的主角。羅斯的作品也涉及頗具自傳性的猶太背景，同時還帶有強烈的性暗示。這些相似之處僅僅只是一種巧合嗎？
伍迪：讓理查德·本傑明來主演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相識多年，他又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演員，所以我認為讓他飾演這個角色一定很有意思，事實也的確如此。至於菲利普·羅斯，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天才作家，他的深刻見解是我難以望其項背的，我對猶太文化的見地也遠遠沒有他那麼深刻和豐富。我只是一個喜劇演員，利用我的猶太背景來插科打諢，製造笑點，而他在那些問題上要深刻和嚴肅得多，就像索爾·貝婁，而我只是用幾句時髦話逗人一樂罷了。
史提格：你剛剛說電影中沒有任何自傳性的內容。我知道當你的其他作品遭遇相同的質疑時，你也是這樣否認的，但肯定有一些內容是與你有關的吧？
伍迪：僅僅只有一些細節有關而已。有些先入為主的因素是與我有關的，比如電影中的人物都是猶太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我知道還是會有人把主角當成我本人，就因為他也是一個作家，但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已經否認過了，人們不願相信也沒關係。我從來都沒有經歷過瓶頸期，我也不會坐在家裡喝酒，更不會邀請各種女人到家裡來，也沒有經歷過混亂的婚姻。我的生活和我的角色根本是兩碼事，我不可能開著車到某個地方去接受榮譽，更沒有想過要綁架自己的小孩。這根本不是我。
史提格：朱迪·戴維斯似乎是你最偏愛的氣質型女演員，你經常讓她飾演喜怒無常的角色。
伍迪：她是我最欣賞的女演員之一，非常擅於把握喜劇效果。她能勝任任何角色，很難找到像她這樣的女演員。在我看來，朱迪最適合神經質的角色。
史提格：你和桑托·羅奎斯托總能把場景佈置得很有真實感。開頭你和朱迪·戴維斯在家中爭吵的那場戲，你看起來對整個環境非常熟悉，比如你從柱子後面取出一瓶威士忌，這個動作並不起眼，但能讓觀眾感覺到你真的住在這個公寓裡——因為你知道有一瓶威士忌在那兒。當你在一個新的場地演戲的時候，你會在拍攝之前四處觀察熟悉環境嗎？
伍迪：會。開拍前準備機位的時候，我會四處觀察熟悉環境。在這場戲中，觀眾很快就能知道是在一個典型的公寓裡。我住過很多類似的公寓，也拜訪過很多這樣的公寓，我知道紐約人就是這麼生活的。
史提格：其他演員也會像你這樣事先熟悉環境嗎？
伍迪：我讓演員自己決定，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到處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感覺。如果不願意的話就不必那麼做，我無所謂。他們來現場的時候，我的鏡頭都已經到位了，於是我就對他們說：「進來，走到這兒，放下你的筆記本，再走到那兒，把桌上的書扔到地上。」如果他們有疑問，會向我提出來，如果沒有就一切照常。
史提格：那場戲依舊延續著生硬的剪輯方式，這一秒我們看到你握著酒杯站在柱子邊上，而下一秒鏡頭就直接切到朱迪·戴維斯站在相同的位置。這是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傳統剪輯方式根本無法容忍的。
伍迪：我在《丈夫、太太與情人》中也是這麼做的，只要符合場景和人物的設定，就沒關係。
史提格：這些年來你在技術層面越來越游刃有餘。你有沒有發現自己不僅在風格上日益成熟，同時在對待鏡頭設計和剪輯技術的態度方面也成長了不少？
伍迪：我一直以來都相信：內容決定形式。我是作者，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講好一個故事。儘管我一直都在拍喜劇片，但最令我頭疼的是我無法真正隨心所欲地享受電影這門藝術的樂趣，而不得不遵從嚴謹和簡潔的原則。我希望能突破這一點，所以我很高興能拍出《解構愛情狂》這樣的電影。雖然是一部喜劇，但有著嚴謹的結構，這一點給了我自由發揮的空間，因為我不必在每一個地方考慮笑點，可以按自己的設想拍電影。但是，一旦碰到那些有喜劇效果的橋段，就不能使用這種剪輯方式，否則會破壞喜感。我只能在拍攝人物現實生活的時候運用這種剪輯方式，如果在羅賓·威廉姆斯的那個故事裡這麼做的話，就會破壞喜劇效果。這種剪輯方式能夠增強戲劇性，但會破壞喜感。
史提格：哈利的那些回憶故事，比如開頭提到的死神敲響門德爾·伯恩鮑姆家門的那場戲，讓我想到你早期在《扯平》和《副作用》裡寫的那些短篇小說。
伍迪：沒錯，那些小故事也可以寫成散文式的東西。我希望哈利就是一個寫短篇小說和散文的作家。
史提格：在「演員」這一節中，你是怎麼想到讓羅賓·威廉姆斯從頭到尾都失焦的？
伍迪：我想這麼做很久了，所以覺得這部電影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具體操作起來特別簡單，我經常在片場聽見攝影人員喊：「失焦了！」因此很多年前我就想到如果問題不在相機，而是演員本人失焦了，會怎麼樣？這個人的一生都是失焦的。
史提格：飾演你第一任妻子的是柯爾斯蒂·艾利，我從未看過她如此精彩的表演。
伍迪：沒錯，她非常棒，能請到她非常幸運。我之前在電視上看到過她，既風趣又才華橫溢。她對喜感的把握非常到位。我希望哈利虛構出來的前妻是一個更美艷的大眾情人，所以小說中的第一任妻子是黛米·摩爾飾演的，她的感覺比柯爾斯蒂·艾利更浮誇，符合哈利的幻想，而柯爾斯蒂·艾利是現實中的人。
史提格：正如他虛構的自己是理查德·本傑明那樣的人。
伍迪：沒錯，那是他理想中的自己。
史提格：黛米·摩爾飾演的角色說過這樣一句話：「傳統裡存在價值。猶太教不僅存在著意義，還存在著真正的美。」整部電影都貫穿著對猶太傳統的評論，哈利姐姐與姐夫之間的那些場景也是如此。你本人對於猶太教和猶太傳統的態度是怎樣的？
伍迪：我從小在猶太家庭長大，但我並不是一個宗教性的人。我對包括猶太教在內的任何宗教都沒有興趣。我認為所有的宗教都很愚蠢，無法令人信服。我也不認為猶太教徒和非猶太教徒之間有什麼區別。如果你在一座荒島上，身邊有兩個來自不同宗教信仰的嬰兒，你並不能因此區分他們。宗教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俱樂部，而我不是任何一個俱樂部的會員。傳統在我看來並不都是沉重的，有許多令人愉快的傳統，比如劇院中的傳統、體育競賽之類的傳統就不是教條的。
史提格：就像哈利對他姐姐說的：「傳統只是對於永恆的一種錯覺。」
伍迪：沒錯。
史提格：之前我們簡單地討論過菲利普·羅斯，除了他以外還有哪些作家是你一直閱讀的？
伍迪：從我這一輩來說的話，索爾·貝婁是最重要的作家，菲利普·羅斯也是。過去的作家中也有一些是我非常喜愛的，比如福樓拜、卡夫卡等等。但貝婁和羅斯是我最欣賞的當代作家。當然，和其他人一樣，我也很喜歡塞林格，但他的作品很少。
史提格：索爾·貝婁和菲利普·羅斯在哪裡吸引了你？
伍迪：他們才華橫溢，同時又風趣幽默。他們的作品往往包含著深刻的見地，行文也妙語連珠。
史提格：你工作這麼繁忙，有時間讀小說嗎？
伍迪：我讀非虛構比較多，但也看了不少小說。沒錯，我有時間閱讀，雖然沒有我期望的那麼多，但還是能擠出時間的。
史提格：《解構愛情狂》中有一個場景，你在這場戲裡穿著一件汗衫，上面印著一個巨大的洞。這是你自己為角色搭配的衣服嗎？
伍迪：沒錯，我喜歡在拍戲的時候穿自己的衣服，這樣會比較放鬆。我飾演的角色在那場戲裡穿著這件衣服等妓女上門，我想這件衣服能透露他的性格。
史提格：他看上去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那個名叫曲奇的妓女是你電影中少見的黑人女主演，為什麼你電影中的黑人角色這麼少？
伍迪：其實並不比別的電影少。老是有人質疑這一點，但只要去看看別的導演——我不想提任何一個名字——你會發現同樣的結果。拍攝自己熟悉的東西是人之常情，而我所熟悉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鄰居，我周圍的人是我寫作的素材來源。我從來不考慮人種的問題，我只根據角色挑選演員，如果角色設定是黑人，我就找黑人演員。人們總是問我為什麼《漢娜姐妹》中的女僕是黑人，但事實上百分之九十的那樣的家庭都僱傭黑人女僕。這些年來總是有人對此抱有疑義，在那些不喜歡我的電影或是不喜歡我本人的人看來，這一點代表我瞧不起黑人，但根本不是這樣，我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問題。選角的時候我也不會考慮社會慈善或平等機遇的問題，我只選適合角色的演員。一旦有人提到這個問題，關於我電影的議論就沒完沒了。我不想提其他導演的名字，但從來沒有人議論過他們的電影，卻總有人問我為什麼出演我電影的黑人演員這麼少。我的回答永遠是：「我只選我認為適合角色的演員。」如果我僅僅為了種族多樣性而選黑人演員，那就意味著我還要選西班牙裔人、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這種愚蠢的觀念是反藝術的。
史提格：的確就像你說的，有一些評論總是針對你。你會閱讀關於你電影的評論嗎？
伍迪：我從來不讀任何評論。要知道，你面對的是各種不同的觀點和立場。有些評論家非常傾向某個人，有些評論家的立場是中立的，還有些評論家極力抨擊某個人。如果給一個討厭我的人看我的電影，那麼無論電影多好，他都能找到瑕疵。如果給喜歡我的人看，他們就會挑好的說。還有一些人不褒不貶，因為他們對我既無好感也不反感。我不讀評論並不是出於對評論家的蔑視，而是不想受那些紛亂的聲音干擾。
史提格：你會特別留意某些評論家的觀點和看法嗎？
伍迪：我會留意這些年來一直被論道的那些觀點。雖然我不讀評論，但還是經常能從別人口中聽到。我知道有些人認為我電影中的黑人演員不夠多，有些人認為我的電影太過於自戀。這些都是在談話時聽到的。大概有三十本左右的書是關於我的，但除了校對你這本書和埃裡克·拉克斯的書之外，我從沒讀過別的。二十五年來我沒有讀過任何一篇關於我電影的評論或任何關於我的文章。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什麼都讀，那是在我剛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我常常去聯美公司，他們那裡有成疊的評論，我全部都讀，大多數都是說好話的，但沒過多久我就忍不住想：「真是瘋了，堪薩斯州的評論和底特律的評論簡直南轅北轍……」於是我明白最好還是不要讀了。我在早年悟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果你一心一意只關心如何把作品做好，而不被任何情緒和評論所左右，那麼一切都會水到渠成。這些年積攢了這麼多作品，想要說的話都在那裡面了，但願一直都能遇到有共鳴的人。永遠都不要考慮錢的問題，這些年來我經常遇到為了爭取五天或十天的拍攝時間而把全部薪水還給電影公司的情況，也遇到過工作一整年顆粒無收的情況。但我發現只要心無旁騖，專注於工作，最終還是會有錢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持續工作，與世隔絕地工作，不被任何其它事情打斷。我一直活得像一隻鴕鳥，這種方式固然有它的缺點，但也有好處，對於作家尤其如此。我喜歡獨處，享受獨自工作，我不喜歡參與其他活動。比如有的人拍電影，他們享受拍電影的過程，然後在首映會之後舉行派對。有的導演喜歡讀評論，享受參加奧斯卡典禮受人矚目的感覺，他和工作人員都是真心享受這個過程，他們並不是膚淺的人。我懷念那種樂趣，但我的感覺並沒有那麼強烈。當我完成一個作品，就會馬上繼續創作下一個，其他的我都不在乎。能夠不斷地產出，而不被任何表揚或批評所影響，我就覺得很快樂。我並不明白，成為一個萬人簇擁的大導演，其中的樂趣何在。當然，作為群體的一員享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美好的，但我不會和演員吃飯，不會說很多話，也不會社交，這就是我的處世方式。如果換作別人和海倫·亨特、查理茲·塞隆或是西恩·潘合作，也許會和他們吃飯，並成為朋友，頻繁地社交等等，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這麼說並不是在批判那些人。我的社交方式並不比他們高明，這只是性格使然。如果有一筆錢能保證我每年拍一部電影，無論票房好壞都不會影響我下一部電影的資金……我就會隨心所欲地拍電影——就像我現在拍的電影一樣——我不會在乎有沒有人看，事實上我也沒時間關心這個，這不是我能夠決定的事情，除非我改變自己拍電影的初衷，我當然不會那麼做。精神病院會讓病人編竹籃或用手指畫畫，因為這些事情能幫助他們恢復健康，這也是我拍電影的目的。這些年來我發現各種獎項並沒有給我帶來任何成就感，真正快樂的是拍電影的過程。當我完成一部電影，在這個房間放給幾個親朋好友看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快樂。真正的快樂在於拍電影，在於創作，在於試探自己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的過程。雖然這些年來我的確說過一些希望人們來看的虛偽的話，但事實是我根本不在乎。要不是出於與投資人的契約，我根本不會宣傳我的電影。如果我拍完電影就說「再見」，會傷害到這些人的感受，所以我才做一些違心的事情——儘管不多，但我無法否認——去幫助他們。
史提格：為了表示誠意？
伍迪：沒錯，因為他們一直對我很好，我也希望能為此做點什麼。但我真的不在乎，明天《玉蠍子的魔咒》就要上映了，但對我來說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不再重要了。我已經拍完下一部電影，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已經很遙遠了。但我記得在我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馬歇爾和我在《傻瓜大鬧科學城》首映的時候開著車去看那些在紐約的電影院門口排起長龍的觀眾，我們既自豪又驚喜：「我的老天，看啊，現在是星期六晚上十點，隊伍居然排到了街角。太棒了！」後來我們忍不住想：「那麼然後呢？」我們還是得找個地方吃飯，然後回家洗澡睡覺。你的生活並不會因為電影的上映而改變，我的意思是，它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能為你的人生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史提格：但你是幸運的，你已經拍完了另一部電影，還創作了一齣戲劇，同時還在計劃著一些新的東西。有些導演在拍完一部電影之後並沒有接到新的合約，因此對他們來說出席電影的開幕式、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是很重要的。
伍迪：我在剛開始時也經歷過這個階段，你必須努力熬過這個時期。如果我的頭幾部電影失敗的話，我的電影生涯肯定就完了。
史提格：你的態度似乎非常理性。
伍迪：沒錯……我記得有一次在波士頓宣傳《呆頭鵝》的舞台劇，我們不停地排練，然後迎來了首演夜，觀眾看起來都很喜歡這齣戲，每個人都很高興。結束後大家都去參加派對了，而我回到旅館房間，開始為《紐約客》寫文章。因為那齣戲對我來說已經是過去時了，我只想馬上開始做下一件事，對我來說過程才是愉快的。我和伯格曼也探討過這個話題，我們有過相同的經歷——電影首映之後，製作公司的人打電話來說：「第一場戲的票已經賣光了，我們預計票房可以達到九千萬美元。」但過了兩天他們又說要繼續觀望兩天，因為觀眾不夠多。電影公司永遠在問我：「你這個週末在哪兒？」因為大多數的首映式都安排在週五。「能不能告訴我們你家的電話號碼？我們會把票房情況通知你。」但我根本不在乎票房，我不想每隔幾小時接一通電話。他們總是堅持這種偽科學，打電話告訴你：「《業餘小偷》賺了兩百萬，這是七月份的週末，其他的電影票房是四百萬，同一天另外一部電影又賺了多少。」他們把所有這些數據放在一塊兒計算，但數據對我毫無意義。諷刺的是，今天我們坐在這間房間裡說：「電影上映了，大多數評論都不錯，觀眾笑聲不斷，劇院老闆也說這齣戲棒極了，但實際上根本沒有人看這電影。」
史提格：「解構愛情狂」是你早就想好的題目嗎？
伍迪：是的，這個名字我很早就確定了。
史提格：《解構愛情狂》和後來《名人百態》中的對白似乎比你之前的電影更粗俗一些，你認為這是整個社會習俗和用語習慣的變化所導致的一種必然趨勢，還是僅僅出於情節需要？
伍迪：只是出於情節需要。如果你去看《名人百態》之後的《業餘小偷》《玉蠍子的魔咒》還有《好萊塢結局》，就知道這種情況只是出於電影的情節需要。《非強力春藥》《解構愛情狂》還有《名人百態》需要這些粗俗的對白，也有可能是我當時處於某種創作模式中所以對這種說話方式感興趣，但這之後的三部電影並沒有延續這種風格。
史提格：你是否認為人們的日常語言習慣大體正在往這個方向發展？
伍迪：如果的確存在這種趨勢的話，一定有它的理由。我對任何語言都沒有偏見，對我來說不存在「粗俗」的語言，有些人好好說話，有些人不好好說話，僅此而已。有一對黑人兄弟拍過一部有趣的紀錄片，叫《美國皮條客》，他們採訪了很多黑人皮條客，裡面的語言太美妙了，雖然是街頭語言，但從組詞到發音都美妙極了。這是過去那種愚蠢的審查制度永遠無法企及的美感，但現在你可以這麼說了。另一方面，你在電視上看到的喜劇演員都是所謂「粗俗」的，對他們來說使用禁用的語言變成一種製造笑點的工具，這是很愚蠢的。然而恰當地使用任何語言、任何詞語都可以產生美妙的語感，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可能性，而不是衰退的趨勢，所以我認為是一個好現象。
史提格：說唱和嘻哈音樂顯然對我們的語言產生了影響，日常語言變得越來越粗俗，也更有想像力。
伍迪：沒錯，更有創造力，這是件好事。很多流行音樂，當代流行音樂——不僅僅是當代的，也包括過去三十年的流行音樂——被誤以為是有詩意的東西，實際上並不是，只是垃圾。缺乏判斷力的人認為那是純粹的藝術，但其實並不是，那是對語言的濫用。在這一代年輕人當中這種現象並不罕見，我成長的那個時代也有很可怕的流行音樂，就好像我們想像電影的「黃金時代」一樣，如果你真的回頭去看三四十年代的電影，會發現大部分作品都是差強人意的，就像糟糕的肥皂劇一樣，都是工業製造的垃圾，庸俗而愚昧。多虧了那些始終堅持自己的導演，多虧種種巧合，才誕生出一部好電影。但放在成千上萬的電影中，這只是鳳毛麟角。所以我並不認為那是電影的黃金時代，反而是「黃金時代」之後的那批演員，比如白蘭度、德尼羅、霍夫曼、尼科爾斯和帕西諾，比那個時代的演員要更出色。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還有羅伯特·奧爾特曼也絲毫不比威廉·惠勒、喬治·史蒂文斯和約翰·福特差。三四十年代是非常浪漫主義的一個時期，我很欣賞這一點，如今明星與大眾之間的那種聯繫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也永遠無法再現克拉克·蓋博、亨弗萊·鮑嘉飾演的那些傳奇角色。但是像加裡·格蘭特這樣的個性演員並不比今天的布拉德·皮特、愛德華·諾頓或是萊昂納多·迪卡普裡奧更出色。加裡·格蘭特和亨弗萊·鮑嘉的演技固然出色，但如今的演員絲毫不遜色於他們。
史提格：說回《解構愛情狂》，我注意到有些批評的聲音是關於女性的，有人在哈利對待女性的態度中發現了厭女傾向。你有注意到這一點嗎？
伍迪：沒有，我並不認為他厭惡女性。哈利在對待男人時也存在同樣的神經質問題。電影中描寫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一樣滑稽可笑。即便我搞錯了，他的確得了厭女症，那又何妨？這是一個虛構的人物，而厭女症也許就是哈利·布洛克性格中的特點之一。也許他對女人有意見，或是害怕女人，或是內心討厭女人，那又如何？對我來說這個人物是有趣的，我並不覺得他厭惡女性，因為他在對待男性的問題上也一樣窘態百出。
史提格：這部電影的另一個特點在於你講故事的方式是完全自由的。比如哈利與他虛構的人物相遇的那一場戲，你是怎麼想到讓虛構的人物和現實的人物相遇的？
伍迪：虛實交錯一直是我的保留節目，在《開羅紫玫瑰》和我的短篇《庫格爾馬斯軼事》中都曾出現過這種橋段。我覺得虛與實的互動非常有意思，所以偶爾會在故事中安排這樣的情節，尤其是像哈利這樣具有創造性的人物。
史提格：影片中的「地獄」是在哪裡拍攝的？片場又是如何佈置的？
伍迪：我告訴桑托·羅奎斯托，我希望呈現的地獄是貝裡尼157和喬托158那種為《神曲》配圖的畫家筆下的那種樣子，但桑托和製片人問我能不能換成另一種更現代的「地獄」，因為我理想中的地獄代價太昂貴，但我堅持要那種燃著硫火、人們被吊在牆上的地獄，於是桑托就依樣造了一個。我們去了新澤西州的一個軍械庫，他在那兒費了一番功夫。
史提格：這場戲的拍攝過程是不是很有意思？拍攝花了多久？
伍迪：佈置場景花了很長的時間，拍攝並沒有花很久。我從來沒有真的花很長時間在實際拍攝上，因為我不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如果換作斯坦利·庫布裡克的話可能會花上兩個月的時間拍攝，但我幾天就拍完了，我沒有那種強迫症。只要喜劇效果達到了，我就滿足了。我不會追求其餘的東西，但庫布裡克或是維斯康蒂159會精確到每一個細節。我想這可能是他們的性格使然，他們希望通過細節來打動人，但我相對來說比較隨性，只追求喜劇效果，僅此而已。
史提格：哈利在電影的結尾處遇到了所有他虛構的人物，這場戲非常感人。哈利說了這樣一段話：「我愛你們每一個人，真的。我生命中最幸福的那些時刻是你們賦予的，甚至有好幾次是你們拯救了我的生命。事實上你們教會了我許多東西，我真心誠意地感激你們。」你是否也認為藝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一個人的救命稻草？
伍迪：是的，我認為藝術能夠成為一個人的救命稻草。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藝術是無用的，它的價值僅僅在於娛樂性，因為藝術家比不上革命家，無法變成社會改革的推動者，至多只做一些小小的貢獻，但都是微不足道的。而革命家把生命作為籌碼，勇敢地戰鬥，在這方面的貢獻更大。
史提格：哈利是一個無神論者，你呢？
伍迪：我是不可知論者。我相信一個正直的人的確有可能會遇到一些他無法解釋的時刻，在那些時刻他感到宇宙是有某種意義的，或是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存在，那是一種真正的宗教體驗，而非神父和牧師口中氾濫的那種。對此我表示尊重。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藝術領域，我能夠從一首曲子或一本書中獲得特別的意義，幫助我度過一段艱難的時光。或許有的人會說：「我的童年非常糟糕，要不是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歌，我根本活不下去。」因此我認為藝術是有益於人的。就像我之前說的，編竹籃、做手工也能成為一個人的救命稻草，因為工作能幫助你。但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來說，我認為藝術並沒有那麼大的作用，所有探討種族關係和種族團結的戲劇和電影都不及一群黑人的實際行動，當他們說完「我們不會再忍受下去了，我們要聯合抵制你的商店，把你的店砸了」這句話，馬上就用實際行動實現了自己的想法。
史提格：整部電影是在積極的格調中結束的，哈利在打字機上打出這樣一段話：「關於一部小說的筆記。一種可能的開場：裡夫金過著支離破碎、混亂無序的生活，他很久以前就得出了如下結論：所有人都知道同一個真相，而生活取決於我們如何扭曲這一真相。只有寫作能使他平靜，他的寫作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拯救了他的生活。」這樣的結尾可以和《曼哈頓》相提並論，在那部電影的結尾你飾演的角色正在考慮生活的可能性與樂趣之所在，這兩個故事裡的藝術家仍然繼續著他們的創作……
伍迪：《解構愛情狂》比《曼哈頓》更嚴肅。《曼哈頓》的結尾是飽含情感的，而這裡並沒有，所以更絕望。哈利最後說的那一段話，講的是每個人都知道同一個真相，但「生活取決於我們如何扭曲這一真相」。這句話是非常悲觀的。我們都面臨著相同的現實，也都知道同一個真相，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扭曲了真相，並說服自己相信這種扭曲是合理的。通過以某種方式扭曲了現實，我們才得以適應現實，因為我們心裡都很清楚現實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美好，而這一點是《曼哈頓》裡沒有的。
史提格：相比你的其他後期作品，《解構愛情狂》對你來說是不是有著更重要的意義？
伍迪：它和《丈夫、太太與情人》具有同等的份量。我欣賞的電影類型很多，滑稽但包含一些嚴肅內容的喜劇，還有歌舞片、《曼哈頓謀殺疑案》以及《業餘小偷》那樣的電影都是我喜歡的。我喜歡嘗試不同類型的電影，有時也會連續幾年鍾情於其中某一種。《解構愛情狂》對我來說屬於更嚴肅的那種喜劇電影。
156 Block除了作為人名「布洛克」，也有「阻塞、停滯」的意思。
157 貝裡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威尼斯繪畫派的創立人。
158 喬托（Giotto，約1266—1337）：佛羅倫薩畫派的創始人， 也是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之一。
159 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1906—1976）：意大利導演，代表作《大地在波動》《豹》《洛可兄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