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一位久未聯繫的老友婚禮，四十歲的他依舊挺拔而倜儻，透著事業蒸蒸日上的男人特有篤定、持重與瀟灑。身邊是他精挑細選的新娘，出乎意料的平凡，且不用對比他那些艷幟高張、卓然不群的前女友，僅僅站在現場的賓客中，也不過中人之質。她用熱切而又崇拜的眼神諦視著他，好像一株攀援著橡樹的凌霄花，因緊張而動容，因慶幸而澎湃，讓人不禁猜想，那緊挽著他胳膊的手心裡必定滿是汗。
敬酒到我們這桌，老友讚許他的太太，是位難得的賢妻良母。於是，桌上有人打趣，早聽說了半夜三點太太為他做宵夜的段子，那三明治用烘烤過的麵包片，細細地夾了火腿、煎蛋和碧綠的生菜，當然，還有滿滿的愛心。
我恍然大悟了眼前人的珍貴，這樣關鍵的時刻，他那些個性自我的前女友們，最多扔出包方便麵吧，只有賢妻良母，才能提供如此高規格的貼心服務。
所以，歷盡滄桑的中年男人，終極的婚姻需求大多是一位賢妻良母。
無需太美風姿，無需太高才華，無需太強個性，無需太多自我，只需愛，且深愛他和他的事業。就像徐悲鴻最後的妻子廖靜文，她會說：「我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因為悲鴻是中國如此傑出的一個人物，遇見他，陪伴他，為他生下兩個孩子，這對平凡的我來說真是意外的幸運，尤其是每當我想起他生前那麼鍾情於我，都忍不住要流淚。」
這樣匍匐在地上仰視的言語，若是女權主義者聽了，怕是要捶胸頓足、跳腳大罵。但是，單純、執拗的天才繪畫大師，決裂了錦瑟年華攜手私奔的原配，錯失了而立之年苦戀十載的淑雅紅顏，終於在過盡千帆之後找到了真正適合他的女子——以他為中心的女子。
於是，1945年，二十二歲的廖靜文嫁給五十歲的徐悲鴻，成為他最後的妻子。
與出身名門、早露鋒芒的蔣碧微、孫多慈不同，廖靜文1923年出生在湖南長沙縣雙江鎮團山村鐵向坡組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她第一次見到徐悲鴻是1942年，重慶的中國美術學院招圖書管理員，錄取比例是40：1，她原本覺得沒什麼希望，卻意外得到了面試通知，見到了當時已經聲名顯赫的徐悲鴻，大師四十七歲，兩鬢花白，有一張蒼白憔悴卻輪廓優美的臉。
她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用，跟隨徐悲鴻去了重慶。她後來回憶：
「當時學院圖書館的書並不多，我有閒了就幫先生整理畫案，也看他畫畫。好多次看他自己洗衣服甚至釘紐扣，便很替他難過，我知道他妻子愛上了別人離開他了。有一段我們經常一起到嘉陵江邊散步，人們都說柔情似水，天長日久，我們互相依戀，感覺離不開對方了。」
蔣碧微又一次發現了這段疑似「師生戀」，於是給廖靜文的父親寫信，廖靜文的父親也像當年孫多慈的父親一樣出面阻止。
「在這麼大的壓力下，我哭著給悲鴻寫了封信一個人走了，在嘉陵江邊等輪渡的我正暗自傷心，一隻大手拍在我的肩上。悲鴻往常是上完課中午才回住處，那天他心神不定，只上了兩節課便回去了，發現我寫的字條便瘋了似的追來。他說，我與蔣碧微沒有任何干係了，她要什麼我都滿足她，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經歷了轟轟烈烈的離婚風潮和贍養費協商，廖靜文成了徐悲鴻的妻子。
相守七年，大師仙去，她把所有繪畫作品捐獻國家，擔任徐悲鴻紀念館館長、徐悲鴻畫院名譽院長，還擔任中國書畫家聯誼會主席、當代中國書畫網首席顧問、全國政協常委。
這一生，她的名字前面都要加個定語：徐悲鴻夫人。
1982年，她出版了《徐悲鴻的一生——我的回憶》。
1966年，《蔣碧微回憶錄》在台灣出版時，被《皇冠》雜誌譽為「中國第一部女性自傳」，成為眾多讀者追捧的暢銷書，尤其是上篇《我與悲鴻》，不僅是瞭解研究徐悲鴻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女性心靈史和解放史的獨特文本。其中細膩優雅的筆法，將蔣碧微卓著的文字功底展現得淋漓盡致。
看兩個彼此不待見的女人，描繪同一個男人的情感經歷，真是違和又分裂。
蔣碧微總結她與徐悲鴻一起走過的歲月，說：「如此我從十八歲跟他浪跡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不但不曾得到他一點照顧，反而受到無窮的痛苦和厄難。」
當年的她勇敢、執著，如春天盛開的櫻花般絢爛而熱烈。愛情在左，青春在右的時日裡，卻只能望著巴黎櫥窗中美麗的風衣歎息；還有1927年回國，大師連旅費都未給足，若不是娘家接濟，一路不知風波多少；又或者，漂泊十年，他們才在吳稚暉的資助下，終有安定之所。
廖靜文則說：「他善解人意，體貼入微，作畫已入佳境，又能夠珍視天倫之樂。」
當然，她也始終記得，為了尋她，徐悲鴻從重慶出來四天，半路車壞，換了三次車，最後一輛貨車在離貴陽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又壞了，於是「就一個人在黑夜、雨水、泥漿裡步行了四十華里」。
還有他每次去開會，回來都會帶三塊糖，兩塊給孩子，一塊給她。
他去世那天，她抱著他已經冰冷的身體慟哭，卻發現，口袋裡依舊裝著三塊水果糖。
對於徐悲鴻的去世，蔣碧微一股腦兒的把過錯歸咎於當年的第三者孫多慈：「而他自己，更由於他的性格使然，一著錯，滿盤輸，生活既不安定，情緒更感苦悶，於是健康的耗損，嚴重地戕害了他的藝術生命。時至今日，我敢於說：如果不是這場戀愛事件所導致的一連串惡果，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會更輝煌，說不定他還不至於五十八歲便百病叢生地死於北京。」
坎坷二十八年，她難忘當年冷酷到底的《分居聲明》，和那個導致他發出聲明的女子。
廖靜文則說：「為了還清她（蔣碧微）索要的畫債，悲鴻當時日夜作畫，他習慣站著作畫，不久就高血壓與腎炎並發，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顧了他四個月才出院。」
守望七年，原配與第三者鬧得都散場了，她收拾了殘局，怨的自然是獅子大開口的蔣碧微。
蔣碧微眼裡的徐悲鴻，「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邊愛人而瘋狂學藝，倔強，自戀，偏執」。
哪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呢？更何況一個沒有家世、背景和財富的二十二歲小伙子，能夠依靠的只有天賜的才華與遠超常人的努力。
廖靜文景仰的徐悲鴻，「他是中國如此傑出的一個人物」。
四十七歲的他早已是畫壇巨擘，隨隨便便的一個意見，便能讓十九歲的小姑娘從四十多個應試者中脫穎而出，得到夢想的工作。
褒貶之差，孰對孰錯？
黑白之間，孰真孰假？
兩人筆下的徐悲鴻，似乎大相逕庭，其實卻是不同年齡的真實人生。
蔣碧微口中的徐悲鴻，是年輕的徐悲鴻，一個未被認可的藝術家。
廖靜文筆下的徐悲鴻，是晚年的徐悲鴻，一個功成名就的繪畫大師。
一個二十歲的他，一個五十歲的他，無所謂對錯，不過是生命的歷程。如果你遇見的是二十歲的他，不幸成為他走向成熟的扶手，那麼心懷怨懟也無可厚非；如果你遇見的是五十歲的他，有幸收穫他智慧的積澱，那麼滿腔熱愛也可以理解。
只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不要懷疑，你沒見過的那個他。
愛情生來不平等。
你愛他，不畏朝雲暮雨，不懼晚來風疾，甘心為他守得雲開見月明，可於他，卻恰是要苦苦掙脫的鐵柵牢籠。
他愛你，無需你明眸善睞，不必你長袖善舞，情願為你撐起一片艷陽天，只不過，你是他需要的那個剛剛好的人。
我們都曾是別人的蜜糖，或者砒霜。
1953年，徐悲鴻在北京病逝，口袋裡揣著給廖靜文和孩子的三塊糖，身上帶著與蔣碧微在法國生活時買下的一塊懷表——這塊表幾乎從未離身，腳上穿的是舊貨攤上買來的舊皮鞋。
蜜糖與砒霜，終極地重逢了。
治癒你／
你，美麗聰慧，努力工作，熱愛家庭……
但是，那又怎麼樣呢？
他可以說湯做得太淡，你沒給我熨平襯衫，也可以說你不愛學習了，不愛奮鬥了，光指望我掙錢養家，也可以說讓我去參加孩子家長會，你幹嗎的。
感情實在是場無法掌控的事，沒有邏輯，沒有規律，更沒有順理成章的必然。
不用錯愕不已，不過是因為ta才是ta的蜜糖，才是ta需要的那個剛剛好的人，就像廖靜文之於徐悲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