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愛爾蘭的頭兩個星期,維特根斯坦住在都柏林的羅斯旅館。只要醫院裡沒事,德魯利就陪維特根斯坦到都柏林城裡或周邊尋找可能的住處。沒地方能提供他需要的孤獨和平靜,但德魯利在聖帕特裡克醫院的朋友羅伯特·麥卡洛夫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麥卡洛夫常去維克洛郡瑞德克洛斯的一處農舍度假,房子屬於理查德·金斯頓和詹妮·金斯頓,他們對他說過想招一個永久房客。這個信息傳給了維特根斯坦,他立刻從都柏林動身去「勘察現場(case the point)」(這時候他的詞彙裡包含了從美國偵探小說裡借來的一點新鮮用語)。維克洛郡迷住了他。「坐公車前往的路上,」回來後他告訴德魯利,「我不停地對自己說,真是個真正美麗的國度。」
不過,搬進金斯頓夫婦的農舍後沒多久,他就寫信對裡斯說自己在那兒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許會在幾個月之內搬到西愛爾蘭的某個隔絕得多的地方。」但幾個星期後他適應多了,德魯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時,看起來一切都很好。維特根斯坦告訴他:「有時我的想法來得如此迅速,我覺得彷彿有什麼在引導著我的筆。現在我清楚地看到,放棄教授職位是正確的。在劍橋我永遠做不完這工作。」
遠離劍橋代表的「瓦解和腐爛著的英格蘭文明」,無疑是生活在愛爾蘭的主要吸引力之一。馮·賴特寫信給他談自己對申請劍橋哲學教授席位的猶豫,維特根斯坦回信說,他完全理解,而且他實際上以為馮·賴特不會申請,因為:「在我看來,成為英格蘭人,或成為英格蘭的難民,這種前景在我們的時代絕不是有吸引力的。」
馮·賴特終於提出申請時,維特根斯坦的鼓勵裡摻雜了一種嚇人的警告:
劍橋是個危險的地方。你會變得膚淺嗎?圓滑?如果你不,那你不得不很遭罪——你信裡使我感到尤其不自在的段落,是你因為想到要去劍橋教書而熱血澎湃。我覺得:如果你到劍橋去,你就必須作為審慎的人而去。但願我的擔心沒有根據,但願你碰不上壓倒你的力量的誘惑!
除了遠離劍橋,住在瑞德克洛斯的主要吸引力是維克洛郡鄉間的美景。冬季是溫和的,維特根斯坦幾乎每天都可散步。「這兒一點也不像威爾士海岸,」他寫信給裡斯,「但色彩是最美妙的,色彩彌補了一切不足。」他寫給姐姐海倫娜:
如果色彩不是常常如此美妙,這兒的鄉間不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我認為這肯定與空氣有關,因為不僅是草地,還有天空、海和甚至一切棕色的東西全都很棒——我在這兒比在劍橋感覺好多了。
在瑞德克洛斯散步時他隨身帶著筆記本,經常在室外工作。金斯頓家的一個鄰居常看見維特根斯坦外出作鍾愛的散步,他記道,一次自己路過,看見維特根斯坦坐在一道溝渠裡發狂地寫著,對周圍的一切渾然不覺。這大概是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說過的那種情形中的一次:想法來得如此迅速,他感到彷彿有什麼在引導著自己的筆。不過,他謹慎地不給予這種靈感情緒過多重要性:
在一封(我想是寫給歌德的)信裡,席勒寫到一種「詩的情緒」。我覺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對之很熟悉。這是一種接納自然的情緒,在這種情緒中,人的思想似乎和自然本身一樣活躍。但奇怪的是席勒沒有寫出更好的東西(或我覺得是這樣),所以我不是很確信我在這種情緒中寫出的東西真有什麼價值。也許是這樣,在那種時候賦予我思想光澤的,是一道自上而來照耀它們的光。它們自身不發光。
他隨身帶了兩份打字稿,一份是現在的《哲學研究》第一部分,一份是現在的《心理哲學評論》第一卷。他希望從這些打字稿和正在瑞德克洛斯寫的論述裡整理出他的書第一部分的最終版本。(可以認為此時他已放棄了處理數學哲學的第二部分的計劃。)他向每個朋友報告,說這項工作進行得相當好。不過,有跡象表明他已傾向於把出版的任務留給他的遺稿保管人了。「老天知道我是否還會出版這一工作,」他寫信給馮·賴特,「但如果你活得比我久,我願在我死後由你看護它。那裡面有一大堆艱苦的思考。」
由於不良的健康狀況,維特根斯坦不能如自己所願的那樣刻苦工作。儘管1948年2月5日他對裡斯聲稱,「我在身體上非常健康」,事實上他正承受著消化不良的痛苦侵襲。為了與之作戰,工作時他在身邊放一罐「斯克瑞格」炭烤餅乾。他非常相信這種治療法(金斯頓家的孩子毛德和肯記得他很少吃別的東西),結果常常得步行去阿克洛補充存貨。但餅乾似乎並未解決問題:「我的工作進行得不賴,」1月份他寫信給馬爾科姆,「我覺得,如果未遭受似乎沒辦法擺脫的消化不良之苦,我的工作甚至能進行得非常好。」
糟糕得多的(但也許與他糟糕的消化有某種聯繫)是他惡化的神經狀況。2月3日他寫道:
感覺不好。不是身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害怕瘋癲來襲。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否有危險。
如果過去一年在劍橋時本的鄰近是他精神不穩定的原因,那麼離開本並未令他的心智更健全。2月5日他向馬爾科姆報告:「偶爾有古怪的神經不穩定的狀態,對此我只想說,發作時糟糕透頂,唯一的緩解辦法是禱告。」同一天他寫信給裡斯:
恐怕我的神經常常不守規矩。當然它們是疲憊和衰老的神經——我的工作大體上進行得相當好。它同樣也是一個老人的工作:雖然我並不真的老,但我有某種衰老的靈魂。但願能許給我這件事:我的身體不比我的靈魂活得久!
「我常常相信,我正走在直通瘋癲的路上,」一個月後他告訴馮·賴特,「難以想像我的大腦能很長時間地經受這種緊張。」
隨後的兩個星期他處於一種劇烈沮喪的狀態中,無法工作,對自己的住處越來越不滿。他最初滿意他的主人。「他們很安靜,」12月份他曾寫信對馮·賴特說,「我在自己房間裡用餐,很少受到打擾。」但是3月份,這一家最小的肯(當時11歲)的一個朋友住了過來。兩人睡一張床,半夜起來說笑。維特根斯坦劇烈地砸牆,要他們安靜,他們卻視之為玩笑。維特根斯坦真的束手無策了。他發電報到都柏林,說情況緊急,要德魯利在羅斯旅館訂一個房間並到旅館看他。德魯利回憶:「他一到旅館我就過去看他。他看上去苦惱和激動」:
維特根斯坦:事情來了。
德魯利: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維特根斯坦:我一直害怕的:我不再能工作。過去兩星期我什麼工作都沒做。晚上我不能睡覺。我房間底下的人很晚的時候起來說話,持續的咕噥聲快把我逼瘋了。
德魯利開了點藥片幫助維特根斯坦睡眠,他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在愛爾蘭西海岸的農舍現在沒人住,歡迎維特根斯坦利用之。在那兒他起碼能找到平靜和孤獨。
鬆了口氣之後,維特根斯坦回到瑞德克洛斯仔細考慮。他在金斯頓家過了復活節,但仍然無法工作,因此決心接受德魯利的好意。不過他的心情頗有改觀——和金斯頓一家的關係也一樣——離開前不久,他送給孩子們一個大大的裝滿巧克力的亮綠色的復活節彩蛋;4月28日,動身去西海岸的那天,他在來訪本上簽下了這句話:「很愉快的時光,謝謝你們」。
沒有理由從這句話裡看出任何諷刺或不誠——這話無疑真實表達了對金斯頓一家的感激。但至少,很難把他住在瑞德克洛斯的最後兩個月稱作「很愉快的時光」,離開前一周寫給裡斯的信表明了這一點:
這些天我常想起你,雖然也許聽起來可怕,但確實常常想起;感謝上帝我寫了信要你復活節別來看我。因為過去6或8周對我來說是一段糟糕的日子。首先我經受著可怕的沮喪,然後得了場重感冒,而我一直都不知道要離開這兒到哪裡去。現在我逐漸好點了,打算下星期離開這兒到西部的羅斯洛去。這麼做很是不便(那兒和都柏林之間有10小時路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能這麼做。所以,如果你來,你會發現我處於一種備受磨難的狀態中。但願我有一點力量,有一點勇氣,還有運氣!過去一個月,我已經能作一點思考了(我指哲學方面;我的大腦雖然遲鈍,但並未停滯,我情願它停滯了!)。
1934年維特根斯坦就見過康尼馬拉的羅斯洛農舍,當時弗朗西斯·斯金納和莫裡斯·德魯利陪他到那兒度假。羅斯洛位於基拉裡港口,面對著海,周圍環繞的主要是一段有著出奇尖角的名為「十二尖峰」的山巒。農舍建造時是為了當海岸看守站,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廢棄不用了。20世紀20年代早期這屋子無人居住,唯一的用途是愛爾蘭共和軍隱藏囚徒之所;1927年莫裡斯·德魯利的兄弟邁爾斯把屋子買了下來當度假屋。羅斯洛附近還有幾個農舍,但跟商店、郵局或別的村子或別的城鎮設施都隔了好多英里。這種隔絕雖如維特根斯坦預計的那樣「很是不便」,但卻是必要的——如果他想享有那種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必不可少的免於干擾的自由。
維特根斯坦到那兒時托馬斯·穆爾克裡斯接了他(維特根斯坦後來學會了和基拉裡的每個人一樣叫他「托米」),穆爾克裡斯是德魯利家的僱員,住在離羅斯洛約半英里遠的一個小屋子裡,他照顧德魯利家的度假屋,報酬是每週3英鎊。(他撿煤、捕鯖魚,作為這份微薄工資的補貼。)德魯利對托米說過維特根斯坦經受著神經垮掉之苦,要求他盡其所能地幫忙。於是每天早晨他步行到羅斯洛送牛奶和煤,看看維特根斯坦情況如何。維特根斯坦發覺托米(他這樣告訴馬爾科姆):「很好,比起我在維克洛郡時周圍的人,肯定是更好的夥伴。」
後來和裡斯談話時他則有更多的批評,他說穆爾克裡斯全家都是不想幹任何活的人。他震驚地看到,雖是個出色的女裁縫,托米的母親卻衣衫襤褸地晃悠,托米自己雖是個合格的木匠,但他們屋子裡的每一張椅子都有一條斷腿。他在日記裡徑直說托米——「我在這兒完全依賴於他」——是「不可靠的」。
無論可不可靠,托米是他有的一切。他最近的鄰居莫蒂默一家認為他完全瘋了,不願跟他有任何關係。他們甚至禁止他走進他們的地界,理由是他會嚇壞他們的羊。因此,如果他想到羅斯洛後面的山崗上走走,就不得不走一條長而迂迴的路線。有一次他這樣散步時,莫蒂默家的人看到他突然停住,用手杖當工具在路上的泥地裡畫一個輪廓圖(一個兔-鴨圖?),他站著,長時間全神貫注盯著這張圖,然後又走了起來。這事印證了他們最初的看法。還有一件事也是如此:一天晚上,莫蒂默家的狗叫聲打亂了維特根斯坦的專注,他猛烈爆發了。事實上,他留給莫蒂默家的印象,與他先前留給奧地利鄉下村民的印象頗為雷同。
托米也覺得維特根斯坦有點怪。但部分因為對德魯利家的忠誠(邁爾斯·德魯利曾跳下船救出了溺水的托米),部分因為開始喜歡「教授」的相伴,他願意竭盡所能使維特根斯坦在羅斯洛的居住盡量舒適和愉快。例如,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滿足維特根斯坦嚴格的清潔和衛生標準。按維特根斯坦的建議,他每天早晨不只送去牛奶和煤,還送去自己用過的茶葉。每天早晨,茶葉灑在廚房地板上吸污垢,然後掃掉。維特根斯坦還叫托米弄掉屋子裡的「甲殼動物」(土鱉蟲)。托米的做法是,給整個屋子噴了多到令人窒息的消毒粉。畢生害怕每一種蟲子的維特根斯坦對結果感到滿意,他情願面對窒息的威脅,也不願意看見土鱉蟲。
羅斯洛農舍有兩個房間,一個臥室和一個廚房,維特根斯坦的大部分時間在廚房裡度過。但沒用廚房做飯。在羅斯洛時,他幾乎完全依靠從戈爾韋的一家雜貨店裡訂購的罐頭食品。托米挺擔憂他的飲食。「罐頭食品會吃死你」,他有一次說。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陰森的:「反正人活得太久了」。維特根斯坦把廚房改作書房,托米早晨去時,常常發現他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往夾起來的散頁上寫著什麼。幾乎每天都有一堆丟掉的紙頁,燒掉它們是托米的活。
一天早晨,托米到羅斯洛時聽見維特根斯坦的說話聲,進屋後驚訝地發現只有「教授」自個。「我以為你有個伴在這兒呢,」他說。「我是有,」維特根斯坦回答,「我在跟我的一個很親愛的朋友——我自己——談話。」在他這時期的一本筆記本裡,這句話得到了呼應:
幾乎我的所有寫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談話。我跟自己促膝而談的話。
除了和托米在一起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在羅斯洛的孤獨只被本·理查茲的一次短暫來訪打斷過;1948年夏天理查茲在那兒住了幾個星期。他們一起進行了維特根斯坦鍾愛的散步,爬到山上,沿著海岸,讚歎這一地區美妙的各式各樣的植被和物種。
維特根斯坦對在基拉裡見到的各種鳥尤感興趣。(在西愛爾蘭海岸的那一段,北方潛鳥、鸕茲、杓鷸、蠣鷸、海鸚和燕鷗都相當常見。)起初他常要托米幫忙辨識鳥種。他描述自己見過的一隻鳥,托米盡其所能地叫出名字,不過托米坦率承認:「也許我給他的並不總是正確的名字」。抓到托米的幾次錯之後,維特根斯坦改為倚仗德魯利寄來的插圖手冊。
為了更好地觀看海鳥,維特根斯坦想在基拉裡海岸外的某個小島上建一座棚屋。托米(建這個棚屋將是他的活)最終勸阻了他,理由是小木棚屋不夠堅固,經受不住島上的曝露環境。作為替代,托米帶維特根斯坦乘划艇出海;托米划船,維特根斯坦或是注意著海鳥,或是默默坐著沉思。乘船出海時他們偶爾會聊天,維特根斯坦回憶自己在挪威的日子——那時他得划船穿過海灣補充給養——托米則回答維特根斯坦提出的關於基拉裡歷史的問題。
維特根斯坦對較為馴化的鳥也感興趣:常到農舍找麵包屑的知更鳥和蒼頭燕雀。他鼓勵它們,在屋外留下食物;最終它們變得很馴服,到廚房的窗戶那兒找他,在他的手裡吃。離開羅斯洛時他給了托米一點錢買食物,供養已然指望每日餵養的鳥。不過,再去農舍時托米發現鳥的馴服害了它們。在窗邊等待餵養時,它們成了本地貓的方便獵物。
羅斯洛的生活方式雖然艱辛,但看上去卻提供了增進維特根斯坦的精神和身體福祉的必要條件。如我們所見,到那兒時他狀態糟糕。「我最近的日子很糟:靈魂、心智和身體,」到那兒幾天後的4月30日,他寫信給馬爾科姆,「許多星期我感到極其沮喪,然後覺得自己病了,現在我虛弱、完全呆滯。我有五六星期什麼工作也沒做了。」但一個月之內,農舍的孤獨、海岸景色之美、鳥兒的陪伴和托米·穆爾克裡斯的親切支持(就算不完全可靠)已然造成了好的變化。維特根斯坦發覺自己又能工作了。
他對那兒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抱怨是必須自己做一切家務活。他覺得這事麻煩得要死,但照他寫給馬爾科姆妻子李的話說,「無疑這事也是一大恩賜,因為它令我保持神智健全,強迫我過規律的生活,大體上這事對我有好處,雖然我每天都詛咒它」。
只是由於美國漿紙小說(Pulp fiction)的短缺,羅斯洛的偏遠才是一個問題。最近的村子在10英里之外,那兒可供選擇的書非常貧乏;諾爾曼·馬爾康姆定期寄來「雜誌」包裹的空檔期裡,維特根斯坦被迫讀多蘿西·賽耶斯。他告訴馬爾科姆,那「差得要命,令我情緒低落」。馬爾科姆供給的「真正的玩意」帶來了解脫:「打開你的一本雜誌時,就像從憋悶的房間裡出來,走進了新鮮空氣裡」。
不過,偶然地,他倒在村商店裡找著了他鍾愛的偵探小說(諾伯特·戴維斯寫的)《恐懼集結地》的平裝本。上一年在劍橋時他讀了戴維斯的書,喜歡得不得了,還借給摩爾和斯麥瑟斯兩人讀(後來也給了本·理查茲一本)。再次見到這書,他抵不住誘惑買下重讀,結果對之的推崇甚至又增加了。「雖然如你知道的,」他寫信給馬爾科姆,「我讀過成百本令我快活的、我愛讀的書,但我認為我只讀過兩本我可能稱之為好玩意的書,戴維斯的這本是其中之一。」他請馬爾科姆去找出更多戴維斯的信息:
聽起來也許瘋狂,但最近重讀這故事時,我又一次如此喜歡,我竟覺得自己真的想寫信感謝作者。如果這是發瘋請不要驚訝,因為我就是這樣。
不幸的是,馬爾科姆回報:「就我能想到的辦法,我沒能獲得這位作者的任何信息。」這挺遺憾,因為1948年諾伯特·戴維斯實際上迫切需要鼓勵。他是——還有達希爾·哈米特及其他《黑面具》的作者——美國「硬派(hard-boiled)」偵探小說的先鋒之一。20世紀30年代早期,他放棄了律師職業去寫偵探小說,享受了10年成功作家的日子。然而20世紀40年代晚期他陷入了困難。維特根斯坦寫了給馬爾科姆的那封信後不久,戴維斯寫信對雷蒙德·錢德勒說,自己最近寫的15個故事裡的14個遭到退稿,請求錢德勒借他200美元。第二年他在貧困中死去,全然不知自己的一項罕見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榮耀:寫了一本維特根斯坦喜歡得想寫封感謝信給作者的書。
偵探小說在康尼馬拉的短缺無疑部分解釋了維特根斯坦的感謝之情。但為什麼他把《恐懼集結地》排在他讀過的(數量很大的)其他所有偵探故事之上呢?
答案也許在於這小說的幽默,事實上這是它最抓人的特點。故事中的偵探竇恩與山姆·斯貝德和菲利普·馬洛這樣的人物的區別之處,是相當喜劇化的不討喜的外表:他是一個矮小、肥胖的人,到哪兒都領著一隻體型巨大、訓練有素的名叫卡斯代爾斯的大丹狗[270]。在戴維斯的風格裡,尤其觸動雷蒙德·錢德勒的特點是他殺死自己人物時的不經意方式,這一點在《恐懼集結地》裡特別明顯。例如,在描述了南美一家旅館「阿茲特克」的遊客,設置了場景之後,戴維斯引入了「加西亞」:
對那時叫加西亞的那個人來說那一切都很乏味。他坐著,喝著啤酒,啤酒顏色普通,濃度和溫醋相當,他陰沉地看著。他的臉瘦削、微黃,零零落落的鬍子是黑色的,他是斜眼。對於從阿茲特克旅館來的遊客,他真應該更有興趣一些,因為其中一人很快就要射殺他。但他不知道,如果你告訴他,他會笑你。他是個壞人。
竇恩射殺另一個「壞人」包迪斯特·波諾法爾時,浪漫幼稚的女主角簡關心地問:「他傷著了麼?」「一點兒也沒,」竇恩說,「他只是死了。」
「幽默不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在羅斯洛時寫道,「所以,若說幽默在納粹德國被撲滅了是正確的,那麼這不是指人們情緒不佳或任何那一類事情,而是指深刻得多和更重要的東西。」為了理解那「東西」是什麼,把幽默視為一種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東西也許是有啟發的:
兩個人在一起笑,比如說因為一個笑話。其中一人用了某個有點不尋常的說法,現在他們兩人都迸發出抽搐似的笑聲。對於來自很不同環境的遊客來說,這也許顯得很反常。但我們覺得完全合理。(我最近在公共汽車上目擊了一次這樣的場景,而且,我能想像自己是個對此感到陌生的人。從那個角度看,我覺得那事完全不合理,像是怪異動物的行為。)
就像理解音樂一樣,理解幽默為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理解的觀念提供了一個比喻。在這兒,理解所需的東西不是發現事實,也不是從已接受的前提出發作出邏輯有效的推理——更不是建構理論——而是正確的視角(由之來「看」笑話,來聽音樂的表現,或看到走出哲學迷霧的路徑)。但我們如何解釋或教授「正確的視角」所指的東西?
那麼我們如何向某人解釋「理解音樂」意味著什麼?指明某個理解了的人經驗到的意象、動力感覺[271]等等?更可能的是,引起對他富於表現的動作的注意——我們真的應該問,解釋在這兒有什麼功能。還有這話是在講什麼:理解「『理解音樂』意味著什麼」。有人會說:理解「『理解音樂』意味著什麼」是指:理解音樂本身。而對此我們要問「唔,能教某人理解音樂嗎」,因為那是唯一能稱為「解釋音樂」的教學。
在聽或演奏音樂時,以及別的時候,有與欣賞音樂(appreciation of music)相配的特定表現。有時姿勢構成了這表現的一部分,但有時,那只關乎某人如何演奏或哼那段音樂,有時則關乎他作出的對比和他彷彿為了圖解那音樂而使用的意象。理解音樂的人和不理解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聽(例如臉上帶著不同的表情),以不同的方式談。但是他之顯出自己理解某一具體的主題,不只在於他聽或演奏那主題時的伴隨現象,而在於他對音樂的一般性理解。
欣賞音樂是人類生活的一種現象。我們該如何對某人描述之?唔,我料想我們首先得描述音樂。然後我們可以描述人類如何對之作出反應。但那是我們需要做的一切嗎,或者我們還必須教他自己理解那音樂嗎?唔,使他理解了音樂,和給他一種未使他理解音樂的解釋,是兩種意義上的「教他什麼是理解」。還有,教他理解詩歌或繪畫,可能有助於教給他「理解音樂」涉及的是什麼。
對理解音樂的這些論述——和前面引用的對幽默的論述一樣——已經出版了,那本書收集了「雖然散落在哲學文著裡、但不直接屬於他的哲學工作的」(《文化與價值》的編者前言)論述。但它們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工作的聯繫比這話暗示的更直接。在羅斯洛時,他的主要哲學關注點之一是「面相-觀看」的問題。為了討論這一問題,他常想像「面相-盲」(或照他有時的說法,「格式塔-盲」)的人——不能把某某看作某某的人。不能把他對「不能看出一個笑話或不能欣賞音樂是怎麼回事」的論述與這一哲學關注分開;它們是其一部分。
「盲然不見這些面相的人缺少的是什麼?」維特根斯坦自問自答:「這麼回答並不荒謬:想像力。」但個人的想像雖必要卻不充分。為了能見到「面相」(因此,為了幽默、音樂、詩歌和繪畫能有所意謂),還需要一種文化。所以,維特根斯坦對「面相-觀看」的哲學關切和他的文化關切之間的聯繫是簡單、直接的。在下面這組論述中(寫於羅斯洛,應當添加之、使之出現在維特根斯坦名副其實的哲學著作裡)這一點說得挺清楚:
若一個人不理解這個問題:字母F朝向哪邊?例如在哪邊能畫一個鼻子?或若他發現不了一個詞在反覆使用多次之後失去了什麼(即其意義);或若發現不了那時它變得只是一記聲音了——他缺少的是什麼?
我們說:「首先這兒有某種類似意象(image)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的人不能像理解了的人那樣領會一個句子、判斷之?是不是對他來說那句子不是活的(就這說法的一切含義而言)?是不是那個詞沒有一種意義的氛圍(aroma)?因此他經常對那個詞作出與我們不同的反應?——可能是這樣的。
但如果我帶著理解聽一個曲調,不是有某種特殊的事情在我之中發生著嗎——那種如果我不帶著理解聽就不發生的事情?那是什麼?——沒有答案;或者,在我身上發生的任何事都是乏味的。我確實會說「現在我已經理解它了」,也許還談論它,演奏它,拿它跟別的曲調比較,等等。理解的跡象可以伴隨著聆聽。
把理解稱為一種伴隨著聆聽的過程,這是錯誤的。(當然,也不能把理解的表露、富於表現的演奏稱為聆聽的伴隨現象。)
因為,如何能解釋「富於表現的演奏」是什麼?肯定不是通過任何伴隨著演奏的東西——為了解釋需要什麼?可以說:一種文化——如果有人在一種具體的文化中長大——然後以如此這般的方式對音樂作出反應,那麼你就能把「富於表現的演奏」這個短語的用法教給他。
看見面相,理解音樂、詩歌、繪畫和幽默,這些反應屬於一種文化、一種生活形式,而且只能在一種文化、一種生活形式之中存活:
沒有相同幽默感的人是怎樣的?他們不對彼此作出恰當的反應。彷彿是,在某些人中間有一種習俗,一個人把一個球扔給另一個人,那人應該接住並扔還;但有人卻不扔還,把球放進口袋裡。
因此,如果幽默在納粹德國真的被撲滅了,那麼這意味的不只是人們情緒不佳,而是納粹成功地摧毀了整個生活方式——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和一套與此方式相伴的反應和習俗。(可以說,那意味著納粹把球放進了口袋裡。)
「面相-觀看」的哲學困難是由這個表面上的、費解的事實引起的:雖然面相改變了,但所看的東西沒變;同一幅圖畫一會兒是鴨子,一會兒是兔子。同樣,同一個笑話、同一首詩、同一幅畫或同一段音樂,一會兒只是反常和異域的行為、紙上的語詞、畫布上的色斑或無條理的聲音,一會兒(得到理解時)又是好笑的、動人的、美麗的或富於奇妙表現力的:「不可理解的是,什麼也沒有改變,可一切又都改變了。」
人們常常引用維特根斯坦談哲學的話——哲學「讓一切如其所是」。但人們常常看不到,在力求什麼也不改變,只改變我們看事物的方式時,維特根斯坦試圖改變一切。他對自己工作的成效持悲觀主義,與此相聯繫,他深信我們看事物的方式不是由我們的哲學信念決定的,而是由我們的文化、我們得到撫養的方式決定的。面對著這個,正如他曾對卡爾·布立吞說過的:「一個人自個能做什麼?」
傳統不是人能學習的東西;不是一根他覺得喜歡就能撿起的線;就像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祖先。
缺乏但想擁有一種傳統的人,就像一個不快樂地愛著的人。
維特根斯坦擁有一種傳統——一種他深愛著的傳統:19世紀的德國/奧地利文學、藝術和(尤其是)音樂。但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這一傳統不再活著。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他不快樂地愛著,不如說他絕望地忍受著喪親之痛。他覺得從事自己工作必需的住在康尼馬拉的肉身隔絕,與遍佈於他工作中的文化隔絕感正相吻合。
1948年夏天,從5月到8月維特根斯坦一直住在羅斯洛。這4個月裡他寫了很多。但生活方式的要求和無常的健康狀況合起來使他覺得自己太脆弱、不能做完自己打算做成的事。他告訴馮·賴特,「我很容易就累了,身體上和精神上」。他在日記裡寫道,自己「太軟弱,太脆弱,也太懶惰,做不成任何有意義的事」:
偉大人物的勤奮,不說別的,是他們的力量的一個標誌,頗獨立於他們的內在財富。
此外他還遭受著憂鬱的侵襲之苦,他喜歡把這憂鬱擬人化,彷彿受了一個鬼魂的糾纏。「不要讓悲傷侵擾你」,6月29日他寫道:
應當讓它進入自己的心裡。不應該害怕瘋癲。它到你這兒來,也許是朋友不是敵人,唯一不好的事是你的抵抗。讓悲傷進入自己的心裡。不要把它鎖在門外。站在門外面,在頭腦[272]裡,它是令人恐懼的,但在心裡它不是。
稍後的7月11日,他認出了這位鬼魂:
想了很多最後一次和弗朗西斯在一起的時光,還有我對待他的可恨態度。那時候我很不快樂;但有著一顆邪惡的心。我看不出,終此一生我怎麼還能擺脫這內疚。
他覺得,自己經受不了多久在羅斯洛獨居的心理和生理緊張了。他覺得幾乎不能想像自己受得了在那兒過冬。「但是」,7月17日他寫道,「我已決定試著那樣做」:
我祈禱得很多。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抱著正確的態度祈禱——沒有C和B[康·德魯利和本][273]的祝福,我無法在這兒生活。
他問托米是否願意考慮冬天收自己當房客。托米拒絕了。他狹小的只有兩個房間的農舍已然過度擁擠——住著他、他母親和他姐姐。維特根斯坦也接觸了鄰近的凱爾摩爾屋(現在的凱爾摩爾旅館)的業主菲利普斯夫人,但得知她只在夏天收房客。如果要留在康尼馬拉,唯一可能的選擇是獨自住在羅斯洛。
8月份他離開了康尼馬拉,先是到都柏林看德魯利,然後到阿克斯布裡奇找本,住在本的家裡。9月份他動身去維也納看赫爾米勒,赫爾米勒患了癌症,病得厲害。
返程中,他在劍橋花了幾個星期口述一份從他在愛爾蘭寫的東西裡編輯出的打字稿。這份稿子現在已出版,即《心理學哲學評論》第二卷。但和第一卷一樣,他沒把這份打字稿設想為一本獨立的著作;他為它設定的——也許是表面上的——目標,是以便利的形式提供一組用於修訂《哲學研究》的論述。
10月16日這項工作完成了,維特根斯坦回到都柏林,原本打算再去羅斯洛。他曾從維也納寫信請托米整理農舍備他返回。然而,如我們所見,他對返回抱有嚴重的疑慮。作為維特根斯坦的醫生,德魯利也擔心,在那樣的地方過冬,如果病倒了沒人照顧他,沒法讓他得到醫療看護。此外維特根斯坦發現,自己正住的那個都柏林旅館頂層的房間溫暖,舒適,(最重要的是)很安靜,在那裡他能很好地工作。結果他就作為房客在羅斯旅館過冬了。
1948年的羅斯旅館是個很大但不特別奢華的旅館,位於帕克蓋特街,靠近鳳凰公園。(它仍在那兒,但現在作了大規模改造,更名為阿什林旅館。)當地人稱之為「新教」旅館:許多永久房客是新教徒,而且新教教士來都柏林參加集會和會議時都用這個地方。「在都柏林看著這兒的教士的臉時,」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說,「我覺得新教牧師看上去比羅馬神父較少沾沾自喜。我推測這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這麼小的少數派。」
不過,對他更重要的是,這兒離鳳凰公園的動物園只有很短的步程。通過德魯利,他成了皇家動物學會的會員,因此可以自由地進入動物園,有權在會員室裡用餐。在都柏林時他差不多每天都見德魯利:他們在午餐時會面,或者在動物園的會議室,或者在格拉夫頓街的比尤利咖啡館,那兒的女招待很快適應了維特根斯坦一成不變的食譜,用不著點餐就給他上煎蛋和咖啡。德魯利還向他推薦了格拉斯內文的植物園,那兒帶供暖的帕姆屋提供了一個溫暖和適意的冬季工作場所。
冬天的幾個月裡維特根斯坦在都柏林以很大的強度工作。「在太陽照耀著我的頭腦的極短日子裡,我急切地想趁熱打鐵」,11月6日他告訴馬爾科姆。一次他和德魯利說好一起吃午飯,德魯利到旅館後維特根斯坦對他說:「就等一分鐘,等我弄完這個。」然後維特根斯坦連續寫了兩個小時,沒說一句話。終於搞完時,他似乎完全沒意識到現在早過了他們的午飯時間。
他在都柏林寫的東西如今已經出版,書名是《心理哲學的最後寫作》。許多人受了書名的誤導,以為這是維特根斯坦最後的寫作。它不是;比如,它先於《哲學研究》的第二部分、《論確定性》和《論顏色》。不過它是一系列始於1946年的手稿卷的最後一份,在這一系列手稿裡,他試圖提供一種比《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給出的更好、更清晰的心理概念分析。它是他的這種嘗試的延續:呈現出心理概念(如「恐懼」、「希望」、「信念」等)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從而曝露「哲學家對一般性的尋求」的貧瘠和混亂。這項工作裡滿是細緻的區分,意圖是闡明——不說別的——那種以為可把所有陳述語氣的句子視作描述的危險:
我聽見「我害怕」[274]這幾個詞。我問:「你是在什麼情況下說這話的?它是來自你心底的一聲歎息嗎,它是一次坦白嗎,它是自我觀察嗎……?」
一次在鳳凰公園散步時德魯利提到黑格爾。「我感覺黑格爾總想說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實相同,」維特根斯坦對他說,「而我的興趣是表明看上去相同的事物其實不同。」他考慮用《李爾王》(第一幕,第四場)裡肯特伯爵的話當他的書的題銘:「我將教給你差異。」
他的關切在於強調生活的不可規約的多樣性。動物園裡的散步帶給他的愉悅很大程度上在於欣賞花、灌木和樹的極大多樣性,以及鳥、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的眾多不同種類。可以想見,他極討厭想把單一圖式強加於這一切差異性之上的理論。達爾文必須是錯的:他的理論「沒有必要的複雜性」。
維特根斯坦在這「最後寫作」裡尤其關心的概念是「思考」和「看」。更具體地說,他關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對他的整個後期工作有著中心重要性的是這個想法:有一種看也是一種思考(或至少是一種理解):看見聯繫。我們在與看見一種面相或格式塔相同的意義上看見一種聯繫。把這種意義的「看」區別於看見物理對象的「看」,並描述這種意義的「看」與「思考」和「理解」這兩個概念的聯繫和差異,是他在羅斯旅館做的工作的中心任務。
「現在你試著說說,把某某看作某某時涉及的是什麼」,維特根斯坦給德魯利出題;「這不容易。我正在思索的想法像花崗岩一樣硬。」德魯利回答時引用詹姆斯·沃德「Denken ist schwer」(「思考是困難的」),也許是這個回答引出了下面這則筆記:
「Denken ist schwer」(沃德)。這話的意思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它是困難的?——這幾乎就像說「看是困難的。」因為專心看是困難的。有可能專心看而什麼也沒看到,或有可能一直認為自己看見了某種東西,卻沒能看清楚。即便你什麼也沒看到,看也能使你疲倦。
同一天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說:「對於音樂在我生活中意味著的一切,我不可能在我的書裡說一個字。那麼,我怎麼能指望被理解?」然而,他當時正寫的東西裡確實包含著一種對這一點的很強提示。提請人們注意「看」(或「聽」)——我們在其中有所理解的那類事——的意義時,音樂這個範例從未遠離他的思想:
我們說某人有「畫家的眼睛」或「音樂家的耳朵」,但缺少這些品質的人極少是瞎子或聾子。
我們說某人沒有「音樂耳朵」,(在某種意義上)「面相-盲」可與這種聽之無能相比較。
理解音樂,這個例子對他是重要的,不僅因為音樂在他自己生活裡的巨大重要性,還因為明顯不能通過命名任何某段音樂「代表」的東西而描述其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一個句子和理解一個音樂主題的關係比人們以為的親緣得多。」
「如果有一天你能夠讀我現在寫的東西,我會高興的」,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但由於德魯利在聖帕特裡克醫院的工作要求,由於德魯利相對不熟悉維特根斯坦關切的特定哲學問題,他倆不能就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進行任何細節上的討論。事實上,德魯利回憶,不和他討論哲學是維特根斯坦明說了的決定:「我想,他覺得自己的思考比我成熟得多,從而有這樣的危險:我被湮沒,變得只是他的無力應聲蟲。」維特根斯坦也沒有和本·理查茲一起細讀自己眼下的工作——11月份本到羅斯旅館和他一起過了一兩個星期。
不過,12月維特根斯坦有機會詳談自己的工作,先是伊麗莎白·安斯康姆到旅館見他,再是洛什·裡斯;安斯康姆剛到,裡斯也來了都柏林,來和維特根斯坦一起過聖誕。維特根斯坦已經決定,裡斯將是他的遺囑執行人,還有,也許安斯康姆和裡斯將是他的遺稿保管人。無論如何,他和這兩個人一起細讀了自己過去兩個月寫的文稿,討論了自己修訂《哲學研究》的努力——使用這一新材料和他前兩年準備好的兩份打字稿裡的一些論述。
新一年的第一天,裡斯離開了都柏林,維特根斯坦留在羅斯旅館,指望延續自己工作的好勢頭。但1月初他病倒了,病症同去年纏住他的相似。他對馬爾科姆說是「某種腸感染」。「它當然對我的工作沒好處,」他補充說,「我不得不完全中斷工作一星期,在那之後我的工作只是徐徐行進,就像這些天我散步時的模樣。」
他覺得累了、病了和老了。他疑心這是自己的臨終之病。他也感到孤立。「我覺得德魯利正變得愈來愈不忠誠,」1月29日他寫道,「他找到了更容易相處的朋友。」醫生診斷,他的病不會比腸胃炎更嚴重,但他傾向於不相信這位醫生,棄開出的醫藥於不顧。2月11日他說到「很厲害的虛弱和疼」。他已經聽說曼寧快死了——「對我和每個人都是重大的損失」。他說她具有多種多樣的才能,但並未恰如其分地顯露出來,而是隱藏著:「就像人的內臟應當是的那樣」。
整個2月份他都還能工作,但強度和勤奮與聖誕節之前做到的不可同日而語。3月末甚至這一有限的工作能力都拋棄了他,其後的幾個月裡他什麼也沒寫。這段休耕期裡他讀得頗多。德魯利是皇家都柏林學會圖書館的會員,經常代維特根斯坦在那兒借書。他回憶,維特根斯坦通常想讀的是歷史——麥考利的《批評和歷史文集》,李維對第二次迦太基戰爭的記述,莫利的《克倫威爾生平》,賽居爾的《拿破侖史》,俾斯麥的《思考與回憶》。它們多半是維特根斯坦以前讀過的書。例如,1937年他寫到過麥考利的《文集》:
[它們]包含了許多出色的東西;但他對人物的價值判斷是無聊和多餘的。你會想對他說:別打手勢!就講你必須講的。
1942年他曾寫信對裡斯說,自己在讀李維記述的漢尼拔入侵意大利:「我極感興趣」。他最喜歡的一個段落(他對德魯利的說法)講的是這一事件:坎尼戰役後漢尼拔在戰場上搜尋兩位執政官的屍體,以便展示自己對他們的尊重。
他在日記裡寫道,在目前的狀態下,除非自然而然不會試圖工作:「否則,即便勉力而為我也寫不出任何東西」。3月初本再次來旅館與他相會,本逗留了10天:「美好的日子。總是見到愛。」但即便享受和本在一起的樂趣時,他也明白自己的不適。他的睡眠很糟,想到未來也令他煩心:「不知道會怎樣。」本走了幾天後他寫道:「經常像是我的靈魂死了。」
他和德魯利的談話愈加頻繁地轉到宗教話題上。他把德魯利的「希臘」宗教觀念與他自己的想法對照,說自己的想法是「百分百希伯來的」。德魯利欣賞奧利金的所見:萬物的最終復原,甚至撒旦和墮落天使也恢復過去的榮耀;對於它之被定為異端,德魯利表示悲歎。「它當然要被拒斥,」維特根斯坦堅持:
它會使所有別的東西都毫無意義。如果我們現在的作為最終不造成任何差別,那麼生活的所有嚴肅性就都被廢除了。
德魯利提出,維特根斯坦對宗教的「希伯來」觀念基於人們在《聖經》裡通篇體驗到的敬畏感。為了說明此點他引用瑪拉基:「他來的日子,誰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日子,誰能立得住呢?」(瑪拉基書 3︰2)。這話打斷了維特根斯坦的思路:「我認為你剛說了很重要的東西,比你意識到的重要得多。」
維特根斯坦在宗教上的「希伯來」觀念的核心(就像他最喜歡的英語詩人布萊克的宗教觀念)是嚴格分離哲學和宗教:「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麼對之所寫的所有哲學都是虛假的。」和德魯利談話時,他把更哲學化的聖約翰福音書從其他福音書中截然劃出:「我不能理解第四福音。讀那些冗長的論道時,我覺得彷彿這裡的說話人和對觀福音書(Synoptic Gospels)裡的說話人不一樣。」
但聖保羅呢?1937年他寫過:「福音書裡輕柔清澈地流動著的泉水,似乎在保羅的使徒書裡泛起了泡沫。」那時他在聖保羅那裡看到了與其他福音書的謙卑相對立的「像驕傲或憤怒的東西」。你在福音書裡找到的是茅舍,在保羅那裡是教堂:「在那兒所有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是一個人;在保羅那裡已經有了類似教士等級的東西,榮譽和官方地位。」但現在他告訴德魯利,他看出自己以前是錯的:「福音書和使徒書裡都是同一個宗教。」
可是,由於他對宗教信仰的觀念根本上是倫理性的,他仍然覺得很難敞懷歡迎保羅的宿命學說。和奧利金的教義一樣,保羅的宿命學說似乎有著這樣的後果:「我們現在的作為最終不造成任何差別」。如果是這樣,如何能堅執生活的嚴肅性呢?
1937年,維特根斯坦曾說保羅的學說是一種只可能出自最可怕的苦難的學說:「與其說它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聲歎息,或一聲哭喊。」在他自己的「虔誠級別」裡,它只能顯得是「討厭的胡話,非宗教性的」:
就算它是一幅好的和神聖的圖畫,也是對身處完全不同級別的人而言;那人在生活中運用它的方式,與我可能做的任何事完全不同。
1949年他不再能說它是「非宗教性的」。但他也不太看得出如何能把它當作一幅「好的和神聖的圖畫」:
設想教某人:如果你如此這般作為、或如此這般生活,一種存在[275]將在你死後把你帶進一個永恆痛苦之地;大多數人的歸宿是那裡,少許人去了一個永恆幸福之地——這種存在已預先選定了去好地方的人,而且,既然只有過某種生活的人才去痛苦之地,他也已預先安排好其餘的人如此那般生活。
這樣一種學說的效果是什麼?唔,它沒有提到懲罰,而是提到一種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你照此向人呈現事物,他對此學說作出的反應只能是絕望或置疑。
教這種學說不能建立起一種倫理教養。如果你想在倫理上教育某人,卻教給他這樣的學說,那麼你就得在已然教給他倫理之後才教給他這學說,並把它說成一種不可理解的神秘之物。
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的死期快到了,雖然尚未有這麼想的醫學根據。馬爾科姆寫信問他的經濟狀況時,他回答自己的錢足夠再過兩年:「那之後會發生什麼我還不知道。也許我反正活不了那麼久。」
4月份他動身到維也納曼寧臨終的床邊看她。他逗留了三四個星期,5月16日回都柏林。他從那兒寫信給馬爾科姆,說曼寧還活著,但無望恢復:「在維也納時我幾乎完全不能寫作。我感到自己如此腐爛。」
回都柏林後不久,在德魯利的建議之下他見了三一學院的醫學教授,診斷年初以來纏著他的腸病和整體的疲憊感。醫生懷疑他的胃裡在長什麼東西,但住院作了全面檢查後,他得知X射線沒有照出那種東西,唯一的發現是他患有一種非典型的、解釋不清的貧血症。醫生給他用補鐵和肝精的療法,他仍然覺得自己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學上,但狀況逐漸好轉了。
他急切地想快速戰勝自己的貧血症,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他最終決定接受諾爾曼·馬爾科姆長久以來的邀請,前往馬爾科姆在美國伊薩卡的家過夏天(起初他開玩笑地開出條件,若他去,馬爾科姆就得把他最喜歡的電影明星貝蒂·哈頓介紹給他)。他已訂了一張7月21日啟航的「瑪麗皇后」號的船票。第二個原因是,動身前往美國之前,他想在劍橋花幾個星期準備一份1946年以來所做工作的最終的、精良的打字稿。
復原期間他留在都柏林,大概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弄好了一份不錯的手稿副本,即現在的《哲學研究》第二部分。德魯利提出給他一部唱機,依他的選擇給他一些唱片,作為這項工作之餘的休息消遣。維特根斯坦拒絕了。他說那永遠不會有用;那就像給他一盒巧克力:「吃起來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停。」另一方面,他說德魯利自己在工作完感到疲倦的時候應該聽聽音樂。於是第二天早晨他叫人把一台收音機送到德魯利的屋子。之後不久德魯利談到,從收音機放的唱片裡明顯看出,錄音技術有了很大改進。這引出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典型的斯賓格勒式的反思:
這個特點如此顯著:就在複製機械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時,知道該如何演奏音樂的人越來越少了。
6月13日,德魯利和維特根斯坦一起聽了一次電台討論:A.J.艾耶爾和柯普勒斯頓神父談「上帝的存在」。維特根斯坦說,艾耶爾「說得有點內容,但難以置信地淺薄」。另一方面,柯普勒斯頓「對討論毫無貢獻」。試圖用哲學論證來證成基督教信仰,這完全錯失了要點。
一周後他離開了都柏林。感覺上,當他打包自己的大堆筆記本、手稿和打字稿時,他不只在了結都柏林的事務,也在結束自己對哲學的全部貢獻。他向德魯利提起,他收到一封路德維希·亨澤爾的信,信裡祝願: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順利,若那是天意。「現在這是我想要的全部了,」他說,「若那是天意。」
巴赫在《管風琴集》(Orgelbuchlein)的扉頁上寫:「獻給最高的上帝的榮耀,我的鄰人也許會因此而受益。」那是我本願就我的工作說的話。
這兒用的過去時[276]是有所說的;它提示了,他現在認為自己的工作還未結束,但也就這樣了。
美國之行前的一個月,他輪流到劍橋和馮·賴特在一起,或到阿克斯布裡奇和本·理查茲在一起。馮·賴特剛剛結束了當劍橋哲學教授——維特根斯坦繼任者——的第一年,住在拉迪瑪格麗特路的一間出租屋(「斯特拉爾德屋」)裡。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佔用了一個獨立的有兩個房間的套間,而且和這一家(馮·賴特夫婦和兩個孩子)一起用餐。「我擔心一件事,」去之前他寫信給馮·賴特,「我可能無法討論哲學。當然有可能那時情況變了,但目前我連想一想哲學問題都完全沒辦法。我的頭腦徹底鈍了。」
住在劍橋的這幾周裡,他關心的主要是對打字員口述一份手稿,這份手稿包含了從過去三年的寫作裡最終甄選出的論述,現在則構成了《哲學研究》的第二部分。這是人們所知的維特根斯坦整理的最後一份打字稿;因此,它代表了他的這種努力的終點:把自己對心理概念的論述整理成一種可出版的模樣。
不過,這份打字稿不代表那一任務的完成:照他在都柏林對伊麗莎白·安斯康姆的說法,他把這一新文選視為用於修訂《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的材料。他自己從未進行這一修訂工作,所以我們現在手頭的這本書就有了相當令人不滿意的兩部分結構,而第二「部分」不過是用於修訂第一部分的材料。此外,維特根斯坦原本設想的「第二部分」工作——對數學概念的分析——根本沒在書裡出現。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書的結構煞費苦心,一絲不苟,結果卻偏是弄人,他的著作出版時的形式距離他原本的設想非常之遠。
這份新打字稿裡的最長一節談的是「面相-觀看」問題,這是從(我們已談過的)過去三年他在這題目上做的工作裡抽出的精華。這一節佔據了整份打字稿的約一半篇幅(在印刷版裡占36頁)。然而,他告訴裡斯,他特別滿意的一節是談「摩爾悖論」的一節(第10節)。他說,很高興能把自己對此悖論的許多論述濃縮為這麼一個相對短的章節(印刷出來有3頁)。
「摩爾悖論」是維特根斯坦起的名字,指這種悖謬:陳述一個命題,然後說自己不相信它——例如:「這房間裡有一團火,我不相信有。」「摩爾悖論」這個名號也許是個錯誤的名稱:維特根斯坦——很可能錯誤地——相信摩爾發現了這種悖謬。(事實上,他曾對馬爾科姆說,發現這悖論是摩爾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工作。)維特根斯坦對此悖論的興趣源於這一點:雖然平常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自相矛盾,但它在形式上不是個矛盾。即,「這房間裡有一團火」和「瑞·蒙克[277]不相信這房間裡有一團火」這兩句陳述並不彼此矛盾。
維特根斯坦最初是在摩爾1944年10月遞交給道德科學俱樂部的一篇論文裡遇到這個悖論的。他立即寫信催促摩爾發表其「發現」,並解釋為什麼自己認為它如此重要:
你說了一點關於斷言之邏輯的東西。即:「假定p是實際情況,而我不相信p是實際情況」這話是有意義的,而斷言「(我說)p是實際情況,而我不相信p是實際情況[278]」是無意義的。得拒斥這個斷言,而拒斥它的是「常理」[279],正如拒斥矛盾的也是常理。這就表明邏輯不是邏輯學家以為的那麼簡單。具體來說:矛盾不是人們以為的那麼獨一無二的東西。矛盾不是唯一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形式,而且在特定的情形下是可接受的。在我看來,說明了這一點是你的論文的主要優點。
摩爾本人不這麼看。他傾向於說,既然這個悖論不在於形式矛盾,那麼它之所以是一個悖謬,是出於心理的、而非邏輯的理由。維特根斯坦強烈否定摩爾的說法:
如果我問某人「下一個房間裡有沒有一團火?」,而他回答「我相信有」,那麼我不能說「別文不對題。我問的是火,不是你的心理狀態!」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任何對「斷言什麼是或不是有意義的」的考察都是邏輯的一部分,而且,他自己的考察的主要關切之一就是指出在這個意義上「邏輯不是邏輯學家以為的那麼簡單」。這是伯特蘭·羅素早先談到過的維特根斯坦後期工作的一個方面;1930年羅素在寫給三一學院委員會的報告裡評論說,維特根斯坦的理論是「新穎的、非常原創性的、毋庸置疑的重要」。但是,「它們是否是為真,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喜歡簡單性的邏輯學家,我更願意說它們不是。」
維特根斯坦對「摩爾悖論」感興趣,因為它例示了——與邏輯學家對簡單性的欲求相悖——不能不加扭曲地把我們語言的形式塞進形式邏輯的範疇為之造的鴿子洞裡。「我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這個陳述是用來——雖說有點猶豫——斷言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它不是用於斷言一種心理狀態。(「不要把一個猶猶豫豫的斷言當作一個關於猶豫的斷言。」)因此它就區別於這種陳述:「我那時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和「他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280]——通常認為,這兩句談的都是人之所信[281],而不是談火。我們語言的邏輯的這個特點不容許我們構造「x believes/believed p」[282]這樣省力的形式,不容許我們認為無論給x和p賦什麼值這形式都保持不變:「我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與「我曾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283]不是同一類型的斷言:
「但『我曾相信』就過去所說的和『我(現在)相信』就目前所說的必定是同一回事情!」——當然,對-1所意味的,必定就是對1所意味的!根本什麼也沒說。
如果我們認為,無論x的值是什麼,這個形式都有單一的意義,那麼考慮時我們就陷入了無望的糾結。給定通常的乘法規則,-1的平方根既不能是一個正數,也不能是一個負數,在「實數」域裡沒有它存在的餘地。可是有一個用法:它在許多純數學和應用數學的重要分支裡是個根本概念。但人們發現,為了給予它意義,有必要構造「乘法」、「平方根」,乃至「數」的另外的意義,於是我們不說-1的平方根是一個實數,而說它是i、一個「虛數」(或有時稱之為「算子」)。給定了這個修正過的框架,i2=-1和-1平方根的概念不只不成問題,而且被當作整個「複數」理論的基礎。維特根斯坦對-1 平方根的興趣和他對「摩爾悖論」的興趣出自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它例示了,形式上的表面相似能夠掩蓋非常重要的意義上的差異。
這一思想是這本書的首要主題之一,表明了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提過的一個設想——他也許用肯特伯爵的話「我將教給你差異」當題銘——是正當的;這在《哲學研究》第二部分的心理概念分析裡尤為明顯。正如他希望表明邏輯不是邏輯學家想的那麼簡單,他也希望表明,心理概念和用到心理概念的句子並非如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希望它們所是的那麼整齊劃一。在兩種情況下,他的目標都是勸阻「對一般性的渴求」——都是勸勉人們在想之前先看。
例如,對於「句子『我害怕』(I am afraid)意謂什麼?」這個問題,並無足以覆蓋所有用到這個句子的情況的單一答案。就像1和-1的平方根的例子說明的,各種用法的差異可能正與其相似之處同樣重要:
這裡我們可以想像出千差萬別的東西,例如:「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很遺憾我必須承認。」
「我還是有點兒害怕,但不像從前怕得那麼厲害了。」
「其實我還是害怕,儘管我不願對自己承認。」
「我用各種讓人害怕的念頭折磨自己。」
「我害怕——偏偏這時候我不該害怕的!」
這些句子每一個都帶有一個特殊的語調,不同的語境。
可以想像有一種人,他們思考起來就好像比我們要確切得多,我們用同一個詞的地方,他們用好幾個不同的詞。
為了理解「我害怕」在某一具體情況下的意思,人們可能得考慮說這話時的語調和語境。沒有理由認為一種一般性的「恐懼」理論能在這兒幫上多少忙(一種一般性的語言理論能幫上的忙就更少了)。遠為切近要旨的是對人們的臉、聲音和處境的小心和細察的敏感。這種敏感只能通過經驗獲得——通過留意地看和聽我們周圍的人。一次,維特根斯坦和德魯利在愛爾蘭西部散步時經過一個坐在農舍外的五歲女孩。「德魯利,快看那孩子臉上的表情,」維特根斯坦懇求德魯利,又說,「你對人們的臉不夠注意;這是你應該努力改正的一個缺點。」這一聲忠告暗含在他的心理哲學裡:「一個內在的過程需要外在的標準。」但外部標準則需要認真地注意。
「內在的」東西並未對我們隱藏。觀察某人的外在行為——如果我們理解他們——就是觀察他們的心理狀態。所需的理解的精細程度可以或多或少。在一個基本的層次上:「我看見一個人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疼得蜷起身體,我不會想:可這個人的感覺對我隱蔽著。」但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有些人,甚至整個文化將始終對我們是個謎:
對於我們看待事物,這是重要的:有人會覺得,某些人的內在生活將始終對他是神秘的。他永遠不會理解他們。(歐洲人眼裡的英格蘭女人。)
這是因為,缺少為了理解「精微莫測的證據」、「眼光、姿態和聲調的各種精微之處」所需的共同經驗。這一思想凝結在維特根斯坦的一條最驚人的格言裡:「即使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理解不了它。」
照維特根斯坦的看法,理論化導致的抽像性和一般性、法則和原則,只是阻撓了我們達到對那「精微莫測的證據」的更好理解的努力。但沒有理論,如何改善我們的理解、深化我們的洞見呢?
例如,有關我們對人的理解,要作出的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區分之一是:區分真正的和佯裝的感情表達:
對感情表達是否真確有沒有「行家」判斷?——即使在這裡也有些人具有「較佳的」判斷力,有些人的判斷則「較差」。
正確的預測一般出自那些對人的認識較佳的人所作的判斷。
我們能學習怎樣認識人嗎?是的;有些人能。但不是通過課程,而是通過「經驗」。——另一個人在這事上可以做他的老師嗎?當然。他時不時給他正確的提示——在這裡,「學」和「教」看起來就是這樣——這裡習得的不是一種技術,而是在學習正確地判斷。這裡也有規則,但這些規則不構成系統,唯富有經驗的人能夠正確運用它們而已。不像計算規則。
這種教師的一個例子也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人物佐西瑪神父:
許多人說,佐西瑪長老准許每個人到他那兒袒露心靈,求請忠告和治療的言辭,這事有了如此多的年頭,他的靈魂吸納了如此多的秘密、傷心事和坦白,結果他獲得了如此精細的洞察力,只要看一眼陌生人的臉,就知道他來是為了什麼,他想要什麼,是何種痛苦折磨著他的良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佐西瑪神父時,正是在描寫維特根斯坦在心理洞見上的理想。維特根斯坦勸德魯利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來德魯利說他覺得佐西瑪這個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維特根斯坦回答:「是的,真有那樣的人,他能直接看進別人的靈魂並給他們忠告。」
維特根斯坦暗示,就理解我們自己和別人而言,那樣的人比現代心理學科學的實驗方法給我們更多教益。不是因為這門科學不成熟,而是因為它採用的方法不適於它的目標:
不能用心理學是一門「年輕科學」來解釋心理學的混亂與貧瘠;心理學的狀態無法與物理學等等的早期狀態相比。(倒不如與數學的某個分支相比:集合論。)就是說,在心理學中實驗方法和概念混亂並存。(就像在集合論中概念混亂和證明方法並存。)實驗方法的存在使我們以為我們具備解決困擾我們的問題的手段;雖然問題和方法各行其是。
《哲學研究》第二部分的結尾暗示了維特根斯坦的書的第二卷可能包含什麼內容:
有可能對數學進行某種探索,它同我們對心理學的探索完全類似。它不是數學探索,正如我們的探索不是心理學探索。在這種探索中沒有計算,所以它不是邏輯斯蒂之類。它也許有資格稱作「數學基礎」的探索。
7月12日口述這份打字稿的工作完成了,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到阿克斯布裡奇和本·理查茲一起度過美國之行前的一周。在生命餘下的兩年裡,雖然繼續寫哲學,但他沒有進一步嘗試照他曾經的打算重新組織他的書。因此,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哲學研究》就是1949年夏天他放下時的模樣——帶有一點暫且如此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