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沃特斯認為,維特根斯坦不得不離開研究部,是因為受邀「回到劍橋教授席」,但維特根斯坦卻決心若有可能就不回劍橋。他想在重新履行教授職責之前寫完他的書,就達成這一目標而言,他覺得斯旺西是個好得多的地方。去年12月份,得知格蘭特和裡弗新一年要離開紐卡斯爾之後,他產生了到斯旺西去的想法。正如在一封寫給馬爾科姆的信裡說的,他想和某個能與之討論哲學的人在一起,裡斯是顯而易見的選擇。「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裡斯,」他寫道,「我相信你在我的課上見過他。他是摩爾的學生,是個出色的人,也有真正的哲學天分。」
不過,離開紐卡斯爾前一周他突然想到,自己也許不能在斯旺西長期工作。他向裡斯解釋說,他能免於教授職責而獲假,是因為在做「重要的」戰爭工作:
如果(例如)我離開這兒,另找一個工作,比如說在一家醫院裡,我就得告訴總理事會,請他們批准新工作。現在,如果我下周去劍橋,他們就會想知道我正在做什麼,我就得告訴他們我想做幾個月的哲學。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會說:如果你想做哲學,那麼你就不是在做戰爭工作,你就得在劍橋做哲學。
……我幾乎肯定我現在無法在劍橋工作!我希望能到斯旺西去。
結果維特根斯坦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在劍橋呆了幾周之後,他獲准休假,到斯旺西寫他的書。1944年3月他離開劍橋,來年秋天前都不用回來。
可以同裡斯天天討論,並非斯旺西的唯一吸引力。維特根斯坦喜愛威爾士海岸,也許更重要的是,他發覺斯旺西的人比劍橋的人更與自己投合。「天氣是惡劣的,」1945年他告訴馬爾科姆,「但我很高興自己不在劍橋。」
我在這兒認識了很多我喜歡的人。看起來,我在這兒比在英格蘭更容易與人相處。我想要微笑的時候多多了,比如,走在街上時,或看見孩子時,等等。
通過報紙上的一則廣告,裡斯為他找到了住處:朗蘭灣海岸旁的某個曼恩夫人的家。這個地方如此完美,乃至曼恩夫人寫信向維特根斯坦說明自己改變了心意,決定不能收他當房客時,他拒絕接受,不顧一切地堅持搬了進去。1944年春天他都住在她那裡,結果她也確實是個好女房東,在他的健康狀況週期性變糟的時候很好地照顧了他。
搬到曼恩夫人那兒後不久,他和羅蘭德·赫特有過一陣通信,這些通信大概體現了法妮亞·帕斯卡爾寫下這段話時的心中所想:若你想自殺或改變信仰,維特根斯坦是最好的咨詢者;但若關乎的是更日常的焦慮和恐懼,那他可能是危險的:「他的救治可能太過激烈,太過外科手術化。他會搞得像對付你的原罪。」
當時赫特服役於皇家軍醫團,不滿意自己的職位。他希望獲得一紙調令,到實驗室或手術室工作。深感沮喪的他寫信向維特根斯坦抱怨自己的情況。雖然維特根斯坦總是鼓勵任何取得醫學職位的願望,但他把赫特的問題視作靈魂的問題而非關乎其職業的問題。「我對你的信沒有好印象,」3月17日他寫信給赫特,「雖然我很難說出是什麼錯了。」
我覺得好像你正變得越來越懶散。我不是為此而責怪你,我也無權那樣做。但我在思忖該對之做點什麼。找心理學家——除非他是個很非凡的人——不會帶給你多少益處。
無論如何,他傾向於懷疑是否赫特到手術室就能幹好:「在那兒你要相當迅速和機敏,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樣。」但,「我覺得一件事是明顯的:你肯定不能在一個羞辱或洩氣的職位上繼續呆下去。」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核心問題是保存赫特的自尊。如果不能得到調令,如果不願意做好手頭的工作(不管是什麼工作),那他應該申請調往靠近前線的部門,無論他能在前線找到什麼職位。維特根斯坦告訴他,在那兒「你起碼在過某種生活」:
我自己只有極少的勇氣,比你少得多;但我發現,每當我在長久的掙扎之後鼓起勇氣做某事時,總是在事後感到自由得多、快樂得多。
「我知道你有一個家庭,」他預見到這一建議的明智性將遭遇到的最顯見質疑,「但如果你對自己沒用處,你對你的家庭也不會有任何用處。」如果赫特的妻子洛蒂現在看不到這一點,「有一天她會看到的」。
和維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向朋友提出的其他建議一樣,這個建議很明顯基於他自己的大戰[242]經驗。例如,動身參加「D日」行動[243]前,莫裡斯·德魯利到斯旺西向維特根斯坦告別,維特根斯坦留給他這句話:
一旦發生陷入肉搏戰的情況,你必須就站在一邊,任由自己被屠殺。
「我覺得,」德魯利寫道,「上次戰爭時他曾給過自己這個建議。」與此類似,諾爾曼·馬爾科姆應募加入美國海軍時,維特根斯坦把哥特弗裡德·凱勒的小說《哈特勞布》(Hadlaub)的一個「骯髒印本」(大概是二手的,有點污損)寄給他。維特根斯坦寫道,它不太乾淨的好處「是你在引擎室裡讀也不會把它弄得更髒」。他顯然把馬爾科姆的工作想像成在一艘類似於哥普拉納的蒸汽船上的體力活。彷彿戰爭給了他一個機會:通過他的年輕朋友,由別人代替他再經歷一次1914—1918年的強烈的、改變自我的事件。
人們感到,如果處於赫特的境地,維特根斯坦將毫不猶豫地申請調往前線——就像他1915年做的那樣。
不過他給赫特的建議還基於一種更一般的態度。「我認為,」他告訴赫特,「你必須停止爬行,重新開始行走。」
順便說一句,當我談到勇氣,我的意思不是跟你的上級大吵大鬧;尤其那樣做完全無用、只是嘴上發洩的時候,不該那麼做。我的意思是:找一副擔子,努力挑起來。我知道我無權說這話。我自己不很善於挑起擔子。但這仍是我想說的全部了;等哪天我能見到你時再說。
從赫特的回信裡看不出他打算接受這個建議,他說自己最近找了個心理學家。「我希望知道更多的軍事事務」,維特根斯坦的回信帶有不耐煩的嘲諷味:
我不能理解,比如說,一個心理學家和你在軍中的病症有什麼關係。在心智上你肯定毫無問題!(或者就是有問題,那個心理學家也不會知道。)
他再次勾勒了自己此前的建議。如果赫特不能獲得調令,那麼他要做的唯一事情是:「做你真正做得好的工作;把它做得好到這種程度:你做它的時候不失去你的自尊。」
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用自己具備的各種手段得到一個更好或更適合的工作,這是個動腦子的事。但如果那些手段失敗了,那就到了這種時刻:總是抱怨和責怪不再有意義,應當去安定下來。你就像這麼一個人:他搬進一個房間,說「哦,這只是暫時住住的」,就不拆開他的箱子。此刻沒問題——暫時。但如果他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或下不了決心冒險徹底搬去(例如)另一個鎮子,那麼他就應該拆開箱子安定下來,無論那房間好不好。因為什麼都勝過生活在等待狀態中。
「戰爭將會結束,」他堅持說,「最重要的是戰爭結束時你將是何種人。也就是說:戰爭結束時,你應當是一個人。而若你現在不鍛煉自己,你將不是。」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當責怪無益時停止責怪。在我看來,你應當要麼申請調往靠近前線的某個地方、就冒次險,要麼,如果你不想那樣做,就在你身處的地方坐下來,不想挪動的事,只想做好你現在有的工作。
「我將對你完全坦率,」他給出了另一個建議,這建議說明他也許在把自己的歷史投射到赫特的情況上去,「我要說,我認為不住在你的家庭夠得到的地方對你更好。」
當然,你的家庭是一種慰藉,但也可能具有一種使人軟化的效果。慮及某些疼痛,你會想讓皮膚更硬,不是更軟。我是指,我有這樣一個想法(也許錯得該死),你的家庭使你更難或不可能安定下來做好你的工作而不左顧右盼。還有,你也許應該朝你的內心多瞧一眼,但若身處家庭之中,這一點也許也是不可能的。若你把這封信給洛蒂看而她激烈地反對我,我會說:或許她若不反對就不是個好妻子,但這不意味著我對你說的話就不是對的!
赫特仍然渴望得到調令,他寫信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已見過指揮官,很快還要再見一次。「在我看來,」維特根斯坦回信,「你交替生活在無根據的希望和絕望中……此時在調令的問題上糾纏指揮官,我覺得很傻。你遭拒以來事情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你寫道:「這一切措施已經或將會使我在這兒的位置更滿意,或者起碼好很多。」這全是胡話,讀這些話我真覺得噁心。能使你更滿意事態的措施,是一個得在你內部採取的措施。(但我不想說,遠離你的家庭沒有助益。)
有關這件事的交流在6月份結束了,最後一句話是維特根斯坦說的。「我祝你好運和耐心!」他最後寫道,「還有別再找心理學家。」
這時維特根斯坦已搬出了曼恩夫人的房子,搬進了衛理公會派教長韋恩福德·摩根牧師的家。他第一次拜訪那房子時,摩根夫人如熱心的女主人那樣問他想不想來點茶,想不想來點這個或那個。她丈夫在另一個房間向她叫道:「別問;給他。」這句話極深地打動了維特根斯坦,他在許多場合對朋友複述過。
但在其他方面,維特根斯坦對自己主人的印象不那麼讚許。維特根斯坦取笑他在牆上排放從不讀的書,指責他把書放在那兒只是為了讓教眾看。摩根問維特根斯坦是否信仰上帝,他回答:「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東西和我信仰的東西之間的差異也許是無限的。」
這句話指的當然不是衛理公會派和基督教的其他形式之間的差異。維特根斯坦不是衛理公會派教徒,同樣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曾評論自己皈依天主教的朋友:「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他們相信的所有事。」其中一人是約裡克·斯麥瑟斯,維特根斯坦寄宿在摩根牧師那兒時,斯麥瑟斯寫信向維特根斯坦宣佈自己的皈依。維特根斯坦非常關切,尤其他認為自己可能因為鼓勵斯麥瑟斯讀克爾凱郭爾而無意中要為這一皈依負部分責任。他給斯麥瑟斯的回信是委婉的:「如果有人告訴我他買了走鋼絲者的全套裝備,在看到他拿它做了什麼之前,我不覺得有什麼。」
在一本筆記本裡他澄清了這一比喻的含義:
一個誠實的宗教思考者像一個走鋼絲的人。看上去他幾乎只是在空氣上行走。他的支撐是能想像的最纖細的東西。但確實可能在那之上行走。
雖然維特根斯坦對能完成這平衡之舉的人抱有最大的欽佩,但不認為自己是其中一員。例如,他不能使自己相信傳聞裡的奇跡的字面之真:
一個奇跡彷彿是上帝作出的一個手勢。就像一個人安靜地坐著、然後作出一個動人的手勢,上帝令世界平滑地運轉,然後令一個象徵性的事件、一個來自自然的手勢伴隨聖人的言辭。這是個例子:某個聖人說話時,他周圍的樹彷彿出於敬畏而屈身鞠躬——那麼,我相信這種事發生了嗎?我不相信。
對於我而言,相信這種意義上的奇跡的唯一可能,是一個事件以某種特別的方式觸動我。於是我會說(例如):「不可能看到那些樹而不覺得它們是在回應那些言辭。」就像我會說「不可能看到這隻狗的臉而看不到他正警覺著、全神貫注於主人正在做的事。」我能想像,僅僅敘述聖人的言詞和生活,就能使某些人相信樹鞠躬的故事。但我沒感到這種觸動。
他向摩根承認自己信仰上帝,但他的信仰並非採取認同任一具體學說之真的形式,而是採納了一種對待生活的宗教態度。他曾這樣向德魯利表述這一點:「我不是一個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從宗教的角度看待每一個問題。」
摩根家隔壁住著克萊門特一家,維特根斯坦很快和他們交上了朋友——他對馬爾科姆說自己發覺在斯旺西比在英格蘭更容易與人相處,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特別喜歡克萊門特夫人,她邀請他每週和她家人一起吃星期天午餐。「她不是個天使嗎?」一次星期天午餐時,他對她丈夫說到她。「她是嗎?」克萊門特先生回答。「見鬼去吧,哥們兒!她當然是!」維特根斯坦吼道。事實上,克萊門特夫人深深打動了他,結果他更希望寄宿在她的屋子裡而不是摩根那兒。在那之前克萊門特家沒收過房客,也不太想收;但在壓力之下,他們同意維特根斯坦搬進來。隨後3年維特根斯坦和克萊門特一家都維持著聯繫,在劍橋的最後幾年裡他也在放假時到他們家做客。
克萊門特夫婦有兩個女兒,瓊,11歲,芭芭拉,9歲;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幾乎被當作家庭成員。他們覺得「維特根斯坦」這名字有點兒拗口,全都叫他「維基」[244],但維特根斯坦明確地只允許他們這樣叫。不尋常地,維特根斯坦在克萊門特家時和全家人一起吃飯。他也加入到這一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尤其喜歡和女孩們一起玩「嚕逗」[245]和「蛇與梯子」[246]——有一次,玩「蛇與梯子」時維特根斯坦特別投入,連續玩了兩個多小時之後,女孩們不得不懇求(不情願的)他別非玩完不可了。
他也對兩個女孩的教育抱有積極的興趣。姐姐瓊當時正參加當地語法學校的考試。成績公佈的那天,維特根斯坦回到家時發現她在哭。她得知自己沒過關。維特根斯坦斷定這是不可能的。「見鬼去吧!」他說。「我們會瞭解的!」維特根斯坦衝到瓊的學校,瓊和她母親焦慮地跟在後面,他去見那個說瓊沒過的老師。「你說她沒過,我很震驚,」他對老師說,「我可以負責地告訴你,她一定過了。」他幾乎脅迫著老師查核記錄,她發現確實有一個錯誤——每個人都大鬆了一口氣——瓊拿到了通過考試的足夠分數。維特根斯坦斥責那老師是「無能的傻瓜」,不過,雖然他的判斷和瓊的能力都得到了印證,克萊門特夫人卻羞於再在學校露面。
除了自願承擔的家庭責任和幾乎每天同裡斯出門散步,維特根斯坦在斯旺西的時間主要用於寫作。他帶在身邊的有《哲學研究》1938年版的打字稿,在蓋斯醫院工作時寫滿的筆記本和硬皮賬簿;他開始寫這本書的一個修訂本,希望來年秋天自己必須回劍橋時能把它交給出版社。
在斯旺西的頭兩個月裡,他的工作焦點在數學哲學上。他拾起了在蓋斯醫院記的那本他名之為「數學和邏輯」的筆記本上的工作。在這本筆記中他主要關注「遵行規則」這個概念。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結尾是對於牽涉這一概念的混亂的論述,第二部分的開頭則試圖拆解這些混亂,為數學哲學問題的討論掃清道路。然而,他死後出版的重寫過的《哲學研究》版本裡,對遵行規則的討論是用於為心理哲學問題的討論掃清道路。這一變化是在1944年春夏月份的斯旺西發生的。
兩件前後只差幾個月的事,說明了在斯旺西時維特根斯坦的興趣轉移得多麼迅速和根本。第一件事發生在他搬到那兒不久:約翰·維茲德姆為維特根斯坦寫了一個簡短的傳記性段落,打算收入一本人物傳略辭典。出版前維茲德姆把那段話寄給維特根斯坦過目。維特根斯坦只作了一處修改;他在那段話後面加了一句:「維特根斯坦的主要貢獻在於數學哲學。」兩三個月之後,維特根斯坦正在寫那組後來稱作「私有語言論證」的論述時,裡斯問他:「你論數學的工作怎麼樣了?」維特根斯坦揮了揮手回答:「哦,別人可以做那個。」
當然,在數學哲學和心理哲學之間反覆切換,拿一個領域的問題當類比,說明另一個領域中的要點,這是維特根斯坦1930年代早期以來在講座、筆記和談話裡一直做的事。批駁「私有語言是可能的」這個觀念的興趣也不是1944年新起的:早在1932年他就在講座裡討論過。1944年的轉變的重要之處在於,這次轉變是永久的:維特根斯坦再也沒有回到把自己對數學的論述安排成一種可出版的形式的努力上,另一方面,他盡其餘生都在調整、再調整以及修訂自己的心理哲學思想。此外,這一似乎永久的轉變到來時,正是他完成自己書裡的數學哲學部分的願望顯得最急切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轉變的線索在於維特根斯坦對他的書的想法的變化,尤其是他認識到,他對遵行規則的論述不應只是對數學的討論的先期工作,而應該是對數學和心理概念兩者的考察的序曲。儘管對裡斯說「別人可以做那個」,儘管從未回到論數學的工作上,但維特根斯坦仍舊認為自己對數學的論述屬於《哲學研究》。因此,1945年寫的此書序言仍然把「數學基礎」列為此書關心的主題之一;遲至1949年,他在一本筆記本裡寫道:
我想把我的《哲學研究》裡對數學的考察稱為「數學的開端」。[247]
所以,應該首先並主要把這一轉變視為維特根斯坦的構想——對自己的遵行規則論述的力量的構想——的轉變。現在它們引向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方向,認識到這一點後,維特根斯坦更傾向於沿著引向心理概念考察的思路前進。雖然活得不夠長,未折回腳步沿著叉路的另一支前進,但他沒有放棄這個想法:它在那兒,要沿著它前行。因此《哲學研究》的最後一段論述——「有可能對數學進行某種探索,它同我們對心理學的探索完全類似」——和他對裡斯說的話是契合的。雖然他沒有挖出他的書第一部分的全部蘊涵,但這事仍可能由別人做完。
和裡斯談話時維特根斯坦曾說,只有改變了自己的哲學立場,進而去發展某種新東西時,他才感到真正有活力。對此他給出了一個例子:他覺得那是自己的哲學邏輯[248]的一個重要改變,涉及的是他對「語法」命題和「實質」命題之間關係的看法。他說以前他認為這一區分是固定的。但現在,他認為兩者的界線是流動和容許改變的。真正說來這像是個著重點的變化,而非觀點的變化,因為即便在《哲學研究》1938年版本裡他也不認為這一區分是固定的。但他也沒特別強調其流動性。正是這一強調支配著他1944年夏天的工作進程。
這兩種命題的區分位於維特根斯坦全部哲學的心臟:在心理學、數學、美學,甚至宗教的思考裡,他對自己不贊同的人的核心批評是:他們混淆了語法命題和實質命題,把應當被恰如其分地視為語法(在維特根斯坦給這個詞的相當古怪的意義上)革新的東西說成一種發現。
因此,照他的看法弗洛伊德並未發現無意識,而是弗洛伊德把「無意識思想」和「無意識動機」這樣的語詞引入了我們的心理描述的語法。類似地,格奧爾格·康托爾並未發現無限數目的無限集合的存在;他引入了「無限」這個詞的一個新意思,從而現在能有意義地談論各種無限的層級了。對於這樣的革新,要提出的問題不是「新發現的」實體存在與否,而是那革新對我們詞彙表的添加和引入我們語法的變化是否有用。(維特根斯坦自己的看法是,弗洛伊德的是有用的,康托爾的是無用的。)
維特根斯坦對語法命題作了各種刻畫——「自明的命題」,「概念-形成的命題[249]」,等等——但一種最重要的刻畫是說它是規則。在強調語法/實質之區分的流動性時,他把注意力引到這個事實上:概念-形成——因此還有規定哪些話有意義哪些話沒意義的規則的確立——不(像他在《邏輯哲學論》裡認為的那樣)是由邏輯形式的不可變的法則固定下來的,而是始終與一種習俗、一種實踐相連。因此,不同的習俗或實踐將預設跟我們覺得有用的概念不同的概念。從而,這又牽涉到接受跟我們事實上採用的規則不同的規則(來決定哪些話有意義哪些話沒意義)。
對語法命題的關切位於維特根斯坦數學哲學的中心地帶,因為他想表明,數學的「無情」不在於數學真理的確定知識,而在於「數學命題是語法性的」。「2+2=4」的確定性在於:我們不當它是一個描述,而當它是一條規則。
在就數學哲學寫的最後論述裡——以及和裡斯的談話裡——維特根斯坦越來越關心遵行規則和習俗(customs)之間的聯繫:
「遵行規則」這個概念的應用以一種習俗為前提。因此說這話是無意義的:世上只有一次有人遵行一條規則(或一個路標;玩一個遊戲,說一句話,或理解一句話;諸如此類)。
這是一個非常一般性的要點,從這一論述所在的筆記本裡——寫於1944年——根本看不出維特根斯坦想的是數學。這一要點和維特根斯坦反對私有語言可能性的論證之間的聯繫是明顯的:
我可以今天給出一條新的規則,它從未被應用過,可是人們理解了它。但如果從未有任何規則被實際應用過,還可能有那種事嗎?
而如果現在有人說:「有一個想像中的應用是不是足夠了?」答案是:不。
照此說來,如此這般重構這書像是完全自然的:論遵行規則的章節不是引向數學哲學,而是引向反對私有語言可能性的論證。在那個夏天做的工作中,維特根斯坦把《哲學研究》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篇幅擴充到了以前長度的大約兩倍,加進了現在被視為此書核心部分的內容:論遵行規則的章節(出版本的189—242節),和論「經驗的私有性」的章節(243—421節的所謂「私有語言論證」)。
8月,他開始進行一次像要把書最後調整好的嘗試,打算在自己秋天離開斯旺西之前做完這事。他告訴赫特,到那時「我有可能再去幹一種戰爭工作。」在一封稍後的9月3日的信裡他寫道:「我還不知道10月初我得離開時要做什麼,我希望事態代替我的手作出決定。」隨著同盟國在法國迅速推進,俄國人向波蘭進擊,此時戰爭明顯很快將以德國的戰敗而告終。維特根斯坦沒有在這件事裡看到任何喜悅的理由。「我很肯定,」他告訴赫特,「這次戰爭後的和平比戰爭本身更可怕。」
無論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戰爭工作,還是因為休假不能延長,離開斯旺西後,維特根斯坦被迫返回劍橋。他勉強地回去了,原因並不是他的書仍未寫完。離開斯旺西前他準備好了一份他認為可出版的部分的打字稿。(這一稿與最後版本的前421節差不多相符。)他已經丟掉了把此前他認為這本書裡的最重要(論數學哲學的)部分調整到滿意的希望,一個仍存的希望是寫完他的「第一卷」:對心理概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