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維特根斯坦動身前往挪威,此行極為自然地令人想起他先前在1913年10月的那次出行。兩種情形下,他的出行都未確定歸期,都是去完成一項確定的任務——著手為自己的哲學論述找到一種最終表達。兩次動身時他都丟下了一個他愛的人。
差別在於1913年品生特不想陪著他。品生特是否曾知道維特根斯坦多麼愛他,這是成問題的;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回報以愛。他為了與維特根斯坦的「相熟」而「欣慰」,但並不在任何意義上依賴之。1913年10月品生特接受律師訓練,他更關心這件事,而不是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友誼,他大概覺得跟維特根斯坦分開一段時間是一種解脫。
然而,對於弗朗西斯,生活的中心正是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如果維特根斯坦要求,他會扔掉一切去挪威和維特根斯坦一起生活。「收到你的信時,」他們分開僅幾周後他寫道,「我希望我能過去幫你打掃房間。」缺少了維特根斯坦,他在劍橋的生活孤獨而沉悶。他和家人不再相處融洽,他不再能參與維特根斯坦的工作,而且他討厭工廠的工作,雖然為了維特根斯坦而堅持著。他定期報告自己的工作,無疑,是維特根斯坦要他這麼做的。報告聽上去遠不是熱情的:「我的工作進行得不錯。我在做主螺旋槳」(1936年8月21日);「我的工作做得不錯。我差不多要把螺旋槳做完了。上一周我得用手工工具在螺旋槳上幹點活,起初是困難的。現在我把它們擦得可以鍍鎳了」(1936年9月1日);「我有一張200個通風計和壓力計的訂單。我希望不會再有這麼多」(1936年10月14日)。終於,和羅蘭德·赫特討論了自己在工廠的處境後,甚至溫和順從的弗朗西斯都激動得表達自己的不滿:
我不太確定我和公司的關係。我不太確定,我是否在做充分發揮我的用處的工作。我覺得(赫特同意我),受到例外的照顧,和跟大家一起干一切活,這兩種事是有差別的。比如,我的頭頭對我說,如果我要在那兒呆5年,那他能很快地使我提高,但我只是去那兒2年,公司知道我終究不會對他們太有用,這是很不同的。
他說,他試過記住維特根斯坦告訴他的:「懷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慮(hopeful,grateful & thoughtful)」,但在這樣的環境裡那並不容易。他沒有這麼說——但我們可以想像他會這麼想——在這樣的處境裡,他沒什麼可希望的,絲毫沒什麼可感激,什麼也佔據不了他的思想,除了情願跟維特根斯坦在一起。他告訴維特根斯坦,由於和赫特的談話的緣故,「我感到我多麼希望你能在這兒,跟你說話」。他在信裡再三強調:「帶著很深的愛意,我老是想著你。」這部分通信中維特根斯坦那一方的未保留下來,但看到弗朗西斯的愛的宣告方式,有時我們會想,也許這些話是為了打消維特根斯坦可能表達過的疑慮:「我對你的感情完全沒變。這是誠實的事實。我老是想著你,帶著很深的愛意。」
維特根斯坦的「懷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慮」的建議有可能是他給予弗朗西斯的同情之理解的全部。在挪威,維特根斯坦的心思更多放在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上——一如既往,兩者難解難分地聯繫著——而非放在弗朗西斯身上。事實證明,和1913—1914年、以及1931年一樣,獨自住在挪威有利於嚴肅地思考邏輯和他的罪。
「我確實相信,來這兒思考上帝對我是正確的事」,十月份他寫信給摩爾,「我不能想像,在任何別的地方我能像在這裡一樣工作。這兒有安靜的、也許極好的風景;我指,它的安靜的嚴肅。」聽說摩爾和裡斯都覺得很難寫一點東西,維特根斯坦回應說,那是一種好的跡象:「酒發酵的時候不能喝,但酒在發酵,說明這不是洗碗水」。「你看到了吧,」他補充說,「我仍在作美麗的比喻。」
維特根斯坦寄給摩爾一張地圖,上面標明了他的小屋和海灣、鄰近的山巒、最近的村子之間的關係。目的是說明,不划船到村子去是不可能的。溫暖的季節倒不壞,但到了10月份,天氣就潮濕寒冷了。他寫信給帕蒂森:「天氣從很棒變得糟透。現在像地獄一樣下雨。兩天前下了第一場雪。」帕蒂森的答覆是寄給維特根斯坦一頂海員防水帽,維特根斯坦很高興。他想起了「滿意消費者的來信」,寫道:「『尺寸和款式都完美』,正如他們總是寫信對品味裁縫伯頓先生說的那樣。」
他帶了一本《棕皮書》,打算拿它當基礎材料,構築出他的書的最後版本。在一個多月裡,他修訂《棕皮書》,同時把它從英語譯為德語,並重寫。11月初他放棄了,用粗體字寫道:「Dieser ganze『Versuch einer Umarbeitung』vom(Anfang)bis hierher ist nichts wert」(「這全部的修訂努力,從最初到現在都是沒用的」)。在一封寫給摩爾的信裡他解釋說,通讀自己迄今寫的東西時,他發覺那全都是、「或幾乎全都是無聊的和刻意的」:
把英語版本擺在面前時,我的思考卡住了。因此,我決定全部重來,只讓我的思想本身引導它——我發覺頭一兩天是困難的,但隨後就容易了。所以我正在寫一個新版本,我希望,我說它比前一版本稍微好點的時候,我沒有弄錯。
這一新版本成了維特根斯坦之書的開篇的最終表述。它大致構成了出版了的《哲學研究》的1—188節(約占此書的四分之一),這也是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工作裡唯一令他完全滿意的部分——唯一他後來沒再試圖修訂或重排,或表示若有時間自己希望修訂的部分。
它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棕皮書》的佈局;起首是聖奧古斯丁解釋自己如何學會說話,用於引入語言遊戲的概念;然後進到對遵行規則的討論。不過,在這最終的版本裡實際引用了聖奧古斯丁《懺悔錄》裡的那段話,也更明白地說出了以此開場的用意:
在我看來,我們在上面這段話裡得到的是人類語言本質的一幅特定的圖畫,即,語言中的語詞是對象的名稱——句子是這樣一些名稱的聯繫——在語言的這幅圖畫裡,我們發現了以下觀念的根源:每個詞都有一個含義;含義與語詞一一對應;含義即語詞所代表的對象。
書的餘下部分將檢視這一想法的含義和這一想法引得哲學家進入的陷阱,並提示走出那些陷阱的路徑。這些路徑的起點,都是驅除奧古斯丁表述的那種語言的(前哲學的)圖畫;這幅圖畫引出了上述提到的哲學想法。維特根斯坦希望這樣就能抓住哲學混亂的前哲學根子,從而拔除之。
有時人們認為,維特根斯坦給出聖奧古斯丁的引文,是為了呈現一種語言理論,然後再由他來說明這種理論是錯誤的。事實並非如此。《懺悔錄》畢竟(至少主要)不是一本哲學著作,而是一本宗教自傳;在所引的段落裡,奧古斯丁不是在做理論,而是在描述自己如何學會說話。這恰是適宜用它呈出維特根斯坦哲學事業的靶子的理由。雖然並未表達理論,但奧古斯丁的描述裡包含的是一副圖畫。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所有哲學理論正是根植於這樣一幅圖畫,而且,必須通過引入一副新圖畫、一種新隱喻連根拔除那些理論:
被我們的語言形式吸收的某個譬喻造成一種假象,這種假象使我們不安。
一幅圖畫囚禁了我們。我們逃不脫它,因為它在我們的語言之中,而語言似乎不斷向我們重複它。
維特根斯坦之書的開場的最後版本與《棕皮書》的不同之處是,他不是不加解釋地帶領讀者去看一系列語言遊戲,而是不時停下來闡述自己的做法,並預防某些可能的誤解:
我們的清楚簡單的語言遊戲並不是為將來給語言制定規則所作的預備性研究——彷彿它們是向充分的規則走出的第一步,暫不考慮摩擦和空氣阻力。毋寧說這些語言遊戲立在那裡作為參照物,它們將通過相似性以及不相似性來幫助我們領會我們的語言是怎樣一種情形。
我們要做的不是用前所未用的方式把語詞用法的規則系統弄得精粹或完善。
我們所追求的清晰當然是一種完全的清晰。而這只是說:哲學問題應當完全消失。
真正的發現是這一發現——它使我能夠做到只要我願意我就可以打斷哲學研究——這種發現給哲學以安寧,從而它不再為那些使哲學自身的存在成為疑問的問題所折磨——現在毋寧是:我們用舉例來表明一種方法,而這一串例子是可以從中打斷的——一些問題得到解決(困難被消除了),而不是單獨一個問題。
他預計到對自己的哲學觀念和方法的一種自然反應,他問:「我們的考察是從哪裡獲得重要性的?——因為它似乎只是在摧毀所有有趣的東西,即所有偉大而重要的東西(就像摧毀了所有建築,只留下一堆瓦礫)。」他回答:「我們只是摧毀了搭建在語言地基上的紙房子,從而讓語言的地基幹淨敞亮。」在另一段話裡,雖然隱喻變了,但說了同樣的意思:
哲學的成果是揭示出這樣那樣的十足的胡話,揭示我們的理解撞在語言的界限上撞出的腫塊。這些腫塊讓我們認識到揭示工作的價值。
這種解釋對於沒有自己體驗過這「腫塊」的人是否有任何意義?這是仍可懷疑的。但真要這麼說的話,那麼,拓展這種方法就不是為了那些人,就像拓展弗洛伊德的分析不是為了心理學不關心的人。《哲學研究》——也許比任何其他哲學經典都更甚——要求的不只是讀者的智性,還有讀者的涉入(involvement)。其他的偉大哲學著作——如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想知道叔本華說了什麼」的人可以有興致和有樂趣地讀之。但若抱著這種態度讀《哲學研究》,很快就會覺得無聊和瑣碎;不是因為它在智性上困難,而是因為實際上不可能推想出維特根斯坦在「說」什麼。因為,他真的不是在說任何東西;他是在呈現一種拆解混亂的技術。除非這些混亂是你的混亂,否則你就會覺得這本書寡淡無味。
用聖奧古斯丁《懺悔錄》的引文開始這本書顯得是恰當的;為什麼如此?此處——讀懂這本書需要極大程度的個人涉入——提供了另一個理由,那就是:對維特根斯坦來說,所有的哲學,若其勞作是誠實和得體的,都始於一種懺悔。他常常說,寫出好的哲學和對哲學問題作出好的思考,這是一個意志的問題,更甚於是一個智性的問題——抵抗誤解之誘惑的意志、抵抗膚淺的意志。妨礙一個人獲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驕傲。因此,「必須拆毀你的驕傲之殿。而那是困難得可怕的工作。」要做得體的人,或寫得體的哲學,都必須進行這種拆毀自己的驕傲所需的自我審查。「如果有人因為那太痛苦、不願降入自身之中,寫作時就脫不了膚淺」:
對自己撒自己的謊,就自己的意志狀態的虛飾欺騙自己,必定對[一個人的]風格有壞影響;因為結果將是,你說不出那風格裡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如果我對自己表演,那麼那風格表達的就是這個。那風格就不能是我自己的。如果你不願知道你之所是,你的寫作就是一種欺騙。
這一點不是巧合:維特根斯坦寫了自己一直最滿意的一組論述的一段時間,也是他最無情地坦承自我的那段時間——他作了最強烈的努力「降入自身之中」,坦承他的驕傲逼得他騙人的時刻。
在著手寫他的書之開篇的最終表述的那幾個月裡,維特根斯坦還準備了一份懺悔書,裡面描述了他生命中軟弱和不誠實的時刻。他打算對家人和許多密友宣讀這份懺悔。他大概覺得向自己坦承欺騙是不夠的;恰當地「拆毀驕傲」——拆毀引起他的軟弱的驕傲——還得向別人懺悔。對他這是極端重要的事情;因此,1936年11月他寫信給許多人——其中有莫裡斯·德魯利、G.E.摩爾、保爾·伊格爾曼、法妮亞·帕斯卡爾和(當然)弗朗西斯·斯金納——說他得在聖誕期間的某一天見他們。這些信裡保留下來的唯一一封是寫給摩爾的,但我們可以推測其他的信大體類似。他告訴摩爾,工作之外,「所有各種事情都在我內部(我指在我心裡)發生著」:
我現在不會寫出它們,但等我到了劍橋——我打算新年左右去幾天——願上帝讓我能跟你談談它們;那時我想在某些很困難和嚴肅的事情上得到你的忠告和幫助。
他對弗朗西斯肯定說得更直接一點,說了他想的是進行一次懺悔。在一封12月6日的信裡,我們看到弗朗西斯許諾:「無論你對我說什麼,都不能使我對你的愛有任何不同。我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極墮落。」對於弗朗西斯,更重要的是終於能再見到維特根斯坦了:「我老是想著你,想著我們彼此的愛。因此,我前行、歡欣、克服了沮喪。」三天後他重申了那個許諾:「無論你必須告訴我你的什麼事,都不能使我對你的愛有任何不同……不會有我是否原諒你的問題,因為我是個比你更糟的人。我老是想著你,始終愛你。」
維特根斯坦到維也納過聖誕節,向伊格爾曼和幾位家人作了懺悔,他可能也向幾個別的朋友作了懺悔(推想起來,亨澤爾肯定在其中)。這些人都未留下懺悔內容的任何記錄。伊格爾曼出版維特根斯坦寫給自己的信時略去了那封提到懺悔的信;他十有八九銷毀了那封信。新年那天維特根斯坦去了劍橋,向G.E.摩爾、莫裡斯·德魯利、法妮亞·帕斯卡爾、羅蘭德·赫特和弗朗西斯作了懺悔。
摩爾、德魯利和弗朗西斯到死都沒有洩露懺悔內容的秘密,所以我們只有靠帕斯卡爾和赫特的回憶了。我們不知道別人對懺悔的反應如何,但帕斯卡爾很可能捕捉到了德魯利和摩爾的反應的總體態度;她說,雖然他們沒告訴她,但她知道他們「耐心地聽、很少說話,但顯出自己在友善地參與著,並用舉止和眼神暗示:他不必作這個懺悔,但如果他覺得自己想要,那也很好,那就作吧」。不過,據德魯利說,自己不是聽那份懺悔書,而是讀了它。德魯利還說摩爾已讀過它了;據維特根斯坦說,摩爾因為必須這樣做而顯得很難過。此外,德魯利在回憶錄裡對這次懺悔什麼也沒說。至於弗朗西斯,帕斯卡爾這樣猜想無疑是正確的:「他將釘坐在那兒,深深地感動,他的眼睛看著維特根斯坦,目不轉睛。」
對羅蘭德·赫特和法妮亞·帕斯卡爾來說,聽這個懺悔均是一次不舒服的經歷。對於赫特,不舒服只是這種困窘:必須和維特根斯坦對坐在里昂咖啡館,聽他用高亢清楚的聲音誦讀自己的罪。另一方面,法妮亞·帕斯卡爾則為整件事而惱怒。維特根斯坦在她不方便的時間打電話給她,問能否去見她。她問事情是否緊急,維特根斯坦肯定地告訴她,是的,而且不能等。「如果有什麼事能等,」她在桌子另一邊面對他時心想,「那就是一次這種類型、這種方式的懺悔。」他的呆板、冷淡的懺悔風格令她不可能回應以同情。在某一個點上她叫了出來:「這是什麼?你想要自己是完美的?」「當然我想要自己是完美的,」他咆哮道。
法妮亞·帕斯卡爾記住了維特根斯坦懺悔的兩項「罪」。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她沒記住的更微小的罪。羅蘭德·赫特記住了那裡頭的幾項。一項罪關係到的是維特根斯坦的一個美國熟人的死。一個共同的朋友告訴維特根斯坦這個死訊時,他的反應方式就像剛聽到某個悲傷的消息。這是不真誠的,因為實際上這個死訊對他根本不是新消息;他已然聽說了。另一項罪關係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件事。維特根斯坦的指揮官要他把炸彈搬過一塊架在溪流上的搖搖晃晃的木板。他起先害怕得做不了。最後他克服了恐懼,但最初的怯懦從此困擾著他。還有另一項罪,關係到的是這一事實:多數人以為他是處男,但他並不是——年輕時他和一個女人發生過性關係。維特根斯坦沒有用「處男」或「性關係」這些詞,但赫特毫不懷疑這就是他的意思。他沒記住維特根斯坦的實際用詞。他覺得大概是這樣:「多數人以為我沒和女人發生過關係,但我有過。」
法妮亞·帕斯卡爾記住的罪當中的第一項,是維特根斯坦容許認識他的多數人認為他有四分之三的雅利安人血統和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但實際情況是倒過來的。也就是說,維特根斯坦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裡的三個人有猶太血統。按照紐倫堡法案,這樣維特根斯坦就是一個猶太人;帕斯卡爾把這個懺悔跟納粹德國的存在聯繫到一起,肯定是做對了。有一件事維特根斯坦沒告訴她,但她後來發現了:他的「猶太」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沒有一個是實際的猶太人。兩人受洗為新教徒,第三個受洗為羅馬天主教徒。「有點兒猶太」,她評論道。
到目前為止,這一切「罪行」都是疏漏之罪:它們只涉及維特根斯坦未能做某事,或拒絕糾正某個令人誤解的印象。最後的、最痛苦的那項罪關係到的是一句維特根斯坦講的真正假話。帕斯卡爾回憶,懺悔進行到這一階段時,「他必須更堅定控制自己,音節頓挫地說出他的怯懦、可恥的行為」。不過,她對這一懺悔的敘述令人覺得,她描述的事件遭到了某種奇怪的歪曲:
在奧地利的一所鄉村學校教書的短暫時期裡,他打了班上的一個小女孩,傷到了她(我記得是一種身體上的暴力行為,但不記得細節)。她跑到校長那兒投訴,維特根斯坦否認自己做過。這事件是他成年期前段的一次危機。可能就是因為這事,他才放棄了教書,也許還認識到自己應該過隱士生活。
這事在許多方面都被歪曲了。首先,奧特塔爾事件發生時維特根斯坦30歲出頭,對於她所說的「成年期前段」,這個年齡肯定老了點。更重要的是,帕斯卡爾似乎完全不知道,根據一切記錄,身體上的暴力行為在維特根斯坦的班上絕非罕見;她似乎也不知道,維特根斯坦實際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面對施暴罪名的起訴。可能維特根斯坦沒告訴她這些事——他拿這個單獨的事件當自己在奧特塔爾的不端行為的一個象徵。但也有可能——我認為不見得不可能——帕斯卡爾的記憶出了問題。畢竟,她毫無聽維特根斯坦的懺悔的心情,而他的懺悔風格更令她心不在焉。羅蘭德·赫特記得的懺悔,講的不是就一次孤立事件向校長否認某事,而是承認自己在一樁法庭案件上撒了謊。這麼說跟奧特塔爾村民作出的描述更相符,也更好地解釋了為什麼這一欺騙如此困擾維特根斯坦。
毫無疑問,在維特根斯坦懺悔的所有欺騙裡,在奧特塔爾的行為是他感受到的最大負擔;他為了從中解脫出來而作出的努力比帕斯卡爾和赫特所能知道的大得多。作出懺悔的同一年,維特根斯坦出現在奧特塔爾村民的門階上,向自己曾在身體上傷害的孩子當面道歉;村民們大為驚訝。他至少見了這些孩子中的四個(也可能更多),請求他們原諒他對他們的不當行為。一些人反應大度,正如奧特塔爾村民格奧爾格·斯當格爾回憶的:
我自己不是維特根斯坦的學生,不過,戰前不久維特根斯坦來我父親的房子向我兄弟和我父親道歉時我是在場的。中午,大約1點鐘,維特根斯坦進了廚房,問我伊格納茨在哪裡。我叫了我兄弟,我父親也在。維特根斯坦說,如果他曾對伊格納茨做了不公之事,他想要道歉。伊格納茨說他沒必要道歉,說自己在維特根斯坦那兒學得很好。維特根斯坦呆了約半個小時,他提到,他也想去找岡斯特納和哥德貝格,以類似的方式請求他們的原諒。
但是,在曾挑起針對維特根斯坦的控告的皮裡鮑爾家裡,他得到的反應不那麼大度。他到那兒向皮裡鮑爾的女兒赫爾米勒道歉;赫爾米勒根深蒂固地嫉恨他,因為他曾如此暴力地拽她的耳朵和頭髮,有時她的耳朵出血,頭髮被拔掉。維特根斯坦懇求這女孩原諒時,她只是回了一句輕蔑的「嗯,嗯」。
可以想像,這對維特根斯坦一定是很大的羞辱。而事情幾乎像是:如此這般低聲下氣就是為了懲罰自己。但我認為這種看法誤解了他的懺悔和道歉的意圖。目的不是用懲罰傷害他的驕傲,而是拆毀他的驕傲——就像是移開一塊擋在誠實和得體的思考之路上的路障。如果他覺得自己錯待了奧特塔爾的孩子,那麼他應該向他們道歉。大概每個人都有過這種想法,但多數人想了想後出於各種理由放棄了:那事發生在很久以前;村民不會理解這樣的道歉,會認為那很奇怪;冬天去奧特塔爾的路很難走;這樣道歉是痛苦和羞辱的,而且,考慮到其他理由,不值得為之弄得那麼麻煩;諸如此類。但是,覺得這些理由有說服力——我認為我們多數人會這樣——就會最終屈服於怯懦。這種事正是維特根斯坦最最堅決不肯做的。這就是說,他到奧特塔爾去不是為了尋求痛苦和羞辱,而是:就算有痛苦和羞辱,他也決心把道歉進行到底。
反思自己的懺悔效果時他寫道:
去年,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振作了起來,作了一次懺悔。這把我帶進更穩定的水域,帶進一種更好的人際關係中,帶給我更高的嚴肅。但現在我彷彿把那些東西都花光了,我離以前的我又不遠了。我無可估量地怯懦。如果不糾正這一點,我將再次徹底漂進我當時走出的水域。
維特根斯坦把自己的懺悔視作一種外科手術,一種去除怯懦的手術。他覺得感染是惡性的、需要繼續治療——這是他的典型態度。形成對照的是,他把一次單純的身體傷害視為瑣事——這也是他的典型態度。1937年新年回到挪威後不久他出了次事故,斷了一根肋骨。道德狀況是急務,這件事卻只用一個玩笑帶過。他告訴帕蒂森:「我想過把這根肋骨摘除,或用它造一個妻子,但他們告訴我,用肋骨造女人的手藝失傳了。」
若說維特根斯坦的懺悔對弗朗西斯有什麼影響,大概是給他壯膽,令他較為自由地說出心裡話——暴露他隱瞞的某些事。「我覺得,對你隱瞞是錯誤的,」他在1937年3月寫道,「即便那麼做的原因是自己的羞愧。」不過,他暴露的不是過去的行為,而是當下的情感;特別是,他不想在劍橋的工廠工作,想跟維特根斯坦在一起,最好在一起工作:「有時我希望我們一起做點工作,隨便什麼工作。我覺得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擔憂的不是自己的道德狀態(肯定也不是維特根斯坦的道德狀態),而是他們的關係——他害怕他們正在疏遠,或者因為環境而被迫分開:
我常常考慮我們的關係。我們將各自獨立地生活嗎?我能夠獨立於你而生活嗎?如果發生戰爭會怎樣?或者若我們永久地分離?我是這樣可怕地缺乏勇氣。我經常渴望你。不論心境如何,我都感覺你就在附近,即便我做了非常糟的事情,我也會有那樣的感覺。我永遠是你的老忠心。我愛想著你。
想到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工作不再有關——意識到自己不再是任何意義上的維特根斯坦的合作者——弗朗西斯因此而痛苦。5月份他寫道:「我不認為我曾徹底地理解過你目前的工作,我覺得,努力更好地理解它對我是好事。」這封信也談了弗朗西斯和斯拉法的一次見面;他說,從這次見面裡他「學到了很多,對我有好處」。斯拉法「非常友好地談論工人」。但是,自己當了工人後,弗朗西斯逐漸發覺,現在哲學問題對他似乎相當遙遠了,為此他大為驚恐:
我近來一直在思考哲學現在對我有什麼用。我不想失去自己的智性良心。我不想自己花在學哲學上的那些年月都白白虛擲。我不想自己現在只成了一個更聰明的人。我想要一直記住努力正確使用語詞的重要性……我還覺得,我不應該忘記,哲學問題對我來說真的是重要的問題。
這份落款日為5月27日的信是寫給身在維也納的維特根斯坦的。 1937年春天,他在挪威的工作進行得不順——他告訴摩爾,「部分原因是我為自己感到很煩惱」;這年夏天,他先是和家人在一起,然後到伊斯特路和弗朗西斯在一起。在劍橋時他做的工作弗朗西斯大概能幫上忙:口述一份論述的打印稿;這些論述是上個冬天寫的,現在構成了《哲學研究》的前188節。8月10日他又動身去挪威。
維特根斯坦回挪威時滿懷惶恐,這一點在他這時期的日記裡挺明顯。他在前往舒登的船上記錄,自己設法寫了一點,但沒「全心全意」在工作上。幾天後他描述自己:「空虛、沒想法、焦慮」——為獨自生活而焦慮。「恐怕我會沮喪、無法工作」:
我現在願和某個人一起生活。在早晨看見一張人臉——另一方面,我現在變得如此軟(soft),必須獨自生活也許倒對我好。我現在格外可鄙。
「我有一種感覺,」他寫道,「我不會徹底沒想法,但我會因為孤獨而沮喪,會無法工作。我擔心,在我的房子裡我的思想會全被扼殺,在那裡一種洩氣的情緒會完全佔據我。」但他還能在哪兒工作?住在舒登卻不住在自己的房子裡?他為這念頭而煩躁;而在劍橋,「我能教學,但不能寫作。」第二天,他「不快樂、無助和沒想法」;他發覺:「弗朗西斯真是獨一無二和不可代替。可和他在一起時,我對這一點的意識卻如此之少」:
卑劣完全捕獲了我。易怒,只想到自己,想我的生活是悲慘的,同時我卻一點兒不知道有多悲慘。
他不能面對這件事:搬回自己的房子裡。他的屋子以前看上去迷人,現在卻突然令他感覺陌異和不友好。他寄宿到安娜·勒伯尼那裡去了,但這樣做時他的道德感受到折磨。和她一起住,自己的房子卻空空立著,對此他深感「怪異」(unheimlich):「有這棟房子卻不住在裡面,我感到羞恥。不過,這種羞恥感竟是一種如此強烈的情感,這事很奇怪。」在雷伯尼的房子裡過了一夜後,他寫道,他覺得住在那兒很奇怪:「我不知道我住在那兒是否有正當的理由或任何好的理由。我既不真正需要孤獨,也沒有一點做工作的壓倒性衝動。」他感覺自己軟弱到了骨子裡。「是氣候的關係嗎?——真可怕,我竟如此容易被『煩』(die Sorge)擊敗。」他考慮搬回自己的房子,「但我害怕那裡的壓倒我的悲傷。」他寫道,向上走是困難的,向上走時人總是不情願的。他覺得自己太軟弱了,無法作出那種努力。有一兩天他傾向於認為,麻煩是身體上的甚於心理上的。「現在真的病了,」8月22日他寫道,「腹疼和發燒。」但隨後的那個晚上他記錄,體溫是正常的,但還是一如既往地感到疲倦。直到8月26日他才記下了第一個恢復的跡象:又能愉快地觀看挪威的景色了。那天他收到兩封信(他的說法是「禮物傾灑過來」)——一封來自弗朗西斯,另一封來自德魯利,「都可愛得令人顫抖」。就在那一天,他終於——在初到挪威生活的一年之後——寫信請弗朗西斯過來加入自己。「願事情順利。願此事降臨到我身上時有一半的得體。」
弗朗西斯欣快地接受了邀請。8月23日他曾寫:「你在一封信裡說『我希望有你在這兒』。如果我去看你,對你會有什麼幫助嗎?你知道我會去,我愛去。」現在:「我非常願去看你。我確定地認為那對我有好處。對此我非常確定。」不過,由於腿上的一個皰症必須手術,直到9月的第三個星期他才能夠出行。
這段時間裡,維特根斯坦漸漸恢復了精神穩定度和工作能力,而且能夠搬回他的房子。「在生活裡看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8月27日他寫道,「是:如此這般地生活,從而使成問題的東西消失」:
生活是成問題的,這個事實表明,你生活的形狀與生活的模具並不相合。所以你必須改變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與模具相合了,成問題的東西就會消失。
但我們不是有這種感覺嗎:看不到生活中的問題的人,對某種重要的東西、甚至對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東西視而不見?我是不是想說:那樣的人只是漫無目的地生活——盲目地,像一隻鼴鼠;只要他能看,他就會看到問題?
或者,我是不是應該這麼說:正確生活著的人不把問題體驗為悲哀,所以,環繞他生活的是一輪明亮的光暈,而不是一片可疑的背景。
照這樣講,在維特根斯坦眼裡,自己既不是盲目的人,也不是正確生活著的人。他覺得生活的問題是問題、是悲哀。不可避免地,他認為問題就在於:「我糟糕地指揮自己,我有低級劣質的感情和思想」(1937年8月26日);「我是個懦夫,一次次地,我在一切場合裡注意到這一點」(1937年9月2日);「我沒有宗教性,但有畏(Angust)」(1937年9月7日)。最後一句裡的「但」似乎是一點安慰,彷彿是說,如果他焦慮地感到自己缺乏信仰,那起碼證明他不是在盲目地生活——起碼給了他這種可能性:「明亮的光暈環繞他的生活」。9月4日他寫道:
基督教不是一種學說,我是指,它不是一種談論人的靈魂發生了什麼、將發生什麼的理論,而是對某種人類生活裡實際發生的事情的描述。因為「罪之意識」是一種實在的事件,絕望和經由信仰而得救也是如此。談論那種事情的人(例如班楊[211])只是在描述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無論人們想把多少光彩塗到上面。
一如既往地,他尋求的是自身中的上帝——把自己的絕望轉化為信仰。在隨後的狂風暴雨的天氣裡,他發覺自己很想詛咒上帝,這時他嚴厲譴責自己。他告訴自己那「就是邪惡和迷信」。
9月11日,維特根斯坦的工作能力已充分恢復,能在一本大手稿冊子裡(而不是筆記本裡)寫點東西了;但他說他害怕自己「以一種做作和糟糕的風格」寫作。他發覺自己只是剛好能工作,但是工作時找不到樂趣,「彷彿我的工作被抽乾了汁液」,9月17日他寫道。
第二天他去卑爾根接弗朗西斯。他寫道,覺得自己很有性慾:晚上睡不著時有性幻想。一年前他得體得多——嚴肅得多。弗朗西斯到了屋子之後,維特根斯坦跟他在一起時是「肉慾的、敏感的、不得體的」:「和他睡了兩三次。總是先感覺這事沒什麼錯,然後是羞愧。我還對他不公、暴躁和不誠懇,還有殘忍。」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和弗朗西斯唯一一次性親密。但這確實是他的加密札記裡提到的唯一一次。惹人注目的是,他一邊記述他們一起睡,一邊卻寫下對弗朗西斯的無愛。或者,他表達的也許是自己對無愛的恐懼,彷彿料定自己將發現魏寧格的這話是正確的:「與所愛對象的身體接觸,在這樣的接觸中,性的衝動被喚醒……足以把愛當場殺死。」
弗朗西斯住進維特根斯坦房子的約10天裡,維特根斯坦只留下一條加密札記:「非常不耐煩!」(1937年9月25日)不過,10月1日,弗朗西斯離開的那天,他寫道:
過去5天是很好的:他融入了這兒的生活,帶著愛和友善做每件事;感謝上帝,我並未不耐煩,我實在也沒有理由那樣,除非為了我自己的腐爛天性。昨天我陪他走得很遠,走到松達爾;今天回到我的小屋。有一點沮喪,也累了。
當然,在弗朗西斯看來,他倆在維特根斯坦房子裡第一個晚上的性和親暱並無魏寧格式的含義。他著迷於自己對維特根斯坦的「敏感」,一點也不恐懼失去他的愛。例如,他在一封未署日期的信裡寫道:「我經常想起過去我們一起做的每件事,也想起我們在劍橋這裡做的事。有時我因此而很激烈地渴望你」;挪威之行剛結束時,他在信裡反覆地肯定此行多麼「美妙」:
我一直想著你,想到我和你在一起的美妙時光。真美妙——那竟是可能的。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在那房子裡生活,真迷人。這是送給我們的一件美妙的禮物。我希望它帶給我許多益處。[未署日期]
我現在經常想到,和你在一起時感覺多麼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著風景,是多麼美妙。你對我有最美妙的益處。和你在一起帶給了我許多益處……和你在一起是美妙的。[1937年10月14日]
弗朗西斯逗留期間,就像他一年前渴望做的,幫維特根斯坦打掃房間。維特根斯坦痛恨骯髒,採取了一種特別嚴格的方法清潔地板:把濕茶葉丟在上面,吸住髒東西,然後掃淨。無論住在哪裡,他都頻繁地這麼干,而且堅決拒絕在他住的房間鋪地毯,無論住多長時間。回到伊斯特路的公寓後,弗朗西斯也採用了這種一絲不苟的做法,作為對此行的一種紀念:
我常常想你。我也經常想,和你一起打掃你的屋子多麼妙。回來以後我決定不鋪我的地毯,即便拍打過它了,因為我知道不能使它保持完全清潔。現在我必須掃我的屋子。我喜歡這樣做,因為我因此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很高興那時我學會了該如何正確地做這事。
出席一次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聚會時,弗朗西斯彷彿披上了維特根斯坦的斗篷。在對這次聚會的記錄裡,他摒棄了那種他的幾乎一切其他記錄在案的言辭都具備的謙虛溫和的調子,表現出反常的兇猛,這種兇猛大概是他從維特根斯坦那兒借來的:
摩爾教授不在,佈雷斯韋特當主席。論文是關於倫理的。我必須說,佈雷斯韋特是討論中最令人反感的。他搞掉了討論的一切嚴肅性。他的談話從不顯得他對討論負有任何責任,也不顯得討論具有一個嚴肅的目的。討論時始終笑聲不斷,很多笑聲是他挑起的。如果他說的話只是糟糕,那我不會介意,但我恨他缺乏嚴肅。因為缺乏嚴肅,從討論中就得不到任何有用和有價值的東西。
在日記裡維特根斯坦說這是一封「弗朗西斯寫來的可愛的信」:
他寫道……在佈雷斯韋特的主持下討論糟糕得可悲。這是可怕的。但我不知道能對此做什麼,因為其他人也不夠嚴肅。還有,我太怯懦,做不了任何決斷。
在另一封信裡,帶著一種類似的不讚許態度,弗朗西斯提到法妮亞·帕斯卡爾論「現代歐洲」的講座;這是一門她同意給工人教育協會上的談論時事的課程。在這件事上,維特根斯坦的確試了一次決斷性的干涉:他寫給帕斯卡爾一封信,她說,那是封「刺耳和威嚇」的信,「導致我的怒火的最大爆發,由於我不敢向他表達,這怒火就尤為難受」。維特根斯坦寫道,她必須無論如何不上這門課——她這樣做是錯的,是邪惡的和破壞性的。他為什麼這麼想,那封信實際說了什麼,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帕斯卡爾在一陣憤怒中撕碎了信。
直到弗朗西斯離開舒登兩周後,他的第一封信才寄到維特根斯坦手裡。雖然這個耽擱不是特別長,但足以印證維特根斯坦的恐懼。 10月16日他寫道:「大約12天沒聽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很擔心,因為他還沒從英格蘭寫信來。上帝,在這個世界裡有多少憂愁和悲慘啊。」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一封信:「放心了,高興了。上帝會幫助我們。」
與此同時,路德維希·亨澤爾的兒子赫爾曼短暫拜訪了維特根斯坦:「他給人好印象。我和他沒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他紋理粗糙(grobkornig),我不完全適合紋理粗糙的人。」不過,紋理雖粗糙,木頭卻是好的,「比我得體得多」的亨澤爾凸顯出他是個如此劣質的人:「我真擔心某種東西會腐蝕我;如果最微小的東西被毀壞了,那是多麼煩人」。他擔心自己失去工作的精力,失去想像力。「腐爛」意象打動了他:
[我]剛才從一個紙包裡拿出幾個在裡面放了很長時間的蘋果。我不得不把好幾個切下一半扔掉。後來,抄出一個我寫過的後半句糟糕的句子時,我立即視之為一個爛了一半的蘋果。
他問自己,在這種思考方式裡有沒有某種女性的東西,使得「一切到我面前的東西在我看來都成了我正在思考的東西的圖畫。」彷彿是——用魏寧格的術語來說——他退化到用涵擬、而不是用概念思考了。
11月和12月是他在挪威的最後兩個月,這段日子,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充滿了侵襲著他的恐懼、焦慮和不快的念頭。他想到病和死——自己的、朋友的和家人的。他擔心,在離開之前會有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他操心自己和安娜·勒伯尼的關係,操心自己離開挪威後做什麼。那時他的書能寫完嗎?他能再自個工作嗎?或者應該到一個能和別人在一起的地方去?——也許去都柏林,去德魯利那裡?
他也擔心自己的肉慾和愛的能力。他記錄自己的自慰,有時帶著羞愧,有時帶著迷惑的疑問:「這有多壞?我不知道。我猜它是壞的,但我沒有理由這麼認為。」體現在自慰衝動裡的性慾是否威脅到了他用清潔純淨的心去愛人的能力?
想起我以前對瑪格麗特的愛或錯愛,也想起我對弗朗西斯的愛。我對M的感情能這樣完全冷靜地進行,於我而言這是一個糟糕的跡象。當然,這裡有所不同;但我的冷心腸還是那樣。願我被原諒;即,願我有可能真誠和愛。[1937年12月1日]
昨晚自慰。良心的劇痛。但也確定了:我太軟弱,無法抵擋衝動和誘惑——若它們和伴隨它們的圖像降臨到我身上、又不能到別處躲避。可昨天晚上我剛剛反省了過一種純淨生活的需要。(我那時想起了瑪格麗特和弗朗西斯。)[1937年12月2日]
在這一切的擔憂、焦慮和恐懼中,他始終努力寫著他的書。這幾個月裡,他寫了現在構成《數學基礎評論》第一部分的多數論述,但動筆時他是把它們當作自己上一年寫的著作的後半部來寫的。在這些論述裡,他把前一著作中描述的方法運用到數學哲學問題上,努力表明數學哲學問題是「語言在我們的智性上的蠱惑」引起的。特別是,他運用自己的「人類學」方法,試圖消解引出弗雷格和羅素的邏輯主義的那種思考方式。通過想像跟我們有著不同的習俗和推理方式的部落,通過構造跟我們通常採用的隱喻不同的隱喻,他努力削弱某些類比——某些「已被吸收進我們的語言形式的譬喻」——對我們的把持。例如,他攻擊那種認為邏輯命題類似事實命題的柏拉圖主義。「有一個真理[212]對應於邏輯推理嗎?」他讓他的對話者問。「這個由那個導出,這不是為真嗎?」唔,維特根斯坦回答,若我們作一種不同的推導,會發生什麼?我們會如何與真理衝突?
若我們的尺子不用木頭和鐵做,而用很軟的橡膠做,我們會如何與真理發生衝突?——「唔,我們將得不到桌子的正確尺寸。」——你的意思是:我們將得不到,或不能確信得到,我們用硬尺得到的那個尺寸。
這兒的要點是,正確或不正確的推理,標準不是由某種外部的柏拉圖式真理的領域提供的,而是我們自己提供的,是由「一種習俗(convention)或一種使用、或我們的實踐需要」提供的。用硬尺不用軟尺的習俗並非更真確(true);它就是更有用。
維特根斯坦還攻擊了處於邏輯主義核心地帶的那個譬喻:數學證明和邏輯論證之間的類比。在邏輯論證中,聯繫建立在各(經驗)命題之間,意在確立某個結論為真:所有人終有一死;蘇格拉底是一個人;因而蘇格拉底終有一死。另一方面,數學證明的結果從來不是經驗命題之真,而是確立可一般應用的規則。在這一具體的攻擊中,維特根斯坦必須展示出數學命題和經驗命題的相異之處,但他在這一點上的論述不完全令人滿意。行文之間他偶爾承認自己的不滿意:「我只是——用一種笨拙的手法——指向算術命題和經驗命題的角色的根本差異,還有其表面上的相似。」他從未喜歡過自己在這一點上的表述,或自己對數學哲學其他問題的處理,隨後的6年多裡他一次次地嘗試改進之。
做這項工作時維特根斯坦對之不滿意。他在日記裡的批評是經常和嚴厲的。他反覆說,它的風格是糟糕的,太不明確;他一直在刪改寫好的文字:「我寫作的時候是不安的,我的思想全都呼吸短促。我一直覺得,我不能為自己的表述給出完全的辯護。這種滋味是糟糕的。」這顯出了他的神經緊張,也體現了這一事實:他睡得太少,太長時間沒見過陽光了。天氣正令他心煩;天太冷了。海灣全部凍住,湖也開始結冰。他不再能划船,必須在冰上走,他也為此而煩惱。他開始計算還剩幾天就能動身前往維也納過聖誕。當然,他隨時都能走,但這樣做對嗎?
我願逃走,但那是錯的,我就是不能那樣做。另一方面,也許我可以——我可以明天打包離開。但我想這樣做嗎?這樣做對嗎?在這兒堅持住不是對的嗎?當然對。若我明天離開,會有一種糟糕的感覺。「堅持住」,一個聲音對我說。在這種堅持住的願望裡也有一點虛榮,但也有某種較好的東西——早一點離開或立刻離開,這麼做的唯一中肯的理由是,現在我也許在某個別的地方能更好地工作。因為這是一個事實:此刻的壓力令我幾乎不可能工作,也許再過幾天就確實不可能工作。
隨後的幾天裡他又能夠工作了,於是他感謝上帝送給他一件他配不上的禮物。他寫道,他一直有一種真正虔誠的人從沒有的感覺——上帝要對他之所是負責:「這是虔誠的反面。一次又一次地,我想說:『上帝,如果你不幫助我,我能做什麼?』」雖然這種態度與《聖經》的教誨一致,但不是真正虔誠的人的態度,因為那樣的人為自己承擔責任。「你必須奮鬥,」他催促自己,「別在意上帝」。
儘管這樣催促自己,但他仍是「肉慾的、軟弱的和低級的」,還受到一切慣常的焦慮——他會出什麼事,因此而無法離開;他會在回家的路上生病或出事——的困擾。困擾他的還有1913年羅素指出的在挪威過冬的一切麻煩:「變化多端的糟糕的天氣,寒冷、雪、冰塊,等等。由於黑暗和我的疲憊,一切事都很困難。」當然,弗朗西斯送來了鼓勵和關愛:
我很遺憾你那兒有風暴。請在穿過湖的時候非常小心。我將非常多地想著你。我愛回憶我們在挪威一起度過的時光。想著它對我有益。
不過,12月10日,維特根斯坦像是得到某種解脫似的迎接自己在挪威的最後一夜;他寫道,自己完全可能永遠不回來。
在前往卑爾根的船上,維特根斯坦寫到基督的復活,寫到什麼東西甚至令他也傾向於相信這事。他的理由是,如果基督不死而復生,那麼就和別人一樣在墓中腐爛。「他死了,腐爛了。」為了指明這種想法的可怕,他必須反覆寫下它,並在下面劃線。如果是那樣,基督就是一個和其他教師一樣的教師,「而不再能幫助人;又一次,我們成了孤兒,並且無助。所以我們必須用智慧和沉思滿足自己」。而如果那是我們擁有的一切,那麼「我們就在一種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做夢的地獄裡;彷彿是,以天為頂、卻與天隔斷」。如果想要得救,想要得到救贖,智慧是不夠的;需要信仰:
而信仰是信仰我的心、我的靈魂所需的東西,而非信仰我的沉思的智性所需的東西。因為,必須得救的是我的帶著激情——彷彿帶著其血肉——的靈魂,而不是我的抽像心智。也許我們能說:只有愛才能相信復活。或者:相信復活的是愛。我們會說:救贖的愛甚至相信復活;甚至對復活也堅執。
那麼,終極來講,為了逃離孤獨的地獄,他需要做的事也許是愛;如果他能這麼做,那他就能克服自己的疑慮、相信復活,從而得救。或者,也許他首先需要的是被上帝愛:
彷彿是,抗擊懷疑的是救贖。堅執這一點,就必須堅執那信仰。所以那話的意思是:首先你必須得到救贖,並緊握你的救贖——然後你將看到你在堅執這信仰。
首先,你必須得到救贖:「然後,一切都將不同,若你能做現在不能做的事,也將『不足為奇』。」比如:相信復活。看上去,相信復活是拯救的先決條件,但相信復活又需要拯救。誰來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他自己還是上帝?
脫離挪威的孤獨地獄時,維特根斯坦似乎在說,他之脫離更大的地獄,他之脫離更大的孤獨,是上帝的責任。
他能懺悔他的罪,但寬恕這罪不是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