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3這個學年,維特根斯坦對純數學地位的堂吉訶德式進攻達到了一個頂峰。這一年他開了兩門課,一門叫「哲學」,另一門叫「給數學家講的哲學」。在第二門課上,他試圖跟一種他認為有害的影響作戰:數學本科教科書對本科生的影響。他讀出哈代《純數學》(那時的標準大學課本)裡的選段,以展示他覺得籠罩著整個純數學學科的哲學迷霧——他認為,要驅散這迷霧,必須根除許多人通常持有的對數學的假定——它們植入得如此之深,極少受到檢視。
頭一個假定是數學屹立在康托爾、弗雷格和羅素等人給出的邏輯基礎之上。他的課一開頭就直截了當地陳述他在這問題上的立場。「有一個數學立於其上的地基嗎?」他自問自答:
邏輯是數學的基礎嗎?依我之見,數理邏輯只是數學的一部分。羅素的演算不是基礎性的;它就是另一種演算。在奠定基礎之前,一門科學沒有任何錯處。
另一個假定是這一觀念:數學關心的是發現某些以某種方式客觀(關於這個那個)為真的事實。它們之為真是關於什麼,這一客觀性在於什麼,當然就成了柏拉圖時代以來數學哲學的主題;哲學家傳統上分為兩派,一派說數學陳述之真是關於物理世界的(經驗主義者),另一派覺得這種觀點未能公正地對待數學之無可動搖,主張數學陳述之真是關於數學世界的——柏拉圖的理念或形式的永恆世界(從而是柏拉圖主義者)。康德在這劃分上增加了第三種觀點,即數學陳述之真是關於「我們的直覺形式」的,粗略地講這就是布勞威爾和直覺主義學派的觀點。但對於維特根斯坦,「數學關心的是發現真理」這整個觀念是一種隨著純數學的興起和數學與物理科學的分離而產生的錯誤(不用的掃帚被錯當成傢俱的一部分)。維特根斯坦說,如果我們把數學看作一系列(計算、測量等等)技術,壓根就不會出現「它是關於什麼」的問題。
哈代在一次演講裡很簡潔地陳述了維特根斯坦攻擊的那種對數學的看法,1929年講稿發表在《心智》上,題為「數學證明」。哈代——似乎把自己對哲學的涉足視為數學家工作的嚴肅事務之外的一種輕鬆調劑——毫不含糊地說:
……任何哲學,若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承認數學真理的不可改變和無條件的有效性,都不可能與數學家相投。數學定理是真的或假的;它們的真或假是絕對的,獨立於我們對它們的認識。在某種意義上,數學真理是客觀實在的一部分……[數學命題]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上——無論那意義多麼不可捉摸和奧妙——是關乎實在的定理……它們不是我們心智的創造。
這演講的語氣和內容都激怒了維特根斯坦。他在班上說:
數學家離開數學時,他們的言論變得荒謬,例如哈代說數學並非我們心智的創造。他把哲學想成環繞在數學和科學之堅硬實在周圍的一種裝飾,一種空氣。一方面是這些學科,另一方面是哲學,它們被設想得像是房間的必需品和裝飾品。哈代想的是哲學觀點。我把哲學設想為一種澄清思想的行動。
此時,對於自己想要作出這澄清行動的方式,在數學方面維特根斯坦有著一個相當清楚的想法;至於他更一般的哲學立場的呈現,他仍在朝著某種滿意的表達摸索前行。對他來說,和數學一樣,哲學是一系列技術。不過,一方面,數學技術已經在那兒了,他的任務是勸說聽眾視之為技術(而非真或假的命題);另一方面,他想發展的哲學技術是他自己的創造,仍處於其嬰兒期。
在名為「哲學」的系列講座裡,維特根斯坦引入了一種技術,對於他的哲學方法,這一技術將越來越處於核心地位:構想出他所謂的「語言遊戲」的技術。這是一種構想出想像中的場景的方法,在那種場景裡,語言用於某些定義謹嚴的實踐目的。那種語言是我們自己的語言裡的或某種完全虛構的語言裡的幾個詞或短語;根本之點是,在描繪那場景時,若不提到這語言的使用,就不能描述這語言。這技術是一種治療,目的是使我們免於一種哲學困惑,那種困惑源於:丟開語言在「生活之流」中的位置,孤立地考慮語言。
他試圖把聽眾從中解放出來的那種思考是什麼?為了給出例子,維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早期工作和羅素的工作。他說,因為只專注於語言的一種類型(斷言句),兩者都受了誤導,結果都想分析全部語言,彷彿語言裡只有那種類型,或者把語言的其他用法分析成那個基本主題的變奏。於是他們得到了一個不可行的概念——「原子命題」:
羅素和我都曾期望通過邏輯分析找到最初的元素,或「個體(inpiduals)」,從而找到可能的原子命題……我們的毛病是沒給出原子命題或個體的例子。以各自的方式,我們都把舉例的問題撇開了。我們本不該說「我們不能給出它們,因為分析還走得不夠遠,但我們最終會走到那兒」。
他和羅素有過一種太硬的命題概念;語言遊戲方法的目標是——可以說——令這樣的概念鬆弛下來。例如,他請聽眾考慮這個語言遊戲:把東西指給孩子看,說出語詞,從而教他語言。他問,在這個遊戲裡,對命題的使用是從哪兒開始的?如果我們對孩子說「書」,而他拿給我們一本書,那麼,他是學了一個命題嗎?或者,只是涉及真假的時候,他才學到命題?但那樣的話,一個詞——例如,對問題「有幾張椅子?」回答語詞「六」——也可以是真是假。因此它是一個命題?維特根斯坦暗含的意思是,我們如何回答這種哲學問題是無所謂的;有所謂的是,我們看出可以如此任意地給它們任何回答,進而看出我們的概念很是「可塑」——如此之可塑,無法強制地套進羅素和他自己曾提倡的那種分析:
我想用語言遊戲展示我們使用「語言」、「命題」、「句子」的模稜方式。許多東西我們可以稱之為命題,也可以不,比如命令;可稱作語言的不只一種遊戲。語言遊戲是理解邏輯的一條線索。既然我們稱作命題的東西多多少少是任意的,那麼我們稱作邏輯的東西扮演的角色就跟羅素和弗雷格設想的不同。
聽課的人裡面有一個20歲的數學本科生,此時是他在三一學院的第三年;很快他就成了維特根斯坦生活裡最重要的人——常常陪伴左右的人,信任的知己,甚至是哲學工作上最有價值的合作者。
弗朗西斯·斯金納1930年從聖保羅[197]來到劍橋,被視為那一屆最有希望的數學家之一。不過,在劍橋的第二年,對維特根斯坦的興趣開始把他的數學工作擠到第二位。他全然地、毫不懷疑地、幾乎著魔地投到了維特根斯坦身上。至於他身上有什麼吸引了維特根斯坦,我們只能猜。在所有認識他的人的記憶裡,他害羞、不裝腔作勢、長相不錯,最主要的是,他格外溫和。反正維特根斯坦肯定受到了吸引。與品生特和瑪格麗特一樣,斯金納只要在那兒,彷彿就給出了維特根斯坦工作所需的平和。1932年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當時盡力完成的工作記了一筆,他似乎覺得,斯金納和這一工作的關係對應於品生特和《邏輯哲學論》的關係:
假如我在這書寫完或出版之前死了,我的筆記出版時應該是題為「哲學評論」的諸片段,題獻是:「獻給弗朗西斯·斯金納」。
維特根斯坦保留了斯金納的信件,他的遺物裡找到了這些信;從中我們能重構出一點這段關係的發展歷程。(斯金納死後,維特根斯坦取回了自己寫給他的信,大概燒掉了。)留下來的第一封信落款日是1932年12月26日,信的內容是感謝維特根斯坦送來一棵聖誕樹。兩天後斯金納寫道:「我很高興地讀到你想著我。我常常想著你。」
但是,要到1933年的復活節假期,他倆才成為對方的「弗朗西斯」和「路德維希」,斯金納才開始用一種像是——儘管緊張而扭捏——寫給愛人的言辭表達自己的感情。3月25日,在格恩西島度假時,他寫道:
親愛的路德維希:
上星期六我們分開後我經常想著你。我希望自己是以正確的方式想你。我們談到你姐姐給你的那個箱子時,我笑了幾次,你說能看出那不是友善的笑。想起你時有時我露出同樣的笑。我一直知道笑是不對的,因為每次剛笑完我就立刻想忘掉它,但我不知道它是怎麼不友善的。
……我在海峽[198]的一個島上住幾天,這兒有人說法語。我記得,有一次我問你說不說法語,你告訴我,你小時候,一個住在你家的女士教過你,她對你非常好。今天早晨我想到這事,我希望,如果你知道我想起你告訴我的這種事情時有多麼歡喜,你也會高興。
弗朗西斯
我們當然要假定,維特根斯坦覺得這封信體現出的孩子般的簡單——幾乎可說是頭腦簡單——惹人喜愛。無疑,斯金納的信裡一點沒有維特根斯坦很討厭的許多劍橋的學生和老師身上的「聰明」。他不是那種說「哦,真的嗎!」的人。他的信裡也一點沒有自我中心的痕跡。斯金納投到維特根斯坦身上(在他簡短得可悲的一生裡,剩下的時間一直如此),幾乎完全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其他任何事都是第二位的。他姐姐回憶道,自己和母親去三一學院看弗朗西斯時,碰見他衝下樓來,他支開她們說:「我忙著呢。我這兒有維特根斯坦博士。我們在工作。等會兒回來。」
法妮亞·帕斯卡爾曾說,孩子般的天真和第一流的頭腦是當維特根斯坦弟子的先決條件;斯金納是這種特點的最完美例子。他來自於一個浸泡在學術成就價值裡的家庭。父親是切爾西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兩個姐姐都在他之前上了劍橋,第一個學古典學,第二個學數學。他們期待弗朗西斯做一番學術事業——實際上認為那是必然的。要不是維特根斯坦的介入,他幾乎肯定會那麼做。
本科的最後一年裡,斯金納對維特根斯坦的專注如此徹底,1933年夏天他以數學甲等學位畢業並獲得研究生獎學金時,他家人的印象竟是,那是為了繼續跟隨維特根斯坦工作。事實上,三一學院給他這份獎學金是讓他從事數學研究。
這時斯金納已很難忍受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時的漫長暑假。夏末他寫道:「我覺得離你又遠了許多,我渴望再次親近你。」他寄給維特根斯坦一套描繪了他家鄉赫德福德郡萊奇沃思鎮的圖畫明信片。他在卡片正面潦草地寫幾句話,表面上是介紹這個鎮子,實際上更多是流露了斯金納的心境;那些話說明,若維特根斯坦在千里之外,萊奇沃思就是地球上他最不想呆的一個地方。
在一張印著霍華德角的卡片上,他解釋說,「花園城市」萊奇沃思是想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生活在鄉間的埃比尼澤·霍華德爵士建立的。「結果,」他寫道,「是某種不可置信的壓抑和血腥(起碼對我而言)。」在一張印著布洛德衛的卡片上則寫了:「這是通往鎮子和車站的路。路的一邊有一排房子。那些房子總是令我很悲傷。」一張斯拜爾拉工廠的照片上:「這是萊奇沃思最大的工廠……我覺得那花園是很無趣的和死寂的。」最後兩張卡片印的是萊斯大街——「一條非常陰暗和壓抑的街道。人們穿得都不合適,臉上都帶著如此低賤的表情」——和伊斯奇普[199]——「一個荒謬的名字……在那些街道上時,我覺得閒言碎語包圍著自己。」
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給了他逃脫這「死寂的」和「陰暗的」存在的某種出口,而且,最後——他的家人對此很驚愕——令他掙脫了家人的期望。這關係也給了他一種新的期望,對之他熱誠地應從著。研究生的三年裡,他勤奮地跟維特根斯坦一起工作,為發表維特根斯坦的著作而準備;等時候到了,他徹底放棄了學術生活,找了一個維特根斯坦認為更適合他的工作。
維特根斯坦建議自己的朋友和學生離開學術界,因為他相信學術界的大氣太稀薄,不能支持正當的生活。他告訴德魯利,劍橋沒有氧氣。他自己無所謂——他製造自己的氧氣。但對於依賴周圍空氣的人,離開那兒進入一個更健康的環境,就是重要的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職業是醫療行業。他勸瑪格麗特往這個方向發展,而此時她正在伯爾尼接受護士訓練;維特根斯坦對那計劃有很大的個人興趣。他們的關係已失去了浪漫的痕跡,瑪格麗特已愛上了塔勒·索格倫;但維特根斯坦仍然偶爾去一趟伯爾尼,看看瑪格麗特的訓練進行得如何。
現在,1933年夏天,德魯利完成了自己在南威爾士跟失業礦工一起做的項目,決定也接受護士訓練。不過他得知,憑他受過的教育,若接受醫生訓練會更有用。維特根斯坦一知道這事就立刻親自抓了起來。他安排凱恩斯和吉爾伯特·帕蒂森借給德魯利需要的錢,並發了份電報催促德魯利:「馬上來劍橋。」德魯利剛下火車維特根斯坦就宣佈:「現在這件事不用再爭了:一切都定好了,你立即開始當醫科學生。」他後來說,在自己的所有學生裡,他最驕傲和滿意的是自己對德魯利職業的影響。
不止一次,維特根斯坦認真地考慮自己去當醫生,逃離學術哲學的「死寂」。也許他能生產氧氣——但給屍體一個肺有什麼意義呢?當然他清楚,許許多多哲學家想瞭解他的最新思想,因為1933年時,人們——尤其是在劍橋和維也納——普遍知道,出版《邏輯哲學論》以來他劇烈地改變了立場。他堅決否認自己的新工作是為他們而做的,但還是不能忍受見到自己的氧氣循環到他們體內。1933年3月他痛苦地看到,在題為《劍橋大學研究》的集子裡有一篇理查德·佈雷斯韋特的文章,文中勾畫了包括維特根斯坦在內的各哲學家留給他的印象。人們可能認為佈雷斯韋特是在表述維特根斯坦現今的觀點,因此維特根斯坦寫了一封信給《心智》,宣佈對那些歸於他名下的觀點不負任何責任。「可把[佈雷斯韋特的]部分陳述視作對我的觀點的不準確表述」,他寫道,「其他的陳述則明顯與我的觀點衝突。」他如此收尾:
用清楚和連貫的形式呈現我的工作的難度,延緩了我的工作的發表,自然,我更加不能在一封信裡說明我的觀點。所以讀者必須懸置對之的判斷。
同一期《心智》上刊載了佈雷斯韋特的一則懊悔的道歉,不過道歉的最後一句話裡藏著一根刺:「我在多大程度上說錯了維特根斯坦博士的觀點,要等我們全都熱切期盼的那本書出版之後才能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