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次到來
「唔,上帝到了。我在5點15分的火車上接到了他。」
在一封落款日為1929年1月18日,寫給莉迪亞·洛普科娃的信裡,凱恩斯就是這樣宣佈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的。剛回英格蘭幾小時,維特根斯坦已經告訴凱恩斯,自己計劃「永遠呆在劍橋」:
期間我們喝過了茶,現在我退到書房給你寫信。我明白,疲勞將是摧毀性的。我一定不能讓他每天跟我談話超過二三小時。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這種經驗是古怪的,幾乎是怪誕的——回到一所這些年間多數地方沒有變化的大學,但歲月卻在他自己身上造成了一種如此根本的轉變——還有,一些1913年他與之道別的人前來問候他。他在日記裡寫道,「就像時間倒流了」。「我不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麼」,但無論結果是什麼:「會有一點結果!如果還有時間」:
此刻我無休無止地遊蕩,但不知道圍繞著哪個平衡點。
維特根斯坦一到,凱恩斯就組織人馬歡迎他重回「使徒」圈子。維特根斯坦回英格蘭的第二天,凱恩斯舉辦了一次「使徒」的特別晚餐會,慶祝他歸來。出席的有理查德·佈雷斯韋特、弗蘭克·拉姆塞、喬治·賴蘭茨、喬治·湯姆森、阿列斯特·沃森、安東尼·布朗特和朱利安·貝爾——劍橋知識界這一代的精華。會上把維特根斯坦選為榮譽會員(用「使徒」的話講:「天使」);這是一種姿態,表示社團原諒了1912年他對他們的態度。在隨後的一次聚會上他們正式向他「宣佈,將在適當的時候收回驅逐他的成命」。
社團的這種空前的謙卑,原因是維特根斯坦不在時成了劍橋精英中間的一個近乎傳奇的人物,而且《邏輯哲學論》也成了時下知識圈討論的中心話題。
但若「使徒」希望將這位「上帝」據為己有,他們就要失望了。維特根斯坦出席了幾次他們的聚會;在凱恩斯位於戈登廣場的房子舉辦的幾次宴會上,他也接觸了布魯姆斯伯裡圈子——可認為它是「使徒」的倫敦分支——的幾位成員。然而,布魯姆斯伯裡和「使徒」的英格蘭特有的、自覺「有教養」的唯美主義與維特根斯坦的嚴酷的苦行意識和有時不留情面的誠實,兩者之間沒幾分共同土壤。雙方都感到震驚。倫納德·伍爾夫回憶,有一次午餐時維特根斯坦對待莉迪亞·凱恩斯的「不人道的粗魯」把他嚇壞了。另一次午餐,他們當著女士的面坦然討論性,維特根斯坦嚇著了,走了出去。布魯姆斯伯裡的氣氛明顯使他不自在。弗朗西絲·帕特裡齊說,自己身處其中的貝爾們、斯特雷奇們和斯蒂芬們與維特根斯坦形成了對照——維特根斯坦似乎不能或不願與異性會員討論嚴肅的問題:「在男女混雜的人群裡,他的談話常常極端瑣細,搪塞進無聊的笑話,伴以冷淡的微笑。」
維特根斯坦和弗吉尼亞·伍爾夫有可能在凱恩斯的某次聚會上見過面;即便真是這樣,看上去兩人都沒給對方留下什麼印象。弗吉尼亞·伍爾夫去世後,維特根斯坦與洛什·裡斯討論過出身對她的影響。他說,她在那麼一個家庭裡長大——在那裡,人的價值的衡量在於是否擅長某種寫作,或擅長藝術、音樂、科學或政治;因此她從未問過自己還存不存在其他「成就」。這看法可能基於個人的接觸,但同樣可能基於道聽途說。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日記裡沒提到過維特根斯坦,信件裡也只有幾處附帶提到他。有一次是在一封寫給克萊夫·貝爾的信裡,寫信的時間是維特根斯坦到劍橋幾個月後;她是在談貝爾的兒子朱利安時提到他的:
……梅納德說朱利安無疑是國王學院最重要的本科生,甚至可能當上理事,看來他完全打動了梅納德,還有他的詩——順便說一句,朱利安說,他跟梅納德談過維特根斯坦的毛病,但被駁了回去。
這一筆是有趣的,只是由於這個緣故:即將發表在安東尼·布朗特的學生雜誌《冒險》上的一篇冗長的德萊頓風格[140]的諷刺詩正是朱利安·貝爾所寫;那是布魯姆斯伯裡式的機智評點,談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專橫好辯作風裡的——有人開始這麼看——未開化的野蠻的東西。
貝爾在這首詩裡試圖為布魯姆斯伯裡的信條「價值可在心智那兒認識和找到」辯護,反駁《邏輯哲學論》的觀點:那種陳述是無意義的。貝爾主張,維特根斯坦肯定違反了自己的規則:
而他說出無意義的話,無數的陳述那麼做,
他恆常打破自己立誓的沉默:
日日夜夜談論倫理和審美,
稱事物好或壞,錯或對。
維特根斯坦不只談論自己堅稱必須對之保持沉默的東西;他主宰了一切這種討論:
……誰曾在哪個議題上,見到過
路德維希忍住不頒布法則?
無論到誰那裡,都大聲把我們喝止,
打斷我們的話,結結巴巴說起他的句子;
永不停息的爭辯,刺耳、惱怒和喧鬧,
他當然正確,為他的正確而驕傲,
這毛病常見,是人多少有這股味,
但維特根斯坦大談人文,自詡全對。
這首詩是一封寫給使徒同僚理查德·佈雷斯韋特的使徒書信[141],表達了「使徒」的許多年輕唯美主義者——「這些朱利安·貝爾們」,維特根斯坦輕蔑地稱呼他們——的看法;他們讀了大為開心。這首詩發表時法妮亞·帕斯卡爾說:「最友善的人也會心一笑;它釋放了累積起的緊張、怨恨,甚至恐懼。因為從未有人能在維特根斯坦面前扭轉局勢,以牙還牙地報以顏色。」
若說維特根斯坦並未完全不理睬「使徒」,那主要因為弗蘭克·拉姆塞是其成員。
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的第一年裡,拉姆塞不只是在哲學討論上最有價值的夥伴,也是最親密的朋友。抵達後的頭兩周,他和拉姆塞一家住在其莫蒂默路的家裡。拉姆塞的妻子萊迪絲很快成了一個親密朋友,一個紅顏知己——一個「終於成功軟化了野蠻獵人之兇猛」(凱恩斯的說法)的女人。她具備一種能使他放鬆下來、贏得他信任的強健幽默感和樸實的誠實。和她單獨相處時,他覺得能聊聊自己對瑪格麗特的愛,但從弗朗西絲·帕特裡齊寫給丈夫拉爾夫的一封信裡看,他的信心並不牢固:
我們老是見到維特根斯坦;他向萊迪絲透露,他正在愛一位維也納女士,但他覺得婚姻是神聖的,不能輕易談論。
這裡令人吃驚的,不是他不能輕易談論婚姻,而是他竟然談論婚姻。此時,他定期而頻繁地寫信給瑪格麗特,有時每天都寫;但直到約兩年後她才意識到他打算娶自己當妻子,那時她就急匆匆打了退堂鼓。雖然他的關心取悅了她,他的人格力量也令她懾服,但在維特根斯坦身上瑪格麗特未看到自己期望的丈夫的品質。他過於嚴峻,過於苛求(我們不妨猜想,還有一點過於猶太了)。此外,表明自己的意圖時,他同時也表明了,他心裡想的是一種柏拉圖式的、不生孩子的婚姻——那種事不是她要的。
在劍橋的頭兩個學期,維特根斯坦的正式身份是攻讀博士學位的「高級學生」,比他年輕十七歲的拉姆塞是他的導師。實際上,他和拉姆塞平等地見面,在相似或相關的問題上做工作,指望對方能給出批評、引導和啟發。他們一周見面幾次,每次討論幾個小時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本質。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裡說這些見面是「愉快的討論」:「它們當中有好玩的東西,我認為進行得挺不錯。」他還寫道,它們當中有某種近乎性愛的東西:
沒有比這使我更愉快的了:有人把我的思想從我嘴裡取走,然後,可以說,把它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喜歡獨自在知識的田野上行走」,他又說。
拉姆塞在這些討論裡的作用和別的導師類似:對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提出反對。在《哲學研究》的前言裡,維特根斯坦說拉姆塞的批評幫助他——「我幾乎無法估量其程度」——認識到《邏輯哲學論》的錯誤。不過,在當時的一則日記裡他的觀點沒這麼慷慨:
好的反對幫助人前進,淺薄的反對——即便是有效的——則是乏味的。拉姆塞的反對屬於這一種。他的反對沒有抓住問題的根子(問題的生命在於此),而是那麼地外在,什麼——即便是真的錯誤——也無法矯正。好的反對直接指向解答;至於淺薄的反對,必須首先加以克服,然後就可丟在一邊。就像一棵樹在樹幹的結上打個彎,以便繼續生長。
【一棵樹的畫】
儘管十分尊重對方,但拉姆塞和維特根斯坦在智性和脾性上有著很大的差異。拉姆塞是個數學家,對自己學科的邏輯基礎不滿意,想在可靠的原則之上重建數學。維特根斯坦沒興趣重建數學;他的興趣在於拔除生出數學中的混淆的哲學根子。因此,當拉姆塞指望從維特根斯坦那裡獲得啟發,維特根斯坦指望從拉姆塞那裡得到批評時,兩人的受挫就不可避免了。有一次拉姆塞直截了當地告訴維特根斯坦:「我不喜歡你論證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則在一段我已引用過的話裡這樣說拉姆塞:他是一個「布爾喬亞思想家」,真正的哲學思索干擾了他,「直到他將其結果(如果有的話)推到一旁,宣佈那無關緊要」。
一位深刻影響了維特根斯坦思想進展的「非布爾喬亞」思想家是皮耶羅·斯拉法,這種影響始於他回到劍橋的頭一年。斯拉法是一位傑出的意大利經濟學家(持有一種寬泛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也是獄中的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安東尼奧尼·葛蘭西的密友。因為公開抨擊墨索里尼的政策,斯拉法在祖國的職位岌岌可危;凱恩斯便請他到國王學院工作,劍橋為他特別設了一個經濟學講師職位。經凱恩斯介紹認識後,他和維特根斯坦就成了親密的朋友,維特根斯坦每週至少安排一次與他見面討論。對於跟斯拉法的見面,他的評價甚至超過跟拉姆塞的見面。在《哲學研究》的前言裡他談到斯拉法的批評:「這本書裡多數有意義的想法都受惠於他的這種激發。」
這是個很強的聲明,而且——考慮到他倆的智性領域差別很大——也令人費解。但正是因為不涉及細節(或者說因為斯拉法不是哲學家或數學家),斯拉法的批評才是富於意義的。與拉姆塞不同,斯拉法有能力迫使維特根斯坦作出修正——不是修正這一點或那一點,而是修正整個視角。有一件軼事說明了這一點,這件事維特根斯坦對馬爾科姆和馮·賴特都說過,此後廣為流傳。那是一次談話;維特根斯坦堅持命題及其描述的東西必須有同樣的「邏輯形式」(或「語法」,視故事的版本而定)。面對這一想法,斯拉法做了個那不勒斯人的手勢——用指尖掃過下巴,問:「這個的邏輯形式是什麼?」照這故事的說法,維特根斯坦因此不再堅持《邏輯哲學論》的這一思想:命題必須是其描述的現實的「圖像」。
這軼事的重要性,不在於解釋了維特根斯坦為什麼放棄意義的圖像論(它並沒解釋),而在於它是一個好例子,說明了斯拉法是怎樣使維特根斯坦從新鮮的視角重新看待事物的。維特根斯坦告訴許多朋友,與斯拉法的討論令他覺得自己像一棵砍掉了所有樹枝的樹。這個隱喻是精心挑選的:把死的樹枝砍掉,新的、更健壯的樹枝就能長出來(而拉姆塞的反對則讓死木頭留在那兒,迫使樹扭曲自身繞過它)。
維特根斯坦曾對洛什·裡斯談到,自己從跟斯拉法的談話裡獲得的最重要東西是一種看待哲學問題的「人類學」方式。這一評論有點解釋了,為什麼維特根斯坦認為斯拉法對自己有如此重要的影響。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工作和《邏輯哲學論》的最顯著區別之一是其「人類學」進路。即,《邏輯哲學論》處理語言時,把語言與其使用的環境隔絕開;《哲學研究》則反覆強調給予語言表達以意義的「生活之流」的重要性:描述一種「語言遊戲」時,不能不提到其中的行為,以及做語言遊戲的「部落」的生活形式。如果這一視角轉變來自於斯拉法,那麼斯拉法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工作的影響確實有著最根本的重要性。不過,就算是這樣,這種影響還得再過幾年才結出果實,因為維特根斯坦哲學方法的這個「人類學」特點要到1931年左右才漸漸顯露。
除了斯拉法和拉姆塞,維特根斯坦與劍橋的學院教師們沒什麼相干。頭幾個星期之後,他和凱恩斯的關係主要限於事務性的;雖然凱恩斯成了——無論何時維特根斯坦需要跟官方搞什麼事情——無可估價的支持者,但不是親密的朋友。我們猜想,凱恩斯十分高興扮演這種角色;當維特根斯坦的朋友所要求的時間和精力,比他能夠或願意花費的更多。
維特根斯坦最初回劍橋時,G.E.摩爾碰巧在同一列倫敦駛來的火車上;他倆的友誼——維特根斯坦1914年給摩爾寫了那封野蠻的信後破裂的友誼——立即恢復了。此時摩爾是劍橋的哲學教授,他擔起了為維特根斯坦能工作下去安排津貼的責任;不過除此之外他倆的友誼是私人性質的,而非哲學上的。雖然維特根斯坦讚賞摩爾的措辭的準確性,偶爾借之找到說清某個具體問題所需的準確用詞,但他幾乎不當摩爾是個原創性哲學家。「摩爾?」——他曾說——「從他身上能看出,一個絕無才智的人能走多遠。」
類似地,儘管維特根斯坦與此時上了年紀的邏輯學家W.E.約翰遜——他以前的劍橋時代裡的另一個人物——在智性上有距離,但他倆也保持著真摯的友誼。維特根斯坦讚賞鋼琴家約翰遜更甚於邏輯學家約翰遜;他經常參加約翰遜星期天下午的「居家」[142]聽其彈奏。在約翰遜這方面,雖說喜歡和欣賞維特根斯坦,但他認為維特根斯坦的回歸是「劍橋的災難」。他說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完全沒能力進行討論的人」。
維特根斯坦快要過40歲生日了,但他的朋友圈子裡主要是劍橋的年輕一代——參加道德科學俱樂部的本科生(不屬「使徒」一脈的那些)。據法妮亞·帕斯卡爾說,構成這一學生哲學團體的「英格蘭中產階級的兒子們」身上具備了當維特根斯坦弟子所需的兩個特點:孩子般的單純和第一流的大腦。這麼說或許是對的;但我認為另一種說法也同樣是對的,即維特根斯坦就是發覺自己和更年輕一代有更多的共同點。在某種意義上他自己非常年輕。他甚至看上去也年輕,他40歲了,人們卻常常誤會他是本科生。但還不止於此:他具有年輕人的智性上的新鮮和柔軟。他告訴德魯利,「心智的僵硬比身體早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他仍是個青年。即,在他的精神態度中,已然固執的部分很少。回劍橋時他準備全面修訂自己迄今得到的一切結論——他願意考慮的不只是新的思考方式,甚至還有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和本科生一樣未定型,還沒有固定在某種具體的生活模式裡。
不少聽說過維特根斯坦是《邏輯哲學論》作者的人,想像他是個年長威嚴的日耳曼學者;對於在道德科學俱樂部遇到的那個如年輕人般好鬥、活躍的人物,他們並無準備。例如,S.K.柏歐斯後來是維特根斯坦的朋友和欽佩者圈子裡的一員,他回憶道:
我第一次遇到維特根斯坦是在道德科學俱樂部的一次聚會上,那次我念了一篇論「道德判斷的本性」的文章。那次聚會來了相當多的人,有些人蹲坐在地毯上。人群裡有一個人我們全都不認識(當然,除了摩爾教授和另一個大概也在的資深會員)。我念完論文後,那個陌生人提出了一些問題和異議;他說話時的那種直率風格(但絕不刻薄),以後大家逐漸知道就是維特根斯坦的風格。後來,我知道了自己的對話者是誰,認識到自己當時對他提出的問題和異議的應對是多麼自大,於是心裡泛起了一種我從未能擺脫掉的羞恥感。
維特根斯坦徹底主宰了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討論,結果道德哲學教授C.D.布洛德不再出席了。他後來說,他不願意「每週度過那樣的幾小時:在濃厚的煙草氣味裡,維特根斯坦準保在自個搜腸刮肚,信徒們也準保『露出愚蠢的欽佩模樣,嘖嘖稱讚』」。
戴斯蒙德·李是維特根斯坦的本科生朋友圈裡的另一位,他把維特根斯坦比作蘇格拉底——喜歡跟年輕人討論,經常讓年輕人說不出話來。他指出,這兩位對拜倒在自己魔力之下的人都有一種近乎催眠的影響。李自己離開劍橋時擺脫了這種魔力;雖然他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但並不真能說他是一個弟子。不過,他的同齡人莫裡斯·德魯利成了法妮亞·帕斯卡爾描述的那種年輕弟子的第一個例子,也許也是最完美的例子。
1929年首次遇到維特根斯坦後,德魯利生活裡的幾乎每一個重大決定都是在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作出的。他原本打算離開劍橋後當英國聖公會牧師。「千萬別以為我是在嘲笑這事,」維特根斯坦聽說這計劃後說,「但我不能贊同;不,我不能贊同。我擔心那個衣領有一天會磕著你。」這是他們第二次、也可能是第三次碰面。下一次見面時維特根斯坦回到這件事:「想想看吧,德魯利,每週得作一次布道意味著什麼;你做不了那事。」在神學院呆了一年後德魯利對此表示同意;在維特根斯坦的鼓動下,他找了個「普通人中間」的工作。他從事的是失業救濟的項目,起初在紐卡斯爾,然後在南威爾士;再後來,又是在維特根斯坦的鼓動下他接受了醫生訓練。戰後他專攻精神病學(維特根斯坦建議的醫學分支),從1947年到1976年去世他在都柏林聖帕特裡克醫院工作,起初是駐院精神病醫生,後來是高級精神病咨詢師。1973年他的文集《語詞的危險》(The Danger of Words)出版,這本文集討論的是精神病學中的哲學問題;雖然這書很不受重視,但它也許是——就其調子和關切而言——維特根斯坦的學生發表的東西裡最具備真正維特根斯坦精神的作品。「為什麼現在我把這些文章放到一起?」在前言裡他自問自答:
只為了一個理由。這些文字的作者曾有一時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學生。現在眾所周知,維特根斯坦鼓勵學生(至少是他覺得在哲學能力上沒有很大原創性的學生)從哲學學術轉向某一具體職業的學習和實踐。就我而言,他敦促我轉向醫學的學習;不是我不該運用他教給我的東西,而是我絕不該「放棄思考」。因此我躊躇地把這些文章拿出來,例示維特根斯坦對某個人思想的影響:這個人面對的問題,既涉及需要對付的直接實際的困難,也涉及需要深思的較深的哲學困惑。
類似地,去世前不久德魯利出版了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談話記錄,目的是削弱「出於好意的評論者」的影響——那種人「如此這般地評論,彷彿現今很容易把他的著作吸收到那種知識分子語境中去,但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那種語境提出的警告」。這些記錄——也許比其他一切二手資源都更多地——提供了滲透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裡的精神和道德態度的信息。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引發的一大堆學術文獻並未也不能覆蓋到維特根斯坦的影響裡的一個重要方面,德魯利是第一個、但絕非最後一個體現此點的弟子。可以說,道之傳承,其脈絡之延伸遠超出學術哲學的界限。
實際上,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最親密的本科生朋友是個對哲學毫無興趣的人。1929年復活節假期後,吉爾伯托·帕蒂森在維也納的回程火車上遇到了維特根斯坦;十年多的歲月裡,兩人保持著親切的、與哲學毫無關係的交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亂歲月裡,維特根斯坦開始疑心帕蒂森抱有強硬好戰的戰爭態度,那時這段交情才終止。帕蒂森是(事實上仍然是)一個和藹、機智和很善於處世的人,完全不像帕斯卡爾描述的那種單純和極害羞的弟子。完成了劍橋學業(以最少的學術努力和熱心)後,他當了倫敦金融城[143]的一名註冊會計師,過上了他的階層、教養和教育為他準備的那種舒適生活。和他在一起時維特根斯坦能肆意滿足自己的一種口味;弗朗西絲·帕特裡齊說這種口味是瑣細和無聊的幽默,而維特根斯坦自己就稱之為「廢話」。[144]他說,跟某個人「大說廢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需求。
在劍橋時帕蒂森和維特根斯坦一起讀《塔特勒》[145]這樣的雜誌,他們很高興這種雜誌提供了豐富的「廢話」,特別喜歡慣常登在這類刊物上的可笑廣告。他們也是「滿意消費者來信」的貪婪讀者,那種信通常出現在伯頓之家、「名品裁衣店」的櫥窗裡,逛街買維特根斯坦的衣服時,他倆誇張地注意那些櫥窗。(或許,在多數人眼裡維特根斯坦總是穿著同樣的東西——開領襯衫、灰法蘭絨褲子和厚鞋子;實際上它們是一絲不苟地挑選出來的。)
帕蒂森離開劍橋後,只要維特根斯坦路經倫敦(來回維也納的路上常常經過),他倆就見面,舉行維特根斯坦所稱的「儀式」。這包括去「里昂」[146]喝茶,隨後前往萊切斯特廣場的一家大電影院看場電影。到倫敦前,維特根斯坦會寄一張卡片給帕蒂森,告訴他自己要來了,以便帕蒂森作出必要的安排——在《夜標》[147]上找一家正上映一部「好」電影的電影院。對維特根斯坦來說那意味著一部美國電影,西部電影尤佳,後來則是音樂劇或浪漫喜劇,但總歸是一部絕無藝術性或知性面目的電影。不必說的是,這個儀式的位次高於帕蒂森的金融城工作。「我希望你在辦公室別太多事,」一次帕蒂森拿工作壓力說事後維特根斯坦寫道,「記住,即便俾斯麥也可被替代。」
維特根斯坦和帕蒂森的通信裡幾乎全都是「廢話」。幾乎每封信裡他都要用一用英語形容詞「bloody」[148];出於某種原因,他在這個詞裡看到了無窮無盡的樂趣。他的信以「親愛的老Blood[149]」起首,以「你bloodily的」或「你in bloodiness的」[150]結尾。帕蒂森寄去從雜誌上剪下的照片,稱之為自己的「畫作」;對此,維特根斯坦用誇張的嚴肅口吻表示欣賞:「不看簽名我就能知道這是帕蒂森之作。裡頭有一種此前從未用畫筆表達過的bloodiness。」在回信裡維特根斯坦寄去「肖像」,即從報紙的自強課程廣告上裁下的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照片。「我最近的照片,」放進一張這種圖片後他宣佈,「上一張只表達出慈父的親切感;這一張表達出了勝利感。」
通信裡始終包含著一種對廣告商語言的溫和嘲弄,這風格裡的荒誕性是這麼簡單得來的:把那種語言用得彷彿是朋友之間寫信的正常形式。帕蒂森寄給維特根斯坦一張(真是)自己的照片,在背後寫:「反面是我們的一種47/6號[151]套裝的樣照。」「不知怎的,」維特根斯坦在另一封信的結尾寫道,「人們本能地感到,雙塔牌第83號精品襪是真正男人的襪子。它是品位之襪——考究,時尚,舒適。」在另一封信的附言裡他寫道:
不日,我們將慷慨地向你贈送著名頭油格羅斯妥拉的免費樣品,願你的頭髮永遠保持光鮮紳士特有的光澤。
維特根斯坦寫給帕蒂森的信裡含有的某些玩笑確實無聊得驚人。寫一個以「W.C.1」結尾的地址時,他畫了個箭頭指著「W.C.」,寫道:「這不是指『廁所』。」[152]他在一張都柏林基督教會教堂的明信片背後寫道:「如果我沒記錯,這個教堂至少部分是由諾曼底人建的。當然,那是很久以前建的,現在我的記憶力可不比那時。」
這樣,到劍橋沒幾個月,維特根斯坦建起了一個相當廣泛的朋友圈,某種程度上這說明了他對回到社會的恐懼並無著落。但他仍然覺得自己在劍橋是個外來人,覺得缺少類似保爾·伊格爾曼或路德維希·亨澤爾的人——他能與之用自己的語言討論內心最深處的思想和感情的,而且知道對方會理解自己的人。也許是因為這個,一回到劍橋他就拾起了一個《邏輯哲學論》出版以來沒再保持的習慣:開始在筆記本上寫下私人的、類似日記的條目。和以前一樣,這些條目是用他小時候用過的密碼寫的,從而區別於他的哲學論述。在一個最初的條目裡他談到這是多麼奇怪:「多少年了,我從未感到一點點寫這種筆記的需要」;他也反思了這習慣的源頭。當他在柏林開始寫點對自己的思考時,那是出於這樣一種要求:為自己這個人保存一點東西。這是重要的一步,儘管其中有一點空虛和模仿(凱勒和佩皮斯[153]),但還是滿足了一種真實的需求;它代替了他能對之傾訴的人。
維特根斯坦無法向劍橋的人坦然傾訴,原因是,鑒於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他對此的意識非常敏銳,其程度遠超過他們也許有的一點瞭解——他不能完全肯定他們能理解自己。只要出現了一次誤解,他都傾向於認為那是因為那些差異。「我在一句話裡看到的意味,你看不出。」在一次這種誤解後他寫信對拉姆塞說,「如果你曾經在外國人中間生活過,無論多長時間,而且依賴他們,你就會理解我的難處。」
自己依賴於無法理解他的人,這種感覺引起了他的強烈痛苦,尤其是涉及錢的時候。1929年5月,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凱恩斯,試圖解釋這種焦慮。「請你在批評之前試著理解,」他懇求道,又說,「用外語寫信使之更加困難了。」他開始相信(如我們所見,這是有點理由的),凱恩斯已厭倦了和他交談。「現在請別認為我介意這個!」他寫道,「你為什麼不該厭倦我呢?我一刻也不認為你會因我而愉快或對我感興趣。」令他痛苦的是,他擔心凱恩斯認為自己是為了獲得金錢上的援助而培植這段友誼的;出於這一焦慮——還有對自己說英語時遭受誤解的焦慮——他幻想出一種完全虛構的對這種擔心的印證:
這學期初我去見你,想還一些你借給我的錢。我說的很笨拙,我把「哦首先我想要錢」當還錢的開場白,而我想說的是「首先我想搞定錢的事」[154]或類似的句子。但你很自然地誤解了我,因此現出了一種臉色,從中我能讀出你全部的意思。隨後的事——我指我們關於社團[使徒]的談話——向我表明,你心裡已積累了多少針對我的負面情感。
不過,他認為凱恩斯自認是他的施主而非他的朋友,這可能是對的。但他堅持,「我不接受恩惠,除非從我的朋友那裡。(那就是為什麼我三年前在薩塞克斯接受你的幫助。)」他結語道:「請不要回這封信,除非你能寫一封短而友善的回信。我寫這信不是想得到你的解釋,而是告訴你我是怎麼想的。所以,若你不能給我一封三行以內的友善回信,不回信將使我最滿意。」凱恩斯的回信,就其老練和感受力而言,是一件傑作:
親愛的路德維希,
你真是個瘋子!你說的錢的事當然毫無正確性可言。這學期初我從沒想過,除了兌現一張支票或類似的事之外,你想向我要任何東西。我從不認為,除了在某些我覺得適宜給的情況下,你有可能向我要錢。有一天我在短箋裡提起你的財務狀況,那是因為我聽說你為沉重的額外費用而操心;而我想——如果情況確實如此——探討一種可能性,你剛來時我應該向你提過這種可能性,即可以設想從三一學院那兒得到一點幫助。我想過自己做點什麼好不好,但通盤考慮之下決定最好不要。
不——上次我們見面時我說話煩躁不是出於「未言明的吝嗇」;那只是這樣一種疲倦和急躁:跟一個人談到打動自己內心的事,卻發現想令自己的心得出真實的印象而丟掉虛假的印象如此困難、幾乎不可能。而你走開了,幻想著一種跟我當時意識裡的一切都如此遙遠的解釋,我從沒想過要提防那種念頭!
實情是,兩種感受在我心裡交替:喜愛和享受你和你的談話,神經被磨得消耗殆盡。這不是新鮮事!我總是如此——這二十年的任何時候。但「吝嗇」「不友善」——你要能看到我的心就好了,你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東西。
凱恩斯不肯費神跟維特根斯坦更親密地交往,而是設法緩和情況,令維特根斯坦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幫助——他當一個友善的施主,妥善地給予幫助,以使維特根斯坦也妥善地接受幫助。
若無某種資助,維特根斯坦無法繼續自己的哲學工作。到第二個學期末,無論他曾有多少存款(大概是當建築師時掙到的),支付學費之後都不夠供他生活。凱恩斯提議維特根斯坦申請三一學院的研究津貼;這個建議被採納了,但事情免不了有麻煩。引起麻煩的事是:學院覺得很難理解為什麼出身像維特根斯坦這樣富有的人需要這類津貼。有別的金錢來源嗎?三一學院的導師詹姆士·巴特勒爵士問他。他回答,沒有。沒有能幫忙的親戚嗎?他回答,有。「現在,搞得像是我想隱瞞什麼,」那次會面後他寫信給摩爾,「請你接受我的文字聲明:我不只有許多富有的親戚,而且,若我向他們要求,他們會給我錢,但我不會向他們要一個便士。」照他在另一封寫給摩爾的信裡的說法,他的態度是這樣:
我提出要幹點工作,我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即學院在某種情況下用研究津貼、獎學金等方式鼓勵這樣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弄出某種產品,如果這些產品對學院有任何用處,我希望學院支持我生產,只要這對他們有用,只要我能生產。
對於他的津貼申請弗蘭克·拉姆塞給予了充足的支持,他以維特根斯坦導師的身份寫信給摩爾,強烈主張這一資助的必要性。「依我之見」,他寫道,「維特根斯坦先生是一個跟我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等級不同的哲學天才」:
這部分由於他看出問題要點的巨大天賦,部分由於他的勢不可擋的智性活力,由於那種思想的強度——憑借那種強度,他對問題追根究底,從不只滿足於可能的假設。我覺得,與其他任何人的工作相比,他的工作更有希望解決一種既在一般哲學的意義上、也在具體的數學基礎問題上困擾著我的難題。因此,他能回到研究工作上就顯得特別萬幸。
不過,對於維特根斯坦迄今生產的「產品」,拉姆塞的報告簡短得令人起急:
近兩個學期我和他在工作上有密切接觸,我覺得他有了可觀的進展。他從命題分析的某些問題開始,現在,這些問題已引著他走向了位於當前的數學基礎爭論的根源處——無限性的問題。起初我擔心,數學知識和技能的缺乏會是他在這領域工作的一個嚴重障礙。但他已有的進展使我相信事情並非如此,他在這兒也可能做出價值一流的工作。
「現在他工作非常刻苦,」拉姆塞又說,「就我能判斷的,他進展順利。若金錢的匱乏打斷了他,那是哲學的一大不幸。」
也許是為了進一步使官方信服,維特根斯坦被匆匆授予了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是7年前付印的《邏輯哲學論》,在許多人眼裡這本書已經是哲學經典。主考人是摩爾和羅素,羅素正在薩塞克斯的學校裡,有點不情願地被拉到了劍橋。1922年的因斯布魯克見面後他和維特根斯坦沒接觸過,自然有點擔心。「我覺得,」他寫信給摩爾,「除非維特根斯坦改變了對我的看法,否則他不會很喜歡我當主考人。我們上次見面時,他為了我不是基督徒這件事而非常痛苦,後來就躲著我;我不知道這一方面的痛苦是否減輕了,但他必定仍討厭我,因為他後來從未跟我聯絡。我不想他在口試[155]途中衝出房間,我覺得他做得出那種事。」
口試定在1929年6月18日,在一種滑稽儀式的氣氛下進行了。和摩爾一起走進考試的房間時,羅素微笑著說:「我一生從未有過如此荒謬的事。」考試以老朋友的聊天開場。然後,羅素——玩味著這局面的荒謬——對摩爾說:「繼續吧,你要問他點問題——你是教授。」隨後是一場簡短的討論,羅素提出了他的觀點,即,維特根斯坦宣稱自己用無意義的命題表達了不可動搖的真理,這是自相矛盾的。當然他說服不了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這樣結束了會議——他拍拍他的各主考人的肩膀,安慰說:「別在意,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懂的。」
摩爾在主考人報告裡寫道:「我個人的看法是,維特根斯坦先生的論文是一項天才工作;但儘管如此,它也肯定很符合劍橋哲學博士學位所需的規範。」
拿到博士學位的第二天,維特根斯坦獲得了三一學院給的一百英鎊津貼——五十英鎊是夏季學期的,五十英鎊是隨後的米迦勒節學期的。
暑假的前一段日子,維特根斯坦是在劍橋度過的,他寄宿在莫爾廷巷弗洛斯塔雷克屋的莫裡斯·多博夫婦那裡。他和知名文學批評家F.R.裡維斯的短暫而不安的友誼就發生在這段日子裡。他們是在一次約翰遜的「居家」上碰到的;偶爾,他們一起長途散步。維特根斯坦讚賞裡維斯的個性勝過其工作;實際上幾乎可以說,他不顧裡維斯的工作而仍喜歡他。他曾這樣招呼裡維斯:「放棄文學批評吧!」——裡維斯對這一勸告的錯誤判斷是惹人注目的,他從中看到的只是布魯姆斯伯裡的壞影響,覺得維特根斯坦認可「凱恩斯、他的朋友們和他們的門徒是他們自命的那種文化精英」。
裡維斯回憶,這時期維特根斯坦不顧一切地刻苦工作,長期缺乏睡眠。一次他們出去散步到午夜之後,維特根斯坦如此筋疲力盡,回莫爾廷巷的路上,若裡維斯不拿手扶著,他就幾乎不能走路。終於到了弗洛斯塔雷克屋,裡維斯懇求他立即上床。「你不明白,」維特根斯坦回答,「做一點工作時,我總是擔心自己在做完之前死掉。所以我把當日的工作好好備份,交給弗蘭克·拉姆塞保管。我還沒做今天的備份呢。」
他當時寫的是題為「對邏輯形式的一點評論」的論文,這篇論文的特別之處是:《邏輯哲學論》之後他只發表過這一篇哲學作品。它刊載在1929年亞里士多德學會和心智協會[156]的年度聯合討論會的會議文集上;那是英國最重要的職業哲學家會議,那一年於7月12日到15日在諾丁漢舉行。不過,剛發出付印,他就覺得它沒有價值,不承認是自己的東西;在這篇論文本該是其日程一部分的那次會議上,他念了完全不同的東西——一篇論數學中的無限概念的文章,結果那篇文章失傳了;這件事說明他那時的思想進展多麼迅速。
儘管如此,「對邏輯形式的一點評論」還是有意思的:它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短命階段的一份記錄——在這一階段裡,《邏輯哲學論》的邏輯大廈雖在崩塌,但尚未全部傾覆。可以認為這篇論文是想答覆弗蘭克·拉姆塞的一個批評,即拉姆塞對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有關顏色排斥的論述的批評。拉姆塞的異議最初是在他的《邏輯哲學論》書評裡提出的;無疑,兩人在1929年頭兩個學期的討論中進一步研究了這些批評。
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的命題6.375里堅稱:「就像唯一存在的必然性是邏輯必然性一樣,唯一存在的不可能性是邏輯不可能性」;在下一個命題裡,他把它應用到「某種東西同時是(例如)紅色和藍色」上:
……在視域的同一位置同時出現兩種顏色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在邏輯上不可能,因為顏色的邏輯結構剔除了這種可能。
這兒的問題是,若是這樣,那麼「這是紅的」這個陳述就不能是一個原子命題。《邏輯哲學論》宣稱原子命題在邏輯上彼此獨立,但「這是紅的」明顯不獨立於「這是藍的」:從一者為真能推出另一者為假。因此,斷言顏色的命題就得是復合的,容許進一步分析。在《邏輯哲學論》裡,為了擺脫這個困難,維特根斯坦訴諸的是用粒子速度作的顏色分析。於是某個東西之不可能同時為紅色和藍色,就體現為這麼一個矛盾:「一個粒子不能同時有兩個速度;也就是說,它不能同時在兩個位置」。但是,就像拉姆塞堅持的,即便分析到這個層次,問題還是再次出現了:
……即便假定,物理學家如此這般提供了一種對我們用「紅」指的東西的分析,維特根斯坦先生也只是把這困難降解成了空間、時間和物質或以太的必然屬性的困難。他明確地使其依賴於一個粒子之同時在兩個位置的不可能性。
拉姆塞說,還是很難看出,這怎麼能是個邏輯問題,而非物理問題。
於是拉姆塞的評論向維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種挑戰:他必須要麼表明,空間、時間和物質的屬性如何能以邏輯必然性的面貌出現,要麼提供另一種對顏色排斥的解釋。在「對邏輯形式的一點評論」裡維特根斯坦選擇了後者。
他現在放棄了「原子命題是獨立的」這一主張;一者之真確能推出另一者之假,因此,「這既是紅的也是藍的」就被「剔除了」[157]。但若是這樣,《邏輯哲學論》給出的對邏輯形式規則的分析中就有了某種嚴重的差錯。因為,根據《邏輯哲學論》的規則,要剔除這樣的造句,必須能將其分析為諸如「p且非p」的形式——「p且非p」是可以用真值表方法顯出其矛盾的。因此,這篇論文的結尾是一段無定論的評述:
我們的記號系統未阻止這樣無意義造句的生成,這當然是它的不足;一種理想的記號系統得用確定的句法規則剔除這種結構……然而,這樣的規則不能制定出來,除非我們真正達到了所考察現象的最終分析。我們都知道,這還沒做到。
在下一年的寫作中,維特根斯坦作了一點嘗試,想提供「所考察的現象的最終分析」;在那一短暫的時期裡他的工作成了——用他的話說——一種現象學(phenomenology)。然而,由於和斯拉法的討論,他很快就放棄了修補《邏輯哲學論》結構的嘗試,而完全拋棄了「世界和語言之間得有一個共同結構」的想法。實際上,他拋棄這一想法之時,也許正是他決定不在會上念那篇論文之時。與其說這篇論文給出了對拉姆塞提出的問題的解答,不如說它供認了在《邏輯哲學論》的框架裡維特根斯坦找不到解答。
決定改談數學中的無限概念後,他寫信請羅素出席——「你的在場將大大提升討論,也許是討論有點兒價值的唯一理由」。這是維特根斯坦的學術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席這樣的會議,而且,就像他對羅素說明的,他對之不抱很大希望:「我害怕,無論對他們說什麼,都要麼毫無反應,要麼在他們心裡引起不相干的煩惱。」他害怕,自己對無限不得不說的東西,「他們聽了以後覺得全是漢語」。
牛津哲學家約翰·馬伯特回憶,到諾丁漢出席會議時,自己在學生宿舍遇到一個相當年輕的人,帶著帆布背包,穿短褲和開領襯衫。馬伯特之前從未見過維特根斯坦,以為他是個放假了的學生,還不知道自己的宿舍已派給了與會者。「恐怕一幫哲學家要在這兒聚會」,他友好地說。維特根斯坦陰沉地回答:「我也怕。」
結果羅素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只是印證了維特根斯坦對此種聚會的輕蔑。不過,會議的一個正面結果是他和吉爾伯特·賴爾建立了友誼;賴爾在自傳筆記裡寫道,他「當一個迷迷糊糊的崇拜者已有段時間了」。據維特根斯坦說,引起他注意、使他不禁去結識賴爾的,是自己讀論文時賴爾臉上的嚴肅和關注的表情。後來,賴爾漸漸相信維特根斯坦對學生的影響是有害的,維特根斯坦則漸漸相信賴爾終究並不嚴肅。不過,整個20世紀30年代兩人一直保持著熱誠的關係,偶爾還結伴步行度過假日。散步時他們的聊天內容同樣可能是電影或哲學;賴爾堅決反對維特根斯坦的這個論點:不僅從未拍出過一部好英國電影,而且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可以說(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幾乎在邏輯上不可能。
維特根斯坦相信,對於聚集在諾丁漢的哲學家,自己論無限的文章將「全是漢語」;這是對一種反覆出現的感覺的典型表述,即他感覺到無論自己說什麼都很容易遭到誤解。他覺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人包圍著他。即便拉姆塞也跟不上他對《邏輯哲學論》裡的理論的根本背離。9月份,我們發現他在日記裡抱怨,拉姆塞缺少原創性,無法重新——像第一次碰上問題時那樣——看待事物。10月6日,米迦勒節學期初,他記錄了一個夢,那是他的境遇——至少是他感受到的自己的處境——的某種寓言:
今天早晨我夢見:很久以前我委託某人做一架水車,現在我不想要了,但他還在做。水車放在那兒,很糟糕;上面到處是槽口,大概是為了塞進葉片(像蒸汽渦輪機的馬達那樣)。他向我解釋這是個多麻煩的工作,而我想:我原來訂的就是個槳葉水車,那是挺容易造的。如下想法折磨著我:這個人太笨了,跟他講不清楚,他也做不出更好的水車,只能讓他這樣了。我想:我不得不和沒辦法使之理解我的人生活在一起——這是我實際上經常有的一個想法。同時還伴隨著這種感覺:那是我自己的錯。
「那個毫無意義地、糟糕地製造水車的人的處境」,他補充道,「是我自己在曼徹斯特時的處境,那時我在做燃氣渦輪,後來才知道那種努力是徒勞的。」但除此之外,這個夢還是他此刻的智性處境的寫照,即《邏輯哲學論》證明不堪其用。它放在那兒:構造不當,不堪大任,那人(他自己或拉姆塞?)還在修修補補,施展麻煩無效的把它弄得更精巧的技藝,但真正需要的是一架完全不同的、更簡單的水車。
11月,應《邏輯哲學論》譯者C.K.奧格登的邀請,維特根斯坦在「異教徒」[158]宣講了一篇論文;「異教徒」是一個與「使徒」類似的社團,但沒那麼精英,更關注科學。曾到該社團演講的有H.G.威爾斯、伯特蘭·羅素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樣的名人(《本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159]即是基於弗吉尼亞·伍爾夫在「異教徒」的演講寫成的)。這一次他決定不說「漢語」,而是借此機會嘗試糾正對《邏輯哲學論》的最流行和嚴重的誤解:認為這著作是以一種實證主義的、反形而上學的態度寫出的。
這是維特根斯坦一生作過的唯一「通俗」講座,他決定談倫理學。在講座裡他重申了《邏輯哲學論》的觀點,即試圖對倫理問題說任何話,結果都引出胡話;他努力說明,自己對此的態度和實證主義的反形而上學態度在根本上不同:
我的整體傾向是衝撞語言的邊界,我相信所有曾試圖寫或談倫理或宗教的人也是如此。這種對於我們籠子的壁牆的衝撞完全地、絕對地無望。只要倫理學源於對生活意義有所說的願望,它就不能是科學。它所說的不在任何意義上增加我們的知識。但那是人心的一種傾向的證供,這種傾向,我個人禁不住深深地尊重它,一輩子也不會嘲笑它。
對於「衝撞我們籠子的壁牆」的這種傾向,他也根據自己的經驗給出了幾個例子:
我將描述這種經驗,以便——若可能的話——使你們回想起同樣或相似的經驗,這樣我們的研究或許就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相信,描述它的最好辦法是說:當它到來時,我驚愕於世界的存在。然後我傾向於說這樣的句子,「竟然有東西存在,真是非凡啊」,或者,「世界竟然存在,真是非凡啊」。我馬上就談我瞭解的另一種經驗,或許你們中的一些人也熟悉:那就是——大概可稱之為——感到絕對安全的經驗。我指一種心境,處於這種心境中的人想說「我是安全的,不管發生什麼,什麼也不能傷害我」。
他進而說明,有了這種經驗後人們傾向於說的話是語言的誤用——它們沒有任何意思。但是,那經驗本身「對於體會過的人——例如我——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內在的、絕對的價值」。事實性的語言不能捕捉它們,正是因為它們的價值在事實世界之外。在那時的一個筆記本裡,維特根斯坦寫下了一個未放進講座的句子,這個句子極佳地闡明了他的態度:「善的東西也是神聖的[160]。雖然聽起來古怪,但這的確概括了我的倫理學。」
不過,這次講座最顯眼的一點也許是,照倫理學這個詞通常的理解,講座根本不是關於倫理學的。也就是說,其中沒有提到道德問題,或者如何分析和理解道德問題。要想知道維特根斯坦對這個意義上的倫理學的思考,我們得去看他的日記和談話記錄。
無疑,雖然維特根斯坦認為倫理是不能說任何話的領域,但他確實對道德問題想了和說了很多。事實上可以說,一種道德拼爭——做anstandig(得體)的人的拼爭——主宰了他的一生;對他來說,「做得體的人」的首要意思是,克服自己的驕傲和虛榮帶來的做不誠實的人的誘惑。
他的朋友堅稱,維特根斯坦太誠實了,沒有能力撒謊;這不是事實。說他毫無那種他總是歸罪於自己的虛榮,也不是事實。當然,這麼講並非是宣稱,按照普通的標準他是不誠實的或虛榮的。他毫無疑問不是。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有那麼一些場合,對打動他人的在意勝過了對說嚴格真話的在意。在日記裡他談到自己:
其他人怎麼想我,總是佔據我的心思到了非常的程度。我常常在意留給人好印象。即,我非常頻繁地想到自己留給別人的印象,若我覺得是好印象就感到愉快,若不好則不愉快。
他的話雖說不過談了一種人之常情,但他也令我們注意到另一種東西——他覺得那是自己和Anstandigkeit[161]之間的最大障礙——他的虛榮。
維特根斯坦常留給人的一種印象——無疑源於他的虛榮——是貴族氣。例如,F.R.裡維斯曾偶然聽到他說:「我父親的房子裡有七架大鋼琴」;裡維斯立刻懷疑他和音樂史裡的人物維特根斯坦公主有血緣關係。事實上,劍橋的人普遍相信他來自於日耳曼王族塞恩·維特根斯坦。雖然維特根斯坦並未正面地推動這一誤會,但裡維斯所引的這種話(順便說一句,這話的真實性待商榷,林蔭街的房子裡只有三架或四架大鋼琴)絲毫無助於糾正它。他對自己的真實出身隱瞞了多少,有各種說法。[162]也許最重要的事實,是維特根斯坦自己覺得他在隱瞞什麼——覺得他容許別人把自己想成貴族,雖然其實他是猶太人。12月他記錄了一個複雜的夢,也許可把這個夢視為對這種焦慮的一次表達。
一個奇怪的夢:
我在一張有插圖的報紙上看到一幅當時大家談論很多的英雄費特薩格特(Vertsagt)的照片。照片拍的是他在自己的汽車裡。人們談論他不光彩的行為;亨澤爾站在我邊上,還有另一個像我哥哥庫爾特的人。那人說,Vertsag[原文如此]是猶太人,但得到一位富有的蘇格蘭領主的撫養。現在他是一個工人領袖(Arbeiterfuhrer)。他沒有改自己的名字,因為這不是那兒的風俗。讀Vertsagt這個名字時我的重音在第一音節上,我剛剛知道他是猶太人,我看出他的名字就是verzagt[德語中的「膽怯」]。Verzagt裡的z寫成了「ts」,我看到「ts」印得比其他字母粗一點,這並不令我吃驚。我想:每一樁不正派[163]行為背後都得有個猶太人嗎?現在亨澤爾和我在一座房子的陽台上,房子也許是霍赫海特的大木屋,Versag乘著他的汽車沿街而來;他有一張憤怒的臉,金色頭髮略帶微紅,鬍子的顏色類似(看上去不像猶太人)。他用機關鎗向身後的一個騎車人開火,那人痛苦地扭動,被無情地幾槍打翻在地。 Vertsag駛了過去,現在來了一個年輕的、看樣子挺窮的騎車女孩,開著車的Vertsag把她也射殺了。槍彈擊中她的胸部時發出一種汩汩聲,像一個快空的壺架在火上。我為女孩感到遺憾,我覺得這種事只會在奧地利發生:這女孩得不到幫助和同情;人們看著她遭難、被殺。我自己害怕幫助她,因為我害怕被Vertsag射殺。我走向她,但想藏在一塊板後面。
然後我醒了。我必須添上,和亨澤爾交談時——起初另一人在場,後來離開了——我很難堪,不想說自己是猶太人的後代、Vertsag的情況也是我自己的情況。
維特根斯坦醒後對這夢的反思,大部分在談夢裡的中心人物的名字。他奇怪地認為它的拼寫是pferzagt(這詞沒有任何意思),而且它是匈牙利名字:「在我看來,這名字含有某種邪惡的、惡意的和很男性的東西。」
不過,更相干的也許是他的第一個念頭:Vertsagt的情況也是他自己的情況——一個被視為英雄的人有著貴族的外表和教養,實際上卻是猶太人和惡棍。更糟的是,他感到太難堪,太膽怯,無法坦白這一點。這種怯懦的感覺糾纏了他許多年,結果,在做了這夢的七年後他正式坦白了自己有多少猶太出身。
不過,這夢裡最令人不安的是維特根斯坦用納粹口號表達他的內心焦慮。每一樁不正派行為的背後都有一個猶太人嗎?這個問句也可出自《我的奮鬥》,它隱隱指向那幅納粹圖景:狡詐的、寄生的猶太人隱瞞自己的真正意圖和真正本性,在日耳曼人中間散佈毒藥。令人寬慰的是,幸好維特根斯坦傾向於用這種形象(或某種與此差不了太多的東西)描述和分析自己的Unanstandigkeit[164]的時期很短。這一階段在他1931年寫的一系列對猶太性的評論裡達到了其頂點,隨後便猛地終止了。
維特根斯坦並未討論這個夢自然引出的一個問題:Vertsagt射殺無辜女孩,是不是象徵著他自己對瑪格麗特的敗壞影響?這個問題當然無法回答;但我覺得,有理由認為,跟瑪格麗特結婚的計劃促使他作出了甚至更深和更艱巨的努力,以清洗自己的不純,挖掘出他更願意隱瞞的他本性裡的一切討厭和不誠實的側面,從而為投入他對萊迪絲·拉姆塞提及的「神聖」行動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