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印不出的真理[108]
和古往今來的許多戰爭退伍兵一樣,維特根斯坦發覺適應和平環境的困難幾乎無法克服。他已當了五年兵,這一經歷在他個性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記。戰後許多年他仍穿著制服,彷彿制服已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個根本的部分,若不穿就會迷失。制服可能也象徵了他的一種感覺——一種伴隨他終生的感覺——他屬於一個過去的時代。這是一支不再存在的軍隊的制服。奧匈帝國不再存在了,而且,那個他1919年夏天回到的國家自身也正經受著痛苦的調整。維也納曾是一個王朝的皇權中心,那個王朝曾控制著五千萬各民族臣民的生活;如今,維也納是一個微小、窮困和無足輕重的阿爾卑斯山區共和國的首都,居民人口六百萬多一點,多數是日耳曼人。
維特根斯坦曾身處其中、為保衛自己當時的祖國而戰的那些帝國區域,如今已成了外國。倫貝格和克拉科夫現在屬於新的波蘭;意大利獲得了特倫蒂諾山區一帶的地方;奧匈文化的最後前哨地奧爾姆茨現在屬於捷克斯洛伐克——這國家本身是一個「民族自決」的混種產物——保爾·伊格爾曼不情願地當了其公民。(申請捷克斯洛伐克護照時伊格爾曼遇到了點問題,因此好幾個月無法到維也納看維特根斯坦。)對許多奧地利人來說,奧地利之為獨立一體的存在根據整個被摧毀了;1919年多數人投票贊成與德國合併。他們覺得,如果他們不過是一個日耳曼國家,那麼當然最好是祖國的一部分。協約國否決了他們的選擇;而且,由於凡爾賽條約和聖日爾曼條約要求的戰爭賠償,協約國注定要令這兩個日耳曼國家的日耳曼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裡處於貧窮、憤恨和一心復仇的狀態中。
維特根斯坦參戰時希望戰爭能改變自己,戰爭確實改變了他。經受了四年的戰時服役和一年的監禁;面臨過死亡,經歷了宗教覺醒,為別人的生命擔負過責任,忍受過長期的封閉監禁——獄友是一些他從前不會與之共坐一個火車車廂的人。這一切令他成了一個不同的人——給了他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在某種意義上1919年他沒有返回任何地方:一切都改變了,他再也不能悄悄回到自己1914年放下的生活,正如不能回去做那個約勒斯認識的柏林的「小維特根斯坦」。他面臨的事情是重新打造自己——為過去五年的經驗造就的這個人找到新的角色。
看到他身上的變化,他的家人感到灰心。他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受訓當小學教師。伯特蘭·羅素本人不是已經認可他的哲學天才了嗎?不是說哲學裡的下一大步將由他跨出嗎?為什麼現在要把那份天才浪費在無知的窮人身上?他姐姐赫爾米勒說,這就像用精密儀器開板條箱。對此維特根斯坦回答:
你令我想起了一幅景象:有人從關著的窗戶看出去,不能解釋一個過路人的奇怪運動。他不知道外面是哪種風暴在肆虐,也不知道那人只是吃力地想站穩。
人們當然會想,維特根斯坦比喻裡的那人的最自然做法是進屋避開風暴。但維特根斯坦不能這樣做。他在戰爭中經受的艱難對他來說不是某種避之不及的東西,而恰是給予他的生命以意義的東西。若躲進家庭的富足和自己的教育提供的舒適和安全裡避開風暴,將犧牲掉他與苦難作鬥爭時的一切收穫。那將是為了生活在平原上而放棄攀登山峰。
維特根斯坦覺得這是必須的:他不僅不應利用自己繼承到的財富特權,而且還得想利用也利用不了。戰後回到家時他是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點要歸功於父親在財務上的機敏——戰前把家庭財富轉換成美國債券。但回家後的一個月之內他已遣散了自己的全部財產。出於對家人的考慮,他堅持把他全部的繼承財產轉讓給姐姐海倫娜和赫爾米勒,以及哥哥保爾(他認定,格蕾特已經太富有了,不必列入);他家的會計師為這事大吃一驚。家庭的其他成員——如他叔叔保爾·維特根斯坦——不能理解他們怎麼可能接受這錢。他們會不會起碼偷偷存一部分,以備他以後反悔?赫爾米勒寫道,那些人不會瞭解,他操心的恰是這種可能性:
成千上百次地,他要確保不可能有任何錢以任何形態和方式仍然屬於他。他一次又一次回到這一點,把實施轉讓的公證人搞得很絕望。
最終維特根斯坦說服公證人不折不扣地照他的意願執行。「那麼,」公證人歎氣,「你想在金錢上自殺!」
1919年9月,剝奪了自己的財產,註冊了庫爾曼街的師範學校後,維特根斯坦進一步從自己的特權背景裡獨立出來;他搬出了新森林犁地人街的家門,在維也納第三區的下維亞杜克特街租了個寓所,這裡走路去學校很近[109]。
那是維特根斯坦極為痛苦的時期之一,在這幾個月裡,他不止一次地盤算著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筋疲力盡,失去了方向。「我仍未完全正常」,回家不久後他寫信對羅素說;對伊格爾曼他則說:「我不太好(就我的精神狀態而言)。」他請羅素和伊格爾曼一有可能就來看他,但兩人都無法成行。伊格爾曼在申請捷克斯洛伐克護照時碰到了麻煩;羅素正在倫敦經濟學校開一門課(開課的材料構成了《心的分析》的基礎),因為這門課,直到聖誕節假期他都得呆在英格蘭。此外羅素確實可能得不到出國的批准——「你大概知道,」他寫信給維特根斯坦,「我跟政府鬧翻了。」不過他建議,他們可以爭取聖誕節時到海牙見面:「我能騰出一個星期,如果政府讓我去的話。」
不能和伊格爾曼或羅素重聚,這一挫折無疑加強了維特根斯坦正遭受的情緒緊張。他有一種感覺:自己失去了所有老朋友,也不能結交任何新朋友。過去五年裡他最盼望的會面,已經因「親愛的大衛」(在給品生特夫人的信裡他這樣寫)的死而遭否決;他渴盼的其他會面要麼受挫,要麼結果是糟糕的失望。他拜訪了阿道夫·魯斯,但告訴伊格爾曼他感到「驚恐和噁心」:
他感染上了最惡性的偽智性主義!他給了我一本小冊子,談的是他提議的「美術局」[110],他談到一種反對聖靈的罪。這絕對超出了底線!我去看魯斯的時候已經有點沮喪,但最後的救命稻草竟是那樣!
在教師培訓學校裡他和十幾歲的少年一起上課;他——一個三十歲的戰爭退伍兵——也不想在他們當中交什麼朋友。「我再也不能像語法學校的男孩那樣行事了,」他寫信對伊格爾曼說,「而且——跟聽起來一樣好笑——我是這麼丟臉,我經常覺得自己幾乎受不了了!」他向羅素抱怨的事是相似的:
板凳上滿是十七八歲的男孩,而我快三十了。那引起了一些非常好笑的狀況——許多狀況也是非常不愉快的。我經常感到可悲!
雖然正著手新的職業和新的生活,而且在許多方面正故意切斷把他束縛在家庭背景上的紐帶,但他需要在戰前的那個自己和他已變成的這個自己之間建立某種連續性。在去師範學校聽課前他花了約十天時間住在霍赫海特;他的目的——照他對伊格爾曼的說法——是「要再次找到一點自我,如果能的話」。
他對羅素提到的不愉快狀況中的一次,是他的家庭關係和他對家人的矛盾情緒引起的。他的老師問他是不是那個維特根斯坦家——富有的維特根斯坦家——的親戚。他回答是。是很近的親戚嗎?老師繼續問。對此維特根斯坦覺得必須得撒謊:「不很近。」
祖國的戰敗和窮困,最心愛朋友的死,不能重溫舊友情的挫折,把整個生活置於一個新立足點時的緊張——這些就足以解釋1919年秋天維特根斯坦的自殺傾向。但他消沉的最重要原因也許是找不到《邏輯哲學論》的出版商——甚至連一個理解它的人也找不到。
他認為,自己寫就的這本書為哲學問題提供了決定性的、牢不可破的正確解決。他又怎能料到找一個願意出版它的人這麼難?即便在遭雅霍達拒絕後,卡西諾戰俘營的維特根斯坦還能自信地寫道:「我的書等我一回到家就會出版。」
回來沒幾天他就帶著書到奧托·魏寧格《性與性格》的出版商威廉·布勞穆勒的維也納辦公室。他告訴羅素,布勞穆勒「自然既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對哲學毫無理解,[因而]需要某些專家的判斷,以確保這書的確值得付印」。
為此,他想向這兒他信賴的一個人(可能是一個哲學教授)徵詢意見。於是我告訴他這兒沒人能對這書作出判斷;但你或許會足夠好心,願意給他寫一個對此書價值的簡要評估,如果這評估剛好是讚許的,就足以令他出版此書。出版商的地址是:維也納第十一區塞維騰大街5號,威廉·布勞穆勒。現在請給他寫幾句話——就你的良心允許的程度。
得到羅素的斷詞之後布勞穆勒同意出版,條件是維特根斯坦自己承擔印刷和紙的費用。獲得這一承諾時他沒有付這種費用的錢,但即便有錢他仍會拒絕。「我認為,」他說,「把一部作品這樣強加於世界是不得體的——這位出版商亦屬於這世界。寫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須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
等待布勞穆勒的決定時他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這是一封遲來的回信,既是回復維特根斯坦在卡西諾寫的最後一封信,也是回復他回維也納後寫的另一封信。弗雷格仍然很不滿意維特根斯坦用的Sachverhalt(基本事實)一詞的清晰性:
你現在寫:「與一個基本命題對應的東西,若為真,是一個Sachverhalt的存在。」這兒你沒有解釋「Sachverhalt」,而是解釋了「一個Sachverhalt的存在」這整個短語。
維特根斯坦就此書意圖說的話也使他感到不解。「也許只有自己已然有了書中表述的思想的人才會理解此書,」維特根斯坦在前言裡寫道(他一定也給弗雷格寫了類似的話),「所以這不是一本教科書。如果一個讀懂它的人得到了樂趣,那麼它的目的就達到了。」弗雷格覺得這很奇怪:
因此,讀你的書的樂趣,不再是由於其已被知曉的內容,而只是由於作者給予它的獨特形式。於是這書的成就是藝術上的,而非科學上的;和說的方式相比,書中說的東西是第二位的。
不過,維特根斯坦信裡的一個句子讓他有話要說。弗雷格曾說,「世界是所有實際情況」和「世界是事實的總和」這兩句話有相同的意義;維特根斯坦回應道:「兩個句子的意思是同一個,但寫下它們時,我繫於其上的觀念[111]則不一樣。」這兒弗雷格到了(或認為自己到了)自家領地,全心全意地贊同維特根斯坦的思路,尤其因為這裡觸及了他此時珍視的一個思想。他論證道,維特根斯坦的思路要可行,就必須區分命題和命題的意義,從而就有這種可能性:兩個命題可能有相同的意義,繫於其上的觀念卻不同。「一個命題的實際意義,」他對維特根斯坦寫道,「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但一個人繫於命題上的觀念只屬於他自己……沒人能有別人的觀念。」
這個論題是弗雷格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處理的,寫給維特根斯坦的信裡附了這篇文章。文章題為「Der Gedanke」(「思想」),發表於《德國觀念主義哲學學報》(Journal Beitragen zur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儘管弗雷格澄清此書意義的吃力嘗試令維特根斯坦頗不耐煩(「我的工作他一個詞也不理解,」收到弗雷格的信後他寫信對羅素說,「為了給出純粹直白的解釋我徹底耗盡了力氣」),他還是抓住機會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另一個有可能抱有同情的出版商那裡。在拒絕布勞穆勒提出的自費出版後,他請弗雷格幫忙探問,看看有沒有可能把自己的書發表在那本發表弗雷格文章的刊物上。
弗雷格的回復不很使人振奮。他告訴維特根斯坦,他可以寫信給刊物的編輯,並說:「我清楚地知道你是一個應當被十分認真對待的思想者」。但「我不能對文章本身給出評判,不是因為我不贊同其內容,而是因為其內容對我而言還不清晰」。他可以問問編輯是否想看一看維特根斯坦的書,但「我認為這不太可能有什麼結果。」這書印出來要佔用五十頁,幾乎是整期刊物了,而「我覺得編輯應該不會把整期刊物全都交給一個作者,一個尚無名氣的作者。」
不過,如果維特根斯坦願意把書分成幾段,那麼在期刊上發表就更可行(而且弗雷格本人大概也會更支持):
你在前言裡寫,此書呈現的思想之為真,在你看來是無懈可擊的和決定性的。那麼有沒有可能,這些思想中的一個——其中包含了對某一哲學問題的解決——自身當一篇論文的主題,這樣,整本書處理了多少哲學問題,它就分為多少部分?
弗雷格論證說,這樣有一個優點:不至因為書的長度而嚇跑讀者。還有:「如果打下基礎的第一篇論文贏得了讚賞,那麼論著的其餘部分就更容易在期刊上得到一席之地。」
他認為,這樣還有助於把維特根斯坦的工作弄得更清晰。他告訴維特根斯坦,讀者讀過前言後,並不真的知道第一個命題講的是什麼。讀者期待的是,看到一個問題,看到作者描畫出一個問題的概貌——這本書將研究這個問題。結果呢,讀者劈頭見到一個乾巴巴的斷言,其根據卻未給出。若說清楚這書要為哪些問題提供決定性的解答,不更好嗎?
「不要把這些評論往壞處想,」弗雷格最後說,「它們是出於好意。」
弗雷格的提議對維特根斯坦不會有任何意義。在他看來,照建議的方式分割書是「把它從頭到尾都破壞了,總之是用它搞出了另一個東西」。如弗雷格先前議論過的,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表述方式對這一著作的本性而言是根本的。收到弗雷格的信後,他放棄了把書發表在《德國觀念主義哲學學報》上的企圖。
維特根斯坦下一步想到的是馮·費克爾和《火爐》;他也許是這麼想的,若這書對哲學刊物太文學化了,也許倒可以試試文學刊物。他打算見魯斯要費克爾地址的那天,一封費克爾的信碰巧寄到了,費克爾告訴他《火爐》要繼續發行,問要不要寄一本給他。維特根斯坦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費克爾,說明自己這書的歷史。「大約一年前,」他寫道,「我做完了一項做了七年的哲學工作」:
它在完全嚴格的意義上呈現了一個系統。而這呈現是極度簡練的,因為我只在其中保留了我確實有的思想——以及那思想在我那兒的模樣。
他繼續說,一做完這項工作自己就想找一個出版商,「而那有很大的困難」:
作品很短,只有約六十頁長。誰會寫一本六十頁的哲學小冊子呢?……[只有]某種完全無望的無聊文人——既無偉大的心靈,也無教授的博學,卻想不惜代價印出一些東西。因此這種產品通常是私人印行的。但我真的不能讓我的生命之作——事實就是如此——混同於那些文字。
然後他告訴費克爾,迄今為止克勞斯、魏寧格和弗雷格的出版商給他的反饋都不令人滿意。最後他說到了重點:「我想到,你會不會願意把這可憐的東西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如果費克爾覺得有可能把它發表在《火炬》上,維特根斯坦將把手稿寄給他。「在那之前,我只想這麼說它」:
這項工作是嚴格的哲學工作,同時也是文學的,這麼說並非胡言亂語。
費克爾的回應混雜著鼓勵和謹慎。「為什麼你沒有立刻想到我?」他問,「因為你很可以想像,與心裡只有商業利益的出版商相比,我對你的工作的興趣——即一種更深刻的興趣——是完全不同的。」奇怪的是,他的信裡接著大段談論的卻是他需要考慮他的商業利益。他說,他以前發行《火炬》是為了愛而非為了錢。但這不能持續;世道艱難,他要贍養妻兒,可印刷費用高得令人望而卻步。在戰後籠罩著奧地利的艱難財政氣候之下,出版是一種冒險的生意,他必須保證自己不冒不必要的風險。不過,在說了「嚴格的科學工作並不真的是我們的領域」之後(他也意識到,因為1914年的捐助,他還欠維特根斯坦一點什麼),他請求看一看維特根斯坦的手稿:「放心,親愛的維特根斯坦先生,我會盡力滿足你的願望。」
這給了維特根斯坦足夠的鼓勵,他把手稿寄給了費克爾。「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在一起寄去的信裡寫道;這封信也談了他希望這書該被如何理解,這是我們所知的他對此的最直接說法之一。他需要對這書說點什麼,他告訴費克爾:「因為你不會——我確實相信——讀出多少來。因為你不會理解它;你會覺得它的內容是陌異的。」
其實它對你不是陌異的,因為書的要點是倫理的。我曾想在前言裡寫幾句話,但實際上沒寫;但我現在要把這些話寫給你,因為那將是你的一把鑰匙:我曾想寫,我的論著包含兩部分:寫下的這個部分,和我未寫的一切。恰恰第二個部分是重要的部分。可以說,我的書從內部為倫理劃界;我相信,嚴格地說只能以這種方式為之劃界。簡而言之,我認為:許多人今日對之胡言不休的一切東西,我在我的書裡都對之保持沉默,從而確定了它們。因此,除非我完全錯了,這書說了你自己也想說的許多東西,但也許你不會注意到書裡面說了。我暫且推薦你讀前言和結論,它們最直接地表述了要點。
如果這番話是想向費克爾證明,不管《邏輯哲學論》給人的表面印象如何,它的要義和《火爐》的目標是合拍的,那麼維特根斯坦就打錯了算盤。維特根斯坦要費克爾承認,費克爾想在倫理上說的話最好通過保持沉默來說出——還隱含地要費克爾承認,《火爐》上發表的許多東西只是「胡言不休」。他的信也幾乎沒打算打消費克爾在財政上的擔心。對於一個關心自己償付能力的出版商而言,不能指望一本未寫出其最重要部分的書是一項有吸引力的提案。
費克爾的反應是冷淡的。他於11月18日寫道,他不能給出確定的回答,但有可能無法出版維特根斯坦的著作。當時主管雜誌的是他的一
位朋友及同事;他在上一封信裡解釋過,此人要對出版社的財務負責。這位同事的觀點是,這一作品太過專門,不適宜發表在《火爐》上——儘管這未必是他對此事的最後結論。不過費克爾找了裡爾克,詢問在哪兒能找到其他出版社。最後,他能不能把書給某個哲學教授看看?他認識因斯布魯克大學的一個人,此人熟悉羅素的著作,也有興趣讀讀維特根斯坦寫的東西。誰知道呢,也許那人還能幫忙為書找一個出版商呢。
這封信使維特根斯坦陷入了沮喪。「你記不記得,」他寫信給羅素,「你總是逼我發表東西?現在我想發表了卻發表不了。愛咋咋地吧!」他給費克爾回信:「很自然地,你的信並不使我高興,雖然你的回答其實不出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什麼地方能接受我的書。我只願自己不在這個齷齪的世界裡!」是的,費克爾想把書拿給某個教授看是可以的,但把一本哲學著作給一個哲學教授看就像對牛彈琴——「反正他一個詞也不會理解」。
而現在我只剩一個請求:給我一個痛快。快告訴我「不行」,而不是慢慢地;我的神經此刻不夠堅強,經受不了這種奧地利式的委婉。
這絕望的聲調嚇到了費克爾,他發了封電報:「別擔心。無論形勢如何論著都將發表。」大受安慰的維特根斯坦回信說,他希望費克爾接受這書是因為覺得它配出版,而不是因為想幫個忙。不過看上去他願意接受這允諾:「我覺得我能說,如果你印了達拉戈、赫克爾等人的東西,那也可以印我的書。」但他收到的下一封信增強了他可能尚存的疑慮。費克爾寫道,他仍希望裡爾克尋找出版社的嘗試能有一點結果。但要是沒有,因為維特根斯坦上一封信裡明顯的痛苦和悲傷深深打動了他,他已決定——即便這意味著拿他的一切去冒險——自己出版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他情願如此,而不願辜負維特根斯坦給予他的信任。(他又說,順便問一句,若真出版的話,是否絕對有必要保留數字編號?)
這樣顯然不行。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他:「我不能承擔這種責任:由於出版我的書而令一個人(無論是誰)的生計面臨風險。」費克爾並未背叛他的信任:
……因為我的信任,或不如說僅僅是我的希望,所求的只是你能慧眼看出這文章不是垃圾——除非我在欺騙自己——而不是在你對它沒想法的時候,僅出於對我的、卻不利於你的善意就接受它。
是的,編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唯有它們給了這書透明和清晰,沒有它們這書將是一團不可理解的亂麻」。書必須照其現有的樣子出版,也必須是因為他們覺得它配出版才出版。別的法子都不行。如果裡爾克能設法安排他將非常高興,但「如果沒有那種可能,我們就忘了這事吧」。
很難知道裡爾克為維特根斯坦費了多少力。在一封寄自伯爾尼、落款日為1919年11月12日的信裡,他問費克爾,他自己的出版商島嶼出版社是否合適,他又提到康特·凱捨林的出版商奧托·海歇爾。兩個提議都無結果,也沒有別的談論此事的通信保留下來。
這時維特根斯坦對整件事情已厭煩得要命。「是不是有一個克蘭普斯[112]在抖落出邪惡的出版商?」他問費克爾;11月16日他寫信給伊格爾曼:
我在下坡路上走了有多遠,你知道這事就明白了:我已好幾次盤算結束自己的生命。不是因為我為了自己的糟糕而感到絕望,而是純外部的原因。
11月份維特根斯坦離開下維亞杜克特街的寓所,搬進索格倫家位於維也納第十三區聖維特街的屋子,這時他的絕望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索格倫家是維特根斯坦家的終生朋友;父親阿爾費德·索格倫曾是一家屬於維特根斯坦集團的鋼廠的經理,而母親米瑪——此時是個寡婦了——是維特根斯坦的姐姐赫爾米勒的一個特別親密的朋友。米瑪獨自撫養三個兒子有點困難,維特根斯坦家覺得維特根斯坦——作為屋子裡的一個男人——或許能幫助她。如果他拒絕享用跟自己家人一起生活的好處,也許能勸他分擔照顧另一個家的責任。他們覺得這樣或許能在他身上產生安撫的效果。
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這一年也許是他一生最不快樂的一年,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和索格倫家一起度過的日子是相對愉快的。「正常人對我是一劑草藥,」他寫信給伊格爾曼,「同時也是一種折磨。」特別是,他和第二個兒子阿爾費德產生了親密的友誼;在阿爾費德眼裡他確實有幾分父親的樣子。阿爾費德·索格倫是一個壯碩、笨拙和粗魯的男孩——後來被稱作「熊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繼續在道德上徵詢維特根斯坦的指引。在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他拋棄了對大學的一切念想,而去接受技工訓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許是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個弟子,20世紀30—40年代劍橋的光彩而年輕的本科生的先驅者——那些人同樣地選擇了某種誠實的行業,而不是從事其教育和特權背景為之備好的職業。
11月維特根斯坦和羅素一直在通信,談論他倆12月份到海牙會面的計劃;他們要安排日程,繞過官僚障礙,而且,至少維特根斯坦需要為此行籌錢。「想到你得謀生,我感覺很糟糕,」羅素聽說他放棄了所有錢後寫信給他,「但我不吃驚你這樣做。我也比以前窮多了。他們說荷蘭的消費很貴,但我想我們能熬一個禮拜而不致破產。」為了支付維特根斯坦的費用,羅素把維特根斯坦去挪威前留在一個劍橋交易商那兒的一些傢俱和書買了下來。其中包括維特根斯坦1912年秋天煞費苦心挑選的傢俱。羅素付了一百英鎊;他在自傳裡說,這是他做過的最好買賣。
12月10日,羅素的新情人(後來的妻子)多拉·布萊克陪他到了海牙。他們住進了雙城旅館。「你到了海牙就盡快來這兒,」羅素寫信給維特根斯坦;「我急切地想見你——我們會找到辦法出版你的書——有必要的話去英格蘭出版。」幾天後維特根斯坦到了,阿爾費德·索格倫(多拉·羅素這樣回憶阿爾費德:「一個茫然的、影子般的人,很少說話,甚至吃飯時也是」)陪著他。這一周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深入地討論維特根斯坦的書。12月12日羅素寫信給柯萊特,說維特根斯坦「滿心是邏輯,我幾乎無法跟他談點個人的事」。維特根斯坦一刻也不想浪費他倆在一起的時間。他早起,捶打羅素的門直到弄醒他,然後連續不停地討論邏輯幾小時。他們一行一行地讀這書。討論是富有成效的:羅素對這書的評價比以前更高了,維特根斯坦則欣喜地感到終於有人理解了它。
羅素並非完全贊同這書。特別是他拒絕接受維特根斯坦的這個觀點:任何對世界整體的斷言都是無意義的。對羅素來說,命題「世界裡至少有三個東西」既有意義也為真。討論這一點時羅素拿了張白紙,在上面弄了三個墨水斑點:「我求他承認,既然這兒有這三個斑點,那世界裡至少有三個東西;但他堅決拒絕。」
他願承認紙上有三個斑點,因為那是個有限的斷言,但他絕不肯承認,可以對世界之為整體有所說。
「他的學說的這個部分,」羅素堅持,「我覺得肯定是錯的。」
與此相關,羅素也拒絕接受維特根斯坦先前對他說過的這書的「主要內容」:「不能由命題說出的東西能被顯示」的學說。對羅素來說,這仍是一個沒意思的神秘觀念。他寫信對奧特琳說,自己吃驚地發現維特根斯坦成了一個徹底的神秘主義者。「他深深陷入了思想和感覺的神秘之維,但我認為(雖然他不會贊同),他在神秘主義裡最喜歡的東西是那種能讓他停止思考的力量。」
不過書裡的邏輯理論足以打動羅素,他答應在海牙討論的基礎上寫一篇導言,嘗試解釋書裡最困難的部分。有了羅素——現在是個暢銷作家——的導言,書的出版幾乎板上釘釘了。維特根斯坦喜氣洋洋地回到維也納。「我非常享受我們在一起的時光」,1920年1月8日他寫信給羅素,「我有這種感覺(你有沒有?):我們在那個星期做了一大堆真正的工作。」他寫給費克爾:「現在這書對出版商的風險小得多了,也許甚至全無風險,因為羅素非常有名,確保這書有一群特定讀者。」
我這麼說的意思自然不是它因此就能落到恰當的人手裡;但無論如何,有利的形勢不是那麼不可能了。
兩個多星期費克爾都沒回信;顯然他仍不相信,除了是個財務包袱,這書還能有什麼別的意義。「不管有沒有羅素,」1月16日他寫道,「在目前的形勢下,出版你的論著都是今日奧地利任何出版商都沒能力冒的風險。」他建議維特根斯坦先用英語出版此書,然後——如果有了機會——再出德語版的。
維特根斯坦預見到在費克爾那兒沒戲,已經接觸了另一個出版商。通過伊格爾曼,某個赫勒博士把他推薦給了萊比錫的雷克拉姆出版社;聽說羅素導言的事後,雷克拉姆簡直太願意考慮這本書了。
維特根斯坦馬上從費克爾那兒要回了手稿,寄給了雷克拉姆;2月和3月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羅素的導言。導言寄來後他立刻就失望了。「裡面有那麼多我不贊同的話,」他告訴羅素,「既在你批評我的地方,也在你只想闡明我的觀點的地方。」不過他還是找人把它譯成了德語,為印刷做準備,但這只是使事情更糟。「你的英語風格的所有雅致,」他寫信給羅素,「在譯文裡明顯喪失了,剩下的是膚淺和誤解。」他把導言寄給雷克拉姆,但說自己不想出版它;導言只是幫助出版商對這書作出自己的判斷。結果,如維特根斯坦預料到的,雷克拉姆拒絕了這書。他用下面這個理由安慰自己,他告訴羅素,這理由「在我看來是無可反駁的」:
要麼我的東西是一項最上等的工作,要麼它不是一項最上等的工作。若是後一種情況(也是更可能的情況),我自己都寧願它不付印。若是前一種情況,那麼它早點晚點付印,二十年後還是一百年後,都無所謂。畢竟,誰會問(比如)《純粹理性批判》是寫於17XX年還是17YY年。
此時羅素正隨一個勞動黨代表團訪問蘇聯,直到6月份回國後才看到維特根斯坦的信。他的反應非常大度。「我一點兒也不關心那篇導言,但若你的書沒有付印,我真的感到遺憾。要是那樣的話,我是否該試試在英格蘭出版它?」是的,維特根斯坦回答,「你可以對它做你想做的」。他自己已經放棄了努力:「但若你想印出它,那任由你處置。」
雖然有那個先前寫給羅素的安慰的理由,但在遭雷克拉姆拒絕後維特根斯坦還是陷入了深深的沮喪。5月末他寫信給伊格爾曼:「我許多次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這種想法仍不時纏繞著我。我已沉到了最低谷。願你永不會到那地步!我還能讓自己再撐起來嗎?唔,看吧。」
這時他又自己住了。4月初他搬出了索格倫家,再次搬進了公寓;這次是在拉祖莫夫斯基路,和前一所公寓一樣也位於維也納的第三區。「這次搬家時發生的事情,我永遠都會帶著一種沉陷的感覺回憶。」他告訴伊格爾曼。事實是,索格倫夫人明顯愛上了他,然後他逃離了那座房子。[113]
這一時期維特根斯坦寫給羅素的信,特別是寫給伊格爾曼的信,表明他的沮喪令他絕望、想自殺。而其中包含的自我譴責之嚴厲,即便對於一向苛求自己的維特根斯坦也是極端的。他把自己的悲慘歸咎於自己的「低等和腐爛」,他說擔心「有一天魔鬼把我收走」。[114]
對維特根斯坦和伊格爾曼來說,宗教是和意識到自己的失敗分不開的。事實上,對伊格爾曼來說這種意識是宗教態度的核心之點:
如果我不快樂,而且知道我的不快樂反映了自己和實際生活間的嚴重分歧,我就什麼也沒解決;我將在錯誤的軌道上,永遠找不到擺脫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混亂的出路,只要我沒有達到那至高的和關鍵的洞見:那種分歧不是實際生活的錯,而是我這個人自己的錯……
達到而且堅守此洞見的人,一次次努力照此洞見生活的人,是有宗教性的人。
照這種觀點,不快樂就是挑出自己的錯:人的悲慘只能是自己的「低等和腐爛」的結果;有宗教性,就是認識到自己的不配,並且擔負起改正的責任。
這是一個在維特根斯坦和伊格爾曼的談話和通信裡佔據首要地位的話題,例如1月份伊格爾曼寄給維特根斯坦一組對宗教的議論:
基督之前,人之體驗神(或諸神),是將其當作外在於他們的東西。
基督以來,人(不是所有人、而是學會通過基督去看的人)把神看作他們之內的東西。於是可以說,通過基督,神被帶進了人類……
……通過基督,神成為了人。
魔鬼想成為神而不得。
基督不想成為神而成為了神。
所以邪惡之事是,不配愉悅卻想要愉悅。
但若一個人不想愉悅而行事正確,喜悅就自己到來。
在對這議論置評時,維特根斯坦提出異議的不是其真假與否,而只是其表述是否恰當。「它們還是不夠清楚,」他寫道,「我相信,一定有可能把這一切說得更恰當。(或者,甚至更可能的是,什麼也不說)。」就算它們最完美的表述是沉默,它們還是真的。
維特根斯坦認為伊格爾曼是「一個理解人類的人」。由雷克拉姆出版《邏輯哲學論》的嘗試無果而終,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覺得消沉時,他急切地想跟伊格爾曼談談。5月末到了「最低谷」,老想自殺時,他向伊格爾曼尋求支持。他獲得了支持;伊格爾曼寫了封長信談自己的經驗。伊格爾曼寫道,他近來為自己工作的動機而焦慮——它們是否是得體和誠實的動機。他已花了點時間在鄉間獨處,考慮這事。頭幾天不甚滿意。
但接著我做了點事;我能告訴你,因為你很瞭解我,不會把那看做蠢行。即,我寫下了某種「懺悔」,我試著回憶我生活裡的一系列事件,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裡盡可能詳細地回憶。對每一個事件,我試著自己弄清楚我本該如何作為。通過這種一般性的綜觀[ubersicht][115],混亂的畫面簡明多了。
第二天,在這新的洞見的基礎上,我修改了自己對未來的計劃和意圖。
「我完全不知道,」他寫道,「類似的舉動是否對現在的你是好的或必要的;但也許我告訴你這個,會幫現在的你找到點什麼。」
「對於你談到的自殺念頭,」伊格爾曼又說,「我是這麼想的」:
在這種念頭背後,就像在別的念頭背後一樣,可能是有一點高貴的動機。但這動機以這個方式呈現,即它採取的形式是盤算自殺,這一定是錯的。自殺一定是個錯誤。只要活著,一個人永遠不會完全迷失。但驅使人自殺的是對自己完全迷失的恐懼。根據已談到的觀點,這種恐懼沒有根據。在這種恐懼裡,一個人做了他能做的最壞的事,他剝奪了自己的時間,在那時間中他本可能逃離迷失。
「你無疑比我更知道這一切,」伊格爾曼寫道,為自己貌似在教維特根斯坦什麼而找台階下,「但有時人會忘了自己知道的東西。」
後來,維特根斯坦自己多次用籌備一次懺悔的方法釐清自己的生活。不過這一次幫到他的不是這個建議,而就是聽伊格爾曼講自己的努力。「多謝你友好的信,」6月21日他寫道,「那給了我很多喜悅,因此大概幫到了我一點,雖然就我的情況的特點而言,外部的幫助是幫不了我的。」
事實上我處於一種我覺得很可怕的心境裡。過去我曾幾次經歷過它:這種狀態是,不能克服一個具體的事實。我知道這是一種可憐的狀態。但我只能看到一種救治,那當然就是和那一事實達成妥協。但這就像不會游泳的人掉進了水裡,手腳亂撲亂打,覺得自己不能把頭挺在水面之上。那就是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知道自殺總是一樁骯髒的行為。一個人當然不能意欲自己的毀滅;隨便誰,只要他想像自殺行為實際牽涉的東西,就知道自殺總是一股為自己辯護的急切衝動。但沒有比不由自主地突然奪走自己的生命更糟的了。
當然這全可歸結為這件事:我沒有信仰!
不幸的是,不可能知道他此處談到的是哪個事實。毫無疑問,那是有關他自己的什麼事,而他覺得對這事的唯一救治是宗教信仰。沒有這種信仰他的生活是無法忍受的。他所處的位置是:希望自己死掉,但無法自殺。照他對羅素的說法:「也許對我最好的事,是能在某個晚上躺下,不再醒來。」
「但也許尚有某種對我更好的事」,他在括號裡補充。信寫於7月7日,他收到教師證書的那天:這暗示他也許能在教學裡找到值得為之活下去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圓滿地完成了師範學校的課程,但並非沒有疑慮。他告訴伊格爾曼,這事最好的一面是能在教學時給孩子讀童話故事:「這使他們高興,而且減輕我的緊張。」它是「眼下我生活裡的一件好事」。
他得到了戰俘營朋友路德維希·亨澤爾的幫助和鼓勵;亨澤爾自己是個教師,是維也納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他至少有一次考慮放棄課程,因為(他告訴亨澤爾)他和同伴的關係糟糕。亨澤爾敏銳地把這歸咎於維特根斯坦一貫的敏感。「你和你的同伴之間沒有牆,」亨澤爾寫道,「我有一個更厚的外殼包著我。」
在師範學校,維特根斯坦該受到按「學校改革運動」的原則進行的訓練;這一運動由教育部長奧托·格洛克爾領導,試圖重塑戰後新奧地利共和國的教育。運動是用世俗的、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滋養的,引起了大量著名奧地利知識分子的好感甚至參與。但維特根斯坦自己並不欣然認同這一運動。觸發他去當教師的並非是「使學生適應民主國家的生活」的觀念;這樣的社會和政治動機,與他和伊格爾曼共有的根本上的宗教道德,是陌異的。
亨澤爾也是一個有宗教性的人,也正是為此,他與「學校改革運動」相牴牾。他將成為一個名叫「新大陸聯盟」的保守天主教組織的領袖人物;這一組織尋求的是改革教育,同時保持、其實是增加天主教會的影響。但維特根斯坦對這一運動和格洛克爾的綱領同樣不認同。主導戰後奧地利公共生活的是牧師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維特根斯坦在此間的立場是搖擺的。他和社會主義者一樣討厭天主教體制和一般的平均主義,又堅定地拒絕社會主義者的世俗主義及其對社會和政治改革的信念。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政治動盪和日益兩極化的世界裡,這種搖擺和超脫總是容易遭到誤解:對於保守的牧師,他之輕視傳統足以把他斷為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主義者,他的個人主義和根本上的宗教態度說明他是個牧師反動派。
於是,維特根斯坦在格洛克爾的綱領下受訓,但疏離於它的某些目標。他對自己在學校裡的形象很沒把握,問亨澤爾有沒有聽到那兒的教員說他什麼。亨澤爾報告說,全體教員一致讚揚他,認為他是一個嚴肅的、勝任的受訓教師,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所有課程——教育理論、自然史、書法和音樂——的教師全都滿意他的工作。「心理學教授很自得地說,他非常滿意高貴的維特根斯坦閣下。」
接受教師訓練的那一年,維特根斯坦一直定期看望亨澤爾,有時和戰俘營的同僚米夏埃爾·德羅比爾結伴前往。他和亨澤爾不只討論教育事務,也討論哲學。亨澤爾是個博學的參事長[116],對哲學保持著熱烈的興趣,一生發表了約二十篇主題為哲學(多數是倫理學)的文章。在5月23日的一封信裡,我們發現他寫給維特根斯坦一個摘要,概述了「批判現實主義者」奧斯瓦爾德·庫爾佩在其著作《實現》(Die Realisierung)裡區分的三類對像(實際的、理想的和真正的)。維特根斯坦對此的興趣究竟如何,可能將一直是個謎,因為庫爾佩沒在別處被提到過。但另有一個證據說明,維特根斯坦此時在關注觀念論和實在論這兩種互相競爭的形而上學,即弗雷格寫來的一封信——我們知道的弗雷格寫給維特根斯坦的最後一封信——落款日為4月3日。
弗雷格明顯在回應維特根斯坦對其文章《思想》作的批評,在那一批評裡維特根斯坦談到觀念論的「深刻基礎」。「當然我不是反對你的直率」,弗雷格起首寫道:
但我想知道,你覺得觀念論的什麼深刻基礎是我沒領會的。我想你自己並不堅持知識論上的觀念論是正確的。所以,我想你明白最終沒有這種觀念論的深刻基礎,那麼它的基礎只能是表面的基礎,而非邏輯的基礎。
這封長信的餘下部分,弗雷格對《邏輯哲學論》的缺乏清晰作了一番分析。這次他完全專注於第一個命題:「世界是所有實際情況」。他論證道,假定這句話裡的「is」是「同一性的是」,並進一步假定它意在傳遞信息而非只提出一個「世界」的定義,那麼,它要有任何意思,就必須有某種方法確認「世界」和短語「所有實際情況」的意義是同一的,而且這方法要獨立於對這種同一性的陳述。怎樣做到這點呢?「如果你能回答我的問題,從而使我較容易理解你的思考成果,」他寫道,「我會很高興。」
這是保存下來的兩人的最後一次溝通。四年後弗雷格去世,他的理解大概就到這兒了,他從未理解這本受他自己著作啟發的著名的書裡的哪怕一個詞。維特根斯坦體會的觀念論的「深刻基礎」,無疑關係到《邏輯哲學論》命題5.6—5.641給出的對世界的說明。「世界是我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而我不在我的世界裡:「主體不屬於世界;主體是世界的界限。」因此,唯我論——「當其含義被嚴格地推出時」——與純粹的觀念論相合:「唯我論的自我收縮成一個沒有廣延的點,剩下的是與之相協調的現實。」這樣,弗雷格的實在論就被視為與叔本華的觀念論和魏寧格的唯我論相一致。
這個觀點為維特根斯坦和伊格爾曼採取的宗教個人主義給出了一種哲學支撐。我是我的世界,因此,若世界讓我不快樂,唯一對此有決定意義的做法是改變我自己。「快樂的人的世界和不快樂的人的世界是不同的。」
不過,弗雷格覺得這種觀點的形而上學不可理解,在一個意義上是正確的。照維特根斯坦自己的理論,這種形而上學的語言表述只能導致胡話。可是,雖然無法對弗雷格解釋清楚,無法讓羅素信服它為真,也無法找到一個出版商,把這一表述當一個邏輯符號系統理論的成果而出版,但維特根斯坦堅定地確信它無懈可擊。儘管去年由於「外部」原因——品生特的死、哈布斯堡帝國的失敗、出版他的書的麻煩——經受了諸多痛苦,他只尋求某種「內部」解決。歸根結底,如果他的書一直出版不了又怎麼樣呢?最最重要的是「跟我自己清算」。
於是,完成了教師培訓並把自己的書丟給羅素之後,夏天他專注於自己最緊急的任務:克服自己的不快樂的鬥爭,抗擊把他從「快樂的人的世界」拖出去的「內部的魔鬼」。為此目的,他夏天到毗鄰維也納的克羅斯特新堡修道院當了園藝工。整天的紮實勞作似乎起到了某種治療作用。「傍晚幹完活,」他告訴伊格爾曼,「我累了,那時我不覺得不快樂。」這是一個實際的、動手的活兒,他可以運用自己慣有的能力。一天,修道院院長在他幹活時路過,評論道:「於是我明白了智力對園藝這樣的事也是有用的。」
但這治療只是部分成功。「外部」原因帶來的痛苦繼續把維特根斯坦困在「不快樂的人的世界」裡。「我每天都想到品生特」,8月份他寫信給羅素,「他把我的一半生命帶走了。魔鬼將拿走另外一半。」暑假接近尾聲,小學教師的新生活臨近時,他告訴伊格爾曼他對自己未來的生活有「陰暗的不祥之感」:
除非地獄裡的所有魔鬼換個方向使勁,我的生活一定會變得非常悲慘,如果不是根本活不下去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