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十一月，台北司法調查局逮捕「中廣」副總經理李荊蓀，十一天後，沈之岳局長約我見面。他很客氣，我第一次正式見到第一層級的特務首長，二十年來，我一直處於細胞和外圍分子的困擾之中，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頭！
這好像是一個很壞的開始，看起來我像是李荊蓀案的關係人。他們注意我很久很久了，為什麼讓我在這樣的時刻有這樣一步發展呢，我忍不住要來個假設，我有「假設癖」，這些假設都無法求證，「無解」就是大幸。
消息靈通的人士說，李副總「進去」以後，調查人員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樣，思想怎樣，交遊和言行怎樣。荊公認為國民黨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許多人「壓在陰山背後」。誰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廣」受荊公賞識，調查人員大概沒有漏掉我的名字，荊公偏愛，大概把我稱讚了一番，當時沈局長創造調查局的現代史，吸納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許想測驗我的「底細」。
他問我對調查局現在的工作有什麼意見，調查局以後應該怎樣做。這是何等事，豈容游離於組織之外的一個文人妄議？我不敢回答。大約一個月之後，他的新聞聯絡室主任請我吃飯，一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陪同，館子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房間，隔斷雜音。聯絡官又把那兩個問題提出來，我依然惶恐遜讓。
我以為事情可以搪塞過去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廣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門子，帶來一瓶洋酒，我只好請他吃飯，時間地點都約好了。當天上午，他打電話來說，有兩位朋友也想參加，希望我同意，我只有歡迎。進了館子，才知道一共五個客人，都是同行中出類拔萃的分子，他們搶先付了賬，提出建議，以後每一個月或兩個月聚會一次，輪流做東，這一次算他們發起，下一次輪到我，我只有答應。
他們在一家觀光飯店裡找到一個什麼廳，面積寬大，中午生意冷清，只有我們一桌，客人上菜以後，連服務生也不見了。他們非常客氣，點菜一定要我點頭，我說話的時候，大家一致靜聽。下一次約會定在什麼時候？如果我說沒有時間參加，他們延期，即使一延再延，也耐心等候。這個聚會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國為止，他們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遠大，哪一個都比我強，怎麼會這樣遷就我？這叫做「不尋常的事」。
果然不尋常，有一天談到我新買的房子，我說那一排公寓前院後院都沒有圍牆，住戶想把前後的空地圍起來，工程師說，依照建築法規這樣行不通，但是你們可以「違章」，管區警員負責舉報違章，你們得先使他「沒看見」。於是里長挨家收集紅包，去找警員商量，大家惟恐碰釘子，里長回來報告「他收下了」，人人笑逐顏開，一排圍牆立刻興工完成。我說五十年代大家都窮，提起貪污咬牙切齒，現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錢，行賄是一種樂趣，官員收賄是順應民意。我說現在有人主張台灣要有反對黨，其實反對黨早就有了，「特種酒家」發揮反對黨的功能，你在那裡滿足官員的酒色之欲，可以改變許多事情。……哪曉得幾個星期以後，里長挨家拜訪，他說管區警員神色慌張，上面來調查圍牆的事了，住戶要統一口徑才好。……
蔣經國有一篇文章，題目是《風雨中的寧靜》，他描述山間一條瀑布奔騰而下，瀑布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洞窟，一對知更鳥在裡面做窩，幾隻小鳥也孵出來了，瀑布看似凶險，其實好像布簾一樣保障了他們的安全，蔣經國如此比喻國際變局下的台灣。我說這個知更鳥的意象太小太柔了，哪有中興氣象，我說想當年北伐完成，國民黨中央頒布青年十二守則，黨國元老戴傳賢執筆寫成「前言」，那是何等氣勢！說到這裡，我順口「秀」了一下我受的黨國教育，我立即把守則前言背誦出來：
總理立承先啟後救國救民之大志，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宏規，領導國民革命，興中華，建民國。於今全國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遺教者，斯乃我總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國列祖列宗天下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今革命基礎大立，革命主義大行，……
你看這段話裡有多少「大」，真是大氣磅礡，大義凜然，大智大勇，大破大立，你看那時候的國民黨多有志氣，多有信心，當年的大鵬現在怎麼變成了知更鳥！沒過多久，蔣經國提出施政的大原則，他要「開大門，走大路，當大任，成大事」。
我一看，這是怎麼了，莫非他們改變了做法，停止「引蛇出洞」，開始吹簫引鳳，言者無罪，集天下之智為己智，可能嗎？我已騎虎難下，每次聚會，五架「竊聽器」當面打開，我必須表示坦誠。我想了又想，多年來一支筆在手，總希望哪一篇哪一段哪一句能影響當道，幫他們多積一粒沙那麼小的德，提醒他們，少造一粒沙那麼大的業，因果微妙，難測寸心，怎知得失！現在有這麼一個明顯有效的管道，我很難抗拒它的誘惑。
我決心繼續探險。我說高雄附近有個地方叫「覆鼎金」，金鼎象徵江山政權，上面怎可加上一個「覆」字？不久，蔣經國南巡，他和當地父老閒話風土，輕描淡寫提了一句，覆金鼎可以改成「金鼎」。
我說紅包象徵吉祥，送紅包收紅包都習以為常，如果政府向習俗挑戰，最好在官方文書中給紅包改個名字，讓它象徵罪惡或恥辱。於是蔣經國跟記者們閒談的時候說，紅包要改稱「臭包」。
談到買房子，我說銀行的房屋貸款限八年分期還清，這種規定向人民大眾傳遞什麼樣的訊息？政府對將來有沒有信心，難道台灣只有八年安定繁榮？如果八年以後中共佔領台灣，你留著那些錢幹什麼？給中共接收？我說房屋貸款的期限應該放寬為二十年三十年，向歐美看齊，政府更要在國計民生方面強調長程計劃，外商投資來蓋大樓，合作計劃說五十年以後怎樣，七十年以後怎樣，媒體報道要從這些地方著眼，大樓開工、施工、竣工、啟用，大眾要從電視新聞看見這些畫面。我出國前，這兩件事都實現了，我出國後，新聞局推出一句口號：「明天會更好」。
我一面跟這些朋友例行餐敘，同時我跟調查局的關係也繼續發展，沈局長對我說，外界一向覺得調查局很神秘，中共利用這種神秘的感覺把調查局妖魔化，其實調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機關，除了工作機密，沒有不可告人之處，他已經把設在新店的調查局本部變成青年學生旅行參觀的一站，他也想使用傳播媒體為調查局做些宣傳，這是新聞聯絡室的業務，希望我從旁襄助。
後來那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送些文件給我看，大概是調查局的簡介和過去發佈的新聞稿之類，我說這樣寫已經很好，局長還想怎樣改變呢？聯絡官說局長希望這些文件能提高文學水準，我說局本部發佈的文稿不能太「文學」，文學修辭容易造成誤解，我說文學應該是作家作出來的第二手傳播，「二手傳播」一詞於焉產生。
後來聯絡官說，局長想拍一部紀錄片，對外報道調查員訓練成長的過程，由訓練的內容延伸，顯示調查局的任務和工作方法，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看了這部紀錄片以後，可以知道調查局完全現代化了，他們要報效國家，這是一條光明大道，沈局長希望我能擔任「編劇」。他們已做了一些準備工作，看過新聞局拍制的紀錄片，其中有我參與。
紀錄片由這位年輕的聯絡官擔任導演，他文質彬彬，敏捷而含蓄，有學士學位，可說是新型調查員的代表，新聞界對他很有好感。為了編寫腳本，我和他多次見面，得到許多指教。拍片期間，沈局長三次召我談話，先是指示劇本的重點，第二次他提出一個問題，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鏡頭？他想知道我這個外人的看法。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這次經驗很特殊。
地點在某處的製片廠，凡是製片廠，大概都在比較偏僻的地方。那條街我從未到過，我坐調查局派來的車子前往，車到街口我們下車步行，兩旁都是台式樓房，每隔一段距離有一個調查員憑窗下看，手裡拿著無線電話，好像向下一站通報我們的行蹤。然後我們登上一棟二樓，房子很破。裡面有銀幕、有座位：像小型劇場。接待人員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個座位，等了一會。燈光熄，一個黑影走進來，坐在第一排第一個位子上，他是沈局長，這時另一個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沈局長的後面，他是一位調查員，然後是放映影片。
片子拍得很好，一流的專業水準，時間超過一個半小時，似乎太長。節奏也稍欠靈活。後來導演向我解釋，這是因為各部門都要有些鏡頭輯入，無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我知道我還有機會對著畫面修改旁白，沒有用心細看。放映完畢，燈光未亮，沈局長起身離去，坐在我身旁的調查員緊隨其後。局長下樓以後，全場恢復照明，誰也沒說一句話，我坐原車回家，一路上暗想：「伺候沈局長可真不容易啊！」
這部紀錄片的用處很多，在調查員訓練班，這是一頁教學。在局本，這是款待參觀人士的一個項目，在各地調查站，這是一件文宣，片頭字幕有我的名字，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處處沾光，不過我離開台灣的日子近了。
那時美國推行「雙語教育」，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學校得先用他的母語教他，這樣中國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師資。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承聯邦政府委託，成立「雙語教程發展中心」，遠東研究院院長楊覺勇博士主持，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編輯，小說家、畫家王藍介紹了我。王藍字果之，此時已尊為「果老」。
那時流行的說法，「人生有三恨」：一恨抗戰八年沒到過重慶，二恨勝利復員沒到過北京，三恨反共抗俄沒到過美國，我已三恨有其二，很想有一點彌補，我動了心。
人生果然如戲劇，許多線索平行發展而又相互纏繞。沈局長約集新聞工作者茶話，我也去。他邀人不多，大半是探訪主任這一層次的從業員，會場也沒有什麼形式。沈局長閒話家常，談笑風生，顯示他的風趣和平易，他用「漫談」的方式而自有重點，他強調（現在）調查局問案絕對沒有「刑求」（用刑逼供），科學辦案，一切講證據，根本用不著刑求。他也一再說，有人認為調查局是個「黑店」，進來以後再也休想走出去，這些人大錯特錯，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可以自由辭職，有些新進調查員還得到輔導轉業。
各報都根據沈局長的談話發佈了消息。我並不是探訪新聞的記者，他也要我親耳聽見，必有用意。
又過了幾個月，新聞聯絡室主任打電話來，調查局這一屆新進調查員的訓練快結業了，他問我有沒有時間參加他們的結業旅行。
他已經問過我三次了。我久聞沈局長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風格改造調查局，新進調查員一律是大學畢業的青年，儀表足以與外交官和空軍飛行官相比，必需品行端正，教養良好，志趣高，訓練中發現瑕疵隨時淘汰，訓練的課程聘請第一流學者擔任，這個樣子的調查局是蔣經國時代的新風景，新希望，有緣一見也是眼福，他第一次問我的時候，我沒有考慮，隨口答應。
他第二次再問的時候我遲疑了一下，這一趟結業旅行為什麼邀我參加？這些新銳將來難免擔任秘密任務，我何必去看見他們，結業旅行由沈局長率領，第一級主管全部參加，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這些念頭一一閃過，只因為已經答應了邀請，難以反悔，還是說了一聲「好」。
第三次再問，我的想法就複雜了，這樣一件事，為什麼要問我三次？他們豈是健忘之人？我想起修女出家，教會給她一段時間慎重考慮，前後三次問她是否改變主意，三諾之後百年定，再想退，就是叛教。我正在做出國的大夢，那時出境條件嚴苛，手續繁瑣，一根線都能把你當螞蚱拴住，我好容易從「中廣」退休，好容易把幼獅文化公司的職位還給痖弦，老牛過窗欞，全仗一身乾淨，倘若再結塵緣，又是飛絮沾泥，我立刻婉轉辭謝了。
申請出國的人要經過安全調查，我得找個機會說出我對特務機構的看法，爭取他們的瞭解，這時，我們那個特殊的餐會對我非常重要。我一再拿特務當做話題，在我們那個餐桌上，這個話題太敏感了，同席的人顯然沒料到我敢碰，我已決心孤注一擲，神色泰然，籠中鳥要唱歌，聽歌的人也許在籠子上加一把鎖，也許打開籠門讓我飛，我的話似褒似貶，由他們領受，得馬失馬，靠我的運氣。
我陸陸續續說了許多話，總而言之，特務好比外科醫生，手中有刀，手術台上沒有細菌，沒人喜歡外科醫生，但是每一家醫院都必須設置外科。有一個年輕人問他的父親，你當初為什麼要做外科醫生，手有鮮血，面無表情，眼科有多好，端莊斯文，輕巧細緻，心臟科有多好，結識一大群董事長總經理，增加對社會的影響力。我不知那位父親是怎樣回答的，我想最好的答案是，人類需要外科醫生，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醫生。
我不客氣地說，當年特務素質很低，社會的觀感是：一個人什麼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務，這些人好比庸醫，醫療失誤罄竹難書，但是也勉強維持了公眾的健康。
我不客氣地說，他們多少人受過日本特務的苦刑拷打，幾番死去活來，多少人被中共追捕，三九寒天，山林荒野中晝伏夜出，留下終身痼疾，多少人的父親被槍殺，把他的妻子兒女發配到邊疆開荒，這是什麼樣的遭遇，這樣的遭遇如何影響了他的人格和性情！五十年代，台灣靠這一批人支撐危局，他們如果發瘋了，那可怎麼辦，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總算列祖列宗英靈未泯，總算中華文化種子未死，總算堅百忍以圖成的「領袖」身教言教，他們辦案時有些行為令人髮指，可是總體來看，他們還算有節制，目的和手段之間還能分出本末體用，他們的罪惡本來可以更多。
三十年後浪前浪，我說今天在台灣做特務，他必須是第一流人才，他們幹哪一行都會出色，但是他們選擇了第一志願。我順口舉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像我這樣一塊料，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鬥智毫無勝算，我的生理構造有「麻煩症候群」，體能很弱，鬥力是輸家，別說是去當特務了，如果特務拿我做對象，也害他們浪費光陰，我實在不能為惡，不足為害，何況我已超過五十歲，常常覺得不耐煩，這表示我已停止成長，失去可塑性，今生一切都要到此為止了。
這樣談下去，無可避免有一天談到黨外的街頭運動。我忍不住說，遊行示威是群眾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他們哪裡是造反？哪裡就動搖了國本？土地是老百姓的，他們要站在上面叫一叫、跳一跳，何必一定把他們趕回家中關上門窗？當然，有些地方群眾可以去，有些地方群眾不能去，遊行示威之前，照例有個組織發動的階段，警備總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況，這時可以通過中間人談條件，遊行示威由你，規矩範圍由我，彼此約法三章，先小人後君子，那些民間領袖都有事業前途，參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樂業，他們並非亡命的暴民，幾個人能赴湯蹈火？
我忍不住說，從一九四六年起，我就看見「咱們國民黨」犯了一個錯誤，拿群眾當敵人，雙方斷絕一切管道，靜等著拉弓放箭。軍隊只受過作戰訓練，沒受過鎮暴訓練，以作戰的方式鎮暴，反應過當，破壞太大。現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國考察學習，把他們鎮暴的觀念方法和裝備搬來，重新訓練治安部隊，趕上時代（後來新聞報道說，政府派人到美國考察去了）。
這樣談下去，有一天我忍不住講了一個故事，我說有一個人患了重病，送進醫院，經過長期療養，精神漸漸恢復，他對醫生對護士的不滿也天天增加，終於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看見醫生進門，抓起藥瓶向醫生投去，醫生急忙躲閃，藥瓶在門上撞碎了。護士大驚而醫生大喜，他說這一擲力道不小，可見病人的體力恢復，也可見我的治療完全奏效。
國民黨人總是說，蔣氏父子治理台灣，盡心盡力，他們在大陸上從沒對任何一省的人這樣好，即使是浙江省，因此黨人認為台灣人應該聽話，這種想法太陳舊了。人性複雜幽深，因果關係豈是如此簡單，何況現在已非「崇功報德」的時代，公認人民大眾有權利喜新厭舊，反覆無常，政治家為而不有，隨時可以被遺忘，被曲解，被替代，他要從政就得「犧牲享受，享受犧牲」，悲天憫人，為蒼生作奉獻，老天爺給他的報償，只是海明威筆下那一副魚骨頭，也就是一頁青史。
如果用專政暴力捍衛政權呢，咳，我說那倒是一個辦法，可惜我們都老了，沒有力氣提起步槍衝上去，咳，我們的兒女也都不聽話，政治信念不能遺傳。我說「服食求長生，多為藥所誤」，南韓李起鵬辣手鐵腕，咱們望塵莫及，最後王朝傾覆，李起鵬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廳集合，他親自開槍殺死妻子兒女，然後自殺，咳，我狠狠地說了一句：「咱們也沒那個種」！
回想起來，我當時也失去了控制，但是他們愛聽，顯然還有更多的期待，長年漫漫，獨立、聯俄、兩岸談判、一一見肺見肝。我每次赴約都像教授上課或者像被告出庭，你得準備一些「說法」填塞時間，我不能缺席，不能沉默，因為我心中有貪有癡。我的出國手續已辦到最後一步，等待出境許可，如果拿不到出境證，前功盡棄，拿到了出境證，那才是畫龍點睛，我如果托任何人關說疏通，那就是「著相」，我從未把這個話題提上餐桌，他們也沒任何人問我，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心上壓著這麼一塊石頭，看我怎樣搬開。我相信每次餐會以後，他們寫回去的報告一定影響最後的判決，我只能順著他們的需求誠實「招供」，討好他們的上司，為我出境塗抹滑潤劑。
他們幾次把話題引到蔣經國傳位的問題，看樣子我若想走開，對這個話題就沒法避開。我那時還能喝幾杯陳年紹興，黃湯下肚，舌片微麻，好，那就擔當最大的風險，吐出「酒後真言」。那時盛傳「蔣經國培植蔣孝武繼位接班」，我斷言蔣家第三代不宜再執政了，因為人民會厭倦，從頭算起，祖父在位三十二年，父親將要在位十二年，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孫輩是難以為繼了！
蔣介石總統連任五次，人民大眾已經流露了幽默感，民間笑談。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蔣中正，第二任總統於右任（我又來擔任），第三任總統吳三連（吾第三次連任），第四任總統趙麗蓮（照例連任），第五任總統任百年（做總統一直做到死）。我說民間稱中山先生為國父，稱蔣公為「國兄」，稱蔣經國總統為「國侄」，稱蔣孝武為「國孫」，諷嘲之情溢於言表，第三代接班？大眾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我把蔣經國的才幹度量謀略統馭大大稱頌一番，我說當初那些跟他爭位的人，吳國楨、陳誠、孫立人、周至柔，誰也都要差他一截。我甚至說，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爺更傑出，他一樣可以完成北伐抗戰那樣的大業，只是沒有那樣的機會罷了。那時數當代人物，沒人敢說蔣介石位居第二，但是如果說他的兒子比他更好，我想是安全的，人人知道蔣經國很想走出他父親的盛名籠罩，自創新局，他提出「大有為」的口號，台灣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獻給他，印文全是「大有為」，聯合開了一次展覽（這些印章現在不知落到哪裡去了）。
我說詩人書法家於還素寫過一副對聯：「一身是膽終非虎，萬里無雲欲化龍。」大家認為寫出蔣經國的局限，上一句說他主觀條件不足，下一句說他客觀環境不利，但是我說，經國先生現在還有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足以使他繞過蔣介石這座大山，站進歷史舞台的強區，他可以解嚴，恢復平時狀態，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名詞，國民黨將因此失去政權。執政黨要盡力延長執政的時間，那是理所當然，但是我說，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維持政權，一旦行到水窮處，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雲起時，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權。我說專制並不能使你永遠握有政權，想想中國歷代王朝「失國」，都與民主無關，結局如何悲慘！得國不易，失國更難，我特別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就是解決如何「失國」。
我發表了我受黨化教育的獨門心得，我說依照中山先生的設計，國民黨最後要還政於民，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特色，如果抽去這個核心價值，國民黨的軍政訓政就和蘇共中共很難區分。有人說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是假的，在警備司令看來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它應該是真的，蔣公一直在這條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誰能斷言他是假？我說歷史發展到這一步，全看經國先生怎麼做，如果他建立民主體制，讓人民投票選擇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國父的理想終於實現，蔣公的人格渾然完整，經國先生的歷史地位也巍然確立。
我說了一個小時，沒人反問，沒人打岔，沒人咳嗽，沒人動筷子，大廳內靜如廣播電台的發音室，坐在我對面的那位朋友，右手插進西裝裡撫摩左胸，好像心血管有點小毛病，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錄音機。我說完了，他們也沒有任何評論，沒有一句回應，任我如此這般放肆一番，好像與他們毫不相干。我究竟闖了大禍還是立了大功，一時茫然。
時間近了，我也辭窮了，我對他們說，我本是內戰的殘魂剩魄，來到國民黨的殘山剩水，吃資本家的殘茶剩飯，三十年來看遍多少人為黨國犧牲，也看遍多少人使黨國為他犧牲，黨國左手來右手去，以不足奉有餘，我們是各有因緣莫羨人，縱然台下一條蟲，我也是益蟲，不做害蟲，我們依然支持國民黨，只有在國民黨治下我才有做一條益蟲的可能。（我這算是徹底交心了，你們饒了我吧！）
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我領到出境證。
我在出入境管理處門口遇見一個熟人，他問我來做什麼，我舉起手中那張紙：「我來領貞節牌坊。」一時又是喜悅，又是辛酸，好像很充實，又像很空虛，台灣混了三十年，患得患失為了這張紙，也太沒出息了。
回到家，我拿起電話，幾乎想告訴果老，把西東大學的聘函退了，可是我還是打給旅行社買了機票。
時維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飛那天清早，定期聚餐的那五個朋友中間的一位請我吃早點，松山飛機場旁邊開了一家觀光級的豆漿店，精緻雅潔。我們在那裡坐定，他舉起茶杯對我說：「我代表本單位給你送行，你可以出國。」好像出境證還不算數似的。他們從來無人表露另一種身份，突如其來我吃了一驚，立刻想起《三國演義》「聞雷失箸」，我說：「怎麼冒出來一個本單位，你嚇了我一跳！」
我想起來治安當局花樣多，我認識聾盲學校的一位教師，她曾把我的《開放的人生》譯成點字當做教材，她出國的故事那才叫精彩，人已經坐在飛機裡，又被廣播器叫下來，沒收了出境證和護照，治安人員欲擒故縱，只是要觀察她拿到出境證以後的一言一行。
飛機平穩滑行，忽然窗框歪斜，圓山大飯店縮小成模型，機身轉彎，我看見隱隱山峰水氣淋漓，有如米芾的畫。我覺得肚臍好痛，像是拉斷了臍帶，然後就是雲天萬里。「你可以出國」，那位朋友沒騙我，感謝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我想他們幫了忙，我更欽佩沈之岳局長，他老成謀國大開大闔。
願上帝賜福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