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波哥大是個偏遠、陰鬱的城市。細細的雨絲從十六世紀初就開始下，綿綿不絕。我注意到，街上有太多行色匆匆的男人，他們戴著硬禮帽、穿著黑呢大衣——抵達時，我也這副打扮。然而連一個妓女也看不到。和穿教士服的教士、戎裝軍人一樣，她們也被商業中心昏暗的咖啡館禁止入內。有軌電車和公共廁所裡刷著淒慘的告示：「若你不怕上帝，你要擔心梅毒！」
高大的佩爾切隆良馬拉著啤酒車，有軌電車轉彎時火星四濺，雨中步行送葬的隊伍阻斷交通，這些都讓我驚訝不已。最瘆人的是送葬隊伍：高頭大馬插著黑色羽毛，披著天鵝絨，拉著豪華馬車和那些大戶人家的屍體，彷彿死亡乃其獨創。我在出租車上瞥見一個女人靜靜地站在雪聖母教堂的門廊上。她是我在街上見到的第一個女人，身材苗條，氣質優雅，如居喪王后，只可惜她戴著面紗，使得我的一半念想永無著落。
我的精神崩潰了！房子雖寬敞舒適，卻陰森恐怖。陰沉沉的花園裡種著深色的玫瑰，寒氣直往骨頭裡鑽。這裡住著爸爸的親戚托雷斯·甘博亞一家，我原本認識，只是見他們披著毯子吃晚飯，總覺得陌生。印象最深的是我鑽進被窩後嚇得大叫，床又濕又冷。他們說這兒天氣怪，剛開始不習慣，以後會慢慢習慣的。我默默地哭了好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
到波哥大四天後，我頂著寒風、冒著細雨匆匆趕往教育部，情緒依然低落。國家獎學金開始申報了，隊伍從三樓報名處蜿蜒而下，順著樓梯，一直排到大門口。場面壯觀，令人氣餒。上午十點，雨霽。不算在門廳躲雨的，報名隊伍已經從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排到了兩個街區外。競爭如此激烈，我肯定沒戲。
中午剛過，有人在我肩膀上輕拍了兩下，是輪船上那位「不知疲倦的讀者」。他從隊尾的人群中認出了我，我卻很難認出他：他戴著圓頂禮帽，穿著剪裁講究的黑衣，像是去參加葬禮。見到我，他也很困惑，問道：
「你在這兒幹嗎？」
我照實說。
「太逗了！」他笑彎了腰，「跟我來！」他拉著我的胳膊，往教育部走。我這才知道，他是阿道弗·戈麥斯·塔瑪拉博士，教育部國家獎學金辦公室主任。
這是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巧事，也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事之一。戈麥斯·塔瑪拉一副開玩笑的學生口吻，以最具創造力的博萊羅情歌歌手身份向助手們介紹我。他們請我喝咖啡，走綠色通道，直接報名，還不忘提醒我，說這不算違反規定，只是機緣巧合，人順天意。他們通知我下週一在聖巴托羅梅中學參加統考，估計有好幾千人報名，來自全國各地，爭奪三百五十個獎學金名額。這將是一場漫長的硬仗，或許會是當頭一棒，讓我的希望幻滅。要等一個星期才能知道結果，包括被分到哪所中學。對我來說，這是個意想不到的重要消息，就是說，也許要去麥德林，也許要去比查達。他們跟我解釋，說隨機分配可以加強地區間的文化交流。辦完手續，戈麥斯·塔瑪拉和上回謝我教他那首博萊羅時一樣，跟我緊緊握手。
「機靈點兒！」他對我說，「就看你的了。」
走出教育部大門，有個教士模樣的小個子男人湊過來，說無須統考，名額保證，學校任選，開價五十比索。太貴了，我付不起；要是付得起，我會付的，免得上考場擔驚受怕。幾天後，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是詐騙團伙頭目，專門假扮成神職人員在官方機構從事不法交易。
既然是隨機分配，我悲觀到連行李都沒拆，考試前一天約了輪船上的樂手朋友們去亂七八糟的克魯塞斯區一家亂七八糟的小酒館，唱一首歌，換一杯奇恰酒，就是那種用發酵玉米製成的劣酒，講究點兒的酒鬼會再加點兒火藥。結果，我第二天考試遲到，頭痛得厲害，晚上去了哪兒，誰送我回來的，全都不記得了。考官心腸好，放我進去。考場很大，坐得滿滿當當。掃了眼試卷，我就知道沒救了。只是為了分散監考老師的注意力，我開始琢磨看上去沒那麼複雜的社科題，誰知突然靈感來襲，居然答得有模有樣，還神奇地猜對了許多；數學沒轍，我連送分的題都不會；美術做得既快又好，好歹鬆了口氣。我的樂手朋友們後來說：「恐怕是奇恰酒助了你一臂之力。」不管怎樣，我拚死考完後，決定修書一封，告訴爸媽，我有權也有理由不回家。
一周後，我去取成績單。上面恐怕有什麼記號，女職員二話不說，帶我去見主任。主任穿著襯衫，紅色裝飾性背帶，心情愉快。他用專業眼光看了看我的成績，想了想，又想了想，歎了口氣。
「除了數學，其他還行。」他自言自語，「好在美術五分，勉強過線。」
他坐的是彈簧椅，往後一靠，問我想去哪所學校。
我吃了一驚，毫不猶豫地回答：
「波哥大的聖巴托羅梅中學。」
他把手放在桌上的一大摞文件上。
「這些都是重量級人物的推薦信，想讓子女、親戚、朋友在波哥大中學就讀。」他意識到說漏嘴了，又補充道：「聽我一句，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最適合你，從這兒坐火車，一小時就到。」
我只知道那是座古城，有鹽礦。戈麥斯·塔瑪拉告訴我，自由派新近在實行教改，學校徵用教會土地，擁有一批思想先進、出類拔萃的年輕教師。我覺得有必要跟他說清楚，於是提醒他：
「我爸可是老頑固。」
他笑了。
「別太當真，」他說，「我說的自由派是廣義的自由派。」
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變得一本正經，決定把我打發到那座建於十七世紀、如今被一幫無神論者改為國立男子中學的修道院，它位於一個令人昏昏欲睡的城鎮，在那裡除了唸書，別的什麼也幹不了。時移世易，古老的修道院巋然不動。石砌門廊上原本刻著一行字：「敬畏上帝，開啟智慧」。一九三六年，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總統的自由派政府將教育國有化，把那行文字更換成哥倫比亞國徽。我提著死沉死沉的箱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在門廳稍事歇息，看到小小的庭院、殖民時期的石雕門拱、綠漆木質陽台、欄杆上的花盆裡無精打采的花兒，心裡涼了半截。宗教秩序無處不在，顯然，三百多年來，女性的寬容之手從未撫摸過這片土地。在無法無天的加勒比地區野慣了，至關重要的四年青春居然要被關在這等「世外桃源」，這讓我不寒而慄。
我至今不敢相信，兩層小樓，圍著陰暗的中庭，外加最裡頭一棟隨便搭建的石屋就能容下校長宿舍、校長辦公室、行政秘書室、廚房、餐廳、圖書館、六間教室、物化實驗室、倉庫、盥洗室和集體宿舍。五十名學生勉為其難地前來就讀，睡在宿舍裡一排排的鐵床上。他們大多來自窮鄉僻壤，很少有從首府城市來的。好在這種流放狀態讓我因禍得福，迅速地對上帝賦予我的國家有了清晰的瞭解。我一到學校，十二個加勒比老鄉就當我是自己人。不用說，我們和其他同學——本地的和外地的——有天壤之別。
從第一晚自由活動時間起，在中庭各個角落扎堆的學生便是全國各地人群的縮影。各人待在自己的地盤上，就不會有衝突。第一時間和我交往的都來自加勒比海岸，我們有受之無愧的好名聲：愛吵吵的人，群體團結的狂熱信徒，舞會上的狂歡者。我是個例外。來自卡塔赫納的倫巴高手安東尼奧·馬丁內斯·謝拉利用晚間自由活動時間教我最時髦的舞步。偷情摯友裡卡多·岡薩雷斯·裡珀爾後來成為一位知名建築師，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都在小聲哼歌、獨自跳舞。
閔喬·阿納亞彈鋼琴特別有天賦，後來在國家舞蹈樂團成為大師級人物。他在中學組建社團，想學樂器的人都能參加。他教我博萊羅和巴耶納托小調第二聲部的秘密。不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是教會地道的波哥大人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用加勒比方式敲打擊木，也就是三、二，三、二。
來自埃爾班科的溫貝托·詹姆斯埋頭苦讀，無心跳舞，每個週末都留校學習。我相信他一定沒見過足球，也沒讀過足球評論。結果，他在波哥大獲得工程師學位後，進了《時代報》學當體育編輯，後來成了體育版主編，躋身於全國頂尖足球記者之列。不管怎麼說，最怪的無疑是來自喬科省、皮膚黝黑的西爾維奧·盧納，他先攻法學，後轉醫學，兩個專業都畢業了，還要去念第三個專業，後來音訊全無。
丹尼爾·羅索（「帕戈西奧」），總是表現出對人文科學和神學無所不知的樣子，課上課下拚命炫耀。二戰期間，我們都向他打聽世界局勢。關在學校只有小道消息，報紙雜誌無法及時送到，收音機只能用來跳舞。帕戈西奧的消息來源誰也弄不清楚，在他口中的歷史性戰役裡，盟軍永遠獲勝。
來自蓋塔梅的塞爾希奧·卡斯特羅，恐怕是國立男子中學歷年來的學生之冠，從入學起一直拿最高分。其秘訣和我在聖若瑟中學時瑪蒂娜·豐塞卡給出的建議似乎不謀而合：無論老師講課還是同學發言，字字聽，字字記，整理在漂亮的筆記本上。也許正因如此，他無須花時間備考，週末別人一頭扎進課本，他卻一頭扎進林林總總的冒險小說。
課後跟我玩得最多的是地道的波哥大人阿爾瓦羅·魯伊斯·托雷斯。晚上，我們繞著中庭正步走，順便聊聊女人。還有海梅·布拉沃、溫貝托·紀廉、阿爾瓦羅·比達爾·巴隆，我在學校跟他們走得很近，邁入社會後依然交往多年。阿爾瓦羅·路易斯週末回波哥大和家人團聚，再帶回足夠的香煙和艷事。同窗多年，沾染上香煙和女人這兩種惡習，我的源頭在他。近兩年，是他貢獻出最美好的回憶，喚醒了我的許多往事。
我不知道被關在國立男子中學期間，所學究竟為何物。不過，和同學們相處的四年培養了我對國家的全局觀：我們彼此迥異，各有所長，合起來，便是國家。如此感悟，讓我永生難忘。也許，這就是教育部所言政府出資加強地區間流動的目的。人到中年，有次飛越大西洋，我應邀走進駕駛艙。機長開口，問我是哪裡人。我一聽就明白了：
「您是索加莫索人。我跟您一樣，也來自加勒比海岸。」
機長的說話方式、表情、聲音和我在國立男子中學四年級時的同桌馬科·菲德爾·布裡亞一模一樣。正是這種突然閃現的直覺指引我在那個無法預知的社會的種種沼澤中前行，即使沒有指南針，即使逆著風。也許，它也是我作家生涯中的萬能鑰匙。
我像是在做夢。申請獎學金不為唸書，只是為了沒有其他牽絆，和家人保持良好關係，維持獨立。只要一日三餐有著落，住在那個「難民營」裡就比住在家裡強。學校實行自我管理，比家裡管得松。食堂像個自由市場，想吃什麼，自由交換。錢在這裡不管用。早餐的兩個雞蛋最吃香，換三餐裡的任何一道菜都綽綽有餘。以物易物，合法交易，無人干涉。甚至，在我的記憶中，住校四年，沒有人出於任何原因打過架。
老師們也在食堂用餐，另坐一桌，他們剛畢業不久，也都保留了互換飯菜的習慣。大部分老師要麼單身，要麼未帶家眷。他們薪水微薄，只夠吃飯，和我們一樣對伙食怨聲載道。有次形勢危急，學生們差點兒拉攏了一位老師組織絕食。只有收到禮物或有外客來訪時，廚房才會稍微換點兒花樣，讓老師和學生的伙食有所區別。四年級時，有次校醫答應給我們找塊牛心上解剖課用。第二天，他把血淋淋的新鮮牛心放進廚房的冰箱裡。等我們為了上課去取時，牛心沒了。後來才聽說，因為實在找不到牛心，正好有個泥瓦匠不小心從四樓摔下來，死了，他無親無故的，校醫就取了他的心來充數，並告訴廚師那是牛心。廚師們信而不疑，那天就打算用牛心給老師們加菜，發現不夠吃，還特地拌上鮮美的佐料。我覺得，師生之間這種融洽的關係和新實行的教改有關。當年的教改幾乎沒有歷史地位，但對我們而言，至少簡化了繁文縟節，縮小了年齡差距。不用系領帶，師生同飲幾杯或週末同去參加舞會，誰也不會大驚小怪。
老師和學生打成一片，氣氛才會這樣融洽。數學老師學識淵博，但善於冷嘲熱諷，學生進他的課堂等於赴刑場。他叫華金·希拉爾多·桑塔，是哥倫比亞第一個數學博士。只可惜雖然我非常努力，他也非常努力，但我永遠聽不懂他的課。那時人們總說，詩歌和數學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聽多了就信了，還會以此為借口。幾何還好，也許因為它和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是對算術，我除了恨還是恨。直到今天，心算時，我還得拆分數字，使之變得容易一點兒。尤其是七和九的加法口訣，我怎麼也記不住。要是計算七加四，我得先用七減二，等於五，加四，最後再加二，等於十一！乘法永遠算錯，因為我根本記不住數字。代數源遠流長，我傾盡全力，對老師又愛又怕，可就是徒勞無功。我每三個月掛科一次，然後重修兩次，老師寬容善良，違規再讓我多修一次，可我還是照掛不誤。
三位最敬業的老師都教語言。第一位是英語老師阿維利亞，地道的加勒比人，標準的牛津腔，對《韋氏詞典》頂禮膜拜，倒背如流。接替他的是埃克托爾·菲格羅亞，一位很棒的年輕教師，酷愛博萊羅，課後會跟我們一起唱。我盡量在昏昏欲睡的課堂上和期末考試中好好表現，但我知道，我的好成績不是得益於莎士比亞，而是多虧了裡奧·馬裡尼和雨果·羅馬尼。他們既營造出愛的天堂，又讓許多人為愛而亡。四年級的法語老師安東尼奧·耶拉·阿爾班發現我中了偵探小說的毒。他的課和其他課一樣無趣，但他教的街頭俚語十年後幫了我大忙，讓我沒有餓死在巴黎街頭。
大部分老師畢業於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是來自聖胡安·德爾塞薩爾的精神病專家何塞·弗朗西斯科·索卡拉斯，他致力於用蘊含人文精神的理性主義替代一個世紀以來保守派政府推行的教會式教育。曼努埃爾·奎略·德爾裡奧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正因如此才會仰慕林語堂，相信魂靈現身。在卡洛斯·胡利奧·卡爾德隆管理的圖書館裡，《漩渦》的作者、他的同鄉何塞·艾烏斯塔西奧·裡維拉的作品獨佔鰲頭，此外，還有古希臘文學、「石頭與天空」拉美成員的作品和隨處可見的浪漫主義作品。因此，我們這些為數不多的手不釋卷的學生才既拜讀了聖胡安·德拉克魯斯和何塞·馬裡亞·巴爾加斯·維拉，又拜讀了無產階級革命著作。貢薩洛·奧坎波教社會科學，他房裡有一大堆政治書籍，這些書在高年級教室裡無傷大雅地傳閱著。我永遠也不明白為何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會出現在下午枯燥無味的政治經濟學課上，而非作為美妙的人類探索史詩出現在文學課上。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課後閱讀的《反杜林論》也是恩格斯的著作，是他從貢薩洛·奧坎波老師那兒借的。我也想去借，讀完跟他討論，沒想到老師不借，他說《反杜林論》固然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扛鼎之作，但它長篇大論，索然無味，未必是真正的傳世之作。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碰撞使國立男子中學贏得了政治荼毒實驗場的惡名。過了半輩子我才發現，這是一種自發性實驗，弱者聞風而逃，強者接種各種教條主義疫苗。
我和卡洛斯·胡利奧·卡爾德隆老師來往最為密切。他教低年級西班牙語、四年級世界文學、五年級西班牙文學和六年級哥倫比亞文學。考慮到他的興趣愛好，他的專業顯得有些奇怪，居然是會計學。出生在烏伊拉省首府城市內瓦的他，始終不厭其煩地表達他對何塞·艾烏斯塔西奧·裡維拉的仰慕之情。同為哥倫比亞人，他倍感自豪。他學過醫學外科，中途被迫輟學，倍感失意。然而，他對文學和藝術的熱情不可阻擋。他是第一個把我的文稿批得體無完膚並提出針對性意見的老師。
不管怎麼說，師生相處得特別自然，課上如此，晚餐後在中庭的自由活動時間更是如此。這種方式和我們過去習慣的完全不同，營造了互相尊重、互相關心的良好氛圍。
圖書館進了一套弗洛伊德全集，暢遊書海變得驚心動魄。我一點兒也看不懂那些帶淫穢色彩的分析，但其臨床案例，比如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卻讓人欲罷不能。卡爾德隆老師在西班牙語課上讓我們寫故事，自由命題。我寫的是一個七歲的精神病女孩的故事，標題有些賣弄，一點兒也不像故事，叫「一例強迫性精神病」。老師當堂宣讀，同桌奧雷利奧·普列托毫不客氣地批評我，說我既無科學根基，也無文學根基，居然自大到去寫這麼變態的故事。我氣壞了，毫不謙虛地辯解，說我只是借用弗洛伊德的臨床病例來完成作業。好幾個同學對我冷嘲熱諷，老師怕我記恨，課後特地找我談話，鼓勵我在文學道路上繼續前行。他說，讀完那個故事能看出我對現代文學技巧一竅不通，但有文學創作的本能和慾望。他說我寫得不錯，至少有創新意識。他第一次跟我談修辭學，傳授了一些構思主題、遣詞造句以求渾然天成的實用性技巧。最後，他鼓勵我，無論如何要繼續寫，哪怕只為動動腦，活躍活躍思維。那是我在國立男子中學第一次與他促膝長談，之後又利用課後閒暇與他長談多次。那些長談讓我的作家生涯獲益匪淺。
那是一塊理想的土壤。從就讀於聖若瑟中學起，我就惡習纏身，逢書必讀，課後讀，課上基本也在讀。十六歲時，我能一口氣背出在聖若瑟中學學過的所有詩，拼寫對不對，就難說了。我一讀再讀，無人指導，沒有順序，上課時間基本都在偷偷讀。國立男子中學圖書館裡的書我全讀過，那兒的書都是別的圖書館（不比學校圖書館好）不要的，很難描述：有官方出版的文集，老師們不感興趣於是捐出來的書，以及一些不知從哪兒漂來、決定停泊在此的書。我忘不了米內爾瓦出版社的鄉村文集，那是由堂丹尼爾·桑普·奧爾特加資助，由教育部分發至各個中小學的，共一百本，不論好壞，將迄今為止哥倫比亞人寫的書一網打盡。我打算從第一本開始讀，能讀多少讀多少。直到今天，依然讓我感到戰慄的是，中學最後兩年，我幾乎實現了這個目標。至於對今後的人生是否有益，我卻不敢妄下定論。
集體宿舍的清晨總是瀰漫著近乎幸福的味道，除了「午夜」六點突然敲響的喪鐘（我們都這麼說）。鐘聲一響，只有兩三個膽小鬼跳下床，率先衝進盥洗室，站在六根水管下，接受冰水的洗禮。其餘的人對夢鄉依依不捨，直到值班老師走進宿舍，挨個掀掉被子。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無隱私可言，疊衣服，擦鞋，站在沒有花灑的水管下衝冷水澡，同時宣洩不滿、譏笑他人、肆意爆料：誰和誰戀愛、誰和誰交易、誰和誰吵架，順便說好吃飯時誰和誰換菜。早上經常議論的還有前一天晚上讀過的書。
吉列爾莫·格拉納多斯的男高音在清晨響起，他會唱無數支探戈舞曲。裡卡多·岡薩雷斯·裡珀爾的床和我的床挨著，我們倆坐在床頭，一邊擦鞋，一邊唱加勒比地區的瓜拉恰。薩瓦斯·卡拉瓦略老兄把浴巾掛在高高豎起的下體上，宛如初生般赤裸著身子在宿舍裡走來走去。
如果可以，週末，住校生大多會在午夜時分溜出去約會。沒有夜班警衛，沒有宿管老師，只有一名幾周輪換一次的值班老師。門衛永遠是親愛的裡維拉，他上班的時候其實一直在打瞌睡。他住在門廳，盡職盡責，只是到了晚上，我們能打開修道院粗製濫造的大門，輕輕掩上，去別處玩個通宵，天亮前再從冰冷的街上溜回來。親愛的裡維拉是真睡死了，還是心腸好，以他特有的騎士風度做我們的同謀，無人知曉。溜出去的人其實不多，死黨們嚴守秘密。有人每週都溜；有人鼓起勇氣難得溜一回，還嚇得半死。就我們所知，從來沒有人被發現。
我在學校和他人相處，唯一的障礙和媽媽一樣：做噩夢，像鬼一樣吼叫，驚擾別人的好夢。睡在我周圍的人早已見怪不怪，只怕在深夜的寂靜中突然響起的第一聲慘叫。睡在紙板牆隔出的小間裡的值班老師，夢遊般從宿舍這頭走到那頭，直到所有人安下神來。這些夢不僅無法控制，而且和我良心上的不安有著某種關聯，因為有兩回，我是在下流場所做了這樣的夢。這些夢也無法破解，場景並不可怕，相反，是在正常地點，或和正常人享受快樂的片段時，突然，無辜的一瞥揭示出不祥的信息。所有噩夢中，最可怕的是一個和媽媽有關的夢：媽媽把自己的頭抱在懷裡，捉那些令她睡不安生的虱子和虱卵。我尖叫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向人求助：哪位行行好，快把我叫醒。在學校宿舍，一切都轉瞬即逝：我剛叫一聲，從周圍床上就砸來許多枕頭。我氣喘吁吁地醒來，心怦怦直跳，不過還活著，便很高興。
國立男子中學裡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卡洛斯·胡利奧·卡爾德隆老師的建議下，睡前大聲朗讀文學作品。有次，五年級學生第二天一早突擊考試，事先要讀馬克·吐溫的一個短篇。有些學生沒讀過，來不及了，老師便在紙板牆小間裡將四頁長的文章大聲朗讀一遍，讓他們多少有點兒印象。大家興致很高，從此漸漸養成了每晚睡前大聲朗讀文學作品的習慣。剛開始並不容易，因為有個特別正經的老師說，讀什麼需要經過審查，害得學生們差點兒造反。後來說好，讀什麼由高年級學生定。
剛開始，我們的讀書時間是半小時。值班老師在小間裡讀。小間在宿舍進門處，光線好。我們會聽著聽著，打起呼嚕來，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裝的，因為讀的書真是沒勁兒。後來，如果書有趣，就讀一小時，老師和學生每週輪換。最美好的時光莫過於讀諾斯特拉達姆士和《鐵面人》，所有人都愛聽。我至今無法理解，為何托馬斯·曼的《魔山》也會大受歡迎，居然要校長出面，才能阻止我們等漢斯·卡斯托爾普與克拉芙吉亞·肖夏接吻，或所有人緊張地坐在床上，不想錯過納夫塔與好友塞塔姆布裡尼有關哲學話題的唇槍舌劍。那晚讀了一個多小時，宿舍裡掌聲雷動。
年輕時我遇上過一些謎一樣的人，唯一一位躋身其中的老師是國立男子中學的校長。我剛進校門就遇見了他，他叫亞歷杭德羅·拉莫斯，是一個嚴厲的獨居男人，眼鏡片厚得像酒瓶底，跟瞎子沒什麼兩樣，卻能不怒而威，擲地有聲。他早上七點從宿舍下來，守在食堂門口檢查個人衛生，總是穿著色彩鮮艷、一塵不染的西裝，領子漿洗過，領帶活潑，皮鞋珵亮。我們在個人衛生上有任何瑕疵，他都會嘟囔一聲，言下之意是命你回宿舍改正。其餘時間他都在二樓辦公室，再次出現，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同一時間；要麼，他會邁出辦公室，走十二步，踏進六年級的教室。他每週只給六年級上三次數學課，學生們說他是數學天才，講課風趣，廣博的學識讓人驚歎，要命的期末考試讓人心悸。
進學校沒多久，我要為官方活動寫篇開幕詞。大部分老師表示認可，但都說這種事要校長最後拍板。校長室在二樓頂頭，但我感覺遙遠得像要步行繞地球一周。頭天晚上我沒睡好，我打上週日的領帶，早餐基本沒碰，磨磨蹭蹭地去敲校長室的門，敲到第三遍門才開。校長沒打招呼，直接讓我進去。幸好沒打，打了我也不敢回。他不苟言笑，辦公室整潔美觀，威嚴大氣。名貴木材做成的傢俱上鋪著天鵝絨，靠牆的書架上擺滿了精裝皮面書，令人驚歎。校長不緊不慢地等著我恍過神來。之後，他指著辦公桌對面的椅子，讓我坐下，他也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怎麼跟校長解釋，我準備過，幾乎相當於又寫了一篇開幕詞。校長默默地聽，聽一句，點點頭，但不看我，只看著我手中瑟瑟發抖的紙。說到有趣處，我想博他一笑，卻沒成功。最糟糕的是，我緣何而來，他心中有數，但他還是讓我把話說完了。
等我說完，他從辦公桌上伸手，要過那張紙，摘下眼鏡，仔細讀起來。他中間只停了兩回，用鋼筆改了兩處錯，又戴上眼鏡，沒抬頭，語氣生硬，嚇得我的心怦怦直跳。
「這裡有兩個問題。」他說，「您寫道：『和我們國家豐富的（exhuberante）自然資源——睿智的西班牙人何塞·塞萊斯蒂諾·穆蒂斯十八世紀曾向全世界宣告——和睦相處，我們生活在國立男子中學天堂般的（paradisiaco）環境中。』需要指出的是，『豐富的』一詞沒有字母h，『天堂般的』一詞不帶重音符號。」
我臉上有點兒掛不住。第一個問題我無話可說，但我對第二個持有異議。我氣若游絲，斗膽反駁道：
「對不起，校長先生，根據詞典，paradisiaco的重音符號可加可不加，而我覺得倒數第三個音節加重音聽起來更響亮。」
校長臉上和我一樣，也有點兒掛不住。他還是沒看我，二話不說，從書架上取下一本詞典。我的心揪成一團，校長取的就是外公那版詞典，不過他的品相簇新，閃閃發亮，也許還沒用過。他一下子就翻到了那頁，將那個詞條一讀再讀，沒抬頭問我：
「你讀幾年級？」
「三年級。」我回答。
他「砰」的一聲合上詞典，第一次抬頭看我。
「好樣的！」他說，「再接再厲。」
從那天起，同學們差點兒叫我英雄，他們戲稱我為「跟校長說過話的加勒比人」。不過，那次見面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又一次面對了自己糟糕的拼寫。我一輩子都沒能把拼寫徹底弄明白。一位老師給了我致命一擊，說西蒙·玻利瓦爾的拼寫太爛，所以他不配當偉人；其他老師則安慰我，說拼寫不好的人多的是。如今，我已經出版了十七本書，清樣校對們依然十分客氣地將我的拼寫錯誤視為筆誤。
錫帕基拉的社交往往與個人的興趣和性格相關聯。西班牙人發現的正在形成的鹽礦是週末出行的好去處，人們會帶上烤牛腩和白色土豆，放進一大盆鹽裡。我們來自加勒比海岸的住校生們擁有受之無愧的嗓門大、沒教養的名聲，但我們會跟著流行音樂，揮灑自如地跳舞，也會墜入愛河，愛到死去活來。
久而久之，我不再拘謹。二戰結束的消息傳來的那天，我們舉著標語旗幟，喊著勝利的口號，歡欣鼓舞地走上街頭。沒有人演講，我想都沒想，走到社交俱樂部正對中心廣場的陽台上，扯著嗓子，張口就來，不少人以為我在背誦講稿。
那是我生命的第一個七十年裡唯一一次即興演講。最後，我將二戰盟國四巨頭挨個兒稱頌了一遍，關於不久前剛剛去世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那句最能打動人心：「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如英雄熙德，死後也能打勝仗。」這句話在全城熱傳了好幾天，被印在街頭海報和商店櫥窗裡的羅斯福像上。就這樣，我第一次在公眾場合取得成功，不是作為詩人或小說家，而是作為演說家，而且是政治演說家。從此，國立男子中學舉辦任何公開活動，都會安排我上台（陽台），但我事先都會準備好經過仔細推敲、反覆修改的演講稿。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初的厚臉皮讓我患上了舞台恐懼症。無論是出席盛大的婚禮，還是混跡於穿著套頭斗篷和麻鞋的當地人出沒的小酒館（我們往往全都醉倒在地），我都一言不發。我會去貝雷妮絲家，她美麗動人，毫無成見，幸運地沒有嫁給我，因為她瘋狂地愛上了另外一個人。薩麗塔令人難忘，她在電報所工作。爸媽沒寄來生活費，我愁腸百結，發電報去問。電報費她讓我分期付，還不止一次慷慨解囊，為我雪中送炭。然而，最難忘的不是愛情女神，而是詩歌女神塞西莉亞·岡薩雷斯·皮薩諾。她聰明、親切，生在保守派家庭，擁有自由派靈魂，詩文滿腹，記憶超群，和一位大戶人家出身、從未出嫁的姨母住在學校大門對面一棟殖民時期的宅子裡，那兒的花園裡長滿了天芥菜。起初，我們在詩歌比賽上有過短暫接觸；後來，笑容可掬的她和我們結為摯友；再後來，她在我們的掩護下溜進了卡爾德隆老師的文學課堂。
當年住在阿拉卡塔卡，我夢寐以求的生活是拉著手風琴四處遊唱，那是最古老、最幸福的敘事方式。可如果媽媽為了生孩子放棄了彈鋼琴，爸爸為了養活我們不再拉小提琴，那麼長子首開先河，為音樂餓死街頭，實在也有失公道。最終，我成了學校樂隊裡的歌手和高音吉他手，這足以證明我樂感不錯，可以學更複雜的樂器，也能唱歌。
學校裡任何愛國活動或隆重場合都有我的身影，我都是衝著吉列爾莫·克維多·索諾薩老師去的。他是全城知名的作曲家、市樂隊終身指揮、《虞美人》——路邊像心一樣紅的花——的作者，這首歌是他年輕時的作品，曾是節日聚會上的保留曲目，是小夜曲之王。週日彌撒過後，我總是率先穿過公園，去聽他的音樂會，《賊鵲序曲》開場，選自《游吟詩人》的《鐵砧合唱》壓軸。那些年，讓我夢寐以求的就是過他那樣的生活；我沒敢說，他也從不知情。
學校招募去上音樂鑒賞課的志願者，最先舉手的是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和我。每週六上午上課，由「波哥大之聲」首檔古典音樂節目主編安德烈斯·帕爾多·托瓦爾老師授課，餐廳改成臨時教室，學生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座位。老師口才過人，頓時吸引了我們。他衣冠楚楚，西裝坎肩，聲音婉轉悅耳，手勢不緊不慢，操作搖柄留聲機——今天會因其古舊而引人注意——技藝精湛，並像海豹馴獸員一般愛意綿綿。他猜測——一針見血——我們剛剛接觸古典樂，於是從聖·桑的《動物狂歡節》講起，旁徵博引，描述各種動物的天性和特徵；接下來——理所應當——是普羅科菲耶夫的《彼得和狼》。週六的音樂盛宴也有壞處，它反覆灌輸給我一種難以啟齒的感覺：大師的作品中隱藏著秘密的邪惡，多年以後，我才不再用好壞二字簡單地區分音樂。
第二年，校長教我們四年級幾何，我才跟他又有了接觸的機會。開學第一周，星期二上午十點，他走進教室，含含糊糊地說了聲「早上好」，沒看任何人，先將黑板擦得一塵不染，這才轉過身來，面對學生，不點名，直接問阿爾瓦羅·魯伊斯·托雷斯：
「什麼是點？」
阿爾瓦羅還沒來得及回答，社會科學老師直接推門，對校長說：教育部來電，有急事。校長趕緊去接電話，從此一去不回：教育部來電，說他終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在國立男子中學任職五年，兢兢業業，該去頤養天年了。
新校長是詩人卡洛斯·馬丁。巴蘭基亞的塞薩爾·德爾巴列帶我發現了「石頭與天空」，而卡洛斯·馬丁正是那群傑出詩人中最年輕的一位。他三十歲，出版了三本書。我讀過他寫的詩，之前還在波哥大書店見過他一面，只是跟他說不上話，當時手上沒書，也要不成簽名。星期一，他沒打招呼，突然在午間自由活動時出現。我們沒想到他來得這麼快。他穿著英式條紋西裝，高高的額頭，蓄著精心打理（他的詩歌亦然）的一字胡，不像詩人，更像律師。待人溫和卻總是有些疏遠的他步幅均勻，走向離他最近的人群，向我們伸出手，說：
「你們好，我是卡洛斯·馬丁。」
那段日子，我對愛德華多·卡蘭薩刊登在《時代報》文學版和《星期六》雜誌上的抒情散文十分著迷。我覺得這種文學體裁受到胡安·拉蒙·希梅內斯《小銀和我》的啟發，在希望粉碎吉列爾莫·巴倫西亞神話的年輕詩人中十分流行。詩人豪爾赫·羅哈斯繼承了一小筆遺產，他以個人名義捐出，印了幾本新穎的小冊子，激起了同時代詩人強烈的興趣，將一批知名的優秀詩人團結在一起。
學校內部的各種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前校長神龍見首不見尾，新校長雖然與學生保持適當距離，但觸手可及。他不再每天檢查個人衛生，並廢除了許多繁文縟節，有時還會在晚間自由活動時間跟學生聊天。
這種新風格很對我的路子。也許卡爾德隆老師跟新校長提過我，他剛來沒多久，一天晚上，試探性地問我對詩歌的看法，我一下子把心裡話全說了。他問我是否讀過堂阿方索·雷耶斯的《文學經驗》，許多人評論過這本書。我說沒有，他第二天帶給我。我把書放在課桌底下，迫不及待地連讀三節課，讀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足球場上利用自由活動時間讀完了。我很高興一位如此知名的雜文家竟會像研究加爾西拉索的詩文那樣研究阿古斯丁·拉臘的歌曲，理由很堂皇：「阿古斯丁·拉臘膾炙人口的歌曲並非流行歌曲。」對我而言，這就好比找到了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詩句。
馬丁捨棄豪華的校長室，將辦公室設在中庭，門戶大開，這樣一來，晚飯後我們聊天，他就在一旁。為長久計，他和妻兒住在位於中心廣場一角的一棟修繕完好的殖民時期的大宅裡，書房以書為壁，那些年追逐新文學的讀者夢寐以求的書他那兒都有。波哥大的朋友，尤其是「石頭與天空」同仁週末會來看他。某週日，我和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臨時有事去他家，兩位文學巨匠愛德華多·卡蘭薩和豪爾赫·羅哈斯也在。校長不希望談話被打斷，趕緊招呼我們坐下。我們聽了半小時，不明所以，因為他們在談論保羅·瓦勒裡的一本書，我們聽都沒聽說過。我在波哥大的書店和咖啡館見過卡蘭薩，還不止一次。就算沒見過，他說話行雲流水，穿著隨意，一看就是詩人。相反，豪爾赫·羅哈斯西裝革履，一本正經，要不是卡蘭薩直呼其名，單憑外表，還真認不出。我渴盼聽到三位重量級人物談論詩歌，但沒聽成。最後，校長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對客人們說：
「這是位了不起的詩人。」
顯然，他說的是客氣話，卻羞得我無地自容。卡洛斯·馬丁執意讓我們跟兩位大詩人合個影，半個世紀後，我才在馬丁家看到照片，他已經退休了，在加泰羅尼亞海岸頤養天年。
一股改革的春風吹進了國立男子中學。收音機過去只供學生之間跳舞用，卡洛斯·馬丁把它變成社會宣傳工具，自由活動時間，我們第一次聚在中庭收聽並討論晚間新聞。他還辦詩社、辦報紙，加強文化活動。我們列出有明確文學愛好的學生名單，共十三人。「十三詩社」應運而生，機緣巧合的是，這個名字也是對迷信的一種挑戰。成立詩社是學生們自己的主意，原打算每週一次，暢談文學；後來變成校內校外，有空就聚。各人帶習作去念，互相批評指正。這麼做，我有點兒怕，寫了十四行詩帶去念，署的卻是筆名哈維爾·加爾塞斯，不為顯擺，只想藏拙。那些習作只是技巧性練習，無靈感和追求可言，並非發自內心，沒有文學價值。我先模仿克維多、洛佩·德維加，以及加西亞·洛爾卡。洛爾卡的八音節詩渾然天成，一經起頭，便如泉水般汩汩而出。我越模仿越帶勁，甚至想把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的四十首十四行詩挨個戲仿一遍，此外還幫住校生給週日會面的女友寫情詩。其中一位悄悄給我念過，說是追求者寫的，她很感動。
卡洛斯·馬丁把學校二樓的小儲藏室分給我們用，安全起見，窗戶是釘死的。我們當中大約有五個人會給自己佈置下一次會面的作業。他們後來都沒當作家，不過，當時的初衷也並非為此，而是為了測試每個人的潛力。我們把習作帶去互相討論，爭得面紅耳赤，像在評論足球。一天，裡卡多·岡薩雷斯·裡珀爾爭到一半，奪門而出，撞見校長正貼在門上偷聽。他好奇很正常：我們會把空閒時間獻給文學，這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三月底傳來消息：老校長堂亞歷杭德羅·拉莫斯在波哥大國家公園裡對準腦袋，開槍自盡。沒有人願意把這歸因於他那孤僻、或許還有些抑鬱的性格，至於他為何選擇在拉斐爾·烏裡韋·烏裡韋將軍的雕像後自殺，誰也想不出一個合理的動機；烏裡韋將軍是自由派政治家，參加過四次內戰，是在國會大廈門前被兩名狂熱分子用斧頭砍死的。國立男子中學派出代表，由新校長帶隊，出席了老校長的葬禮。他會留在所有人的記憶中，跟他告別，也是跟一個時代告別。
住校生們對國內政治興趣索然。我在外公外婆家聽過無數次，「千日戰爭」後，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唯一區別是：自由黨不想讓人看見，因此去望五點鐘的彌撒；保守黨為了讓人看見，因此去望八點鐘的彌撒。然而，兩黨的真正區別於三十年後，保守黨下台，頭幾任自由黨總統打開國門、擁抱世界時才得以呈現。保守黨因專制集權、體制生銹而被擊敗，在意大利墨索里尼遙遠的「光芒」和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的黑暗陰影下整頓秩序，自我清理。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總統的首屆政府由年輕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希望創造條件，打造新式自由主義，殊不知卻走入了歷史宿命，將我們一分為二，如同世界一分為二。這種狀況躲也躲不掉。從老師借給我們的書上，我讀到過一句話，是列寧講的：「你不找政治，政治也會找你。」
然而，經過長達四十六年的保守黨霸權統治，和平開始變得可能。三位總統年輕有為，思想現代，打開自由主義視角，驅散歷史迷霧。個中翹楚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敢於冒險，銳意革新，一九四二年再次當選。權力輪轉，有條不紊。因此，我在國立男子中學的第一年，對歐戰新聞時刻關注，對國家大事卻置若罔聞。我們沒有看報的習慣，特殊情況下，學校才有報紙。那時候也沒有便攜式收音機，學校唯一一台老式收音機在教師辦公室，晚上七點音量會開到最大，用來跳舞。我們完全沒有想到：一場最血腥、最無常的戰爭正在醞釀之中。
政治突然闖進校園。我們分成保守派和自由派，也第一次弄清了每個人所屬陣營。學校內部出現了黨派之爭，開始很溫和，有點兒學院風範，後來和國家一起蛻化變質，校園裡不知不覺也有些劍拔弩張。無疑，校長帶了個好頭，麾下教師在意識形態上從不遮遮掩掩。校長沒有公然參與鬥爭，但他至少允許用教師辦公室的收音機收聽晚間新聞。此後，政治新聞壓倒舞曲。據說（未經證實），校長室裡掛著一張列寧像，不然就是馬克思像。
氣氛怪異，學校裡唯一一次差點兒發生暴動。宿舍裡，鞋與枕頭齊飛，讓人看不了書，睡不好覺。不知事出何因，只記得——好幾位同學也記得——和當晚的朗讀書目羅慕洛·加列戈斯的《直言不諱者》當中的某個章節有關，導火線可謂匪夷所思。
校長接到緊急通知，火速趕來。宿舍裡鴉雀無聲，他從這頭踱到那頭，來來回回好幾遍，突然命令我們——有悖其個性——穿睡衣、趿拖鞋，在冰冷的中庭列隊站好，聽他發表喀提林首尾呼應的演說，然後，我們秩序井然地回去睡覺。那是我在國立男子中學求學期間遇到的唯一一次意外事件。
那年，馬裡奧·康維斯上六年級，一直鼓動我們辦一份與別校傳統風格迥異的報紙。他先聯繫了幾個同學，我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想法可行，於是興高采烈地答應做主編，卻不知道主編該做些什麼。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報紙處於最後的籌備階段。那天，洛佩斯·普馬雷霍總統南巡，被武裝部隊高級軍官扣押。前因後果由總統本人細細道來，無意中給調查人員提供了十分詳盡的資料。他說直到釋放那一刻，他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太貼近真實生活的真相了，於是「帕斯托政變」成了哥倫比亞歷史上的諸多鬧劇之一。
首席代總統阿爾貝托·耶拉斯·卡馬戈通過國家電台發表了長達幾小時的講話，用完美的嗓音和措辭將昏昏欲睡的國家撐到了洛佩斯總統獲釋。國家秩序得以恢復，但絕對戒嚴和出版審查還在進行。世事難料。保守黨自一八一九年哥倫比亞脫離西班牙獲得獨立起當政，直到此時仍無任何自由化跡象。而自由黨擁有一批年輕有為、夢想當政的知識分子精英，其中的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最激進，最有望成功。他是我兒時的英雄之一，自記事起，我就似懂非懂地聽說過他在香蕉種植園區開展反壓迫運動，外婆十分崇拜他。但我覺得，他當時那些與共產主義者不謀而合的思想令外婆擔心。一次，他在錫帕基拉廣場陽台發表振聾發聵的演講，我就站在他身後，對他蜜瓜似的腦袋、又硬又直的頭髮和純種印第安人的膚色印象深刻。他聲音洪亮，帶波哥大流浪漢口音——也許出於政治考慮，有所誇大。他和其他人不一樣，演講中不提保守黨和自由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只提窮人和寡頭，每句話裡都有「寡頭」一詞，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趕緊去查詞典。
蓋坦是卓越的律師，曾在羅馬求學，是偉大的刑法學家意大利人恩裡克·費力的高足。他在那兒學過墨索里尼演講術，把講台當舞台。黨內對手加夫列爾·圖爾瓦伊是一位學識淵博、風度翩翩的醫生，戴著精巧的金絲眼鏡，有電影明星的派頭。在最近召開的一次共產黨大會上，蓋坦即興演講，語驚四座，讓他的中產階級黨內同僚深感不安，但他並不認為他在言行上背叛了自己的自由派教育或貴族志向。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在羅馬以哥倫比亞大使的身份與蘇聯取得聯繫，與其外交界來往密切。七年後，他又前往華盛頓，任哥倫比亞駐美大使。
蓋坦和蘇聯駐波哥大使館關係良好，一些哥倫比亞共產黨領袖和他本來就是朋友。那些天，人們總說自由黨和共產黨可以在大選中結盟，可這一願望始終未能實現。身為哥倫比亞駐華盛頓大使，國內一直謠傳他和好萊塢巨星——也許是瓊·克勞馥或波萊特·戈達德——秘密交往，但他也從未宣佈放棄做一個絕不墮落的單身主義者的誓言。
蓋坦和圖爾瓦伊的選民相加，覆蓋了自由派多數，足以在黨內開闢出一條全新的道路。可惜選民彼此分裂，各憑一方，無法戰勝團結、武裝的保守派。
我們的《文學報》就誕生於這種時局不利的大環境下。第一期共八版，版面比大報小一半，排版精美，印刷精良，其專業程度，連我們都吃驚。卡洛斯·馬丁和卡洛斯·胡利奧·卡爾德隆最為激動，利用自由活動時間評論了幾篇文章。最有份量的那篇是校長應我們要求撰寫的，他在文章中號召我們必須勇敢地、有意識地與國家利益的出賣者、只想高昇的政客以及利慾熏心、阻礙國家自由前進的人做鬥爭。文章登在頭版，配大幅照片。還有康維斯的一篇有關西班牙語世界的文章和哈維爾·加爾塞斯的一篇抒情散文。康維斯說，他在波哥大的朋友們很感興趣，正在考慮能否申請資金，提高報紙發行量，實現校際間的交流。
由於「帕斯托政變」，第一期報紙沒能發行。政變發生當天，政府宣佈公共秩序崩潰，錫帕基拉市市長帶領一支荷槍實彈的軍隊闖進國立男子中學，將待發行的報紙全部沒收。那是一次適於拍成電影的突襲，據說是有人以報紙內容反動為由檢舉揭發。同一天，共和國政府新聞辦也下發通知，稱報紙未經新聞審查，屬私自印刷，當即撤銷了卡洛斯·馬丁的校長職務。
在我們眼裡，這是個荒唐的決定，是對我們的侮辱，卻也是對我們的重視。報紙在朋友間分發了不到兩百份。當局稱，戒嚴期間，新聞審查必不可少；我們的出版許可被取消，等候指示。而新指示永遠也等不到。
五十多年過去，卡洛斯·馬丁才向我披露了當年那起荒唐事件的內幕。沒收報紙那天，先任命他後又罷免他的教育部長安東尼奧·羅查請他去自己在波哥大的辦公室。部長手中的《文學報》一片紅，全是被紅色鉛筆劃出來的「反動言論」，他寫的社論、馬裡奧·康維斯的文章都慘遭不幸，連名家詩作也被懷疑是用密碼寫成的。「就算是《聖經》，被這麼不懷好意地劃一遍，也會表達出與其真正含義背道而馳的意思。」卡洛斯·馬丁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部長威脅他，說要報警。他被任命為《星期六》雜誌的主編，對他那樣的知識分子而言，相當於連升三級，但他一輩子都感覺自己被右派陷害了。他在波哥大一家咖啡館遇襲，差點兒舉槍反擊。後來，新部長任命他為司法處首席律師，他幹得十分出色，退休後在塔拉戈納與書為伴，懷念過往，安穩度日。
在卡洛斯·馬丁被撤職的同時——當然，和他沒有絲毫關係——國立男子中學、家家戶戶、各個酒館流傳著一種來源不明的說法：一九三二年的「哥秘戰爭」不過是自由黨政府在保守黨的極力反攻下，為了繼續掌權而編出的謊言。該說法甚至被油印成傳單大肆宣揚，聲稱戰爭起因並無半點政治元素：當時，秘魯少尉率小分隊越過亞馬孫河邊界，在哥倫比亞沿岸劫持了萊蒂西亞市市長的地下情人，一個令人心神蕩漾的黑白混血女人，名叫皮拉（皮拉爾的暱稱）。市長發現後，也率領一群荷槍實彈的手下越過邊界，在秘魯沿岸救回情人。秘魯獨裁者路易斯·桑切斯·塞羅將軍一手遮天，借此入侵哥倫比亞，挑起邊界之爭，企圖蠶食更多領土。
奧拉亞·埃雷拉在保守黨——專制統治了半個世紀後敗下陣來——的威逼下，宣佈國家進入戰時狀態，進行全國總動員，清除軍隊異己，安插可靠人士，發兵奪回被秘魯蠶食的領土。舉國上下響起「哥倫比亞萬歲！打倒秘魯！」的口號，讓兒時的我們熱血沸騰。戰爭爆發期間，有謠言說哥倫比亞–德國空運公司的民用飛機經過改裝，配上彈藥，被征為軍用；其中一架飛機彈藥用光了，在秘魯蓋皮村聖周遊行時投下了一堆椰子。埃雷拉總統希望大作家胡安·洛薩諾–洛薩諾能用生花妙筆，在爾虞我詐的戰爭中隨時向他匯報真實的戰事進程，然而，不靠譜的說法還是流傳了很久。
路易斯·米格爾·桑切斯·塞羅將軍將戰爭視為鞏固鐵腕政權的天賜良機，奧拉亞·埃雷拉任命身在巴黎的保守派將軍阿爾弗雷多·巴斯克斯·科沃為總司令。將軍乘炮艦橫渡大西洋，駛入亞馬孫河口，抵達萊蒂西亞時，雙方外交官已經開始和談。
儘管與帕斯托政變或《文學報》事件無關，卡洛斯·馬丁的校長職位還是由科班出身的教育家、知名物理學家奧斯卡·埃斯皮蒂亞·布蘭德接任。校長的撤換在學校引發了各種猜測。我只跟新校長打了一聲招呼，就對他持保留態度。他吃驚地看著我詩人般的長髮和亂糟糟的鬍子。他看上去很凶，表情嚴肅，說話時盯著人的眼睛。聽說他要教我們有機化學，我嚇壞了。
那年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們在電影院。電影看到一半時，大喇叭裡突然傳出驚慌失措的聲音，說國立男子中學死了一名學生。我震驚不已，至今無法記起當時看的是什麼電影，卻永遠記得克勞黛·考爾白站在橋上，正要往湍急的河水裡跳那令人揪心的一幕。死者十七歲，讀二年級，剛從距厄瓜多爾很近的偏遠城市帕斯托前來就學。體育老師教訓懶學生，罰他們週末跑步，他一口氣沒喘上來，死了。這是我中學階段唯一正常或非正常死亡的同學，讓國立男子中學乃至全城大為震驚。同學們推選我在葬禮上致告別辭。當晚，我去見新校長，給他看發言稿。走進他的辦公室時，我渾身打戰，和死去校長的唯一一次會面彷彿又神奇地上演了。埃斯皮蒂亞老師哀傷地看完稿子，點點頭，沒做評論。我起身準備離開，他又讓我坐下，說讀過我寫的在同學間傳閱的詩文，有些完全可以發表在文學增刊上。我正打算克服我那不可救藥的羞怯，壯著膽子回答，他不容置疑地進入正題。他建議我把詩人般的長髮剪短，說正經人留長髮不合適，還讓我把鬍子修齊，別再穿那些過於喜慶、又是花又是鳥的襯衫。我沒想到他會說這些話，幸虧我因為緊張，沒有反唇相譏。他也注意到這點，改為好言相勸，說擔心我作為詩人名聲在外，言行舉止會帶壞學弟們。沒想到他對我的生活習性瞭如指掌，對我的詩人天賦評價甚高。走出辦公室後，我決定乖乖就範，先改變形象，再出席隆重的葬禮。所以，當應死者家屬的要求取消葬禮獻辭時，我很失落。
結局十分詭異。玻璃棺材停放在學校圖書館裡，有人發現玻璃上有水汽。阿爾瓦羅·魯伊斯·托雷斯在死者家屬的要求下開棺，發現裡面的確濕了。密封匣怎麼會進水汽？他試著找原因，用指尖輕按死者胸部，屍體發出令人心碎的歎息。家屬慌了神，以為人還活著。醫生解釋說他死於呼吸障礙，肺裡滯留了空氣，一壓就全出來了。診斷很簡單，也許正因為簡單，還是有人擔心他被活埋。於是，我提心吊膽地回家過四年級假期，企盼爸媽心軟，別再讓我回學校上學。
綿綿細雨中，我在蘇克雷下船。河堤和我記憶中的不太一樣；廣場比記憶中的小，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修剪過的巴旦杏樹下，教堂和花圃孤獨無依。街上裝飾著彩色花環，聖誕節快到了，卻不像過去那樣讓我激動。碼頭上只有寥寥幾個人打傘等候，我誰也認不出來，直到經過其中一個時，他用獨特的音調對我說：
「你這是怎麼了？」
是爸爸。他消瘦、憔悴，穿的不是年輕時老遠就能被認出的白色斜紋西裝，而是家常褲子和熱帶風格的短袖襯衫，戴著頂奇怪的工頭帽。弟弟古斯塔沃陪在他身旁，九歲的他躥個子了，我都沒認出來。
幸好，家裡保持著窮人家的進取精神，我們早早吃完晚飯——用心的準備似乎是在特意提醒我那是我的家，我唯一的家。飯桌上的好消息是妹妹莉西亞的彩票中了獎。據她本人說，事情是這樣的：媽媽做了個夢，夢見阿拉卡塔卡老宅裡進了賊，被爸爸撞到，他朝天開槍，想嚇跑賊。吃早飯時，媽媽說了這個夢——家裡有這個習慣——提議去買尾數是七的彩票，因為該數字正是外公的左輪手槍的形狀。媽媽借錢去買彩票，打算用獎金還，結果沒中。十一歲的莉西亞跟爸爸借錢，先花三十生太伏還了沒中的彩票錢，又花三十生太伏在接下來的一周繼續買0207這組奇怪的數字。
弟弟路易斯·思裡克想嚇唬她，把彩票藏了起來。之後的週一，當他聽見莉西亞發瘋似的跑回家，嚷嚷著說彩票中了的時候，自己倒嚇了個半死。他淘氣時太著急，忘了把彩票藏哪兒了，害得全家翻箱倒櫃，從客廳到廁所翻了個底朝天。然而，最神秘的是中獎金額：七百七十比索。
壞消息是爸媽終於圓夢，把路易斯·恩裡克送進了麥德林的封迪杜埃裡奧教養院。他們以為那是一所面向不聽話孩子的學校，殊不知，那是一座管教高危少年犯的監獄。
最後拍板的是爸爸。他讓路易斯·恩裡克去幫藥店收賬，結果搗蛋兒子沒把收來的八比索上交，而是拿去買了一把上等的高音吉他，他已能彈得行雲流水，出神入化。爸爸在家裡發現吉他後，什麼也沒說，繼續催他去收賬，而他總說女店主沒錢付賬。過了差不多兩個月，路易斯·恩裡克聽見爸爸在自彈自唱：「瞧我，在彈用八比索買來的高音吉他。」
爸爸如何知情，為何對兒子的混賬行為佯裝不知，我們無從知曉。可路易斯·恩裡克不敢回家，直到媽媽勸爸爸消了氣。那時，我們才頭一次聽爸爸威脅他，說要送他去麥德林的教養院，但誰也沒當真。他也說過要把我送進奧卡尼亞神學院，不是為了懲罰，只是覺得家裡出個神父會很光榮；盤算許久的想法可能一眨眼就被他忘了。然而，高音吉他是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進教養院要由少年法庭的法官做出判決，方能生效。爸爸找人跳過這些程序，還弄到一封麥德林大主教加西亞·貝尼特斯閣下的推薦信。路易斯·恩裡克再次表現出他樂觀向上的一面，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像是去參加派對。
沒有了路易斯·思裡克的假期不同從前。他可以非常專業地和菲拉戴爾佛·貝利利亞——一流的裁縫、一流的吉他手——合奏，當然，和巴爾德斯大師也是一樣，輕巧自如。當我們從富人家撩人的舞會出來，會碰上好幾群躲在公園暗處偷偷拉客的「小鳥」。某次，有個不相干的女人經過那兒，我不知情，讓她跟我走。她說不行，丈夫在家。可過了兩晚，她又通知我，說她丈夫每週有三天不在家，街門不鎖，我可以直接推門進去。
我記得她的名字和姓氏，但我更願意像當年那樣，叫她「女巫」。她到聖誕節年滿二十，埃塞俄比亞人身材，可可色皮膚。她在床上勁頭十足，高潮迭起，情慾如滔滔江水，遠非常人所能及。從第一次開始，我們就慾火焚身，如癡如醉。她丈夫像胡安·布萊瓦，身材偉岸，聲音嬌嫩，身為一名軍士，曾在南方維持治安，因為濫殺自由派人士只為練槍而惡名在外。她家中用紙板牆隔開，前門對街，後門對墓地。左鄰右舍抱怨她叫得像條幸福的母狗，攪得死者不得安寧。不過，她叫得越歡，死者聽著應該越感幸福才是。
第一個禮拜，我不得不在凌晨四點奪門而逃，因為算錯了日子，軍士隨時有可能推門進來。我在墓地的鬼火和犬吠聲中溜出後門，過第二座橋時，迎面走來一個大塊頭，擦肩而過時我才認出，那人就是軍士。要是再磨蹭五分鐘，一定會被他堵在家裡。
「早上好，白人。」他親切地跟我打招呼。
我回答得很沒底氣：
「願上帝保佑您，軍士。」
他停下來，跟我借火。我湊得很近，給他點火，免得早晨的風把火吹滅。他點著煙，往後退去，愉快地對我說：
「你身上有股騷味兒，這味兒你受不起。」
我怕，但沒怕多久。接下來那個週三，我睡過了，睜開眼時，發現被戴了綠帽子的對手正站在床邊，默默地看著我。我嚇得魂靈出竅，差點兒背過氣去。「女巫」光著身子，正想開口，被她丈夫用槍筒撥到了一邊。
「你別摻和，」他說，「搶女人的事得用槍子解決。」
他把左輪手槍放在桌上，開了瓶甘蔗酒，放在旁邊。我們倆面對面坐下，只喝酒，不說話。他想怎麼樣，我不清楚。他要是真想殺我，用不著繞這麼大的圈子。沒過一會兒，「女巫」裹著床單，神氣活現地進來。他用槍指著她說：
「這是爺們兒之間的事兒。」
她跳到隔牆後，躲了起來。
大雨如注時，我們喝完了第一瓶酒。他又開了一瓶，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冷冷地盯著我，把扳機扣到底，卡嗒一聲。他的手不受控制，抖得像篩子。他把槍遞給我，說：
「該你了。」
這是我第一次摸槍。槍居然這麼重、這麼燙，讓我無所適從，冷汗直冒，肚子裡翻江倒海，想說什麼，又說不出。我不想扣扳機，把槍還給了他，壓根沒意識到，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怎麼，嚇得屁滾尿流了？」他輕蔑而開心地問，「來之前就該想到這一出。」
我想回他：爺們兒也得撒尿放屁，可我發現，自己沒膽量開這種會丟了小命的玩笑。這時，他打開槍膛，取出僅有的那顆子彈，往桌上一扔：是顆空彈！我沒有長舒一口氣，而是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
不到四點，雨勢變小。由於緊張的對峙，我們兩個都精疲力竭。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他讓我把衣服穿上。我莊重地遵從。他又坐下，這時我才發現，哭的人居然是他。他一點兒也不害臊，哭得稀里嘩啦，像是在顯擺他淚腺發達。後來，他用手背擦乾眼淚，捏著鼻子甩掉鼻涕，站起身來。
「知道為什麼你能活著走出這扇大門嗎？」他先問我，又自問自答，「因為只有你父親治好了我的淋病。三年了，別人都沒辦法。」
他在我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把我推出門去。雨還在下，街上溪流成河，我只好蹚著齊膝的水往前走，驚訝地發現我還活著。
媽媽不知從哪兒聽說了這件事，之後一直嘮叨，勸我晚上別出門。與此同時，她拿對付爸爸的辦法來對付我，想方設法讓我分心，但成效甚微。她尋找我在外脫過衣服的痕跡，聞出子虛烏有的香水味，在我出門前準備豐盛的飯菜，民間有種迷信說法：消化負擔太重，老子兒子都不敢脫了衣服亂動。終於，有天晚上，她找不出借口留我，坐在我對面，對我說：
「聽說你和一名警察的老婆好上了，他賭咒發誓，要給你槍子兒吃。」
我讓她相信，沒這回事兒，可謠言還是滿天飛。「女巫」托人帶話，說她孤身在家，男人出任務，好久了，連影子也見不著。我總是盡量躲著她男人，而她男人總是大老遠急切地跟我打招呼，像和解，也像威脅。第二年放假，我最後一次見他。一個醉酒的夜晚，他讓我喝一口純甘蔗酒，我不敢不喝。
不知中了什麼邪，老師、同學們原本說我靦腆孤僻，到了五年級，又說我是在卡洛斯·馬丁的寬鬆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可惡的詩人。莫非是因為我十五歲就在學校抽煙，更符合詩人的形象？第一次抽煙時很難受，鬧了半宿，在廁所吐得死去活來，第二天早上精疲力竭。難受歸難受，我對煙卻不反感，忍不住抽了又抽，成了老煙槍，甚至到了嘴上無煙、筆下詞窮的地步。學校不許在課堂上抽煙，我每節課都要申請兩三回，去廁所過煙癮。二十根一包的煙，一天抽三包，夜裡要是興奮，得抽四包。有段日子——當時已經不上學了——我嗓子干，骨頭疼，人快瘋了，於是下決心戒煙，但只堅持了兩天，就熬不下去了。
不知是否因為這個，我才得以放開手腳，越來越放肆地去寫卡爾德隆老師佈置的作文，去讀幾乎是他硬塞給我的文學理論著作。如今回頭再看，雖然當年最早接觸的是《一千零一夜》，並驚為神作，熟讀多遍，但對故事的理解十分粗淺，甚至認為山魯佐德講述的神奇故事確實在她生活的時代天天發生，因為後人不信，過分拘泥於現實，那樣的事就不再發生了。同樣，現代人也不再會相信，坐在一張毯子上可以飛越城市和群山，或卡塔赫納的一名奴隸受罰在一隻瓶子裡活了兩百年，除非寫故事的人有本事讓讀者相信。
我討厭上課，文學課例外。我對文學爛熟於胸，上課總愛唱獨角戲。我討厭學習，一切聽天由命。憑直覺，我能猜出每門功課的重點和幾乎每個老師的興趣點，其餘聽之任之。我是真不明白，幹嗎要花時間和精力去學那些索然無味、對人生百無一用的知識，況且，那還不是屬於我的人生。
我斗膽認為，大部分老師給我打分的依據是人，不是試卷。試卷都是臨場發揮，瞎編亂造，胡說八道，老師們居然也能接受。當我跌跌爬爬、力不從心地讀完五年級，對自身所短已全然看清。中學一路走來，都有奇跡相伴，但我的心卻在提醒我：讀完五年級，有道邁不過去的坎在等著我。現實赤裸裸地擺在那兒：我無意志、無志向、無章法、無金錢、無拼寫，邁不過大學那道坎。這麼說吧，光陰荏苒，將來要謀什麼出路，我毫無頭緒。又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這種挫敗感也有用處，無論今生來世，對作家而言，凡事皆有用。
國家局勢也好不到哪裡去。保守派瘋狂施壓，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辭去共和國總統職位，國會任命阿爾貝托·耶拉斯·卡馬戈完成最後一年任期。耶拉斯用安神定心的嗓音發表了措辭優美的就職演說，開始履行安撫公眾情緒這一癡人說夢的任務，以期迎接下一屆大選。
校長通過新總統的堂弟洛佩斯·耶拉斯爭取到一次總統特別會見，希冀申請政府資助，組織大西洋海岸遊學。我也不明白校長為何選我陪他同行，條件是我必須修理我那亂蓬蓬的頭髮和魔鬼般的鬍子。同行的還有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和阿爾瓦羅·魯伊斯·托雷斯，一個是總統的朋友，一個是詩人勞拉·維多利亞的侄子，這位鼎鼎大名的女詩人作品主題大膽，耶拉斯·卡馬戈和她是同一代新派詩人。我別無選擇：週六晚上，當吉列爾莫·格拉納多斯在宿舍裡高聲朗讀一本和我的情形扯不上半點關係的小說時，一名當過理髮師學徒的三年級學生幫我剪頭髮、修鬍子。那個禮拜，我的新造型遭到住校生和走讀生們的恥笑。一想到要進總統府，我就渾身冰涼。我想錯了，總統府體現神秘威權的唯一標誌是天國般的寧靜。我們在裝飾著哥白林掛毯和緞子窗簾的前廳稍候片刻後，被一名一身戎裝的軍人帶進了總統辦公室。
耶拉斯·卡馬戈本人和照片上不像，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穿著合體的高檔英倫西裝，背呈倒三角形，顴骨突出，臉色像羊皮紙一樣白，一口淘氣包的牙齒，很合漫畫家的心意。他慢慢悠悠，盯著我的眼睛，伸出手。我不記得當年的我認為總統應該是什麼樣的，只覺得他和所有的總統都不一樣。時光流逝，我對他瞭解得更多，發現他更像一位迷途的詩人，這一點，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校長先說，總統似乎聽得特別專注，之後適當評論了幾句，但直到聽完三個學生的談論，才做決定。輪到我們三個學生說時，他一樣專注，對我們如對校長，同樣和藹，同樣尊重，這讓我們很開心。他最後兩分鐘的表現讓我們堅信，他對詩歌比對內河航運瞭解得多，無疑，對詩歌，他更有興致。
我們的要求他全部答應，還承諾四個月後來國立男子中學參加學年結業典禮。後來，他真的來了，像來出席最重要的政府活動。我們為他編排了搞笑劇，他笑得比誰都歡。在最後的招待會上，他形象大變，跟學生一樣開心，還忍不住在分發酒水的小道上伸出腿絆人，服務生差點兒避讓不及。
學年典禮結束後，我高高興興地回家，和家人共度五年級的假期。首先聽到的是特大喜訊：弟弟路易斯·恩裡克在教養院裡關了一年半，回家了。我再次為他的好脾氣感到驚訝。被關了那麼久，他卻一點兒也不記仇，提起不幸的遭遇，還一如既往地嘻嘻哈哈。他在教養院裡冥思苦想，得出的結論是父母約束他也是出於好心。雖然有大主教庇護，他在裡頭的日子也不好過。到頭來，他非但沒墮落，反而變得更幽默、更堅強。
他回家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給蘇克雷市市長當秘書。後來，市長突然胃不舒服，有人給他推薦了新上市的特效藥：「我可舒適」養胃泡騰片。他沒泡水，當常規藥吞了，差點兒噎死，藥片在胃裡一個勁兒地冒泡，把他嚇得夠嗆，自己給自己放了幾天的假。出於政治考慮，他將代市長的幾個合法人選晾在一邊，所有事務都由弟弟臨時代理。路易斯·恩裡克還不到法定年齡，莫名其妙地被趕鴨子上架，成為蘇克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
那年假期，唯一讓我鬧心的是，全家打心眼兒裡把未來全部寄托在我身上，只有我百分之百明白，到頭來，他們只是空歡喜一場。爸爸在飯桌上用隻言片語提醒我：我和家人同呼吸，共命運；媽媽也趕緊幫腔。「再這麼下去，」她說，「遲早要回卡塔卡。」爸爸瞄了她一眼，她又改口道：
「去哪兒都行。」
明擺著家裡又在商量搬家，不是因為這裡風氣不好，而是想讓兒女們有更廣闊的未來。之前，我總認為自己的挫敗感源於故土、鄉親，乃至家人，但爸爸的戲劇性反應再次證明：凡事都能找到替罪羊。
家裡的氣氛更加凝重了。媽媽似乎只關心小兒子海梅，他提前三個月出生，先天不良。酷熱難耐，媽媽大部分時間都傷心地待在臥室，和海梅躺在吊床上。媽媽一犯懶，家裡全亂了套。弟弟妹妹沒人管，三餐不定時，餓了就吃。爸爸原本最顧家，卻整天守著藥店，盯著廣場，下午去檯球廳打球散心。有天，我神經繃得受不了，也爬上吊床，躺在媽媽身邊——小時候沒在她身邊躺過——問她家裡氣氛怎麼這麼怪異。她深呼吸，免得聲音發抖，跟我說了大實話：
「你爸爸在外頭有個兒子。」
說完，她鬆了口氣，我這才發現，媽媽一直在期待我問她。一個年輕的女僕興沖沖地回來，說看見爸爸在電報所打電話，便讓媽媽窺得真相：陷入忌妒的女人無須知道更多。全城只有一部電話，只能打長途，需要事先預約，有時還會延誤，按分鐘計，話費很貴，只有發生特別嚴重的事情才會用。只要打過電話，無論時間長短，就會驚動廣場上的人。爸爸回家後，媽媽什麼也沒說，暗中觀察。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撕掉，是張傳票，告他濫用職權。媽媽等到機會，冷不丁地問他跟誰打電話。她這麼問，爸爸一時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只能坦白：
「跟律師。」
「我已知情。」媽媽說，「我需要你以我應得的坦誠親口告訴我。」
媽媽事後承認，擔驚受怕的人是她，她怕自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揭開了爬滿蠕蟲的罐子；如果爸爸敢說實話，那是因為他認為媽媽早已知道了一切，或是因為他不得不告訴她一切。
就這樣，爸爸全招了。他說收到傳票，有人告他在診所給女病人注射嗎啡，麻醉後施行性侵犯。事情應該發生在某個被遺忘的偏遠地區，他在那兒待的時間很短，給沒錢的病人看病。爸爸自我辯解道：麻醉和強姦是敵人胡亂編造的罪名，不過孩子是他的，在正常情況下受孕。
暗中策劃的人很難對付，媽媽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壓住，沒鬧大。已經有阿維拉多和卡門·羅薩這兩個先例，他們分別在不同時期跟我們住過，和大家相處愉快，可他們是婚前私生子。然而，媽媽最終還是嚥下了丈夫不忠、婚外生子這口苦水，公開支持爸爸，和他並肩作戰，直到推翻了莫須有的性侵犯指控。
家裡又太平了。然而，沒多久，從同一地區再次傳來可靠消息，說爸爸承認另一個女人的女兒也是他的，那孩子生活條件極差。媽媽不想花時間亂猜、爭吵，直接把孩子接回了家。「爸爸遍地都是私生子，米娜也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媽媽說，「而且從來不後悔。」她自己想辦法，波瀾不驚地托人把孩子接來，在大家庭裡住下。
當這些都已成為過往，弟弟海梅在另一個村子參加聚會時，看見一個小伙子酷似古斯塔沃。當年的官司就是因他而起，他的媽媽對他嬌生慣養。但我們的媽媽拚命張羅，把他接到家裡住——當時家裡已經有十一個孩子——還讓他學了門手藝，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軌。忌妒心極強的媽媽能這麼做，實在讓我大跌眼鏡。她的回答我一直銘記在心：
「跟我孩子有血緣關係的人絕不能散在外頭。」
每年放假，我才能見到弟弟妹妹們，每次回家都很難認，臨走時還得再記一個。我們除了洗禮時起的名字，還有家裡叫著方便的名字，不是名字的非正式縮略形式，而是信手拈來的別名。從我出生那一刻起，他們就叫我加比托——瓜希拉沿海加夫列爾的不規則縮略形式——我總覺得這是本名，加夫列爾才是暱稱。既然叫得如此隨意，有人驚訝地問：為何父母不在洗禮時就一勞永逸地給我們起別名。
媽媽起名隨意，對兩個大女兒瑪爾戈特和阿依達卻管教嚴格，堪比外婆當年為了不讓她和爸爸苦戀而施加的那份嚴厲。她想搬到其他城市，平時一聽搬家，二話不說，立馬收拾行李闖蕩天下的爸爸這次卻不樂意。過了幾天我才知道，媽媽要搬家是因為兩個女兒戀愛了。男朋友都叫拉斐爾，不過當然是兩個人。是他們告訴我的，我想起爸媽當年遭過的罪，不禁莞爾，跟媽媽一提，她卻說：
「不是一回事兒。」
「就是一回事兒。」我堅持。
「好吧，」她讓步，「是一回事兒，但一下子冒出倆。」
就像媽媽當年那樣，好說歹說都沒用。瑪爾戈特和阿依達都採取了保密措施，可爸媽還是知道了，真是想不通。而目擊者往往出人意表，她們有時會安排更小的弟弟妹妹陪在身邊，為她們的無辜作保。最令人吃驚的是爸爸也盯過梢，只是沒有那麼直接，和外公尼古拉斯當年一樣，對女兒採取消極抵抗。
「我們去跳舞，爸爸要是發現兩個拉斐爾在那兒，就會走進去，領我們回家。」阿依達·羅薩在接受採訪時說。不許散步，不許看電影，不許獨自出門，必須有人盯著，寸步不離。兩人找借口出去約會，總有人暗地裡告發。妹妹莉西亞背上了間諜加告密者的罪名，她為自己開脫，說手足之間的忌妒是另一種形式的愛。
那個假期，我想勸爸媽別再犯外公外婆當年對他們犯下的錯，而他們總是能找到複雜的理由不去理解。最可怕的是那些貼在公共場所、揭開驚天秘密的匿名帖——有真的，有編的——連最清白的人家也會遭殃。那些帖子上寫著誰是誰的私生子，誰和誰不要臉地通姦，全是道聽途說來的——比看帖子稍微費勁些——床第醜聞。揭發者從不暴露身份。醜事藏得再深，遲早也會被挖出來。一位受害者說：「被貼帖子的都是自作自受。」
爸媽沒有想到，女兒們會用他們當年的法子對付他們。瑪爾戈特被送到蒙特裡亞唸書，阿依達自願去聖馬爾塔唸書，二人都住校，自由活動時間都有專人陪同，但她們總會想方設法，和遠方的拉斐爾取得聯繫。不過，媽媽做到了外公外婆當年沒做到的事。阿依達平平淡淡地在修道院過了半輩子，直到對男人沒了感覺。瑪爾戈特和我結成同盟，小時候她吃土，大人不讓，也是我替她把風。後來，她像媽媽那樣照顧大家，尤其是庫奇，他最需要她，她一直陪在他身邊，直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
如今我才發現，媽媽情緒糟糕，家裡氣氛緊張，和國家尚未浮出水面的致命矛盾息息相關。耶拉斯總統必須在第二年組織大選，前途未卜。把洛佩斯趕下台的保守派跟繼任者耶拉斯玩著雙面遊戲：一邊恭維他做事不偏不倚，一邊激化「省」內矛盾，以期以理或以力服人，奪回政權。
蘇克雷市民不尚暴力，記憶中幾次暴力事件均與政治無關。一次是華金·維加遇害，他是當地樂隊頗受歡迎的上低音號樂手，被害當晚七點，他在影院門前吹奏，脖子鼓出一塊，被一位親戚一刀割喉，倒地失血斃命。兩人在城裡都人緣極佳，唯一的解釋——都這麼說，未經證實——是為榮譽而戰。當時，家裡正在為妹妹麗塔慶祝生日，噩耗傳來，籌備多時的活動就此泡湯。
另一次決鬥發生在更久遠的年代，但在市民心中無法磨滅。決鬥雙方是普利尼奧·巴爾馬塞達和迪奧尼夏諾·巴裡奧斯。普利尼奧來自令人尊敬的古老家族，魁梧偉岸，玉樹臨風，糟糕的是，他一沾酒，就化身墮落天使，惹是生非。他清醒時頗具紳士風度，喝多了卻動輒拔槍，腰繫馬鞭，看誰不順眼就甩鞭子過去，連警察都敬而遠之。自家人——明明是好人家——疲於次次拖他回家，索性讓他醉酒後自生自滅。
迪奧尼夏諾·巴裡奧斯正相反：他膽小怯懦，容易被人欺負，不會吵架，天生滴酒不沾，跟誰都無冤無仇，直到普利尼奧·巴爾馬塞達取笑他「膿包」。他能躲則躲，有天和巴爾馬塞達狹路相逢，對方一時興起，用馬鞭抽他的臉。於是，他戰勝膽怯，挺直腰板直面厄運，約對方開槍決鬥。一眨眼的工夫，兩敗俱傷，都是重傷，但只有迪奧尼夏諾丟了性命。
不過，蘇克雷歷史上最著名的決鬥發生在普利尼奧·巴爾馬塞達——又是他——和塔西奧·阿納尼亞斯之間，那次兩人都丟了性命。塔西奧·阿納尼亞斯是工作一絲不苟的模範警察，是毛利西奧·阿納尼亞斯的孝順兒子。毛利西奧和華金·維加同屬一個樂隊，華金吹上低音號，他打鼓。這是一次當街正式決鬥，又是兩敗俱傷，都是重傷，回家後，二人各自挨了好長一段日子才閉眼。普利尼奧幾乎馬上清醒，開始擔心對方的安危，為他祈禱，阿納尼亞斯十分驚訝。於是，兩人都為對方祈禱，家人也在他們斷氣前互通消息。全市人民提心吊膽，盡全力讓他們多活幾天。
他們掙扎了四十八小時之後，教堂響起喪鐘，有個女人剛剛過世。兩人躺在床上，聽見鐘聲，都以為是對方嚥了氣。阿納尼亞斯為普利尼奧痛哭，哀傷過度，撒手人寰。普利尼奧得知，淚如泉湧，兩天後也隨他而去。
在這樣一座和平友愛的城市，那些年的暴力事件送命不多，危害卻不小：出現了匿名帖！大戶人家整天戰戰兢兢，擔心第二天一早厄運來臨。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一紙檄文，沒提到自己，會鬆一口氣，提到別人，會幸災樂禍。爸爸恐怕是我所認識的最與世無爭的人，連他也會擦亮那把令人膽寒的左輪手槍——他沒扣過扳機——在檯球廳裡放話出去：
「誰想碰我女兒，」他嚷嚷道，「就等著吃槍子兒吧。」
好幾戶人家搬走了。他們先是擔心匿名帖，後來又擔心警方行兇。為了讓反對派膽寒，警方在內地蕩平了好幾個鎮子。
緊張的氣氛日漸成為常態。大家偷偷組織巡邏隊，想找出誰貼了匿名帖，更想在黎明撕帖前，看看帖子上寫了什麼。我們這群夜貓子見過一名市政官員凌晨三點坐在家門口喝飲料，想抓到誰貼了匿名帖。弟弟半開玩笑地跟他說有些帖子上寫的是大實話。他拔出槍，扣著扳機，對準弟弟：
「有膽再說一遍！」
我們這才知道，頭天晚上，有人貼了張匿名帖，矛頭指向他尚未出閣的女兒，所言非虛。其實，帖子上那點事盡人皆知，她家裡也知道，唯一蒙在鼓裡的人是他。
剛開始，匿名帖顯然出自同一個人之手。同樣的紙和筆，在與廣場上的集市一樣狹小的商業街區，只有一家商舖出售這些東西，店主忙不迭地證明自身清白。從那以後，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會為此專門寫本書。那些帖子的內容沒什麼意思，幾乎總是無人不曉的流言蜚語，我要寫的是關起門來，家家戶戶的惶惶不可終日。
二十年後，我創作了第三部小說《惡時辰》，於情於理，我都不想用真事或有跡可循的事，儘管現實比虛構更精彩。再說，也沒那個必要，因為我關注的不是受害者的個人遭遇，而是這種社會現象。小說出版了我才知道，我們那些中心廣場的住戶招人記恨，對窮困的非中心廣場住戶來說，匿名帖就是一齣好戲。
事實上，匿名帖只是故事發展的起點，我並未著墨深究，因為我在小說裡試圖表明的是：歸根究底，這是政治問題，而非常人所想的道德問題。我始終認為「女巫」的丈夫是《惡時辰》裡軍人鎮長的完美原型，但寫著寫著，我被他人性的一面吸引，沒有了讓他死去的理由。我發現，嚴肅作家絕不會沒有充分理由就讓人物死去，我也沒有。
如今我意識到，這本小說可以換種方式寫。當年，我在巴黎拉丁區庫哈斯大街的一家學生旅館進行創作，那兒離聖米蓋爾大街一百米。日子一天天無情地溜走，我在等一張永遠等不到的支票。寫完後，我捲起稿紙，用領帶扎上——日子好過時，我有三條領帶，這是其中一條——藏在了壁櫥後面。
兩年後在墨西哥城，有人建議我以這本小說去參加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舉辦的小說創作大賽時，我壓根不記得稿子放在哪兒。當時在鬧大饑荒，而獎金高達三千美元。哥倫比亞老友、攝影師吉列爾莫·安古洛知道我在巴黎完成的小說第一稿，也知道放在哪兒，專程給我送來。截稿在即，稿子還用領帶紮著，我都沒來得及把褶皺熨平，就抱著必輸的心態，直接寄出。獎金高得都能買房，怎麼會有我的份兒？沒想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名士雲集的評委會宣佈獲獎作品是我的那本小說。適逢二兒子貢薩洛出生，他帶著飯票來到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