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入新居不僅意味著開始新的事物，同時亦意味著放棄舊的事物。現在在我遷入新居之時，我心裡頭當然十分感激將這幢住宅送給我的好友，這份感激之情與恆久不渝的友誼，使我想起了他跟其他一些幫助我們整修房子的朋友。但是對這所新居作一個陳述，用敘述文將它表現出來，讚美它、歌頌它，卻是我做不到的，因為在從事新事物的第一步之時，我們如何去行文禮讚及吟歌讚頌呢？在夜晚未到臨之前，我們如何去慶賀明天呢？當然，在為新居獻詞之時，我們在心裡頭可以暗自祈禱，也可以懇請朋友們為我們新居及我們新居的未來祝福。至於說，為新居說什麼話，發表什麼感想，宣佈與它的任何關係，則只有等個一年半載再說。
但是，在遷入新居之時，我卻可以也應該回憶一下我先前曾住過的其他房子——為我的生活與工作提供庇蔭與保護的處所。對於先前我住過的每一所房子，我皆心存感激，因為它們每處皆為我保存無數個回億，並幫助我回溯起我住在那兒的時間的本來面目。因此，正如一般人在長久一聚的家庭聚會，談起過去的時光，憶起逝去的故舊一樣，今天我也想回憶一下先前住過這所漂亮的房子的人，回憶他們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並將有關他們種種告訴我的朋友。
雖然我生長在一個風格獨具的古老大宅，但是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太缺乏教養了，我只顧自己而根本沒有注意及愛惜我所住的房子。對於房子的大小，它的牆壁、角落、高度、色彩，以及地板等等，我既不感興趣、也不怎麼喜歡它。我所關切的只是我帶進房子裡的東西，如何把它們擺開、垂掛起來、安置下來。
一個12歲的男孩佈置他第一個房間使它成為已有的方式，根本跟他的鑒賞力或室內裝飾無關；這一類佈置的衝動，實遠重於鑒賞力。因此，在我12歲那年，當我驕傲地佔有我的第一個房間時，我既沒有想到要把這個高大的房間分隔一下，也沒想到用色彩或其他傢俱，將它佈置得更漂亮、更好住，同時也根本沒有注意到睡床的位置、衣櫥的擺置等等，我只注意到房間裡的一些地方，對我而言，這些角落不僅是方便之處，同時也是神聖之所。
當時，我最重視的乃是我的立桌，它是我要了很久才得到的，而在這個桌子上，乃是它斜蓋下的空間，我費了不少心血在這兒擺設一些秘密的戰利品——一些別人不需要也不願買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對我卻獨具紀念價值，並兼有部分的魔法屬性。這些東西包括一具小動物的頭顱、枯乾的樹葉、一隻死腳、一個綠色厚玻璃碎片，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東西，這些別人所不知的東西，乃是我私人的秘密，對我來說，這些東西比我所有的其他一切東西，更有價值。
僅次於這個秘密寶藏的是桌蓋的上端，而這個地方已不再是私人的隱秘處，而是裝飾、展示及自炫的地方。在這裡，我不是要藏匿及保護些什麼，我倒想到展示及誇耀一些美麗而動人的東西，例如一束美艷的花朵、大理石的碎片、照片，以及其他的圖畫等，而我最大的希望乃是在這兒擺上一個塑像，不管是什麼樣子的，只要是立體的藝術品即可，什麼樣的形狀皆無所謂，由於這種慾望十分強烈，有一次我甚至偷了一馬克，買了一個80芬尼的小型泥塑愷撒半身像，一種沒有什麼價值的大量生產的東西。
這種12歲時的渴望，一直到我20歲時仍然存在著，當我在杜賓根當書店學徒時，我用賺來的錢買來的第一批東西之一乃是，蒲拉克西蒂利20所塑的「漢密士」21的雪白石膏半身像仿造品。如果是在今天的話，我很可能不願將它擺在任何房間裡，但在那時候，我對雕塑品的原始魅力的感受，正跟我當男孩時對泥塑半身像的感覺一樣的強烈，由此看來，儘管漢密士塑像在形式上比愷撒的半身像要高貴一些，但是在鑒賞力方面，我幾乎沒有進步可言。我必須說的是，在我住在杜賓根的4年裡，我對我住的房子與房間根本漠不關心。當我到了杜賓根時，我在4年裡一直住在海倫柏吉街（Herrenberger Strasse），我住在原先為我雙親所安排的一個房間：在一個不起眼的街道的醜陋房子裡的一個陳舊而沉悶的房間。雖然我對許多形式的美皆十分敏感，但是我對這個陋室卻安之若素。事實上，它並不算真正的陋室，因為從早到晚我一直在書店裡工作，當我回到家時，天色通常已經黑了，而我除了獨處、自由自在地看書、做我的工作之外，已別無所求了。在那時候，我心目中的漂亮的房間只是有裝飾的房間而已。因此，我在房間裡弄了很多裝飾品，釘上了不下一百張我所崇拜的人的畫像，有些是大型照片，有些是從期刊裡剪下來的小型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有次我曾以高價買下了一張年輕時候的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照片及兩張尼采的畫像：其中一張是留著長鬍子，目光向上的著名畫像；另外一張則是在戶外坐著輪椅的油畫照片，畫中尼采滿面戚容、滿臉憔悴、神情空洞。我經常站在這張畫像前，仔細端詳它。此外，那兒還擺著漢密士的塑像，以及我能找到的最大的一幅蕭邦畫像的複製品。
1899年秋天，即我22歲之時，我由杜賓根遷往巴塞爾，在那兒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平面藝術：當我在杜賓根的時候，我公餘之時的全部精力幾乎全集中在文學與知識方面的領域裡，特別是歌德與尼采的作品，更令我沉迷得如醉如癡。
而到了巴塞爾之後，我眼界大開，我開始注意到建築與繪畫，而後在這兩方面也頗有心得。在巴塞爾教導我的那一小圈子的人深受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影響，布克哈特前不久剛過世，而他在我後半生的地位，已取代了先前尼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由於平面藝術的熏陶，住在巴塞爾的幾年間，我首次試圖以一種講究品位與尊嚴的方式去生活，我在一處古色古香的巴塞爾式屋宅裡租下了一間十分漂亮的房間，這個房間頗具舊式風格，有一個古老的大瓦爐。但是，我的運氣實在不好，那個房間雖然華貴，卻並不溫暖，雖然老壁爐裡燒了許多木柴，而窗下從清晨3點鐘開始，從阿班門開來的牛奶車與市場車，便把安靜的卵石路吵得震天價響，使我無法入眠。最後，我終於落荒而逃，搬到一處現代化郊區裡的一個漂亮的房子。
此外，我再也不願住在一個不期而遇的房間，我一再地搬家，而且一定挑選我最中意的房子。在我1904年的第一次婚姻及1931年我遷進「鮑德美家宅」（Casa Bodmer）之間的二十多年間，我前前後後地換了4次不同的房子，且自己建了一幢。這些事情我至今還記得。
到了此時，我已不願搬進醜陋的房子或一般平常的房子。
我曾看過許多古代藝術，我曾到過意大利兩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東西亦曾改變及充實了我的生活：在放棄了我過去的職業之後，我決定成婚並遷到鄉間定居。我的第一個太太米亞曾參與這項決定以及我們居住地與房子的選擇。她決定在鄉下過一種簡單而健康的生活，日常之需力求簡單；但是，她卻十分強調生活的美化——亦即，住在景色優美的堂皇住宅裡，她要求的住宅既需美觀又需特出。她理想中的房子是半農莊木屋，半宅邸式的，屋的四周有參天古木，屋頂有苔蘚，而正門之後又有噴水池。我自己也有同樣的夢想與期望，這也是受了米亞的影響。因此，我們所尋找的房子，預先已有了腹稿。剛開始時，我們在巴塞爾附近的漂亮村落裡尋找。之後，在我初次造訪了亞米希芬（Emmishofen）的「伊米爾街」（Emil Strauss）之後，「康斯坦士之湖」亦列入我的考慮，最後，當我回到我雙親在卡羅的老家，撰寫《在輪下》之時，我太太發現了烏特希（Untersee）的Gaienhofen村落教堂對面一處安靜的小廣場上空著的農村屋宅。我同意了，於是我們乃以一年150馬克的租金租下了這所農村屋宅，這筆房租在那時候並不算少，但我們覺得它很便宜呢。
1904年9月間，我們開始佈置房子，我們苦等了好久，傢俱與睡床才自巴塞爾運到。接著我們的興致便開始高了起來，我們動手將二樓的大房子及一樓的兩個房間塗上油漆。
實際上，我們租的只是半幢建築物而已，另外一半是倉庫及畜捨，農夫留著自己用。這個半木造的生活空間，樓下一層包括一個廚房及兩個房間，較大的一個房間是用大瓦爐取暖的，它充作我們的起居室及餐廳；牆壁旁有一排粗木凳，室內既溫暖又舒適。較小的一個房間供我太太使用，室內擺著她的鋼琴與桌子。起居室有一個舊式的木板樓梯通到樓上，起居室一直通達到二樓的一個大房間，房間角落裡有兩扇窗，由窗戶望向教堂可以看到一部分的湖泊與湖邊景色；這便是我的書房，書房內有一個我建造的大書桌，這個大書桌至今我還在使用著，這是那時候一直留到今天的唯一傢俱；同時室內還有一個立桌，而牆壁旁則擺滿了書籍。要進入這個房間，我們必須格外留心形成門限的橫樑；任何人一不小心都會使頭部碰到走道上的低橫木，這事情已發生過許多次了。當年，年輕時的茨威格第一次前來我的住處時，他匆促而又興奮地跨進門來，在我未及警告他時，他頭部已撞上了橫木，他足足躺了一刻鐘，才甦醒過來。這一樓有兩張床，而上面還有一個大閣樓。這幢房子沒有花園，只有一個小草叢及兩三棵果樹，以及一個邊緣土地，我沿著屋子的邊緣地帶栽種了一些紅醋栗及一些花兒。
我在這所房子裡住了3年，而在這期間，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同時也寫下了許多詩作與小說。在我的「圖畫書」及其他作品裡，我曾記述了這一段期間的生活的許多形貌。
事實上，以後的房子所能給予我的東西，再沒有像這所房子所給我的那麼地珍貴與獨特了。就這點而言，它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它是我婚姻的第一個避難所，我的職業的第一個工作室，在這裡，我首次感覺到恆久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偶爾也會有拘禁感，一種被界限與責任所包圍的感覺。
在這兒，我第一次沉醉在創作的美麗夢境裡，並在我自己選擇的地方得到了某種歸宿，而它是以貧乏而原始的工具做成的。我在這些牆上一根一根地釘進釘子，不是我特意買來的釘子，而是從我們搬家的包裝盒裡取出來的釘子。我把麻絮與紙張塞進樓上的空隙裡，並把它塗上紅色，為了栽種花朵，我設法改善屋旁惡劣的土質，改進它的乾燥與遮陰。我是本著一般年輕人的活力以及為自己的行動負責的感覺，並為著我們全部生命而設想的信念去整頓這座房子的。我們試圖在這所木屋裡，建造一種簡單、正直、不時髦的自然鄉間生活。這種理想及我們所追求的理想源自羅斯金、摩裡士及托爾斯泰。它部分獲得成功，但部分卻歸於失敗，但是我們倆卻同樣出之以全然的熱忱，我們每一件事情皆以忠誠與虔誠的心情去實行之。
每當我憶起了這所房子以及我們在凱恩赫芬的前幾年時間裡，有兩個場面，兩種經驗便浮現在我們的腦海裡。第一個畫面是一個溫暖而陽光普照的夏日清晨，我28歲生日那天的早晨——
那天我起得很早，是被一陣不平常的聲響所吵醒，或應該說是嚇醒的，我跑到窗口一看，底下站著一個管樂器的鄉村樂隊，他們演奏著一個進行曲與讚美歌，該樂隊是我的朋友芬克（Ludwig Finckh）由鄰近的村落裡召集來的，號角與豎笛的聲音在清晨的陽光裡飛揚著。
這是與這種古宅有關的場面之一。另外一個場面亦跟我的朋友芬克有關。這次我也是從睡夢中被吵醒，但卻是在夜半時分，站在我窗下的不是芬克，而是我的朋友布卻爾（Bucherer），他告訴我說芬克為他年輕的太太剛買下且經過整理佈置的小屋失火了。我們默默地走過村落，眼見天空一片血紅，這座古怪而有趣的小巫屋剛剛經過擴大、上漆與佈置，而現在卻燒得片瓦無存了，而現在他還在度蜜月，明天他將帶著他的新娘子回到他們的新居。當我們去接這對新婚夫婦，用這個惡訊向他們祝賀時，灰燼堆裡還在冒著煙呢。
當我們要向我們的農莊屋舍說再見時，我們心裡頭並不十分難過，因為現在我們已決定要興建屬於自己的房子了。做這個決定，我們曾經過各種不同的考慮。首先，外在的環境對我們是有利的，由於我們一向過著單純而節省的生活，因此每年都有餘錢省下來。而且，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渴望擁有一個適當的花園，以及一個視野更寬闊、位置更高的地方。另外，我的太太的健康情形一向不好，且已有了一個孩子，因此像浴缸與熱水器等奢侈品已不像3年前那般完全不需要了。
我們又想到，如果我們的孩子要在這個鄉間長大，那麼，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房子裡、在自己的樹蔭下成長，不是要好得多嗎？我現在已經不記得，我們是如何為這個看法自圓其說，我只記得我們是很鄭重地在考慮這個問題。
或許，這只是中產階級家庭的一種情感而已，雖然，我們夫婦倆的中產階級慾望並不十分強烈——但是，歸根究底來說，我們初次成功的「碩果」到底還是腐化了我們，還是我們血液裡確實潛藏著農人的理想？即使在那時候，我仍然無法十分確定我們的農人理想；它可能源自托爾斯泰與古特爾夫（Jeremias Gotthelf），同時亦因德國最近所掀起的，由城市生活轉向鄉村生活的新生運動而得以強化，此一運動具有道德及藝術上的基礎——這些優美但措辭不當的信心信條仍然活現在我們的心靈裡——正如我在《鄉愁》一書所表現的情況一樣。同時，我也無法確知所謂「農人」一詞，究系何指。直到今天，我所能確知的只是，我正好是與農人相反，我是一個遊牧民族、一個獵人、一個不安定的孤狼。
當時我的想法可能跟我今天相去無幾，但是當時我下的定義不是「農人——遊牧民族」，而是「農人——都市住民」，所謂的農人，我的理解並不是離開城市的那種偏遠性，而是接近自然與根據直覺而非理智而生活的那種安全感。至於我鄉間生活的理想本身是否只是一種理智的命題，我則根本不去管它。而我們天生似乎亦具有將生活哲學加以偽裝的驚人技巧。我在凱恩赫芬生活的失敗，並不在於我喜歡陶醉於農人生活的虛偽理念裡，而在於我個人有意識地追求某種跟我的真正本性所要求的截然不同的東西。我無法斷定，在這件事情上，我受我太太米亞的理念與希望的引導到達何種程度；然而，我現在回想起來，在早先這些年裡，她的影響的確遠超過我所能承認的。
總而言之，我們是決定買土地自己蓋房子。我們在巴塞爾有一個建築師朋友，而我的岳父母則為建造費用提供了大部分的貸款，至於土地，在哪裡都可以買到便宜的，我想每平方米，約兩三個「格羅辛」22即可買到。就這樣，在我們住在「康斯坦士之湖」的第四年，我們終於買下了一塊土地，並開始蓋一幢漂亮的房子。
我們在村外選擇了一個適當的地點，在這兒望向烏特希的視野更為寬闊。我們可以看到瑞士的國土、雷其奴山（Rcichenau）、康斯坦士大教堂的尖頂，以及其他更遙遠的山脈。這座新蓋的房子比我們原先住的寬敞得多，舒服得多，有小孩的房間、僕人的房間，還有客房；屋內皆附有衣櫃與洗手間，現在我們已不必像過去一樣跑到屋外的水源去取水了，屋裡已備有自來水，地下室有酒庫、培養根的地窖、我太太沖照片的暗房。在我們搬進去之後，曾發生過一些令人失望與擔憂的事情，污水池經常塞住，污水積滿了廚房的水槽，幾乎要溢出來，我跟水匠費了好多工夫，用桿子與鉛線將污物清除出來之後，水流才恢復暢通。
但是整個來說，這所房子總算整理得還不錯，住起來很舒服，此外，屋裡還有許多過去我從不敢奢想的一些小奢侈品。我的寫作房有一個造在牆內的書架，一個可折合的大桌子。四周牆壁掛滿了圖畫，我們現在已有幾個藝術家朋友，這些圖畫有些是我們買的，有些是他們贈送給我們的。自從麥克斯·布卻爾（Max Bucherer）搬走之後，又有兩位來自慕尼黑的畫家布魯梅爾（Blumel）與雷納（Renner）在夏天在我們附近定居，我們很喜歡他們，且一直跟他們保持友誼。
後來，我又想到要在我的書房裡裝設一個精心設計且十分豪華的取暖系統——一個綠瓦砌成的大壁爐，煤炭放在裡面可以慢慢燃燒。我們為它費了很大的功夫，在剛動手建造壁爐，我即將一車子的磁瓦退回給工廠，因為它們並不像當初我想要的那般青綠美觀。但是，這個壁爐也顯示出一切方便與技術改進的黑暗面。老實說，這個壁爐燒得很好，但是當天氣轉變成暴風雨時，它會產生瓦斯而無法排出去，然後轟隆一聲巨響地爆炸出來，我至今仍然記得這聲巨響，頓時整個房間充滿了煤炭瓦斯、濃煙與煤灰，我必須盡快將煤炭弄出來，將它熄滅，然後匆匆地趕兩個鐘頭的路去拉道夫卻爾（Radolfzell）去叫陶工來，在後來許多天裡，這個書房無法生火，我也暫時無法在裡面工作。
這種意外事件一共發生過三四次，有兩次在發生意外後，我便立即離家。在發生爆炸時，房裡充滿了濃煙，於是我便提起皮包，匆匆離家，先到拉道夫卻爾叫陶工之後，便從那兒搭火車到慕尼黑，我在那兒的一家雜誌社擔任助理編輯，因此至少可以找點事做做。
對我來說，這所房子的花園甚至比房子本身還要重要。過去我從未擁有自己的花園，現在既有了自己的花園，我就必須按照自己鄉居生活的原則，自己動手設計花園、自己栽種花木，照顧它們，這項工作我一直持續不斷地干了許多年。我自己動手在花園內蓋了一個木棚，以放置燃木與整理花園的工具；我跟一個農家小孩一起工作，他指導我怎麼做，我用木樁造成小路，栽種了樹木、胡桃樹、菩提樹、梓木、一排山毛櫸、許多草莓叢，以及漂亮的果樹等。果樹在冬天皆被兔子及小鹿咬壞了，而在其他季節裡，它們都盛開得十分美麗，在那時候，我們不愁沒有草莓、蔗莓、菜花（花椰菜）、豌豆及萵苣吃。同時，我亦為大理花設了一個栽植床，同時在進口路旁的兩側裡，種了幾百株向日葵，而其下則廣植數千株紅色與黃色的蔊菜。
至少有十年時間，我親自栽種了無數株蔬菜與花朵，為栽植床施肥澆水，清除道上的雜草，劈砍所需的一切燃木。這類工作開始時幹起來很有趣，但到了最後，它簡直變成折磨人的事情。干農人的活如果把它當成一種遊戲的話，那自然很好玩，但是倘若它變成一種零工與責任的話，這其中的樂趣便消失了。
我們的朋友波爾（Hugo Ball）在他的著作裡，曾指出這段凱恩赫芬的插曲的意義，雖然他對我的朋友芬克未免太不客氣且有欠公平。事實上，我們之間的友誼比他寫的，更溫暖，更多純真的樂趣。
我們的靈魂是如何強烈地重塑我們環境的意象，如何去偽裝它或修正它。以及我們記憶的圖像受到我們內在生命的影響有多大，可由我對凱恩赫芬的第二個家的回憶得到證明。即使到了今天，我對這所房子的花園印象仍然很清楚，至今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見我書房內的一切細節，我甚至可以指出我每一本書擺在哪裡。但是我對其他房間的記憶，在離開那所房子的二十年之後，已顯得十分模糊了。
因此，我們便安謐地在這所永久住所裡安頓下來，在我們的大門旁邊有一棵高聳的樹木，一棵強壯而古老的梨樹，我特別在樹旁建造了一個木凳；我忙著整頓花園、栽種花木，而我的大男孩也拿著他的小鏟子跟著我一起幹活。但是，好景不長，我逐漸對凱恩赫芬感到厭倦了，那兒對我已漸漸失去生氣了。
我經常出外作短程的旅行，外面的世界顯然寬闊了許多，最後在1911年，我甚至遠走印度。今天的心理學家，滿腦子都是卑賤，居然稱此為「逃避」，當然，這種因素亦存在於其他人身上。但是，無可否認的，它同時亦是希冀獲得透視與整體觀的一種企圖。1911年夏天，我前往印度，而在年底才返國。
但是這些還是無法令我盡興。這時我們內在與外在的不滿交纏而來，男人與太太最容易引起糾紛的問題接二連三地來到了。我們的二兒子與三兒子出世，長子已到了入學的年齡，我的太太偶爾懷念起瑞士，懷念起城市、朋友、音樂，我們逐漸地把我們的住宅看成市場上的地方，把我們在凱恩赫芬的生活視為一個插曲。1912年，當我們為這所房子找到了買主時，這段日子便算了結了。
在凱恩赫芬住了8年之後，我們現在想搬去的地方是伯恩。當然，我們並不想住在城市裡，這顯然違背了我們的理想，我們所要的是伯恩鄰近的一個安靜的鄉間，最好能找到一幢我一個畫家朋友衛爾迪（Albert Welti）居住多年的那種高雅的古老房屋。我曾在伯恩拜訪過他幾次，他典雅而古拙的住宅很討我喜歡。我內人是因為年輕時候的回憶，使她深愛著伯恩，它的生活方式，以及古老的伯恩住宅，而我則是因為像衛爾迪這樣的朋友的影響，而作了這個決定。
但是，當我們決定離開康斯坦士湖，遷往伯恩時，情況卻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我們搬家前幾個月，我們的朋友衛爾迪跟他的太太相繼過世，我前往伯恩參加他的葬禮，現在情況已演變為，如果我果真想搬到那兒的話，那麼我最好是接替衛爾迪的房子。我們內心委實不太願意過繼他的房子，因為那兒有太多的死亡味道了，我們在鄰近一帶尋找其他的房子，但幾乎找不到適合我們的。衛爾迪的房子並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伯恩的一個貴族家庭所有的，因此我們是可以接下租約，並接管某些傢俱及衛爾迪的狼狗。
無論就哪一方面來看，在伯恩附近，衛特柯芬堡（Wittigkofen）之上，位於莫清布爾威格（Melchenbuhlweg）的這所房子，都可以說是我們古老夢想的真正實現，自從我們住過巴塞爾之後，這種房子在我們心目中，已愈來愈固牢成像我們這樣的人的理想住宅。它是一種伯恩式的鄉間住宅，具有伯恩式的圓形屋頂，此種圓形屋頂由於比例很不對稱，因此這種房子的形狀反而具有一種特殊的迷人之態，尤其對我們而言，它似乎結合了農舍與地主宅邸的混合形貌，半帶原始風味、半帶優雅的貴族氣息，這所房子可遠溯至17世紀，其後在德皇時代，曾經過增建與內部重修，房子四周廣植古樹，而整座房子完全為一棵高大的榆樹所遮蔽，房子的每一個角落皆充滿著異乎凡俗的氣息，有時它令人覺得十分適意，有時則令人覺得十分神秘。其旁有一片農地及一間農舍，它們皆租給一家佃農，我們常去這家農舍買一些牛奶及花園用的堆肥。
我們的花園坐落在房子的南側，它經由石階直通到極為對稱的兩個陽台，距離屋子約兩百步的地方乃是所謂的「小樹林」，樹林裡栽植了幾十棵古樹，其中有一些是山毛櫸，小樹林坐落在俯視鄰近四周的小丘上。
房子後面有一個漂亮的噴泉噴出汩汩水流，朝南的大走廊上長滿了巨大的紫籐，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鄰居及通往山脈的許多丘陵。我在我殘缺不全的小說《夢幻之屋》裡，曾精確地描寫過這裡的房子與花園，此一未完成的作品的書名是獻給我的故友衛爾迪的，他最出色的繪畫之一即以此為名。
房子裡面保存有我最感興趣且最珍惜的東西：古雅的瓦爐、傢俱、優雅的法國大擺鐘、古色古香的長鏡，以及一個大理石製的壁爐，每個秋天夜晚我都在這兒生火。
總而言之，我們幾乎無法想像出我們更喜歡的任何東西——但從一開始，我們就覺得陰氣沉沉、悶悶不樂。因為，無論如何，我們新生活的開始是源自衛爾迪夫婦之死，在我們感覺中總像是一種不祥之兆。但也無可否認的，我一開始即享受到這房子的種種方便、無與倫比的視野、醉人的日落景色、美好的水果，還有我們可以找到朋友、聆聽動人音樂的古城伯恩，一切的一切皆顯得適意而柔和；直到多年之後，我太太才對我承認，從住進這所房子一開始，她雖然跟我一樣地愛上了這個住處，但她內心裡經常有一種壓迫感與恐懼感，是的，她經常感覺到一種突然死亡或幽魂式的恐懼。
這種氣氛慢慢形成了一種壓力，逐漸地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部分地損壞了它。我們搬到那兒不到兩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這次大戰不但摧毀了我的自由與獨立，同時也使我感受到嚴重的道德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開始為我的全部思想與工作尋求新的根基，此時，我的幼子，我第三個小男孩又患了嚴重的慢性病，同時我太太的情緒病的症兆又開始顯現出來——而我自己則因為戰爭的緣故，一直被公共責任壓得喘不過氣來，而眼前的道德危機則越來越絕望，過去還能使我感到一些快慰的東西，已幾乎完全崩塌下來。戰爭末期，我苦待在那遙遠的房子裡，既沒有燈火，也經常沒有煤油，我們一到夜晚，就必須在黑暗中摸索，同時，我們的金錢已逐漸耗光了，最後，經過了漫長的惡劣時日之後，我太太的疾病終於爆發了，她不得不長期住進療養院裡；而這麼偌大而乏人照顧的住宅，我個人根本無力料理家事。於是，我只得把孩子們送到外面寄宿，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跟一位忠僕住在這個荒涼的房子裡，如果不是我戰爭的職務在身的話，我早已遠走高飛了。
最後，在1919年，當我戰爭的職務結束時，我便再度獲得自由之身。我決意離開我住了將近7年之久的伯恩鬼屋。我離開伯恩並沒有遭到什麼困難。我已清楚地認識到，從現在開始，在道德上我只有一種生存的可能性：不計一切地專注於我的文學工作，只為它而生活，不要把金錢上的困難或其他雜務看得太認真。
我旅行到魯加諾（Lugano），在索倫戈（Soreugo）住了幾個星期，尋覓新屋，然後在蒙達紐拉（Montagnola，找到了卡慕錫古宅（Casa Camuzzi），並於1919年5月間搬到那兒。我只把放在伯恩的書桌與書籍寄到那兒，其他的傢俱都是租來的。這是我至今所住的最後一所房子，一共住了12年，在前四年我整年都住在那裡，在第四年以後，我只有在比較溫暖的季節，才住在那裡。
我現在即將要離開的這座華貴而古怪的住宅，對我具有非凡的意義；它是我住過或擁有過最美麗，且最具獨特風格的房子；確切地說，我並沒有擁有整幢房子，我只是租下了一個四房的公寓而已。
我現在已不再是大官邸的主人了，我已非擁有自己的房子與孩子及僕人的一家之主了，我已不再養狗，也沒有花園可以栽種了；我現在只是一個一文不名的小文人，一個衣著破舊而來歷不明的異鄉人，每天只是靠著牛奶、米飯與空心面為生，而在秋天，則從森林裡帶著栗子回家當晚餐。這種生活形態雖然只是一種實驗，但是它居然獲得全部的成功，雖然這些年的日子過得十分辛苦，但是生活卻是美麗而充實的。它就像是從多年的噩夢中驚醒過來一樣，我重新呼吸到自由、空氣與陽光，我生活在孤寂之中，默默地寫作。在第一個夏天裡，我相繼寫下了《克林與華格納》（Klein and Wagner）以及《克林梭最後的夏日》，在完成了這兩部作品之後，我內在的壓力終於鬆弛下來，因此在冬季裡，我便開始動手寫《流浪者之歌》。由此可見，我並沒有被摧毀，我開始振作起來，我仍舊能夠集中精神、能夠工作；在物質方面，這些年來，若不是我幾個朋友不斷地忠心支援我的話，我可能根本無法活下去，繼續我的寫作生涯。如果不是我在溫特莎（Winterthur）的朋友，及來自暹羅的朋友的支援的話，我將無法產生這些作品，此外，我還必須特別感謝愛米亞特（Cuno Amiet）的友誼，因為他代我扶養我的兒子布魯諾。
就這樣，過去12年來，我一直住在卡慕錫古宅裡；這幢古宅與其花園曾出現在我的《克林梭最後的夏日》及其他作品裡。我曾給這幢房子上了幾十次漆，畫了無數次畫，並試探過它複雜而怪異的形式；特別是在前兩個夏天，為了跟它話別，我特別在陽台、窗口，以及各個方向的平台上、屋角及花園的牆壁上，作了無數幅畫。
我的意大利式宅邸，一個巴洛克式狩獵小屋的仿建宅地，是25年前一個迪希諾（Ticino）建築師的奇想之作，曾住過許多不同的房客，但是沒有像我住得這麼久，我相信也沒有人比我更喜愛它，也沒有人像我一樣把它當成自己真正的入籍國。古宅的大門堂皇地敞開著，房子台階一直下達到花園，到了花園之後，又有許多平台、台階、斜坡與障蔽物繼續延伸到一個深長的狹谷，在那兒可看見南方盛產的各種樹木，樹與樹之間有紫籐及各種籐蔓交纏著。
這所房子幾乎掩藏在自己的村子裡。從底下的山谷望上去，它正俯視著平靜的山脊樹林，這座擁有螺旋狀台階與小屋塔的古宅，看起來就像愛森道夫（Eichendorff）小說中的鄉間城堡一樣。
在這12年間，這裡的一切改變了不少，不僅我的生活改變了，連這所古宅跟花園也有所改變。在花園盡頭的巍峨的老洋蘇樹，是我見過最大的一棵，它年復一年盛開得枝葉扶疏，而在秋冬兩季，它便長出鮮紅色的豆莢，樣子看來十分奇怪，但遇有秋天的暴風雨來襲時，它們便一一被吹落了。科林索（Klingsor）的大蘭花，接近我的小陽台，它像出塞似的，大白花幾乎伸進了我的房間，有一次當我離家時，它卻被切斷了。
有一年春天，我久離家門自蘇黎士歸來之時，竟然發現了我忠實的老正門不見了，那個地方好像被封起來似的，我滿腹狐疑地站在它前面，居然找不到進門處，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身在夢境裡：他們沒有通知我，就把房子做了一些小整建。但是這些整建並沒有改變我對這所房子的眷戀，畢竟比起先前的房客，這個房子更像是屬於我的，因為在這裡我並不是一個已婚的男人，也不是有了孩子的父親，我單獨住在這裡且怡然自得其樂，在經過了一次幾乎完全絕望的大風浪之後，我獨個兒在此療傷止痛靜養生機，我奮力地度過這些令人氣餒的艱辛歲月，在這兒的多年歲月裡，我獨享著最深切的孤寂，同時亦身受其苦，但是我卻寫下了許多詩作，作了不少畫，我獨自以吹泡沫自娛，自我年輕時候以來，幾乎找不到任何環境比它更令我眷戀。為了對這所房子表示感激之情，我經常為它上漆，為它高歌，我嘗試許多方式去補償它所給予我的，以及它對我的意義。
如果我仍舊是單身的話，如果我不是再次找到終身伴侶的話，我可能永遠不會離開卡慕錫古宅的，雖然在許多方面，它對一個垂垂老矣而身體欠安的人來說是有點不方便。
在這段神話般的時日裡，我經常覺得很冷，我也忍受了其他一切的苦楚。因此近年來，我偶爾也想到，雖然我並不把它看得十分認真，或許，我可以再搬個家，買的也好、租的也好，甚至自建的也行，我將為我的遲暮之年，找個比較舒適而健康的避難所。但是這些只是我的希望與想法，別無其他。
不久之後，這個可愛的神話竟然實現了。1930年春天的一個夜晚，當我們坐在蘇黎士的「大俠之家」聊天時，話題突然轉到住家，我覓屋的偶發性念頭突然被提起。我的朋友B君突然站起來，放聲大笑，他大聲說：「你將可以如願歸宿。」
初時，我覺得它只是個笑話，喝酒後的即興之談。但是，這個笑話卻當真起來，當初我們夢寐以求的房子，現在居然矗立在那兒，巍峨而壯觀，而且它將由我支配終生。現在，我又得重新安頓下來，這所意外得來的房子又將是我「終生」的棲身之地，希望這次我果真能找到終生的棲身之處。
要為這處居所寫故事，我想只有留待他日；畢竟，我才剛進這個「窩」。
現在，搬家的其他事宜皆已就緒。我們要當面舉杯慶賀，並感謝諸好友的汗馬功勞。現在，且讓我們舉杯，一飲而盡，為我們諸好友及這所新房乾杯——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