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審判並不亞於上帝的審判，在它面前，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辯護。
——李公明
人類社會充滿了善與惡的鬥爭，「歷史只不過是這種無休止鬥爭的記錄」（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語）。那麼，記錄者對善與惡所抱有的情感難道不會或不應在這份記錄中有所流露嗎？一般來說，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會認為褒揚善舉、譴責惡行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歷史學的尊嚴與使命所在。
然而，也有一些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反對的意見。如德國19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蘭克從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出發，認為歷史學家的工作只能是為世界歷史的偉大審判做好準備，而不是執行審判。意大利當代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則有更為獨特的想法，他認為歷史人物屬於過去，這些人已經在他們的時代接受過審判，因而是不應該被判兩回罪或被赦免兩回的；歷史學家無權像法官對現世的疑犯那樣對他們審判或赦免，如果這樣做了，表明他們缺乏歷史感。
上述這些見解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道德審判的問題，但我們無論如何還是不能同意它們，原因很簡單：既然我們在生活中堅持認為正義感和道德勇氣是維護人性尊嚴的支柱，就不能拒絕道德價值觀的呼喚而對歷史採取冷漠的態度。
當然，歷史學家的道德審判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常常要在理智與情感之間作出選擇。歷史人物的個人品德，如果它並沒有影響到社會公眾的生活和歷史的進程，歷史學家對它或許不必關注，也無須評判。但有些時候很難區分個人與公眾之間的界限。
例如，隨著近年來愛因斯坦的私人文件被披露，人們發現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對妻子橫加虐待，致使她終生精神失常；對親生兒子毫無憐愛之心，對其長期患病視而不見；他在婚前曾有過一個私生女，卻從未打算見上一面；他在婚後與表妹勾搭，終至棄妻而娶之，但再婚後又繼續尋花問柳……本來，這些只是愛因斯坦的私生活，並沒有影響他在物理學上的偉大貢獻和歷史的進程。然而，當他那種古怪而聖潔的形象——那一雙智慧的眼睛、那一頭飄蓬的白髮、那一條條深深地刻在額上的皺紋，還有關於他的那些有趣而高尚的逸聞——被揭露出是一種人為精心製作的結果時，公眾難道不會感到他們的情感受到了欺騙嗎？那麼，歷史學家對此是否應該保持道德評判上的沉默呢？
我怎樣對待他，他都不會有反應了
對於那些歷史上的惡人，歷史學家固然要給予道德譴責，但更要清醒地看到，社會公眾有時會只盯著個人而放過了在個人背後的團體、制度和社會。例如，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往往很喜歡對希特勒的個人邪惡予以譴責，認為這就很滿意地代替了歷史學家對產生希特勒的那個社會作道德上的審判。歷史上的統治階級更是常常推出個人作為制度、團體的替罪羊，甚至在起勁地鼓動對個人邪惡大力譴責的同時，讚揚那些同樣由惡人參與建立，並為惡人的倒行逆施提供了條件的制度和團體。這簡直是對道德審判的一種嘲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把罪惡歸咎於個人是為了保全制度和造成改善的假象。德國現代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也指出，歷史應該對制度而不是對建立制度的個人進行道德批判。
然而，對制度進行道德審判則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在人類歷史上，惡的力量和制度有時會代表著歷史發展的趨勢，成為開闢歷史前進道路的力量。例如殘酷的奴隸制度取代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度，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倫理的劫難，人類社會就是這樣在歷史進步與倫理悲劇的尖銳矛盾中前進的。恩格斯在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寫道：歷史女神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駕著勝利之車壓過成堆的屍骨，不僅戰時如此，在和平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是如此。他深深地慨歎：人類的苦難太深重了。
但是，我們已經習慣於站在歡呼歷史進步的立場上看待人類的痛苦。正如馬克思所說，從歷史的觀點看，我們完全有權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為痛苦而傷心呢？然而，如果說歷史的評判與道德的評判是判然有別的話，那麼歷史的道德評判又是否可能或應該以什麼為標準呢？
應該看到，儘管痛苦、犧牲是為爭取歷史的進步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但我們對於這種鬥爭的目標和手段卻是可以進行道德審判的。我們應該追問：這種鬥爭是否以一種抽像的觀念為旗號要求人民犧牲具體的幸福？是否以全體人民的名義要求個人作出犧牲？是否宣稱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馬克思曾深刻地揭露過那種以國家名義為代表的虛幻的普遍利益，他認為這就像宗教一樣，是一種假象和幻覺。我們看到，歷史上有很多暴虐之舉正是打著普遍利益的旗號而大行其道，或殺戮無辜，或見死不救，造成多少人間至慘至苦的悲劇。對此，我們的歷史學家怎能無動於衷，怎能冷漠地以「必然」、「代價」等理論作解釋而使惡行獲得寬恕甚至頌揚呢？
當然，道德也是一把雙刃劍，既能譴責吃人者，又能成為吃人者。例如，在中國的古書上不乏這樣的事例：在反對侵略的戰爭中，守城的將軍在城內斷糧、軍心浮動的形勢下，殺其妻子或愛妾給將士充飢，於是全軍感泣，最後奮力擊退圍城之敵。唐代戍邊守將張巡就是這樣一個著名的人物。古代歷史學家對張巡大為褒揚，讚頌其忠君愛國的忠義之舉。而在我們今天看來，張巡的行為是十分殘忍、極不道德的，而且更可怕的是，古代史官的道德評判簡直就是鼓勵吃人。這種以「忠君愛國」之名要求人民作出犧牲的道德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統治者愚弄人民的吃人工具，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從中國古書的字縫裡看出的只是「吃人」二字。
但是，歷史的道德審判也具有對現實的震懾作用，「個人的行為總是會在歷史中受到審判」這種觀念，在中國就如同西方的末日審判。尤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君主而言，「要上歷史書的！」是大部分統治者都不敢小看的力量。
不管歷史的情形如何複雜多變，歷史學家的道德評判應以人性的尊嚴，人的自由、完善和幸福不受凌虐為基本尺度。我們應該明白，即使只有一個純潔無辜的兒童受苦，由此而換得的普遍原則的勝利或永恆幸福的許諾，都是必須擯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