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向左有炮彈坑！
——布洛赫
歷史，半是傳說，半是史實。
——丁尼生
歷史中有很多遙遠的傳聞，當它們隨風飄臨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往往不加思考就相信了它們，要不就是不加思考就拒絕相信它們。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傳聞的特點是口耳相傳，很直接，很原始，往往可以成為歷史學家筆記本上的珍貴資料。問題在於，我們可不能完全不加核實和分析就相信了它們。
法國歷史學家布洛赫在參加夜行軍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從行軍隊伍的前頭傳下來的一句話是「注意，向左有炮彈坑！」而到了隊伍最後一個士兵的耳裡，這句話變成了「向左」，於是他就向左走，結果掉進了彈坑。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例子，它啟發我們思考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口語敘述資料有多少是被誤傳和誤用的。同時，它也提醒我們不要迷信「現場」。我們有時容易相信來自「現場」的信息，以為那總是第一手的，最原始的，因而最可信。但現在我們明白，即使是在一支小小的隊伍中的即時傳遞，也會出現這種重大的偏差。
人在現場之中有時反而會不知道實際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真正參加過戰鬥的人恐怕會有一種經驗，那就是你對戰鬥是否已經結束和這一仗到底誰贏了，可能都茫然不知。現場往往是一陣混亂的漩渦，一片瀰漫的煙幕，人掉進其中時頭腦往往也是一片混亂或一片空白，這時候從現場傳出來的口頭傳聞往往是五花八門的。這足以破除我們對於「現場」和「目擊者」的迷信。
然而，在古希臘，目擊者的證詞曾被認為可以作為推論事情真相的依據。在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運用目擊者證詞的。應該說，不管這些目擊者的證詞是否很可靠，它們本身就是希臘古史的珍貴史料——起碼說明了在當時曾有這樣一種傳聞。
現場總是最混亂的地方
與炮彈坑的例子不同的是，在歷史事件中有時還有另一種傳聞在起作用，那就是謠言的傳播。這些謠言的起因並非都是有意的惡作劇或別有用心的陰謀，有時是由於錯覺、獵奇心理和新聞傳播心理等集體意識在作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前線戰壕中不斷形成和傳播著各種謠言。歷史學家在研究這一現象時，發現它與各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和新聞檢查制度的設立有很大的關係。前線的士兵們普遍認為，政府總是在有意隱瞞真實的消息，因此，在政府控制下的報紙和政府公告上的東西是根本不可以相信的。他們寧願相信從傳令兵、炊事兵的嘴裡傳出來的小道消息，正如在政治高壓、新聞封鎖的社會中，人們寧願相信那些關於某個領導人的健康狀況、某個階層的腐化墮落、某次會議的內幕傳聞等小道消息一樣。
在這裡還必須看到在歷史事件中政府對於「謠言」所採取的態度是很重要的。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反擊任何謠言、誣蔑的最有力的方法是徹底公開全部真相、全部言論，讓公眾獲得分析、思考和發表個人見解的最基本平台，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避免一切斷章取義、隱瞞更多的真相、掩蓋不利於自己的事實等嫌疑。否則，即便說了真話也無人相信。從這個意義上說，謠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政府沒有勇氣在造謠者面前公開全部真相、全部言論，如果政府沒有勇氣讓媒體自由地發表一切觀點，實際上就成了造謠者的幫兇——他們不正是依賴政府不敢或不及時發佈真實的信息才獲得發佈謠言的可能的嗎？對於歷史事件進程中的這種「謠言」與「反謠言」的情況，歷史學家尤其需要以現在所能知道的各種材料予以澄清。
在當代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依據口頭敘述的材料進行研究的方法日益得到一些歷史學家的重視，因而發展出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口述史。這些歷史學家認為口述史能對歷史的情景、事件發生的過程作更為生動、細緻的描述，而且比文字史料能更多地反映下層民眾的真實生活。因此，他們大都比較有興趣研究勞工階層和普通城市居民的歷史狀況。比如，英國有一些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就創辦了一種名叫「口述史」的刊物，研究歷史上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家庭生活等問題。
進行口述史研究的努力是可貴的、有重大意義的。的確，我們在以文字形式記載下來的史料中很難全面、深入地聽到來自下層社會的人們的聲音，就如我們每天都打開厚達幾十版的報紙卻仍然可能無法瞭解社會底層的真實狀況一樣。通過口頭敘述、回憶，我們有可能掌握許多通過文字的渠道難以獲得的珍貴史料。
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當統治者對某些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十分敏感，很不希望人們議論、記憶、研究它們的時候，一切有關這些事件的文字材料都會被嚴加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有正義感和歷史責任感的歷史學家或某些有心人就會深入到當事人中間，採訪他們，記錄下他們對事件的回憶、評述，這對於日後的歷史研究將是無比珍貴的史料。又比如，許多歷盡滄桑的老人對往事的回憶，也是珍貴的口述史料。
口述史的發展固然為史學研究增添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也如歷史上的傳言一樣，需要經過嚴謹的考證、分析才能被作為有價值的歷史史料而採用於歷史著述之中。比如，口述者的回憶可能是不準確的，也可能因受到採訪者的提問所引導、暗示而有違真實。
總之，歷史學家對於從隊伍前面傳下來的聲音一定要細心分辨，否則就會掉進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