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克利奧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寸，全世界的歷史都要為之改變。
——布萊斯·帕斯卡爾
一場原以為穩操勝券的戰爭失敗了；一個強盛的統一帝國在一夜之間就分崩離析了；一個很小的事件最終引發了驚天動地的變局……面對歷史上一幕幕風雲突變的悲喜劇，人們不禁會問：這些結局究竟是出於歷史之神的惡作劇，還是必然意志的無情宣判？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上述這種疑問的關鍵之處在於，人們實際上是在問：歷史是否始終受到某種必然因素的支配，並且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朝向某個方向發展？這裡所說的「某種必然因素」當然可以是各種形式的，如上帝、命運、規律等。而「某個發展方向」，既是指任一具體事件的結局的方向，也是指人類作為一個生物種類的發展前景。
其次，我們還要把幾個極其接近的概念集中在一起：如必然論與決定論以及宿命論，不管這三個概念在定義的表述上有何區別，它們實際的意思其實是有相同之處的：凡是歷史上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和要如它實際的發生情形那樣地發生的。總之，歷史只能是這樣。
還有就是，必然論不僅是用來解釋過去的，而且更是用來指明未來的——既然歷史有其必然的發展規律，那麼只要我們發現了這條規律，就毫無疑問發現和掌握了未來；於是就有可能產生代表著歷史發展方向的人——那些掌握了必然規律的人。
實際上，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存在必然論的思想傾向，例如關於一個部族或一個城邦的命運，總有一種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前進的思想觀念隱藏在其中。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將永恆不變的理念形態作為世界的實質，因而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以符合理念形態的恆常和必然。亞里士多德則從每一物種的特殊性，以及達到自己目的的所有變化出發，說明世界的發展是必然地有「目的」的。
先是偶然，然後是必然
到了中世紀，人們對於目的性、必然性的觀念更為熱衷，因為歷史事件的發生、經歷等波瀾壯闊、充滿變化的悲喜劇，似乎是無人導演的，但他們一致認為有一隻無形的手在充當「神的意志」的執行者。尤其當人們難以找到對某一事件或發展的合理解釋時，更對永恆的力量有一種膜拜心理。
近代的思想家則更多地從因果鏈條、內在規律、必然邏輯的角度，力圖對歷史發展的軌跡進行把握。對歷史學家而言，建立一種歷史研究的科學體系是一個很誘人的目標，而科學性必然要求有一種對事物的發展規律、必然性等的承認和闡述。正如英國史學家柯林伍德指出的，近代歷史學是在自然科學方法的蔭庇下成長起來的，「規律」的權威和力量深深地影響著歷史研究。於是產生了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創立的歷史發展階段論，他認為，世界所有民族毫無例外地都要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科學階段，這是一條「偉大的根本規律」。
偶然論者則看到相互獨立的許多因素的聚合其實是偶然的，這些偶然地聚合的因素常常導致歷史以這種而不是那種面貌出現。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有一句廣被傳誦的名言：「假如克利奧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寸，全世界的歷史都要為之改變。」當然，這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力圖表明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有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克利奧巴特拉是公元前1世紀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後一位女王，她先後成為羅馬歷史上愷撒、安東尼等的情人，攪起陣陣漩渦，她的出眾才貌的確是造就一位影響歷史進程的人物的偶然因素。不少歷史學家都通過這個人物事例思考歷史發展中的偶然性問題。一位叫伯裡的英國現代歷史學家還專門寫了一篇題為「克利奧巴特拉的鼻子」的文章，討論這一主題。
事實上，在歷史的進程中因偶然事件而導致巨大變化的事例仍有不少。例如，1920年秋天，希臘國王亞歷山大被他養著玩的一隻猴子咬了一口而死去，這個偶然的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事件，以至於英國當代著名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形象地說：「25萬人死於這隻猴子咬的這一口。」又如，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和領導者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中說：「人們能預見一次革命或一次戰爭，但沒法預見秋天出去打野鴨子的後果。」他指的是1923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他到沼澤地去打野鴨子，不慎著涼，導致連續幾個月發高燒，使他在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黨內鬥爭中失去了戰鬥力。
毫無疑問，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肯定存在的。馬克思也認為，如果排除了偶然性的作用，世界歷史就帶有神秘的性質了。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的《歷史之源》（譯林出版社，2008）最後一章的標題就是「說出真相」，該書作者認為很難同意關於歷史存在一個「單一的真實故事」的觀點，「因為沒有任何『事實』和『真相』可以在意義、解釋、判斷的語境之外被說出」；但這些說法「絕不意味著歷史學家應該放棄『真相』，僅僅關注於講『故事』」，而應該「嘗試在其偶然的複雜性的意義上說出真相——或者其實是許多個真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在偶然性中很可能隱藏著眾多的真相。
但是，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對於必然性的全面肯定和強調無疑遠遠超出了對於偶然性的某種程度的認可。我們往往習慣於把已經發生的事情看做是「必然」地、「不可改變」地發生的，既然世界歷史只能是它現在所是的這種樣子，那麼怎能設想它不是這個樣子呢？於是就很自然會得出「必然性」的結論。
但是，如果沿著這種思路，那麼偶然性的出現也是必然的了（因為它也是不可改變地發生的、也只能是它所是的那個樣子），這樣，那就無所謂必然性和偶然性，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就變得毫無意義了。然而，這個問題之所以有討論的意義，就因為必然和偶然是斷然不同的。歷史究竟是必然地如此這般，還是有著種種可能性、充滿著偶然性的如此這般，這是一個值得思考、也很有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