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征服了整個世界。
——《吠陀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論語》
日出日落，一天過去了；冬去春來，一年過去了；上學、工作、退休，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滄海桑田，記錄著幾百年、幾千年的流逝。人類的一切往事，無不載負於時間之中。然而，時間究竟是什麼呢？這的確是一個難解的謎，古往今來不少哲學家為此絞盡腦汁，還是無法取得公認的答案。既然是這樣，在這裡我們就暫且不去深究它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歷史首先是一個時間過程，正是每時每刻都在飛逝的時間構成了歷史的維度，也帶來了深沉的歷史感。
古人有一首《長歌行》是很耐人尋味的：「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頭兩句講大江東流、一去不復返，這是人們所常見、熟知的自然景象。後兩句筆鋒一轉，講出了關於人生的一條很重要的真理，頗有令人心驚的味道。它包含的道理和人生體驗很樸素，也很深沉，你們日後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可能會不斷或喜或悲地品嚐它的意味。全詩在字面上沒有出現「時間」這個概念，但全詩的核心就是講時間的寶貴與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古往今來，有成就的人物大都很珍惜時間，努力學習和工作，才能做出成績。時間這種一去不復返的特性既使我們感到神秘和敬畏，同時也會激發出我們向它挑戰的勇氣和力量。
從情感上講，一種深沉的、常常使人感慨不已的歷史感往往會在面對某種情景時特別強烈地襲上我們的心頭。
孔子曾經站在江邊對著流水慨歎：時間就像這奔騰不息的江水一樣，不分晝夜地流逝了；毛澤東在長江游泳時，很自然地就吟出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詩句，他既是在慨歎時間的流逝，也是在緬懷那位2000多年前的古人。
夜空中的星星、月亮，也會令人產生對往古的遙想。唐代詩人張若虛在他的詩歌《春江花月夜》中問道：「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歲月悠悠，是誰最早在江岸上端詳著月亮呢？而這月亮，又是在何時第一次以它的清輝照耀著人類呢？
與大自然的永恆相比，人類自身事務的存在無疑太過短暫了。且不說江水、星月，就是一段玉砌雕欄、一條春柳堤岸，或者一座孤零零的高台，都會觸發出人生短暫的感懷。這類情懷有時表現為一種幽怨的傷感，有時卻會噴發為震裂長空、悲壯激越的慟歌——如唐代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悵然而涕下。」這種審美上的悲愴感正是來自縱覽千載、俯仰無憑的歷史情懷。
然而，面對飛逝的時間，歷史學家並非僅僅沉溺在情感的體驗中。他們自覺地意識到關於時間的觀念可以成為把握過去的框架，從而使歷史成為可以被有意義地把握的對象。這些時間框架有多種，比如，按年月排列的編年史，劃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三大段的世界史（你們的世界歷史教科書採用的很可能就是這種劃分方法），也有一些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階段。當然，任何一種時間框架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
時間和歷史的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不僅僅是研究歷史的一個框架，人類對時間本身的認識也正是在歷史中形成和發展的，同時反映出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群體的文化差異。
最早出現的把時間分段的計時裝置是日晷——用一根豎立的柱子以測量日影的長短。埃及人最早利用高聳的方尖碑作日晷，後來又發明了可以攜帶的日晷，如我們今天還能見到的古埃及圖特摩斯三世（約公元前1500年）時代存留下來的旅行日晷。但是日晷有許多局限性，比如它只能用於有陽光的白天，而且很難有標準的度量單位。人們怎樣才能從太陽計時中解放出來，使黑暗的那一半也成為可以度量的時間呢？
人們想到了水，也想到了沙。它們都是一種可以流動、可以儲盛的物質，可以在白天和黑夜都存在。古埃及人很快就發明了水鐘。在瓶子的內側刻著度量單位，底部開一個小洞，水慢慢滴出，瓶內水平面緩緩下降，就能計算流逝的時間。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在製造水鍾方面有更為精巧的技藝，後來在各地有很多人紛紛倣傚他們。
更能使歷代的詩人們對時間的流逝深懷感慨的是以漏沙計時，如聖歌裡唱到：「時間的沙粒正在下沉，天國正是黎明時分。」精確的沙漏計時器需要有高超的玻璃製造術，而且對沙粒的要求也很高。據中世紀一篇論文記載，沙漏所用的沙粒是經過磨細的黑色大理石砂粉，要把它們放在酒中煮沸9次，每次煮沸時都要把泡沫除去，最後將粉末曬乾待用。沙漏比水鍾更適宜計算較短的時間。
13世紀末，人類發明了機械時鐘，這是時間觀上的一次根本性的革命，從此時間被視作一個無限延伸的永恆過程。而時間觀念的變化往往可以反映出社會進化的狀況，比如在中世紀的西方城鎮，人們是通過教堂召喚做晨禱、彌撒和晚禱等儀式的鐘聲來獲知時間的推移，而到了14—15世紀，許多歐洲城市市鎮廳的塔樓上都裝上了機械時鐘，象徵著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的轉變。實際上，歷史上的人類社會、文化與時間觀念之間存在異常複雜、豐富的聯繫，說起來就太長了，你們以後會慢慢接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