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859年的約翰·杜威被公認是美國現存的最偉大的哲學家。的確如此，他的影響不僅在哲學領域，甚至在教育學領域、美學領域和政治理論領域都能看到。
和威廉·詹姆斯一樣，杜威也是新英格蘭人。和其他一百多年前的偉大的新英格蘭人的後代不同的是，他繼承了新英格蘭的自由主義傳統。1894年，杜威做了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當時，他創立了一個革新的學派，並寫了很多教育學方面的著作，他影響最大的著作《學校與社會》就是在這一時期發表的。而且，在他此後的一生中，他又發表了許多教育學方面的著作，就數量而言，這方面的著作絲毫不少於他在哲學方面的著作。
儘管杜威表示他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但這並非他的本意。當時，他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對托洛茨基罪名的調查過程中。儘管他指控的托洛茨基的罪狀毫無根據，但在他看來，就算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做了列寧的接班人，蘇維埃制度也未必會是令人滿意的制度。他還堅信，如果獨裁政權是通過革命的手段建立的，那它肯定不是建立良好社會的方法——事實是，不論通過何種方式建立的獨裁政權，都不是建立良好社會的辦法。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儘管他對任何經濟問題都抱著熱情的改進計劃。
杜威對傳統「真理」概念的批評是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所在。在大多數哲學家看來，真理應該是靜止而確定、完整而永恆的，甚至可以和神的思維同一化。精確可靠、不帶任何渣滓的真理是完美和典型的真理。自畢達哥拉斯或柏拉圖以來，神學一向都關聯著數學，深刻影響了大多數哲學家的認識論。但是，與對數學的興趣相比，杜威對生物學的興趣更大。
約翰·杜威（1859—1952年）。美國近代教育思想家、實用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與威廉·詹姆斯、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一起被公認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三大代表人物，同時由於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主張到實踐中去學習，而被譽為現代教育之父
在杜威的理解裡，思維的過程就是進化的過程。人們每得到一樣知識，會習慣性地把它視為是已經確定了的東西。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知識不是這樣的。在他的理解裡，人類的知識是一個所有部分都在共同逐漸成長的有機整體，只有每一個部分都完全了，整體才會達到完全。雖然在杜威青年時代曾受過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但這種哲學也有「絕對」和比時間實在的永恆世界。然而，在杜威的思想中，沒有這些東西的位置。杜威認為，一切實在事物都有時間性，雖然思維的過程是進化的過程，但也不是永恆理念的開展。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僅我的這些意見跟杜威的完全一致，而且我的其他意見也和他的完全一致。
與常人不同的是，杜威不把真理或知識視為邏輯的要素，反而把探究視為邏輯的要素。說到探究的定義，杜威下了如下的定義：「所謂探究，就是通過控制或指導，把不確定的事變成在區別層面和關係層面確定的事，以便把不確定事物的要素轉化成一個統一整體。」很明顯，這個定義是不妥當的。杜威一定不願意把所有事都放在「探究」裡，因此他一定是忘記了其中一個因素。
把世界變為一個有機化一般過程的一部分顯然是杜威的「探究」的企圖。探究的結果應該是「統一的整體」。杜威愛好有機的東西的原因有兩部分，一是因為他愛好生物學；二是因為黑格爾帶給他的影響太深了。我不明白探究為什麼一定要產生「統一的整體」，但是它以一種無意識的黑格爾派形而上學為基礎，我才弄明白。現在，假設有人讓我探究一副雜亂無章的撲克牌正確的順序，那麼，如果按照杜威的觀點，我只要把撲克牌按順序整理好就可以了。在我整理撲克牌的時候，要做到「客觀變換客觀素材」，這一點在杜威的定義裡提到了。
大體看來，杜威把信念分成為好的和壞的兩類，這跟其他人是一樣的。但是他進一步認為，信念的好壞可以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理論不是這樣。即使是不完美的理論，也要比之前的好、比之後的壞。判斷信念的好壞，要看它的有機體產生的活動是否能讓該有機體滿意。這樣說來，一個關乎往事的信念是好的還是壞的，與這個往事是否真的發生無關，與將來的結果有關。這樣說來的話，結論就很奇妙了。
與至今為止人們所公認的常識相比，杜威的觀點可真是違背了這些常識。常識也許是在變化著的，也許從將要變成的情況看，常識與他的觀點並不矛盾。我和杜威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在信念關係到往事時，我從信念的原因判斷信念的好壞；而杜威從來不管信念關係到了什麼，他只是從信念的效果判斷信念的好壞。
1896年芝加哥哲學俱樂部合影，前排正中為約翰·杜威
在寫作這本書時，我始終都嘗試著這樣一個努力：只要條件允許，我就盡量把各派哲學與有關的哲學家生活的社會環境聯繫到一起講。我一直抱有這樣一個意見，信服人類的能力與不願承認「定而不移的事實」，同機器生產和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科學控制造就的希望分不開。許多支持杜威的人和我抱有同樣的見解。喬治·瑞蒙·蓋格爾曾寫過一篇讚揚杜威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蓋格爾提到，杜威的方法與「代表著思想的革命和工業的革命一樣，都帶有中產階級的性質，即都不動人耳目，都讓人讚歎」。
有件事我已經把它當做是習以為常的了，這件事就是：我在發表我的個人意見時，有些人總以為我是在代表英國貴族說話。其實完全不是這樣，與這種議論相比，我更樂意人們也認為我和別人一樣，得出的結論和見解都是因為受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至於杜威，如果我看錯了他所受的社會影響，那我只能為此感到遺憾了。不過，話又說回來，我發現犯這個錯誤的人不止我一個。
本來我以為，杜威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人類的想像力的世界，他當然承認存在著天文學上的宇宙，但是在很多時候，他卻忽視了承認這一點。儘管他的哲學並不是尼采哲學那樣的個人職權哲學，但也是一種職權哲學。這種哲學認為，社會的職權是最寶貴的。我們對自然力量支配的新能力，要比這種職權至今仍受的局限給人造成的印象更深。我認為，工具主義哲學之所以對那些人有了誘惑力，根源就在於工具主義哲學自身上的這種社會職權要素。
在不同的時代，人類對非人的環境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希臘人懼怕、傲慢，於是就信仰了一位地位比宙斯高的必然之神或命運之神。這樣一來，希臘人就要小心避免那些他們認為可能得罪宇宙的事。基督徒的首要義務是對神謙卑，因此中世紀時人們的恭順心理更甚於以往。
創造性一旦被束縛住，那麼幾乎是不可能再出現任何偉大的創見。文藝復興使人類恢復了自尊，但是造成自尊的無政府狀態和災難的同樣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打消了文藝復興運動取得的大部分成績。但是，雖然近代的技術不是全都適合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狂傲的人們，但它們依然復活了人類的集體能力。曾經是謙卑過度的人類，逐漸地幾乎都要視自己為神了。抱有這種觀點的人在哲學家裡也有，意大利的實用主義者帕比尼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險，這種危險可以被叫做「宇宙式的不虔誠」。人們視「真理」為取決於事實的東西，然而很多事實又是人力不能控制的。至今為止，哲學教導人們要謙卑的必要要素之一就是這個關於真理的定義。這個辦法可以有效地抑制驕傲，可是，這種抑制力一旦消失，人類將更快地奔上某種狂熱之路。說到這種狂熱，我們知道，它是一種職權陶醉，是隨著費希特進入哲學領域的，它使得包括哲學家在內的所有近代人都很容易陷入這樣的陶醉。我以為，當代最大的危險就是這種職權陶醉，不論是什麼派別的哲學，即使它是在無意間助長了這種陶醉，它也是增加了整個社會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