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在政治哲學領域的興起，為研究「政治社會對有創新見解的思想家的觀點有何種影響」這個問題提供了材料。一方面，相比於實際事務，更熟悉書本知識的紳士們總是對哲學家的影響估計過高。實際上，哲學家只是碰巧主張了政黨肯定要做的事，才贏得了這份對政治社會的「影響」。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新的錯誤，即理論家幾乎是對社會發展沒任何影響的被動產物。以我之見，真理應該在這兩個極端中間。但我不準備在這個抽像的問題上浪費精力。我要先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從十七世紀末到現在，自由主義及其支派的發展。
帶有明顯特徵的初期自由主義是英國和荷蘭的產物，它屬於天主教派的新教，維護宗教寬容，認為宗教戰爭是愚蠢的；它支持商貿和實業，進而傾向於支持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它尤其尊重憑勞動獲得財產的權力；它贊成「至少在起始階段，一切社會都有選擇政體的權利」。顯然，經財產權調劑過的民主主義是初期自由主義的總體趨向。當時的社會有一種模糊的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後來的不平等是後天環境造成的。基於此，當時人們很重視後天的教育。當時，國王或貴族把持著幾乎所有的政府，而這些當政者們總是不瞭解（或者是無視）商人們的需求，因此，社會上充斥著反政府的偏見。
初期自由主義樂觀而充滿生機，但也不缺乏理性和冷靜。它代表著一種不斷增強的力量，看上去這種力量會很容易就獲得勝利，而且能用勝利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於中世紀的思想曾被用來認可教會和國王的權力，阻礙科學的發展；因此，但凡是中世紀哲學和政治領域的東西，不論好壞良莠，初期自由主義統統反對；不過，它也反對當時還算是近代的狂熱主義。總之，它希望能了結政治和神學領域的鬥爭。
十七世紀歐洲的市民生活。隨著新航線的開闢，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歐洲西部的城鎮繁榮起來，與此相隨的是人們越來越渴望打破宗教的樊籠，自由主義思潮興起了
當時，整個西方世界都充滿了開明精神，所有的階級都蒸蒸日上，最高的願望似乎也有了實現的保障。然而，這些願望終究還是導致了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產生了，神聖同盟出現了。這一番折騰之後，自由主義需要歇息片刻，才能再次迎來十九世紀的復甦。
在詳細論述之前，應該先考察一下十七至十九世紀自由主義運動的大體形式。起初，這些形式很簡單，後來就變得極其複雜了。按某些廣義的說法，整個運動最顯著的特徵是個人主義。在我要講的意義上，希臘哲學家（指亞里士多德及其前輩）不是個人主義者。亞歷山大時代之後，希臘喪失了政治自由，以犬儒派和斯多葛派為代表的個人主義發展了起來。
斯多葛派說，無論在何種社會狀況下，人都可以善良地生活。但在中世紀，包括大部分哲學家在內的人的思緒都受教理、法律和風俗的統一體支配，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善良的，都由宗教會議的智慧決定，個人不得通過獨立思考決定。後來，基督新教宣稱教務總會也有犯錯誤的可能，此話一出，這個體系便被破壞了，決定善惡真理成為個人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決定，於是便發生了鬥爭，主教會議裡再也找不到神學的定案了。後來，由於雙方誰也沒有絕對的優勢，因此就設法調和這一堆矛盾。初期自由主義就致力於解決這個主要問題。
於此同時，哲學領域也出現了個人主義的身影。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觀點改變了認識的基礎，對個人而言，認識的出發點不是整個社會或者他人的存在，而是自己的存在。這種思想上的個人主義或多或少地體現在笛卡爾以來的哲學上。通常來說，思考方式帶有個人主義的大多是科學發現者，如果他依據一般公認的真理標準得出新結論，那是因為在他看來，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按本質講，科學領域裡個人與社會都是暫時的衝突，大致原因在於，科學家們認可的是同樣的標準，因此最終總能達成一致。
在與知識和經濟有關的問題上，初期的自由主義都是個人主義，但在情感和倫理方面卻不是這樣。
逐漸發展起來的另一個運動成了自由主義的宿敵。在這個運動中，個人主義擴張到了過分熱情的地步，無政府主義表現得更明顯了。但是，不能人人都當領袖或者英雄，也不能人人都盡情舒展個人的意志；因此，如果採用了這種哲學，勢必要出現「英雄」獨裁的局面。
洛克的著作是最早的關於自由主義哲學的詳盡論述。洛克是近代哲學家裡影響最大的一位。在探討洛克的哲學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十七世紀英國的一些背景。
關於從內戰爆發到克倫威爾自立為「護國主」的過程，在當時來看是空前的。在「普萊德大清洗」之後，國會中的多數議員被克倫威爾改造成了唯命是從的膽小鬼。所以，當他索性要取消國會制度時，據稱是「狗也沒叫一聲」。的確，戰爭的結果，使人們開始藐視憲政形式，覺得軍事力量是最強大的。在克倫威爾生前，英國一直實行軍事獨裁。
在王政復辟時，國王查理二世發誓再也不參與逃亡了，於是，他被迫接受了某種妥協：不要求徵收被國會否決的賦稅；頒布「人身保護條例」，被剝奪了任意逮捕臣民的權力。也就是說，查理一世的政敵原本提出的限制王權的要求在王政復辟時代大部分得到了滿足。
儘管詹姆斯二世打算和非國教會和解，以便能夠藐視國會，但由於他執著地信仰舊教，所以他反倒成了國教會派和非國教會派共同的敵人。為了避免在戰時徵收必要的稅務，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們先後對西班牙和法國屈膝媚外。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英國人幾乎是人人都想除掉詹姆斯二世，但他們也不想再回到內戰的年月和克倫威爾獨裁的年月。於是，他們醞釀了一場高難度的革命：為了不讓破壞勢力得逞，革命必須盡快完成；革命之後，國會的權力必須得到永久鞏固；詹姆斯二世退位，改立一個國王；要保全依賴立法裁決和國會的君主制政體。由於貴族和大企業主團結到了一起，革命在瞬間就完成了。
新國王從他的祖國荷蘭帶來了商業和神學上的聰明才智。舊教徒和非國教會派雖然依然要接受「信教自由令」的種種限制，但也脫離了實際迫害。英國反對法蘭西的政策幾乎一直持續到了拿破侖失勢。
1653年克倫威爾解散了議會，就任護國主，建立了獨裁統治。圖為克倫威爾解散議會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