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沒有產生重要的理論哲學家，卻在政治哲學領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
馬基雅維利是佛羅倫薩人，1498年他擔任了當地政府一個很不起眼的職務，但經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14年後，由於和美第奇家族為敵，馬基雅維利被捕，後來被准許在佛羅倫薩的鄉下隱居。從那時起，馬基雅維利開始著書立說。一年後，他寫出了《君主論》，這是一部旨在討得美第奇家族歡心的著作。與此同時，他還寫出了帶有顯著的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的《論李維》。然而，《君主論》並沒能幫助馬基雅維利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歡心，他只得繼續隱居著述，一直到文藝復興運動壽終正寢的那一年才死去。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科學性的經驗哲學，並不談論目的是善意的還是邪惡的這一問題，只說明為達到目的應該採用的手段。除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這種思想上的誠實在其他任何時代和國家都是可能性很小的事。由於當代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都是憑借與文藝復興時期在意大利使用過的卑鄙手法一樣的方法取得的，因此，也許我們這代人會比較欣賞馬基雅維利。
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普遍讚歎利用高超的手段贏得聲譽的行為，尤其在馬基雅維利時代的意大利，這種讚歎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儘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統一這兩件事並存於馬基雅維利心中，但它們並未合二為一。馬基雅維利認為，承擔祖國統一大業是出於對權勢和名望的熱愛之心。
《論李維》對教皇權力的論述特點是詳盡和真誠。在這部著作裡，馬基雅維利在道德上將歷史人物分為七級，其中，級別最高的是宗教的創始人，其次是國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識分子。這三個級別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壞分子、國家的顛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識的人都是「壞人」。這樣一來，包括凱撒在內的建立專制政權的人都是「壞人」，而殺死愷撒的布魯圖斯則是「好人」。
《論李維》的語調與《君主論》大不相同，很多章節貌似出自孟德斯鳩之手，大部分內容會贏得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的讚許。書中闡述了「制約與均衡說」，認為只有在憲法中體現了君主、貴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麼他們才會彼此互相制約。
在《君主論》一書裡，馬基雅維利否定了公認的一般道德，認為君主必須像狐狸一樣狡猾，像獅子一樣兇猛，如果太善良是要滅亡的。書中還說，有時候君主必須不守信用，只有在守信用有好處時才能守信用。
由於城邦時代的政治制度已經不復存在了，因此，新柏拉圖主義者、經院哲學家等人只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有興趣，並沒有留意他們的政治著作。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城邦制與之並起，人文主義者便對共和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政治主張興趣大增，對「自由」的偏愛和「制約與均衡說」由古代傳到文藝復興時代，又傳到近代。馬基雅維利對這方面的繼承與他的「不道德的主義」同樣重要。
馬基雅維利指責當時的教會以自己的醜惡行徑損害了宗教的威信，還指責教皇對俗世的權利和政策阻礙意大利實現統一。他不以基督教教義或《聖經》作為他發表政治意見的依據，他認為，權力屬於有手段得到它的人。同樣，馬基雅維利發現，與專制政治相比，平民政治相對仁慈、民主和平穩，於是他才愛好平民政治。
以下是馬基雅維利本人已經明言或尚未明言的一些意見。
在政治方面的好事裡，民族獨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結構這三樣是最重要的。在君主、貴族和平民之間按實際力量的大小分配權利是最好的政治結構，這種結構之下的革命最難以成功，國家也因此最接近於穩定。為國家的穩定而給予平民一定的權利是明智之舉。
不論是何目的，在選取手段時，都不應考慮它的善惡，就算目的是善意的，也可以用惡意的手段實行。假如用壞人的成功去研究「成功學」，實際上應該比用好人的成功去研究更好。一旦建立起「成功學」，好人或壞人都將受益，因為參與政治的好人和壞人一樣渴望成功。
身著佛羅倫薩政府官袍的尼可羅·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曾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的長官，並同時兼任共和國執政委員會秘書，負責外交和國防事務
說到底，不論是什麼政治目的，各種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這個事實被「邪不壓正」或「邪不久矣」的口號掩蓋住了。即便正義的一方獲勝，也是因為力量佔優。眾所周知，力量依靠輿論，輿論憑借宣傳，在宣傳上比敵人顯得更有道德是表面上的優勢，顯得有道德的方法是真的有道德。因此，勝利其實往往掌握在公眾認為最有道德的一方。馬基雅維利認為，這不僅是宗教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至十三世紀教會權力不斷增強的重要原因。然而，有些時代很混亂，赤裸裸的無賴行徑屢屢得手。這種時代人們往往受「人性為己觀」支配，無論什麼事情，只要覺得划算就能接受。於是，馬基雅維利說，生活在這種時代，要時刻擺出一副很有道德的姿態。
馬基雅維利還有這樣一個觀點：大多數的文明人是不擇手段的利己主義者。他說，如果有人打算建立一個共和國，那麼，他會發現，把共和國建立在農民中間，要比建立在城市容易得多，因為城市可能已經變質了。即使是利己主義者，他的最明智的方針也要隨他統治的民眾來決定。因此，相比於依靠沒有道德觀念的民眾，政治家在依靠有道德的民眾時，行為要好得多。儘管偽善之心總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適當的制度可以縮小這種成功的程度。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樣，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在某個方面顯得膚淺。他腦子裡都是萊庫格斯和梭倫這些人的主張，他們不考慮社會的實情，就想創立一個完整的社會。把社會視為有機生長體，而且政治家僅能起有限影響是近代的社會概念，這不見於柏拉圖的思想，也不見於馬基雅維利的思想。
不過，我們不妨這樣主張：即使在過去的一段時期，進化論的社會觀是合於實情的，但至少今天它已經不能適用。我們必須為現在和未來另換一個可以稱為「機械論」的概念。現在，俄國和德國創造出的新的社會就好像神話人物萊庫格斯創造斯巴達一樣。古代的統治者是仁慈的神話，而現代的統治者卻是恐怖的現實。與過去的世界相比，現在的世界更接近於馬基雅維利的世界了，誰企圖駁倒馬基雅維利的哲學思想，就必須進行一場超過十九世紀也必須要進行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