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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章 十一世紀的教會改革

歐洲首次出現持久而全面的進步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的公元十一世紀。這種進步是從修道院的改革開始的,之後又擴展到了教廷和教會。不過,第一批經院哲學家卻產生於十一世紀末。

在改革家看來,這種進步是由純道德的動機引發的。但在這個動機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本無意識,但後來逐漸明顯起來的動機,即以增強僧侶的勢力為目的而徹底分開僧侶與俗眾。這樣一來,教皇與皇帝之間的劇烈衝突就是教會改革勝利的直接結果了。

在埃及、波斯和巴比倫,祭司是實力強大的獨立階層,但希臘和羅馬的祭司卻沒有這樣的地位。原始基督教裡,僧侶和俗眾之間逐漸產生了區別,這種區別有教義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內容。在聖禮方面,僧侶有一些神奇的權力,比如幫助俗眾舉行婚禮、在俗眾臨終時塗油。

這一切不僅僅是公開的信條,而且還得到了僧侶和俗眾的共同認可。由於僧侶擁有這些神奇的權力,就連那些擁有強大的軍隊的皇帝都奈何不了他們。不過,這種僧侶的權力還是受到了限制,每當俗界爆發了憤怒的激情和僧侶之間鬧起了分裂時,這種限制就越發明顯。羅馬人並不是特別尊重教皇,在黨派鬥爭時,他們會因為誘惑而毫不猶豫地綁架、拘禁甚至毒殺教皇——至少在教皇格裡高利七世之前是這樣的。因此,對於僧權而言,加強教會的紀律和建立一個管理教會的統一機構就是不可或缺的了。可喜的是,在十一世紀中期,這些僧侶道德革新的目標終於達到了。

教職買賣和蓄妾是所有僧侶改革家一致批評的兩大弊端。教會在信徒的捐獻下變得異常富有,主教也就擁有了雄厚的財產,因此他們便有財力從掌握主教任命權的國王那裡買到主教之職,之後再兜售自己職權內的教職以撈回「成本」。

教職買賣改變了教會的人事陞遷的主流,從此,陞遷憑的不是功績而是財富。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間接認可了俗界在教會人事陞遷方面的權威,使主教從屬於世俗國家的統治者。當然,還有很多原因。這些原因使反對教職買賣成了教會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修道僧不能結婚,但世俗僧侶卻沒有受到禁止結婚法令的約束。因此,蓄妾也成了教會改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如果要追溯修道院改革運動的開始時間,那應該是公元910年的事。那一年,自創立以來就一直獨立於外界權威(教皇的權威除外)的克呂尼修道院落成了。當時,大部分修道院經濟富有但紀律鬆散,只有克呂尼修道院還保持著尊嚴與禮法。但僅僅過了兩個世紀,克呂尼修道院就喪失了改革熱情,退出了教會改革的舞台。

十一世紀時,改革家掀起了創立教團的風潮。1012年,羅穆阿勒德創立了卡瑪勒多力茲教團;1084年和1098年,布魯諾創立了以嚴謹聞名的卡爾圖斯教團和西多教團。其中,西多教團繼承了本尼狄克的教規,成為擁有多個修道院的著名教團,芳騰修道院就屬於西多教團。

販賣贖罪券是教會攫取財物的重要手段。圖為中世紀教會販賣贖罪券的場景

要想取得教會改革的成功,這些改革家需要更多的勇氣和魄力,因為他們和他們的信徒最終促使整個教會改革得以實現。不過,無論教會改革家們如何努力,不可否認的是,起初的教皇制改革主要是世俗皇帝的功勞。

1032年,最後一位通過世襲得到教皇之位的本尼狄克九世即位。當時,這位教皇只有12歲,還是個天真無邪的孩子。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本尼狄克九世的荒淫無道也不斷增長。後來,這位荒唐的教皇賣掉了教皇之職,過起了結婚生子的生活。買到教皇寶座的是改革家格裡高利六世,他獲得教皇之位的醜陋手段注定了他不能被世人包容的命運。

1046年,年僅29歲的德意志國王亨利三世來到了意大利,代表俗眾掀起了與格裡高利六世的鬥爭。亨利三世是一個虔誠的宗教改革家,立志要杜絕教職買賣現象,因此,他與格裡高利六世必不相容。果然,很快他就以買賣教職的罪名廢黜了格裡高利六世。在廢黜了格裡高利六世之後,亨利三世又任命日耳曼籍主教蘇伊德吉擔任教皇,稱為克雷芒二世。結果僅僅過了一年,教皇克雷芒二世就死去了。在另一位被推薦為教皇候選人病死之後,亨利三世只好選立他的表兄弟布魯諾伯爵擔任教皇,稱利奧九世。和亨利三世一樣,利奧九世也是一個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沒能取得大的成就。1055年,利奧九世逝世,亨利三世又推薦革布哈爾德繼承教皇之位,稱維克托二世。第二年,亨利三世逝世;又過了一年,維克托二世也死了。

從此以後,世俗國家的皇帝和教皇的友好關係就大不如前了。教皇在皇帝的支持下當上教皇以後,最想做的事不是回報皇帝,而是設法擺脫皇帝而獨立,進而又要求超越皇帝的權威。皇帝豈能甘心呢?於是,一場歷時二百年的皇帝與教皇的大紛爭就此上演了。從這個角度看,亨利三世的改革是缺乏預見性的。

亨利三世的繼任者是亨利四世,起初,大權由他的母親阿格尼絲執掌。當時的教皇是司提反十世,但他只當了一年教皇就死了。之後,紅衣主教選出了一位教皇,沉寂已久的羅馬民眾在此時突然覺醒,也利用手中的選舉權選出了一位教皇。這樣一來,決定權就到了阿格尼絲手中。在阿格尼絲的支持下,紅衣主教選出的教皇即位,稱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只當了三年教皇,但這三年卻極其重要。為了減輕對皇帝的依賴,他和諾曼人講和,此外,他還頒布了選立教皇的一項教令。這項教令規定,教皇的人選由六個紅衣主教管區的紅衣主教選擇,然後其他主教再參與討論,最後由羅馬城內的所有僧侶和民眾確認。然而,據說,所謂僧侶和市民的確認只是一個形式,實際選舉教皇的只是羅馬市郊的六個紅衣主教。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皇帝無權參與選舉的任何環節,被完全排除在外了。在經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之後,這項教令終於確立下來。這是教皇脫離皇帝控制的重要步驟。

此外,尼古拉二世還規定,以後但凡是通過買賣獲得的教職一律無效。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買賣教職的現象。

當然,並不是人人都喜歡改革。在尼古拉二世統治期間,就發生過反對改革的鬥爭。當時,米蘭的大主教向尼古拉二世提出要求,希望有一定的獨立自主。為此,他和僧侶們聯合貴族堅決反對教會改革。恰逢此時,米蘭又發生了一些支持僧侶獨立運動的暴動。米蘭的局勢變得非常複雜和危急。於是,尼古拉二世於1059年將彼得·達米安派往米蘭,代他處理危機。達米安到了米蘭以後,在僧侶集會上發表了反對買賣教職的演講,並憑藉著雄辯的演講感動了僧侶。於是,僧侶們紛紛低頭認罪,並發誓會忠心擁護教皇。

一位中世紀的國王將職位的象徵授予一位主教。在教皇尼古拉二世之前,教會教職的任命經常受到世俗政權、貴族的干擾,甚至還有買賣教職的。尼古拉二世頒布敕令規定,世俗皇帝無權干涉教皇的選舉,不承認花錢買來的教職。然而,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親政後,卻不承認這一敕令。當時的教皇格裡高利七世與他做了堅決的鬥爭,並取得勝利。他甚至還宣稱,教權凌駕於世俗皇權之上,有權廢立國王

1061年,尼古拉二世逝世。此時的亨利四世已經親政,於是再次就教皇的繼承問題與紅衣主教們發生了爭執。亨利四世認為,他沒有承認過尼古拉二世頒布的那部教皇選舉教令,因此他拒絕放棄在選舉教皇問題上的權力。儘管這場爭執持續了三年之久,但亨利四世還是失敗了,因為紅衣主教們選立了一個品行高尚且經驗豐富的人當教皇,他就是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二世死後,格裡高利七世成了新的教皇。格裡高利七世是歷代教皇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現在,讓我們拋開世俗國家的皇帝和教皇之間的恩恩怨怨,把目光轉到當時的哲學和哲學家身上吧。

一般認為,除了教皇賽爾維斯特二世,十世紀沒有哲學家。但伴隨著十一世紀的到來,在哲學上真正傑出的人物開始逐漸現身了。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安瑟倫、羅塞林等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即:都是支持教會改革運動的修道僧。

安瑟倫是意大利人,擔任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在他擔任大主教期間,曾嚴格奉行格裡高利七世的原則,並不惜與皇帝產生爭執。和奧古斯丁一樣,安瑟倫也認為理性應該從屬信仰,認為如果沒有信仰,就不能理解一切。為此,他說「我相信是因為我要理解」。因為發明了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論證」,安瑟倫一舉成名。他認為,如果定義上帝為最大可能的思維對象,再假設其中的一個思維對象是不存在的,那麼另外一個思維對象就必然是存在的,而且還是最偉大的一個對象。他由此得出結論說,思維對像裡最偉大的那個必然是存在的,否則就有可能出現另一個更偉大的對象。所以說,存在著上帝。

奧古斯丁哲學是安瑟倫哲學的主要源頭,因為安瑟倫身上具有的許多柏拉圖因素就是從奧古斯丁那裡獲得的。安瑟倫認可柏拉圖的理念,並據此推出了另一個能證明上帝存在的例證。通過這個證明,他宣稱他不僅證明了存在著上帝,還證明了三位一體。

和以前的基督教哲學家們一樣,說安瑟倫屬於亞里士多德傳統,還不如說他屬於柏拉圖傳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身上沒有托馬斯·阿奎那所謂的經院哲學特徵——一般認為,經院哲學的源頭是羅塞林。羅塞林比安瑟倫年輕17歲,但在哲學史上的影響卻遠遠超過安瑟倫,因為他標誌著一個新的開始。

如果說十三世紀之前的中世紀哲學屬於柏拉圖派,那麼就該區分清楚,除了《蒂邁歐篇》,人們認識柏拉圖的過程其實是一段一段的,人們視柏拉圖為一個宗教哲學家和理念學說倡導者。但如果沒有柏拉圖,儘管約翰·司各特的大部分柏拉圖式觀點來自狄奧尼修斯,他也不可能得出這些觀點。在中世紀,波伊提烏是柏拉圖主義的另一個來源。與近代學者直接從柏拉圖著作裡獲得的見解相比,這種柏拉圖主義有些不同,因為它把與宗教沒有明顯關係的內容幾乎都剔除了,即使是在宗教哲學裡,它也作了有選擇的強調和剔除。

與柏拉圖相同,人們認識亞里士多德的過程也是一段一段的,因此,截至十二世紀,人們從波伊提烏翻譯的《範疇論》和《正謬論》裡認識的亞里士多德,已經是全部了。基於這樣的認識,人們就認為,亞里士多德僅僅是一個辯證家。不過,這種偏見在中世紀末逐漸得到了修正,但修正關於柏拉圖的偏見卻推遲到了文藝復興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