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反映了當時人們的集體偏見，但是重要性卻非同一般，是此後至中世紀末許多規範制度的來源。這些政治學說對當代影響甚微，但是能很好地去瞭解當時的政治情況。他在這些學說中很少提到國外的政治制度，有也只是順口提及一下，甚至連亞歷山大的帝國也沒有提及。他完全沉浸在城邦制當中，並沒有意識到城邦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將成為歷史。希臘境內有眾多城邦，這也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實驗基地。
正文之前亞里士多德說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最佳的受孕時間應該是冬天刮北風的時候；下流的話會引導人做下流的事情，因此不能說下流的話；太早結婚的話，容易生下體弱多病的女兒，妻子變得淫蕩，自己停止發育；最佳結婚年齡應該是女子十八歲，男子三十七歲。
正文之前的開場白結束後，進入正題。一開始，他就點明了國家的重要性：國家是最高層的集體，國家存在的目的是至善。夫妻組建家庭，家庭結合為鄉，鄉結合為國家。人、家庭、國家中，國家性質最優，因為全體優於部分。例如，手被砍下來就不能稱為手了，因為它失去了手的功能，只有依附於身體上才能發揮作用。同樣，人脫離了國家也不能成事。他還認為人是最壞的動物，有了法律才得以糾正，國家是法律存在的根本。建立國家不僅僅是為了聚在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追求善。
國家是由家庭組成的，要討論國家就先要討論家庭。當時奴隸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中的主要關係便是夫妻、父子、主奴。當時主奴的地位差別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奴隸生來就是奴隸。並且，奴隸不能是希臘人，必須是外族人。當時還可以將戰俘作為奴隸，戰爭總是被奴役的人發動的，任何不甘心被奴役的人發動戰爭總被看做是正義的，沒有人認為自己天生就該被奴役，那究竟誰該被奴役呢？戰爭結果被看做是上天的旨意。於是，勝利一方便是主人，失敗一方便是奴隸。
亞里士多德教授亞歷山大大帝知識。公元前341年至公元前335間，亞里士多德擔任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對亞歷山大大帝進行道德、政治、哲學教育，對亞歷山大大帝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作用
貿易方面的討論引發了爭議。事物都有正反兩面，例如，鞋子用來穿是正當的，用來賣錢則是不正當的。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切應該順應自然，貿易也不例外。交換地產、房產被認為是自然的，其餘生意都是不自然的，因為它們不可控。高利貸是最不自然的，因為錢的用途是交換，而高利貸的那種錢生錢則違背了錢的自然用途。
R. H. 托尼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時候，解釋了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觀點。
高利貸的定義古今有所不同，現在是指高利息貸款，古時候則指一切收利息的貸款。從古希臘一直到今天，有一部分人扮演債務人的角色，有一部分人扮演債權人的角色。每一部分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債權人讚成收利息，而債務人則反對。一般而言，地主都是債務人，商人則是債權人。亞里士多德代表的貴族階級，以及後來教會的資產主要是土地，所以他們反對收利息；猶太人為代表的商人的主要資產便是資金，所以他們贊成收利息。
之後隨著教會人員開始經商，哲學家以學校工資為收入，擺脫了與土地的關係，所以關於高利貸的爭論現已經不復存在。
對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認為很糟糕。他反對柏拉圖將家庭取消，大家一起過集體主義生活。柏拉圖覺得讓孩子不知道誰是自己的父母，便會像對待父母般對待任何人。反之父母也一樣。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共同的愛便是共同的忽視，對每一個人都好，其實便是對每一個人都不好。他還反對集體主義，我也贊成這一點，我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消除家庭，過集體主義生活使得整個國家看上去更像是僧院，只不過不用單身。
亞里士多德認為柏拉圖所說的集體主義，會導致人懶惰。相對來說，私有制更好一些。如果私心太重也是不行的，這就需要號召人們要有同情心和學會慷慨。甘於奉獻的前提必須是私有制。
亞里士多德一直說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天經地義的，那麼地位不同的人能否平等參政呢？有人認為可以，他則反對。
政府的好壞體現在它是為了誰的利益，若是為了全體利益則是好政府，為了少數人的利益則是壞政府。好政府有三種：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壞政府也有三種：僭主制、寡頭制、民主制。他認為，統治者的道德水平是決定政府好壞的關鍵。貴族有德，而寡頭有錢，有錢不一定有德。按照德行中庸說，他認為最有德的人，同時還需要有適量的資產，才能成為最幸福、最善的人。民主制與共和制的區別就在於，共和制中有寡頭制的成分。而君主制與僭主制只存在倫理上的差別。
當統治者是富人且不考慮窮人利益時便是寡頭政府，而當窮人有權利，但是不考慮富人利益時便是民主政府。
君主制好於貴族制，貴族制又好於共和制；民主制好於寡頭制，寡頭制又好於僭主制。這樣，亞里士多德變相地讚揚了民主制。
我們應該理解為什麼亞里士多德批評民主制，當時的民主與現在含義不同。民主選舉行政官的方式是抽籤，法庭成員也是抽籤選出的公民，公民大會高於法律。因此公民很容易被誤導作出錯誤決定。
亞里士多德曾經拿出很大篇幅討論革命。當時的革命主要是寡頭制與民主制的衝突，民主制代表人人平等的理想，寡頭制代表有才能的人享有更多權利的現實。兩邊代表了兩種正義，寡頭制精力更旺盛，比民主制更容易掀起革命。
社會的不平等，歸根結底是收入的不平等。寡頭制的擁護者便堅信財富與德行是成正比的，財富越多德行越多，財富越少德行越少。他們的例子是真正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乞討。亞里士多德認為善人的收入應該是適量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這些觀點都是謬論的。
亞里士多德還諷刺了僭主制。他認為要想維持這種制度就必須使出一切卑鄙手段對付百姓，或者讓全民信仰並沉迷於一種宗教，這些方法被歷史證明無一奏效。
雅典第一位僭主庇西特拉圖。僭主是指通過不合法手段篡奪政權建立個人獨裁統治的人，他普遍出現於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各城邦。僭主在位期間，為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統治地位，一般都專制獨裁，同時實行鼓勵工商業發展和獎掖文化的政策。像庇西特拉圖統治期間，一方面削弱氏族貴族的權力，一方面提高工商業者和農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事雅典變得更加繁榮強盛。亞里士多德也曾說：「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有如黃金時代」
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不應該追求對外擴張，因為那不是國家的目的。但是征討野蠻人是可以的。希臘人之間不應該征戰，因為希臘人不是野蠻人，也不應該是奴隸。儘管戰爭有時是達到和平的手段，但是國家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
既然不贊成擴張，那一個城邦的面積多大才算是合理呢？他認為國家太大則無法管理，能滿足自己需求，公民間互相認識以保證訴訟和選舉的公正，這樣即可。
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不能太大，這是錯誤的。國家若是太小就不能在戰爭中保護自己。國家的大小應該取決於自我保護能力和工業技術。亞里士多德推崇的城邦制，根本不能抵禦敵人的進攻。今天一個小城邦想獨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獨立需要具備擊敗一切敵人的能力。
亞里士多德對於公民的定義也非常有意思，他認為公民不應該從商，也不應該當農民。因為公民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思考。應該耕種的是奴隸。北方人蠻橫，南方人聰慧，所以北方人應該做奴隸。希臘人智勇雙全，團結起來的話足以統治全世界。
《政治學》在最後部分中討論的是教育，這種教育只面向公民的孩子，奴隸們則是學習技術。制度不同，教育則不同，亞里士多德在這裡假設制度給每一個公民以平等的權利。孩子們學習各種知識，也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許學做生意，可以鍛煉身體，但是不能達到專業標準；可以學習繪畫、音樂，目的是為了欣賞美，而不是表現自己。總之，教育的目的是有「德行」，而不是有用。
教育應該造就什麼樣的人呢？亞里士多德認為是德才兼備的人。這種人不會存在於普通人中，而是存在於條件優越的貴族中。雅典的伯利克裡統治時代這種人很多，後來他們被沒有文化的人打敗，再之後這些貴族便用一切下流手段迫害對方，以保全富人階級。蘇格拉底之後，雅典仍舊是文化中心，而政權則落到野蠻的軍人政權手中。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其中羅馬帝國時期尤甚。
隨著雅典的伯利克裡時代的結束，有文化的富人階級開始與窮人對抗，對抗過程中前者變得越來越與後者相似，沒有文化可言。加之後來科學技術發展和教育的普及，古時候那種有文化的富人階級逐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