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本關於生物技術的書，對於一個近年來把主要研究旨趣放在文化及經濟議題上的人來說，似乎是跨度太大了，然而，這一看似瘋狂之舉有其實際路徑。
1999年初，我受《國家利益》雜誌編輯歐文·哈里斯（Owen Harries）之邀，為《歷史的終結？》一文撰寫回顧，最初的那篇文章發表於1989年夏，已過去十年之久。在那篇文章中，我堅信黑格爾說的「歷史在1806年終結了」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一年耶拿戰役拿破侖的勝利更證實了他的看法：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政治並無任何超越大革命原則的實際進展。1989年蘇東劇變只不過預示著全球朝向自由民主大融合的結局罷了。
在思考最初的那篇文章所遭受的批評的過程中，只有一個論點讓我無從反駁：除非科學終結，否則歷史不會終結。在隨後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我描述了作為不斷進步的普世歷史的運轉機制：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展開是它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二十世紀晚期的許多科技，例如所謂的信息革命，對自由民主的傳播具有引導性。但是目前我們已經接近科技的終結點，似乎我們正處於生命科學進步的里程碑時期。
不管如何，一段時間我都在思考現代生物技術對政治理解的影響。這一思考促使我組織了一個研究小組，數年來有針對性地研究新科技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我最初的一些思考反映在《大斷裂》（The Great Disruption）一書，書中探討了有關人類本性與規範的問題，以及我們對它們的理解是如何被動物行為學、進化生物學以及認知神經學等新的實證信息所定型。受邀為「歷史終結論」撰寫回顧文章，讓我有機會開始對未來做一個更系統化的思考，那就是1999年發表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的文章，題為《再思考：瓶子裡的最後的人》。本書是最初這一想法的擴展與延伸。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遇恐怖襲擊，重新喚起人們對「歷史終結論」的質疑，根據顯而易見，就是我們正目睹的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文明的衝突」（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術語）。我以為這些事件並不能證明上述觀點，伊斯蘭極端分子發動攻擊只是出於絕望的自衛，廣闊的現代化浪潮很快就會將之湮沒。倒是這些事件揭露了一個事實，即現代世界賴以成形的科學技術本身代表了我們文明的主要脆弱之點。航班、摩天大樓以及生物實驗室——現代性的所有象徵——在邪惡勢力挖空心思的打擊中變成了攻擊的武器。本書並不打算討論生化武器問題，只是會點出，新的生化恐怖主義威脅的出現，提醒人們需要對科技的使用進行更大的政治限制。
不用說，我要感謝許多人對這個項目的幫助。他們包括大衛·阿莫爾（David Armor），拉裡·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斯科特·巴雷特（Scott Barrett），彼得·伯科維茨（Peter Berkowitz），瑪麗·坎農（Mary Cannon），斯蒂夫·克萊蒙斯（Steve Clemons），埃裡克·科恩（Eric Cohen），馬克·科多瓦（Mark Cordover），理查德·德夫林格（Richard Doerflinger），比爾·德雷克（Bill Drake），特裡·伊斯特蘭（Terry Eastland），羅賓·福克斯（Robin Fox），希萊爾·弗拉德金（Hillel Fradkin），安德魯·富蘭克林（Andrew Franklin），佛朗哥·菲爾熱（Franco Furger），喬納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托尼·吉利蘭（Tony Gilland），理查德·哈辛（Richard Hassing），理查德·海耶斯（Richard Hayes），喬治·霍姆格林（George Holmgren），利昂·卡斯（Leon Kass），比爾·克裡斯托爾（Bill Kristol），傑伊·萊夫科維茨（Jay Lefkowitz），馬克·里拉（Mark Lilla），邁克爾·麥圭爾（Michael McGuire），大衛·普倫蒂斯（David Prentice），加裡·施密特（Gary Schmitt），艾布拉姆·舒爾斯基（Abram Shulsky），格雷戈裡·斯托克（Gregory Stock），理查德·韋爾克萊（Richard Velkley），卡羅琳·瓦格納（Caroline Wagner），馬克·惠特（Marc Wheat），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亞當·沃爾夫森（Adam Wolfson）以及羅伯特·懷特（Robert Wright）。我非常感謝我的文稿代理，以斯貼·紐伯格（Esther Newberg）以及這些年來國際創意管理公司幫助過我的所有同仁。我的研究助理：邁克·柯蒂斯（Mike Curtis）、本·艾倫（Ben Allen）、克裡斯汀·波梅雷寧（Christine Pommerening）、桑傑·馬爾瓦（Sanjay Marwah）以及布萊恩·格羅（Brian Grow），提供了寶貴的幫助。我也要感謝布拉德利基金會為作為子項目的學生獎學金提供資助。辛西婭·帕多克（Cynthia Paddock），我的全方位助理，為書稿的最後生成做出貢獻。一如既往，我的妻子勞拉（Laura Holmgren），對書稿提出了富於思想性的評議，在部分議題上她的觀點更為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