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 05 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 >

05 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

智慧的誕生

許多年裡,我的藏書屢經更新,有一本很普通的書卻一直保留了下來。這是一冊古希臘哲學著作的選輯。從學生時代起,它就跟隨著我,差不多被我翻破了。每次翻開它,無須閱讀,我就會進入一種心境,彷彿回到了人類智慧的源頭,沐浴著初生哲學的朝暉。

古希臘是哲學的失去了的童年。人在童年最具純正的天性,哲學也是如此。使我明白何謂哲學的,不是教科書裡的定義,而是古希臘哲人的嘉言懿行。雪萊曾說,古希臘史是哲學家、詩人、立法者的歷史,後來的歷史則變成了國王、教士、政治家、金融家的歷史。我相信他不只是在緬懷昔日精神的榮耀,而且是在歎息後世人性的改變。最早的哲學家是一些愛智慧而不愛王國、權力和金錢的人,自從人類進入成年,並且像成年人那樣講求實利,這樣的靈魂是愈來愈難以產生和存在了。

一個研究者也許要詳析古希臘各個哲學家之間的差異和衝突,把他們劃分為不同的營壘。然而,我只是一個欣賞者。當我用欣賞的眼光觀看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古希臘的哲學舞台時,首先感受到的是哲學家們一種共同的精神素質,那就是對智慧的熱愛、從智慧本身獲得快樂的能力,當然,還有承受智慧的痛苦和代價的勇氣。

在世人眼裡,哲學家是一種可笑的人物,每因其所想的事無用、有用的事不想而加嘲笑。有趣的是,當歷史上出現第一個哲學家時,這樣的嘲笑即隨之發生。柏拉圖記載:據說泰勒斯仰起頭來觀看星象,卻不慎跌落井內,一個美麗溫順的色雷斯侍女嘲笑說,他急於知道天上的東西,卻忽視了身旁的一切。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由一個美麗溫順的女子來嘲笑哲學家的不切實際,倒是合情合理的。這個故事必定十分生動,以至被若干傳記作家借去安在別的哲學家頭上,成了一則關於哲學家形象的普遍性寓言。

不過,泰勒斯可不是一個對於世俗事務無能的人,請看亞里士多德記錄的另一則故事:人們因為泰勒斯貧窮而譏笑哲學無用,他聽後小露一手,通過觀察星象預見橄欖將獲豐收,便低價租入當地全部橄欖搾油作坊,到油坊緊張時再高價租出,結果發了大財。他以此表明,哲學家要富起來是極為容易的,如果他們想富的話。然而這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

哲學家經商肯定是凶多吉少的冒險,泰勒斯成功靠的是某種知識,而非哲學。但他總算替哲學家爭了一口氣,證明哲學家不愛財並非嫌葡萄酸。事實上,早期哲學家幾乎個個出身望族,卻蔑視權勢財產。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拒絕王位,阿那克薩哥拉散盡遺產,此類事不勝枚舉。德謨克里特的父親是波斯王的密友,而他竟說,哪怕只找到一個原因的解釋,也比做波斯王好。

據說「哲學」(philosophia)一詞是畢達哥拉斯的創造,他嫌「智慧」(sophia)之稱自負,便加上一個表示「愛」的詞頭(philo),成了「愛智慧」。不管古希臘哲人對於何為智慧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愛智慧勝於愛世上一切卻是他們相同的精神取向。在此意義上,柏拉圖把哲學家稱作「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質的人」,亞里士多德指出哲學是一門以求知而非實用為目的的自由的學問。遙想當年泰勒斯因為在一個圓內畫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歡慶,畢達哥拉斯因為發現勾股定理而舉行百牛大祭,我們便可約略體會古希臘人對於求知本身懷有多麼天真的熱忱了。這是人類理性帶著新奇的喜悅慶祝它自己的覺醒。直到公元前三世紀,古希臘人的愛智慧精神仍有輝煌的表現。當羅馬軍隊攻入敘拉古城的時候,他們發現一個老人正蹲在沙地上潛心研究一個圖形。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基米德。軍人要帶他去見羅馬統帥,他請求稍候片刻,等他解出答案,軍人不耐煩,把他殺了。劍劈來時,他只來得及說出一句話:「不要踩壞我的圓!」

凡是少年時代迷戀過幾何解題的人,對阿基米德大約都會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剛剛覺醒的求知慾的自我享受實在是莫大的快樂,令人對其餘一切視若無睹。當時的古希臘,才告別天人渾然不分的童稚的神話時代,正如同一個少年人一樣驚奇地發現了頭上的星空和週遭的萬物,試圖憑借自己的頭腦對世界做出解釋。不過,思維力的運用至多是智慧的一義,且是較不重要的一義。神話的衰落不僅使宇宙成了一個陌生的需要重新解釋的對象,而且使人生成了一個未知的有待獨立思考的難題。至少從蘇格拉底開始,古希臘哲人們更多地把智慧視作一種人生覺悟,並且相信這種覺悟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

蘇格拉底,這個被雅典美少年崇拜的偶像,自己長得像個醜陋的腳夫,禿頂,寬臉,扁闊的鼻子,整年光著腳,裹一條襤褸的長袍,在街頭遊說。走過市場,看了琳琅滿目的貨物,他吃驚地說:「這裡有多少東西是我用不著的!」

是的,他用不著,因為他有智慧,而智慧是自足的。若問何為智慧,我發現古希臘哲人們往往反過來斷定自足即智慧。在他們看來,人生的智慧就在於自覺限制對於外物的需要,過一種簡樸的生活,以便不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人已被神遺棄,全能和不朽均成夢想,唯在無待外物而獲自由這一點上尚可與神比攀。蘇格拉底說得簡明扼要:「一無所需最像神。」柏拉圖理想中的哲學王既無恆產,又無妻室,全身心沉浸在哲理的探究中。亞里士多德則反覆論證哲學思辨乃唯一的無所待之樂,因其自足性而是人唯一可能過上的「神聖的生活」。

但萬事不可過頭,自足也不例外。犬儒派哲學家偏把自足推至極端,把不待外物變成了拒斥外物,簡樸變成了苦行。最著名的是第歐根尼,他不要居室食具,學動物睡在街面,從地上撿取食物,乃至在眾目睽睽下排泄和做愛。自足失去向神看齊的本意,淪為與獸認同,哲學的智慧被勾畫成了一幅漫畫。當第歐根尼聲稱從蔑視快樂中所得到的樂趣比從快樂本身中所得到的還要多時,再粗糙的耳朵也該聽得出一種造作的意味。難怪蘇格拉底忍不住要挖苦他那位創立了犬儒學派的學生安提西尼說:「我從你外衣的破洞可以看穿你的虛榮心。」

學者們把古希臘倫理思想劃分為兩條線索,一是從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犬儒派到斯多亞派的苦行主義,另一是從德謨克里特、昔勒尼派到伊壁鳩魯派的享樂主義。其實,兩者的差距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大。德謨克里特和伊壁鳩魯都把靈魂看作幸福的居所,主張物質生活上的節制和淡泊,只是他們並不反對享受來之容易的自然的快樂罷了。至於號稱享樂學派的昔勒尼派,其首領亞里斯提卜同樣承認智慧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帶來快樂,而財富本身並不值得追求。有人把他帶到豪宅裡並警告他不得吐痰時,他把唾沫吐在那人臉上,輕蔑地說道,在鋪滿大理石的地板上實在找不到一個更適合於吐痰的地方。垂暮之年,他告訴他的女兒兼學生阿萊特,他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乃是「不要重視非必需的東西」。

對希臘人來說,哲學不是一門學問,而是一種以尋求智慧為目的的生存方式,質言之,乃是一種精神生活。我相信這個道理千古不易。一個人倘若不能從心靈中汲取大部分的快樂,他算什麼哲學家呢?

當然,哲學給人帶來的不只是快樂,更有痛苦。這是智慧與生俱來的痛苦,從一開始就糾纏著哲學,永遠不會平息。

想一想普羅米修斯竊火的傳說或者亞當偷食智慧果的故事吧,幾乎在一切民族的神話中,智慧都是神的特權,人獲得智慧都是要受懲罰的。在神話時代,神替人解釋一切,安排一切。神話衰落,哲學興起,人要自己來解釋和安排一切了,他幾乎在躊躇滿志的同時就發現了自己力不從心。面對動物或動物般生活著的芸芸眾生,覺醒的智慧感覺到一種神性的快樂。面對宇宙大全,他卻意識到了自己的局限,不得不承受由神性不足造成的痛苦。人失去了神,自己卻並不能成為一個神,或者,用愛默生的話說,只是一個破敗中的神。

所謂智慧的痛苦,主要不是指智慧面對無知所感覺到的孤獨或所遭受到的迫害。在此種情形下,智慧毋寧說是更多地感到一種屬於快樂性質的充實和驕傲。智慧的痛苦來自內在於它自身的矛盾。古希臘哲人一再強調,智慧不是知識,不是博學。再博學的人,他所擁有的也只是對於有限和暫時事物的知識。智慧卻是要把握無限和永恆,由於人本身的局限,這個目標永遠不可能真正達到。

大多數早期哲學家對於人認識世界的能力都持不信任態度。例如,恩培多克勒說,人「當然無法越過人的感覺和精神」,而哲學所追問的那個「全體是很難看見、聽見或者用精神掌握的」。德謨克里特說:「實際上我們絲毫不知道什麼,因為真理隱藏在深淵中。」請注意,這兩位哲學家歷來被說成堅定的唯物論者和可知論者。

說到對人自己的認識,情形就更糟。有人問泰勒斯,世上什麼事最難,他答:「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把哲學的使命限定為「認識你自己」,而他認識的結果卻是發現自己一無所知,於是得出結論「人的智慧微乎其微,沒有價值」,而認識到自己的智慧沒有價值,也就是人的最高智慧之所在了。

當蘇格拉底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時,他所承認無知的並非政治、文學、技術等專門領域,而恰恰是他的本行——哲學,即對世界和人生的底蘊的認識。其實,在這方面,人皆無知。但是,一般人無知而不自知其無知。對於他們,當然就不存在所謂智慧的痛苦。一個人要在哲學方面自知其無知,前提是他已經有了尋求世界和人生之根底的熱望。而他之所以有這尋根究底的熱望,必定對於人生之缺乏根底已經感到了強烈的不安。仔細分析起來,他又必定是在意識到人生缺陷的同時即已意識到此缺陷乃是不可克服的根本性質的缺陷,否則他就不至於如此不安了。所以,智慧從覺醒之日起就包含著絕望。

以愛智慧為其本義的哲學,結果卻是否定智慧的價值,這真是哲學的莫大悲哀。然而,這個結果命中注定,在劫難逃。哲學所追問的那個一和全,絕對,終極,永恆,原是神的同義語,只可從信仰中得到,不可憑人的思維能力求得。除了神學,形而上學如何可能?走在尋求本體之路上的哲學家,到頭來不是陷入懷疑主義,就是倒向神秘主義。在精神史上,蘇格拉底似乎只是荷馬與基督之間的一個過渡人物。神話的直觀式信仰崩潰以後,遲早要建立宗教的理智式信仰,以求給人類生存提供一個整體的背景。智慧曾經在襁褓中沉睡而不知痛苦,覺醒之後又不得不靠催眠來麻痺痛苦,重新沉入漫漫長夜。到了近代,基督教信仰崩潰,智慧再度覺醒並發出痛苦的呼叫,可是人類還能造出什麼新式的信仰呢?

不過,儘管人的智慧有其局限,愛智慧並不因此就屬於徒勞。其實,智慧正是人超越自身局限的努力,唯憑此努力,局限才顯現了出來。一個人的靈魂不安於有生有滅的肉身生活的限制,尋求超越的途徑,不管他的尋求有無結果,尋求本身已經使他和肉身生活保持了一個距離。這個距離便是他的自由,他的收穫。智慧的果實似乎是否定性的:理論上——「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實踐上——「我需要我一無所需」。然而,達到了這個境界,在謙虛和淡泊的哲人胸懷中,智慧的痛苦和快樂業已消融為一種和諧的寧靜了。

人們常說:希臘人尊敬智慧,正如印度人尊敬神聖,意大利人尊敬藝術,美國人尊敬商業一樣;希臘的英雄不是聖者、藝術家、商人,而是哲學家。這話僅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例如,泰勒斯被尊為七賢之首,名望重於立法者梭倫;德謨克里特高齡壽終,城邦為他舉行國葬。但是,我們還可找到更多相反的例子,證明希臘人迫害起哲學家來,其凶狠絕不在別的民族之下。雅典人不僅處死了本邦僅有的兩位哲學家之一——偉大的蘇格拉底,而且先後判處來自外邦的阿那克薩哥拉和亞里士多德死刑,迫使他們逃亡,又將普羅塔哥拉驅逐出境,焚燬其全部著作。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四十餘名弟子,除二人僥倖逃脫外,全部被克羅托內城的市民捕殺。赫拉克利特則差不多是餓死在愛非斯郊外的荒山中的。

希臘人真正崇拜的並非精神上的智者,而是肉體上的強者——運動員。四年一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優勝者不但可獲許多獎金,而且名滿全希臘,乃至當時希臘歷史紀年也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克塞諾芬尼目睹此情此景,不禁提出抗議:「這當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習俗,重視體力過於重視可貴的智慧,乃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這位哲學家平生遭母邦放逐,身世對照,自然感慨系之。僅次於運動員,出盡風頭的是戲劇演員,人們給競賽獲獎者戴上象牙冠冕,甚至為之建造紀念碑。希臘人實在是一個愛娛樂遠勝於愛智慧的民族。然而,就人口大多數言,哪個民族不是如此?古今中外,老百姓崇拜的都是球星、歌星、影星之類,哲學家則難免要坐冷板凳。對此不可評其對錯,只能說人類天性如此,從生命本能的立場看,也許倒是正常的。

令人深思的是,希臘哲學家之受迫害,往往發生在民主派執政期間,通過投票做出判決,且罪名一律是不敬神。哲人之為哲人,就在於他們對形而上學問題有獨立的思考,而他們思考的結果卻要讓從不思考這類問題的民眾來表決,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民主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哲學家卻總是少數,確切地說,總是天地間獨此一人,所需要的恰恰是不服從多數也無須多數來服從他的獨立思考的權利,這是一種超越於民主和專制之政治範疇的精神自由。對哲學家來說,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只存在最好的機遇,即一種權力對他的哲學活動不加干預,至於這權力是王權還是民權好像並不重要。

在古希臘,至少有兩位執政者是很尊重哲學家的。一位是雅典民主制的締造者伯裡克利,據說他對阿那克薩哥拉懷有「不尋常的崇敬和仰慕」,執弟子禮甚勤。另一位是威震歐亞的亞歷山大大帝,他少年時師事亞里士多德,登基後仍盡力支持其學術研究,並寫信表示:「我寧願在優美的學問方面勝過他人,而不願在權力統治方面勝過他人。」當然,事實是他在權力方面空前地勝過了他人。不過,他的確是一個愛智慧的君主。

如果說阿那克薩哥拉和亞里士多德有幸成為王者師,還有若干哲學家則頗得女人的青睞。首創女校和沙龍的阿斯帕西婭是西方自由女性的先驅,極有口才,據說她曾與蘇格拉底同居並授以雄辯術,後來則成了伯裡克利的伴侶。一代名妓拉依斯,各城邦如爭荷馬一樣爭為其出生地,身價極高,她卻甘願無償惠顧第歐根尼。另一位名妓弗裡妮,平時隱居在家,出門遮上面紗,輕易不讓人睹其非凡美貌,卻因傾心於柏拉圖派哲學家克塞諾克拉特之清名,竟主動到他家求宿。伊壁鳩魯的情婦兼學生李昂馨,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妓女。在當時的雅典,這些風塵女子是婦女中文化和情趣的佼佼者,見識遠在一般市民之上,遂能慧眼識哲人。

如此看來,希臘哲學家的境遇倒是值得羨慕的了。試問今日有哪個亞歷山大會師事亞里士多德,有哪個拉依斯會寵愛第歐根尼?當然,你一定會問:今日的亞里士多德和第歐根尼又在哪裡?那麼,應該說,與後世相比,古希臘人的確稱得上尊敬智慧,古希臘不愧是哲學和哲學家的黃金時代。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玩骰子的兒童

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在希臘殖民的伊奧尼亞地區有兩個最著名的城邦,一是米利都,一是愛非斯。這兩個城邦都地處繁榮的港口,盛產商人。然而,它們之所以青史留名,則是因為出產了一個比商人稀有得多的品種——哲人。米利都向人類貢獻了最早的哲學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史稱米利都學派。比較起來,哲學家在愛非斯就顯得孤單,史無愛非斯學派,只有一位愛非斯的赫拉克利特。

這倒適合赫拉克利特的脾氣,他生性孤傲,不屑與任何人為伍。希臘哲學家講究師承,唯獨他前無導師,後無傳承,彷彿天地間偶然蹦出了這一個人。他自己說,他不是任何人的學生,從自己身上就學到了一切。他也的確不像別的哲學家那樣招收門徒,延續譜系。他一定是一個獨身者,文獻中找不到他曾經結婚的蛛絲馬跡。世俗的一切,包括家庭、財產、名聲、權力,都不在他的眼裡。當時愛非斯處在波斯帝國的統治下,國王大流士一世慕名邀他進宮,他回信謝絕道:「我懼怕顯赫,安於卑微,只要這卑微適宜於我的心靈。」其實他的出身一點也不卑微,在愛非斯首屈一指,是城邦的王位繼承人,但他的靈魂更是無比高貴,足以使他藐視人世間一切權力,把王位讓給了他的弟弟。

在赫拉克利特的人際關係中,我們只知道他有過一個好友,名叫赫謨多洛。赫謨多洛是一位政治家,在城邦積極推進恢復梭倫所立法律的事業,結果被愛非斯人驅逐。這件事給赫拉克利特的刺激必定極大,使他對公眾的愚昧和多數的暴力產生了深深的厭惡。針對此事,他悲憤地說:「應該把愛非斯的成年人都吊死,把城邦交給少年人管理,因為他們驅逐了他們中間那個最優秀的人。」也許在這之後,赫拉克利特與全愛非斯人決裂了,過起了離群索居的生活,成了一個隱士。

在愛非斯城郊有一座阿耳忒彌斯神廟,供奉月亮和狩獵女神。赫拉克利特在世時,神廟處在第二次重建中,這項工程歷時一百二十年,終於建成為早期伊奧尼亞式最壯麗的建築、到那時為止全希臘最大的神殿,被後人列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赫拉克利特的隱居所就在這座神廟附近。可以想像,當時由於正在施工,它實際上是一片工地,孩子們便常來這裡玩耍。我們的哲學家也和孩子們一起玩耍,玩得最多的是擲用羊蹠骨做的骰子。在愛非斯人眼裡,一個成年人不幹正事,成天和孩子們一起扔動物骨頭,不啻是瘋子的行徑。於是,全城的人都擁來瞧熱鬧、起哄、嘲笑。這時候,瘋子向喧囂的人群拋出了一句無比輕蔑的話:「無賴,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這豈不比和你們一起搞政治更正當嗎?」阿耳忒彌斯神廟建成後六十餘年即毀於火災,不復存在,而這一句警語卻越過歲月的廢墟,至今仍在我的耳邊迴響。

後來,赫拉克利特越發憤世嫉俗,竟至於不願再看見人類,乾脆躲進了深山,與禽獸為伍,以草根樹皮為食,患了水腫病,在六十歲上死了。

哲學家往往和世俗保持相當遠的距離,站在這距離之外看俗界世相,或者超然而淡漠,或者豁達而寬容。古希臘哲人大多如此,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懶得與俗人較真。蘇格拉底雖然在最後時刻不向俗人屈服,從容就義,但平時的態度十分隨和,最多只是說幾句聰明的挖苦話罷了。哲學家憤世嫉俗,似乎有失哲人風度。在古希臘,常有城邦驅逐哲學家的事發生,然而,像赫拉克利特這樣自我放逐於城邦的情形卻絕無僅有。縱觀西方哲學史,也能找出少數以憤世嫉俗著稱的哲學家,例如叔本華和尼采,但都遠沒有弄到荒山穴居做野人的地步。在古今哲學家中,赫拉克利特實為憤世嫉俗之最。

赫拉克利特顯然是一個有嚴重精神潔癖的人。他雖然鄙棄了貴族的地位和生活,骨子裡卻是一個貴族主義者。不過,他心目中的貴族完全是精神意義上的。在他看來,區分人的高貴和卑賤的唯一界限是精神,是精神上的優秀或平庸。他明確宣佈,一個優秀的人抵得上一萬人。他還明確宣佈,多數人是壞的,只有極少數人是好的。他所說的優劣好壞僅指靈魂,與身份無關。「最美麗的猴子與人相比也是醜陋的。」我從這句話中聽出的意思是:那些沒有靈魂的傢伙,不管在社會上多麼風光,仍是一副醜相。

赫拉克利特生前有諸多綽號,其中之一是「辱罵群眾的人」。他的確看不起芸芸眾生,在保存下來的不多言論中,有好些是譏諷庸眾的。他說:「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麼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便是幸福的」「驢子寧要草料不要黃金」「豬在污泥中取樂」。通常把這些話的含義歸結為價值的相對性,未免膚淺。當他說著這些話的時候,他顯然不只是在說牛、驢子和豬,而一定想到了那些除了物質享樂不知幸福為何物的人。庸眾既不諳精神的幸福,亦沒有真正的信仰。他們的所謂信仰,不過是世俗的慾望加上迷信,祭神時所祈求的全是非常實在的回報。即使真有神存在,也絕不會如俗人所想像,能夠聽見和滿足他們的世俗慾望。看到人們站在神殿裡向假想的神祈禱,赫拉克利特覺得他們就像在向房子說話一樣愚蠢可笑。他是最早把宗教歸於個人內心生活的思想家之一,宣稱唯有「內心完全淨化的人」才有真信仰,這樣的人擯棄物質的祭祀,僅在獨處中與神交流。

最使赫拉克利特憤恨的是庸眾的沒有頭腦。「多數人對自己所遇到的事情不做思考,即使受到教訓後也不明白,雖然自以為明白。」人們基本上是人云亦云,「相信街頭賣唱的人」,受意見的支配,而意見不過是「兒戲」。更可悲的是,在普遍的無知之中,人們不以無知為恥,反以為榮。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的人,他們腦中只有一些流行的觀念和淺薄的常識,偏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中當作創見宣佈出來。彷彿是針對他們,赫拉克利特說:「掩蓋自己的無知要比公開表露好些。」理由不言而喻:無知而謙卑表明還知恥,無知而狂妄則是徹頭徹尾的無恥了。

在赫拉克利特看來,多數人的靈魂是蒙昧的。不過,公平地說,他倒並不認為先天就是如此。他明確地說:「理性能力是靈魂所固有的」,「人人都有認識自己和健全思考的能力」。然而,人們不去發展靈魂中這種最寶貴的能力,運用它認識世界的真理,反而任其荒廢,甘願生活在內部和外部的黑暗之中。靈魂蒙昧的人如同行屍走肉,用一句諺語來說,便是「人雖在場卻不在場」,在場的只是軀體,不在場的是靈魂。沒有靈魂的引導,眼睛和耳朵就成了壞的見證,只會對真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他們既不懂得怎樣聽,也不懂得怎樣說」,「即使聽見了,也不理解,就像聾子一樣」。上帝不給你頭腦倒也罷了,可恨的是給了你頭腦而你偏不用,仍像沒有頭腦一樣地活著。赫拉克利特實在是恨鐵不成鋼。鐵本來是可以成為鋼的,所以才恨鐵不成鋼,沒有人會恨廢料不成鋼。可是,看來許多鐵已與廢料無異,不可能成為鋼了。赫拉克利特經常用醒和睡做譬。舉目四望,他是唯一的醒者,眾人皆昏睡,喚也喚不醒。最後,他終於絕望了,拋棄了這些昏睡者,也拋棄了人類。

赫拉克利特不但蔑視群眾,還蔑視在他之前和與他同時的所有哲學家。倘若他活到今天,我相信他還會蔑視在他之後的絕大多數哲學家。在他眼裡,希臘自荷馬以來幾乎沒有一個智慧的人。在說出「博學不能使人智慧」這句名言之後,他把赫西奧德、畢達哥拉斯、克塞諾芬尼舉作了例子。聽了許多同時代人的講演,他斷定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何為智慧。那麼,究竟什麼是智慧呢?他說就是「認識那駕馭一切的思想」,簡要地說,就是「認識一切是一」。這聽起來好像一點也不新鮮。尋找多中之一,原是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自泰勒斯以來,包括被他舉作不智慧典型的畢達哥拉斯、克塞諾芬尼在內,哲學家們都在做這件事。赫拉克利特的獨特之處在哪裡?

一切皆變,生命無常,這是人類生存所面臨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給人類生存的意義打上了問號,而人類之所以需要哲學,正是為了擺脫這個問號。絕大多數哲學家的辦法是,在變易背後尋找一個不變的東西,名之為本原、本體、實體、本質等等,並據此把變易貶為現象。正是在這一點上,赫拉克利特顯示了他的與眾不同。他對變易極其敏感,任何靜止的假象都騙不了他,他眼中的世界是一條永不停息的河流,人不能兩次踏進去,甚至不能一次踏進去,因為在踏進的瞬間它已發生變化。他不但看見變易,而且相信感官的證據,也只承認變易。即使從整體上把握,世界也仍是一個無始無終的變化過程。變是唯一的不變之事,在變的背後並不存在一個不變之物。所謂「一切是一」中的「一」,不是一個超越於變化的實體,而就是這個永恆的變化過程。當赫拉克利特用「永恆的活火」來稱呼這個過程時,應該說是找到了一個確切的象徵。火不是實體,而是燃燒和熄滅、作用和過程。「永恆的活火」就是永恆的變易,無始無終的創造和毀滅。總之,變易是世界的唯一真理,除了變易,別無所有。

可是,對人類來說,這樣一種世界觀豈不太可怕了一些?如果變易就是一切,世界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一個我們可以寄予希望的彼岸,我們如何還有生活下去的信心?一個人持有這樣的世界觀,就不可避免地會厭世,看破一切暫時之物的無價值。赫拉克利特也許就是這樣。我聽見他說出了一句冷酷的話:「時間是一個玩骰子的兒童,兒童掌握著王權!」如此看來,當他在阿耳忒彌斯神廟旁和孩子們一起玩骰子時,他哪裡是在遊戲,簡直是在從事一種「行為哲學」。我彷彿看見他以鄙夷的目光望著圍觀的愛非斯人,又越過圍觀者望著人類,冷笑道:人類呵,你們吃著、喝著、繁殖著、傾軋著,還搞什麼政治,自以為是世界的主人,殊不知你們的命運都掌握在一個任性的孩子手裡,這孩子就是時間,它像玩骰子一樣玩弄著你們的命運,使你們忽輸忽贏,乍悲乍喜,玩厭了一代人,又去玩新的一代,世世代代的人都要被它玩弄,被它拋棄……

然而,對於這同一句話,有一個哲學家聽出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意思。跨越兩千多年的時空,尼采在赫拉克利特這裡找到了他的唯一的哲學知己。他相信,當赫拉克利特和頑童們遊戲時,心中所想的是宇宙大頑童宙斯的遊戲。作為永恆變易過程的宇宙,它就是一個大頑童,創造著也破壞著,創造和破壞都是它的遊戲,它在萬古歲月中以這遊戲自娛。我們如果感受到了它的遊戲的快樂,就不會為生存的短暫而悲哀了。一切暫時之物都是有價值的,按照尼采的說法,即是審美的價值,因為孩子在遊戲時就是藝術家,遊戲的快樂就是審美的快樂。

有道理嗎?也許有一點。永恆的活火對於我們的生存既是判決,又是辯護。它判決我們的生存注定是暫時的,斷絕了通往永恆的一切路徑。同時,正因為它廢除了彼岸,也就宣告無須等到天國或來世,就在此時此刻,我們的生存已經屬於永恆,是宇宙永恆變易過程的一個片段。然而,即便如此,做永恆活火的一朵瞬間熄滅的火苗,這算什麼安慰呢?事實上,我在赫拉克利特身上並沒有發現所謂的審美快樂,毋寧說他是冷漠的。他超出人類無限遠,面對人類彷彿只是面對著幻象,以至於尼采也把他比喻為「一顆沒有大氣層的星辰」。對我來說,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觀是可信而不可愛的,因為我不可能成為玩骰子的宇宙大頑童本人,又不甘心只在它某一次擲骰子的手勢中旋生旋滅。

「那個在德爾斐廟裡發佈讖語的大神既不挑明,也不遮掩,而只是用隱喻暗示。」赫拉克利特如是說。其實他自己與阿波羅神有著相同的愛好。

赫拉克利特著述不多,據說只有一部,不像後來的希臘哲學家,幾乎個個是寫作狂,作品清單一開百八十部。流傳下來的則更少,皆格言式,被稱為殘篇,但我相信那就是他本來的寫作形式。大約因為料定無人能讀懂,他把作品藏在阿耳忒彌斯神廟裡,秘不示人。身後不久,這些作品流散開來,使他獲得了晦澀哲人的名號。蘇格拉底讀到過,承認自己只讀懂了一部分,但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寶藏,對歐裡庇得斯說,若要領會其中妙處,就必須「像一個潛水探寶者那樣深入到它的底部去」。亞里士多德也讀到過,他的嚴格的修辭學頭腦卻接受不了這些神諭式的文字,抱怨讀不懂甚至無法斷句。

從保存下來的文字看,其實不可一概而論。其中,有一些十分通俗明白,例如:「不要對重要的事情過早下判斷」「獲得好名譽的捷徑是做好人」「在變化中得到休息,服侍同一個主人是疲勞的」。有一些言簡意賅,耐人尋味,例如:「我尋找過我自己」「性格就是命運」。還有一些就很費猜測了,例如:「靈魂在地獄裡嗅著」「凡是在地上爬行的東西,都被神的鞭子趕到牧場上去」。其間明晦的差別,顯然是因為話題的不同,本來簡單的就不要故弄玄虛,本來深奧的就無法直白。不過,無論哪一種情況,我們都看到,共同的特點是簡練。第歐根尼·拉爾修輯錄的赫氏言行是後世瞭解這位哲學家的最主要來源之一,他雖也談及了人們對其文風的非議,但仍讚揚道:「他的表達的簡潔有力是無與倫比的。」這是公正的評價,在相當高程度上至今仍然適用。我們至少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看作西方哲學中格言體的始祖,而把奧勒留、帕斯卡、尼采等人看作他的優秀的繼承者。

就哲學寫作而言,我認為簡練是一個基本要求。簡練所追求的正是不晦澀,即用最準確因而也就是最少而精的語言表達已經想清楚的道理。無能做到簡練,往往是因為思想本來不清晰,或者缺乏捕捉準確語言的能力,於是不得不說許多廢話。更壞的是故弄玄虛,用最複雜的語言說最貧乏的內容,雲山霧罩之下其實空無一物,轉彎抹角之後終於撲了一空。然而,在不動腦子的讀者眼裡,簡練很容易被看作晦澀。這也正是赫拉克利特的命運。簡練之所以必要,理由之一恰恰是要讓這樣的讀者看不懂,防止他們把作者的深思熟慮翻譯成他們的日常俗見。一個珍愛自己思想的哲學家應該這樣寫作:一方面,努力讓那些精緻的耳朵聽懂每一句話;另一方面,絕不為了讓那些粗糙的耳朵聽懂——它們反正聽不懂——而多說一句不必要的話。如此寫出的作品,其風格必是簡練的。

在涉及某些最深奧的真理時,晦澀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赫拉克利特說:「自然喜歡躲藏起來。」這句話本身是隱喻,同時也闡釋了隱喻的理由。我從中聽出了兩層含義:第一,自然是頑皮的,喜歡和尋找它的人捉迷藏;第二,自然是羞怯的,不喜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在接近自然的奧秘時,一個好的哲人應當懷有兩種心情,既像孩子一樣天真好奇,又像戀人一樣體貼小心。他知道真理是不易被捉到,更不可被說透的。真理躲藏在人類語言之外的地方,於是他只好說隱喻。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

公元前399年春夏之交某一天,雅典城內,當政的民主派組成了一個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審理一個特別的案件。被告是哲學家蘇格拉底(前469—前399),此時年已七十,由於他常年活動在市場、體育場、手工作坊等公共場所,許多市民都熟悉他。審理在當天完成,結果是他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的罪名被判處死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怪誕的一頁,一個人僅僅因為他勸說同胞過更好的生活,就被同胞殺害了。雅典是哲學的聖地,但看來不是哲學家的樂園,出身本邦的哲學家只有兩個,蘇格拉底被處死,年輕的柏拉圖在老師死後逃到了國外。這又是人類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一個人寧死不放棄探究人生真理的權利,為哲學殉難,證明了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高度。正因為出了蘇格拉底,雅典才不愧是哲學的聖地。

多虧柏拉圖的生花妙筆,把當年從審判到執行的整個過程栩栩如生地記述了下來,使我們今天得以領略蘇格拉底在生命最後時刻的哲人風采。柏拉圖師從蘇格拉底十年,當時二十八歲,審判時在場,還上台試圖為老師辯護,法官嫌他年輕把他轟了下來。評家都承認,柏拉圖太有文學才華,記述中難免有虛構的成分。他大約早就開始記錄老師的言論,據說有一次朗讀給蘇格拉底聽,蘇格拉底聽罷說道:「我的天,這個年輕人給我編了多少故事!」儘管如此,評家又都承認,由於他自己是大哲學家,能夠理解老師,他的證詞遠比色諾芬所提供的可靠。色諾芬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但毫無哲學天賦,審判時又不在場,老師死後,深為扣在老師頭上的兩個罪名苦惱,要替老師洗清,在回憶錄中把蘇格拉底描繪成一個虔敬守法的平庸之輩。英國學者伯奈特說:「色諾芬為蘇格拉底做的辯護實在太成功了,如果蘇格拉底真是那個樣子,就絕不會被判死刑。」英國哲學家羅素彷彿從中吸取了教訓,表明態度:「如果需要讓人複述我的話,我寧願選一個懂哲學的我的死敵,而不是一個不懂哲學的我的好友。」不過他倒不必有這個擔憂,因為雖然蘇格拉底述而不作,卻驚人地多產,哪裡還有別人複述的餘地。

現在,我們主要依據柏拉圖的記述,在若干細節上參考色諾芬的回憶,來察看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原告有三人。跳在台前的是無名詩人美勒托,長一根鷹鉤鼻,頭髮細長,鬍鬚稀疏,一看就是個愛惹是生非的傢伙。還有一個無名演說家,名叫萊康。實際主使者是皮匠安尼圖斯,一個活躍的政客,終於當上了民主政權二首領之一。他的兒子是蘇格拉底的熱心聽眾,常常因此荒廢皮革作業,使他十分惱火。在他政壇得勢之後,蘇格拉底曾挖苦他說:「現在你用不著再讓兒子做皮匠了吧。」這更使他懷恨在心,遂唆使美勒托提起訴訟。事情的起因看上去小得不能再小,似乎是個別人洩私憤,何以竟能夠掀起偌大波瀾,終於要了蘇格拉底的命?

其實,安尼圖斯之流惱恨蘇格拉底,多少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緒。蘇格拉底喜在公共場所談論哲學,內容多為質疑傳統的道德、宗教和生活方式,聽眾又多是像安尼圖斯的兒子這樣的青年。雅典的市民是很保守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本分,繼承父業,過安穩日子。像蘇格拉底這樣整天招一幫青年談論哲學,不務正業,在他們眼裡就已經是敗壞青年了,因此,一旦有人告狀,他們很容易附和。當然,把一個哲學家——不管是不是蘇格拉底——交給幾百個不知哲學為何物的民眾去審判,結局肯定凶多吉少。

蘇格拉底之處於劣勢,還有一層原因,便是在場的審判員們早在年少時就聽慣流言,形成了對他的成見。他對此心中有數,所以在申辯一開始就說,那些散佈流言的人是更可怕的原告,因為他們人數眾多,無名無姓,把他置於無法對質卻又不得不自辯的境地。他說他只知道其中有一個喜劇作家,他未點名,不過誰都明白是指阿里斯托芬。二十四年前,阿里斯托芬在喜劇《雲》中把蘇格拉底搬上舞台,刻畫成一個滿口胡謅天體理論的自然哲學家和一個教青年進行可笑詭辯的智者。在觀眾心目中,前者所為正是不敬神,後者所為正是敗壞青年,二者合併成醜化了的蘇格拉底形象。真實的蘇格拉底恰與二者有別,他把哲學從天上引回了人間,從言辭引向了實質,但觀眾哪裡顧得上分辨。蘇格拉底是阿里斯托芬的朋友,當年喜劇上演時,他還去捧場,台上的蘇格拉底出場,觀眾席上的他湊趣地站起來亮相,實在憨得可以。他和阿里斯托芬大約都沒有料到,愛看戲不愛動腦子的老百姓會把戲說當真,以訛傳訛,添油加醋,終於弄到使他有口莫辯的地步。

平心而論,在審判之初,無論三個原告,還是充當判官的民眾,都未必想置蘇格拉底於死地。他們更希望的結果毋寧是迫使蘇格拉底屈服,向大家認錯,今後不再聚眾談論哲學,城邦從此清靜。可是,蘇格拉底彷彿看穿了他們的意圖,偏不示弱,以他一向的風格從容議論,平淡中帶著譏刺,雄辯而又詼諧。這種人格上和智力上的高貴真正激怒了聽眾,他申辯時,審判席上一陣陣騷動,矛盾越來越激化。

蘇格拉底大約一開始就下定了赴死的決心。美勒托準備起訴的消息傳開,有同情者見他毫不在乎,行為無異於往常,便提醒他應該考慮一下如何辯護,他回答:「難道你不認為我一生都在做這件事,都在思考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非正義,在實行正義和避免非正義,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做嗎?」他的確用不著準備,只需在法庭上堅持他一貫的立場就行了。當然,他完全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他比原告和法官更清醒地預見到了結局,審判實質上是遵照他的意志進展的。他胸有成竹,一步步把審判推向高潮,這高潮就是死刑判決。

按照程序,審判分兩段。第一段是原告提出訟詞,被告提出辯護,審判員投票表決是否有罪。在這一段,蘇格拉底回顧了自己從事街頭哲學活動的起因和經歷,斷言這是神交給他的使命。人們的憤恨本來就集中在這件事上,倘若他想過關,至少該稍稍顯示靈活的態度,他卻一點餘地不留,宣佈道:「神派我一生從事哲學活動,我卻因怕死而擅離職守,這才荒謬。雅典人啊,我敬愛你們,可是我要服從神過於服從你們。只要我一息尚存,就決不放棄哲學。」他把自己比作一隻牛虻,其職責是不停地叮咬人們,喚醒人們,使人們對專注於錢財和榮譽、不在意智慧和靈魂的生活感到羞愧。

原則不肯放棄,還有一個方法能夠影響判決。按雅典的慣例,被告的妻兒可以到庭懇求輕判,這種做法往往有效。蘇格拉底有妻子,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還年幼,但他不讓他們到庭。他不屑於為此,諷刺說:「我常見有聲望的人受審時做出這種怪狀,演這種可憐戲劇,他們是邦國之恥。」投票的結果是以二百八十一票比二百二十票宣告他有罪。票數相當接近,說明在場不少人還是同情他的。

審判進入第二段,由原告和被告提議各自認為適當的刑罰,審判員進行表決,在二者中擇一。美勒托提議判處死刑。蘇格拉底說:「我提議用什麼刑罰來代替呢?像我這樣對城邦有貢獻的人,就判我在專門招待功臣和貴賓的國賓館用餐吧。」說這話是存心氣人,接下來他有些無奈地說:我每日討論道德問題,省察自己和別人,原是於人最有益的事情,可是一天之內就判決死刑案件,時間太短,我已無法讓你們相信一個真理了,這個真理就是「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

要逃避死刑,有一個通常的辦法,就是自認充分的罰款。只要款額足夠大,審判員往往寧願選擇罰款而不是死刑。說到這一層,蘇格拉底表示,他沒有錢,或許只付得起一個銀幣。這是事實,他荒廢職業,整日與人談話,又從不收費,怎能不窮。不過,他接著表示,既然在場的柏拉圖、克裡托等人願為他擔保,勸他認三十個銀幣,他就認這個數吧。這個數也很小,加上他的口氣讓人覺得是輕慢法庭,把審判員們有限的同情也消除了。人們終於發現,最省事的辦法不是聽他的勸反省自己,而是把這個不饒人的傢伙處死。

判決之後,蘇格拉底做最後的發言。他說:我缺的不是言辭,而是厚顏無恥,哭哭啼啼,說你們愛聽的話。你們習慣看到別人這樣,但這種事不配我做。「逃死不難,逃罪惡難,罪惡追人比死快。我又老又鈍,所以被跑慢的追上;你們敏捷,所以被跑快的追上。我們各受各的懲罰,合當如此。」然後,又以他特有的反諷委託判官們一件事,「我兒子長大後,如果關注錢財先於德行,沒有出息而自以為有出息,請責備他們,一如我之責備你們。」這篇著名辯詞用一句無比平靜的話結束:「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每年的德利阿節,雅典政府要派出朝聖團乘船渡海,去阿波羅誕生地德洛斯祭祀,法律規定朝聖團未返回就不得行刑。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是在船出發的第二天進行的,因此他必須在監獄裡等候一些日子。趁著船沒有回來,讓我們就近觀察一下這位哲學家,回顧一下他的身世和行狀。

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的奇特長相。雖然他生在雅典,卻完全不像是一個希臘人。他有一張扁平臉,一個寬大的獅鼻,兩片肥厚的嘴唇。這張臉醜得如此與眾不同,以至於一個會看相的異邦人路過雅典,看見了他,當面說他是一個怪物。他有一個大肚子,但身體壯實,與人談話時總是側低著頭,目光炯炯,像一頭公牛。

他出身貧賤,父親是雕刻匠,母親是接生婆。子承父業,他自己年輕時也以雕刻為業,據說雅典衛城入口處的美惠女神群像就是他的作品。不過,他對這門行業頗有微詞,嘲笑雕刻匠盡力把石塊雕刻得像人,在自己身上卻不下功夫,結果使自己看上去像是石塊而不是人了。為了維持起碼的生計,他大約仍不免要雕刻石塊,但更多的時候幹起了雕刻人的靈魂的行當。在相同的意義上,他還繼承了母業,樂於做思想的接生婆。

不像當時和後來的許多哲學家抱定獨身主義,他在婚姻問題上倒是隨大流的,而且娶了兩個老婆。第一個老婆克珊西帕為他生有一子,後來,據說是因為戰爭,雅典人口銳減,當局允許討小老婆,他又娶法官的女兒密爾多,再得二子。克珊西帕是有名的潑婦,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是,一次在蘇格拉底挨了一頓臭罵之後,克珊西帕又把一盆髒水扣在他的頭上,而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自嘲道:「我不是說過,克珊西帕的雷聲會在雨中結束?」他如此解釋與悍婦相處的好處:一旦馴服了烈馬,別的馬就好對付了;與克珊西帕在一起,他學會了調整自己,從而可以適應任何人。其實他心裡明白,和他這樣一個不顧家計的人過日子,當妻子的並不容易,所以常常在挨罵後承認罵得有理。他是通情達理的,大兒子忍受不了母親的壞脾氣,向他抱怨,他總是站在母親的立場上好言規勸。

蘇格拉底的家境必定十分清貧。他在法庭上說:「多少年來,我拋開自己的一切事務,只為你們忙,不取報酬,我的貧窮就是證據。」這一點無可懷疑。他自稱「業餘哲學研究者」,與人談話只是出於愛好,任何人想聽就聽,自己不要老師的身份,所以也就不收費。當時一班智者靠哲學賺錢,他對此感到震驚,說自稱教導德行的人怎麼能索取金錢為報酬。他也絕不收禮,認為一個人向任何人收取金錢,就是給自己樹立了一個主人,把自己變成了奴隸。對於來自顯貴和國王的邀請及禮物,他一概拒絕。一個有錢有勢的崇拜者要送他一大塊地蓋房,他問道:「假如我需要一雙鞋子,你為此送給我一整張獸皮,而我竟然接受,豈不可笑?」其實他連鞋子也不需要,無論冬夏都光著腳丫,穿一件破衣。這也許有窮的原因,但更多是為了鍛煉吃苦耐勞的能力。

蘇格拉底的學生安提西尼創立犬儒哲學,主張把物質需要減到最低限度,以求獲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這個思想實際上肇始於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常說,別人是為了吃而活,他是為了活而吃。他偶爾也出席朋友們的宴會,而且酒量無敵,但平時節制飲食,討厭大吃大喝。荷馬史詩《奧德修紀》中的女巫喀耳刻用巫術把俄底修斯的同伴們變成了豬,他提出歪解:喀耳刻是通過大擺宴席把人變成豬的。有一天,他逛雅典市場,看完後歎道:「原來我不需要的東西有這麼多啊!」智者安提豐問他:「哲學家理應教人以幸福,你卻吃最粗陋的食物,穿最襤褸的衣服,豈不是在教人以不幸嗎?」他答道:「正相反,一無所需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於神。」

不過,他雖然鄙視物質,卻十分注意鍛煉身體。其實二者都是為了做身體的主人,使它既不受物慾牽制,又能應付嚴酷的環境。每天早晨,他都去體育場鍛煉,身體健壯超於常人。雅典流行了好幾場瘟疫,他是唯一沒有被感染的人。他的後半生在長達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度過,參加過三次戰役,他的強壯體魄——當然,還有他的勇敢——在戰爭環境中顯出了優勢。據當時與他一起參戰的青年阿爾基比亞德回憶,他的身體具有驚人的適應能力,食品匱乏時比誰都能忍饑,供應充足時又比誰都吃得多。酷寒中,別人皆以毛氈裹身,他卻光腳走在冰上。一次戰敗,全軍潰逃,只有他一人從容撤退。他是重裝步兵,身上掛滿輜重,「昂首闊步,斜目四顧」,一看就不是好惹的,敵人也就不敢惹他。他還單獨殺進重圍,救出受傷的阿爾基比亞德,事後頒獎,又把獎章讓給了阿爾基比亞德。

作為一個哲學家,蘇格拉底抱定宗旨,不參與政治。然而,一旦違心地被捲入,他必站在一個正直公民的立場上堅持正義。六十三歲時,他曾代表本族人進入元老院,且在某一天值班當主席。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做「官」。當時,雅典海軍打了一個勝仗,撤退時,因狂風突起,未能收回陣亡士兵的屍體,人民群情激憤,要求集體判處為首的十將軍死刑。就在他當主席的那一天,這個提案交到法庭,他冒犯眾怒予以否決。可惜第二天別人當主席,十將軍仍不免於死。若干年後,僭主上台,命他和另外四人去捉一個富翁來處死,別人都去了,唯有他抗命。

由上面勾畫的輪廓,我們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具有自製、厚道、勇敢、正直等種種一般人也都稱道的美德,這樣一個人應該是人緣很好的。最後竟至於遇難,看來只能歸因於他喜談哲學了,似乎全是那張嘴惹的禍。那麼,我們且看那張嘴究竟說了些什麼,會惹下殺身之禍。

按照西塞羅的說法,蘇格拉底是第一個將哲學從天上召喚到地上來的人,他使哲學立足於城邦,進入家庭,研究人生和道德問題。這個評價得到了後世的公認。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從泰勒斯到阿那克薩哥拉,關心的是宇宙,是一些自然哲學家和天文學家。據他自述,他年輕時也喜歡研究自然界,後來發現自己天生不是這塊料。所謂不是這塊料,大約不是指能力,應是指氣質。他責問那些眼睛盯著天上的人,他們是對人類的事情已經知道得足夠多了呢,還是完全忽略了。他主張,研究自然界應限於對人類事務有用的範圍,超出這個範圍既不值得,也不應該。之所以不應該,是因為人不可去探究神不願顯明的事,違背者必受懲罰,阿那克薩哥拉就因此喪失了神智。

蘇格拉底的思想發生根本轉折,是在四十歲上下的時候。他在申辯中談到了轉折的緣由。有一回,他少年時代的朋友凱勒豐去德爾斐神廟求神諭,問是否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智慧,神諭答覆說沒有。他聞訊大驚,認為不可能,為了反駁神諭,訪問了雅典城內以智慧著稱的人,包括政客、詩人、手工藝人。結果發現,這些人都憑借自己的專長而自以為是,不知道自己實際上很無知。於是他明白了:同樣是無知,他們以不知為知,我知道自己一無所知,在這一點上我的確比他們智慧。由此進一步悟到,神諭的意思其實是說:真正的智慧是屬於神的,人的智慧微不足道,在人之中,唯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這個道理的人才是智慧的。從此以後,他便出沒於公共場所,到處察訪自以為智的人,盤問他們,揭露其不智,以此為神派給他的「神聖的使命」。「為了這宗事業,我不暇顧及國事家事;因為神服務,我竟至於一貧如洗。」而一幫有閒青年和富家子弟也追隨他,效仿他這樣做,使他得了一個蠱惑青年的壞名聲。

蘇格拉底盤問人的方式是很氣人的。他態度謙和,彷彿自己毫無成見,只是一步一步向你請教,結果你的無知自己暴露了出來。這往往使被問的人十分狼狽。欣賞者說,他裝傻,其實一大肚子智慧。怨恨者說,他是虛假的謙卑。常常有人忍無可忍,把他揍一頓,甚至扯掉他的頭髮,而他從不還手,耐心承受。最氣人的一點是,他總是在嘲笑、質問、反駁別人,否定每一個答案,但是,直到最後,他也沒有拿出一個自己的答案來。確有許多人向他提出了這一責備,並為此發火。他對此的辯解是:「神迫使我做接生婆,但又禁止我生育。」這一句話可不是自謙之詞,而是準確地表達了他對哲學的功能的看法。

上面說到,蘇格拉底是從自知其無知開始他特有的哲學活動的。其實,在他看來,一切哲學思考都應從這裡開始。知道自己一無所知,這是愛智慧的起點。對什麼無知?對最重要的事情,即靈魂中的事情。人們平時總在為伺候肉體而活著,自以為擁有的那些知識,說到底也是為肉體的生存服務的。因此,必須向人們大喝一聲,讓他們知道自己對最重要的事情其實一無所知,內心產生不安,處於困境,從而開始關心自己的靈魂。「認識你自己」——這是銘刻在德爾斐神廟上的一句箴言,蘇格拉底用它來解說哲學的使命。「認識你自己」就是認識你的靈魂,因為「你自己」並不是你的肉體,而是你的靈魂,那才是你身上的神聖的東西,是使你成為你自己的東西。

靈魂之所以是神聖的,則因為它是善和一切美德的居住地。因此,認識自己也就是要認識自己的道德本性。唯有把自己的道德本性開掘和實現出來,過正當的生活,才是作為人在生活。美德本身就是幸福,無須另外的報償。惡人不能真正傷害好人,因為唯一真正的傷害是精神上的傷害,這只能是由人自己做的壞事造成的。在斯多亞派那裡,這個德行即幸福的論點發展成了全部哲學的基石。康德用道德法則的存在證明人能夠為自己的行為立法,進而證明作為靈魂的人的自由和尊嚴,這個思路也可在蘇格拉底那裡找到淵源。

人人都有道德本性,但人們對此似乎懵懂不知。蘇格拉底經常向人說:讓一個人學習做鞋匠、木匠、鐵匠,人們都知道該派他去哪裡學,讓一個人學習過正當的生活,人們卻不知道該把他派往哪裡了。這話他一定說過無數遍,以至於在三十僭主掌權時期,政府強令他不許和青年人談論,理由便是「那些鞋匠、木匠、鐵匠什麼的早已經被你說爛了」。其實他是在諷刺人們不關心自己的靈魂,因為在他看來,該去哪裡學習美德是清清楚楚的,無非仍是去自己的靈魂中。原來,靈魂中不但有道德,而且有理性能力,它能引領我們認識道德。人們之所以過著不道德的生活,是因為沒有運用這個能力,聽任自己處在無知之中。在此意義上,無知就是惡,而美德就是知識。

至於如何運用理性能力來認識道德,蘇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辯證法,亦即亞里士多德視之為他的主要貢獻的歸納論證和普遍性定義。比如說,他問你什麼是美德,你舉出正義、節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問你,你根據什麼把這些不同的東西都稱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們的共性,尋求美德本身的定義。為了界定美德,你也許又必須談到正義,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種來定義整個美德。所有這類討論幾乎都不了了之,結果只是使被問者承認對原以為知道的東西其實並不知道,但蘇格拉底也未能為所討論的概念下一個滿意的定義。從邏輯上說,這很好解釋,因為任何一個概念都只能在關係中被界定,並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純粹概念。但是,蘇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著這樣的概念,至少存在著純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終極根源和目標。

現在我們可以解釋蘇格拉底式辯證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實際上是想告訴人們,人心固有向善的傾向,應該把它喚醒,循此傾向去追尋它的源頭。然而,一旦我們這樣做,便會發現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達那個源頭。只有神能夠認識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個方向追尋。因此,蘇格拉底說: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說是愛智慧的。不過,能夠追尋就已經是好事,表明靈魂中有一種向上的力量。愛智慧是潛藏在人的靈魂中的最寶貴特質,哲學的作用就是催生這種特質。這便是蘇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義。但哲學家不具備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後的答案,所以他又說神禁止他生育。

蘇格拉底所尋求的普遍性定義究竟是觀念還是實存,他所說的神究竟是比喻還是實指,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不想在這裡討論。在我看來,其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無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決的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即怎樣正當地生活。宗教家斷言神的絕對存在,哲學家則告訴我們,不管神是否存在,我們都要當作它是存在的那樣生活,關心自己的靈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視生活的意義遠過於生活本身。

現在讓我們回到被判了死刑的蘇格拉底身邊,他已經在獄中待了快一個月了。在此期間,他生活得平靜而愉快,與平時沒有一點不同。在生命的最後時日,他還突發了文藝的興趣,把伊索寓言改寫成韻文,寫了一首阿波羅頌詩。許多富裕朋友想出資幫助他逃亡,均被拒絕,他問道:「你們是否知道有什麼死亡不會降臨的地方?」一個崇拜者訴說:「看到你被這樣不公正地處死,我太受不了。」他反問:「怎麼,難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處死嗎?」

監禁第二十八天,有人看見那艘催命船已經開過了附近一個城市,他的老朋友克裡托得到消息,天不亮就來到監獄,看見他睡得很香。等他醒來,克裡托做最後的努力,勸他逃亡。他舉出了種種理由,諸如別人會怪自己不盡力,使自己名譽受污,你遺下孤兒,未盡為父的責任,等等,皆被駁斥。蘇格拉底強調,雖然判決是不公正的,但逃亡是毀壞法律,不能以錯還錯,以惡報惡。

第三十天,行刑的通知下達,若干最親近的朋友到獄中訣別。克珊西帕抱著小兒子,正坐在蘇格拉底身邊,看見來人,哭喊起來:「蘇格拉底啊,這是你和朋友們的最後一次談話了!」蘇格拉底馬上讓克裡托找人把她送走。然後,他對朋友們說:「我就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談談那邊的事,現在正是時候,也是現在可做的最合適的事。」整篇談話圍繞著死亡主題,大意是——

哲學就是學習死,學習處於死的狀態。真正的哲學家一直在練習死,訓練自己在活著時就保持死的狀態,所以最不怕死。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死無非是靈魂與肉體相脫離,而哲學所追求的正是使靈魂超脫肉體。靈魂不受肉體包括它的慾望和感覺的糾纏,在平靜中生存,只用理性追求真理,它的這種狀態就叫智慧。不過,活著時靈魂完全超脫肉體是不可能的,所以得不到純粹的智慧,唯有死後才能得到。

轉述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提出一個疑問:上述見解要成立,前提是靈魂不隨肉體一同死亡,蘇格拉底相信靈魂不死嗎?似乎是相信的,他做了種種論證,包括:生死互相轉化,靈魂若死滅就不能再轉為生;認識即回憶,證明靈魂在出生之前已存在;靈魂佔有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才有生命,可知靈魂與死不相容。接著他大談靈魂的修煉、輪迴和業報,哲學家的靈魂已經修煉得十分純潔,因此死後將與天神交往。很難相信這是蘇格拉底本人的思想,恐怕多半是柏拉圖從東方教義中聽來而安在老師頭上的。法庭申辯時的一句話透露了蘇格拉底的真實想法:「沒有人知道死後的情形,大家卻怕死,彷彿確知死是最壞境界。我本人決不害怕和躲避好壞尚不知的境界過於明知是壞的境界。」我們至少可以相信,他是懷著快樂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人們常把天鵝的絕唱解釋為悲歌,他卻說,它們是預見到另一個世界的幸福就要來臨,所以唱出了生平最歡樂的歌。他的臨終談話正是一曲天鵝的絕唱。

最後的時刻來臨了。克裡托問他:「我們怎麼葬你?」他答:「如果你能抓住我,隨你怎麼葬。」然後對其餘人說:「他以為我只是一會兒就要變成屍體的人,還問怎麼葬我。喝下了毒藥,我就不在這裡了。」說完便去洗澡,回來後,遵照獄吏的囑咐喝下毒藥。眾人一齊哭了起來,他責備道:「你們這些人真沒道理。我把女人都打發走,就為了不讓她們做出這等荒謬的事來。」在嚥氣前,他說了最後一句話:「克裡托,別忘了向醫藥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獻祭一隻公雞。」這個喜嘲諷的靈魂在脫離他所蔑視的肉體之際,還忍不住要與司肉體治療的神靈開一個玩笑。

蘇格拉底的悲劇就此落下帷幕,柏拉圖在劇終致辭:「在我們所認識的人中,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的確,不管人們對他的學說做何評價,都不能不承認他為後世樹立了人生追求上和人格上的典範。據說在他死後,雅典人懺悔了,給他立了雕像,並且處死了美勒托,驅逐了安尼圖斯。也有人指出,所謂懲處了控告者純屬捏造。不過,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讓我們記住蘇格拉底的遺訓,關心自己的靈魂,度一個有價值的人生。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不要擋住我的陽光

公元前323年的某一天,亞歷山大大帝在巴比倫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三歲。同一年,第歐根尼(約前404—約前323)在科林斯壽終正寢,享年八十一。這兩人何其不同:一個是武功赫赫的世界征服者,行宮遍佈歐亞,被萬眾呼為神;另一個是靠乞討為生的窮哲學家,寄身在一隻木桶裡,被市民稱作狗。相同的是,他們都名聲遠揚,是當年希臘世界最有名的兩個人。

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提起第歐根尼,人們仍會想到亞歷山大,則是因為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亞歷山大巡遊某地,遇見正躺著曬太陽的第歐根尼,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紹:「我是大帝亞歷山大。」哲學家依然躺著,也自報家門:「我是狗兒第歐根尼。」大帝肅然起敬,問:「我有什麼可以為先生效勞的嗎?」哲學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擋住我的陽光。」據說亞歷山大事後感歎道:「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就願意做第歐根尼。」

這真是一個可愛的故事,大帝的威嚴和虛心、哲學家的淡泊和驕傲,皆躍然眼前。亞歷山大二十歲登基,征服歐亞成為大帝更晚,推算起來,兩人相遇時,第歐根尼已是垂暮老人了。這位哲學家年輕時的行狀可並不光彩,與淡泊和驕傲才沾不上邊呢。他是辛諾普城邦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在替父親管理銀行時鑄造偽幣,致使父親入獄而死,自己則被逐出了城邦。這是一個把柄,在他成為哲學家後,人們仍不時提起來羞辱他。他倒也坦然承認,反唇相譏說:「那時候的我正和現在的你們一樣,但你們永遠做不到和現在的我一樣。」前半句強詞奪理,後半句卻是真話。他還說了一句真話:「正是因為流放,我才成了一個哲學家。」緊接著又是一句強詞奪理:「他們判我流放,我判他們留在國內。」

離開辛諾普後,第歐根尼是否還到過別的地方,我們不得而知,反正有一天他來到了雅典。正是在這裡,他找到了一個老師,開始了他的哲學之旅。老師名叫安提西尼,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如果說柏拉圖從老師的談話中學到了概念和推理的藝術,把它發展成了一種複雜的觀念哲學;安提西尼則從老師的行為中學到了簡樸生活的原則,把它發展成了一種簡單的人生哲學。對後世來說,這兩種哲學同樣影響深遠。安提西尼身教重於言教,自己節衣縮食,免費招收貧窮學生,怕苦的學生一律被他的手杖打跑。第歐根尼來拜師時,他也舉起了手杖,沒想到這個強脾氣的青年把腦袋迎了上去,喊道:「打吧,打吧,不會有什麼木頭堅硬到能讓我離開你,只要我相信你有以教我。」拜師自然是成功了,老師更沒想到的是,他創立的犬儒主義哲學在這個曾被拒收的學生手上才成了正果。

我們不知道第歐根尼在雅典活動了多久,只知道他的生活後來發生了一個轉折。在一次航行中,他被海盜俘虜,海盜把他送到克里特的奴隸市場上拍賣。拍賣者問他能做什麼,回答是:「治理人。」看見一個穿著精美長袍的科林斯人,他指著說:「把我賣給這個人吧,他需要一個主人。」又朝那人喊道:「過來吧,你必須服從我。」這個名叫塞尼亞得的人當真把他買下,帶回了科林斯。第歐根尼當起了家庭教師和管家,把家務管得井井有條,教出的孩子個個德才兼備,因此受到了全家人的尊敬。他安於這個角色,一些朋友想為他贖身,被他罵為蠢貨。他的道理是,對於像他這樣的人,身份無所謂,即使身為奴隸,心靈仍是自由的。他在這個家庭裡安度晚年,死後由塞尼亞得的兒子安葬。

犬儒派哲學家主張人應該自己決定死亡的時間和地點,第歐根尼是第一個實踐者。據說他是用斗篷裹緊自己,屏息而死的。他太老了,這家人待他太好了,時間和地點都合適。科林斯人在他的墓前豎一根立柱,柱頂是一隻大理石的狗頭。從前驅逐他的辛諾普人也終於明白,與這位哲學家給母邦帶來的榮耀相比,鑄造偽幣的前科實在是小事一樁,便在家鄉為他建造了一座青銅雕像,銘文寫得很慷慨也很準確:「時間甚至可以摧毀青銅,但永遠不能摧毀你的光榮,因為只有你向凡人指明了最簡單的自足生活之道。」

在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中,歸在第歐根尼名下的有哲學著作十四種、悲劇七種,但拉爾修同時指出,第歐根尼也可能沒有留下任何著作。從他那種露宿乞討的生活方式看,後一種說法似乎更可信。事實上,犬儒派哲學家的確不在乎著書立說,更重視實踐一種生活原則。

如同中國的老子,犬儒派哲學家是最早的文明批判者。他們認為,文明把人類引入了歧途,製造出了一種複雜的因而是錯誤的生活方式。人類應該拋棄文明,回歸自然,遵循自然的啟示,過簡單的也就是正確的生活。第歐根尼尤其譴責對金錢的貪慾,視之為萬惡之源。鑒於他曾經鑄造偽幣,我們可以把這看作一種懺悔。彷彿為了找補,他又強調,他最瞧不起那些聲稱蔑視金錢卻又嫉妒富人的人——不知道他是否指當年驅逐他的人。不過,我們或許同意,嫉妒是一塊試金石,最能試出蔑視金錢的真假,嫉妒者的心比誰都更為金錢痛苦。人應該訓練自己達於一種境界,對於物質的快樂真正不動心,甚至從鄙視快樂中得到更大的快樂。蘇格拉底的另一學生亞里斯提卜創立享樂主義,他的理論可概括為:「我役物,而不役於物。」一個人不妨享受物質,同時又做到不被物質支配。安提西尼好像不這麼自信,轉而提倡禁慾主義,他的理論可概括為:「我不役物,以免役於物。」一個人一旦習慣於享受物質,離被物質支配就不遠了。兩人好像都有道理,從世間的實例看,安提西尼更有道理一些。無論如何,財富的獲取、保存、使用都是傷神的事情,太容易破壞心境的寧靜。我們對物質的需求愈少,精神上的自由就愈多。第歐根尼喜歡說:「一無所需是神的特權,所需甚少是類神之人的特權。」

犬儒派哲學家是最早的背包客,從安提西尼開始,他們的裝束就有了定式,都是一件斗篷、一根手杖、一個背袋。安提西尼的斗篷還很破爛,以至於蘇格拉底忍不住說:「我透過你斗篷上的破洞看穿了你的虛榮。」相當一些犬儒派哲學家是素食主義者,並且滴酒不沾,只喝冷水。第歐根尼曾經有居室和僕人,僕人逃跑了,他不去追趕,說:「如果僕人離開第歐根尼可以活,而第歐根尼離開僕人卻不能活,未免太荒謬了。」從此不用僕人。盜賊入室,發現他獨自一人,問:「你死了誰把你抬出去埋葬呢?」他回答:「想要房子的人。」後來他連居室也不要了,住在一隻洗澡用的木桶裡,或者對折斗篷為被褥,席地而睡,四處為家。有一回,看見一個小孩用手捧水喝,他自慚在簡樸上還不如孩子,把水杯從背袋裡拿出來扔了。他在鍛煉吃苦方面頗下功夫,夏天鑽進木桶在燙沙上滾動,冬天光腳在雪地上行走,或者長久抱住積雪的雕像,行為很像苦修士,卻又是一個無神論者。

對這個一心退回自然界的哲學家來說,動物似乎成了簡單生活的楷模。他當真模仿動物,隨地撿取食物,一度還嘗試吃生肉,因為不消化而作罷。他的模仿過了頭,竟至於在光天化日之下交配,在眾目睽睽之下自慰,還無所謂地說:「這和用揉胃來解除飢餓是一回事。」他振振有詞地為自己的傷風敗俗之行辯護:凡大自然規定的事皆不荒謬,凡不荒謬的事在公共場所做也不荒謬。既然食慾可以公開滿足,性慾有何不可?自然的權威大於習俗,他要以本性對抗習俗。他反對的習俗也包括婚姻,在他眼裡,性是最自然的,婚姻卻完全是多餘的。問他何時結婚合適,回答是:「年輕時太早,年老時太晚。」婚姻往往還是「戰爭之後的結盟」,其中有太多的利益計較。他主張通過自由戀愛和嫖妓來解決性的需要,並且身體力行。有人指責他出入骯髒之處,他答:「太陽也光顧臭水溝,但從未被玷污。」如同柏拉圖和斯多亞派的芝諾一樣,共妻是他贊成的唯一婚姻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財產和子女也必然共有,就斷絕了貪婪的根源。

倘若今天我們遇見第歐根尼,一定會把他當作一個乞丐。他一身乞丐打扮,事實上也經常行乞,一開始是因為貧窮,後來是因為他的哲學。他乞討的口氣也像一個哲學家,基本的台詞是:「如果你給過別人施捨,那也給我吧;如果還沒有,那就從我開始吧。」不過,看來乞討並非總是成功的,至少比不上殘疾人,為此他尖刻地評論道:人們在施捨時之所以厚此薄彼,是「因為他們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變成跛子或瞎子,但從未想到會變成哲學家」。

安提西尼經常在一個以犬命名的運動場與人交談,據說犬儒派得名於此。但是,第歐根尼獲得狗的綽號,大約與此無關,毋寧說是因為他自己的舉止。他從地上撿東西吃,當眾解決性慾,太像一條狗了,以至於像柏拉圖這麼文雅的人也稱他是狗。他有時也欣然自稱是狗,但更多的時候憤憤不平。一群男童圍著他,互相叮囑:「當心,別讓他咬著我們。」他尚能克制地說:「不用怕,狗是不吃甜菜根的。」在集市上吃東西,圍觀者喊:「狗!」他就忍不住回罵了:「你們盯著我的食物,你們才是狗!」在一次宴席上,有些人真把他當作狗,不斷把骨頭扔給他,他怒而報復,把一盆湯澆在了他們頭上。對於狗的綽號之來由,他自己給出的最堂皇的解釋是:因為他「對施捨者獻媚,對拒絕者狂吠,對無賴狠咬」。其實他的獻媚常藏著譏諷,而遭他吠和咬的人倒真是不少。

犬儒派哲學家不但放浪形骸,而且口無遮攔,對看不慣的人和事極盡挖苦之能事。這成了他們的鮮明特色,以至於在西語中,「犬儒主義者」(cynic)一詞成了普通名詞,用來指憤世嫉俗者、玩世不恭者、好挖苦人的人。

安提西尼十分蔑視一般人,聽說有許多人在讚揚他,他叫了起來:「老天哪,我到底做了什麼錯事?」第歐根尼更是目中無「人」。他常常大白天點著燈籠,在街上邊走邊吆喝:「我在找人。」有人問他在希臘何處見過好人,他回答:沒有,只在個別地方見過好的兒童。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民眾群情亢奮,他有時也會坐在那裡,但似乎只是為了不錯過罵人的好機會。傳令官宣佈冠軍的名字,說這個人戰勝了所有人,他大聲反駁:「不,他戰勝的只是奴隸,我戰勝的才是人。」回家的路上,好奇者打聽參加運動會的人是否很多,他回答:「很多,但沒有一個可以稱作人。」劇院散場,觀眾擁出來,他往裡擠,人問為什麼,他說:「這是我一生都在練習的事情。」他的確一生都在練習逆遵循習俗的大眾而行,不把他們看作人,如入無人之境。

第歐根尼有一張損人的利嘴,一肚子捉弄人的壞心思。一個好面子的人表示想跟他學哲學,他讓那人手提一條金槍魚,跟在他屁股後面穿越大街小巷,羞得那人終於棄魚而逃。一個狗仗人勢的人帶他參觀豪宅,警告他不得吐痰,他立刻把一口痰吐在那個人臉上,說:「我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痰盂了。」看見一個懶人讓僕人給自己穿鞋,他說:「依我看,什麼時候你失去了雙手,還讓僕人替你擦鼻涕,才算達到了完滿的幸福。」看見一個輕薄青年衣著考究,他說:「如果為了取悅男人,你是傻瓜;如果為了取悅女人,你是騙子。」看見一個妓女的孩子朝人堆裡扔石頭,他說:「小心,別打著了你父親。」這個促狹鬼太愛惹人,有一個青年必定是被他惹怒了,砸壞了他的大桶。不過,更多的雅典人好像還護著他,替他做了一個新桶,把那個青年鞭打了一頓。這也許是因為,在多數場合,他的刻薄是指向大家都討厭的虛榮自負之輩的。他並不亂咬人,他咬得準確而光明正大。有人問他最厭惡被什麼動物咬,他的回答是:讒言者和諂媚者。

第歐根尼的刀子嘴不但伸向普通人,連柏拉圖也不能倖免。柏拉圖是他的老師的同學,比他大二十多歲,可他挖苦起這位師輩來毫不留情,倒是柏拉圖往往讓他幾分。他到柏拉圖家做客,踩著地毯說:「我踩在了柏拉圖的虛榮心上。」有人指出他乞討,柏拉圖不乞討,他借用《奧德修紀》中的句子說:柏拉圖討東西時「深深地埋下頭,以至於無人能夠聽見」。他經常用一種看上去粗俗的方式與柏拉圖辯論。柏拉圖把人定義為雙足無毛動物,他就把一隻雞的羽毛拔光,拎到講座上說:「這就是柏拉圖所說的人。」針對柏拉圖的理念論,他說:「我看得見桌子和杯子,可是柏拉圖呀,我一點也看不見你說的桌子的理念和杯子的理念。」為了反駁愛利亞學派否定運動的觀點,他站起來誇張地到處走動。也許他是故意不按規則出牌,以此解構正在興起的形而上學遊戲。柏拉圖對這個刺兒頭一定頗感無奈,有人請他對第歐根尼其人下一斷語,他回答:「一個發瘋的蘇格拉底。」

幾乎所有希臘哲學家都看不上大眾宗教,犬儒派哲學家也如此。一個奧菲斯教派祭司告訴安提西尼,教徒死後可獲許多好處,他反問:「你為什麼不趕快死呢?」與此相似,有人也以死後可享特權為由勸第歐根尼入教,他回答道:如果俗人只因入教就享幸福,智者只因不入教就倒霉,死後的世界未免太荒唐了。一次海難的倖存者向神廟獻了許多祭品,第歐根尼對此評論道:「如果是遇難者來獻祭的話,祭品就更多了。」看見一個女子跪在神像前祈禱,他對她說:「善良的女人,神是無處不在的,難道你不怕有一個神就站在你背後,看見你的不雅姿勢嗎?」看見一些夫妻在向神獻祭求子,他問道:「可是你們不想求神保佑他成為怎樣的人嗎?」他常說:「看到醫生、哲學家、領航員,我就覺得人是最聰明的動物;看到釋夢師、占卜家和他們的信徒,以及那些誇耀財富的人,我就覺得人是最愚蠢的動物。」在他看來,在宗教之中,除了美德的實踐,其餘都是迷信。人們往往不知道自己應該要什麼,向神所求的都不是真正的好東西。說到底,德行本身就足以保證幸福,我們為善只應該為了善本身的價值,不應該為了邀神的獎賞或怕神的審判。

讓我們回到第歐根尼與亞歷山大相遇的時刻,他對大帝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不要擋住我的陽光。」現在我們可以對這句話做一點也許不算牽強的詮釋了。人在世上真正需要的是什麼?無非是陽光——陽光是一個象徵,代表自然給予人的基本贈禮、自然規定的人的基本需要、合乎自然的簡樸生活。誰擋住了陽光?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也是一個象徵,代表權力、名聲、財富等一切世人所看重而其實並非必需的東西。不要擋住我的陽光——不要讓功利擋住生命,不要讓習俗擋住本性,不要讓非必需擋住必需,這就是犬儒派留給我們的主要的哲學遺訓。

除了簡樸生活原理外,第歐根尼還有兩個偉大發明。一是「世界公民」。有人問他來自何處,他答:「我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Cosmopolite)應該讀作「宇宙公民」,「世界」並不限於人類居住的範圍。在他之前,阿那克薩哥拉已把宇宙稱作自己的祖國,第歐根尼也說「唯一的、真正的國家是宇宙」,因此「萬物都是智慧之人的財產」。另一發明是「言論自由」。有人問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什麼,他的回答便是「言論自由」。在這兩個發明之間也許還有某種聯繫,世界公民當然不會囿於群體利益,而群體利益常是禁止言論自由的主要理由。所以,「不要擋住我的陽光」還可增加一個含義:不要讓政治擋住哲學,不要讓群體利益擋住思想自由。

對於那些想受教育卻不想學哲學的人,安提西尼有一妙比,說他們就好像一個人看上了女主人,卻為了圖省事只向女僕求愛。第歐根尼則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責問道:「既然你不在意活得好不好,為什麼還要活著呢?」哲學何以能使人活得好呢?依據第歐根尼之例,也許可以這樣來理解——哲學能夠使我們安心地躺在土地上曬太陽,享受身體和心靈的自由,而對一切妨礙我們這樣做的東西說:「不要擋住我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