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低聲說：「你說的是違法的。」
「確實是，總統先生，」將軍回答，「但你得想想怎樣才是保護人民的最好方法。局勢很清楚：塔圖姆決定在自己的國內發動一次種族清洗，並攻擊我們。我們的情報顯示他在國內並無支持者。如果我們幹掉他，該國的溫和派領袖內斯塔將會取代他。」
「沒錯，但你說除掉他，暗殺外國領導人可違犯了國際法。」
將軍歎氣說：「但是，總統先生，你得看到你這種選擇有多簡單。一顆子彈，之後由特工善後，就能避免一場大規模的屠殺，以及可能爆發的戰爭。我知道你不希望自己手上染上外國領導人的血，但你想讓對方的人民和我們的人民血流成河嗎？」
道德擁有較法律更高的權威，這是為什麼我們贊成在國家法律明顯不正義或沒有合法的渠道來反抗時，公民有不服從法律的權力。我們可能不同意非洲國民大會對抗種族隔離時將某些行動合理化，但是要求南非向該國黑人提供足夠的法律抗爭機會也是相當可笑的想法。
想像一個人們必須違法才能做正確事情的情境並不難：救人比遵守速度限制更重要；不該為了避免侵入私人領地而放棄追捕危險的罪犯；偷比餓死要強。
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那麼要求總統做的事違犯國際法並不能解決他是否應該做的問題。問題在於情況是否真的嚴重到不訴諸非法行動就不能避免可怕後果的程度？
如果將軍的預估是正確的，那似乎可以將暗殺行動合理化。舉個老套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希特勒未來會做的事，難道不會在他年輕時殺了他嗎？如果不殺他，是否表示你將他的生命看得比大屠殺死亡的600萬條生命以及其他因他發動的戰爭而死亡的無數生命重要？
然而，就像推翻薩達姆政權所顯示的那樣，問題是情報經常出錯。事實是雖然我們事後可能認為當初應該早點兒行動，但我們不可能確定未來會有什麼後果。暗殺可能阻止一場種族清洗與戰爭，但也可能造成更大的動盪，或只是換了人上台繼續屠殺。我們必須尊重預期外後果法則。
但總統可不能輕鬆地聳聳肩說：「事情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政治人物的工作是預估目前與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據此做決定，估算可能錯誤不是不作為的借口。制定政策不是以絕對確定為基礎，而是以可能性為基礎。
所以，這個兩難仍未解決。如果塔圖姆沒有被暗殺，而且他如預料到的繼續走下去，總統「是的，我知道這件事有可能發生，但是我無法確定，所以決定袖手旁觀」這樣的說辭將成為無力的辯白。與此同時，總統也不可能經常僅靠不可靠的情報就無視國際法的存在。在這件事上，總統該如何決定？可以確定的是，這絕對是個非常艱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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