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者都同意，《De Puta Madre》這部電影的藝術性令人驚歎，演員演技一流，對話明快，節奏完美，配樂旋律極為動人，完美地烘托了電影。但批評者認為，這部電影在道德上令人厭惡，它呈現的世界觀是西班牙種族優越的世界觀，將苛刻對待老人視為必要的世界觀，也是認定無子女的婦女應該被強姦的世界觀。
在這個問題上，人們評價不一。對一些人來說，這部電影低俗的道德觀破壞了自身本來很高的藝術地位；對另一些人來說，媒介與信息應該被區別開。這既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藝術作品，也是道德上的恥辱。我們可以因為前者讚美它，也可以因為後者厭惡它。
這場討論並非只是一場理論上的論戰，因為電影傳達的信息讓人極度厭惡，很可能因此被禁，除非它能證明它的藝術成就高到足以不需要被審查。導演警告說禁播對自由藝術表達來說將是一場災難。他說的對嗎？
這場想像中的爭議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也許要算萊妮·裡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一部關於納粹紐倫堡大集會的紀錄片）和《奧林匹亞》（一部1936年拍攝的慕尼黑奧運紀錄片，片中強化了對亞利安人種族優越性神話的宣傳）。迄今人們仍強烈否定這兩部片子有任何可取之處。對某些人來說，裡芬斯塔爾是一位傑出的電影製片人，她將才華服務於邪惡。對其他人來說，她的電影具有藝術性，但是在道德上是失敗的。
奧斯卡·王爾德在這場大辯論中表達了自己極端的立場。他寫道：「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的書，只有寫得好與寫得不好的書。」王爾德認為藝術獨立於道德之外，因此，將倫理標準套在藝術裡就是個錯誤。
大部分人沒有這麼極端。然而，許多人還是認為可以將美學與倫理判斷區分開，只就美學而非倫理觀點來欣賞作品。
然而，即使大家都同意這一點，也無法終止辯論。主張倫理與美學應該分開是一回事，說因此我們可以將道德判斷放在一邊又是另一回事。認為《De Puta Madre》在藝術上極有成就卻在道德上非常糟糕，認為道德要求應凌駕於藝術要求之上，這兩種看法其實是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雖然承認某部電影極具藝術性，但可能還是要禁播。
相對於王爾德的立場，另一個極端是認為藝術與道德必須緊密結合的觀點。濟慈寫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如果是這樣，任何扭曲現實的繪畫作品都會是美學與創意的失敗。認為某個藝術作品道德低劣卻又極具藝術性，完全是矛盾的。至於那些欣賞《De Puta Madre》的人，就更是大錯特錯。
顯然，明智的人都會強烈反對基本教義派的極端路線，但是這些人容易因絕望而遁入「什麼都可以」的相對主義中。然而在這個例子中，這一選擇也無濟於事。反對禁播《De Puta Madre》那些人不可能認為支持禁播的人的意見跟他一樣正確，因為這麼做等於要求自己承認不合理的做法（也就是禁播這部電影）最後還是合理的。同理，認為反對禁播具有合理性的人，一定也會反對審查制度。
如果兩邊都有一定的道理，這種道理一定有共同的基礎。不過，要找到這個共同點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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